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书籍(星象学)

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是科学还是迷信

星象学是科学还是迷信，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应具体分析。这要从天人关系的问题讲起。

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讲天人感应，即讲天人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就是神学或迷信，现在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天人之间有无一定的关系或联系？若有，又是怎样的关系？又应怎样看待这种关系？所谓天人关系的问题，至少应包含以上的内容。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天即是客观世界，即自然界、宇宙空间及各种天体，人则是生存活动于这个外在世界中的一种高级生物。天与人的关系实质上是自然界或宇宙与人的关系。人既生存活动于这个自然界或宇宙之中（从大宇宙的角度看，人所生存的地球是宇宙的一个天体，人既生存于地球上，便是生存于宇宙之中。所谓自然界，也是广义的自然界，即整个宇宙空间，地球上的生态环境这种意义上的自然界，只是这个广义自然界的一个部分而已），便不可避免地要与之发生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并受这种关系的影响。所以，必须肯定天人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关系，由此决定人对天人关系的态度：承认其客观性，努力认识其规律，并按其规律行动。

但对天人关系，宗教神学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天的代表为上帝之类的超自然的神，天人关系即神与人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天不是纯客观的，而是有人格的，有意志的，其对于人及其生存活动，在冥冥之中予以控制制约。因此人应听命于天和神，并努力通过天象来探求天神的意旨，判明人事的吉凶。

于是，同是讲天人关系，而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认识、理解和态度。其中，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唯心主义的看法则带有主观想象和宿命无为的性质。

而星象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和应用，则正是与唯心主义的观点合拍的。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为讲天人关系而断定它是迷信的，而应指出它所讲的天人关系的唯心主义性质，才能由此判定它是迷信的。

对比星象学的实际内容和现代科学关于天人关系的研究，也可看出星象学的天人观与科学相去甚远。

星象学的占星术，特别注重天谴说，即天因人间帝王的个人德行或政治状况的恶劣而降下灾害以示谴责惩罚，人间帝王见此灾害则要修德或改良政治，于是便可使天取消灾害惩罚，人间恢复太平。

星命术以为天上星宿和神煞的运行及位置会直接决定一个人的未来一生各方面的命运，且不说神煞出于虚构，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拿星宿对于个人命运的先天决定作用这一点来说，也充分反映出其潜意识中的天人关系的不合理性：星宿即便能对整个人类发生某种作用，也很难确认它对茫茫人海中的某个具体的人能直接产生作用，并对此人未来命运预先全部决定下来，因为这还要顾及到此人未来一生之中所要遭际的其他人和事，及这些人和事对此人命运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很难理解的。

今天的科学，随着人们对过去种种思想枷锁的解脱，也开始关注起天人关系的问题来了。1989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天地生综合研究》的书，其中收编了由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空间科学学会等11个科学学术团体联合发起的第二届全国天地生（即天体、地球生命）学术大会的专题论文。这是了解我国科学界关于天人关系最新科学研究成果的宝贵资料。

根据此书可知，科学家关于天人关系的研究和认识只达到如下程度：

做为字宙间的一个天体的地球，与其他天体处于某种关系之中，受这种天体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地球的地质、地震、生态环境、海洋、气象自然灾害等均会发生一定变化，如冰川期的到来与消失，及由此引起的地球生物的灭绝和演化等。由于地球本身的变化而造成对人类的影响，如流行病等。

同时重新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观、有机论自然观，从客观的自然关系挖掘其中的合理点。

还提出了天地人是一个巨系统，即一个超级自然社会综合体。其中，关于天体与地球、天体与人类、地球与人类的研究，已进入具体性研究，但尚未达到完整的规律性认识。

关于古代的天人感应、有机论自然观的研究，尚处于初步的重新评价阶段，更未达到全面彻底剖析整理的阶段。

关于天地人巨系统的研究，则仅是一些推论或猜想的研究，尚有待前两方面的研究的进展。

根据对当前科学界对天人关系的这种研究，可以知道：

天对人的关系和影响，只能通过地球这个中介环境而对整个人类或是某一区域内的人群得以形成。在天地人这个巨系统中，所谓的人，是指人类，而不是指具体的个人。

按科学的观点，天（包括地）对人的影响，若只对某一个人起作用而不涉及他人，诚属无稽之谈。天（或星宿）并无这种聚焦式的定点功能，除非它是有意志的神。

从天地生综合系统的观点看，所谓的生，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更不可能只是某个个人。

