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带孩子逃跑躲藏是什么征兆(梦见带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林美芳退出了所有“鸡娃”的群。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时间久了，药末弥散在缝隙中。上班途上，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

这是她的秘密：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经历了休学、复学、复学失败，现在持续请假在家。除了母亲和丈夫，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

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和她一样，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从初中生到大学生。孩子们失眠、悲伤、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承受着恶心、手抖、嗜睡、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

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成因。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医生的“听诊器”是眼睛、耳朵和嘴——依靠经验观察、倾听和交流。

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去年，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

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反复的病情、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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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开学第二个月，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自己不想去上学了，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头晕头痛，很难受。他想在家自学，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林美芳没好气，“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

母子俩达成的“协议”是，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林美芳帮他请假，“半天半天地请”。没多久，林美芳被请去学校，她对面坐着4位“特别严格”的老师。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并重申年级组规定“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她坦言，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有点软弱的妈妈。

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每天6点多出门，公交地铁1小时，赶在7点15分前到校。晚上6点多回到家，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直到天亮。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要全力向前赶超。双休日，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并告诉林美芳“自己不累，不找家教才累”。

“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她试探性地问儿子。“要的。”陈恒回答。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心理医生上门辅导，900元两个小时，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

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情绪也越来越低。他形容“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像刚刚结束长跑，但是不会气喘”，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精神非常疲惫，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在医院检查一圈儿，“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最终，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事实上，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医学上称之为“躯体化障碍”。来就诊的青少年，有的头痛、背痛，有的频繁腹泻，临上学就失眠、手心冒汗、恶心呕吐……治疗的经历也类似——验血、做核磁，在内科、中医科辗转，有的“在儿科住院，被抽了40多管血”。

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病例上大都写着“情绪低落，生活兴趣减退”“重度抑郁，伴有自残行为”“中度抑郁复发，第二次住院”，等等。

“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好多孩子不去上学，已经回到家庭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裴双义说，“在学校里，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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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人解释清楚“抑郁症是一种病”，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父母，也很难与孩子共情。

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对方嘲笑他，他便不再提起，觉得母亲编造“孩子心脏不好”作为自己不上学的借口更合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抑郁症”的诊断，那更像是因为软弱、不坚强生的病，他一度会向“躁狂症”的方向伪装。

在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15层的病房里，住着40多位受心境障碍困扰的青少年，其中近八成是中度或重度抑郁。其中有从省重点高中休学过来的学霸，也有老师家长眼中的“异类”——厌学、吸烟、酗酒、仇亲、沉迷网络、有暴力行为。在医护人员眼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聪明、敏感”。

大多数孩子手臂上留着自我伤害的痕迹，伤痕密集的，像红色的蜘蛛网。裴双义接诊时，都会先检查孩子的手臂，大部分是非自杀性自残。他认为，当孩子已经很难向别人诉说痛苦时，会选择划伤自己，出血的伤口刺激视觉，产生内啡肽缓解自己的焦虑。“搜刀”是护士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总有孩子想通过外卖或是快递把刀片运进住院区。

康复中心的病房不是封闭病区，未成年人住院需要家长陪护，孩子们穿着蓝绿色的病号服，手上戴着黑色定位手环。出院时手环才会被护士用工具摘下。有孩子在网上买了吸铁石，破解出打开手环的办法，并且找到医院的监控死角，在家长不注意的时候，翻墙跑了出去。找到他的时候，他闷闷地说，自己只是想回家了。

病房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孩子的尖叫，可能只是家长的某句话激怒了他；有追着母亲大打出手的孩子，也有忍不住教训孩子的父亲。需要暂时约束冷静时，身高一米九几的保安会进病房帮忙。

一间病房里，母亲听完儿子怒吼着的“指控”，捂着胸口背靠着墙蹲了下来，掩面哭泣。医生和护士进门调解，儿子冷漠地坐在一旁刷着手机，“没什么感受，她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我是这个家庭的累赘”。

“家长的痛你们是看得见的，但我们的痛你们看不到，也想象不到。你们只看到了那几分钟的家庭关系。”患病3年的李天冉形容，“生病时觉得活着很累，每天最痛苦的事就是醒来。”去年复发时，他站上了19楼的楼顶，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告别。

