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6年汉口血案：凶手为什么用两根铁钉，钉进被害人的太阳穴？
民国36年11月，汉口发生了一起传遍全国的大案，人称“双钉血案”。此案最骇人的地方，就是凶手的杀人手法，竟然是用两根铁钉，钉进了被害人的太阳穴。他这么做，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民国汉口
当时在武汉做新闻采访的樊明，通过半个多月的走访调查，并且翻阅了部分审讯记录，整理了整个案件的过程。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次血案，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答案。
当年11月3日，下午三点半，在汉口二道棚子附近的一条路上，出现了一辆人力车。车子停在路边，后面跟着的两个人，一人穿西装，一人穿中山装，他们把车上躺着的一个人抬了下来，放在路边。等人力车离开之后，两人又抬着那人扔到了路边的水田里。
当时在附近干活的农民发现之后，觉得有问题，立刻大喊大叫地跑了过来。穿中山装的人立刻逃跑了，穿西服的那人却因为脚陷入了水田之中，难以动弹，被赶来的农民团团围住了。但是，他却毫不在意地说：“你们发财的机会到了，要多少钱我可以给多少钱！”
群众此时检查那个被抛入水田的人，发现其左右太阳穴各被钉入了一枚铁钉，已经死亡，便明白这是一桩杀人案。于是，大家立刻抓住这个穿西装的男子，送到了当地的警察分局。当时，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一把小刀、一根3寸长铁钉，另有怀表、现金和支票。通过简单审讯，得知此人正是主犯，名叫刘佑方，逃走之人名叫杜国正，系杀人从犯，第二天上午被逮捕。
看到这里，就已经有了不合情理之处：双侧太阳穴都钉入铁钉，证明此案是故意害人性命，凶手应该提前有过准备。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大白天抛尸路边，而且周围还有不少农民，并非偏僻之地？
我们先来看看凶手和受害者的情况吧。民国汉口
刘佑方，当年27岁，是富商刘宜生的儿子。刘家经营着武汉著名的中药老店，设有几家分店，在其他商业领域也有涉足，是武汉非常有影响力的家族。刘佑方从小娇生惯养，曾在武昌、重庆读书，还上了一年复旦大学。后来回到武汉，在自家的宜丰银号工作，对外自称经理。
但是，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刘佑方不仅经常出入风月场所，还因为耍钱欠了很多外债。其父亲刘宜生见儿子如此不争气，便将其解职，并断绝了经济上的接济。刘宜生的目的，是让儿子体会一下没有钱的生活，希望他能明白赚钱不易，改掉身上的坏毛病。
但是，大手大脚生活惯了，刘佑方很难改变的。就算不出去折腾，家中还有一妻一妾，平日里也开销甚大，没钱的日子根本熬不下去。于是，在当年4月，刘佑方想办法筹集了一些资金，开设了万兴企业公司，自任经理，并找来小学同学杜国正帮忙管账。
由此可见，刘佑方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外出上学多年，父亲极少管束，自然变得胆大妄为。一旦没有了父亲的经济支持，过不上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必然要想办法弄钱才行。
受害者名叫汪邵伯，当年36岁，老家安徽。他的父亲是中纺公司武汉办事处的职员，所以一家人常住武汉。汪邵伯小学毕业后，就进入鼎新纱号当学徒，三年后入纱帮当经纪人，此后又在叔叔的纱号中当经理。
汪邵伯经常到和棉纱交易有关的地方办事，因为为人忠厚老实，深受相关人员的信任。汪邵伯经常去的地方，有一个汉口纱业市场。这座楼房虽然不大，但每天都很热闹，楼上楼下，连外面的马路上都有很多人。来这里的主要都是纱商，谈生意、做交易。
这里面的交易，并不需要实实在在的棉纱。因为当时纱厂出售棉纱，一般都是先开出提货单，上面没有户名和提货时间。于是，提货单就成了某种可流通的“货币”。来纱业市场做生意的人，实际上就是转手倒卖这种提货单，因为各种市场原因，棉纱有涨有跌，买进卖出提货单，也就有利可图了。
另外，来纱业市场进行交易的人，也许只有一个空壳公司，只要手里有资本或者有提货单，就有机会赚钱。刘佑方正是开设了这样一家公司，想以小博大，在棉纱市场赚钱。