根据科学对于天人关系的这种研究和理解，再来对照星象学的天人关系观，便可明了它是不符合科学认识的，是一种唯心的思想。

以下再从星象学固有的缺陷及其内在矛盾角度，分析它本身不具备揭示天人关系的功能，以证实它的非科学性。

科学的准则之一是准确，即要求人的认识尽量符合客观事物的本来情况。而星象学在准确性上是十分欠缺的。

所谓的准确不仅包括预测与结果的符合程度，更主要的是在预测之前对星象的观测、认识和推算的准确性，即人们对星象的真实情况的认识的准确性。

我们知道，在现代天文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对星象的观测全凭目力，这就导致对星象认识与星象实况的误差。

比如关于星辰的颜色和形状，目力所见与望远镜所见，是大为不同的。由于目力的有限，人们所看到的星辰的颜色和形状，均与星辰的实际状况有较大差别。

加上星象学为要符合五行学说，硬把星色一律分为白黑青赤黄五色，就更难免夹杂了人为的因素。

关于星辰形状，也以拟人化的手法命名为角芒喜怒等，也离星象实况甚远。

此外，由于只凭目测，关于星象的认识只停留在星辰视位置（即眼睛所看到的星辰在天幕上的位置）的水平上，而未认识到星辰的真位置（即星辰在宇宙中的真实位置），这种视位置便于真位置发生极大误差。

以五大行星中的外行星（火星、木星、土星）的真位置与视位置的对比为例，便可说明这个问题。如下图所示。

图中明显表示出行星真位置及真实运动轨道与视位置及视力所见运动轨道的差别。

行星运动本无逆行和停留现象，而在视觉中便有了逆行（从3到5）和停留（3和5）的现象。而且由于地球公转的位置移动，也造成行星视位置与真位置的差别。

在星象学中根本不去追究视位置与真位置的误差，便直接以视位置为真位置，而用来预测人事，这样是不符合科学的，因而也是不能真正揭示天人关系的。

由于不追究真运动与视运动的误差，加上计算方法的粗疏，故星象学对星辰运行速度及度数的推算，也存在很大误差。

仍以外行星的运动为例。在真实的行星运行轨道上，从1到8各段的距离和速度基本是匀速的和等距的，而在视运动的轨道上，从1到8各段的速度和距离便不匀速也不等距，这便与真运动的数据有了误差。

不仅视运动中的位置与真运动的位置有误差，而且就连视运动中的速度与位置本身，在观测与推算中也有误差。

比如有人核对了星命家使用的《七政四余万年书》、《七政台历》等书，发现其中记载的行星视位置便有1至5度的误差（参见（科技史文集（十）》第58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以上情况说明，星象学对星象的观测和认识在准确性上是大打了折扣的，因而其对人事的预测是很难说是科学的，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保证。

星象学另一个固有的缺陷是，其所依据的理论和原则等，是未经理论论证和实践验证的。比如占星术以日为阳，对应人间帝王，以月为阴，对应人间大臣或后妃，以五星为五行之精，用来说明地上的人和事的制约变化关系等等，便是一种先验的比附。

星命术中，关于十一曜对人的命运的制约关系，诸多神煞的设定及其对人的命运的管辖作用，以及星与神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等，就是全未经过论证的先验条件。星象学就是先将这些先验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做为前提条件，展开其预测过程的。这些前提条件中，由于未经严密而系统的论证，故显得十分繁杂凌乱，乃至相互矛盾，无法协调统一。这就决定了星象学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和星象家运用此术时的随意性。

星象学中自相矛盾之处是非常多的。以占星术为例，随手翻开占星术之书即可找出不少自相矛盾之处。

比如，五星占中荧惑与填星相犯这一种星象异变，各家占星书的解释便很不相同，巫咸说荧惑犯填星，则兵大起，司马彪《天文志》则说对大人不利，《春秋纬》则说将有大早，《荆州占》则说将军要做乱。如此纷纭，正好为占星家利用来巧饰他的预测，同一种星象异变他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无论对什么事都可说到一点，只要有一点说对，就算他灵验了。

正是这种释义的多样性，给星象家的随意运用提供了莫大方便。我们看《汉书·五行志》，对同一次日食，董仲舒、刘歆、刘向便常常各执一说，说法各异，且都有所依据。这就是占星术自相矛盾的一个好例。

