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六是什么星座(正月初六是什么星座)

从大年初六开始，运势如虹，会财源广进，有天作之合的四大星座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不能退缩，因为生活还要继续，现实就是这样，没有半点留情，你不争就得输。行了，咱们还是继续说运势吧，就说说从大年初六开始，哪些星座运势如虹，会财源广进，有天作之合了。

摩羯座的朋友从大年初六开始，运势如虹，你们在工作中有很大的野心，而且生活里你们也不满足于现状，总要努力一点，拼搏一点，得到更好的。

射手座的朋友从大年初六开始，财源广进，你们虽然在很多眼中已经是那种所谓的成功人士了，但是你们却不会有任何懈怠，要赚更多钱了。

白羊座的朋友从大年初六开始，天作之合，你们找到了喜欢的人，过上了甜蜜的二人生活，虽然日子有点幸福，但是你们却不会让自己迷失在爱情里。

天蝎座的朋友从大年初六开始，好运连连，你们不管身处什么境地，只要看到一个机会就会牢牢的抓住，都会一直往上爬，爬上人生的高峰。

人，不能一生悠闲，也不能一生没有悠闲，悠闲是对生命状态的一种调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种调整。好了，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吧，最后老陈祝愿看到这里的朋友们都能获得快乐的源泉。

约翰·托什：何谓历史学家的使命？

在一个号称“没有记忆”的互联网时代，历史学的处境如何？相比于“停下来，向后看”的历史，“向前看”的姿态似乎更为当代人所青睐。历史似乎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必须以娱乐品的面貌出现才可获得足够的关注。不过，在英国历史学者约翰·托什看来，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地驶入未来的轨道，就必须更多地重拾历史的视角。

在《历史学的使命》中，托什细致展现了如何用历史学的眼光分析英国脱欧、男子气概危机、互联网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等当代社会的例子。作为“公众史学”的提倡者，他试图向读者们阐明，历史并非只是被束之高阁的僵死知识，而应该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必备的理性素养。通过历史的视角，我们得以从过去获得应对当下危机的启示，理解我们周遭人的观念与行为，全面地监督与评价政策的合理性及远见。下文经授权摘编自《历史学的使命》。

《历史学的使命》，作者: [英] 约翰·托什，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

在历史中自我定位

当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他被要求说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资产。“我想是我对历史的感觉。”他回答。接着他继续解释了了解美国如何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分辨哪些根本的历史动力使得美国获得这个地位，其中我们应该反对什么，又该支持什么”。对于一个专注于竞选细节的人来说，这个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映了他老练的史学思维。肯尼迪认为,世界是由连续的历史进程构成的,他自己的行为必须与之相符。

从时序或过程的角度思考就是以史学的方式思考。每一种情况都需要 我们当前的理解，无论是家庭纷争、政治动乱还是文化运动一这都是各种 趋势和事件的结果,其中一些的时间跨度不到人的一生，另一些则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如今，这一主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在历史主义的全盛期，这是一个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主张。作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回应,历史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到。这一宏大的命题直接源自历史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即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因为只有从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才能使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路径变得容易理解。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关键。这一观点得到19世纪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的充分证明。历史是民族主义存在的理由，重视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呼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过，到了 20世纪,历史主义的地位急剧下降。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强了人们对进步的坚定信念，但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往往遮蔽了过去的遗产。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中，历史解释与功能主义学说相比，黯然失色。功能主义把社会结构和模式看作整体的一部分，最好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随时间发展的结果。这种认知变化的后果，就是削弱了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文化地位。历史观的价值不再像19世纪那样高高在上, 所以往往被抛置一边。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史学视角在今天的英国公众辩论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历史主义的见解并非累赘。了解我们社会的最重要之处也许不是其历史起源,但不可否认，我们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的最终产物,而只有历史学才能揭示这一过程。

过程与发展构成了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常用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按时序发生的事件。历史变迁通常被历史学家视为渐进的,并被稳妥地置于可回溯至过去的发展历程之中。彻底断裂的时刻并非不存在，但其隐含的突发性几乎总被一种急切的感觉冲蚀了，即较慢的变化轨迹和未受变革影响的持续性。但以序列的方式思考不仅是理解过 去人类发展过程的方法,也是理解当代的重要线索。了解我们如何从“那时”走到“现在”，能更准确地界定我们所处的位置。因此，再多的功能分析也无法解释英国君主制的现状:只有看到当前的君主制是几个世纪以来坚持、退缩和妥协的结果，我们才能理解其在英国民族精神中的地位及其宝贵价值。

“讲故事”是获得史学视角的第一步。也许，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责任是确保与热点议题有关的历史能为公众所知。最近的例子与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担任首相期间的国家财政制度有关。卡梅伦声称,年度预算赤字和累积的国家债务现在都过分增长，以至于损害了英国健康的财政状况，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施紧缩政策，而不顾由此将削减公共服务。为这一政策辩护的主要观点声称，英国从来没有这种规模的债务。除了认为上届工党政府不负责任之外,这一说法还让相当多的人相信，我们除了咧着嘴笑、忍受削减开支的痛苦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关于债务空前巨大的概念就是错误的。历史记载表明,21世纪最初10年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对较低。300多年以来，国债一直是英国公共财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英国的国债从1 670万英镑增加到2.45亿英镑。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言，借款金额如此之高，如果18世纪的英国向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肯定会被拒之门外。在2010-2015年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忽视了这段历史，使得公众在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失去了分寸感。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试图澄清真相的经济史家而言，政治主张占据了极大的分量。

