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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在国外的反响(大秦帝国在欧美的评价)

大秦帝国在国外的反响(大秦帝国在欧美的评价)

何以中国丨外国博主打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阅览中华文明的大秦篇章

国际在线陕西消息(李娜):7月10日下午,来自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墨西哥、尼加拉瓜、泰国、突尼斯、越南等国的十余名博主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学生打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走进沉寂千年的地下帝国,近距离“阅兵”,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秦文化的博大精深,领略千年前的巍巍大秦风范,感受中国古代文明的魅力和独特性。

秦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 摄影 王靖升

外国博主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学生打卡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摄影 张雨晨

法国前总理希拉克曾这样评价秦兵马俑:“世界上有了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了。不看秦俑,不能算来过中国。”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骊山脚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奇特、内涵最丰富的陵墓之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作为秦始皇陵的陪葬坑,自发现之日起,便以其磅礴的气势、巨大的规模、严整独特的艺术结构持续蜚声海内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前来一睹真容。

秦兵马俑 摄影 王靖升

从1974年的发现开始到2019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一号、二号、三号坑进行持续发掘,三个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坑内放置与真人真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 7000 余件;除此之外,它还是一座古兵器陈列室,考古工作者仅仅在一号坑前面已发掘区域就清理出青铜兵器4万余件,其中3万多件是青铜箭镞。它们都是当年的实战兵器,可分为长兵器、短兵器和远射程兵器。大部分兵器历经两千多年依然锋刃锐利,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很高的冶金技术。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还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每乘车前驾有四马,车上各有一御官俑。铜车马造型逼真,装饰华美,大量使用金银为饰品和构件,制作非常精巧,被誉为“青铜之冠”。

秦兵马俑 摄影 王靖升

秦兵马俑不仅是一个丰富的历史军事博物馆,更是一个雕塑艺术馆。兵马俑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千人千面,他们平均身高1.8米,每一个人的面部都各不相同,每一座陶俑从身体结构到须发眉毛,都一丝不苟、活灵活现,根据新的发掘证实,馆内每一件陶俑的头发颜色、肤色和服饰颜色也不完全相同,其中有一件陶俑的下眼睑还用细笔描绘出根根睫毛,如此精益求精的细节刻画,可见秦时匠人匠心之一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介绍文物保护工作

“这些细节,是秦朝的工匠们精心绘制上去的,今天,我们现代的文物修复匠人们也在研究彩绘修复的办法,我们对陶俑残留的彩绘层使用喷涂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保护的方法,然后缠上保鲜膜,待彩绘层稳定后再将保鲜膜取下,彩绘就能保存下来了,这也是‘真彩秦俑’得以保存的重要原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说。

这些完全由秦代的工匠纯手工打造的兵马俑生动地再现了秦国军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情景,显示了秦王朝横扫六合、威震天下的军事力量及雄伟的气势,让现场的外国博主叹为观止。

来自尼加拉瓜的佳媞说:“以前我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就了解到了兵马俑,今天来到这里亲眼看到俑群,非常震撼,通过这些兵马俑,能够了解到他们背后所包含的秦代文化、历史、科技、军事等方方面面的信息。除此之外,也看到兵马俑从破损到复原的过程,非常艰辛,考古人员精益求精,积极追求还原真实的信念感让我很敬佩。”

面对数以千计、与真人大小无异的陶俑,来自突尼斯的阿斯玛说:“远远看去兵马俑气势恢宏,但仔细看每个兵马俑的眉毛、眼睛、表情都各不相同,可以想象秦时匠人的工艺水平之高。这些文物能够被发现并保存下来,让全世界的人都得以观摩学习,了解中国早期文明,真的很有意义。”

中国的世界遗产既是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文明瑰宝,也是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栩栩如生的兵马俑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也生动记录了两千年前的人类面貌,是中国文明当之无愧的精神标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掘,相信未来的秦始皇陵将带给大家更多惊喜。

深刻分析秦始皇执政和大秦帝国政策的得失,对治世大有裨益

秦始皇有四大历史功绩:一是国家凝成,二是民族融合,三是创立政制,四是厉行法治。国家凝成,体现为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诸候割据状态;民族融合,体现为强力开疆拓土,使南蛮、东夷、北狄、西戎的广土众民,成为汉民族,并通过法同壹、币同值、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加深民族融合,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分裂,使统一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创立政制,体现为实行郡县制,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千载犹行秦法政;厉行法治,体现为完善法律,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统一中国是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此后法家政治权力思想和儒家意识形态的高度联镇整合维持了国家大一统的局面。