一名被确诊重度抑郁的高一女生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自己很累，顶不住了。父亲鼓励她，“再坚强一点，勇敢一点，顶一顶就过去了”。电话那头传来女儿的哭声，“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跟你说声再见，我真的不行了。”

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的咨询师邹峰见过不少不理解、不接受孩子生病的父母。

一次，邹峰被一位“做事情很认真很努力，事业很成功”的父亲逼急了。不管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怎么解释，这位父亲坚持认为，孩子就是不懂事不听话，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碰触自己的底线，抑郁症不过是为逃避学习找的理由，“他根本没病”。

邹峰义愤填膺，忍不住回怼道，“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不是一个坏种，不是天生懒、不求上进的，他是碰到困难了、痛苦了，才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觉得他天生是一个坏种，那也是遗传了你。”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邹峰常说的是，他就是太努力、太懂事才会生病的，孩子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已经抑郁了，不想活了，在自己伤害自己了。他只是生病了，不是变坏了。“家长一定要理解到这个程度，孩子才会觉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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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是厚厚的木头门，李天冉亲身试验过它的抗击打性。那次，处于躁狂状态的他在诊室与母亲争吵起来，他突然站起来，转身挥起拳头重重砸向门。“门纹丝没动，医生见过大场面，只是平静地喝了口苏打水。”李天冉事后回忆。

穿校服的女孩子从坐进诊室时便开始小声哭泣，腿和脚忍不住地抖。“我刚刚还好好的。”她告诉医生，自己一个人时情绪很低，但是哭不出来，最近没有用刀割自己的手腕，“因为没有工具”。

“有没有吃很多饭？做心理治疗怎么样？有没有不好的想法，比如自杀的想法？”医生问。母亲抢答了大部分问题。

裴双义见过一些“不太说实话”的家长，为的是让孩子的病看上去稍微轻一点，能尽快回到学校。“但问题是，你这个病不弄清楚的话，孩子还是会出事情。”裴双义接诊的一个女孩，已经出现“命令性幻听”，爬到二楼要跳下去的时候被同学拦住。

“打假”是他和同事日常的工作之一。面对有所隐瞒的孩子和家属，他们靠经验、提问和观察反复验证。

一位父亲经常开很远的车程带孩子来看病。女孩心疼父亲，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是家里的负担，心里内疚。所以只要父亲陪她来，她就告诉医生，自己挺好的了，心情也很好，不用怎么治疗了。

裴双义看到孩子说话时眼神恍惚，有时候眼圈发红，而且她做心理测评量表时没有说谎。他继续尝试与女孩沟通。

“医生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点改变都没有，我感觉不到快乐，我还是觉得我是多余的，我是家庭的负担，所以我就真的不想再治了。”女孩告诉他。

几乎每天都有家长和孩子问出同样的问题。“没有一点好转，我想放弃，看不到希望”“他吃3个月药了，心理咨询也在做，我们不对的教育方法也改了，他怎么还不好啊！”“今年望明年，明年望后年，我都快和孩子一起生病了”……

大部分时间，裴双义和同事们都是在解决家长的问题，“因为家长太焦虑了，他总想让你给他一个肯定的回复，比如什么时候能好，他们想要看到希望。”邹峰见过一些帮孩子治病的家长，最后自己比孩子病得还重。

“没办法不焦虑，她生病就不能上学，不能上学就没有朋友，就更容易生病了，没有文凭将来怎么工作？”一名母亲试过很多“正的”“邪的”治疗方案，她向所有亲戚朋友封锁了孩子生病的信息，“救孩子是妈妈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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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寻找病因是父母在孩子被确诊后最着急做的事。

有的母亲反思，自己对儿子的控制欲太强了，指使、监督得太多。孩子告诉她，自己太想自由了，宁可生病也要自由；有的追溯到孩子婴幼儿时期，因为早产，孩子睡了6个月保温箱，从小没有安全感；有的对家庭进行剖析，夫妻俩感情破裂离异，女儿从不与父亲亲近，怕那样做会伤害妈妈，长大后，在交友特别是异性交友方面有很多困难；有的经历过家暴，自己被打，孩子也被打；还有的猜测是儿子换到新的学习环境，一时间接受不了成绩的落差，于是病了。

