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典老黄历吉日查询(汉典老黄历)

挖贝网9月28日，汉典生物（870405）近日发布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7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3.740000元。

本次权益分派基准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为28,242,945.78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8,444,548.50元，本次权益分派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001,800.00元。

公司披露2023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42,708.61元，同比增长6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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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