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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农大红色档案 | 四川地下党人熟知的“第二马克思”
四川农业大学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建校之初为“四川通省农业学堂”。清朝末年，在成都建立的所有学堂中，农业性的学堂仅此一所，足见其校史悠久。
回望四川农业大学114年的光荣历史，既是一部兴中华之农事的奋斗历史，又是一部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红色历史，更是一部由历代川农人接力谱写而成的“爱国敬业艰苦奋斗团结拼搏求实创新”的“川农大精神”史诗。今年正值“川农大精神”命名20周年。为了追溯“川农大精神”的历史源头、解读川农大红色光荣传统的基因密码，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学校党委编纂了这本《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搜集整理了多份文书档案、照片档案、报刊档案、口述档案和百余幅的图片资料，经过对大量史料的严密细致考据，生动鲜活地讲述了1906到1956年间，四川农业大学在各个办学历史时期的代表性红色人物和他们的光辉事迹。
△档案馆（校史办公室）馆藏之《史稿留存——教育司请增加农业殖边科文件》。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四川高等农业学校（1912-1914年间四川农业大学办学机构）。时值民国初立，国外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分裂势力更是心怀不轨而时时企图脱离民国而独立。在这种忧患局势中，四川高等农业学校与四川省政府商议，于1912年创办农业“殖边科”。该科专门由四川省财政厅划拨经费，每年招收学生40名，由川边镇抚府每年补给学费35元，毕业学生由省民政厅统一分拨录用以经略西南边关。在“殖边科”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有一名宜宾籍学生郑佑之，他就是后来我党早期农民运动中著名的“川南农王”，也是四川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之一，亦被称为“第二马克思”的郑佑之。
△郑佑之。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求学于四川高等农业学校殖边科
郑佑之，字自申，化名尤痴。四川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川南中共党组织的建立者及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四川中共党内卓越的领导人。
郑佑之1891年3月13日出生于宜宾县古罗乡。他5岁进入私塾读书，由于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13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被当地人称为“秀才”，闻名乡里。15岁时，郑佑之考入宜宾县立高级小学，因成绩优异，提前升入叙属联立中学。在这所学校里，同盟会会员在学生中宣传反帝反清，鼓动革命，并且常有进步刊物进行传阅，郑佑之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与启蒙。
面对列强对中国的欺压，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郑佑之愤懑异常，曾写下两首诗表达心中对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深深不满。其中一首为《名犬二：“黑水洋”》：
太平洋，亚美两洲之所有，而实中美两国之所雄主之地也。美足能然何论，而我中国则何如？盖插足之地无有矣。
黑水洋，太平洋之一分子，中国卧塌之侧领海之内也。而日本之势力及之，反客为主。中国之自甘雌伏久矣，遑论太平洋哉。故吾谓欲雄主于太平洋，必自卧塌之黑水洋始。因以名吾之雄犬焉。
保路运动爆发后，郑佑之积极奔走宣传，鼓舞群众参加同志军，投身革命推翻清王朝。民国初年百废待兴，郑佑之又满怀期冀地投入到国家建设之中。因看到当时欧美豪强对中国贼心不死，川西农牧地区更是贫瘠不堪，郑佑之遂暗暗下定决心要为国家多做贡献。时值四川省政府与四川高等农业学校设立农业殖边科，郑佑之便欣然前往报考，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首届殖边科学生。
△郑佑之文稿——郑佑之小传相关介绍。资料来源：中共宜宾市叙州区委党史研究室编
殖边科于1912年建立，因是与省政府合办，一经创立便被列为四川高等农业学校的重点学科之一，招生颇为严格。考生报考须经学校严格试验合格（入学试验科目包括数学、博物、理化、英文、国文），且年龄须在18岁以上者方才予以入学资格，学业年限为三年。在校学习期间，更须修读多门课程，包括：国文、物理、化学（无机、有机）实验、动物学实验、植物学实验、气象学、昆虫学、地质学、作物学、英语、经济学、民国法律大意、农业经济、农政学、殖民学等等。可见，殖边科所学科目已经远远超出基本的农学类专业技能学习，而是蕴含了明显的政治治理意图。
在学校求学时期，郑佑之在这种全面系统的课程体系培养下，不仅集中精力学习专业课程知识，还学会了多种语言文字。据宜宾党史办编撰出版的《郑佑之文稿》记载，郑佑之求学四川高等农业学校时期勤奋刻苦，学业成绩突出，依据所学很快便写出了《养蚕新论》。