陈恒一度认为“爱这种东西很虚无”。童年时，他觉得母亲不喜欢自己，一直想摆脱教育孩子的责任。这是他根据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比如上小学时，母亲要求他每天下午放学后，必须在学校自习到5点，再自己回家，爷爷奶奶想去接他也被拦下了；有一次他的手工忘记带到学校了，母亲给他送去，但是弄坏了；有一个暑假，他没被接回家，而是被送去了外婆家，“我那时也很难受”。

这些细碎的事，林美芳都忘记了。她记得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老师告诉她孩子总比别人慢半拍，别的小朋友排好队了，她儿子还在收拾书包，终于收拾好走到队尾，哗啦一声，书包里的东西全掉出来了。她带儿子去私立医院测过智商、情商值，也检查过是否有自闭症。孩子有时不听话，又特别犟，她脾气暴躁，会忍不住打骂孩子。

林美芳知道儿子恨她，在教育孩子上，她走过许多弯路。她想给儿子道歉，但话刚说到“以前妈妈哪里做得不好，你指出来”，儿子便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了，“没有没有。”

“与青春期的孩子沟通本身就不易，特别是家里之前没有这种环境和基础的。”裴双义在诊室见过孩子呵斥母亲，让她“滚出去”；有父亲敲不开孩子的门，担心孩子在房间做傻事，从室外的阳台上爬进了孩子的房间；还有母亲揽下孩子生病的全部责任，一直跟孩子说对不起，你生病是妈妈造成的。复诊时，她很少描述孩子的症状，总在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对，或者说哪句话又说错了，又引起女儿的反感了，导致她的病复发了。

“我们对于青少年抑郁症，最关注的还是家庭。”裴双义认为，“孩子病了，情绪或者行为出问题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家庭‘生病’了。但家庭只是一部分的关系。”

但裴双义和同事们几乎不在孩子面前数落父母的不是，他们觉得那样对父母不公平，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修复和孩子的康复。

他给家长的“通用”指导是，与孩子相处时，一定要从家长说变成孩子说，家长认真听，不要轻易去评判。

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主治医师曹新毅认为，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与生活环境、科技的进步、孩子的学业压力都有关系。“孩子参加中考，职高与普高录取比例1:1。有多少从农村考出来成为‘中产’的父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学技术，将来可能成为一名蓝领这种出路？家长给孩子排满了课外班，孩子连出去跑一跑的时间都没有。”

“太（内）卷了（内卷：多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一名患有躁狂症的初一学生向记者形容他的班级环境。班上的部分学生，已经自学完初三数学。他的强项是哲学，最喜欢黑格尔，常读《近代哲学史》，这是他在班里与众不同的地方。

生病前，他经常进行自我哲学辩论，像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他的打算是，“和他们一起卷，卷赢了再去改变。”然而计划还没开始，他被诊断为躁郁症——生病时，他两天没有睡觉，思路清晰，神采奕奕，但随后进入情绪低落期，没有动力做任何事，包括起床喝水。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数据显示，2017年，约9.4%的12-17岁青少年有一次重度抑郁发作。北京回龙观医院儿童心理科医生刘华清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儿童患抑郁的比例在澳洲为12.1%，瑞典为11.4%。

林伟的儿子生病休学两年，4次被强制送进医院。她直言，在当下，不“鸡娃”很难。在她和孩子姥姥的努力下，儿子20个月能背《唐诗三百首》，3岁时掌握的英语单词比6岁的表哥还多。儿子没读过儿童版书籍，书柜里的书比同龄人高出好几个档次。但现今，儿子又住院了，家里的冰箱、茶几被儿子砸碎了，新装修的地板上留着坑。

和林伟儿子同龄的一名病友回想起童年，印象最深的事是幼儿园放学回家每天都要认识字卡片。每错一个，母亲手里的小竹竿都在他腿上留上一条印。他现在看到“蝴蝶”两个字还会恐惧。

有家长对孩子童年时的经历不以为意，说“实在是给这病找原因”。孩子过于追求完美主义，达不到目标会失落，进入情绪的恶性循环。但在邹峰看来，大多数完美主义是从小培养的。有的家长在孩子两三岁时开始训练，“你不听话不认真，妈妈就不要你了，不喜欢你了”。对于6岁之前的孩子，“妈妈不要我了”意味着“我就要死了”。“所以这些孩子对不完美的恐惧跟对死亡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儿子得这个病，其实一半的错误在我这里。”林美芳说，“包括我们微信群的家庭，好多都是孩子生病以后，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教育方式全部都改变了。”

