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立山头“裂变”式增长！揭蝶贝蕾传销组织前世今生
为什么“蝶贝蕾”传销组织始终难以根除？
全文5934字，阅读约需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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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人去楼空，联合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新京报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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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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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雾
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蝶贝蕾”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声明称与传销组织无关。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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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最新进展静海每天出动6000余人打击传销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新京报记者从静海区委宣传部获悉，截至昨日17时，静海区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累计排查出租房屋6557处，排查其他点位2997处，断水断电11处，张贴标语1281幅，入户宣传19900户，发放宣传材料13000份，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昨日上午，天津警方、静海区打传办联合多部门，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新京报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在王家楼村清理两处传销窝点，现场已空无一人。窝点内遗留的资料中，有个人简介、课堂笔记。新京报记者翻阅25份个人简介发现，其中有9份成员的学历显示为“大专”和“本科”。
传销窝点管理规定：领导的袜子每天洗
昨日上午，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片寂静，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一些老人妇孺。
上午9时，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乘坐多辆警车进入了这个村子。
打传队员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木梯攀爬进院墙，踏进屋子，迎面扑来的酸臭味让静海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的现场负责人岳海鼻子一阵难受。
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厅两室民宅，内部人去楼空。屋子旁的几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不少学生的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求职简历。
数十张手写的个人资料中，不少成员学历一栏为“本科”、“大专”，记者翻阅前25张中，有9张的学历显示为“大专”或本科，年龄则在21-24岁之间。
屋子还能看到散落的传销人员听课笔记和扑克牌，随手翻开几页，上面用黑色的碳素笔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致富心得”。
墙上还贴有一些规矩，如：下午领导来时，主动上前握手、打水、擦手;领导在家时，屋里的水半个小时换一次;进出门必须说各位老板辛苦了;领导的袜子、鞋子必须每天洗刷，车每天擦;领导的洗漱用品、衣服等必须全部认识;不可越级。
考勤记录显示，5月份，签到人数共有23人。在近3月的考勤记录表中，刘浩玉、余智庭、石友军、王尧四人的名字一栏备注为“死”，此后再无他们的签到信息。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传销窝点中的多名成员，对于“死”的意思，他们表示也不清楚。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大门紧闭，联合执法人员爬梯子翻墙去开门。
传销笔记写“要成功先发疯”等语句
传销窝点中一个笔记本里，分章节记录了部分课程内容。记者观察发现，每一次笔记的第一段，均会写“今天行业是个100%成功的行业，50%做人，50%赚钱。你的改变有多大，你的网络就有多大、每天进步百分之一，100天就是一个成功者”。
课程内容包含“如何邀约”(带人进来)、“自身的态度”等内容。“如何邀约”一栏的笔记显示，有时间，有野心，做生意失败，赔了本想翻身，但不主动出力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才不遇的人均在可邀约之列。网上在逃犯、公务员、家中的顶梁柱、年龄大于27岁的则在不可邀约之列。
多本传销窝点的笔记中，有“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眼。
讲述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对话传销人员 “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
新京报：进传销组织多久?
王奎：8个月了。之前，一个网友说帮我找工作，带我去宿舍，然后就来到这里。
新京报：每天干些什么?
王奎：早上起来就是开始玩牌，然后吃饭，吃完就讲课、学东西，还要教新来的，和他们贯通贯通思想。下午就玩玩，晚上再开课，差不多十点睡觉。
新京报：交钱了吗?
王奎：交了3万多。第一回交了两千九，后来又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三万块。
新京报：为什么交了那么多?
王奎：当时被忽悠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这么说，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盲从心理。
新京报：钱从哪里来的?
王奎：向家里面要的，说开烧烤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不能赚钱的?
王奎：干了一段时间吧。感觉可能回不来了。太难了，赚不到钱，得不到什么东西。其实，月初那个时候我就想走。跟一个寝室的领导说了，他说月中再让我走。
新京报：最长在这里待过多久?
