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36年，法国收复巴黎，奠定国家统一基础
公元1436年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发生了——法王查理七世亲自率领军队，成功收复巴黎。这个意义深远的战役为法国重建王权提供了契机，使法国逐渐摆脱百年战争的困境。
在这之前法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百年战争的持续战乱使法国疲惫不堪，英王亨利五世甚至成功占领巴黎并被加冕为法国国王。
法国陷入丧失首都、国土狭小、国家统一瓦解的困境中。然而正当许多人对法国前途感到担忧时，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
1435年法王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三世签订了朗基嫩停战协议。这一协议为接下来的收复巴黎打下了基础。查理七世决定亲自率军进攻巴黎，并于1436年展开行动。
查理七世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包围巴黎，并发起了一系列攻势。在他的领导下，法军将士们士气高昂，斗志昂扬。
他们以精湛的军事策略和战术，以及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对抗英军的顽强抵抗。
经过长时间的围攻和战斗，法军最终在1436年胜利收复了巴黎。这一壮举标志着法国王权的恢复和国家统一的开始。
收复巴黎对法国来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自此以后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王国逐渐恢复了它的国家统一，并逐渐成为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欧洲国家之一。法国的君主政体得以巩固，法国开始了一段繁荣的历史时期。
这个战役还表明了法国人民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和对外异族侵略的坚决抵抗。查理七世带领法军收复巴黎的胜利鼓舞了法国人民的士气，培养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自豪感。
收复巴黎只是百年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该战争一直持续到1453年，最终法国成功赶出英军。尽管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但法国通过这段艰苦的历程，最终实现了国家的再统一和内外和平。
公元1436年的收复巴黎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法国在百年战争中的反击，为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这个战役成为法国人民的自豪和荣耀，也展示了法国国家意志的坚不可摧。在此后的历史中，法国继续发展壮大，成为了世界上的重要国家之一。
1959年美国核打击计划解密，870枚核弹覆盖我国117城，成功会怎样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就是披露了之前美国在1956年曾制定的一项用于三年后的核打击计划，这项计划预备在可能发生战争的3年后采用。可怕的是，这份清单并不单单是针对当时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头苏联，中国也赫然在列，其被核弹覆盖的范围是中国北京、海南、乌鲁木齐等总共117个城市，共计使用870枚核弹！
1959核打击计划封面
美苏之间的冷战，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吧，在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在1947年提出了" 杜鲁门主义 "的主张，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正式开始了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冷战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当时美苏双方并没有发生正面的火力冲突而来的。
但是，在冷战期间，尽管美苏双方没有发生正面的战争，并不代表时局是和平的。相反，当时全球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显得十分紧张、焦灼，而国家利益引发的局部战争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著名的就有朝鲜战争了，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美国就萌生了之后1959年“大规模报复计划”的想法。
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1959年核打击计划”真正制定的时间并不是59年，而是在56年，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命名中加上这个前缀，是因为该计划是预计在3年后启动的。
那么，美国制定的1959年核打击“报复性”计划到底有多“丧心病狂”呢？打击清单
其实，美国想要进行核武器打击的想法早就有了。在1956年计划正式拟定完成前的十多年，美国政府就假设冷战升级后将核武器投入战争的情况，并且为了在战争爆发后，能够以“闪电战”的形式瞬间摧毁苏联50%以上的工业体系，美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大规模的研制核弹。
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在1950年的核弹拥有数为369颗，在1953年的拥有数涨到1436颗，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他们研制的核弹数量就高达2万多枚，如果引爆这么庞大的核弹数量，其威力足以覆盖全球了。但是这些核弹并不是用来打击全球各国的，而是准备投放于苏联、中国以及德国等战略重点地区的！要知道，在2015年披露出来的《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也就是核打击的计划中，总共有800多页的核弹投放点，其中300多页上罗列的城市就属于苏联和中国。
不知道看到这里，大家会不会产生疑惑，既然美国最开始对于这项核打击计划的重点目标是苏联，为什么在2015年披露出来的计划书上打击中国的城市高达117个呢？