好好地做生意，怎么又扯出命案了呢？根据刘佑方的说法，还是因为他缺钱。虽然父亲不再给他钱，但刘佑方大手大脚的习惯没有改变，各种吃喝玩乐，欠了很多外债。本想靠倒卖棉纱提货单赚些钱，但自己资本太少，小打小闹赚不了钱。
于是，刘佑方想到了谋财害命。他本来的目标是一个名叫熊子明的纱商，准备邀请其到自己家做客，伺机抢劫财物。但是熊子明为人谨慎，没有上钩。后来，刘佑方又仔细筹划，把目标定在了汪邵伯身上。
11月3日上午10点，刘佑方和杜国正租了一辆小轿车，来到了纱业公会。他们找到汪邵伯，告诉他自己手上有大量棉纱准备出售（其实刘佑方根本没有），希望汪邵伯帮忙交易。汪邵伯信以为真，于是在纱业市场转了一圈，谈妥了生意。
汪邵伯告诉刘佑方，对方是敏记新纱号，出价5.49亿（法币），其中慎裕钱庄3.95亿，新德钱庄1.54亿。因为十分信任汪邵伯，对方已经开出了两张支票，现在只要刘佑方把棉纱提货单交给汪邵伯，就能直接拿到支票。
于是，刘佑方邀请汪邵伯到自己家中做客，取回提货单。民国钱庄
当天中午11点多，刘佑方、汪邵伯和杜国正三人，一起乘车离开纱业公会，先来到了慎裕钱庄。此时，刘佑方让杜国正先回家准备饭菜，自己则带着汪邵伯走进了钱庄。
两人拿出支票，让钱庄伙计先“照票”。所谓“照票”，指的是钱庄检查支票的真假，确定能否兑现。如果确定支票是真的，还可以要求钱庄在骑缝处盖章，保证将来这张支票一定能兑现。经过钱庄“照票”，确定汪邵伯手中的这张支票是真的，刘佑方也就放心了。
之后，两人就来到了刘佑方的家中。汪邵伯跟着刘佑方来到了地下室，这里光线暗淡，是刘佑方公司“办公”的地方，里面只摆了一张写字桌和两张旧藤椅，还有一张床铺，杜国正偶尔睡在这里。
汪邵伯还没有觉察到危险，于是坐在藤椅上，等待刘佑方把棉纱提货单拿给他。结果，刘佑方掏出了手枪，杜国正也走了进来，把汪邵伯直接捆了起来，然后用蘸过柯罗方（麻醉药品）的棉布捂住其口鼻。很快，汪邵伯就昏迷了过去。
紧接着，刘佑方把汪邵伯身上两张支票都掏出来，然后用两根3寸长的钉子，钉进了汪邵伯的左右太阳穴。杀死汪邵伯之后，刘佑方立刻找到家中的包车夫杨行正，对他说：“杜先生的同学病了，你用车把他拉回家去。”说完，他们把汪邵伯抬上车，身上盖了一床被子，拉到了球场街上智中学附近。
他们把汪邵伯抬了下来，刘佑方让车夫杨行正先回家。此时，刘佑方担心汪邵伯没死，又一次使用了柯罗方。之后，他们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汪邵伯的尸体放在车上，一直拉到二道棚子，这才出现了本文开始的场景。
这整个过程，有没有疑点呢？民国旧照
首先，据刘佑方和杜国正后来说，麻醉药品柯罗方，是他们提前伪造证件，说是武昌文华中学要做化学实验，才到交通路科学仪器馆购买的。一共买了4两，分成两次全部用完了。
另外，他们还准备了两支日本94式手枪，子弹62发。是刘佑方通过上智中学体育教员陈邦珍介绍，从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球场所所长俞英年初购买的，第一支花了120万元，第二支花了115万元，两支手枪案发后都被警察搜了出来。
这意味着什么？刘佑方为了谋财害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提前购买了枪支和麻醉药品，又租了汽车，按照常理说，必然应该想到如何处理尸体。然而，实际情况是，刘佑方没有等到夜深人静时再转移尸体，也没有使用汽车，而是大白天找人力车转运，并且中途换了一辆车，最后抛尸的地方，还有不少农民在附近劳作，像是慌乱之中毫无准备一样。
另一个问题就是，刘佑方为什么非要用钉子杀人呢？他可以选择用枪，可以选择用刀，若是担心有血迹，也可以选择勒死或者捂死——在两侧太阳穴钉钉子，一般人下不了手，而且也根本达不到隐藏伤痕的目的，那些农民不就是一眼看到了太阳穴上的钉子吗？
但很明显，刘佑方提前就想好了用钉子杀人，被抓时身上还搜出了一根3寸长的钉子呢，他到底怎么想的？
被抓捕后，刘佑方辩称，自己和汪邵伯有矛盾，当天是因为两人打架，刘佑方用大酒瓶将其打晕，以为其死亡，才准备抛尸，钉子是抛尸途中钉进去的。当然，刘佑方这么说是为了逃避罪责，面对警方的证据，他的谎言不攻自破。
但是，警方问为何准备多枚铁钉，以及相关问题时，刘佑方总是低头不语。不管怎样，此案影响巨大，虽然刘家想要打点关系，免除一死，但最终刘佑方还是被判处死刑，杜国正则判处无期徒刑。执行死刑时，刘佑方先是后背中了一枪，趴在地上浑身抖动，没死。行刑士兵又补了一枪，还没死。监刑长掏出驳壳枪连打四枪，行刑士兵又补了一枪，才确定刘佑方死亡。
刘佑方一死，上面提到的疑点就再也无法解开了。刘佑方为什么在抛尸的时候显得手忙脚乱、毫无准备呢？也许，他本来就没有做详细的计划，只想着弄到钱之后把尸体往荒郊野地一扔就行，根本没想那么多。