然而,大秦帝国却国祚短促,二世而亡,其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受诸多因素,尤其是汉史家治史为证明本朝执政的合法性和“凡封建帝王皆为贼”的意图伦理影响,对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分析评价,多不够深刻和公允。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迁对秦帝国和秦始皇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以讥讽的口吻批评了浅薄的学者。可惜,二千多年过去了,司马迁所批评的“耳食”者仍大有人在。

客观地分析秦始皇执政和大秦帝国政策的得失,对治国理政有深刻的启示。

工具理性发达,有助于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但缺少价值理性后患无穷

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秦国虎狼之师。这支虎狼之师有超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打的东方列国“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

军功爵制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予以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使有功者显贵、光荣,无功者虽富裕而无显贵的身份。没有军功者不得改变身份,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若隐瞒身份,要受到严厉制裁。

商鞅制定的十八爵级经过演变,到秦王嬴政之时,为二十爵级,分别为: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褭,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也名大良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

军功爵制规定:能够斩获一颗敌人甲士首级就赐给爵位一级,增加一顷田地和九亩宅地,赐给一个家臣,还可以在军队和官府担任官吏。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赏赐就越重。证据是敌人的首级。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甲士”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释放,若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如果军功杰出,岁俸不低于450石粟米,并可衣食600户的租税,也可养士(自己的家臣与武士)。二十级爵位(彻侯)岁俸1000石粟米,约合现在的30750公斤,对应大将军之职。

军功爵制,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打开了底层平民向上跃升的通道和空间。因此,秦国社会活力迸发,其军队当时无敌于天下。

军功爵制,体现了秦国战争工具理性发达,是否定辩证法付诸实践的合理形态,具有强大的威力。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软弱畏缩都是自毁,需要全力以赴地否定和打倒敌人。因此,人们对过分强调对立、否定和斗争,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妥。然而,秦国统一天下后,需要由战争政策转变为和平发展政策。如此,实行军功爵制带来的后果,就成了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地位和国家统一的很大障碍。

秦国在统一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军人获得了爵位,形成了一个剥削和压迫底层民众的既得利益集团。按照秦法,爵位可以沿袭至第二代,那么在短时期内特权阶层或既得利益集团成员是不会减少的。由此,在一定时期内,既得利益集团与老秦本土和六国广大民众的矛盾难以缓和,只能越发尖锐。这是战争工具理性发达带来的严重后果。

商鞅变法肯定了土地私有化的合法性,并通过实行军功爵制形成的特权阶层,促进了土地兼并和人身依附关系逐渐加强。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愈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陆贾说:“秦始皇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设房闼,备厩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纬之色,以乱制度。”《盐铁论》则说:“始皇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筑道旁。”都说明了阶级分化和土地兼并的严重情况。秦统一之初,仅迁之咸阳一带的豪富竟然有十二万户之多,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

由于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军功爵制,出现了大量的贫弱农民,包括依附于地主的农民,例如“耕豪民之田”而“见税什五”的佃农,“为人佣耕”如陈涉者的雇农,类如仆人的庶子等;也包括地主、贵族私家役使的私奴和隶臣妾、刑徒等官奴;还包括游民,秦官方称“游士”,他们中间有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到处流浪的农民,以及散兵游勇、没落的旧贵族。长期的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地租剥削,是农民贫困、破产的根源,也是秦朝败亡的根本原因。真是成也军功爵,败也军功爵!

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不是理性的成熟,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

秦国统一天下后,究竟应该实行郡县制,还是实行分封制,抑或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管理体制,对大秦帝国的发展走势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始皇二十六年,朝廷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实行何种地方管理体制。在廷议上,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惟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王本纪)遂分天下以三十六郡。

其实,王绾并没有反对在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的秦本土等地实行郡县制,只是担忧燕、齐、荆地远,“黔首未集附”,旧贵族残余势力伺机作乱复辟,这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需要暂行分封制,置王以增强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

郡县制与分封制有本质不同。金景芳指出,分封制的原型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受封者对他所分得的土地都有直接统治权。郡县制,封君列侯仅享有食邑租税之权,而且还要受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督和管理。地方官无论血统,由朝廷任免,直接对朝廷负责,不存在世袭罔替,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诸侯势力不断膨胀尾大不掉甚至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问题,它适合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社会。

实行郡县制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但问题是达致美好愿景总需要一些条件、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理想是丰满的,而现实是骨感的。一则寓言会给人以启示:一位哲学家批评船夫不懂哲学相当于失去生命的一半。而当一个巨浪打来,哲学家掉进河里大喊救命后,船夫反过来批评哲学家:你不会游泳,就相当于失去生命的全部。