这就要先谈谈当时的立场状况了！或许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冷战只是当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武装比拼，其实并不然，冷战期间的霸权争夺虽然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角的。但是，这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是美国和苏联双方及其盟友国共同参与对抗的，而中国作为始终维护共产主义旗帜的国家，自然就“一边倒”，成为了苏联的同伴，在美国的核打击计划范围内，也是情理之中。
但是真正让中国在打击计划中被列为重点目标的缘由，还是因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惨败，正是因为这场战争，使美国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幼狮，毕竟谁也不想几十年后又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站在自己的对立面。
抗美援朝基本路线
上万枚的预备核弹、800多页详细罗列的轰炸城市，如果这份“1959年”的打击计划真的在当年实施，想必苏联和中国国内的重要交通枢纽、基础工业设施都会受到大规模的破坏。
但是计划始终是计划，尽管这项核打击计划最终制定的模板充斥着极大的威胁性，美国政府依旧为了这项“可能实行”的计划不断完善了十几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美国不敢轻易实行核打击的想法，当时的苏联联盟有可以对抗的能力吗？接下来我们来一起了解下冷战期间核武器的装备情况吧。
说到冷战期间内全球核武器的比拼，就不得不提及美苏之间著名的军备竞赛了。在冷战期间，虽然美苏双方并没有正面战争的爆发，但是两者都在不停地研制武器，都想试图超过对方，以此来起到威慑的作用。
据悉，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随后在见识到“小男孩”核弹被引爆的威力之后，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也成功爆炸，从此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1952 年10 月31日，美国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1953年8月12日，苏联的第一次氢弹也随之研制。可见，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一直是不断升级的，美苏两大阵营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在该时期内也是不断增长的。
因此，为了方便讨论“当时是否有威胁美国的武装”这个问题，我们就将比较的时间假设为1959年左右吧！据有关数据记载，自1949年老大哥苏联引爆第一颗本国的原子弹RDS-1以来，截至1959年，苏联已拥有核弹1605枚，而美国截至60年代初期肯尼迪在任时，已有将近27000枚核弹了，苏联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不到，中国更是在1964年才首次完成核试验。
中国首次核试验
苏联的核武器实力能够真正与美国相对峙——那要到70年代的时候了，所以，如果说1959年冷战真的升级为全球战争，美国真的实行了“1959年核打击计划”的话，苏联和中国在那么多枚核弹的投掷下，受损情况必然十分严重！
当然，由于核武器是当时世界上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武器，它的危害性不只局限于爆炸的势能，还有对人类生存环境长久的污染！如果美国实行核打击计划，当时苏联25个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基地必然会全力回击，到时候美国落得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局，时任政府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了。
赫鲁晓夫
好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的举措让冷战紧张的局面得以缓解，再加上之后肯尼迪、尼克松等人执政后翻天覆地的政策变化，使“1959年”的核打击计划“被迫”搁浅了。
不难看出，美国的“阴谋”之所以没有实行、不敢实行，主要是因为苏联同样握有核武力量，因此我们研制“两弹一星”，不是为了像美国一样计划进攻他国，而是为了守护和平。如今，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少数拥有核谈判资本的国家，美国再想拿核弹头对准中国疆土，必定会付出惨痛代价！
明朝时期的北京城是如何修建的？丨京华物语
《北京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 著，北京出版社2012年6月版。
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后为清朝所沿用，它比元大都城更加雄伟壮丽。
元大都旧城周围六十里，共十一门。明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攻占元大都城，以其城围太广，不便防守，遂将比较空旷的北部放弃，废掉东西两墙北面的光熙、肃清二门，而在原北城墙以南五里，另筑一道新的城墙，仍然只开两个北门，改原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同时又改东墙的崇仁门与西墙的和义门为东直门与西直门，其余七门则仍其旧。
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朝又将南城墙向南推移了二里，仍开三门，名称如旧。至此，城围共计四十里。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又修建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桥闸，四年完工，遂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城门为宣武门，齐化门为朝阳门，平则门为阜成门。九门之名历清朝不变，此即所谓北京内城。
正阳门城楼，《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永乐四年明朝即议营建北京宫殿
洪武初年在压缩元朝北城的同时，为了消灭所谓“王气”，又将元朝故宫拆掉。这虽是一项破坏性的工作，却为后来有计划地营建北京提供了前提。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即议营建北京宫殿，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永乐十五年(1417年)开始大举兴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此役不仅完成了紫禁城及皇城的宫殿、门阀、城池，而且完成了太庙、社稷坛、天坛、山川坛以及鼓楼、钟楼等一系列建筑。这次营建的宫殿门阀，规制一如南京。
