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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号的由来：居天地之中，谓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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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号的由来：居天地之中，谓之中国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知道自己的国家称“中国”，自己是“中国人”。然而，在历史上，从夏、商、周直到大元、大明、大清，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中国”。换言之，先秦时代即已存在的“中国”一词，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并以“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以前，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那么，历史上的“中国”是什么含义？“中国”是怎样成为一个纵贯古今、涵括全域的名号的？又是怎样由名号成为国号的简称的？“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如此等等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考证，予以梳理。

第一节　释“中”释“国”

《说文解字》:“中，内也，从□│，下上通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在殷商甲骨文与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

殷商甲骨文与商、周金文的“中”字

对此，于省吾指出：

由中间之中，又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说文解字》释中为内，又释内为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发挥之：“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段说甚是。盖中，“中央四方之中也”，“中有定名而无定位”，“随地而各不同”，即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乃对外而言，乃别偏而言。然则中的含义，又不独仅此，在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所谓“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所以古人视中尤重。就为政而言，要“允执其中”，“用其中于民”；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以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古人论道，也以中为归旨：“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以此，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

中既具备了上述的美义，于是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夏丏尊《误用的并存与折中》略说：

鲁迅《无声的中国》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这似乎可以称为“行为中国”吧，它使得中国人的行为，整体而言，不同于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冷静老成、德国人的准确高效严肃、美国人的自由开放幼稚、日本人的善采异邦与实用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人的典型行为，凝聚在一个意蕴丰富而且深刻的“中”字之上，这个“中”，就是中庸、折中、并存，和平而不激烈、调和而不偏颇，不过激、不不及。这样的“中国人”，真与“中国”之“中”协调合一！

然则国字又作何解？《说文解字》:“國，邦也，从□，从或。”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國，邦也，从□或声。□其疆境也，或亦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邦、國互训，……古或、國同用。”又《说文解字》:“或，邦也，从□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或、國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國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而为國。……（或）从土，是为后起之俗字（即域）。”按殷商甲骨文中没有或、國二字。周金文國字早期作或，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孳乳为國者，盖加□以为國界，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

中与國两字连在一起，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中國。那么，中國名号出现于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联系着一次偶然的惊世大发现……

第二节　发现“中或”与中国名号的起源

1963年8月，一个雨后的上午，在陕西省宝鸡县贾村，因为饥荒从宁夏固原回到老家宝鸡的村民陈堆，在租住的东隔壁陈乖善家的后院，看见院子后面雨后坍塌的土崖上闪着亮光，好奇之中，就拿了块木板当梯子，和妻子张桂芳一起爬到亮光处，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就刨出了个铜器。第二年，陈堆夫妇返回张桂芳的老家固原，临走时将铜器交给哥哥陈湖保管。

1965年，因为生活困难，陈湖背着铜器到宝鸡，把铜器卖给了废品收购站，用换得的30元钱买了一斗高粱。也是在1965年，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放在市区的玉泉废品收购站，看到了这件铜器，感觉应该比较珍贵，便向馆长吴增昆汇报。吴增昆随即让保管部主任王永光前往查看，王永光也断定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30元将这件铜器买回博物馆。经过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高约39厘米，口径28.6厘米，重约14.6公斤。

至1975年，国家文物局调集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览，这件失而复得的铜器，因为造型凝重雄奇、纹饰精美严谨而被选中，送到了北京。当时负责展览筹备工作的上海博物馆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在清除这件铜尊的蚀锈时，在其内胆的底部，发现了一篇计12行、122字的铭文，内容涉及了周初的两件大事，即武王灭商与武王、成王相继营造雒邑。因为作器的贵族名何，马承源就将这件铜器命名为“何尊”，并赞誉何尊堪称“镇国之宝”。

为何何尊堪称“镇国之宝”呢？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在这件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038年）的何尊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相关的一段铭文是这样的：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初迁居于成周。先是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又《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指武王。本诸上述，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名号已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当是可以肯定的。

