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马褂究竟有什么用？为何得到赏赐的人，却不敢把它随便穿上
黄马褂在清朝是非常尊贵的赏赐。不过，获得赏赐的人，却不敢随便穿在身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看看黄马褂有什么作用？
(清朝黄马褂）
按照功能作用的不同，黄马褂其实共分为四个种类。
一、行职褂子。
所谓行职，顾名思义，这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用途。每当皇帝出行时，皇帝身边的所有随从，包括大臣、侍卫在内，全都要身穿黄马褂。而此处的黄马褂就有点工作服的意思。
统一穿黄马褂，无非是为了体现威仪，震慑众人。
颜色的选择上，一般都选择黄色。黄色是象征皇室的帝王之色。此外，侍从还要集体在帽后戴孔雀翎，腰间佩上官刀。如此一来，整齐划一的造型，再加上象征皇权的黄色，皇帝还未走近，皇室的威严气息就已经扑面而来了。
这种行职褂子是彻彻底底的工作之用，一旦不在皇帝身边，侍从就不准私穿黄马褂了，否则将会被治罪。
（木兰秋狝）
二、行围褂子。
这种黄马褂主要是打猎或比武之时，皇帝专门用来赏赐的物品。
咸丰皇帝之前，历代清朝皇帝都会到木兰打猎20多天，也就是当时说的围猎。但凡在打猎中表现优异，在把猎物献给皇帝时，都有机会被皇帝赏赐一件黄马褂。除了献猎物外，一般围猎期间还会进行一些类似于射箭、枪棒等比赛，通常是要求满汉蒙官吏全部参加。一旦有人表现突出，或者达到了规定的某些要求，皇帝都会赏给这些官员黄马褂。
这种褂子也同样只有在陪同皇帝围猎时可以穿，若其他时候穿，也会被扣上“觊觎皇权”的帽子。
以上这两种黄马褂属于低级褂子，由于获得的门槛比较低，因此在外形上也与高级褂子有所区别。
一般来说，低级褂子的纽扣都是黑色，而高级褂子的纽扣则通常与布料颜色相当，都是黄色。
除开纽扣之外，高级褂子上一般都还会绣有几团龙纹，龙纹的数量，通常是根据受赏人身份而定。比如亲王级别的人获得黄马褂，那么褂子上往往都会有八团龙纹。而其他高级褂子上通常只有两团或四团龙纹。至于低级褂子，就没有任何图案了。
（平定太平天国后的将领，图取其意）
三、武功褂子。
清朝初年，但凡在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将军，会被皇帝赐予“巴图鲁”的称号，又或是被封为爵爷。这些奖励，无一例外都是表现皇帝恩赐，展示亲密的手段。到了后来，黄马褂也渐渐具备了这些功能。
比如武功黄马褂，一般是赏赐给在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将军。像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凡是能在平乱战争中立下功劳的人，都能被赐予黄马褂。由于清廷急于平乱，就大肆封赏。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几乎每个参与平乱的将军都得到了一件黄马褂。
四、特赐褂子。
特赐黄马褂一般是皇帝赐予钦差大臣和外交官的一种身份象征。通常情况下，当大臣获得这种特赐马褂之后，必须要骑着马绕着紫禁城走一圈，以此来彰显出皇恩浩荡。这在当时也被视作是一种荣耀。
另外，有一些皇帝或者太后特别宠爱的人，也有机会被赐予这种特赐马褂。比如清末时期，慈禧太后便赏赐了一件黄马褂给为自己开火车的司机。
需要补充的是，像第三类和第四类这两种高级褂子，皇帝在进行赏赐的时候，都会批准他们“准予穿”或是“常服之”。但事实上，就算是“常服之”，受到赏赐的人也仅仅会在重要的庆典中，才敢穿出来。毕竟这是皇帝御赐的衣服，一旦破损或弄脏，或者穿错了，都是不太好交差的。
清朝最著名的黄马褂，要属李鸿章曾穿过的一件。
1895年，李鸿章在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之时，曾经遭遇了一个日本浪人的行刺。当时李鸿章挂了彩，将黄马褂染了色。李鸿章在临近昏迷之际，仍然不忘叮嘱身边人，不要洗血迹，要将黄马褂保存好。在李鸿章看来，这件染色的黄马褂，便是他报国的最好证据。
（参考资料：《清史列传》《啸亭续录·黄马褂定制》）
如何消除这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上人”？
对于法律，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最希望实现的一句话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上人”，大家信吗？
大家先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几条规定：
第六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审。
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除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两种情形之外，又增加了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这一条件。
