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和“榖”只有“一横之差”，两字该如何区分？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此前写《和葫芦唠个“家常”》一文，说到宋代陶穀“依样画葫芦”一事，把陶穀写成了“陶榖”，幸蒙读者指正。
穀和榖都可谓带“壳”的字。壳本写作殻或殼，是象形字，左边是钟形乐器，右边的“殳”是敲钟的手形。壳中有禾，是五谷的穀；壳中有木，是榖树的榖。穀和榖均见于《诗经》，穀字常释为善，而榖却被当做恶木。一说穀榖可通用，两字如此“善恶分明”，不太好通。
穀可简化为谷。把陶谷写作陶穀，舍简就繁，并非为了卖弄。谷可理解为山谷，又可理解为五谷。古人取名多有深意，取本字为更好辨识。简繁转化要注意别闹笑话，诸如岳飞不是“嶽飞”，杨万里不是“杨万裏”，武松更不是武鬆。
从某种角度说，错误书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三国演义》就不少张冠李戴：傅肜（róng）写作傅彤；苑康写作范康；李利写作李别；吴巨写作吴臣；刘靖写作刘熙；孟达字子庆，其实是字子度；杀了张飞的是范强，不是范疆；周瑜的老丈人乔国老，很可能是桥国老。
北京三里屯有个太古里。早在1866年，英国太古洋行来上海做生意，据说老板约翰·萨缪尔·施怀雅想起个中文名字入乡随俗，他在街上常见“大吉”二字，因为不谙中文，把“大吉”误写作了“太古”。
这么说绝没有给自己开脱的打算。《吕氏春秋》中有个三猪过河的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历史写作，犯了此类错误，闹了笑话，脸再红都要原地立正。
多一横少一横，错也可大可小，闹大了其实会原地爆炸的。1962年美国发射水手1号探测器，计划探测金星，升空仅5分钟，就因为出现制导系统的问题放了大烟花。调查发现，因为程序转录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少抄了“一小横”。
穀榖难分，一笔之差不是因为眼神不好，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榖树之榖，背了上千年的恶名与骂名，也是一笔之失闹的，正好借此文为榖正名。
颜真卿《祭侄文稿》中有“方期戬穀”
《诗经》处处皆“善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朱熹《诗集传》，“穀”字当粮食作物讲时，均简为“谷”，有意思的是均用于“百谷”一词，其他情况都沿用繁体的“穀”。
《诗经》中“百谷”共有六处。如“既沾既足，生我百谷”（《信南山》）；“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载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七月》）。
朱熹撰《诗集传》，为昌理学，满纸“善也”。“田车既好”，好释为善也；“莫不令德”，令释为善也；“亦孔之嘉”，嘉释为善也。“射则臧兮”，臧释为善也；“永锡尔类”，类释为善也；“窈窕淑女”，淑释为善也……
朱熹释“穀”，说成“善也”的时候也最多。“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旦”是善旦，意思是良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是善待的意思；“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就是教诲民众，良善传家。
“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诒孙子。”《有駜》写宴会上载歌载舞，但君子留给子孙的“穀”，可不是大米白饭，朱熹说是“善”。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天保》）“戬穀罄宜”是吉言，常题于旧时影壁之上。戬穀一词，《毛传》训为福禄，而《诗集传》引闻人氏之说，认为戬是尽也，穀是善也，戬穀等于尽善，境界一下就拔高了。再早颜真卿写《祭侄文稿》，把“方凭积善”划去，改成了“方期戬穀”。老百姓祈福禄，士大夫求尽善，是阶层问题。
朱熹注疏《诗集传》。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本
朱熹喜谈“尽善”，不喜谈“尽情”。举个例子，《诗经》有两篇写生死相许，一是《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一是《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穀则异室”的穀作生讲，生前没一起，死后一块埋。朱熹说这是“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至情至性而至勇，哪里看出来的“畏”？
《桑柔》有句“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若把穀简化为谷，读来就会莫名其妙。“进退维谷”是成语，意思本不复杂，朱熹则说“穀”是善，而“谷”作穷，“言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是以进退皆穷也。”之前唐代孔颖达释作：“谷谓山谷，坠谷是穷困之义，故谓谷穷。”令人费解。
清代阮元在《诗书古训》把谷也要当善讲：“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为‘穀’。进退维穀，穀，善也。此乃古语，诗人用之。”