在其他例子中，历史并没有被粉饰，而是在不同的政治解读之间引起争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改革计划具有两条历史依据:第一，二战后由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设计的NHS是一个由中央政府主管的机构,带有一点斯大林主义色彩;第二，在NHS出现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医院具有合作与互助的传统，与当地的需求非常协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央集权式的NHS应该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借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即权力下放和医疗机构地方化。不过,以上任何一条都站不住脚。据NHS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 (Charles Webster)称，贝文曾明确表示,NHS不应成为一个头重脚轻的庞然大物，而且20世纪50年代对NHS的各种审查报告发现，这一体系非但没有过度集权，反而将责任下放到了影响效率的程度。至于二战前的医院, 地位最高的那些医院确实可以算作“自主性”医院，因为它们不受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些医院由当地的各类捐款建立而成,往往也是当地深以为荣的对象。但是这些医院的管理机构既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对当地负责;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的捐款显著增加,但工薪阶层的捐款人对医院 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同样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对医院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态度，结果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服务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说,20世纪 30年代几乎没有全面的、地方负责的医疗服务。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作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版本: 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 2017年8月

追溯过去

从理论上讲，历史解释犹如无穷尽的线团，因为任何起点本身都是早期发展的结果。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NHS,很可能会追溯到18世纪和 19世纪的慈善捐款,以及爱德华时期国家开始介入医疗事务。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是把一件事的历史追溯得足够远，以便将我们试图解释的局势的所有关键因素都纳入史学的关注范围。这比政客和公众习惯的做法回溯得 更久远。在20世纪80年代，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是把历史学应用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卓有成效的倡导者。他们痛斥历届政府狭窄的史学视角，且不会用史学视角进行类比。 他们坚持认为，对决策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事情是怎样的”，无法接受仅追溯半截历史，而是必须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对比这一标准，公众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存在不足。将一件事的源头追溯到哪里会对现在的解读方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以巴以问题为例。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能够帮助或阻碍解决问题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介入该地区的严重外交问题以来，美国一直将1967年的“六日战争”作为起点。谈判的内容是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全部撤出。当然，这与未来巴勒斯坦的建国密切相关,但这不是巴勒斯坦人最关心的问题。对他们而言，现代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不是1967年，而是1948年，那一年，2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以色列，这被称为“灾难”(al-Nakba)。正如伊兰·帕佩(Ilan Pappe)所指出的，如果将冲突的起点定得过于晚近，那么就严重扭曲了对巴以问题的理解。只有把1948年以来的历史纳入考虑范围， 才能充分了解这场冲突。

回到事件开端的想法有利于纠正缩短历史叙述的偏差,但也需要仔细 地加以限定。对事件进行类比，说明至少在事后看来,叙述的内容是不证自 明的，并没有讨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的余地。然而，任何具有解释力的叙述 都会引起这样的讨论，以至于把几个不同的叙述汇集在一起来思考可能更有意义。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美国人的反应中,最初只有强烈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但是，一旦人们的注意力转变成理性的反应，历史学家就有了重要的贡献。弗瑞德·哈利迪指出，只有当这场袭击被视为多个历史进程的汇聚时才有意义，而这些进程在之前并不是都被放在一起考虑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与“圣战”有关)、巴勒斯坦持续的危机、一些伊斯兰国家中央政权的崩溃、对美国干预中东的不满(尤其是自海湾战争以来)，以及冷战结束以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这里有许多等待挖掘的故事。

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思考历史

现实中对历史进程的实际理解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历史进程的时间尺度明显不同。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渊源只需要追溯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对英国福利政治的通俗介绍，一般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起点，但较为详尽的论述会追溯至1908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现代生育模式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英格兰的耕地使用状况上溯至18世纪；安立甘教会作为英国国教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6世纪;等等。

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过去——有时是遥远的过去——决定了当下的某些方面。早期的时代都在当下留下了残迹。事实上，修正主义的一项工作就是把相关事件的前身推得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还要远。因此,1945年后分隔东西欧的铁幕不仅仅体现了大国之争，也反映了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发展自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时就开始了。历史的进程并不同步，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发展。事实上，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区分了这些时间尺度,他是战后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导者。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在三个层面展开:支持其他一切的是“结构史”，包括几乎静止的环境格局,但也包括缓慢变动的文化形态，这些因素“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

第二层是“局势史”，布罗代尔将“局势”定义为经济或人口在10年到50年的周期内的变动。政治史家研究的传统议题属于第三层次，即“事件史”，像萤火虫在夜间发出的荧光一样，短暂地照亮了周边的景色。布罗代尔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社会时间的多元性。当历史加速发展时，有时会发生突然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历史可能几乎停滞不前，只有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发现其变化。这听上去可能过于简略，但对布罗代尔来说，把这些不同的节奏整合在一起分析是历史学的目标（即使他自己的“成功”，也只能算做合格）。他与社会学的争论恰恰在于社会学没有办法将结构分析与事件的作用结合起来。