王奎：我见过最长的，六七个月吧，但其他的也有两年多的。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王煜 赵凯迪 林斐然 实习生 郑苗 赵今朝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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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姓氏简化后成了这些姓，知道吗？
建国后国家一个推行了二次简化字尤其是在1977年二次简化字的时候.如【戴姓】改为【代姓】，萧姓改为肖姓，辨姓、辩姓改为弁姓或卞姓 改板酆改丰改八 改干改强等。后来在1986年二简化废除，启用新的简化字总表，但国家并没有将原先强行简化的姓氏更改回来，必须由本人自己改回，故继续出现了代，付，肖等姓氏。 从1977年使用到1986年废除，代字代替戴使用了九年。后来人口普查时，由于部分统计人员水平低。和部分宗亲书写方便，则继续使用了【代姓】。而1977年后出生的人，不懂得其中的缘由，也继续使用；从而形成了今天戴和代混乱的局面。 戴氏在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的戴姓，比其它省宗亲要好的多，不会把姓“戴”错写成“代”字，一些宗亲群里每天都有人辩论戴与代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代姓只有戴姓，这种错误是近几年图方便的戴姓人造成，才使戴氏人口排名逐年靠后。百家姓当中没有肖姓、付姓、闫姓、代姓的座次，而将其人口归结于萧、傅、阎、戴等姓氏，说他们是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这是不公允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已经明文规定，废止了一批不规范简化字的使用，上述姓氏用字就属此例。萧有708万，傅有612万，阎有492万、戴有468万人口，这包括了肖、付、闫、代的人口，因而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古人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用“代”字的各宗亲，或者下一代起名时候一定要更改为“戴”以免误导自己的晚辈。
二次简化字表
“ 张巨龄：2010年的6月29日，我的题为《姓氏：“萧”非“肖”，“傅”非“付”》的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引起许多读者关注。甚至有被户籍部门“肖”（音“xio”，无“xio”之音）过了的“萧”姓读者来信，对于户口和身份证姓氏用字的误书给他带来的麻烦等表示忧虑，并诉求解决的办法。
但是，综观至今，不但“萧”“肖”与“傅”“付”滥用者，仍旧不断。还有像“戴”“代”相混，“蓝”“兰”误用等在内的，胡乱改掉他人姓氏，甚至本人不谙其源，误入别家祖宗之门的，竟至俯拾即是。这实在使我忍不住要再做一番研讨了！
“戴”，初为“子”姓，相传是商汤的后裔。汉族此氏，望出广陵、清河等地，后迁至今天的河南商丘一带。据《姓氏考略》引述《元和姓纂》的话说：“戴”之为姓，是“戴公之后”的事。“戴”，是春秋时期宋国君主仲衍的第十一位继承者——“撝”的谥号。其后人以此为姓，而“撝”，也就成了“戴”姓的始祖。这样看来，“戴”氏的绵延，至今总要有2800余年的历史了。此外，宋朝戴埴（音zh）所著的《鼠璞》一书里曾说道：“殷民有改为‘戴’者，以义改也。”这是说，当万民拥戴、政通人和的时代，一些非“子”姓之人，感以功德“义气”，而自愿归于此姓。这乃是“戴”姓族源的另一说。据有关数据显示，宋朝时，“戴”氏有11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15﹪，排在所有姓氏的第107位。至明朝，则占到人口的0.4﹪，有37万，排到了第65位。现今之“戴”氏，遍布海内外，有430万人之众，已跃居中华姓氏之第57位，成为颇为可观的不小姓氏之一。
1996年，“世界戴氏宗亲会”在马尼拉成立，至今已举行了6次认祖归宗大会，对于联络海内外戴氏华人的骨肉之情，以及向世界宣扬中华文明而起的作用，可谓史所鲜有！
“代”，与之不是同源的姓氏。起初，它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的名称，故地在今河北蔚县。其国君后为赵襄子所杀。他的后人即以国名为姓，有怀情于旧的意思在。与“戴”相比，“代”属罕见之姓。据笔者查阅，在《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龢编，商务印书馆1921年印行）里，收录的“戴”姓之人，有164位，而“代”，只收了“代渊”和“代善”两人。其中的“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次子“爱新觉罗·代善”的省略称呼。由此可知，这个“代善”的“代”，实在也不是个姓氏用字。
“戴”“代”混淆，或有人误以为“代”是“戴”的简化。一方面，是大多数使用者不知它们的源出不同；另一方面，恐怕是受了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以下简称《方案（草案）》）的影响。《方案（草案）》曾主观地将“戴”简化为“代”,但那是“文化革命”中，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受到干扰、破坏后的产物。所以，早在1986年，这个《方案（草案）》就被废止，而不准再行使用了。
”