郑佑之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地主家庭，但由于生母早早去世，家道衰落，他常常困难到读书求学所需要的笔墨纸张都没钱买，赴成都求学的川资都是他自己找亲友资助的。在四川高等农业学校就读期间，每月一元大洋的学费外加食宿费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因此郑佑之在1914年，求学近两年后，未能完成三年修学期限就辍学回家了。
但返乡回家后的郑佑之并未放弃学习，而是积极学习新文学和吸收新思想，阅读进步报章杂志，留心时局政治，继续秉持了他在四川高等农业学校所养成的胸怀天下的求知精神。
领导四川早期农民运动的“第二马克思”
1915年，停学在家自修的郑佑之目睹初立的民国一片乱象，地方军阀割据，土匪群起，农民逃难十室九空，常感悲愤异常。面对自己身边的社会黑暗力量时，郑佑之并没有沉默屈服，而是勇敢地选择站出来与之斗争。有一次，他查实了本乡团正李少白贪污的账目，便积极发动群众，对其予以斗争和打击。但面对时局的整体混乱不堪，郑佑之却对军阀和民国感到极其失望，他开始沉入苦思之中，寻找救国救民之他法。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引发热议并得以传播，郑佑之由此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研读马克思主义。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时期，1919年，郑佑之妻子李坤俞（赵一曼大姐）病逝，郑佑之悲痛异常。他在冥包封面上作诗一首，表达他对亡妻的怀念。
有生谁不死，死去究何如？
太息光阴速，居何岁已除。
当时情宛在，视我异前无。
致祭无他物，题诗当束刍。
更誊前旧稿，包面不令余。
岂为眷无子，亲封当赤符。
土中人觉否，不尽数行书。
1920年，郑佑之在宜宾北路柳加乡创办了一所小学。由于他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深为乡绅所痛恨。当地土豪刘绍成、团防恶霸蔡京华等互相勾结起来，以不划拨学校经费和教学屋舍的方式向郑佑之施加压力。但郑佑之并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淫威，而是坚决与之作斗争，后经教育局调查，终于揭穿了恶霸们的阴谋。但在1922年，在地方恶霸势力的暗中迫害与步步紧逼之下，郑佑之最终还是无奈地离开了柳加乡，前往宣化小学任国文及历史教员，并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该校任职期间，他提出了“停团办学”、开设国民班、工读班等进行平民教育的思想主张。县知事罗正冠为此对他大加挞伐指责，郑佑之据理力争，撰写批判文章和《裁兵论》寄送报社，得到了革命者群体的响应和支持。
四川早期共产党员何珌辉在好友张兴钰处得知郑佑之的革命决心后，曾专门去信，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及中国共产党的由来，并询问郑佑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
同时，郑佑之在宣化小学任教期间，经张兴钰介绍，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的恽代英结识，二人多次书信来往，相知日深。在恽代英的帮助下，郑佑之坚信中国社会的破败局面只有靠马克思主义来拯救，从此他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人生信仰。之后，郑佑之到泸州会见恽代英，并经恽代英介绍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郑佑之在党的领导下，经常与王右木、何珌辉、张兴钰等联系，积极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恽代英。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1924年，郑佑之根据上级指示，回到宜宾县古罗乡，创办了普岗寺平民学校开展平民教育，宣传马列主义，启发农民觉悟，组织农民运动，培育革命力量，因此触怒了当地土豪劣绅。1925年，宜宾县团雷士奇派人将学校捣毁。同年，郑佑之任县教育局视学。在担任该职期间，郑佑之经常不辞辛劳，无论晴雨天都脚穿草鞋，手拿油纸伞到各校去视察。“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号召宜宾爱国志士，组织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后援会，将《平民周刊》改为《平民三日刊》，用以传播上海工人运动消息及发表支持上海工人运动的言论。郑佑之还利用担任视学的职位，将大批党团员安排在教育战线上，创办了《教育旬刊》《工农周刊》《宜宾国民》，强有力地领导了宜宾的青年学生运动。
在郑佑之的组织领导下，宜宾的反帝爱国运动浪潮同步推动了学生、青年、妇女、工人等群众组织蓬勃发展。郑佑之把握该时机，向中央请求建立宜宾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郑佑之的积极推动下，宜宾地方团得以建立，由尹敦哲任书记，但重大问题仍由郑佑之负责指导。