我们在当下经常发现矛盾和不和谐之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观察到或经历的是不同历史层面的残余。每一代人都是新旧不协调的混合体，这就导致了错误的认识。全职就业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历史常态。 1991年,诺埃尔·怀特塞德（Noel Whiteside）在“历史学手册”丛书中的一本 著作中揭露了这一事实。当时，典型的英国人仍然被认为是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全职工人，他们不仅收入相对较高，而且还享受一系列福利,从职业养老金到防止被不公平解雇的保护措施。然而，正如怀特塞德所言,这种全职就业只能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生产的出现。19世纪时，这种工作方式随着机械化的扩大稳步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被工会和雇主视为一种常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非全日制就业的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怀特塞德的观点认为，只要有固定时间的全职工作被视为常态,工人的普遍状况就不会得到公平或理性的对待。自怀特塞德分析以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安排做“零 时”合同工，或成为个体经营者，导致他们的福利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被剥夺了。

纠正对古代的错误印象,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在美国南部各州,20世纪50年代时，大多数白人认为种族隔离已经存在很久了——可追溯至奴隶制时代。历史学家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写了一部 《吉姆·克劳的奇怪经历》(B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证明这与事实相差甚远。大多数相关的立法——所谓的“吉姆·克劳法”一都是在 19世纪晚期才制定的，当时国会中有黑人议员，当地也有黑人民选官员。伍德沃德并不否认实行种族隔离主义的重要特征——例如,在教堂、学校和军队中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他驳斥的是那种观点，即认为南方一直存在着 一种全面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永远无法改变。

《论历史（上）》，作者: 费尔南·布罗代尔，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有时候，所有关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动态关系的讨论似乎都跑题了 :世界正在被重新塑造，过去的作用沦为帮助古物学家逃离全新的世界或其重影(一个恐怖的新起点)。这样的时刻发生在1945年。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回忆起他的信念，即统一德国的消失、两个新超级大国 的出现以及原子弹的投放,意味着与过去产生了不可挽回的断裂。一代人之后，随着人们对战后世界的直接记忆逐渐淡去,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紧随其后的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历史学家有时候会被指责为痴迷于连续性一过分地追溯源流，以至于对新的转折不敏感。的确，面对过去的重大转折点,历史学家会追溯其轨迹和征兆，但那是因为“新”的事物从来不意味着纯净无瑕,它将过去的元素带入新的环 境，并以一种新的关系结合。正如布洛克接着指出的,1945年以后，旧的模 式几乎立即重现。从绝对意义上说，“新，，的事物从来都不是新的:它只是 “过去”换了新装，反之亦然。描述新旧之间的区别是历史学家能做出的最有启发性的贡献。

用历史的视角认识全球化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基调。这个词汇意味着世界在时空上急剧缩小，各种商品、服务和思想都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身价”。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体系之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元素的组合，但这些元素正在日益同质化，成为一种标准化产品。无论是受到赞扬还是指责,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特征。这么说往往意味着全球化就是新生事物。果真如此的话，历史的借鉴作用就可能受到严重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化”仅仅是一个长达数百年发展进程的现代称谓,那么背弃史学视角所提供的洞见将是不明智的。

全球化适用于指标主要商业大国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各国的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各大洲之间的移民不受限制,现代化的通信系统正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份清单闪耀着现代的光环，但只有最后一个特征适用于2018年的世界，因为大部分八国集团成员国都对自己的重要产品采取保护措施;货币市场的功能并不稳定;移民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描述其实对应的是1870年左右的世界。当时，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都加入了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可以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大量自由移民从欧洲前往美洲，也有移民从印度、中国直接到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电报把通信时间从几周缩短到几个小时，蒸汽船提高 了旅行的速度和舒适度。商业周期已成为真正全球性的现象，第一次大衰退发生在1857年和187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这一时期的精彩描述被恰如其分地冠以标题“统一的世界”。

经济史专家给19世纪后期贴上 “高度全球化”的标签，但他们不愿这么称呼当今时代。说比较1870年和现在，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并不像战后经济繁荣或1989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形势那样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看起来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比既有的情况程度加深了而已。第二,全球化总是不均衡的，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发展得更充分。如今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们，在面对150年前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时，恐怕就要无话可说了。

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将许多分散的传统文明 拉入其发展轨道,并使那些文明进入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全球网络。这种认 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那些文明在欧洲人尚未开启大航海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广阔的商业和文化网络。15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的时代标志着欧洲远洋贸易的开始，但其在全球化历史上的意义并非那么明显。 16世纪以前，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商业和文化最接近全球化。C.A.贝利51 (C. A. Bayly)在他那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著作中指出，欧洲国家与从清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各种政权，几乎相差无几:这些国家都以农业为主，都有着广阔的贸易网络。贝利称之为“古代的全球化”。只有在 18世纪，大西洋两岸国家中更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行为才从根本上冲击了亚洲的强势地位。