秦虽并天下,但天下并不是铁板一块,还有许多明隙暗纹,不及时加以弥补、焊接,很可能还会四分五裂,而秦国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朝廷的禁卫军远在咸阳及其附近,主要军事力量又集中部署在上郡以北、五岭以南的边疆地区,武力控制边远地区鞭长莫及。

而李斯不察或根本不在意这些,只管开天窗、唱高调,蹈虚空、行急政,一刀切地推行郡县制,成为秦朝速亡的重要因素。史书记载,项梁、项羽、张良、魏咎、张耳、陈余等,就在燕、齐、楚这些地区隐姓埋名,阴结党徒,并与游士广通声气,伺机而动,以恢复昔日的割据局面。陈胜、吴广大泽乡揭竿而起时,这些地方的旧贵族残余势力闻风而动,如项梁、项羽、景驹乘机起于楚,田儋、田荣、田假起于齐,韩广等燕国旧贵人、豪杰起于燕,各种反秦势力迅速合流,并不断扩大,终致起义烽火呈燎原之势不可遏止。其重要的原因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绾在这些地方置王的建议。这些地方各级政权组织缺少忠心和权威,武备松弛,缺乏强大的社会控制力,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朝廷的重兵远在南北边疆地区,无法及时扑灭起义烽火,最终只能导致起义军势不可挡。秦二世而亡,王绾等不幸而言中。

班固说:“秦姗笑三代,荡灭古法,且自号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刘邦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汉初以郡县制为主体,郡国并行,主要在燕、齐、楚故地置王,度过了国家初创的脆弱稳定期,避免了重蹈秦朝覆辙,巩固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几百年的王朝基业。可汉初如果刘邦对地方一律实行郡县制,恐怕刚刚统一的国家旋即会杀伐不已、四分五裂。

绝对化、理想化的思维方式,缺乏系统分析和辩证精神,不是理性的成熟,而是一种理性的自负,以此指导实践、处理问题,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会伤及长远和根本。

纯粹依靠儒家思想不可能“垂衣而治”,纯粹依靠法家思想也不会“强力而治”,德润人心与法安天下相辅相成

秦始皇时的法律制度相对完善,明法壹刑,事皆决于法,基本实现了“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秦国能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和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法治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法的最大问题是,特权阶层与普通百姓权利的严重不平等以及秦法比较严苛,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韩非主张依法治国、法不阿贵,一切人都要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不可“释法用私”,不可“释法术而任心治”,这是正确的。但提出治世应纯任法治,完全否定道德和教化的作用,则有失偏颇。秦始皇信奉法家尤其是韩非的学说,其法治理念和立法实践,必然会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秦朝速亡,后世统治者、御用文人,包括史家,为证明本朝政权的合法性,或为占据道德优势,笼络人心,大肆攻击秦法,放大秦法之缺陷,甚至一言以蔽之:严刑峻法,口诛笔伐所谓的暴政。时至今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秦始皇时的法律与商鞅时的变法和秦二世时的更法,混为一谈,辱没秦始皇。这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对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治国理政,德法都不可或缺。文化的深层因素是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法治文化涉及法律信仰,法律不被信仰难为治。法治不能缺少价值理性和深厚的道德底蕴,如果法治缺少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支持,这样的法治行之不远。但德润人心的目的是,统治阶级制定良法,全社会自觉守法,并用“真、善、美”充填法律空白,而不是以德代法、以德废法、以德坏法。以人性善为理论根基,纯靠德教和人的自觉性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只能“礼崩乐坏”,社会每况愈下。正如《盐铁论●论儒》篇中的御史所说:孔子不能强鲁,孟子不能存齐,儒者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

法安天下之“法”,当然是良法,唯良法才能善治。皇帝制、宗法制、封建特权制、吃人的封建礼教制,才是最大的恶法;以经决狱、任心弃法、徇私枉法,才是法无尊严、不被信仰的最大问题。魏征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不亦惑哉!”