律师：“之前，最高院公布了“北雁云依”姓名权案。虽然这是一件起姓名的小案，但一路惊动了省高法、最高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地通过释法一锤定音。此案的价值在于划定了孩子姓名不能瞎取的红线。法院认可不予登记孩子的花样名称，不是基于公安机关的内部规章，而是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根据该释法，公民行使姓名权，可以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这就为我们戴氏家族将由于文字简化使用的“代”姓改为原百家姓中的“戴”提供了法律依据。大家公知，历史上就没有“代”姓，只有“戴”姓。由于70、80年代使用简化文字等原因，将戴简化为代，因此根据这个案例，我们戴家后代可以以爷爷的戴姓，将“代”姓改为本源“戴”姓。如果各地公安机关不予受理将“代”改为“戴”行或不同意更改，我们戴家人可以据此诉讼。其实，基于同样原因，其他姓氏，如“肖”改为“萧”姓，完全可以。"
全国立山头“裂变”式增长！揭蝶贝蕾传销组织前世今生
为什么“蝶贝蕾”传销组织始终难以根除？
全文5934字，阅读约需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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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人去楼空，联合执法人员正在现场查看。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蝶贝蕾”不是中国第一个传销组织。此前，依托美国传统奖金分配的“五级三阶制”，传销由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再北上中国大陆，一路攻城略地。
上世纪90年代，鞍山工人杨玉勇加入一家名为“武汉新田”的传销公司，并逐渐显露“领导才能”。
持续打击下，杨玉勇的团队发生裂变：一部分以虚拟公司名义活动，另一部分则依托实体企业，利用其品牌组建传销网络。
2006年，杨玉勇在山东淄博被批捕，从此退出江湖。
他身后，多个传销网络野蛮生长，其中一家名为“蝶贝蕾”，尤为猖獗。这一名称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裂变，是“蝶贝蕾”发展壮大的关键词。反传人士介绍，该组织在全国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发展至今，已与创始人没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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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传销组织“武汉新田”
“蝶贝蕾”的起源，与另一资格更老的传销组织“武汉新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传销人士李旭介绍，其创始者，最早可以追溯到“北派传销鼻祖”杨玉勇。
在反传销人士邹凌波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末，传销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传销”一词也没有负面意味，“当时被认为是一种从国外传进来的先进的销售模式。”
那时，传销活动不像今天东躲西藏，而是以大规模公开宣传的形式存在。邹凌波回忆，其用作“壳”的产品类型不断增多，由单一的摇摆机(一种器械)，发展到西服、床垫、保健品等。
全民传销浪潮中，“武汉新田”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家，杨玉勇则是该组织的骨干。
李旭介绍，武汉新田脱胎于台湾兴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世纪90年代，该公司用于传销的“爽安康有氧健康摇摆机”，曾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
“一台摇摆机售价几千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很多受骗者是普通工人、农民，被骗得负债累累，甚至家破人亡”。邹凌波说，随着传销在中国大陆的蔓延，其本质逐渐显露，因此出台法律进行遏制被提上日程。
1998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严厉查禁各种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
为规避风险，台湾兴田通过代理公司改变营运模式，在同时代其他传销公司相继停业破产时，其转入“地下”，以批发零售的形式蓄力。其中的佼佼者，即武汉新田公司。
李旭介绍，杨玉勇是辽宁鞍山人，当时为武汉新田东北系统“领导”。随着政府打击力度加大，传销由地上转入地下，由公开大规模授课、宣传，转为“老鼠会”形式，即现在常见的家庭式、小课堂授课模式。
2002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打传办警示，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武汉新田保健品有限公司”旗号，以帮助找工作或做生意等名义，将不明真相的群众骗往异地，诱使或胁迫他们参与变相传销诈骗活动。“提请广大群众提高辨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
