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研究会(周易研究)

编者按：“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海内外瞩目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有传。经文部分的释文已在1984年公布[1]，传文部分(即帛书《易传》)也已经陆续发表。1992年，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书中刊出了帛书《周易》经文与传文中《系辞》的照片和释文[2]。1993 年，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又有经过重订的传文《系辞》的释文，以及《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释文[3]。《缪和》《昭力》两篇释文则见《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

帛书《周易》的发现，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对当前盛行的《周易》研究关系甚大。自经文释文公开后，不少学者有所论述，专著便出版了好几种[4]。传文《系辞》等发表以来，又出现大量论文。尽管有关材料还没有全部发表，在整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涉及帛书《周易》全体的若干关键性的疑难，今天是可以进行讨论了。

一

首先是帛书《周易》的内容结构问题。

对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是伴随整理考释过程的进展不断深入的。回想最早介绍这项帛书的文章，如1974年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5]，只讲到《周易》经文卷后有佚书，列举了原有篇题，未及详述。后来的各种论作，在这方面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 1984 年发表的于豪亮《帛书<周易>》的见解[6]。其观点我也长期引用过。

于文把帛书《周易》划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所称《六十四卦》，即经文;第二部分是《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分为五篇，前二篇是现在我们说的《二三子问》，后三篇是《要》《缪和》和《昭力》；第三部分是《系辞》，分上下两篇。这就是说，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除经文外，有传文五种七篇。

1992 年出版的韩仲民《帛易说略》收有《帛<易>概述》，对帛书《周易》的构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帛书确是两件，第一件帛书是《六十四卦》和《二三子问》，但后者只是一篇;第二件帛书是《系辞》与卷后几篇佚书，包括以“子曰易之义”开始的一篇，即现在我们说的《易之义》，然后是《要》《缪和》《昭力》。这样，帛书《周易》除经文外有传文六种六篇。

同年印行的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所附《综述》提出了第三种意见。根据其中描写，帛书《周易》只是一件，在经文后面的传文为《二三子问》《系辞》《子曰》(即我们说的《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一共六种六篇。

这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其差异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点：

第一，帛书的拼接。帛书《周易》揭开后相当破碎，经过细心缀合，可看出有三大块。第一大块是经文和紧接的《二三子问》，第二大块是《系辞》与《易之义》，第三大块是《要》《缪和》及《昭力》。于说以第一大块同第三大块连接，韩说以第二大块与第三大块连接，最后一说则将第一、二、三三大块依次连接在一起。

《马王堆帛书专号》所载廖名春《帛书<易之义>简说》指出，第二大块《易之义》最后一行“有残缺，但仍可看出下行有墨丁标志，说明紧接它的是帛书《要》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墨丁是篇首的记号，而传文各篇只有《要》未见篇首，这证明第二大块肯定是同第三大块连接的。

韩书正确地指出，在第二大块开头，《系辞》“正文前面有一行相当于‘赘简’的空白”。帛书《周易》各篇之间没有留设空白的，所以这里只能是一件帛书的起首，第一大块和第二大块是不好连接的。

第二，《二三子问》的篇数。在经文之后，第一大块还有文字36行。在其第16行的下端，“故曰‘夕沂(惕)若厉无咎’”句尾，留有三个字位置的空白，这很像是一篇的终了，所以于文认为此处有传文两篇。

不过，第17行的上端有缺损，不能知道本来有没有墨丁记号。同时，第16行以前一段和第17行以后一段，所论都是《乾》《坤》二卦，文意通贯。韩书以为此处传文只是一篇当即出于此故。

按先秦到汉初的书籍，常有篇分上下的情形。例如《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君臣上》《君臣下》《心术上》《心术下》，今传本《系辞》也分为上下，都是内容衔接而分作两篇，每篇字数也不很多。《二三子问》第16行之末既有空白，看来仍以在此划分上下为好。