商而称中商、商方者，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如羌方、鬼方、苦方、人方等）而言。方即国，《诗·大雅·皇矣》“维彼四国”，东汉郑玄《笺》:“四国，四方也。”方既是国，则中商、商方也可称作中商国。

商而称大邑商者，则是相对于四土以及四方而言。甲骨文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是说占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此外，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屡见，四方指四方远处的方国。而所谓四土、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

又商既可称中商国，则去掉商字，正是中国；换言之，由“中商”而“中国”，是以“国”替换“商”，即以普通名词替换专有名词。胡厚宣因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田倩君也指出：邑既训国，则大邑商就是称谓中国之义，“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

总之，“中国”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商代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却也形成了中商、商方、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认为“中国”名号始于商代，也不为过分。

第三节　地域概念的中国及其地域范围的扩大

“中国”名号自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期出现以来，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以前，在这大概800多年的先秦时代里，依据当时人及后来人的说法，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

其一，指京师。《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和京师互称，正表明其含义相同，以此西汉毛亨《传》解释道：“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唐孔颖达《正义》:“中国之文与四方相对，故知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夏。”又《史记·五帝本纪》:“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按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它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居之城。如此，则中国指京师，盖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对四土的观念。

其二，指国中、国都。《春秋谷梁传·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晋范宁《注》:“中国犹国中也。”按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城圈以内为国中，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这一概念，西周时已然存在；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所以到了春秋时期，当列国强大起来后，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看待境内的属邑时，遂以中国自居。如《国语·吴语》:“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三国吴韦昭注：“中国，国都。”这种以中国为国都的习称，一直延续到战国。《孟子·公孙丑》:“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当时齐国的学者都集中在稷门之外，孟轲和他们意见不合，所以齐宣王打算请他住在国中。

以中国指国中、国都，较之以中国指京师，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即从为周天子专用，扩展到为诸侯共享，而所指称的范围仍以城圈为限。

其三，指王畿。《周礼·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东汉郑玄《注》:“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郑氏以中国为乡里，而乡里实等于近畿，属王畿以内之地。又《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晋）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是周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

周的郊甸既可称中国，则承此例，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

其四，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又说：“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这是作者借周文王历数商王罪恶，使中国以至远方各族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又《诗·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诗中的中国也显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

春秋时，列国逐渐强大，形势有了变化，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把阳樊之地赐给晋文公，当地居民却不肯附晋，文公出兵攻取，仓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阳樊是周的属邑，其居民是周天子的亲姻，所以自称为中国。

其五，指诸夏国家。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周国既可称中国，分封的诸侯列国——诸夏也不甘居后，况且诸夏国家的利害相对于四夷来说，与周大体一致，于是中国也可用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与诸夏之义相当。又《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三国魏何晏《集解》:“诸夏，中国也。”

当中国的含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遂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上面已说过，列国初封时尚是一些城邦国家；以后，按照“诸侯立家”的原则，以扩建都邑的办法，又分封了许多贵族之家。于是本来是距离遥远的许多城邦，逐渐扩大为境界相接并拥有大片领土的国家。不过各国间的疆界还不很固定，边界上的城邑时常成为争夺的对象；而随着国与国之间“隙地”（无人区）的越来越少，列国疆域终于连成一片，换言之，即一个一个的“中国”并为一体，如此，中国终于扩展为列国全境的称号。

其六，指地处中原之国。诸夏国家相对于四夷都统称中国了，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因此在习惯上，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那些位置近（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文化高的诸夏国家，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外围的位置远、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以战国时为例，《孟子·梁惠王》说齐宣王曾经“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又《孟子·滕文公》:“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都是指中原国家。再如《战国策·秦策》范雎说秦昭王：“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韩非子·存韩》:“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是韩、魏在当时均被视为中国。又《战国策·秦策》公孙衍谓义渠君：“中国为有事于秦。……居无几何，五国伐秦。”五国谓齐、宋、韩、赵、魏，这五国也被认为中国。