《晏子春秋》载，晋士大夫羊舌肸（xī）和晏婴有过一场讨论。叔向（羊舌肸）问晏子：“齐国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对曰：“婴闻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且婴闻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叔向回答：“善哉！《诗》有之曰：进退维谷。其此之谓与？”
阮元以此为例，认为进退维谷是“皆谓处两难善全之事而处之皆善也。叹其善，非嗟其穷也”。进退维谷成了进退皆善，可谓强解。
进退维谷的谷，当山谷解释就好，无须为了善作过度解读。《诗经》中还有一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宛》），如临于谷总不能说成如临于善。山间进退自然要小心掉沟里，但总还有路可走，不是穷途末路，更不是左右逢源。羊舌肸认同晏子的意见，君子做进退取舍，态度要持重。
名字带“壳”怎区分
有部动画片叫《攻壳机动队》，海报上写作“攻壳”“攻殻”“攻殼”的都有。“殻”和“殼”多一横少一横，都是壳字。当年“寡姐”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同名电影上映，有过壳怎么读的讨论。
壳，俗读ké，文读qiào。北宋宰相蔡确，曾被刘攽（bān）戏称为“倒悬蛤蜊”，蛤蜊俗名“壳菜”，倒过来读就是蔡确的谐音。照这么说，殻也能读què。
壳、殻、殼都是象形字，本义是敲。在甲骨文中是手持槌敲击“南”（一钟形陶制乐器）。壳字可谓“百宝囊”：加把禾，是穀；加根木，是榖；加束丝，是縠（hú）；加张弓，是入我彀（gòu）的彀；加辆车，就成了朱轮华毂（轂）的毂（gǔ）。
名字一带壳，就容易认错人。
金代有张彀和张瑴（jué，同珏）两兄弟。张瑴是弟，以紫髯著称，“少有俊才，美风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归潜志》）。张彀是兄，做人有担当。他任同州观察判官时，州中要征收箭支十万，并且要求只要十万雕翎箭。张彀说：弓箭就是耗材，在乎什么羽毛？（矢去物也，何羽不可）。长官说那要向上面打报告。张彀说事关民生，我担着。
唐末有诗人王轂，曾作《玉树曲》，名噪一时。一次在街上，看见同窗好友被几个无赖纠缠，王轂上前扬声说：“莫无礼，识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者。”无赖们“敛衽惭谢而退”。宋代文献又有记其名为王縠和王穀的。轂的本意指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王轂字虚中，由此可认定，縠、穀是误写。
唐末诗人郑谷，因《鹧鸪》一诗闻名，人称“郑鹧鸪”。本字就是山谷的谷，不能写作郑穀。唐代还有位郑縠，郑縠的父亲叫郑熏，当年曾经诬告过宰相郑畋，但郑畋不记前仇，提拔郑縠为给事中。《唐语林》中郑縠被误写为“郑穀”。
北宋有墨工潘谷，被苏轼咏为“墨仙”。《春渚记墨》载，当时墨工制墨，名字多相蹈袭。著名墨工有张遇、常遇、潘遇，也有潘谷、张谷、叶谷。有人趣说，墨工家世，不是谷之子，就是遇之孙。潘谷的谷，也不能写作潘穀。
北宋名士巢谷比较特别，《宋史》说他“初名穀”。苏辙曾写《巢谷传》，纪念这位眉山同乡的情谊。哲宗亲政后，苏辙获罪遭贬，亲朋故交纷纷和他做切割，“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年已古稀的巢谷从四川眉山徒步到广东惠州，探望苏辙。相见之后，遂改名“谷”。苏轼其时贬至海南，巢谷执意前去相见，死于路上。
南宋严粲《诗缉》。此为明嘉靖时期赵府居敬堂（味经堂）刊本
明代书画大家钱穀，一生抄书成癖，手录古文金石书几万卷，“手自抄写，几于充栋，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可惜大部分未能流传下来，钱穀的书法作品亦鲜见于世。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行书仿米芾诗轴》，被认为是钱穀之作，但有诸多疑点，如钱穀题款，穀字必写那一小横，而此幅题款却写如“榖”字。
（明）钱穀《求志园图》卷
此书是不是钱穀真迹？故宫博物院馆员傅东光撰文考证，是钱穀真迹，但不是明代钱穀。史上有三位书家叫钱穀，明代钱穀最为知名。其余两位均为清人，一是浙江萧山人，字龙泓，一是上海人，字子璧。从款印以及抬头款的使用来判断，这幅《行书仿米芾诗轴》是百余年后清代钱子璧的作品。虽不确定古人写穀，到底是少一横还是少一撇，但钱子璧的书法确实多了一层辨识度。
“四字哥哥”怎么读
春秋时楚国令尹斗穀於菟，就是《论语》中被孔子赞为“忠”的令尹子文。他姓斗，子文是他的字。
斗穀於菟是私生子，又说因为生于五月初五，日子不吉利，因此出生后就被遗弃于云梦泽中，幸有老虎喂乳而生。恰逢郧国国君郧子在云梦泽间打猎，带回宫中抚养。楚人称老虎为於菟，称乳为穀。斗穀於菟的意思就是被老虎奶大的孩子。
斗穀於菟怎么读？不是送分题，是“送命题”。这位“四字哥哥”的名字，都是多音多义。
（清）丁善长《历代画像传》中的斗穀於菟像，写作“闘穀於兔”
斗。斗穀於菟的斗，正字是鬭，读作dòu。据《说文》，鬭的本义是遇。《国语·周语下》载：“穀洛鬭，將毁王宫”，穀水和洛水相遇争流，因此王宫告急。
於。於读wū，本义是乌。於戏读“呜呼”，荆轲刺秦中那位自杀的樊於期，也读wū。“于”不是於的简化字，於读wū时，不能写作于。因此於菟不该写成“于菟”。
菟。菟丝草的菟，读tù；於菟的菟，读tú。成语“归老菟裘”指归隐，菟裘是古地名，也读tú。