第三，《易之义》的命名。于文认为帛书有《系辞》上下两篇，是把现在叫做《易之义》的一篇传文作为《系辞》下篇。韩书则提出此篇“顶端也涂有长方形墨钉，以‘子曰易之义’开始，显系另一篇易说佚书。佚书与《系辞》的编篡体例有所不同”[7]。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称此篇为《易之义》[8]，系取其首句中语，是妥当的。关于此篇与帛书前面的《系辞》以及今传本《系辞》的关系，下文还要讨论。

据上所述，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可称作上下卷：

上卷 经文

《二三子问》上下篇

下卷 《系辞》

《易之义》

《要》

《缪和》

《昭力》

帛书《周易》上下卷不仅系同一书手所写，内容也是密切联系的。比如很多论作已经指出，帛书经文的卦序与《易之义》第15行“天地定位”一段一致。同时，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传文并非作于一时一手。这在各篇辞语和体例上都有好多证据，如《二三子问》述及孔子时称“孔子”，《系辞》和《易之义》称“子”，《要》则称之为“夫子”。还有六十四卦之名各篇多用通假字，又各有差异，例如《讼》卦，帛书经文作“讼”，《易之义》作“容”;《姤》卦，经文作“狗”，《易之义》作“坸”;《艮》卦，经文作“根”，而《易之义》作“谨”。这种种，都说明其来源不一。

虽然如此，帛书《周易》经传的编排还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经文在最前面，随后《二三子问》到《要》均系孔子说《易》之语。《二三子问》分说经文，列于传文诸篇之首。《系辞》《易之义》通论大义，排在其次。《要》篇于论说外又有记事，续于后面。最后的《缪和》《昭力》，乃是传《易》经师的言论。因此，帛书《周易》是一部有自己体系的完整书籍。

二

由于帛书的年代很早，大家自然希望能从中了解今传本《周易》经传的形成过程。拙著《周易经传溯源》已经论证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9]。帛书传文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今传本十翼中能与帛书比较的，只有《系辞》和《说卦》的前三章。我曾对帛书传文中的《系辞》作过初步分析，指出帛书虽有不少优点但也有许多脱文、衍文及讹误之处[10]。当时《易之义》《要》等尚未发表，不能详细讨论。下面就以今传本《系辞》为主对帛书试做进一步的考察。

今传本《系辞》分上下两篇，按照《十三经注疏》本的《周易正义》，上篇共12章，下篇共9章。帛书传文中的《系辞》，始于今传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传本下篇的末章，看来已经首尾完具。因此，很容易推想今传本《系辞》是在帛书《系辞》的基础上，采取帛书其他传文的内容，扩大而形成的，然而细心观察，情况并非如此。

先看今传本《系辞》上篇，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绝大部分都见于帛书《系辞》，章的次第也没有颠倒错乱。不同的地方，只是个别通假、异文。唯一重大的出入，是帛书《系辞》没有今传本的第八章，即“大衍之数五十”章。

“大衍之数五十”一章，从内容和文笔看都不能是晚出的它和下面帛书也有的第十章有着不可分的联系，我们过去已论证过了[11]。查帛书《系辞》第十八行上，上端是“致寇至，盗之招也”，这是今传本《系辞》上篇第七章的末尾。“盗之招也”四字已损去大半，甚至只有残笔。再往下，看到“焉”字，其间的缺字只有七个位置，依今传本可补以“易有圣人之道四”。今传本《系辞》上篇第九章前面几句是:“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知帛书这里比今传本少了两句。

《系辞》这两句，是不可少的。下文所论，“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以至易之深、几、神，都紧紧扣住这两句。章末又以“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作结，因而连“子日”两字也应该有。帛书此处一定是有脱文。“大衍之数五十”一章，应该是和第九章开头两句一起脱去了。

今传本《系辞》下篇，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前半，至“《易》曰:‘何校灭耳，凶。’”均见于帛书《系辞》。其下只剩有“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一段。其余文字在《要》篇第九至十二行，只有个别异文。

在“君子见几而作”这一段之前，帛书《系辞》所没有的文字，共为三节，第一节是“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云云，第二节是“子曰：德薄而位尊”云云，第三节是：“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显然，这和“君子见几而作”语意相连，是不应分开的。在“君子见几而作”这一段之后，帛书《系辞》所没有的文字，第一节是“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云云，正和“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语意相承，也是很难分开的。因此“君子见几而作”一段前后两大段现见于帛书《要》篇，只能是错简。