公司遭打击后，杨玉勇曾带领团队加盟直销公司，试图漂白，但终因不能适应正规公司的发展思路被迫退出。
昨日，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从天狮集团证实，2002年11月，杨玉勇带领团队加入天狮，成立阳光系统。但其团队“不能适应正规直销公司的发展思路，也不想按照天狮的要求做市场”。
阳光系统下属团队很快放弃天狮，继续进行传销活动，部分则“打着天狮的牌子、拿着天狮的产品来运作传销”。
公开资料显示，公安部2006年打击传销犯罪的“鲁剑”行动中，杨玉勇被山东淄博市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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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贝蕾公司与“蝶贝蕾”组织
出走天狮后，杨玉勇团队骨干大部分另起炉灶。李旭介绍，有的虚构一个公司，有的干脆冒用正规公司名义，组建非法传销网络，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蝶贝蕾”组织就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在随后发展壮大，直至蔓延全国。
而作为一家化工企业，总部位于广州的“蝶贝蕾”公司，则一直在努力撇清与传销组织的关系。
▲“蝶贝蕾”公司在《广州日报》刊登声明称与传销组织无关。
李冬敏是广州蝶贝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他说，公司多年来备受冒名困扰。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蝶贝蕾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9日，属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制造及销售等。
李冬敏介绍，公司名称“蝶贝蕾”一词，取自法语“belle”，中文意为美丽。
在李冬敏记忆里，2006年起，公司不断接到全国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其与一家名为“蝶贝蕾”的组织关系。甚至有人专门来公司参观，才表示相信公司“与传销组织没有关系”。
2006年，央视播出节目《疯狂蝶贝蕾，直击全国最大传销团伙》。李冬敏向当地工商、公安机关报案，并以公司名义多次发表声明，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经调查后，做出“与传销无关”的结论。
今年8月4日，白云区市场和质监局对蝶贝蕾公司进行现场核查，结果显示，“暂未发现该公司参与传销或为传销提供货源的证据”。
新京报（ID:bjnews_xjb)记者也从白云区区委宣传部证实，蝶贝蕾公司与传销组织并无关系。
李冬敏表示，不清楚传销组织为何会冒用公司名称，但多年以来已对企业声誉造成损害。
等“蝶贝蕾”传销案件破获后，他将委托律师对传销人员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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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挫
认购份额模式学生深陷其中 警方打击多年
实际上，“蝶贝蕾”的传销形式还是以传统的“认购份额”为主。一路发展的“蝶贝蕾”，并非从未受到打击。实际上，警方的打击行动十余年来从未断绝。包括广东、山东、天津等在内的多地警方都曾对传销组织“蝶贝蕾”进行打击。
2006年3月，一场全国范围内针对“蝶贝蕾”的行动进行。山东《齐鲁晚报》报道，“蝶贝蕾”涉及全国60万人、20个省份，涉案金额达20亿元，仅公安人员掌握直接证据的A级头目就有1000多名，是彼时全国破获的案值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起传销案。
值得注意的是，揭开这一“大案”盖子的，同样与一名大学生相关。
武淑红时任山东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对11年前的这起案件记忆犹新。她回忆，2006年3月1日，青岛一所大学的学生，被疑似传销组织的成员骗至聊城。警方调查显示，这名学生的“上线”，是传销网络中的B级人物。
“警方查获两台电脑，还有这名B级人物的业绩单，根据这些信息，连续打掉3个窝点。”武淑红说。
对起获电脑进行破解后，聊城警方有了“意外收获”：这一传销团伙，实际是个特大网络，范围涉及全国，而用于传销的产品，即为“蝶贝蕾”化妆品。
2006年3月25日，在河北警方配合下，东昌府公安分局经侦人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在石家庄将上述传销网络两名A级头目抓获。在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两个传销网络内部文件夹。
这些文件，无异于“蝶贝蕾”的通讯录。在对资料进行梳理后，警方辗转多个省份，并顺源摸至吉林省。
媒体报道，警方发现的数据库，包含326336名传销人员的体系表及业绩单，其中A级头目近400名，总涉案价值十余亿元。截至当年9月13日，警方共抓获A级头目31名、B级头目19名、C级头目62名。