但是，位置之远近、文化之高低并不是绝对的，以此，此义的“中国”所涵盖的国家也不会凝固。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尝论春秋之世，“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至于吴、越、楚、秦、燕等国，皆为蛮戎。如吴、越，《尸子·广泽》:“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殉，中国闻而诽之。”《史记·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

《韩非子·孤愤》:“夫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又楚，《史记·楚世家》记其国君熊渠曰：“吾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年楚武王也公开说：“我，蛮夷也。”《汉书·五行志》云：“中国齐、晋，南夷吴、楚为强。”唐颜师古注：“中国则齐、晋为强，南夷吴、楚为强。”秦，本来奄有西周旧畿，但因受“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所以亦非中国。《史记·秦本纪》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再有燕，虽为召公奭之后，却以离中原稍远，与鲜虞山戎比邻，而自认蛮夷。据《战国策·燕策》，当张仪为秦破合纵说燕王时，燕王即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求正，谋不足以决事。”

值得注意的是，此本非中国的吴、越、楚、秦、燕，随着疆域的扩大或文化的进步，也逐渐得忝或一时得忝中国之名号。在春秋先后成为霸主的诸侯中，就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霸主之国作为诸夏的重心，“尊王攘夷”的主角，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其进入中国的行列。到战国后期，魏、赵、韩、齐、秦、楚、燕七雄，事实上就都被视为中国了。

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它与上述的中国“指诸夏国家”含义近同；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

总括来看，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积有六义。推此六义的演变，则开始发生的时间，大体一义比一义晚；所指称的对象与地域范围，也基本上后者比前者为多为广。然而比较言之，第五、第六两义发生的时间既晚，沿用的时间也较久，涵盖面则最大。在此两义的中国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

然而进一步推求，地域概念的中国，其名则一，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再变而至于五、六变？而且每一变基本都是指称对象的增多而不是减少、指称地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思之，当因“中国”文化上为一美名，“中国”代表着一种文化标准。

第四节　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的伟大

中字具有诸多美义，上文已述；而由中字之美义，又使中国成为一美名。《韩非子·初见秦》:“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赵居邯郸，燕之南，齐之西，魏之北，韩之东，故曰中央。”盖训中国为中央之国，其名已美；更求之，则中国之为美名者，尚不仅此。如《战国策·赵策》记公子成劝谏赵雍（赵武灵王）莫行胡服骑射，即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

是中国之为中国者，其人则聪明睿智，其用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即不得在中国之列。要之，“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为远方所仰慕，为蛮夷所心仪。这就是文化概念的中国。

文化概念的中国，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化上达此标准者，即为中国；反之则为蛮夷。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增多。文化的中国意义之伟大，正在于此！

文化的中国之地域范围的不断放大，又有个过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

按洪氏所云，即大体以文化立说。吴、越、楚、秦、燕等国，春秋以至战国之世，大体已中国化；而老牌的中国如鲁、齐、晋、宋、蔡、陈诸国，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国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如鲁号称旧邦，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是鲁，周初分封时尚未完全中国化，其他可想而知。

西周以后，鲁、齐、晋、宋、陈、蔡、卫、曹等国，或以宗周之懿亲，或以前代之华阀，其为中国，已无疑义，然而细揆其境内，蛮夷戎狄之非中国者，如洪迈所言，却也纵横参互于其间。《史记·匈奴列传》:“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又《后汉书·西羌传》:“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中国”内部尚且如此，“中国”以外的四夷就更多，更加交错复杂，如戎、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夷分布在江淮至沿海地域，楚的南部则有群蛮和百濮。