秦始皇被批倒批臭,秦法也被视为魔鬼的咒语,从此‘’法‘’成了‘’恶‘’的代名词,封建帝王和士大夫唯恐避之不及。如《朱子语类●尚书》言:“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无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所谓‘辟以生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故此,尽管封建社会很漫长,但法治传统资源极为稀薄。古人讲:“为国者,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依法治理,才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大秦帝国》新作更名为《大秦赋》,12月1日央八播出

新京报讯(记者 张赫)近日,由张鲁一、段奕宏、李乃文等人主演的电视剧《大秦帝国之天下》宣布更名为《大秦赋》,定于12月1日登陆CCTV-8黄金强档,腾讯视频全网首播。该剧是《大秦帝国》系列新作,讲述秦始皇嬴政从出生到统一六国,四十余年的战国风云故事。

《大秦赋》海报

《大秦赋》讲述了战国晚期,秦昭襄王与秦孝文王相继离世,秦国朝堂陡然出现嫡庶之争。嬴政(张鲁一饰)与母亲赵姬(朱珠饰)返回秦国之后,在仲父吕不韦(段奕宏饰)的训教下,母后的呵护下,显现王者之尊。为了儿子的王位,赵姬与吕不韦联手,打压以华阳夫人(邬君梅饰)为首的楚国派系势力;而嬴政用王弟成蟜之血,洗清通向王位的道路……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吴冬妮 校对 吴兴发

历史对商鞅的评价,是不是过誉了

公元前338年,43岁的秦孝公薨,惠文王继位,同年商鞅卒。商鞅变法确实将秦国从可能灭国的危险境地中解救出来,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当时还算不上是一名成功的政治家,甚至都算不上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历史对他的评价有些过誉了。

《史记》里记载秦惠文王即位之后,去商鞅,留其法,但不是所有的制度都得以保留。

首先商鞅所制定的法律以严酷著称,例如实行连坐制,互相监视。不告发奸恶者处以腰斩,从事工商业者和因懒惰而陷入贫困者,没入官府为奴。不允许读诗书,商鞅将讲仁义礼之类的书籍烧掉,自然“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之类的事情在那个时代是看不到的。还有把垃圾扔到路上会被判刑等等,简直是民怨极大,甚至一日之内,渭河的的水都被受刑者的鲜血染红。

《大秦帝国》商鞅

惠文王的真名叫嬴驷,惠文王是他的谥号。意思是他能够勤政爱民,宽仁待下。这和刻薄少恩的商鞅是形成对比的。另外据《战国策·秦策》记载,秦惠文王对苏秦说,不能广泛地施恩于百姓的,就不能让百姓出战。政治教化不顺应百姓的,就不能让大臣带兵在出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惠文王充分认识到了施恩于民的重要性。从这一点出发,惠文王在为期间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律法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是有很大可能的。

《大秦帝国》秦惠文王

其次就是在惠文王在为期间,诸子百家是允许在秦国活动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墨家。《吕氏春秋·去私》记载:“墨者有钜子腹黄享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黄享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

意思是说墨家巨子的儿子杀人应该被判处死刑,秦惠文王为救其子甚至不惜修改相应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出墨家巨子和秦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墨家有可能参与到秦国战争、防守器具的打造,当然墨家的非攻,兼爱等思想应该在秦国也是有市场的。

讲述先秦墨家反对侵略战争的电影《墨攻》

商鞅任职期间,主要的对外战争是针对魏国,四次比较有名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收回了一些土地,并且在孝公十九年,朝见周天子。被封为伯爵。此时的秦国充其量是与其他的六国平起平坐,远没有达到称雄诸侯的实力。甚至连一个国家的扑灭不了。真正能够让秦国强大的是张仪等人而不是商鞅。

打个比喻商鞅变法就像是一剂猛药,治疗急性病还可以,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有一百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对于刚刚恢复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积攒实力,休养生息。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而秦惠文王应该是吸取了秦献公和商鞅两代治国的长处,走的是中间路线。后来听从司马错的建议讨伐蜀国,和任用张仪采用连横之术,才使得秦国令诸侯胆寒。

至于说商鞅不是法家的代表。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是在商鞅生存的那个年代,二是从后世的评价来看。

在商鞅当时,他并不是很出名,至少在一些诸子百家的著述里没有提到商鞅的名字。和商鞅同时代的孟子在他的著述里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商鞅,倒是说墨家杨朱的学说在当时颇为流行。比如说庄子,在他的天下篇里,提到了儒家的礼乐,提到了墨家的兼爱非攻,提到了名家的惠氏和公孙龙等人,也没有商鞅,从这些诸子百家的著述中可以见出当时的思想主流是道家,儒家,墨家,名家等之争,法家提到了一个慎道,商鞅君在当时是不入主流的。

那么,大凡圣贤都要立言,在商鞅同时代的有孟子,庄子,墨子,吴起,李悝,孙膑等人都有书籍传世,商鞅有一本《商君书》,但是其中跨越一百五十年,二十四篇中十八篇肯定不是商鞅所写,其余六篇,可能是商鞅所做,但是都是关于法令措施,至于说原理规律的阐述较少。用政客来定义商鞅是比较准确的。一句话,商鞅并不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直到韩非子和李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提到了商鞅并进行赞美,李斯就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嬴政喜欢用酷刑镇压百姓。