一到穀字情况就变复杂。《左传》载“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但是李时珍在《本草》中提出异议，认为楚人口中的乳，是榖树的榖，因为“楚人呼乳为榖，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清代《礼书纲目》就此总结说：“孺子曰穀，或曰榖。读为斗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谓哺乳小儿也。”（这话网上常见为“孺子曰谷，或曰谷。读为斗谷于兔之谷。谷，乳也，谓哺乳小儿也”。）
清代陈大章在《诗传名物集览》中又提出一说，认为乳穀的穀，本字应该是穀孑（gòu）。《说文》载，“穀孑 ，乳也。”南唐徐锴也说：“楚人谓乳曰穀孑 ，故名子文曰穀孑 於菟，通作穀。”从字形到字义，穀孑 倒是显得更合理。
据此说，这位楚令尹应该叫斗穀孑 於菟，读为“逗够乌图”。
《谷城长荡阴令张迁颂》，简称《张迁碑》，图中文字为隶书“汉故穀城长荡”
《庄子》中有“臧穀亡羊”故事：臧和穀相伴放羊，结果两个人的羊都丢了。问臧，臧说因为在读书（挟筴读书）；问穀，穀说因为在下棋（博塞以游）。庄子认为，“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孟子说：“臧，善学人；穀，孺子也”。
《诗经》里的臧和穀，朱熹都释为善。清代画家臧穀，字善均，又字宜生，又字诒孙，名和字均取自《诗经》。
顺带说一嘴，斗穀於菟是班姓先祖。据《名义考》载：“斑彪，史误作班彪，斑姓出楚令尹子文之后。”东汉班彪、班超、班固父子，原来要姓斑。一说因为斗穀於菟是老虎带大的，虎身有斑，其后人于是以斑为姓。
“谷树皮”写错了？
说回朱熹谈《诗经》，谈善当然要谈恶。枭、鸱、鸮是恶鸟，蓫（zhú）、葍（fú）是恶菜，樗和榖则成了恶木。
榖树出现在《鹤鸣》《黄鸟》中。“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鹤鸣》）”，朱熹注“榖，一名楮，恶木也”。檀比喻君子，榖代表小人。
武大郎是“小人”，就和榖大有渊源。“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应该是榖。
“三寸丁谷树皮”这个诨名，出自《水浒传》：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金瓶梅》沿袭了“三寸丁谷树皮”的说法：
（武大）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躁、头脸窄狭故也。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刻的《皋鹤堂（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榖树皮”直接写作了“谷树皮”。明清刊本常见“穀”写作“谷”的情况。如晚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楮立条，搜集了大量前人论述，所用也均为穀，应是谷、穀、榖三字混淆造成的。
去年，学者朱玉麒、汤超骏发表《“三寸丁谷树皮”的误读》，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对“谷树皮”的历史误读。《误读》一文考证《水浒传》历代版本，发现谷、穀、榖三字混淆是常见现象：
“三寸丁谷树皮”中的“谷”，在作为底本的天都外臣序刻本中，往往“谷”“穀”混淆，而其他各本则“谷”均作“穀”。据笔者对几种不同章回的《水浒传》版本的对照，当有些版本把代表黍稷一类庄稼的“穀”字简化为“谷”字时，“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字也是简化的；但当在代表庄稼谷物的“穀”字写作本字“穀”时，“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字也都写作了“穀”或者“榖”。
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写作“三寸丁谷树皮”
明末建阳藜光堂刘钦恩刊本《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同样写作“三寸丁谷树皮”
从《水浒传》小说的文本表述上，“三寸丁谷树皮”点断为“三寸丁、谷树皮”，并无疑问。《水浒词典》解释说：
三寸丁即三寸钉，喻其矮；谷树皮，喻其皮肤粗，皮色难看。谷，繁体作“穀”，是“榖”的讹字。一说谷树即胡粟，一种皮呈黑红色而且上带黑点的高粱。
学者钱文忠、王海燕在《“三寸丁谷树皮”臆解》一文中，认为“三寸丁谷树皮”的“丁谷”，是外来语，来自吐火罗语，是洞窟之意。三寸丁谷树皮是“三寸高的洞窟里长的树的树皮”。
丁谷之谓，是因为吐峪沟峡谷呈丁字形而得名。古代文献中丁谷山并不写作“丁穀山”，从这个角度说，《臆解》一文立论时，还是忽略了“谷穀”的简繁之分。
问题来了，武松杀嫂发生在“阳谷县”，阳谷的谷是山谷的谷还是五穀的穀？宋代阳谷县在今山东省聊城市。据地志，阳谷县是取东阿县界“陽穀亭”为名，“阳谷”是穀城山之阳的意思。穀城就是生产阿胶的东阿镇。相传，神农氏曾尝五谷于此，故而得名。民国时期编纂的《阳谷县志》，即写作“陽穀縣”，在内文中“陽穀”“陽榖”不分，往往一页上出现多种写法。
民国时出版的《阳谷县志》
再如东汉《曹全碑》提到敦煌效谷县，西汉渔泽尉崔不意教民力田，以勤效得穀，效谷因此得名。虽和丁谷地方离得近，但不是一个“谷”。
至于北京平谷，得名于先秦。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四周皆山，中则平地，因以平谷名。”