18世纪60年代——当英国成为占据印度的主要势力 时——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全球化的十年”。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也处于鼎盛时期。由非洲奴隶在加勒比地区进行甘蔗种植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复杂的附属贸易网络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从马尔代夫运来的宝螺成为西非的贸易货币。奴隶们以纽芬兰水域捕捞的鱈鱼为食,使用英 国制造的工具耕地,穿着新英格兰生产的衣服。成千上万的英国投资者，无论资金多少,都参与了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和种植园制度创造的利润，大大增加了英国的资本存量，有利于工业、农业和城市便利设施的发展。在 19世纪帝国的鼎盛时期，强制(coercion)一直是全球化的特征。在国际主义和自由全球化的论调背后，英国利用武力将自由贸易和向英国开放投资强 加给许多较弱的文明，从西非沿海的酋长国到清帝国。

哥伦布。

最后并且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研究者应特别关注1870年至 20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的历史表明，全球化与任何其他历史进 程一样，都可能偏离运行轨迹。两次世界大战都使得全球化的主要进程戛 然而止。作为19世纪全球化动力的英国,在金融上被大萧条拖垮了。德国 和日本迅速脱离了自由经济体系，转而采取经济专制政策。当时的主流是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稳定增长, 但在1930年至1950年间,这些指标出现了逆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恢 复到1913年的水平。这是一场复仇式的“去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 20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的重要性，至少在几年后经济恢复增长之前,人们将两者做了大量比较。但是，我们对全 球化的理解可以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一代人的理解，并可进一步加深认识。1880年至1914年间，全球的未来似乎最确定,但国内矛盾和民众压力迫使经济大幅放缓。首先，法国、德国和美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面对英国经济持续领先的地位，这些国家不再听信“所有国家都将从自由市场获利”的观点,反对不平等的分配，这种态度被恰当地称为“反全球化”。其次,国际劳工的自由流动开始受到影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开始限制移民数量，这一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加严重。

约翰·托什的代表作《史学导论》英文版书封。

这段历史并不难理解，也并非刚被研究，但几乎不会出现在有关全球化的公开辩论中，一部分原因是它暴露了西方鼓吹全球化背后自私自利的矛盾。对于那些担心被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淹没的富裕国家而言，曾在 19世纪部分实现的自由国际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过于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同样被遗忘的是，全球化与“强制”的历史有关。口追根问底，可能会使人们注意到主要资本主义大国通过双边谈判或多边世界机构对欠发达国家施加的幕后压力。最后，向这些欠发达国家推荐的“现代化”政策完全背离了最发达国家的经验。排在政策清单首位的是自由贸易，人们普遍认为自由贸易 是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 它们知道,只能通过保护来培育自己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据此制定关税。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都是如此,1945年 后“亚洲四小龙”亦然。甚至英国在1846年之前的经济起飞时期，也是如 此。一旦英国工业的主导地位稳固下来而不再处于“学徒期”，自由贸易就成了首选的制度。正如张夏准（Ha-Joon Chang）所言,发达国家要求欠发达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在要求它们“踢开梯子”,以增强自己的优势。

全球化是新生事物这一提法只说对了一半。当然，其中确实有新的元素，特别是在通信技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但只有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过程的最新阶段，才能把握全球化 的影响及其未来前景。历史记载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全球化的温和措辞与其冷酷无常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矛盾。以经济发展的名义给欠发达国家带 来扭曲而自私的历史教训，只是以上矛盾的最新例证。用后见之明来看待全球化，提供了另一个现实的教训:整个世界继续一体化的可能性很大，但 只是从长期来说如此;在短期内，全球化可能会被动摇，甚至倒退。正如 19世纪末两位经济史家所言，有记录表明，除非政客们担心输赢，否则他们可能会受到选民的逼迫，停止加强全球经济联系的努力，甚至可能解除这些 联系。因此，全球化远非“脱离历史”而存在（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新奇事物那样）,而是历史主义的最佳实践。

全球化是一个绝好例证，说明解释过去与预测未来密不可分。历史进程由数条轨迹构成,不仅有助于解释现在，而且可能揭示未来。我们充满信 心地预计全球通信将持续发生变革,因为在上一代人中引起这场变革的力 量仍很强大，且毫无衰弱的迹象:过去30年，电子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人们不断寻求越来越快、越来越灵活的通信方式。我们可以用 19世纪早期从铁路、蒸汽船、电报到电话的发展进程为证据,说明改善通信是当时、现在和将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从而进一步深化我们的预测。

撰文｜约翰·托什

摘编｜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

一位“90后”遗物整理师的职业自觉和她眼中的生与死

整理，链接逝者不朽的名与生者无尽的爱

一位“90后”遗物整理师的职业自觉和她眼中的生与死

整理生活，也整理生命。

西卡是一位家居整理咨询师，也是一位遗物整理师。2021年底，她在上海创建了或许是国内首个专门提供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服务的品牌“宅疏一日”。

在公司官网的简介页上，她这样写道：“一家热爱生命的公司。从物品架构中看到人世间的爱，通过妥善整理物品，链接逝者与生者，坚信向死而生，方能更好地生活。”