1926年1月30日，遵照中共121号通告精神，由Y校（指共青团组织）书记曾润百主持召开宜宾党团员同志会议，当即决定成立P校(指中共组织)支部，选举郑佑之为书记。至此，中共在宜宾的首个地方组织——中共宜宾特支即告成立，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四川宜宾历史上值得永留纪念的重大事件，从此宜宾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开新的一页。1926年2月4日，首任中共宜宾特支书记郑佑之写信给恽代英信中，向其汇报了中共宜宾特支建立情况，并表示“请你随时指导”。特支成立后，在郑佑之的组织领导下，宜宾各级党组织发动农民群众和进步青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
△郑佑之致恽代英的信。资料来源：宜宾市档案馆馆藏
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郑佑之在宜宾县党部工作期间还创办了中山中学，积极组织领导学生进行革命运动，开展街头宣传，举行游行，散发传单，把群众发动起来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当时，军阀张志方驻防荣县，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不仅大肆搜刮群众财产，更是派兵拘押群众，逼收捐款。郑佑之听到该消息后，马上派人到荣县组织群众抗捐抗税，更是亲自组织川南农民自卫军，与张志方相抗衡。郑佑之派李坤杰（赵一曼的二姐）率领宜宾妇女群众，到军阀驻地宣传军阀恶行。声势浩大的抗捐运动震动全川，迫使反动军阀将县长邓邦植撤职，并将张志方调走。此外，郑佑之还指派李竹君、郑宏度、石兆祥等三名中共党员前往广州参加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全川农民运动培养骨干。此三人返川后，都迅速成为四川地区发动农运的领导者。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重庆爆发“三·三一”惨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重庆地委组织委员冉钧等被捕杀害，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及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庆的革命斗争暂时转入低潮。在宜宾，军阀覃筱楼也大肆捣毁和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郑佑之在军阀的联合绞杀下并没有退却，而是迎难而上，创立农民协会，坚决与军阀作斗争。为了发展农民协会，提升农民阶级意识，郑佑之创办了《夜光新闻》，并以饱含激昂的情感写了《发刊词》。
在该《发刊词》中，郑佑之疾呼，中国已被黑暗笼罩，巴蜀大地道路崎岖，急需革命青年奋起，为了黎明和可爱的人间而革命。
在宜宾县农民会成立时，郑佑之亲手撰写《宜宾县农民会宣言》，在宣言中他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土豪的剥削和军阀的苛捐。同时，他把农民运动放到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世界视野中，认为中国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实现彻底的革命。他还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农民联合万岁！农工联合万岁！宜宾农民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
郑佑之在大塔、仙马、兴隆一带组织农民运动，并于1929年在大塔举行农民起义，与土豪作斗争，开仓分粮，并枪决了土豪舒少林，使反动派大为惊恐，派兵联合绞杀。但郑佑之相当谨慎，加上群众极力掩护，终使反动军阀不能得逞。此后，郑佑之经组织委派担任川南特委书记，领导过自贡井矿工人运动和荣县富顺碳厂工人运动，还组织过荣威农民起义。
1929年3月，郑佑之通过宜宾女中学生陈全林、刘德纯等联络女中同学，并由牟家河联络叙联中学同学，组织了“浪花社”。
浪花社名称由郑佑之命名，取意是掀起革命浪潮，开出灿烂之花；目的是要唤起青年不要屈服在强暴的势力之下，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起来搞革命。浪花社公开性质是文艺团体，但实质上是进步青年的革命团体。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浪花社带给了革命青年希望与信念。后因浪花社活动频繁，被反动当局所注意，最终遭到查封。
之后，郑佑之被调往川东，担任中共合川县委书记，他领导了有名的“马房斗争”和“反饥饿斗争”。他组织马房街一带贫苦群众，抗议驻军强行拆除民房，拒不迁移，取得了胜利；又组织贫民进行游行，抗议强行摊税，迫使县府向贫民发给粮食。
1929年至1930年，郑佑之当选为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直接领导江巴中心县委工作。他在重庆工作期间，勤俭节约，把钱全部用在了开展党的活动当中。为响应红军入川，郑佑之把节省下来的钱及由弟弟寄来的钱，在二十一军管库员那里买了枪支弹药，后因管库员分赃不均，导致事情泄露，军阀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当时担任中共中心县委委员的陈震在回忆中就谈道：
中心县委曾通过党员打入二十一军军部的活动，取得了十支快慢机手枪，这是当时最新式的武器。在进行活动中，郑佑之同志要他的弟弟寄来了一笔款作为活动费用。后来这十支手枪有三支留在机关，其余七支由余宏文同志转移走了……当时徐永弟同志赶到江津要追回这些武器，据徐说转移未经中心县委同意。这件事情，从实际上来看，余宏文同志自己无权作主转移，他是受郑佑之同志指挥的，目的是在于转移到川南，作为进行农村工作使用的。这与郑佑之同志当时对党组织工作向农村转移的主张是一致的。转移枪支与他在党内提出和坚持转移到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他的主导思想的表现。