最近，一部讲述“家长如何鸡娃”的电视剧正热播。林美芳和群里的妈妈们拒绝看，因为会在剧中“不停、不停地照见曾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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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也“一直在找直接触发了生病开关的那件事”。

在他看来，没有哪一件具体的或是有指向性的事，“情绪一直积攒，恰好那个时候好多事情一起发生了。”

陈恒曾被送进当地一家戒网瘾学校，理由是他昼夜颠倒地玩游戏，眼神发直，脾气暴躁，打碎过家里的窗户，还殴打了母亲。

林美芳回忆，儿子暴躁打人时，他们想把他送进精神卫生院去住院，但是儿童病房的床位要等。她没想到更好的办法，在别人的介绍下把儿子送去了网戒所。这家戒网瘾学校登上过当地晚报，聘请了知名的教育专家，一年6万元。学校的几名教官假扮便衣警察，以“打了母亲要带去派出所做笔录”的理由带走了陈恒。

直到“豫章书院”曝光后，陈恒才第一次把在戒网瘾学校的经历自述出来，因为觉得“舆论终于站在了孩子这边”，他可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了。而之前，他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这类学校被视作‘少管所’或是青少年进监狱前的最后一站”。

在戒网瘾学校里，他因为没有整理好内务，被体罚几百个深蹲，做到肌肉拉伤，坐都坐不下来。饭菜里有时会吃出虫子，难吃又不够吃，他经常做梦都是在吃零食。3个月后，才允许家长探视，见家长的时候会有教官陪着，他不敢告诉父母，因为担心父母不一定会信，如果不信就会被延长毕业时间。但远离父母让他享受到了自由，有时夜里一个人自学数学时，他甚至还会感叹生活美好。

戒网瘾学校只是破坏陈恒与母亲信任的开端，回到家后，他发现父母只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那一年他过得提心吊胆，很怕惹父母不开心，他的成绩也前所未有地好。第二年暑假，陈恒的母亲以他不努力学习为由，在暑假又把他送到网戒所，一直待到开学才回来。

“我觉得可能是曾经受过的伤害太大了，比如说跟父母的关系，跟学校的关系，还有对自我认知，就这样一种迷茫的感觉，然后‘腿’就断掉了。”陈恒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把自己的病比喻成“精神骨折”。

林美芳在多年后知道这段经历背后的故事。她手机里收藏儿子在网戒所时的照片，是当年教官发给他的，儿子晒得黑黑的，坐在操场边，咧着嘴笑。

第二次送儿子进去是因为看到前一年“教育”的成效，儿子看起来很阳光，每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她想让儿子的这种状态一直保持下去，不要变。她也承认自己贪便宜的心理，网戒所曾承诺一年内不满意可以免费送来接受教育。

“那次我完全崩溃了，我再不想和我母亲讲话，我和她完全就不是一个频道的人，我和她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在我爷爷死时都没有哭过，在那时候哭了，我真的很伤心，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家，第二次送我进网戒所的伤害延续到今天，这对我是彻彻底底的伤害。”陈恒说。

在北京安定医院网络成瘾门诊，副主任医师盛利霞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表示，就诊的70%-80%被家长认为是手机成瘾的孩子，最后都被诊断是抑郁状态，沉迷手机是孩子缓解抑郁症相关症状的行为表现。

陈恒表示自己不是很喜欢打游戏，“但打游戏能让我跟别人有连接，能跟别人交流”。

两年里，接触了上百个患病的孩子后，邹峰觉得，吸烟、打游戏、文身，某种意义上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家长看到他们的这些行为也焦虑，那么为了消除自己的焦虑，就会粗暴地禁止，但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没了。”

曹新毅观察到，还有一些抑郁的孩子没有来医院，而是被送去了国学书院或者戒除网瘾学校等。“学《三字经》《弟子规》这些很好，但你有病要先治病。”曹新毅说，“抑郁症早发现早干预，预后效果会更好。”