今传本《系辞》下篇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前半，还有第八节的前半，都见于帛书《易之义》。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帛书《易之义》在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五章中间，增多了一大段文字。今传本是这样的：“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帛书则作“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乾)川(坤)也者，易之门户也。键(乾)，阳物也；川(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下面有“又口能敛之”一大段，起于第三十五行，直到第三十七行，才有“而达神明之德也”。

“又口能敛之”一段是错简，属于《易之义》的“坤之详说”，应在第三十四行“不言于有罪之内”下面。移回原处，其开头几句是：“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又(有)罪之内，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

其次问题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七章还有几句话留在帛书《系辞》之中。这几句话是：“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帛书作‘则下中教不备’，‘下’系‘非’字之讹，‘教’则是‘爻’的通假字)。”按“若夫杂物撰德”云云，无论从语法还是内容来说，都不是独立的。章文前面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论及六爻里面的初爻、上爻，这里则续论中爻。下面第八章，又讨论六爻中的二与四、三与五。“若夫杂物撰德”这几句，在中间实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怎么能够单独割裂出来呢？这只能说明，现在阑入《易之义》的这些章，本来是在《系辞》里面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八章，在《易之义》中只有前半，而且颇引误解。事实上，帛书这一部分残破已甚，只能据今传本试补缺文。从第四十四行起，是这样的：“易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瞿(惧)，近也。近也者，嗛之胃(谓)也。易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若[中也。易]曰三与五，同功异立(位)，亓(其)过(？)□□[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与今传本略有出入，一个明显差别是帛书有“易曰”三处，以致有学者认为是引文。按所谓“易曰二与四”、“易日三与五”，是指经文中的爻位，而“易曰：柔之为道……”的“易曰”当为“子曰”之误，这从上文的体例是不难推知的。今传本没有这几处，文字就更觉简练明了。

《易之义》终于第四十五行。此行下半，第四十四行“二多誉，四多惧”的旁边，残片上有四个字，比较模糊，一时未能确辨。它正如廖名春所说，有可能是篇题和字数[12]。所以《易之义》并不包括今传本《系辞》下篇第八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以下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九章留在帛书《系辞》之末，其开头是：“键(乾)，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川(坤)，魋然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闲(简)以知[阻]。”对照今传本：“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道章首也有脱文。怀疑第八章的后半和第九章的开头都已脱去。帛书只是在相当第九章开头处补了一个“乾”字而已。

以上的分析表明，帛书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其实是和今传本基本一致的，不过有一部分脱失，一部分又散人他篇，于是成了帛书的面貌。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秦火。有的学者见《汉书·艺文志》有“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的记载[13]，认为《周易》经传没有受到秦火的影响。实际《周易》经文是卜筮之书，而《易传》十翼则是儒学著作，自应属于禁绝的范围。我在一篇小文中说到[14]，楚地东部的荀子和准南九师都通习十翼，帛书出自长沙，或许楚地西部的易学所传《易传》已不完全。这大约是由于秦昭王拔郢，占领了楚国西北部，而秦自商鞅以来即有排斥儒学的倾向，易学不能不受影响。猜想编纂帛书《周易》时，所能得到的只有一种竹简本《系辞》，其一部分又已脱烂散乱，当时的整理未能恢复原状，把散简若干章节和其他若干材料编到一起，成了《易之义》和《要》篇。

从这里，我们也认识到《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如我在《周易经传溯源》中所论，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而《缪和》《昭力》篇中所记诸人，便是这一派的经师。

注释

[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2]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106--126，湖南出版社1992年。

[3]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同上。

[4]如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5]即韩仲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6]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7]韩仲民:《帛书说略》，第 10 页。

[8]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卷首《帛书周易浅说》，第2~3页

[9]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

[10]李学勤:《帛书<系辞>上篇析论》，《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11]同[9]，第234~235页。