至于为啥要使用铁钉，个人猜测，首先是害怕用刀枪杀人，流血很多，不方便转运。另外，也可能是受到了戏剧故事中古代用钉子杀人的影响，“模仿”作案。最后一点，民国时期很多人依然相信五行相克，刘佑方使用铁钉，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笔者在这方面了解不多，希望有高人能分析一下。
最后，刘佑方虽然罪有应得，但刘家也应该反思一下，若不是他们从小溺爱，不去管教，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
民国纸币欣赏【三十】关金券欣赏
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关金券是民国纸币中的重要一项分类，也是民国纸币中最为常见的一种。
关金券发行时间最早为民国十九年，历时17年半，版别共有五十多种，见到实物的版别大约是四十多种。关金券共有18种面额，最小面额为10分（民国19年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最大面额是25万元（民国37年中央印制厂印制）。关金券图案统一，正面是孙中山像，背面为海关大楼。关金券除了民国36年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500元关金券为横版外，其它都是竖版。
关金券印制厂家很多，民国十九年的关金券全是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后期就多了，大业公司、大东书局、中华书局、中央厂、华德路、美商保安、德纳罗等都印制了关金券。有的图案颜色一模一样，但发行量不同价格差异很大。下面欣赏三组关金券。
民国三十六年绿关金券二千元三张，分别为中央厂、大业公司、大东书局。
图案面值一模一样，您知道哪张最贵？
民国三十六年灰关金券一千元三张，分别为中央厂、大业公司、中华书局
这三张图案面值一模一样，您知道哪张最贵？
民国三十七年发行关金券二万五千元三种，虽然面值相同，但图案和印制厂不同，分别为美国钞票公司、中央印制厂和中华书局。
面值相同，图案和印制厂不同，价格也不同。
民国纸币收藏一定要注意冠号、印制厂、签名，三者不同价格千差万别，如早期关金券签名不同价格相差十倍以上。在今后的文章中分别介绍各个印制厂的关金券。创作不易欢迎评论点赞，共同学习分享民国纸币知识！
四川的何先生出手一张面值2000元的关金券
本期推荐的是四川的何先生一张面值2000元的关金券，这张关金券是何先生家传下来的，下面就详细介绍这张关金券。关金劵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为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它是国民党政府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关金券发行之初，正面为国父孙中山像，印有地名和“凭票即付”等字样，背面图样为中国神龙，均为直型。
此藏品为“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贰仟关金券””，连号100张，尺寸不一，正面为孙中山像，顶部为“中央银行”四字，底下为币值“关金贰仟圆”。背面为神龙及阿拉伯币值，币值下为不同签名。此组关金券品相保存完好，印刷精美，纸张历史痕迹清晰可见，券面字体图案清晰，分辩符合当时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和收藏价值。关金券，本是国民党入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钱币，以中央银行名义刊行。关金券先后由美国公司、德纳罗公司、美商保安公司、英国华德路公司、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深圳厂、中华书局刊行。
文协专员点评，藏品名称：面值2000元关金券，民国，此张钱币有边圈轻微磨损、字迹和龙纹图案清晰、品相完整，历史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氧化程度偏低，为真品，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和收藏价值，建议用粗布包好放置干燥的地方保存！