今年6月至7月，静海警方打击多个“蝶贝蕾”团伙，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拘。警方通报，这一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
“这些涉传销人员，主要是在校生和社会待业人员。”武淑红说。
▲图片来自网络
在邹凌波看来，打击“蝶贝蕾”的难度在于，其在全国各地各立山头的裂变式增长，并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往往某地一个蝶贝蕾组织遭打击后，部分骨干分子转战他地，继续生根发芽直至壮大;或者一个组织内有骨干主动出去自立山头，发展壮大后与原组织并无直接联系。”
李旭也表示，“蝶贝蕾”发展至今天，与创始人已无多大联系，“要想根除难度很大”。
最新进展静海每天出动6000余人打击传销
8月6日，静海区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凌晨行动”。新京报记者从静海区委宣传部获悉，截至昨日17时，静海区平均每天出动执法人员6000余人，累计排查出租房屋6557处，排查其他点位2997处，断水断电11处，张贴标语1281幅，入户宣传19900户，发放宣传材料13000份，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清理了一些传销人员。
昨日上午，天津警方、静海区打传办联合多部门，分三组查处传销窝点。新京报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执法人员在王家楼村清理两处传销窝点，现场已空无一人。窝点内遗留的资料中，有个人简介、课堂笔记。新京报记者翻阅25份个人简介发现，其中有9份成员的学历显示为“大专”和“本科”。
传销窝点管理规定：领导的袜子每天洗
昨日上午，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片寂静，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剩下的多为一些老人妇孺。
上午9时，天津市静海区打击非法传销专业队乘坐多辆警车进入了这个村子。
打传队员在村民的帮助下，用木梯攀爬进院墙，踏进屋子，迎面扑来的酸臭味让静海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的现场负责人岳海鼻子一阵难受。
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厅两室民宅，内部人去楼空。屋子旁的几张桌子上，散乱摆放着不少学生的毕业证、职业技能证书、求职简历。
数十张手写的个人资料中，不少成员学历一栏为“本科”、“大专”，记者翻阅前25张中，有9张的学历显示为“大专”或本科，年龄则在21-24岁之间。
屋子还能看到散落的传销人员听课笔记和扑克牌，随手翻开几页，上面用黑色的碳素笔密密麻麻写着自己的“致富心得”。
墙上还贴有一些规矩，如：下午领导来时，主动上前握手、打水、擦手;领导在家时，屋里的水半个小时换一次;进出门必须说各位老板辛苦了;领导的袜子、鞋子必须每天洗刷，车每天擦;领导的洗漱用品、衣服等必须全部认识;不可越级。
考勤记录显示，5月份，签到人数共有23人。在近3月的考勤记录表中，刘浩玉、余智庭、石友军、王尧四人的名字一栏备注为“死”，此后再无他们的签到信息。新京报记者采访当地传销窝点中的多名成员，对于“死”的意思，他们表示也不清楚。
▲昨日，天津市静海区王家楼村。一个传销窝点大门紧闭，联合执法人员爬梯子翻墙去开门。
传销笔记写“要成功先发疯”等语句
传销窝点中一个笔记本里，分章节记录了部分课程内容。记者观察发现，每一次笔记的第一段，均会写“今天行业是个100%成功的行业，50%做人，50%赚钱。你的改变有多大，你的网络就有多大、每天进步百分之一，100天就是一个成功者”。
课程内容包含“如何邀约”(带人进来)、“自身的态度”等内容。“如何邀约”一栏的笔记显示，有时间，有野心，做生意失败，赔了本想翻身，但不主动出力的人，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才不遇的人均在可邀约之列。网上在逃犯、公务员、家中的顶梁柱、年龄大于27岁的则在不可邀约之列。
多本传销窝点的笔记中，有“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等字眼。
讲述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对话传销人员 “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
新京报：进传销组织多久?
王奎：8个月了。之前，一个网友说帮我找工作，带我去宿舍，然后就来到这里。
新京报：每天干些什么?
王奎：早上起来就是开始玩牌，然后吃饭，吃完就讲课、学东西，还要教新来的，和他们贯通贯通思想。下午就玩玩，晚上再开课，差不多十点睡觉。
新京报：交钱了吗?
王奎：交了3万多。第一回交了两千九，后来又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三万块。
新京报：为什么交了那么多?
王奎：当时被忽悠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这么说，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盲从心理。
新京报：钱从哪里来的?
王奎：向家里面要的，说开烧烤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不能赚钱的?
王奎：干了一段时间吧。感觉可能回不来了。太难了，赚不到钱，得不到什么东西。其实，月初那个时候我就想走。跟一个寝室的领导说了，他说月中再让我走。
新京报：最长在这里待过多久?