[12]廖名春:《帛书<易之义>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二《六艺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李学勤:《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中国哲学》第16辑。

此次刊载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原载《文物》1994年第1期。

11月18日至19日，山东周易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暨易学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办。

在专家报告会阶段，与会专家就《周易》文本、家国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林忠军教授从西方解释学理论详细分析了《周易》文本形成发展的过程以及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国际易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陈霞研究员从“家”哲学维度分析了“家”问题与和谐社会的关联。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圆桌对话会议上，与会专家纷纷深入挖掘《周易》的价值思想、思维范式与当下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内在逻辑关联，及其与人类生存、发展面临困境的纾解思路等问题，探讨了易学思想在人类发展、国家治理、国际合作、文明的对话和冲突、地缘政治纠纷化解等方面能起到的作用，专家们一致认为“天下同归殊途”的和同思想在全人类发展困境，“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与全人类和睦相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协同思想与全人类合作，“藏往察来”的居安思危思想与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挑战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曲阜师范大学颜炳罡教授认为未来易学研究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必将大有作为，必将具有更大的价值。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作者：张涛（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五洲传播出版社“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项目负责人）

长期以来，关于《周易》文本形成及其学派归属等问题，学术界多有分歧，尤其是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更是天水违行，颇有争议，或延续汉唐之说，将《易传》作为反映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或强调《易传》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道家，包括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各有其合理性，但又各有所偏，各有所蔽，各有质疑和批评者。晚近又有学者指出，《易传》的思想基调是儒道互补，是儒家人文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的相互结合、相互补益。此论可以视为易学研究的一个突破和进展，但似乎还无法彻底解决相关问题。对于《周易》经传与儒、道乃至诸子各家思想之间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经过长期的探索，我们认为，儒、道及诸子各家学派的形成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易经》的启示和沾溉，而各学派又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反过来影响了《易传》诸篇的形成。也就是说，《周易》经传不仅与孔子和儒家、老庄与道家有密切关系，还与墨家、法家、阴阳家、兵家等诸子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易经》是诸子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易传》则是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产物。

《周易》经传文本的形成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经”“传”两大部分。《易经》由六十四个卦象和卦爻辞组成。《易传》是对《易经》经文的解释，共有十篇，又被称为“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

《周易》经文形成的下限大约在殷末周初，带有浓厚的占筮色彩，是对殷商占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殷墟甲骨卜辞显示，商代占卜之风盛行，并且已产生官方筮法。传世文献如《尚书·周书·洪范》“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和《周礼·春官》中关于太卜、卜师、龟人、筮氏等职官的记载，虽属后人追述，但均有所本。与出土材料结合起来看，殷商时期主要通过卜、筮并用来推演吉凶，占知未来。另外，学者根据殷商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数字符号，即当代学术界关注的“数字卦”，推测商代已有根据筮法所得筮数进行占筮的实践，商代末期已有六画符号出现。

殷周鼎革，周人继承了此前的卜筮系统，并有所发展。《周易》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的符号及卦爻辞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周礼·春官·太卜》载太卜掌“三《易》之法”，即《连山》《归藏》和《周易》。《周易》最初主要是作为官方筮书，供王室进行占卜之用。随着《周易》六十四卦卦象、卦爻辞逐渐定型，《周易》文本也开始走上经典化的道路。《左传》《国语》所载筮例显示，卦爻辞的道德内涵在春秋时期已经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现，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的文本也开始突破卜筮之书的性质，发展出哲理之书的功用和价值。

此后，随着《周易》经典化进程不断加深，开始出现对于经文的解释性文字，《易传》即“十翼”应运而生。“十翼”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大抵形成于战国中后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活跃，《易经》作为先王之旧典，诸子各家都对其有不同程度的吸纳、采撷和融会，并诠释、阐发自己的相关认识和理解，《易传》作者从中受到启发、沾溉和影响，从而撰成“十翼”诸篇。

儒道互补，以儒为主

易学的演变和发展与儒道两家都有着深刻而密切的渊源关系，从《易传》的思想来看，构成一种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思想格局。