西卡。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此前，这个生于1990年的姑娘，已经在遗物整理领域做了两年多探索。她最初为人们关注，是在2020年春天，前往武汉为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整理遗物。这段经历被导演周轶君定格在纪录片《断，难舍离》中。

“遗物还用花钱找人整理吗？”“为什么要做这种不吉利的工作？”……

相较于已被逐渐了解、接受的家居整理收纳，遗物整理是更小众的新生职业。毫不意外，西卡受到许多质疑。

有机会发声时，她想先呼吁人们更尊重死亡。

有生，必有死。谁都知道，对于生命而言，没有比死亡更确定的事，但人们又难免要假装没这回事，给予生死不平等的对待。“死”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禁忌。人们避免谈论它，不愿看见它，不想思考它，不敢想象它。对待遗物，有些逝者家属也不那么认真，没有经济价值的大部分东西通常会被草草处理。

西卡在遗物整理工作现场。

西卡想要挑战这种禁忌，并在空白领域拓荒。

她想告诉人们，遗物整理不沉重，不可怕也不遥远。她用“温情”和“温暖”来形容这件事，但又强调，它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煽情催泪的情节。

“有时，人们会用猎奇的眼光打探这个职业，对有没有感人的故事更感兴趣，但我是非常严肃地看待它。遗物整理要在中国做起来，必须能解决大家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不是只靠一颗善心和细腻的情感，就能做好的。”西卡说。

她也提到，在中国从事遗物整理，跟在日本、韩国的情况很不一样——不少年轻人是从去年播出的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里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业。西卡想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人的遗物整理形式，帮助人们拥有美好的生活，也拥有美好的死亡。

“你要去当一个蓝领”

一切转变，都始于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觉察，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2014年，西卡24岁，得了场病，动完手术，在家休养了一个月。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与社会的脱离。独自躺在床上，她忍不住会偷偷“想想人生”，万一结果不好，自己离开了，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

这是西卡参加工作的第二年。自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加入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税务师，之后，跨行到广告业，进了外企。两个行当，都以忙著称。加班、熬夜、不按点吃饭对从业者不足为奇。

“我发现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留下……能留下什么呢？我没有为别人做什么值得留下的事。”西卡想。

病好后，她回归忙碌的日常，病中的念头一闪而过，只在心底留下些许痕迹。直到2018年，她工作的第6年。

彼时，西卡已经跳到互联网大厂做广告。工作繁忙，薪水可观，内心却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焦虑，一边忙于工作，一边迷惑于这种忙碌的价值。“觉得自己只是一部大机器上，一个无关紧要的螺丝钉。”

她的身体频频出现状况，接着，眼睛也检查出问题，要动手术。

“不是影响生死的重病，但你的生活质量一下子降低了。”这次生病，让西卡真正意识到生活质量的重要，也让她放慢了脚步。

回头看，她说这是老天给机会，用特别的方式提醒她思考人生。“但我还是觉悟得有点晚，快30岁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活。”西卡有些感慨：“年轻时，我们庸庸碌碌地为怎么赚钱怎么买房怎么结婚焦虑，反而那些终极问题却没去想。二十几岁就这么过去了，真的太可惜了。人应该早点去思考一些大问题，把思路理好，才知道自己的人生怎么过更好。”

给眼睛做手术时，医生们的鼓励和关心，让西卡受到很大触动。“他们的工作有意义，能帮病人走出最艰难的时刻。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个像他们那样，实实在在帮人解决问题的职业。我觉得自己需要做个职业分析，而且不能再拖了。”

西卡决定成为一名整理咨询师。

西卡工作图。

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理惠那本在全球卖出800多万册的《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让西卡也“怦然心动”。通过整理物件，重启人生，让人们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与西卡对生命质量的关注和对职业发展的需求相符，并且，爱改造房间的她，觉得自己对此或许有些天分。

心动就行动。西卡开始自学，参加培训，接触同行，做调研，在紧张工作之余，利用周末和休息时间，免费给客户做上门整理……这样试水半年，2019年初，她赴美参加近藤麻理惠的咨询师研讨会，通过考核，成为中国地区第二位近藤麻理惠官方注册的整理咨询师。之后，一鼓作气，辞职创业，成立自己的整理团队。

这个过程里，西卡没有得到多少支持。整理收纳师在当时是没什么人了解的职业，有时候，会被理解为保洁工作的一种。

家人和朋友都不明白，有份体面工作的西卡，为什么非要折腾着做一种前景不明，收入未知，甚至都还不被视为职业的职业。

母亲以沉默表达对女儿的不解与宽容。她尝试描述女儿的选择：“你要去当一个蓝领。”

没人知道，西卡想做的不止于此。从2018年，琢磨着转行做整理的那年起，她内心真正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生命领域里的整理师，并且“愿意为此去花更大的代价”。就是在这一年，西卡了解到，遗物整理也是整理师工作内容的一种。

西卡工作图。

遗物是逝者与生者的桥梁

“印象里，那天的墓地很温暖。”2020年初，西卡去一家大型殡葬公司拜访。参观公司管理的墓地时，她看见一组雕塑，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人，慢慢走入土地的过程。