紫禁城又称大内，周围六里，在元朝大内的旧址上稍向南移。有四门，南为午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皇城周围十八里有余，主要有六门，南面第一门为大明门，第二门为承天门，第三门为端门，东面为东安门，西面为西安门，北面为北安门。
紫禁城，《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到了明朝中叶，北方蒙古族的马队不时南下骚扰，甚至直薄京城。同时，北京城的人口大量增加，城外居民日益稠密。因此，朝中不断有人主张修筑外城，将城外居民围括城中，以便加强防御，于是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又完成了一道包围京城南面的外罗城，此即所谓北京外城。原议外城包围京城四面，但因经费不敷，只修成了正南一面。因而，整个北京城便形成一个凸字形的轮廓。外城只长二十八里，有七门，正南为永定门，南之东为左安门，南之西为右安门，东为广渠门，东北角为东便门，西为广宁门，西北角为西便门。
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变迁示意图，《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元朝大都城是土城，明朝则把内城的土墙全部用砖包砌，洪武时包砌了城墙外侧，正统时又包砌了城墙内侧。而嘉靖年间加筑外罗城，更是一开始即用砖砌。又内城九门外面护城河上旧有木桥，在正统初年也都一律改易为石桥。明代北京城的坚实，远远超过了元大都。
中轴线穿过紫禁城的中心，南达永定门北抵钟楼
明代北京城的设计布局是非常严密完整的。从全城来看，外城包着内城南面，内城包着皇城，皇城包着紫禁城。而从外城到紫禁城，每城周围又绕以既宽且深的护城河。这样，皇帝居住的紫禁城就成为全城的中心，处在层层拱卫之中。其次，在北京城的设计中，还采用了按照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来安排一切建筑布置的原理。这条中轴线穿过紫禁城的中心，南达永定门，北抵钟楼，长约十三里。全城最宏大的建筑和场地大都安排在这条中轴线上，而其他各种建筑物也都按照这条中轴线来做有机的布置和配合。
皇极殿，《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紫禁城的主要建筑都坐落在中轴线上，由南而北有午门、皇极门(原称奉天门)，外朝三殿皇极殿(原称奉天殿)、中极殿(原称华盖殿)、建极殿(原称谨身殿)，乾清门，内廷三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御花园，玄武门。其他次要建筑则都按照对称排列的原则，配置在中轴线的左右两边。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的左右有文华殿、武英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的两侧更是重楼叠阁，千门万户。由午门到建极殿构成外朝，由乾清门到玄武门构成内廷。外朝是皇帝发布政令，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内廷则是皇帝及后妃燕居之所。
午门在明代是百官常朝集会的地方，又是每有征讨凯旋举行“献俘”仪式的地方。在明代，这里也是对触怒皇帝的官吏进行廷杖的场所。皇极门是明代举行常朝的所在，皇帝时常“御门决事”。皇极殿是明代皇帝坐朝的金盔殿。每年在元旦、冬至、万寿(皇帝生日)三大节，要在这里举行庆祝典礼。其他如新皇帝登极、颁发诏书、公布进士黄榜及命将出师等等，也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中极殿是明代皇帝去皇极殿在此事先会见朝臣和稍事休息的地方。建极殿是明朝册封皇后、太子时，群臣上表，皇帝接受朝贺之所。乾清宫是明代皇帝的寝宫，也在这里召见臣僚，常日视事。交泰殿犹如中极殿形制。坤宁宫是明代皇后的寝宫。
在紫禁城以北，坐落在中轴线上的则是万岁山和鼓楼、钟楼。万岁山俗称煤山，清初改称景山，相传由土渣堆筑而成，上有五峰，登临山顶，可以俯瞰全城。此山立在元朝后宫的旧址之上，意在压胜前朝，所以又叫做“镇山”。鼓楼、钟楼后为清朝所重建，这是全城报时的中心。
在紫禁城以南，出了午门，沿着中轴线，左侧有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右侧有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正南是端门，又正南是承天门。这里是明清两代时常举行颁发诏书仪式的地方。在明代，诏书在承天门上宣读之后，要放在“云匣”中，用彩索系在“龙竿”上降下，然后由礼部颁行全国。在清代，诏书在城楼上宣读后，则要放在“朵云”里，用木雕的金凤凰衔下，称为“金凤颁诏”。
明代北京城大明门内中央机构分布图，《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在明代凡国家有大典则开大明门出入
承天门外有“T”字形广场，名曰天街，外建宫墙。天街东西两端各建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其向南凸出的部分接通大明门，墙内是千步廊，墙外是中央官署所在地，五府(前、后、中、左、右军都督府)各部(吏、户、礼、兵、工部)对列东西。长安左右门外又各有门通向五府各部，称为东公生门与西公生门。
在明代，长安左右门皆守以禁军，每日百官奏事，都从此二门进入。凡国家有大典，则开大明门出入，否则常闭不开。每科新进士为首前三名在殿上胪唱传名后，则出长安左门，由顺天府尹候迎至署欢宴祝贺。每年霜降后，吏部等衙门则在广场西侧举行“朝审”，对死罪重囚进行复审定案。
大明门前横可一条棋盘街，这是东西两城交通往来的孔道。正南是正阳门，又正南是永定门。永定门里以东为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以西为山川坛(初称地坛，后又改称先农坛)，是祭祀农神的地方。
天坛祈年殿，《北京史》（增订本）内页插图。
明代北京街巷的排列采取方正平直的形式，这是由整个城市的方正平直所决定的。大街多作南北向，而胡同则多作东西向。内外城共十六门，每座城门都有一条笔直的大街。全城著名的大街三十余条，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的道路系统。街的大小都有定制，大街宽二十四步，小街宽十二步。最小的道路称为巷或胡同，胡同遍布内外城，多至一千余条，这里是居民住宅集中的地方。
本文选自《北京史》（增订本），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
摘编/何也
编辑/王铭博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