先来看《易传》与孔子、儒家的关系。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有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精通《易经》是显而易见的。据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等，孔子并不否认《周易》作为卜筮之书的原初功用，自己亦曾“吾百占而七十当”，只是他更关注卦爻辞的德性内涵，强调：“《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论语·子路》亦载孔子引《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以说明“德”较之“占”的价值。可以说，“观其德义”乃是孔子读《易》、研《易》的根本精神所在。孔子对于《易经》的认识和理解也深刻影响了儒家后学及《易传》的产生。郭店楚简的出土及其研究显示了思孟学派在儒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子思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庸》中对于性、命问题的讨论能够与《易传》相辅翼，故曾有学者视《中庸》为解《易》之作，甚至称之为第“十一翼”。今本《孟子》中虽不见直接称《易》引《易》，但不难发现，其中关于性与天道的论述多合于《易传》诸篇之义理。这一点早在宋代已为学者所留意。邵雍曾说：“孟子著书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二程亦言：“知《易》者莫如孟子矣。”朱熹则指出孟子性善的思想“盖探其本而言之，与《易》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至清代，既长于易学又精研《孟子》的焦循也说：“孟子不明言《易》，而实深于《易》。”所以有学者认为《彖》《象》二传以及《系辞传》的有关章节曾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或润色。我们看，《易传》中确实蕴涵着丰富的儒家思想，如《系辞上传》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又说：“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这些有关宗法等级和道德教化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价值理想。可见，孔子及先秦儒家源源不断地从《易经》中汲取思想资源，而他们的理论学说又成为《易传》诸篇得以哲理化、体系化的源头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易传》中关于宇宙生化和天道运行等方面的诸多命题，明显与道家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而为儒家所罕言。自汉代以来，《老子》与《周易》之间的渊源已为学者所注意。扬雄《太玄赋》有言：“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总述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旨时指出：“《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在他们看来，《易》《老》旨多相通、相同之处。宋代邵雍强调“老子得《易》之体”，而清代王昶则指出：“余少诵《阴符》《道德》，意以为清净所宗，已而深究《易》旨，乃知皆原本于《易》。”可以说，老子从《易经》即卦爻辞中得到颇多启示和沾溉，而其思想又深刻影响了《易传》诸篇的形成。

庄子在继承并超越老子之“道”论的同时，进一步延续了因《易》以立言的思路。正如钟泰《庄子发微》所说：“庄子之言，多取象于《易》，取义于老。”庄子对《易经》的语言文字、思想内容都不陌生，而其思想又深刻影响到了《易传》，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易传》“阴阳”“太极”等范畴的运用。正惟如此，自魏晋《易》《老》《庄》并立为“三玄”，以《老》《庄》以解《易》，或是援《易》入《老》《庄》的思想成果层出不穷，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向秀、郭象《庄子注》便是其中的典型。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庄子》又多被视为“阳挤而阴助”儒家的著作，被韩愈、苏轼、王雱、吕惠卿等著名学者引入《易》之注解当中，以至于《庄》解《易》成为一时之风尚，甚至旁及佛理。明清时期有更多学者致力于此，较有代表性的有杨慎、陆西星、方以智、王夫之、胡文蔚等人。不难看出，《易传》中确有与《老》《庄》存在相通之处，这也成为历代会通儒道的重要思想根基，晚近还有学者将《易传》视为较之儒家来说更接近老庄之学的作品。此论虽不中，亦不远矣。另外，发端于战国中期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继承老子以“道”为最高范畴的理论，重视“精气”的观念，而《系辞上传》中“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云云，明显与此有所关涉和联系。

综上，《易传》论人事多本于儒家，但其中自然主义的天道观，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整体思维模式等，均与道家老庄和黄老学派的思想学说相一致。蒙文通在《经史抉原》中总结道：“《易传》多论天道，言性命，言感寂，言道器，颇近道家。《易》家显然是有取于道家的。”从总体上来看，《易传》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的思想倾向。