西卡在雕塑前站了很久，发了条朋友圈，提到做遗物整理的念想，被纪录片导演周轶君看到，打来电话，于是，就在墓地里，她讲起自己想做遗物整理的初衷和拜访殡葬公司的原因。

依然是因为对生命质量的看重。在病中，西卡思考过怎么才能“死得好”这类问题，她觉得人活要好好活，死也要好好死，不能随随便便，从如何抢救到是否捐献器官，都要由自己来决定。

她因此接触到法律领域的“意定监护”概念，了解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监护人按照被监护人的意愿处理生活照管、医疗救治、财产管理、维权诉讼和死亡丧葬等事宜。

“这个制度太棒了！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西卡想到在一些国家，人们年轻时就会立下遗嘱；在遗物整理最早发展为成熟职业的日本，许多人会做“生前整理”，提前安排好自己物品的归宿，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减少遗憾，也减轻亲属负担……而在中国，人们健康时大多并不习惯为死亡做计划。

西卡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整理工作，帮人们更好地面对死亡。她开始学习相关法律，接触法律界人士，坐在一群公证员和律师中间参加意定监护培训，拜访殡葬公司……“我有一种直觉，”西卡说，“这些领域或许是相通的。”

“在死亡面前，我们很多人常常表现得像小学生。”西卡感叹。

入户做家居整理时，她有时会遇到一些逝者的物品，“碰到看上去与委托人的年龄、身份不相符，不像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我会向委托人询问。因为整理中，所属的概念很重要，物品怎样处理，要尊重物品主人意愿，而有些时候这些主人已经不在了。”西卡说。

让她难过的是，“对于亲人留下的东西，我们手足无措。大部分人的眼神无法直视我，他们会觉得不知道怎么讲这些事，怕我介意，我也怕他们介意，互相试探和规避。这种感觉很不好。”

在西卡看来，遗物是逝者与生者的桥梁。物品中，藏着主人的影子与他们留下的最后讯息：为什么有些老照片被尤为仔细地珍藏？为什么生前每个亲友给的红包都被标上名字，放进铁盒子，保存得那么好？为什么有老人将妻子的灵堂物品全部包进塑料袋，写上“亲爱的，走好”，却又把这些东西摆在容易拿取的位置？

西卡日常家居整理工作图。

“物品背后是有情感逻辑、有思考的，传达着一些爱。但你不去整理，就不能接收到这部分爱，有些东西也就这辈子都不知道了。”西卡说。

依照传统习俗，大多数遗物会被不加审视地匆匆丢掉或烧掉，少数物件得以留存，寄托哀思。西卡希望，人们能更认真地对待遗物。“我们好像习惯于只把不动产和银行存款、基金股票之类的动产当作重要遗产，其他物品就毫不在乎。你会觉得，人类怎么这么冷漠？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很多就是这样。”

她遇到的一些殡葬行业从业者也有类似感触，说现在一些年轻人，连至亲过世都不愿花时间对待。有的人会表现出希望赶紧完事的态度，觉得伤心事不要提了，怪忌讳的。

“为什么要逃避呢？”西卡问，“死亡是大家应该坐下来好好聊聊的事。分享悲伤也是一种疗愈。”

回到2020年早春，在墓地的那通电话聊天后，没过两天，一篇题为《武汉遗物》的文章在朋友圈里刷屏，打动了包括西卡和周轶君在内的许多读者。取得家属同意后，西卡决定赶往武汉，志愿陪伴三个因疫情失去至亲的家庭一同完成遗物整理，周轶君的团队将记录下整个过程。

这是西卡第一次将关于遗物整理的理念落地。物品不会说话，但在与三个家庭共同整理的过程中，已经离开的人们分明从身后之物与家人的回忆里，呼之欲出。

譬如，那个去住院都不忘带上一沓乐谱的老爷爷，花不少钱买了一堆乐器。一辈子只跟妻子讲过一句告白：“我只说这一次，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整理时，他的老伴拿起扫把扫地，扫着扫着，说了句，如果他还在，会抢过来做，绝对不会让我来扫地的。

西卡去武汉做遗物整理。

“武汉如今是我的第二故乡。”西卡说，她仍与几个家庭保持着联系，“别人觉得我到武汉是去提供帮助的，实际上，是我自己得到了更多帮助：我遇到的人们对我的包容、信任和鼓励，让我觉得自己何德何能。与他们的相处，对我的职业观、人生观、家庭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像一场洗礼。”

想做一名生命领域的整理师，充满挑战，绝非易事。多少次，在尝试中举步维艰而痛苦、不被认可而自我怀疑，这一次，西卡真实感受到，自己想要做的这份工作有着切实的价值。连从2018年起困扰她的失眠症，也在工作中得到缓解。

“来武汉前，我做整理的动机更多是为了自己，更关注的也是规划自己的人生；而在这之后，说出来有点大，但我感到自己不只是为自己而活，我要真正到社会中去。”西卡说。

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我们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遗物整理？”