星命术中的自相矛盾就更多。以郑希诚所推的那个三品命为例，该人火星在巳宫，按《枢要歌》说：

火居双女（双女宫即巳官）曰天刑，与水同行最不宁，若变刑囚千里外，不然一世苦伶仃。

是说火属巳宫为苦命。而此人巳宫为福德宫，按《琅玕经》说，“荧惑来临福德官，夜生庙旺福丰隆。”则又主有福，岂非矛盾？

又如此人木星在未宫，土星在戌宫，《枢要歌》的推断是：“木入秦州（未宫为秦的分野）号玉班，一生享福更平安，寿高福厚多荣费，决入朝中作显官。”“土居戌位号天关，一世优游得自闲。只恐水星相会遇，终身不免受艰难。”这亦是矛盾。木在未既然寿高福厚官大，土在戌遇水星则终身艰难（此人正好水土同在戌宫）。可《聿斯经》却说：

土星若与水星同，举世孤高胆志雄，

秉节挥戈文武备，福临百六庆无穷。

土与水会则主福了，且是文武双全，则不仅与《枢要歌》所谓土水相会终身艰难矛盾，且又与木入未宫作显官矛盾（郑断此人为三品官，不言是武官，更无秉节挥戈之能）。其他矛盾之处尚多，不一一细举。

由此可知，星命术由于其星神的杂多凌乱，造成矛盾之处甚多，星命家为人推命则随意地选取一部分说与人听，且多讲吉庆福贵之话，那些不利艰难之语（如此人火居双女、土水会成的忌格）就根本不提。这样矛盾和随意，哪里谈得上科学？如何能揭示天人之间的真实关系？

此外，占星术既讲星象变化决定和预示人事的变化，表现出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又讲人间君王将相可以通过修德改政等补救措施，来避免上天的惩罚和灾祸，甚至能转祸为福，这又是鼓吹人力的作为可以改变天的意志。这里便存在着宿命论与人事可为精神的矛盾。这已不是方法上的矛盾，而是基本理论中的矛盾。

至于星命术中的星象与神煞，也是一对矛盾：星象是客观存在的，神煞则是虚构的，星象是通过观测和推算加以确定的，神煞则大多是根据干支确定的，而干支却是人为虚构的东西。于是星命术中这种实在星象与虚构神煞之间的协调，便成了其理论和方法上的重大难题，可星命术竟然对此根本不加阐述解释，以一种宗教的虔诚全盘接受下来，使其矛盾永远存在。

以上所论，说明了星象学在天人关系上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了其中违犯科学和自相矛盾之处。由此可以肯定星象学不是一门科学。尽管它有追究天人关系的因素在内，但由于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的错误，及其理论和方法中的缺陷和矛盾，便使它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虽然名义上还称之为学，但这已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学问或学科，而是作为一门历史流传下来的方术之学。

再加上星象学对其前提条件的盲信而不加论证，及它对民众所起的误导作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门迷信的方术。当然，也不可忘记，星象学中的占星术，作为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体，其持续而认真的观测记录，仍为现代天文学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果说星象学有什么科学成分在内的话，也仅是这一点而已。

追踪日月星辰，参透宇宙奥秘，19本天文学书籍分享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2002年的一本老书《追踪日月星辰》。这是一本全面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经典书籍。

具体内容如下。如有需要电子版参考学习使用的，可评论区留言邮箱，也可关注私信我。我可以发送给大家。百万好书期待与你分享。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国天文学的萌芽距今至少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在漫长的岁月里古人勤奋观天，勇于探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为后人留下极为丰富的天象记录史料。

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太阳黑子记录，最早的日月食记录，最早的彗星记录等等，中国天文学史的许多成果，大概也可列为世界之最。

为观天所需，朝朝代代都创立了天象观测台，历史上称之为灵台、天台、候台、观星台和观象台等名称。

观测台随朝代更换，规模愈发展愈大，目前存留下来的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古观象台，是闻名于世的古老天文台。

元代著名犬文学家郭守敬说“测验之器莫先仪表”。

在中国古天文发展的显赫时期，我国先人创造了观天仪器，浑仪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传统观天仪器。

自它诞生起，代代革新，凝聚了天文学家们的智慧和心血在天文学繁荣的宋代，单单是巨型铜制浑仪，就制造出五架，架架达数吨之重。

简仪是浑仪革新的产物，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发明创造，代表着当时世界天文仪器的最高水平，比西方第谷发明的同类仪器早300多年，郭守敬由此被誉为“中国的第谷”中国是农业古国，为适应农业生产，编制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历法制定。