《大秦帝国》李斯

后来的历史当中王安石赞美过商鞅,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通过赞赏商鞅不顾阻力坚持变法,来抒发自己的变法之决心。毛主席也曾经高度评价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主要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的。

骂他的人也不少,司马迁评价他是刻薄少恩者,杜甫有诗:“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是用来抨击暴政来劝谏当朝统治者的。所以这些名人对于商鞅的评价是为自己的政治诉求服务的。也就是把商鞅的影响扩大了。

“好商鞅”和“坏商鞅”

商鞅的成名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的是战国时代不适用儒家的周礼,只能是靠法来变革,就是搞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势力,解放劳动力。所以即使没有卫鞅也会出现郑鞅,宋鞅等,偶然的是商鞅在魏国被魏侯拒绝,恰逢秦公招贤。

如果卫鞅留在魏国,在魏国的那种开化,学术之风盛行的环境下,商鞅的改革未必能够进行下去。假如商鞅到了楚国,那里的贵族权势极大,商鞅的下场可能会提前很多年。参照吴起被射死的案例。

也只剩下秦国,地处西北,受礼制影响较小,人们尚武,商鞅的变法极有可能得到了军队的支持。君主变法的决心很大,几方面的因素促使商鞅在秦国,用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对于过去的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从而青史留有姓名。

从商鞅去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359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商鞅以及他所领导的变法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被神秘化和扩大化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回到2000多年前,给那场变法和他的主要经历者一个客观的评价。

文:凡石

地史馆原创,禁止转载

外国人研究秦朝历史,有两种不同见解。你更赞同哪一种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秦帝国,在三皇五帝各取一个字,自号皇帝,幻想着以后能将江山一世二世三世乃至于千秋万世传下去。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大秦帝国建立后仅仅存在十五年,便在公元前206年二世而亡。关于其中的原因,不但我们中国人喜欢不尽地探寻,就连对中国秦汉史感兴趣的外国学者,也提出了他们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两类观点。

下面一一介绍一下。

第一种,欧美学者的看法。

欧美学者认为,大秦之所以二世而亡, 主要原因就是秦始皇看不起商人,采用了抑商的政策所致。为什么这么说呢?

秦统一六国后,从一个王国一下子跃升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范围扩大了,人口增加了,统治难度加大,承担了特别繁重的改革、建设任务。

改革、建设是要花钱的,而且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使用很多的人力以及资源,而中国呢,当时主要还是农耕社会,铁器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在农业当中普及,农民耕种主要使用的还是青铜器、木器制成的工具。

落后的工具导致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力低下,收入就不会很高,以有限的收入应对无限繁重的任务,资源肯定会有些捉襟见肘。

这时候呢,秦始皇又根据法家的思想看不起商人,采用抑商的政策,甚至逼迫商人改行,将他们作为罪人发配到南方开垦新的土地。

资源本来就很紧缺,这时候又因为抑商使物资缺少良好的流通,从而在社会上造成大量的浪费和短缺。

简单点讲,一个盘子里就装那么点米,这时候不想着怎么从外面引进一点,反而把大部分从盘子里扔掉,老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又因为秦苛刻的政策疲于奔命,这样下来,大秦帝国能不很快灭亡吗。

欧美学者的看法怎么样,似乎有点道理,但把大秦的灭亡仅仅归结为是因为秦始皇看不起商人导致,理由似乎有些奇葩,也有点片面。

第二种,日本学者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有不同的见解,相比较而言似乎有道理一些, 那么,日本学者什么看法呢?

日本学者的看法很简单,归纳起来就一句话,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他所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简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秦始皇根本不可能完成那些改革,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全部完成了,用十五年的时间打下了几千年的基础,导致所有改革的矛盾都集中在秦帝国本身,矛盾如此巨大,大秦能不二世而亡吗?

到了汉高祖刘邦时候,他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采取暂时妥协的政策,将一些矛盾无限期的拖下去,例如,楚汉相争结束后,汉高祖把秦始皇和项羽发明的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保留起来。但是秦始皇性子太急,就想自己把所有的事情都干好,他想用十五年的时间把几千年的弊病全部解决,导致好大喜功、民不聊生,伤害了大秦的根本,致使大秦二世而亡。

上面介绍了外国人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两种不同见解。各位朋友,你更赞同哪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