替榖树伸一脚
白居易《长恨歌》有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树木连理，最初却被视为不祥之兆。司马迁《史记》载，第十代商王太戊（一作大戊）任命伊尹之子伊陟为相，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都城亳（今河南偃师）出现桑树与榖树的连理现象，被视为不祥之兆。伊陟让太戊施行善政，怪桑枯死。
桑和榖同科不同属，但亲缘很近。《史记》记载可能是我国树木连理的最早记录。上古对连理现象不理解而视为凶兆，自《孔雀东南飞》起后人视为爱情象征。
《毛诗品物图考》榖树
榖又称“楮”或“构”，落叶乔木，雌雄异株，《本草》说雄树有斑，雌树皮白。榖树被称为“不材”，是千古奇冤。《后汉书》载：“（蔡伦）用楮树皮及麻头、鱼网、故帛，以为纸。”仅造纸一项，榖就功莫大焉。韩愈作《毛颖传》，奉纸为“楮先生”。
明代袁中道居地“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有人劝他砍掉榖树，种植松柏桃李，被他拒绝。袁中道在此造“楮亭”，并作《楮亭记》，说榖树虽不认为不材，但大有用处，只是不能栋梁，因此袁中道说榖“在材与不材之间”。
苏东坡在儋州，园中有榖树，也本来打算把树砍掉，换种松树菊花。又屈指算来，榖树其实大有用处：“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颒（huì）作玉。灌洒蒸生菌，腐余光吐烛。”因此“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写成《宥老楮》一诗。
苏轼是老饕，发现榖树还能丰富菜篮子。“黄菘养土膏，老楮生树鸡。”楮鸡不是鸡，是长在榖树上的树菇，乃野味清欢。黄庭坚和陆游也爱吃。
苏轼、袁中道都通医，却遗漏了榖树的一个用处——树皮被用来治脚气。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出：“治脚气常作榖白皮防之法即不发方。榖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
谷壳称糠。穀榖两字易混，榖白皮成了谷白皮，又被误认为糠。1896年，荷兰医生克里斯蒂安·艾克曼在印尼研究得了脚气的鸡，发现米糠和脚气间的关系，由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说道：“我们感兴趣的是，（《千金翼方》）两个处方可以列入食疗范畴。一个使用猪肝作为主要成分，另一个使用米糠（谷白皮）与普通大米做成粥。据说持续使用这种粥，可以预防脚气的发生。不幸的是，这个重要处方，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李约瑟错以为，孙思邈是最早用糠来治脚气的。
明代张岱在《夜航船》中讲一故事，一僧和一士子同宿，士子高谈阔论，僧因敬畏而只敢蜷腿而卧。说着说着，僧人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答：“两个人”。僧又问：“那么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答：“一个人!”僧人大笑：“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谈文论史，总有无知之感，不解之惑，战战兢兢却总贻笑大方。敬请伸脚。（责编：沈沣）
“穀”和“榖”只有“一横之差”，两字该如何区分？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此前写《和葫芦唠个“家常”》一文，说到宋代陶穀“依样画葫芦”一事，把陶穀写成了“陶榖”，幸蒙读者指正。
穀和榖都可谓带“壳”的字。壳本写作殻或殼，是象形字，左边是钟形乐器，右边的“殳”是敲钟的手形。壳中有禾，是五谷的穀；壳中有木，是榖树的榖。穀和榖均见于《诗经》，穀字常释为善，而榖却被当做恶木。一说穀榖可通用，两字如此“善恶分明”，不太好通。
穀可简化为谷。把陶谷写作陶穀，舍简就繁，并非为了卖弄。谷可理解为山谷，又可理解为五谷。古人取名多有深意，取本字为更好辨识。简繁转化要注意别闹笑话，诸如岳飞不是“嶽飞”，杨万里不是“杨万裏”，武松更不是武鬆。
从某种角度说，错误书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三国演义》就不少张冠李戴：傅肜（róng）写作傅彤；苑康写作范康；李利写作李别；吴巨写作吴臣；刘靖写作刘熙；孟达字子庆，其实是字子度；杀了张飞的是范强，不是范疆；周瑜的老丈人乔国老，很可能是桥国老。
北京三里屯有个太古里。早在1866年，英国太古洋行来上海做生意，据说老板约翰·萨缪尔·施怀雅想起个中文名字入乡随俗，他在街上常见“大吉”二字，因为不谙中文，把“大吉”误写作了“太古”。
这么说绝没有给自己开脱的打算。《吕氏春秋》中有个三猪过河的故事，“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历史写作，犯了此类错误，闹了笑话，脸再红都要原地立正。
多一横少一横，错也可大可小，闹大了其实会原地爆炸的。1962年美国发射水手1号探测器，计划探测金星，升空仅5分钟，就因为出现制导系统的问题放了大烟花。调查发现，因为程序转录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少抄了“一小横”。
穀榖难分，一笔之差不是因为眼神不好，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榖树之榖，背了上千年的恶名与骂名，也是一笔之失闹的，正好借此文为榖正名。