自秦汉以来，中国古历有一百余种，实属世界罕见，其中以南北朝祖冲之的《大明历》,唐朝僧一行的《大衍历》和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最为杰出。

我们祖先观天必然论天。中国古代宇宙论有三种：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

明末清初之际西方传教士入华，西方古典天文学开始渗入中国，徐光启主编的天文学巨著《崇祯历书》是中西文学交融的代表作。

中国古代天文学以其古老辉煌闻名海内外，在中华五下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古天文学为世界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璀璨卓绝的贡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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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观星象，发现2023并不简单

成为一个天文学家的意义

天文学是自然科学中的老一辈之一，史书中的那些早期文明，比如说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古印度人，古埃及人，古努比亚人，伊朗人，中国人，玛雅人和美洲的许多土著，都对夜空进行了系统的观察。历史上，天文学是一个综合学科，被分为天体测量学，天文导航，观测天文学，并且依靠它来编辑日历，而现在的天文学常常被认为和天体物理学是同一学科。

天文学有着数不清的优点。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研究宇宙都很有趣。把研究宇宙作为全职工作的最大好处就是你真的会得到你大学的资助，或者是政府合同或者是社会资助，用来研究宇宙中那些令人激动的层面和物体。而且你所做的工作是真的十分重大，能够为人类知识总额添砖加瓦。

你的研究报告和发现在你死后还能保存好几百年。你还有机会能以你自己的名字命名一种新类别的天体，或者是发现了什么未曾预见过的不得了的东西。或许恰恰就因为你决定使用的一种新的观测技术，就找到一个银河系旁边的过去未曾发现的邻居！在你的工作之外的时间，你甚至可以给普罗大众写书或者文章来抒发你对宇宙的热情，与他们交流一些关于宇宙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发现。

找一个天文学工作也是有一些缺点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持续一两年时间的临时性工作的出现，这份工作的质量也正在下降，变成了低工资，而且没有过去那么有保障，也不是终身工作或者归属于行政部门的职位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从毕业开始就一直承受着压力，不知道我们的天文学工作能持续多长时间。很多年轻的天文学学生在读完博士之后，可能又经历了更久的磨难得到了博士后学位，然后才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因为那里已经不再给他们提供机会了。

即使像我们这种中年从业者也是有这些压力的，按直觉来说，我们由于经过了十到十五年作为活跃研究者的经历，我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这样想，相比起那些年轻一些的那些经验少一些的天文学者来说，我们的工资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来说，有些太高了，高了百分之二三十。虽然我并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例子，我也不相信这类事没有发生过。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另外一个压力来源就是不断有预言流行，说NASA将在接下来的7年里把预算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而对于很多的天文学者来说，NASA有没有给他们打钱，是他们区别自己手头上的事情是工作还是爱好的重要依据！

如果能重来，我还会选择天文学么？当然……肯定还会，但是在我的学校里，我肯定会表现的不太一样。首先，我会确保我能加入一个很积极做项目的研究小组，以确保我们能一直收到投资。其次，找一个和我兴趣并且我有能力做的研究项目。最后，我要尽快从我的学校毕业，以便能对大多数人保持优势！！！我提到第二点，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考进天文学，就以为我们会成为一个研究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的宇宙学家。我们花了好几年宝贵的时光。向着一个早已经挤满了物理学家和真正聪明的人方向努力！

天文学（源自希腊语 ἀστρονομία）是一个研究天体和天文现象的自然科学。它使用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的相关理论来解释那些天体和天文现象的形成原因和他们的发展过程。感兴趣的对象包括行星，月球类，恒星，星云，星系和彗星；天文现象包括超新星爆发，伽马射线暴，类星体，耀变体脉冲星和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一般来说，一切源自地球大气以外的天文现象都都是天文学的研究对象。宇宙物理学是一个和天文学既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专业，它的研究对象是整个宇宙。

图解：蟹状星云是一个超新星遗迹，图为哈勃空间望远镜所摄的整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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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宇宙无限宽广 穹苍之美尽收眼底