王奎：我见过最长的，六七个月吧，但其他的也有两年多的。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王煜 赵凯迪 林斐然 实习生 郑苗 赵今朝 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值班编辑：张一对儿 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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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男孩取有诗意的好名字
老话说“不怕生错命，就怕取错名！”姓名对人的影响可谓是真的很大的，从生肖知识来说，名字的好坏会影响运程的发展；从姓名学的角度来说，名字寓意与否，会影响给他人的第一印象等等。所以如何给男孩取名？需要满足寓意内涵、生肖知识、五行命理等起名要求。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不少男孩将降生在2020鼠年。而如何为他们取名内涵诗意的好名字呢？大家往下看。
一、男孩取名内涵诗意名字推荐
【圣哲】
——语出《离骚》“夫维圣哲以茂行兮”，提取“圣哲”取男孩名字。
寓意：形容男孩圣明，圣洁，明智，有哲理，属于既诗意又内涵的好名字。其中“哲”带有生肖鼠喜用“口”字形，意为有安全、吉祥之义。本义指学问，如哲学。
【宜修】
——取自《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提取“宜修”两字取名。
含义：“宜修”一名用作男孩名时，是用于人品好，修养好，气质佳，风度好，温文尔雅的诗意内涵。并且“宜”带有鼠喜用字形“宀”，意为安康、幸福。本义是指适合、适宜等寓意内涵，引申为懂事、听话；“修”本义指修养之义；
【俊彦】
——取自取自楚辞名篇《九思·伤时》“览往昔兮俊彦，亦诎辱兮系累”。
意思是：“俊彦”在诗句中意指的杰出之士，贤才。成语“旁求俊彦”延伸了此寓意内涵，展现了男子气概，并形容孩子才智过人，非常有诗意且寓意深厚的男孩名字。
【文钦】
——出自宋代诗人苏颂有云“荐棘校文钦藻思，华林颁宴接车尘”。
解读：“文钦”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将领，取名“文钦”既有文学出处，也可以勉励孩子做一个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人。属于有诗意且有内涵的名字类型；此外“钦”字五行属金，适合2020男孩缺金取名用字。
【以诺】
——“以诺”一名是借助成语“一诺千金”延伸得出，彰显其中的寓意内涵。
解析：用作男孩名字孩子正直、阳刚、讲诚信。诗人李白有诗云：“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赋予了“以诺”这个名字更加丰富的诗意内涵。
二、男孩取名内涵诗意名字的技巧
1、借助古诗词取名：
古诗词是中国人的精神礼赞，其中楚辞、唐宋诗词、明清诗词、近现代诗词等等，这些耳熟能详、打动人心的篇章，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展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父母们从中挑选一些寓意深厚且适合男性取名的字词取名，不仅体现了父母文学素养，也具有诗意之情。
2、通过经典名句取好名字：
在很多经典的名言名句中，很多字都是精华所在，而且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运用，不仅是可以用固定的词组，还可以用其中觉得好听的字另外进行组合。比如：“智者一切求自己，愚者一切求他人。”可提取“智”取男孩名字，展现男孩子聪明、明智的特点。
3、运用生肖鼠喜用字形：
在十二生肖中，每一个生肖都有它独有生肖知识，2020年是鼠年，在给2020年出生的男孩取名字时，大家也是可以借助生肖喜用字来取名，然后在这些取名喜用的基础上为属鼠的男孩取一个内涵有诗意的好名字。生肖鼠喜用“口、宀、夕、豆、米、田”等字形。
4、借助八字生辰来取名：
生辰八字是每个人一出生就已经注定好的，很巧妙借助生辰八字给男孩取名，可以了解到男孩的八字五行，从而通过名字来补足，以此助运孩子未来的发展，加强名字的内涵。而诗意则可以借助比较诗意的字搭配孩子所缺属性字取名，满足对于内涵诗意名字的查找。
三、男孩起名内涵诗意名字大全
1、出自经典古诗词的男孩内涵诗意的名字
天佑：刘仙伦《醉蓬莱》“降产英贤，信道由天佑。”
得君：张九龄《奉和圣制南郊礼毕U宴》“饱得君臣醉，连歌奉柏梁。”
世豪：陆游《读书》“束发论交一世豪，暮年憔悴困蓬蒿。”
宇文：苏轼《定风波》“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
言志：杜牧《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
君诚：杜甫《北征》“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柏新：陆游《秋晚衰疾稍平聊识喜怀》“更余一事生诗兴，乌柏新添数叶红。”
睿哲：李贺《其二》“皇汉十二帝，唯帝称睿哲。”
俊伟：高观国《夜行船》“文章俊伟，颖露囊锥，名动万里呼韩。”
2、鼠年男孩内涵诗意的好名字
（嘉治）（昊然）（峻野）（治善）
（鸿才）（学楷）（运锋）（廷智）
（高朗）（鸿朗）（永熙）（鹏海）
（立玮）（辰皓）（庆孝）（轩茂）
（鸿畅）（端明）（昆锐）（伦强）
（启理）（亦航）（盛楠）（彪宣）
（峻健）（励旭）（浩博）（温言）
（昌淼）（铭晨）（昌燎）（军凯）
（鸿轩）（润韬）（晋源）（瀚彭）
（靖远）（晨濡）（尔思）（柏顺）
（名尧）（学苏）（辉凡）（庭博）
（子麟）（谊明）（梓洲）（闻稳）
（淮西）（植展）（智宇）（泽洋）
（乐邦）（宇清）（商洛）（语森）
（同和）（照宸）（运浩）（智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