颜真卿《祭侄文稿》中有“方期戬穀”
《诗经》处处皆“善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朱熹《诗集传》，“穀”字当粮食作物讲时，均简为“谷”，有意思的是均用于“百谷”一词，其他情况都沿用繁体的“穀”。
《诗经》中“百谷”共有六处。如“既沾既足，生我百谷”（《信南山》）；“播厥百谷，实函斯活”（《载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七月》）。
朱熹撰《诗集传》，为昌理学，满纸“善也”。“田车既好”，好释为善也；“莫不令德”，令释为善也；“亦孔之嘉”，嘉释为善也。“射则臧兮”，臧释为善也；“永锡尔类”，类释为善也；“窈窕淑女”，淑释为善也……
朱熹释“穀”，说成“善也”的时候也最多。“穀旦于差，南方之原”，“穀旦”是善旦，意思是良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穀是善待的意思；“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就是教诲民众，良善传家。
“自今以始，岁其有。君子有穀，诒孙子。”《有駜》写宴会上载歌载舞，但君子留给子孙的“穀”，可不是大米白饭，朱熹说是“善”。
“天保定尔，俾尔戬穀。罄无不宜，受天百禄。”（《天保》）“戬穀罄宜”是吉言，常题于旧时影壁之上。戬穀一词，《毛传》训为福禄，而《诗集传》引闻人氏之说，认为戬是尽也，穀是善也，戬穀等于尽善，境界一下就拔高了。再早颜真卿写《祭侄文稿》，把“方凭积善”划去，改成了“方期戬穀”。老百姓祈福禄，士大夫求尽善，是阶层问题。
朱熹注疏《诗集传》。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本
朱熹喜谈“尽善”，不喜谈“尽情”。举个例子，《诗经》有两篇写生死相许，一是《大车》，“穀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一是《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穀则异室”的穀作生讲，生前没一起，死后一块埋。朱熹说这是“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至情至性而至勇，哪里看出来的“畏”？
《桑柔》有句“朋友已谮，不胥以穀。人亦有言：进退维谷”。若把穀简化为谷，读来就会莫名其妙。“进退维谷”是成语，意思本不复杂，朱熹则说“穀”是善，而“谷”作穷，“言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是以进退皆穷也。”之前唐代孔颖达释作：“谷谓山谷，坠谷是穷困之义，故谓谷穷。”令人费解。
清代阮元在《诗书古训》把谷也要当善讲：“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为‘穀’。进退维穀，穀，善也。此乃古语，诗人用之。”
《晏子春秋》载，晋士大夫羊舌肸（xī）和晏婴有过一场讨论。叔向（羊舌肸）问晏子：“齐国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对曰：“婴闻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没其身，行不逮则退，不以诬持禄。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不以谀持危。且婴闻君子之事君也，进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隐忠，可谓不失忠，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叔向回答：“善哉！《诗》有之曰：进退维谷。其此之谓与？”
阮元以此为例，认为进退维谷是“皆谓处两难善全之事而处之皆善也。叹其善，非嗟其穷也”。进退维谷成了进退皆善，可谓强解。
进退维谷的谷，当山谷解释就好，无须为了善作过度解读。《诗经》中还有一句“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宛》），如临于谷总不能说成如临于善。山间进退自然要小心掉沟里，但总还有路可走，不是穷途末路，更不是左右逢源。羊舌肸认同晏子的意见，君子做进退取舍，态度要持重。
名字带“壳”怎区分
有部动画片叫《攻壳机动队》，海报上写作“攻壳”“攻殻”“攻殼”的都有。“殻”和“殼”多一横少一横，都是壳字。当年“寡姐”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同名电影上映，有过壳怎么读的讨论。
壳，俗读ké，文读qiào。北宋宰相蔡确，曾被刘攽（bān）戏称为“倒悬蛤蜊”，蛤蜊俗名“壳菜”，倒过来读就是蔡确的谐音。照这么说，殻也能读què。
壳、殻、殼都是象形字，本义是敲。在甲骨文中是手持槌敲击“南”（一钟形陶制乐器）。壳字可谓“百宝囊”：加把禾，是穀；加根木，是榖；加束丝，是縠（hú）；加张弓，是入我彀（gòu）的彀；加辆车，就成了朱轮华毂（轂）的毂（gǔ）。
名字一带壳，就容易认错人。
金代有张彀和张瑴（jué，同珏）两兄弟。张瑴是弟，以紫髯著称，“少有俊才，美风姿，髯齐于腹。为人豪迈不羁，奇士也”（《归潜志》）。张彀是兄，做人有担当。他任同州观察判官时，州中要征收箭支十万，并且要求只要十万雕翎箭。张彀说：弓箭就是耗材，在乎什么羽毛？（矢去物也，何羽不可）。长官说那要向上面打报告。张彀说事关民生，我担着。