东晋故事 | 庾亮和王导的权力之争：静水流深中的惊心动魄

#古籍里的历史#

公元332年，正月十五日，晋帝国大赦。

【晋成帝司马衍】

秋季，晋帝国太尉陶侃，派儿子、平西参军陶斌，及南中郎将桓宣进攻樊城（湖北省襄阳市汉水北岸），赶跑了后赵帝国荆州（州政府设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刺史郭敬。又派兄长之子陶臻、竟陵（湖北省钟祥市）太守李阳等，攻破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平定了襄阳一带。

十一月一日，晋朝廷升任太尉陶侃为大将军，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陶侃上表推辞。

十二月二十九日，成帝司马衍搬入刚刚落成的皇宫。

衣赐履说：苏骏之乱时，把东晋皇宫毁掉了。

公元333年，五月六日，晋帝国所封辽东公（首府棘城，辽宁省义县西）慕容廆（读如伟）去世。七月二十一日，后赵帝国皇帝石勒去世。

衣赐履说：慕容廆是慕容鲜卑的老大，前燕政权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一直向晋朝廷称臣，他的事儿，我们以后会详细讲述。

公元334年，二月二十三日，晋帝国下诏，任命前凉政权老大、西平公张骏为大将军。

六月十三日，陶侃去世。

六月二十五日，成汉帝国皇帝李雄去世。

衣赐履说：前面我们刚讲了，公元332年，任命陶侃为大将军，陶侃还没死呢，就任命张骏为大将军，有点儿怪。

有读者可能会说，陶侃不是上表推辞了吗？

是推辞了，但皇上如果没有批准，你那个推辞是无效的。举个例子：

《晋书·庾亮传》载，初，以诛王敦功，封永昌县公；亮比陈让，疏数十上，至是许之。意思是，因为讨伐王敦有功，朝廷封庾亮为永昌县公，庾亮上表辞让，上了数十次，朝廷才准许。也即是说，如果朝廷没批准，你的辞让，是无效的。

所以我说对张骏的任命有点儿怪，不知道是有人故意给陶侃上眼药，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

六月二十九日，晋朝廷升任庾亮为征西将军，假节，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兼领江州（江西省及福建省）、豫州（安徽省中南部）、荆州（湖北及湖南省）三州刺史。庾亮固让开府，从芜湖移镇武昌（湖北省鄂州市）。

衣赐履说：陶侃之前的官职为侍中、太尉，兼领荆州刺史、江州刺史，都督荆州、江州、雍州、梁州、宁州，五个州的诸军事；庾亮则为平西将军（升镇西将军，固让），豫州刺史，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兼领宣城内史。

我一直都觉得，庾亮就是在等陶侃死，陶侃一死，庾亮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将荆州和江州收入囊中，加上他本身的豫州，可以说，除了扬州之外，东晋最重要的地盘，都在他手上，长江上游到中、下游，全是他的势力范围，他要的是真金白银的权力，至于太尉这种三公官，“开府仪同三司”这样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东西，他根本不在乎，“固让开府”，还显得谦虚不是？

庾家和王家的权力之争，这一回合，庾亮大胜。

公元335年，正月初一，成帝司马衍加冠（本年十五岁），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咸康。

司徒王导因为身患手足麻木之病，不能参与朝会。

衣赐履说：不能排除王导因不能得到皇上之“拜”，而借口有病，不参加元旦的朝会。

三月十七日，成帝司马衍亲临王导家，和群臣在内府宴饮，向王导及王夫人曹氏行礼。侍中孔坦私下上书劝谏，认为司马衍已经加冠，举动应当遵从礼仪。司马衍认可。

孔坦又因司马衍将朝政全都交给王导打理，找个机会进言说：

陛下年龄渐长，各方面能力素质都有长足进步，在处理朝政上，应当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

王导听说后，越看孔坦越讨厌，将孔坦调任廷尉（司法部长）。孔坦不得不离开皇上身边，就称病辞职了。

丹阳尹桓景，谄谀巧佞，王导非常喜欢他。适逢火星（荧惑）在南斗六星附近滞留十余天，王导对领军将军陶回说，南斗是扬州的分野，我打算辞职，以应对上天的谴责。

陶回说，您出任国家的宰辅，靠的是高尚的道德，却与桓景这种人如此亲近，怎么能使火星退归正位呢！

王导对此深感惭愧。

衣赐履说：《晋书·天文志》载，南斗六星，是宰相的位置。荧惑是妖星，古星象学家认为，国有乱臣贼子，荧惑一定变动。荧惑逼近南斗，显示宰相信任乱臣贼子。这套理论，我们不懂。