6

病程长了，家长对不同药物针对的症状、使用剂量烂熟于心，他们相信“久病成良医”，试图控制孩子的“用药”。

李天冉在微信群里见过给别人孩子指导用药的家长，也有遇到被家长“断药”的孩子，孩子没有经济来源，只能硬扛着回到了学校。一位有着9年抑郁病史的患者理解着家长对药物的排斥——“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药物的副作用，看不到救孩子的一面。”

一些孩子像药物说明书一样展示着药物副作用，恶心、手抖、嗜睡、记忆力减退。李天冉吃过“直接给自己打趴下”的药，吃了那个药以后，自杀的念头被完全抹掉，他昏睡了两周；好奇药物里的金属味道，他把药含在嘴里，嘴麻到第二天早晨，还有病友直呼“那种药吃下去像吃屎一样恶心”；有的会麻木神经，有点像酒后微醺，还有的让人短时间长胖了几十斤。

家长焦虑的是，药物和心理咨询并没有让孩子立竿见影地好起来，甚至病情时有反复。群里的妈妈们开始读一些心理学、与孩子沟通方面的书，尝试“动物疗法”——照料宠物能够激发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热情，减少负面情绪。

林美芳建议儿子养一只猫。陈恒欣然接受，猫很粘他，生病时，“喂猫以及起床看看小猫在干嘛”成了他起床的动力。一次和父亲激烈地争吵后，陈恒离家出走。母亲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张猫咪的照片，“家里还有小猫等你回家。”

猫成了陈恒回家的理由。“我感觉到小猫是需要我的，也是依赖我的。”“父母也是啊。”“但是猫不会评判我。”陈恒说。

没有什么“疗法”是万能的。有群友说，给孩子养了一只狗，现在感觉狗也抑郁了。

群里有家长找“大仙”算命，有的求遍了寺庙，有的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站在孩子房门外念经，3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能少，还有的请道士来家里作法。孩子如果排斥这些，家长们大多悄悄进行，“迷信好像是一种必经之路”。

微信群里热闹爱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沉寂下去不外乎几个理由：孩子痊愈了，孩子康复进入瓶颈期，孩子走了。

7

林美芳看到一些“不建议抑郁症孩子复学”的观点会生气，因为“复学几乎是所有妈妈的希望”，但她也知道“那不是唯一衡量康复的标准”。

孩子复学，家长一下成为群里的“明星”，其他家长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更多是来“取经”——在哪家医院就诊的？吃了什么药？看的哪位心理咨询师？

休学一年后，陈恒回到了学校。觉得恢复得不错，他悄悄断了药。“我是特别想回学校，因为我想融入社会，想和老师交流，学习让我充实”。

儿子复学后，林美芳几乎每天接到老师的电话，内容大都是孩子在学校里的“异常”表现，比如上课迟到了两分钟、戴着帽子来上学了。老师告诉她自己要对孩子特别关心，“一下课我要去看他在不在教室，没在教室里的话，我就往高处去看，怕他跳楼。”

陈恒认为老师这样做就是在排挤自己。“老师可能觉得我们这类学生最怕的就是他们去给家长告状。”陈恒说，“老师首先是学校的老师，其次才是学生的老师”。

病友群里有不少家长是老师，她们劝林美芳要理解，“万一孩子在学校出现意外，都是要担责任的，学校和老师也有很大的压力。”有群友所在学校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了，家长来拉横幅，一位教师被开除。

“后来老师要求把病历带来、孩子做过的量表也带过来，学校要看相关的数据和病史”。林美芳翻来覆去一晚上没怎么睡，她改变了主意，这些东西都不带去学校了。她担心儿子的信息泄露。

家长与学校的信任一点点撕裂。“我给老师发了好多语音，我说我孩子没病，他之前是抑郁症。如果你们怕担责任，我可以写免责证明，只要学校给他供一个宽松的学习环境，我是真的千谢万谢了。”

几个月后，陈恒的病复发了，他再次退回到家中。但这次没有办理休学，学校默许他长期请假。

林美芳现在也不在意儿子是否能回学校学习，她请了一对一的家教，老师每周上门辅导。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恢复。半个月前，儿子回学校参加模拟考试后，发微信告诉她，自己很难受，心悸得厉害，“学校又勾起了我很多不好的回忆”，后面跟了一串“恐惧”的表情。家教老师已经站在门口10分钟，他不让老师进门，说取消掉，自己必须先去学校找老师评理。