上述“中国”内部的蛮夷戎狄与“中国”四周的蛮夷戎狄，自春秋时代起，迄于秦汉统一前，则大体已中国化者居多，所谓文化的“中国的初步的型成”，即在这一时期；而这一成果的达成，又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民族同化。春秋时代，同化蛮夷彰彰可考者，如“齐之经营山戎，则山东、河北之境固。……晋之经营陆浑、姜戎、东山、骊戎，则山西之土定。……楚之经营百濮、南蛮、滇池，江汉之间、黔滇之域，举而入诸中国。”及战国时代，诸侯内竞，则赓续春秋以来遗绪，杂居于内地的蛮夷戎狄各部族，遂为诸夏国家所同化；诸侯外拓，则“东北有燕之拓土，东北、河北已固矣。北有赵之拓土，河北已定矣。南有楚之拓土，湖广滇黔已启矣。西有秦之拓土，甘陇巴蜀已平矣”。于是居于诸夏之外的蛮夷戎狄各部族又被统一、被融合，或退处更远的边陲，于是在一个连成一体的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中国化了：秦固中国之一分子，而六国自为中国，《史记·张仪列传》:“中国无事。”唐司马贞《索隐》:“谓山东诸侯齐、魏之大国等。”又唐张守节《正义》:“中国，谓关东六国。无事，不共攻秦。”既七国共为中国，则秦统一后，中国之范围更加恢廓。

其二，观念转变。唐韩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又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华夷辨》指出：“《禹贡》划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又1907年杨度所撰《金铁主义说》指出：“《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据知中国、蛮夷之分，不在族类，不在地域，而在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以文化成！中国者，文化之中国！若没有中国文化，在其后2000多年里，又何以能混杂融汇数千百人种，而保持中国如故？而地域的中国渐趋扩大？而政治的中国愈益巩固？

第五节　秦汉及其以后中国概念的流变

秦朝统一至今，已经2200多年过去了。在这2200多年的时间里，无论皇朝怎样更迭、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作为我国通用的名号以至国号的简称，都一直在使用着。而就“中国”的含义来说，则较之先秦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则文化意义加强，二则地域范围扩大，三则作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国”逐渐走向定型。

（1）文化意义的进一步加强

《汉书·五行志》:“刘歆曰：昼象中国，夜象夷狄”；扬雄《法言·问道》:“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史记·司马相如传》:“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溥，物靡不得其所”；又《盐铁论·轻重》:“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按照汉人的这些说法，则中国象征着光明，为至高无上、雍容华贵之域。

两汉以后，中国雍容华贵之程度愈增，故或谓中国为才智人士所荟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建安十九年：

是中国“人才”不能外流，以利羌、胡。又《魏书·广陵王传》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自平城迁都洛阳云：

北魏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也盛赞中国之繁荣：

浸至南北朝末年，文中子（王通）《中说·述史》遂谓：

而过此以往，以中国之盛夸示于四夷外邦者，史不绝书，兹举隋炀帝两例以见一斑。《隋书·裴矩传》:

如此场面，使“帝见而大悦”。又《资治通鉴·隋纪五》大业六年：

呜呼！炫耀国力、粉饰盛世乃至于此。而如隋炀帝者，汉武帝、大明成祖、慈禧太后，中国历史上正不知有几人！何以如此呢？既为中国，则是人间最富庶、最文明的天堂。本来，在中国文人的观念里，“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中国之所以居天地之中，乃因有“礼乐教化”，四夷之所以居天地之偏，乃因无“礼乐教化”，中国、四夷之“限”在此。而在中国至尊的真龙天子的眼中，一切外邦也就成了蛮夷戎狄，照例是贫穷、落后、野蛮的地方。中国的文化概念流变至此，其间弊端，自不容讳。

然而另一方面，文化的中国对于周边民族与国家的吸引力又是巨大的，这奠定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思想基础。如北宋晁说之《嵩山集》卷二记契丹主耶律洪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载宋人富弼之语也称：

此辽国契丹民族之深慕中国。又《宋史·陈亮传》:

是金人已中国化。其后蒙古混于中国，《明经世文编》卷七三载明丘浚《内夏外夷之限》云：

至于清朝，满洲统治者也不自外于中国。爱新觉罗·胤禛（雍正皇帝）尝谓：就民族言，“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同是中国人，不能因籍贯（民族）的不同，而“妄生此疆彼界之私”，而“妄判中外”；就疆域言，则“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此皆天时人事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者。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而类似上述的这种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盖与中国文化概念之宽泛、中国文化意义之伟大密切相关。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而中国地域也由仄小而广大！

（2）地域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秦汉以还，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所指仍然不一：或指京师，或指中原，或指内地，又或指全国；还或指汉族建立的国家或皇朝法统。兹分别讨论如下。

中国指京师。《汉书·韩安国传》:“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壹言泣数行而下。”唐颜师古注：“中，关中也。一说谓京师为中，犹言中国也。”又《汉书·扬雄传》:“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阳。娄敬委辂脱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举中国徙之长安，适也。”颜师古注：“中国谓京师。”

中国指中原地区。其例甚多，《史记·东越列传》:“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众来处江淮之间。”又《史记·南越尉佗列传》:“闻陈胜等作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东汉建安中王粲诗：“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三处的中国，含义与中原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曰：“诸葛亮始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有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所谓中国，都指立国于黄河中下游的曹魏。《晋书·五行志》:“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中国指篡魏而立的司马晋。又《晋书·周勰传》:“时中国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年谱》:“十国皆非中国有也。”“中国”亦与中原不殊。

中国指内地。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其绅士在彼者，俱照中国，一例优免。”又清陈鼎《滇游记》云南省：“楚雄、姚安、开化三郡，……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国。”

按以中国指称内地或中原，盖为区别于边疆及其他地区。不过边疆及其他地区也是相对的概念。如西汉时，今湖南、江西都已设郡置县，纳入朝廷的直接统治之下，却未被承认为中国；到了明朝，湖南、江西可以称中国了，更边远偏僻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却还是非中国。有些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提高，自认为可以跻身于中国，对周围地区更是以中国自居，但在老牌的中国看来，仍被视为非中国。如西汉时，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非汉民族早以中国自居，但在关中人和关东人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

在自称中国的内地或中原地区看来，边疆及其他地区大体是蛮夷戎狄所居的地方或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域；然而经济文化发展了，蛮夷戎狄中国化了，也就可以自称中国或被视为中国。如此，则秦汉以后的中国，无论以地域言，还是以文化言，其引申义之一，乃是区别于蛮夷而言。

以中国区别于蛮夷，与先秦无殊，而秦汉以还，“要当以汉人为最”。《史记·武帝本纪》:“天下名山八，三在蛮夷，五在中国”；《白虎通德论·王者不臣》:“夷狄者，与中国绝域异俗，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又《白虎通德论·礼乐》:“先王推行道德，和调阴阳，覆被夷狄，故夷狄安乐，来朝中国。”

然则何谓蛮夷？《礼记·王制》释之甚明：

由此，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关键还是文化，即夷狄“饮食衣服，不与华同”，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而“戎夷无此”。

按汉世所谓蛮夷，南越则今两广，闽越则今福建，东瓯则今浙江，西南夷则今川、黔、滇，匈奴则当今内外蒙古，羌则当今甘、青、藏，西域诸国则当今新疆及其以西。以此，别于蛮夷而称之中国，其范围之仄小可知。而自西汉武帝以后，历朝历代，蛮夷戎狄中国化者，或换言之，化蛮夷为中国者，史籍所载，又比比皆是，陈登原尝综言之曰：

但是，章炳麟《中华民国解》准此又说：

对此，陈登原驳云：“夫国疆之成，端赖人力，章氏安得而有此论乎？”况且按历史之事实，秦汉以还之中国，也时时指称全国，即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如汉初，陆贾出使南越，言于自立岭南的南越武王赵陀曰：

又《史记·天官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唐骆宾王诗：“河山通中国，山途限外区。”唐韩愈《论佛骨表》:“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此义的中国，盖为区别于间接统治的地区及统治范围之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自然有蛮夷戎狄；然而直接统治的地区，又何尝没有蛮夷戎狄呢？