唐末有诗人王轂，曾作《玉树曲》，名噪一时。一次在街上，看见同窗好友被几个无赖纠缠，王轂上前扬声说：“莫无礼，识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者。”无赖们“敛衽惭谢而退”。宋代文献又有记其名为王縠和王穀的。轂的本意指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王轂字虚中，由此可认定，縠、穀是误写。
唐末诗人郑谷，因《鹧鸪》一诗闻名，人称“郑鹧鸪”。本字就是山谷的谷，不能写作郑穀。唐代还有位郑縠，郑縠的父亲叫郑熏，当年曾经诬告过宰相郑畋，但郑畋不记前仇，提拔郑縠为给事中。《唐语林》中郑縠被误写为“郑穀”。
北宋有墨工潘谷，被苏轼咏为“墨仙”。《春渚记墨》载，当时墨工制墨，名字多相蹈袭。著名墨工有张遇、常遇、潘遇，也有潘谷、张谷、叶谷。有人趣说，墨工家世，不是谷之子，就是遇之孙。潘谷的谷，也不能写作潘穀。
北宋名士巢谷比较特别，《宋史》说他“初名穀”。苏辙曾写《巢谷传》，纪念这位眉山同乡的情谊。哲宗亲政后，苏辙获罪遭贬，亲朋故交纷纷和他做切割，“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年已古稀的巢谷从四川眉山徒步到广东惠州，探望苏辙。相见之后，遂改名“谷”。苏轼其时贬至海南，巢谷执意前去相见，死于路上。
南宋严粲《诗缉》。此为明嘉靖时期赵府居敬堂（味经堂）刊本
明代书画大家钱穀，一生抄书成癖，手录古文金石书几万卷，“手自抄写，几于充栋，穷日夜校勘，至老不衰。”可惜大部分未能流传下来，钱穀的书法作品亦鲜见于世。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行书仿米芾诗轴》，被认为是钱穀之作，但有诸多疑点，如钱穀题款，穀字必写那一小横，而此幅题款却写如“榖”字。
（明）钱穀《求志园图》卷
此书是不是钱穀真迹？故宫博物院馆员傅东光撰文考证，是钱穀真迹，但不是明代钱穀。史上有三位书家叫钱穀，明代钱穀最为知名。其余两位均为清人，一是浙江萧山人，字龙泓，一是上海人，字子璧。从款印以及抬头款的使用来判断，这幅《行书仿米芾诗轴》是百余年后清代钱子璧的作品。虽不确定古人写穀，到底是少一横还是少一撇，但钱子璧的书法确实多了一层辨识度。
“四字哥哥”怎么读
春秋时楚国令尹斗穀於菟，就是《论语》中被孔子赞为“忠”的令尹子文。他姓斗，子文是他的字。
斗穀於菟是私生子，又说因为生于五月初五，日子不吉利，因此出生后就被遗弃于云梦泽中，幸有老虎喂乳而生。恰逢郧国国君郧子在云梦泽间打猎，带回宫中抚养。楚人称老虎为於菟，称乳为穀。斗穀於菟的意思就是被老虎奶大的孩子。
斗穀於菟怎么读？不是送分题，是“送命题”。这位“四字哥哥”的名字，都是多音多义。
（清）丁善长《历代画像传》中的斗穀於菟像，写作“闘穀於兔”
斗。斗穀於菟的斗，正字是鬭，读作dòu。据《说文》，鬭的本义是遇。《国语·周语下》载：“穀洛鬭，將毁王宫”，穀水和洛水相遇争流，因此王宫告急。
於。於读wū，本义是乌。於戏读“呜呼”，荆轲刺秦中那位自杀的樊於期，也读wū。“于”不是於的简化字，於读wū时，不能写作于。因此於菟不该写成“于菟”。
菟。菟丝草的菟，读tù；於菟的菟，读tú。成语“归老菟裘”指归隐，菟裘是古地名，也读tú。
一到穀字情况就变复杂。《左传》载“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但是李时珍在《本草》中提出异议，认为楚人口中的乳，是榖树的榖，因为“楚人呼乳为榖，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清代《礼书纲目》就此总结说：“孺子曰穀，或曰榖。读为斗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谓哺乳小儿也。”（这话网上常见为“孺子曰谷，或曰谷。读为斗谷于兔之谷。谷，乳也，谓哺乳小儿也”。）
清代陈大章在《诗传名物集览》中又提出一说，认为乳穀的穀，本字应该是穀孑（gòu）。《说文》载，“穀孑 ，乳也。”南唐徐锴也说：“楚人谓乳曰穀孑 ，故名子文曰穀孑 於菟，通作穀。”从字形到字义，穀孑 倒是显得更合理。
据此说，这位楚令尹应该叫斗穀孑 於菟，读为“逗够乌图”。
《谷城长荡阴令张迁颂》，简称《张迁碑》，图中文字为隶书“汉故穀城长荡”
《庄子》中有“臧穀亡羊”故事：臧和穀相伴放羊，结果两个人的羊都丢了。问臧，臧说因为在读书（挟筴读书）；问穀，穀说因为在下棋（博塞以游）。庄子认为，“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孟子说：“臧，善学人；穀，孺子也”。
《诗经》里的臧和穀，朱熹都释为善。清代画家臧穀，字善均，又字宜生，又字诒孙，名和字均取自《诗经》。
顺带说一嘴，斗穀於菟是班姓先祖。据《名义考》载：“斑彪，史误作班彪，斑姓出楚令尹子文之后。”东汉班彪、班超、班固父子，原来要姓斑。一说因为斗穀於菟是老虎带大的，虎身有斑，其后人于是以斑为姓。
“谷树皮”写错了？
说回朱熹谈《诗经》，谈善当然要谈恶。枭、鸱、鸮是恶鸟，蓫（zhú）、葍（fú）是恶菜，樗和榖则成了恶木。
榖树出现在《鹤鸣》《黄鸟》中。“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鹤鸣》）”，朱熹注“榖，一名楮，恶木也”。檀比喻君子，榖代表小人。
武大郎是“小人”，就和榖大有渊源。“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应该是榖。
“三寸丁谷树皮”这个诨名，出自《水浒传》：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金瓶梅》沿袭了“三寸丁谷树皮”的说法：