“我一直跟他说你是最好的、最棒的，妈妈支持你。不要激动，深呼吸放松，你打车去学校给老师说清楚。”后来，儿子被学校的老师送回家，老师一直等到林美芳下班。“一出地铁我就忍不住哭了，我就想我们那么努力帮他康复，你们怎么又给搞坏了啊。”

群里的妈妈们也遇到关于复学的各种问题。林伟的儿子初二生病，持续请假在家，初三一天都没有去，没有出勤记录，中考也没有参加。令她意外的是，学校给儿子发了初中毕业证。儿子情况好转后，想回到学校读初三，但学校都拒绝接收，理由是他没有办理过休学，已经毕业了。林伟去找区教育局，得到同样的回复。

也有妈妈们组团去“考察”了国际学校，她们猜测那里压力小一些，换了环境也许对孩子有利。还有的抱着“坚决不能休学”的想法，“能上半天就半天，学校近的上学时间按小时算也行”。但这大多时候只是“想法”，她们逐渐学会尊重孩子的意愿，觉得“这病就得靠爱慢慢滋养”。

8

裴双义见过很多中断学业的孩子，初三和高中学生最多。有的经过药物治疗、心理咨询，加上孩子与家庭关系、周边环境的改变，能够恢复到不错的状态。

“也需要老师和同学给他们一些支持，抑郁症只是心灵的一个感冒，是暂时的情况，会好起来的。”他希望学校能普及相关心理健康知识，消除孩子和家长的病耻感。

4月，裴双义所在的浙江省康复医疗中心将对浙江省内1万名学生做心理筛查，这是实现“医教结合”的尝试。住院区有孩子的病情是学校做心理量表筛查时发现的，被心理老师建议来医院检查，“心理老师就是历史老师”。

去医院就诊前，陈恒曾寻求学校心理老师的支持。他有些失望，“老师不太专业，还向我透露了我认识的同学的秘密”。

面对不同的患者，医生给出不同的治疗方案。“处于早期急性期的孩子，需要药物治疗。我们也会介入一些心理治疗的方法。”裴双义说，“父母要陪伴、倾听和支持，不挑衅、不激惹，父母双方的意见要一致，协助孩子就医。”

他建议家长在和孩子沟通时，少评判，别讲大道理，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另外，允许孩子在家里，适当地表达一些烦躁和愤怒的情绪。

“但是比如说孩子已经建立了情感屏障，拒绝家长靠近了，这个就是要花时间。家长不能说，我都已经改了，你怎么还不好，我都道歉了，你要我怎样？”邹峰反问道，“那不是新的伤害吗？”

“做60分的家长就好了，在养育孩子上，100分等于0分。”邹峰认为，在康复期，家长要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陈恒希望那些“健康的人”能理解，和抑郁症患者相处不必小心翼翼。“抑郁症的孩子不是易碎品，把他们当成健康的人交流情商不要太低就行。你和正常人交流，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

林美芳记得，一次就诊中，医生问她，孩子有什么优点？她说没有，然后列举出儿子一连串的缺点。医生让她带孩子回家，“好好想想，然后下次带孩子爸爸一起来”。而现今，她觉得儿子浑身都是优点。

她逐渐向儿子靠拢。他喜欢的播客主播，林美芳也喜欢。儿子关紧房门鼓捣公益工作时，她有时会悄悄站在门外，听到孩子的笑声，她高兴，“希望这样的笑声多一点”。

（应受访者要求，林美芳、陈恒、李天冉、林伟为化名）

【编者按】

我们都是追梦人。

新闻记者的梦想，是用自己的笔和镜头记录这个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记录普通人的追梦故事，从深山“空巢村”的复苏到山水林田的生态变迁，从罕见病少年的大学梦圆到神舟航天员的星辰大海......