收藏关金券跟其本身的面额没有多大关系，而且，通过观察形形色色的关金券，发现关金券的尺寸大小反映了民国政府的兴衰。简而言之，发行之初，关金券面额较小，但尺幅较大；发行后期，关金券面额变大，但尺幅较小。民国三十六年的“两千元”关金券较为珍稀少见，这也就是其收藏价值较高的原因之一。绝大部分纸币目前的收藏价格都相对较低，但其中也不乏珍品，正如此品相完好的贰仟圆关金券，其作为当时主要的革命文物，以品种版别重大、珍藏难度大而著名，因此值得珍藏。
我的传奇人生（二）
成吉思汗陵秋季大典
二、种族和家庭渊源
我1963年1月2日子时（农历1962年腊月初八）出生于原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新街镇（现札萨克镇）家中，距成吉思汗陵十几公里的地方，是家里的第三个男孩，长兄四岁夭折，我是事实上的千年老二，所谓偏大的、向小的、苦命的二小子是也。
父亲18岁时的照片
交代一下种族和家庭渊源：爷爷奶奶在父亲11岁前早逝，也没有任何照片留下，在我们的记忆里就是个空白。父亲和一个妹妹相依为命，从小吃尽了人间甘苦，后来又远隔千山万水，几十年只见过两次面，父亲去世时的1986年我才第一次见到血脉相连不会讲汉语的姑姑。
姑姑就是这样的
父亲是纯蒙古人，汉名包金山，蒙名图木都其，1928年生人，汉属龙，祖居地在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西哲里木苏木，少年时曾在高力板打工，蒙古姓姓氏为：奇渥温·孛儿只斤（又译作：乞颜部·包侕之金等），父亲的蒙古名全称应为：奇渥温·孛儿只斤图木都其，亦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至于属于成吉思汗的第多少代子孙，未曾见到家谱，目前不详。我父亲曾亲口对我们说我们的祖先是奇渥温·铁木真四儿子奇渥温·托雷的后裔。上世纪初山河破碎家道中落，爷爷家已没有任何财产，父亲就是靠常年给牧主打工挣碗饭吃，是农村牧区彻底的无产者；姑姑是童养媳，很早就许给了人家。父亲属于受压迫者，参加人民解放军进行抗争也是必然的选择。
成吉思汗青铜铸骑马坐像
1945年父亲16岁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儿童团，是建国前的老党员，所以在我上学时非常自豪甚至有些骄傲的在家庭成份一栏一直可以填“革干”，即：革命干部家庭的意思；而不是有些同学填的地主、富农之类，比那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呢，又觉着硬气、阔气一些。那时的阶级成分至关重要，甚至决定你的前途和命运包括是否能找到好对象。
1947年我父亲正式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骑兵部队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13团横刀立马的一员战将，退伍前官至骑兵连长。他参加过著名的“四平战役”，获得过至少5枚解放勋章，其中有一枚是二等勋章，儿时我多次见过这些勋章，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革命不是请客送礼，不是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残酷斗争。据父亲说在战斗中拿马刀砍死过很多敌人，有的是砍头，有的是拦腰斩，一场战斗下来，马刀都会卷刃。
人民解放军骑五师将士英姿
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在乌兰浩特成立，比建国还早两年，所以东蒙早已解放。骑五师13、14团于1950年春奉命开赴西蒙伊克昭盟，在广袤的大漠、戈壁、草原，在无定河畔，消灭残留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及其匪帮，帮助伊克昭盟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
由于当地缺民族干部，父亲服从组织安排退去现役，成了扎萨克旗（民国时期新街镇是扎萨克旗所在地，阿腾席热镇是郡王旗所在地，1964年两旗合并成立伊金霍洛旗，旗所在地迁址于阿镇）人民武装部的一名地方年轻军官。父亲当时已20多岁，孤身一人，找个当地女孩成家也就顺理成章。
父亲一身戎装，英气逼人