本来，在先秦时，中国就或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而由此引申，秦汉以还，凡是天子（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都可以称为中国。在这一义中，中国的地域范围虽然不断变化，但却表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即指称地域的逐步扩大。

秦汉统一后，随着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中国的地理内涵大大地扩展了。《史记·秦始皇本纪》叙述秦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就是说，秦朝的辽阔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东北向至辽河下游流域及朝鲜西北部一隅之地，南至今越南东北一角和两广，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海——均已归入“中国”；而这一“中国”范围，既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皇朝疆域的主体，也成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之发展的根基。

在秦时中国即秦朝的直辖领地之外，东北有肃慎、夫余、高句丽、东胡，阴山以北为匈奴，河西走廊及其以西地区有月氏、乌孙及绿洲上的城郭诸国，又青藏高原及云贵高原的西部分布着一些羌人部族。

西汉时代尤其是武帝时期，中国的地域范围较秦又有拓殖：南、北略同于秦而或稍有扩展，东面扩展到今朝鲜中部，西有河西及广大的西域，又西南达四川西南及云贵等省，南有越南的中北部——这一直接统治区，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在这一统治区的外围，则活动着匈奴、丁令、鲜卑、乌桓、夫余、肃慎、沃沮、哀牢及羌等民族、部族。

由秦、西汉以政治统治为基础的中国地域范围的演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中国的地域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大；一般来说，一个中原皇朝（或称中央皇朝，详后）建立了，它的直接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间接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蛮、夷、戎、狄，就不是中国。延至清朝，当1759年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以后，西达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东到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届南沙群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都置于大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辖之下，地域概念的中国，于是第一次与政治概念的中国（详后）合而为一，“中国”和和“中原皇朝”两个概念指称的地域范围，也从此吻合一致。

与文化概念的中国相联系，地域概念的中国还有一解，即经常被用来指称汉族建立的国家或皇朝法统。把汉族（由华夏族融合发展而成）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国，始于汉朝而以后一直沿用，这无需多说。然而问题在于：历史上非汉族建立的国家也往往自称中国，尤其在分裂时期更是如此，有时还与同期存在的汉族国家争夺中国名号，至少也要平分秋色：

比如，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初建国号为汉，自称汉王，“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另一匈奴人刘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继承夏朝法统的中国皇帝自居。又如羯人石勒、氐人苻坚，都因拥有长安、洛阳两京，而自居“中国皇帝”，反指东晋为“司马家儿”、“吴人”。

又如，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和东晋一样，自认是真正的中国，贬斥北朝为索虏，而北朝政权以占据着传统的中国地区——中原，遂以中国正朔自居，反骂南朝为岛夷。这场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以解决。隋朝继承了北朝的法统，自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传统，更何况南朝也已归入自己的版图，于是给了双方平等的地位：都被视为中国。

再如，宋、辽、夏（西夏）、金对峙时期，大家平分秋色，同为中国，较之南北朝时期的互相排斥，无疑进了一步：契丹的辽、女真的金是北朝，汉族的宋是南朝，党项的夏是西朝。辽朝从耶律阿保机到耶律德光，将“中国帝王名数”尽袭用之，以示自己是中国之君。金朝从章宗开始，致祭三皇、五帝、四王及夏、商、周、汉、唐十七君。夏也以中国正统自居，但并不排斥其他政权之为中国。及至大元建立，开修宋、辽、金三史，便符合历史实际地各与正统，各系年号。

按非汉民族政权自称中国者，起初多以占有传统的中国地区即中原为由；离开了中原的汉族政权并不放弃中国名号者，既以中国的合法继承者自居，也缘于从文化上讲，具有称中国的资格。而随着非汉民族政权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则不仅从地域上，也从文化上，都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者，又不是哪一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今天是如此，历史上本也如此。换言之，则历史上的中国，无论是地域的中国还是文化的中国，都不仅包括以汉族为主所建立的中原皇朝，也包括了汉族以外的非汉民族建立的中原皇朝。