后赵天王石虎到南方巡游，到达长江才返回。石虎手下十多名骑兵一度到达历阳（安徽省和县），历阳太守袁耽上书报告，但并没有上报后赵骑兵的数量。晋朝廷大为震恐，司徒王导请求出兵征讨。

四月，成帝司马衍加授王导为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

四月十六日，司马衍到广莫门（建康城北门）检阅军队，下令将军刘仕救援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驻慈湖（安徽省马鞍山市北慈湖峡），龙骧将军路永戍守牛渚（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采石矶），建武将军王允之戍守芜湖（安徽省芜湖市）。司空郗鉴派广陵（江苏省淮阴市）相陈光率军护卫京师。不久，听说后赵骑兵数量极少，石虎早已离开，六月二十一日，解除军队的戒严状态，王导卸任大司马职务。历阳太守袁耽因上奏敌情“轻妄”而被免职。

衣赐履说：这一小段儿，不较真儿，就是一个历史事件；一较真儿，就是一台历史大戏，这是王导与庾亮在掰手腕儿啊！刘仕、赵胤、路永、王允之、袁耽，这哥儿五个，可以分成三类：

一是刘仕、赵胤、路永，他们都是王敦故将和苏峻的降将，基本上都是朝臣所看不起的，被王导提拔使用。

二是王允之，他是王导堂弟王舒的儿子。应该是在公元334年，王允之任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诸军事，建武将军，镇于湖（安徽省当涂县南）。于湖就在芜湖附近，两地都在江东。原宣城内史是谁？庾亮啊！原来都督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的是谁啊？庾亮啊！此番，庾亮得了陶侃的地盘，王导则从庾亮的锅里，硬搲（读如瓦）出一碗来，给了侄子王允之。客观上，在京师与庾亮辖区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

三是袁耽，苏峻之乱时，被王导引为参军。后王导派袁耽策反了苏峻手下部将路永等人。

显然，这五个人，都是司徒王导的亲手下。注意，好戏开始了。

袁耽上报，石虎的骑兵来犯，于是，王导担任大司马，刘仕救援历阳，赵胤屯慈湖，路永戍牛渚，王允之戍芜湖。十余天后，原来是虚惊一场，石虎已经回去了，于是王导解除了大司马的职务。但是，注意，注意，注意，刘仕、赵胤、路永、王允之他们，可都没有撤军啊！他们戍守的地方，都是庾亮的地盘儿诶！

只有袁耽被免了职，但是，《晋书·袁耽传》载，朝廷以耽失于轻妄，黜之；寻复为导从事中郎，方加大任，会卒。

看到了吧，袁耽是故意不写明石虎骑兵数的，目的就是制造紧张气氛，可以让王导顺利担任大司马，顺利把刘仕等人安插到庾亮的地盘上，顺利让王允之将治所移至庾亮的原治所芜湖，这样，庾亮原来所统的豫州、扬州部分，就进入了王氏的势力范围。这一系列操作，看起来似乎唯一吃了亏的就是袁耽，但是，王导很快就任命他为自己的从事中郎，“方加大任”，袁耽死了。

老庾家和老王家之间的斗争，有点儿意思吧？呵呵。

公元336年，二月十九日，成帝司马衍驾临殿前，派使者迎接原当阳侯杜乂之女杜陵阳为皇后，大赦天下。

前廷尉孔坦去世。孔坦病重时，中书监庾冰前往探视，为之流泪。孔坦正色道：

大丈夫将死，你不向他询问治国安民的办法，却像小儿女一样哭哭啼啼，不让人耻笑吗！

庾冰于是向孔坦致歉。

衣赐履说：庾冰是庾亮的老弟，也是老庾家的英俊人物。《晋书·庾冰传》载，司空郗鉴请他当长史，他不干；做了振威将军、会稽内史；后任命为领军将军，坚决推辞；不久，入朝做了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也即是说，庾亮在外镇守，庾冰在朝中枢，加之皇上是他们的亲外甥，陶侃死后，庾家权势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晋书·孔坦传》讲，本来孔坦和王导、庾亮关系都不错，后来，似乎孔坦认为皇帝已经长大了，应该亲政了，不应该继续听任王导把持朝政，就与王导闹掰了。此处，孔坦对庾冰说了什么，史书没有记录。我猜，有可能是关于怎么削弱王导的权力，还权于皇上的建议。