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
也就是说，凡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犯罪嫌疑人，只要是以下几种情形，将被合法化的不予收押：1、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犯罪嫌疑人。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犯罪嫌疑人。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犯罪嫌疑人。4、精神病人。
我们再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不予收押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三）七十周岁以上的；（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
总结起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嫌疑人，除了精神病人不处罚以外，还有三种情形的人也是处罚了不予执行的，这还不包括因病不能执行的情况。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不管嫌疑人是否受到了处罚，只要没有送进监所被限制人身自由，统统认为是没有得到惩罚，虽然未被收押的嫌疑人不予收押是合法的，但却不合理！
（一）精神病人犯罪已成为危害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大绊脚石。
根据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13.90亿人口中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人，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1%。其实，还有大部分的真实患有精神病但未取得精神残疾证“黑户”精神病人未被统计入内。
精神病人入院治疗需要相当高的费用，且病情很容易反复，给病人家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少部分家庭对自己家人的精神疾病的状态放任不管，任由其自生自灭。有很多精神病人是都具有暴力倾向的，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可以看到精神病人持刀行凶或自伤自残新闻报道。
因住院治疗，必须经过家属同意，且精神病人犯罪后的强制医疗审批手续严格、复杂，精神病人犯罪后的管控成为了社会一大难题，对于重大案件还比较容易协调解决，而对于精神病人轻微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基本处于不处罚、没法管的状态，精神病人的不予收押和不予处罚，一方面让受害方甚至广大群众，感觉不公平，另一方面，让很多曾经有精神残疾证，但已经治愈的人，有法律空子可钻。
六哥曾经处理的一起持刀伤害并至受害人轻微伤的案件，违法嫌疑人到案后立即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精神残疾证向民警出示，试图逃避处罚，你说他是有病还是没病？
（二）特殊人群已成为凌驾法律之外的“人上人”。
在当今社会违法犯罪的主流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而是普通人群，但是根据法律的漏洞，艾滋病人、强传染性病人、不满14岁未成年人、70岁以上老人、怀孕和哺乳妇女等以上群体，已经成为不收敛、无顾忌的疯狂违法犯罪群体。很多犯罪嫌疑人甚至在被抓捕时，都明确叫嚣，自己是艾滋病人，是肺结核病人，不会得到法律的制裁，试图让办案民警知难而退。
而像南方某省的女子盗窃团伙，更是在全国各地频繁作案，他们就是通过反复怀孕、反复流产，利用法律不许收押怀孕妇女的“盗窃黄金期”，疯狂盗窃，毫不忌讳。六哥曾经抓获过这样一个盗窃团伙，基本全是由南方某地的怀孕妇女组成，全国各地走一路偷一路，大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后，立即音信全无，根本无法保证案件的正常进行。
另外某地深入内地的盗窃团伙，则是由成年人组织望风，由团伙中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即便实施盗窃的未成年人被抓获，也年龄原因无法处理，立即释放，再加上未成年均提前受到授意，并不指认有成年人指挥犯罪，犯罪团伙将会在未成年人释放后，继续组织未成年人继续实施犯罪，形成一种撵不走、打不掉的恶性循环。