“我在现场”栏目以“我们都是追梦人”为题，将新华社记者记录的追逐梦想的故事汇聚于此。这些故事讲述的是追梦人不停的脚步，是“中国梦”照进现实的新时代。

2010年9月的一个早晨，江西省崇义县上堡乡上堡村村民吴年有的妻子邓丁蓝在县医院产下了同卵四胞胎女儿，从此这个山村家庭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四胞胎的消息吸引了我。要知道自然受孕的同卵多胞胎概率约1500万分之一，同性别的概率更低——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新闻。然而，当我在12年间，6次赴赣南山区采访这个特别的家庭，我发现我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对农村夫妻抚养四个孩子的影像故事。这个故事折射出中国贫困人口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升腾、不断向前的巨变。

↑拼版照片，吴年有夫妻和四胞胎女儿的合影：上左图为2011年9月14日摄于家中土坯房前；上右图为2016年5月25日摄于家中土坯房前；下左图为2017年9月7日摄于家中在建的三层小楼前；下右图为2020年9月10日摄于新房客厅内。

↑这是2022年6月19日拍摄的上堡梯田。

上堡村是赣南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中国三大梯田”之一的上堡梯田是这里的名片，也是客家人长期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见证。虽说名气在外，但因为交通不便，接待能力有限，这里的旅游产业并不发达。人们以梯田耕种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吴年有一家就是这里典型的农民家庭。

↑吴年有在照顾出生仅一个多月的四胞胎（2010年10月29日摄）。

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300元的这一家子来说，四胞胎的出生有惊喜，更有相伴而生的沉重负担。

“她们的到来，就跟做梦似的。”吴年有给孩子们取名：吴梦婷、吴梦玲、吴梦云、吴梦琴。可当“四梦”真正来到家中，他却犯了愁。“我和我老婆以前都在广东打工，有了孩子，就去不了，家里只有3亩田，也没其他收入，孩子的奶粉钱都是东拼西凑的。”

↑邓丁蓝（下）背着孩子在家门口晒谷子（2011年9月14日摄）。

↑吴年有为四胞胎冲泡牛奶（2011年9月14日摄）。

↑四个孩子睡午觉时，吴年有抽空到田里收稻谷（2011年9月14日摄）。

四个孩子都是早产儿。四胞胎中的老三出生的时候只有二斤，老大被怀疑患有先天性脊柱裂，手术费就要10多万。而且，只要有一个孩子生了病，其他三个都会生病。

尽管和家人商量过抱走两个给别人寄养，但看着孩子们在澡盆里洗澡时高兴的样子，吴年有最终还是没舍得。

↑家里只有一个澡盆，小家伙们得轮着洗。一进澡盆她们就拍手嬉笑，这也是吴年有最开心的时候（2011年9月14日摄）。

↑说到眼下生活的艰辛，四胞胎的奶奶邓光龙禁不住掉下了眼泪（2011年9月14日摄）。

一大家子的艰难的生活处境，也冲淡了我第一眼看到四个小家伙时的惊喜。作为记者的我，能给予他们最好的帮助，或许就是原原本本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

作为图片故事中重要的一个全家福画面，让四个不到周岁的宝宝不哭不闹同时出现在镜头中并非易事。老大笑了，老二闹，老三开心，老四睡觉，想拍到好的合影，只能边哄边等。最后，我让夫妻俩抱起孩子们，坐在自家的土坯房前完成了拍摄。

拍完这张合影，我与吴年有一家告别，踏上归途。路上，心里充满了彷徨：四胞胎的到来，让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庭又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未来，四胞胎的命运将会如何？吴年有和邓丁蓝的生活又将有怎样的变化？

↑吴年有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女儿（2011年9月14日摄）。

2016年的儿童节前夕，时隔5年，牵挂把我带回到这个深山里的家庭。

穿过小石桥，经过几亩稻田，沿着碎石土路一路上行，就看到了吴年有家的小院。看到屋前晾晒着的同款衣物，就知道四个孩子都长大了，走进屋里，惊喜扑面而来：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奖状。

↑四胞胎姐妹在家里展示她们获得的奖状（2016年5月25日摄）。

坐下来慢慢聊，我了解到，在脱贫攻坚中，吴年有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地政府为夫妻俩提供了公益性岗位，为四胞胎姐妹申请了低保。夫妻俩起早贪黑，干农活，一有空还到附近工地打零工，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我注意到，吴年有家的院子边建了鱼塘和鸡舍，鱼塘边还种了几株刺葡萄。养鱼、养鸡、种刺葡萄，这些都是当地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广产业。