然则中原皇朝的概念，也是模糊而多变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今天的中国，汉族和50多个少数民族和衷共济；历史上的中国，就民族成员而论，也是如此。在这众多的民族中，汉族建立的皇朝习称中原皇朝；汉族建立的统一范围较大、统一程度较高的皇朝又习称中央皇朝。非汉民族建立的皇朝，如果汉化程度较高，或主要建立在传统的汉族地区，或所统治的主要是汉人，传统史学也称之为中原皇朝；而若统一范围和统一程度也较大较高，则也得称为中央皇朝。以此，前秦、北魏与东晋、南朝，虽都自称中国而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其实都是南北分立的中原皇朝；辽与北宋、金与南宋，也都是中原皇朝。即便如西夏，因为立国于传统的汉族地区，文化、制度也都仿汉，也可以看作是中原皇朝。而秦、汉的匈奴，唐时的吐蕃、突厥，明时的鞑靼、瓦剌一类，即不算中原皇朝，当然更谈不上是中央皇朝，他们只是各该时期的边疆民族所建立的边区政权或国家，既不被该时期地域的中国所涵盖，也不包括在该时期文化的中国以内；然而，他们却属于现代更新了的政治概念的中国之一分子。

（3）政治概念的中国及其含义的现代更新

所谓政治概念的中国，即作为国家代名词使用的中国。它不同于文化的中国之模糊，也不同于地域的中国之多变，政治的中国，无论是空间抑或时间，指称都相当明确。

政治概念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话，似乎可从明朝后期算起。翻检《明史》，大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往往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苏禄等国并称。又大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沙俄订立《尼布楚界约》，这是中国与外国确定边界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法律水准的条约，这个条约订约的中方是清廷，但使用的国名是中国；中国首席代表索额图的全衔即是“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这表明索额图是中国皇帝（即大清皇帝）的钦差，行使的是中国（即大清国）的主权。至于明清时代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直称中国，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使用逐渐普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但是人们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各种含义时常混用，甚至自相矛盾。像魏源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在他的《圣武记》中，中国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的领土，与现代的概念已经一致；有时却只指传统的范围，即内地十八省（直隶、江苏、安徽、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而不包括蒙古、青藏、新疆、东北和台湾。17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和新疆（中国突厥）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看得非常严重，认为是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其实大多数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

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中国的地域范围即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清朝的正式国号仍是“大清”。清朝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之所以乐于接受中国一词，那是一种传统心态在起作用，即沉醉于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也未尝不是对鸦片战争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清对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使用的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所伴随的是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什么尊崇的意思；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即将之当成一种褒称，一种尊号，于是“中国”成了一种可悲的精神慰藉。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首次成为“中华民国”国号的正式简称，“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

据上，由大明、大清而中华民国，政治概念的中国由习惯而逐渐走向定型。又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经过历久的讨论乃至争论，我们理解的政治概念的中国，其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

现代学者认为：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朝（皇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画等号。把中原王朝（皇朝）或中央王朝（皇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吗？显然不妥当。100多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清朝的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已被攫取。今天的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18世纪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建立之初的疆域，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形势。以政治为标准，则历史上的中国，正如谭其骧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所指出的：

具体来讲，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这一范围是传统时代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

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疆域来确定“历史中国”的范围，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地域的中国的多变，文化的中国的模糊，或者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按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走向历史舞台，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基础上，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现代民族和现代主权国家，确立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关系准则。近百年来，亚、非、拉地区许多原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在其原有的、即资本帝国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历史疆域内恢复了独立。

根据以上这些原则和国际惯例，则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范围，理所当然地就是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

谭其骧

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多民族的、具备完整主权的国家；它有着明确的疆域范围（比如早在1689年即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界约》）。这一疆域范围，又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1991年，谭其骧师《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就此讨论道：

据此，谭其骧先生作出结论：“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

总之，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所理解的如上所述的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传统时代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中国含义的升华，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