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实施犯罪的并不是太多，但是也有很多老人知道自己违法后不会送拘留所执行拘留，就干起了小偷小摸、撞车碰瓷、殴打他人的小勾当。六哥曾经处理过一起邻居打架的案件，一名五十多岁的老人和一名七十岁的老人打架，双方处罚后，因七十岁的老人属于法律不允许执行拘留的情形，对方被执行拘留的嫌疑人倍感不公平，特别是七十岁的老人在被处罚后继续挑衅对方，声称对方拘留执行完毕后，还要揍他。他凭什么敢如此嚣张，凭的就是自己“年满七十不投送拘留”的“黄马褂”。
（三）效仿特殊人群的连锁反应。
由于法律给部分特殊人群开了口子，存在不予收押的可能性，再加之前些年疯狂炒作的“躲猫猫”、“睡觉死”等羁押场所嫌疑人非正常死亡事件，羁押场所对收押人员进行严格体检，防止羁押过程中意外死亡的发生，这就使得很多犯罪嫌疑人纷纷效仿特殊人群，从染上肝炎再来作案，到作案前事先吞下钉子，再到被抓后立即自伤自残，这些犯罪嫌疑人都是遵循“只要不收押我，警察就再也找不到我，我还要继续偷”思路，以暂时的皮肉之苦，换取自己长足的犯罪之路。
（四）异军突起的“唯一扶养人”群体。
随着计划生育的政策的实施，70、80后在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成为了这一代特有的独自赡养老人的群体，这一代人的父母的年龄基本均在60-80岁之间，也成为生病的主力军，甚至很多已经瘫痪在床。这些70、80后的中年人，如果再有离婚、丧偶等情况的发生，他们就成为了自己父母和孩子的唯一抚养人，此类群体的违法犯罪后的收押问题，也成为了新的难题。
很多唯一抚养人并不是常年在家照顾老人，而是每天回家一次，或花钱雇人照顾，或将老人送入托老机构，并通过自己在外的违法犯罪收入，抚养老人或孩子。此类群体的违法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抓获羁押，就会面临老人或孩子无人照顾出现危险，或者中断了嫌疑人资金供给，托老机构或聘请人员终止服务，家中的老人或孩子推向社会，无人照顾的情况。如果按照法律规定给犯罪嫌疑人办理了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犯罪嫌疑人会以照顾老人、孩子为由继续实施违法犯罪的行为，又成为了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群体，给社会治安造成极大隐患。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就要从每一个细节抓起，有如此多的犯罪嫌疑人群体，不能被收押，不能得到人民群众所认可的惩罚，当一纸拘留证得不到执行的时候，人民群众就无从感到公平和正义，法律的尊严也无从谈起。想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两个方面：制度和保障。
制度就是要从根本解决问题，以立法的形式，对所有不予收押的情形予以重新规范。保障就是要动用全社会的资源，对重新规范的被收押的嫌疑人的收押工作予以支持。
比如六哥异想天开了以下五点：
1、对于精神病人或者自称精神病人的违法犯罪，应当立即无条件的强制医疗，不允许其再危害社会，直到有证据证明精神疾病已经痊愈。就像1982年美国刺杀里根的约翰辛克力，他虽然靠着强大的律师团队让法庭判决自己无罪，但因危害社会被关押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30年，据说他真的疯了。
2、建立完善配套设备和医护人员的监区医院，让所有患有艾滋病、烈性传染病、吞食异物、自伤、自残、怀孕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均能在监区医院关押，在治疗、待产的同时服刑，直至其刑满释放。
3、建立专业的少管和老管机构，并配备专业医护人员，专门矫正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违法犯罪不予收押的问题，既可以让未成年人得到公平的处罚，又可以物理隔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接触，防止受到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影响，跌入更深的深渊。
4、彻底解决唯一抚养人问题，对于违法犯罪嫌疑人有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或子女，且是唯一抚养人的，由公立的托老或托幼机构负责抚养嫌疑人家属，直至刑满释放。
5、对哺乳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性，且有成年人照顾婴儿的犯罪嫌疑人收押执行，同时向其家庭提供优质奶粉，直至婴儿满一周岁。对于无人照顾的婴儿则由儿童福利院暂时收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而有漏洞的“规矩”也自然画不出个方圆。人文关怀是要留给“守规矩”人的，践踏规则的人，不配被温柔以待。天天设身处地、想方设法的为嫌疑人考虑，从嫌疑人的角度想问题，说白了就是鼓励犯罪、激励违法，就是对受害人最大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