在重庆工作期间，郑佑之根据自己多年发动农民进行斗争的经验，认为革命若要成功，只依靠城市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因此向党组织提出了建设农村游击队的建议。陈震后来回忆说：
郑佑之同志当时对于重庆党组织的工作方向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主张，他认为省外好多地方都在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组成苏区，开展游击战争，但四川还没有一个根据地；他对于把党组织的中心工作放在城市，老是着重搞贴标语、散传单、组织飞行集会等一套工作，认为是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当时在一个地方突击组织宣传一二十分钟，又转移到另一处继续进行宣传，这样大大地暴露了自己，以致组织机关屡遭破坏，在大城市敌人势力集中的地方，地下工作这样很难获得成功。他主张把党组织的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深入做农村工作，组织游击战斗。他的意见和主张当时在党内居于少数地位，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感到有些苦闷，其他的同志也认为他有些别扭。
正如毛泽东所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历史实践证明，郑佑之在当时提出“在四川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被后来党的革命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尽管郑佑之的意见在当时未被党组织采纳，但他并未气馁，而是继续根据上级组织的安排，在重庆开展革命工作。
但后来的革命形势正如郑佑之预料的那样，中共在重庆的多处组织被暴露。当敌人大逮捕开始后，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已经得到了消息，也适时做出了让郑佑之转移离开重庆的决定。1931年12月，郑佑之在离开重庆前，因不知袁世勋已经叛变投敌，前去周家祠堂袁家取拿重要文件，不幸被特务当场逮捕。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郑佑之威武不屈，视死如归。郑佑之在狱中，还给弟弟们写下了遗书。在遗书中郑佑之不仅坚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会取得胜利，更是安慰弟弟们不要因为他的死而伤心，也勉励弟弟们要积极走出去，对于自己的牺牲，他在遗书中以暗语传递消息，称是受“老人”逼迫去了袁家而被捕，并相信“待将来的公论”。
1931年12月30日，郑佑之被枪杀于重庆南通门外罗家湾（1983年补发郑佑之革命烈士证）。次日，反动派在《新蜀报》上以“昨日枪决三共党”为题登载了佑之牺牲的消息，宣称“又共党省委郑佑之，在共党中原有第二马克司之称”。
△郑佑之革命烈士证。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昨日枪决三共党，1931年12月30日，新蜀报。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郑佑之为革命而牺牲在心中是早有准备的，他是抱着“独身主义”去搞革命的。
众多历史档案文献可以充分而鲜明地证实，郑佑之终其一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播，培养了以赵一曼为代表的众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特别善于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运动，是当之无愧的我党早期著名平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领袖。而说起他本人的“第二马克思”和“四川卡尔”的称谓出处，还有这样一段逸闻故事：1928年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临时扩大会议在巴县召开，郑佑之当选省委委员。因路途遥远，郑佑之开会迟到了，但他走进会场时就特别引人注意。坐在对面的一位团省委代表，见郑佑之一脸长长的络腮胡子，双目炯炯有神，很有些像共产党革命的导师马克思画像上的样子。这位代表一时兴起，便在一张纸上随手画了一幅速写，勾勒起这位“马克思”，画中的郑佑之头戴圆顶翻檐帽，脚蹬麻耳草鞋，土蓝布长衫的下摆挽起来掖在腰间，左肩上倒挂一把雨伞和锤状包袱，风尘仆仆中又显出神采奕奕。画后题名：“马克思来临！。”这幅画在开会代表中传阅后，全场大笑。此后，“四川卡尔”“第二马克思”就成了四川地下党人熟知的郑佑之的外号。（来源：《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潘坤/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温馨提示：《读者报》头条号对《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进行节选，敬请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