（武大）因时遭荒馑，搬移在清河县紫石街赁房居住。人见他为人懦弱，模样猥衰，起了他个诨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俗语言其身上粗躁、头脸窄狭故也。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刊刻的《皋鹤堂（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中，“榖树皮”直接写作了“谷树皮”。明清刊本常见“穀”写作“谷”的情况。如晚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楮立条，搜集了大量前人论述，所用也均为穀，应是谷、穀、榖三字混淆造成的。
去年，学者朱玉麒、汤超骏发表《“三寸丁谷树皮”的误读》，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对“谷树皮”的历史误读。《误读》一文考证《水浒传》历代版本，发现谷、穀、榖三字混淆是常见现象：
“三寸丁谷树皮”中的“谷”，在作为底本的天都外臣序刻本中，往往“谷”“穀”混淆，而其他各本则“谷”均作“穀”。据笔者对几种不同章回的《水浒传》版本的对照，当有些版本把代表黍稷一类庄稼的“穀”字简化为“谷”字时，“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字也是简化的；但当在代表庄稼谷物的“穀”字写作本字“穀”时，“三寸丁谷树皮”的“谷”字也都写作了“穀”或者“榖”。
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写作“三寸丁谷树皮”
明末建阳藜光堂刘钦恩刊本《新刻全像忠义水浒志传》同样写作“三寸丁谷树皮”
从《水浒传》小说的文本表述上，“三寸丁谷树皮”点断为“三寸丁、谷树皮”，并无疑问。《水浒词典》解释说：
三寸丁即三寸钉，喻其矮；谷树皮，喻其皮肤粗，皮色难看。谷，繁体作“穀”，是“榖”的讹字。一说谷树即胡粟，一种皮呈黑红色而且上带黑点的高粱。
学者钱文忠、王海燕在《“三寸丁谷树皮”臆解》一文中，认为“三寸丁谷树皮”的“丁谷”，是外来语，来自吐火罗语，是洞窟之意。三寸丁谷树皮是“三寸高的洞窟里长的树的树皮”。
丁谷之谓，是因为吐峪沟峡谷呈丁字形而得名。古代文献中丁谷山并不写作“丁穀山”，从这个角度说，《臆解》一文立论时，还是忽略了“谷穀”的简繁之分。
问题来了，武松杀嫂发生在“阳谷县”，阳谷的谷是山谷的谷还是五穀的穀？宋代阳谷县在今山东省聊城市。据地志，阳谷县是取东阿县界“陽穀亭”为名，“阳谷”是穀城山之阳的意思。穀城就是生产阿胶的东阿镇。相传，神农氏曾尝五谷于此，故而得名。民国时期编纂的《阳谷县志》，即写作“陽穀縣”，在内文中“陽穀”“陽榖”不分，往往一页上出现多种写法。
民国时出版的《阳谷县志》
再如东汉《曹全碑》提到敦煌效谷县，西汉渔泽尉崔不意教民力田，以勤效得穀，效谷因此得名。虽和丁谷地方离得近，但不是一个“谷”。
至于北京平谷，得名于先秦。明代蒋一葵《长安客话》载：“四周皆山，中则平地，因以平谷名。”
替榖树伸一脚
白居易《长恨歌》有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树木连理，最初却被视为不祥之兆。司马迁《史记》载，第十代商王太戊（一作大戊）任命伊尹之子伊陟为相，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都城亳（今河南偃师）出现桑树与榖树的连理现象，被视为不祥之兆。伊陟让太戊施行善政，怪桑枯死。
桑和榖同科不同属，但亲缘很近。《史记》记载可能是我国树木连理的最早记录。上古对连理现象不理解而视为凶兆，自《孔雀东南飞》起后人视为爱情象征。
《毛诗品物图考》榖树
榖又称“楮”或“构”，落叶乔木，雌雄异株，《本草》说雄树有斑，雌树皮白。榖树被称为“不材”，是千古奇冤。《后汉书》载：“（蔡伦）用楮树皮及麻头、鱼网、故帛，以为纸。”仅造纸一项，榖就功莫大焉。韩愈作《毛颖传》，奉纸为“楮先生”。
明代袁中道居地“有莲池二十余亩，临水有园，楮树丛生”。有人劝他砍掉榖树，种植松柏桃李，被他拒绝。袁中道在此造“楮亭”，并作《楮亭记》，说榖树虽不认为不材，但大有用处，只是不能栋梁，因此袁中道说榖“在材与不材之间”。
苏东坡在儋州，园中有榖树，也本来打算把树砍掉，换种松树菊花。又屈指算来，榖树其实大有用处：“肤为蔡侯纸，子入《桐君录》。黄缯练成素，黝面颒（huì）作玉。灌洒蒸生菌，腐余光吐烛。”因此“投斧为赋诗，德怨聊相赎”，写成《宥老楮》一诗。
苏轼是老饕，发现榖树还能丰富菜篮子。“黄菘养土膏，老楮生树鸡。”楮鸡不是鸡，是长在榖树上的树菇，乃野味清欢。黄庭坚和陆游也爱吃。
苏轼、袁中道都通医，却遗漏了榖树的一个用处——树皮被用来治脚气。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出：“治脚气常作榖白皮防之法即不发方。榖白皮，五升切。勿取斑者，有毒。右一味，以水一斗煮取七升，去滓。煮米粥常食之。”
谷壳称糠。穀榖两字易混，榖白皮成了谷白皮，又被误认为糠。1896年，荷兰医生克里斯蒂安·艾克曼在印尼研究得了脚气的鸡，发现米糠和脚气间的关系，由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说道：“我们感兴趣的是，（《千金翼方》）两个处方可以列入食疗范畴。一个使用猪肝作为主要成分，另一个使用米糠（谷白皮）与普通大米做成粥。据说持续使用这种粥，可以预防脚气的发生。不幸的是，这个重要处方，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李约瑟错以为，孙思邈是最早用糠来治脚气的。