从武汉归来，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西卡脑中。“中国人需要中国人的做法。我与日本的遗物整理协会接触，发现因为国情不同，法律法规不同，对生离死别的观念不同，我们遇到的阻力也不同，不可能简单地把他们的做法复制过来。”

例如，在日本和韩国，除了整理遗物，遗物整理师的工作还常与独居者死后的“特殊清扫”联系在一起。当独居者死去，接受委托的专业遗物整理师需要打扫现场、进行消毒消臭。而在中国，这块清理工作，会由警方或居委会负责。

目前，国人对遗物整理师的需求，更多出于情感。像是亲人离世后，太过悲痛难以独自面对遗物，请整理师辅助整理和清理物品，提供处理建议等等。

“但这种情感需求不是刚需，难以商业化。作为一种成熟的业务，我们还是要为人们解决更多的实质性问题。”西卡说。

去年正式实施的《民法典》，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遗产管理人的6项职责中，有一条“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让西卡看到了与律师、公证人员、居委会等遗产管理人合作，完成遗物清点工作的遗物整理新路径。

去年夏天，她受公证处委托，为一位老人清点遗物，将这一业务落地实践。

老人漆畹生是位学者，没有子女，生前通过遗赠扶养协议，把房子等遗产留给了照顾自己的护工。对其遗物的清点进行了12个小时，最终列出了长达54页的清单。

单单是他留下的几百本藏书，西卡和同伴就要一一记录、评估和翻找——不能简单记成共有多少本书，因为有的书可能具有藏品价值，需要单独记录；每本书都要翻看，因为很多人习惯在书里夹东西。事实上，一些信件和照片就是西卡从书页中找出的。

整理中，他们从漆畹生与远在北京的弟弟26年间的63封通信中，发现老先生还有一位在世亲人，一个叫“小明”的自闭症侄子。

“我于九月六日11时三分开始变为一个男孩的爸爸，现孩子取名征求你的意见。”“长得如此美的一个孩子竟然是孤独症者，真令人万分痛心。”“我不能肯定我哪一天会产生什么危急情况，一旦如此，孩子绝对不懂什么叫‘营救’，其惨则不言而喻。”“孩子长得惊人的美，在一起感觉到非常好玩，实为不幸之至！！”“人生之苦我算是受够了……可怜的孩子将来将无法生存。怎么办？怎么办！”

1988年，漆畹生的弟弟漆黔生51岁老来得子，有了小明。妻子没过几年因病去世，小明又被发现患有自闭症。漆黔生独自养大儿子，常在信中向哥哥诉说养育自闭症孩子的艰难痛楚。

2011年，漆黔生在家中过世，孤儿小明被送至福利院。因为这次遗物整理，公证处联系上福利院，并托志愿者定期探望。这是十年来，第一次有人过问小明的情况。

西卡在遗物展现场。

“除了做一次整理，我们还能为小明和两位漆家老人做些什么？”获得委托人许可后，西卡牵头办了一场遗物展，展出漆家兄弟的家书，让他们和他们背后的千千万万个自闭症家庭孤独困苦的呼号被社会听到，也通过展览义卖，为关注小明等自闭症孩子的公益组织募集资金。

“所以，我觉得遗物整理是温馨的。”西卡说：“它是人和灵魂之间的对话。在整理漆老先生的遗物时，我有时觉得他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看到他坐在桌前给弟弟回信。我也在物品中感到对方好像有很多话想说，我要做的，就是把他想要传达给别人的讯息——比如他们对小明的放心不下——传达出去。”

西卡在漆先生遗物展《来信》开展当天。

整理遗物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好地活着，它能够给生者带来一些可能，让他们更了解逝者，同时，反思自己的生活。西卡认为，物品中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流动，遗物整理的意义之一，正是传达这种流动。

有客户在整理爷爷遗物时，第一次看到爷爷年轻时的照片，说：“我原来总觉得爷爷就是爷爷，现在才发现爷爷也是个男人。”

“你会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你或许没去走心地了解过，你的妈妈、你的爷爷并不止是‘妈妈’‘爷爷’这些称呼下的那个人。”西卡说，整理师的工作也影响了她自己与亲人的相处，她开始张口问家里老人一些过去没问过的问题，“我过去不会跟长辈聊他们小时候、年轻时候的事，不会问他们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人生能有几次机会影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呢？”

漆老先生的遗物展后，有自闭症孩子的家长找到西卡，了解生前整理和遗物整理。

“不止这些家庭，我们国家有这么多残障人士和心智障碍人群，还有越来越多独自生活的老人和年轻人，他们都可能需要我们的帮助。”西卡说。

在她的整理过程中，有些家庭还会在遗产分配时遇到困扰，逝者没留下遗嘱，亲属不清楚其具体财产明细和债权债务。“未来他们也许可以找到有关机构提出需求，授权我们来进行高效、细致的盘点。”西卡说。

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专业化的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服务。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说实在的，我现在也常感到焦虑。”

西卡团队进行整理的背影。

在罕有同行的空白领域开拓，尽管西卡决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上，但她仍要靠家居整理的收入养活团队。