母亲是陕西省府谷县人，汉族，1939年生人，属兔，母亲比父亲小11岁。民国36年即公元1947年家乡遭了大旱，那一年整个山西、陕西的很多地方庄稼没有收成，加之战乱不断，饿殍遍野，为了活命举家逃难到了扎萨克旗所在地新街镇。当时的新街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陕北革命老区与内蒙西部革命新区的交汇地，也是晋陕蒙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当时属东蒙蒙政会所在地，相当繁华。母亲家主要以开豆腐坊维持生计，按规定阶级成分被划为小商品生产者，介于自耕农与小资本家之间，属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革命团结的对象，也是革命的基本群众。母亲18岁那年（看当时照片是个相当俊秀的知书达理的陕北女子），亦即1957年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据母亲说当时父亲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英武逼人，就答应了。但母亲家里提了一个条件就是要父亲继续供母亲念书，所以母亲一直念到初中。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解放以后人民政府鼓励老百姓学文化，念书也不要学费，母亲很聪慧，学得也不错，1956年考上了伊克昭盟一中（现在的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父亲担心母亲文化太高了婚姻出问题，就不供她念书了，母亲没念完初中就辍学了。这件事母亲一说起来总是忿忿不平，我们就在一边偷偷地乐。
父母亲年轻时
父母亲生育我们四子一女，除长子四岁得病夭亡外，其余快乐健康成长。长兄过早夭亡，不曾见面，在我们兄弟姊妹成长中没什么影响，我是事实上的第二子，即传说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千年老二。几十年过来我深以为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化这种感觉基本消失了。
2019年工作状态的我
说到这里我有说得过去的汉文化修养，各位也就不惊奇了吧。一是从小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不曾学习过蒙文蒙语；二是父母亲以汉语对话，家庭里没有蒙语语言环境，小伙伴里也没有说蒙语的，父亲也没有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培养，以致经常有人质疑我是否真蒙人，常常让我说几句蒙语，我总是无言以对，或者以简单的几句常用蒙语糊弄过去。年轻时这种事经常遇到，而且总是汉族人提起，我总是很敏感的揣测对方的真实意图，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是否在调侃、侮辱我，触碰我的尊严，无论善意或者恶意我感觉都不太舒服，就好比我问一个汉族人，你会说汉语吗，是不是觉着很别扭，很受辱。我觉着我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突然像怪物一样被人审视，被人特别关注，真的是个不太好的事情。作为蒙古人听不懂母语，这基本上是我的硬伤，一生中最缺憾的事既如此没有之一。
殷墟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说实话，比起绵延5000多年发端于农耕文明的汉文化，蒙古族以及其他强悍的草原民族，基本上是靠武力打天下，居无定所，飘来飘去，逐水草而居，很难产生像样的文化，历史文献、古文明实物传承等及其罕见。我如果不懂汉语，不学汉文化，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传统中华文化等于给我打开了一扇更加文明灿烂的窗口，让我深度领略了国学的精美。唐诗宋词一直是我的最爱，可惜我最喜欢读书的时候，几乎找不到这些书籍，在我记忆力最好的时候，不能够背诵大部分绝美的篇章，和朋友在一起，一谈论更深、更广的诗词歌赋，我就木讷了，看着高人侃侃而谈，说古论今，眉飞色舞，我好生羡慕。但我经常捧着原著细细品味，那种酣畅淋漓、沁人心脾的感觉总是瞬时穿透我的胸腔，让我陶醉。（未完待续）
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