综合百家，超越百家

战国中后期，与政治渐趋统一的形势相适应，在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浸润下，诸子各家之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易传》诸篇问世，博纳一时貌离神合之百家学术，使得诸子各派的思想观念浑然一体，它不仅与儒、道两家有着紧密的关联，还体现出与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等学派的交流和融会。

墨家与儒家并为当世显学，相关记载屡见于以《韩非子·显学》为代表的典籍之中。今本《墨子》虽未见直接引《易》述《易》，但不能无视墨家与《周易》经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忽略其理论体系中的易学因素。《淮南子·主术》载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可知墨子对于六经应不无了解。在《易传》中，兼爱、尚贤等均属墨子所推崇的观念和主张，也不难找到与两者类似的表述。《家人卦·象传》有“‘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之语，与墨家所强调的“兼相爱，交相利”非常相似。《系辞上传》曰“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颐卦·彖传》言“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都体现出“尚贤”“养贤”已被《易传》吸纳和发展，成为一种规律性、根本性的思想。此外，在一些具体的政治主张方面，《易传》更直承墨家之说。像《节卦·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云云，就源于墨家所倡导的“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等崇尚节俭的理论主张。

阴阳家的思想观念中也反映出《易经》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易经》理念的进一步发挥、发展。清华简《筮法》等资料显示，阴阳、五行观念与《周易》的全面结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实现。《易传》则在建立和完善自身思想体系的过程中，不乏对阴阳家学说的吸纳和借鉴。阴阳家最典型的五德终始说，以五种“德”之间的生克制化为核心。《易传》更进一步用“生生”来概括这种规则，并以之为宇宙及万物存在的根本动力和依据。《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对五德终始说有详细的记录，其中提到事物根据“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原则进行分类，后来的“天人感应”之说便是基于这一理念逐渐发展而完成的。《易传》亦重“感应”的思想，如《乾卦·文言传》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说法，《同人卦·象传》亦有“君子以类族辨物”之言，都体现了对阴阳家思想的采纳和融会。

除墨家、阴阳家外，法家、兵家的思想倾向在《易传》中亦有体现。例如《韩非子·心度》有“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的说法，力主“变法”，便与《易传》“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理论一脉相承。法家的“用狱尚刑”观念在《易传》中亦多有反映，《贲卦·象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之语，《解卦·象传》所谓“君子以赦过宥罪”皆是明证。此外，《蒙》《噬嗑》《丰》《旅》诸卦也都蕴含着以儒家教化为主、兼及施以刑罚的倾向。兵家极重用兵之法，常用“道”这个范畴阐述其对于战争规律的认识与总结，如《孙子兵法·计篇》有言：“兵者，诡道也。”兵书中亦多有诸如“凡战之道”“凡兵之道”之类的表述。六十四卦中亦涉及军旅之事，如《师》《同人》《谦》《晋》等卦。《易传》在提炼、总结其中义理之时，则对兵家之“道”有所借鉴和吸纳，并使用“中”这个范畴来概括总体规律。如《师卦·象传》：“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同人卦·象传》：“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清代魏源在《孙子集注序》中曾感叹：“《易》其言兵之书乎！”又说《易传》所阐发的易道与兵家之道是相近、相通的，“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可以看出，对先秦墨、阴阳、法、兵家等诸子各派而言，《易经》是它们开宗立派的重要思想来源，《易传》又在儒道互补的基础上，融摄、会通各家思想学说，凝聚成为系统的哲理性著述，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也将诸子各家的思想发扬光大，这是一种在认同、包容基础上的综合超越、创新发展。

也就是说，先秦诸子各家均从《易经》之中获取借鉴和养料，进而发展成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后来在易学在向人文理性转化的过程中，诸子各家的思想学说又反过来影响着《易传》的问世。《易传》呈现出儒道互补、以儒为主、综合百家、超越百家的思想倾向，这种“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思想品格和文化特征，使得《周易》经传在秦汉以后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内在灵魂，成为儒释道三教思想文化融合的坚实平台和重要津梁，方以智甚至有“三教归《易》”的说法。可以讲，《易传》诸篇的产生历程和思想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蓄、融合百家之学、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和魄力，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读和深刻领会，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7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