公元338年，五月十六日，东晋朝廷任命司徒王导为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

六月，改任王导为丞相，取消司徒的官职，并入丞相府。

【丞相王导】

衣赐履说：我们多次讲过，自汉朝以来，朝廷的政治架构有两种，一种是丞相、御史大夫制，一种是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制。在三公制中，三公地位相当，硬要区分，则太尉略高于司徒，司徒略高于司空。那么，司徒王导改为丞相王导，但又没有撤消太尉、司空职位，我只能理解为，这是为了突出王导尊崇的地位，因为，丞相地位高于太尉。但究竟是王导为了与庾家抗衡而自任为丞相，还是庾家为麻痹王导而作此提议，目前还不好判断。

王导性情宽容仁厚，他所委任的许多将领，比如赵胤、贾宁等人，大多不守法令，朝臣对此忧虑不满。陶侃曾经想起兵废黜王导，但郗鉴（时驻京口）反对，陶侃只好作罢。到了本年，庾亮又想起兵废黜王导，向郗鉴咨询，郗鉴又不许。

衣赐履说：王氏掌兵，主要是王敦在的时候，王敦之乱平定之后，王家就失了兵权。庾亮手握重兵，而王导手上没兵，这可能是王导想要笼络一些武将的原因，而可供他挑选的余地很小，只有赵胤、贾宁这些操守不咋滴的了，因此，对这些人，王导多有放任、回护。但好在，郗鉴手上有兵，并且，郗鉴是王导的亲家。

《世说新语》载，郗鉴在京口时，派门生拜见王导，想挑一个王氏子弟当女婿。王导说，我家子弟，都跟东厢房呆着呢，你去挑吧。门生回去之后，向郗鉴汇报说，王家那些个小伙子，个儿顶个儿一表人才，听说您要选女婿，都有些局促，只有一个家伙，嘴里咬着一根儿草棍儿，袒露着肚皮，跟那儿躺着不知道在想啥，对选女婿的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郗鉴听了，大笑说，就是他了！那家伙是王导堂兄王旷的儿子，名字叫做，王羲之。之后，郗鉴把闺女郗璿（读如玄）嫁给了王羲之。成语东床快婿，就是打这儿来的。

【东床快婿王羲之】

郗鉴镇京口，是在苏峻之乱平定之后的咸和四年（公元329年），王羲之二十七岁。

郗鉴不肯讨伐亲家王导，庾亮还不死心，又给郗鉴写信说：

当年，王敦从芜湖起兵作乱，王导也有重罪，但当时国家危殆，朝廷以大义取胜，参与叛乱的诛杀了不少，因此放了王导一马，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陶公（陶侃）放弃率军罢黜王导的打算。但从那时到现在，王导是一点儿也没有悔改啊！

皇上从八九岁到长大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只有武官、小人围绕，读书时，连字音怎么读都没人教，询问世事，身边没有士人君子给予解答。众位侍臣虽然算不得杰出之士，但也是一时之良选，博古通今，岂是殿中将军、司马督这样的人可以比的！不提倡择优选拔侍臣，却总是录用将军、司马督，这是成就大晋之德的做法吗！秦朝的政策是使百姓愚昧，天下尚知道那是不对的，更何况想要使君主愚昧呢！皇上已经长大，王导不但没有叩头归政，却自居太傅的尊位。皇上知道君臣之道不是这样的，但不得不向王导行特殊之礼。王导挟震主之威控制百官，百官没有人敢于忤逆他。这难道不是先帝的顾命之臣，屈服尊崇骄横奸邪造成的吗！王导任用的赵胤、贾宁那帮货，有无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以往之事，我们隐忍他也就罢了，而且兵甲之事，不可屡兴。只期望他能反思悔过，内心有所畏惧，加强自我修养。但从近期他的表现来看，他是上无所忌，下无所惮，他觉得多养一些无赖之徒，就能够把持天下。明公您和我，都深受先帝厚恩，担负辅佐幼主的重任，王导这样的大奸之人不清除，我们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希望明公深思安国家、固社稷的长远之策，再考虑明公与下官身上的责任，作出正确的决定。

庾亮的信，基本上把王导定性为大奸大恶之徒，简直不诛杀不足以平民愤。

那么，郗鉴读过之后，同意了吗？

我们下回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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