最让夫妻俩高兴的是，4个孩子都健康成长。当初最担心的老大吴梦婷通过进一步检查，确认先天性脊柱裂并不严重，身体不受影响。得益于健康扶贫政策，四胞胎的就医支出报销比例达90%以上。

四姐妹都进了乡里的幼儿园，园长也只收了两人的学费。“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幼儿园正组织孩子们彩排节目，园长还特意为四姐妹编排了一个时装秀的节目。身穿裙子的四姐妹，就像阳光下盛开的四朵小黄花，格外耀眼。

↑四胞胎姐妹在幼儿园里表演节目（2016年5月25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幼儿园里玩耍（2016年5月25日摄）。

↑四胞胎姐妹坐在家中土坯房门口画画（2016年5月25日摄）。

放学后，孩子们拿着我带来的画笔，在土坯房门口画起画来。

四胞胎家里原来住的土坯房年久失修，墙体多处裂缝，一到刮风下雨天，一家人都担惊受怕。吴年有告诉我，当地政府推行农村危房改造政策，他会做些泥水工，自己也准备在宅基地上建新房。而对邓丁蓝而言，她更在意的是女儿的教育。在她看来，要走出眼前这片大山，读书是最好的渠道。

在邓丁蓝小时候，因为家贫，只供得起弟弟一个人读书，邓丁蓝和妹妹刚读完小学就不得不辍学，在田间耕作到可以外出打工的年纪后，到邻省广东打工；到了结婚年纪，再回到山里相亲、出嫁。

时代的脚步不断向前，邓丁蓝的人生境遇不会在她的四个女儿身上重现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小学学龄女童净入学率自2015年开始连续6年保持在99.9%以上。

在脱贫攻坚中，政府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实施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2017年，四胞胎姐妹上了小学一年级。“她们这一辈子肯定和我自己不一样了。” 邓丁蓝对我说，她确信，女儿们一定会继续读书，将来还要上大学。

↑四胞胎姐妹出发去学校，身后是家中在建的三层小楼（2017年9月7日摄）。

2020年9月，穿过小石桥，经过几亩稻田，碎石土路已变成水泥路，我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小院，原来的土坯房边建起了一栋三层小楼。

吴年有把我迎进门，热情地向我介绍家中的布置，四胞胎姐妹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和书桌，再也不用趴在床上写作业了。我注意到，新房客厅墙上贴着一张“脱贫光荣证书”：2019年1月1日，四胞胎一家退出贫困户行列。

十岁的四胞胎姐妹已经不再那么瘦弱，她们都在乡里的中心小学上学。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们爱吃零食，爱打闹，爱抱怨功课多。姐妹们分在两个班，虽然有时也会选择不一样的衣服去学校，但老师还是经常叫错她们的名字。

↑四胞胎姐妹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远处是家里的土坯房祖屋和新建的三层小楼（2020年9月10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学校教室里看书（2020年9月10日摄）。

吴年有学会了开挖掘机，在种田搞养殖的同时，也会去建筑工地接活干，乡里还让他和妻子做起了村里的护林员和保洁员。

这几年，县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通往山外的路也拓宽了，来上堡梯田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吴年有打算把房子的3楼改建成民宿接待游客。

↑吴年有在家门前检修挖掘机（2020年9月10日摄）。

↑四胞胎姐妹在家里的小院旁给饲养的鸡和鸭喂食（2020年9月10日摄）。

生日蛋糕的蜡烛点亮，烛光映照在4个公主造型的小女孩身上。蛋糕前，4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十岁了”。这一刻，多年以来一直缠绕着我的担忧，瞬间消解了。

“努力干活，改善生活，把小孩教育好，她们长大成才，就是我最大的梦想。”有些“发福”的吴年有眼里闪着光。

↑四胞胎姐妹在新家里吹蜡烛过生日（2020年9月10日摄）。

2022年，江西省崇义上堡梯田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在这个被稻田包围的农家小院中，吴年有夫妻俩和孩子们又一次走进了我的取景框，我再次为这一家人拍下了全家福。

照片中，所有的人都笑得那么灿烂，此刻的瞬间仿佛穿越了时空。12年前，四个小小的梦想播种在这片大山中，生根，发芽，努力生长，逐渐绽放……

↑吴年有夫妻和四胞胎女儿在新房前的合影（2022年6月15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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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万象

来源：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