她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辞职创业之初，甚至比那时受到更多更激烈的反对。有过去的客户直言，如果早知道她要跟遗物打交道，就不会选择他们的团队入户整理。

西卡清楚，对死亡的态度，体现着对生命理解的深度。人们要先能成熟地看待死亡，才可能接受遗物整理这类业务，而这需要时间。

“会受到各种打击。”她承认这个过程很痛苦，会不断自我否定，她自己也很难说清，为什么偏要以此作为人生志业，“就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体验吧。”

从整理师的角度，西卡认为，一方面，活着的人应当更妥善地对待已逝亲友的物品；另一方面，作为终究要面对死亡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应尽早进行规划。她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大众没有需求，而是有需求的人和她互相找不到对方。

去年年底，西卡又一次陷入如何让遗物整理和生前整理被接受，并做成成熟业务的焦虑。无意中，她搜到豆瓣上韩剧《我是遗物整理师》的讨论区，看见有人在问中国有没有这个职业，从网友们的讨论里，西卡汲取到了能量。

“时代真的在进步。这两年，我看到了更多希望，接触到很多心态更开放的年轻人，也遇到过思想先进、主动提出做生前整理的老人。也许时机真的要到了。”西卡在采访中几次提到，希望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关注这个领域、加入进来，“毕竟人生能有几次机会影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呢？”

在豆瓣的讨论帖子里，西卡回复网友们的关注：“就算再小众，再‘叛逆’的职业，只要它能帮到人，哪怕只有0.00001%的同胞需要我们——他们可能是孤老，可能是独居的年轻人，可能是一些残障孩子的父母，可能是无助的房东——我们也有坚持下去的意义。会继续咬牙努力的！” （记者王京雪）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2020年1月30日14:00（正月初六）丨京剧《红鬃烈马》丨张建峰、张馨月、沙霏、王怡

正月初六·日场

红鬃烈马

【正月初六·日场】

剧目：京剧《红鬃烈马》

地点：长安大戏院

主演：张建峰、张馨月、沙霏、王怡、沈文莉、穆雨、包飞、李扬、梅庆羊、梁军委、王磊等

【剧情简介】唐丞相王允，生有三女，大女金钏，嫁苏龙，官居户部；二女银钏，配魏虎，兵部侍郎；三女宝钏在十字街头高搭彩楼抛球选婿，球中花郎薛平贵，王允嫌贫爱富，悔却前言。王宝钏力争不果，与父三击掌断绝关系，随薛平贵投奔寒窑。后来，薛平贵降服红鬃烈马有功，唐王大喜，封为后军督府，适逢西凉作乱，又封他为先行官，平贵遂与宝钏告别，出征西凉。十八年后，平贵座驾西凉，当了皇帝，此时思念寒窑中的王宝钏，遂来至在武家坡前，薛平贵假问路以试其心，王宝钏逃回窑内，薛平贵赶至，说出实情夫妻相认，二人共登宝殿，并封宝钏为正宫娘娘。

张建峰

北京京剧院青年团老生演员，宗奚派。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第五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师承：欧阳中石、李宝章、张荣培、奚延宏、陈志清、朱秉谦等名家。2000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擅演剧目：《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白帝城》《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战太平》《击鼓骂曹》等。曾荣获2005年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个人优秀表演奖、第五届中国京剧节金奖、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张馨月

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青衣演员，宗梅派，国家一级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师承梅葆玖、姜凤山、张春秋、杨秋玲、刘秀荣、李维康、宋丹菊、汤小梅等名家。1997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姜凤山为师。擅演剧目：《谢瑶环》《穆桂英挂帅》《贵妃醉酒》《西施》《凤还巢》《红灯记》等。曾荣获：2003年中国艺术新人选拔大赛京剧金奖；2004年文化部优秀青年京剧演员展演二等奖；2008年中央电视台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2015年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沙霏

北京京剧院青年团演员，宗程派。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师承：李文敏、迟小秋等名家。2011年拜著名程派教育家李文敏先生为师。擅演剧目：《锁麟囊》《碧玉簪》《窦娥冤》《红鬃烈马》《四郎探母》《龙凤呈祥》《贺后骂殿》《朱痕记》《汾河湾》；新编京剧《狼牙山》《颜真卿》等。2017年被剧院评选为“魅力新星”称号，曾荣获第四届京昆大赛专业组一等奖。

王 怡

国家一级演员，北京京剧院青年团优秀青衣、刀马旦演员，宗梅（兰芳）派、王（瑶卿）派。第四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研究生。先后师承华世香、闫世善、李金鸿、姜凤山、李玉芙、谢锐青、吴素秋、刘秀荣、于玉蘅、杨秋玲、阎桂祥等名家。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为师。擅演剧目：《白蛇传》《四郎探母》《龙凤呈祥》《杨门女将》《霸王别姬》和原创剧《嫦娥》、新编剧《玉簪记》《满汉全席》、现代京剧《杜鹃山》等。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北京市青年调演一等奖，并于1998年和2005年在北京市青年调演和中央电视台青年大奖赛中再度获奖，2008年主演的《嫦娥》荣获河南省第十一届戏剧大赛文华表演一等奖、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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