明代张岱在《夜航船》中讲一故事，一僧和一士子同宿，士子高谈阔论，僧因敬畏而只敢蜷腿而卧。说着说着，僧人问：“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士子答：“两个人”。僧又问：“那么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答：“一个人!”僧人大笑：“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谈文论史，总有无知之感，不解之惑，战战兢兢却总贻笑大方。敬请伸脚。（责编：沈沣）
刘文 蒲江林 ‖ 梓潼由来及其置县设郡考
梓潼由来及其置县设郡考
刘 文 蒲江林
2019年11月至2020年8月，配合中央电视台拍摄和制作《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笔者对有关专家、学者、方志爱好者对梓潼的得名及其置县设郡历史质疑进行了考证，并以此文回应最近相关人士的垂询。
梓潼得名源于三种说法
老子《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恒名”。梓潼是文昌帝君悟道行善之所、弘文宣化之地，可谓“一贯道之”，而梓潼之名也堪称“恒名”。然而其名如何命名的呢？梓潼得名有三说：一是得名于梓潼部落国；二是得名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三是得名于梓潼县城所据的山水地貌。
第一种说法出自任乃强、杨立伟《四川地名考释•梓潼县考》，同时任乃强在其《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认为，梓潼是一个民族聚居区。族大人众，历史悠久。梓潼二字，“莽曰子同”。可以设想，二字是译民族本语的音，并无汉文意义。王莽将“梓潼”改作“子同”，并非他也提倡简化字，只是“译无定字”。使用“子同”二字，还有表明“同属子民”之意，亦即说明这个地区还有一部分民族未完全融合，仍自称为“子同”，即梓潼。笔者将此说法简称“任说”。而从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 先秦部分》（1982年版）第11-12页可以看出梓潼属嘉陵江流域氐所在范围。
先秦梓潼为氐人所在范围
第二种说法出自明董斯张撰《广博物志》（卷四十），梓潼山原名尼陈山，为夏禹治水疏理河道陈放尼土的地方，故名。夏禹欲造独木舟，知尼陈山有梓木，径一丈二尺，令匠者伐之，梓树不伏，化为童子，禹责而伐之，先民以为尼陈山梓树为童子所化，故改尼陈山为梓潼山，又因驰水缠绕，以水为表，故名梓潼。这种说法简称“董说”。
第三种说法出自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四）载，引《华阳国志》云，“以县东依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笔者简称其为“乐说”。而今梓林潼水之说已成为梓潼地方人士和一般学者流行之说。由于梓林潼水说成为流行之说，《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的地名记亦采用了此说。
究竟那种说法更准确呢？笔者认为，应该考证梓潼这一地名的历史。
据《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载：“梓潼之名传之久矣，远在夏商之际，即已有梓潼之名。”
再据西汉杨雄所著《蜀王本纪》载，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缘五女于蜀，蜀王中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由此文献可知，早在战国时期，“梓潼”已经载入古蜀史册。又据《西充县志》“充国县界，东连宕渠（今四川渠县），南接安汉（今四川南充），西倚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县。”西充是原充国的核心。这亦可傍证历史上可能存在梓潼国。而任乃强在其《巴蜀上古史新探》中则说：“梓潼还很早就建成了一座雷神庙，来显示它的民族威力。那就是今天还保存下来的七曲山的文昌庙。隋唐以后都说他是‘司禄命之神’，秦汉到南北朝都说他是凶恶的雷神。其庙叫善板神祠。这样以神道管理顽强的民族，可能是梓潼王创造出来的。”
另据最新的考古发现——里耶秦简第八层71简牍有这样的记载：“卅一年二月癸未朔丙戌，迁陵丞昌敢言之：迁□佐日备者，士五（伍）梓潼长辛見（亲）欣补，谒令□Ⅱ8—71二月丙戌水十一刻刻下八，守府快行尉曹。□8—71背。”这段话的大意为，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四日（即公元前216年二月四日），迁陵县丞昌如实报告记录如下：迁陵县佐即将任职到期，拟由来自梓潼县长辛見（亲）里老兵名欣的补缺，特别请示。时间为二月四日水十一刻刻下八（即约晚上十一点半），即由守府（洞庭郡府）快行（特快专递送达）尉曹（迁陵县司职卒徒转运工作的曹吏）。而湖南文物研究所编著的《里耶秦简》中的校注第一卷第54页指出：此事《二年律令• 律秩》（张家山汉简吕后二年，即公元前193年）也有记载。同时里秦第八层1445简牍记载：“卅二年，启陵乡守夫当作，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为临沅司空啬夫”。这段文字是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梓潼县武昌里一个叫夫的人，从启陵乡守的职位调任临沅司空啬夫（即其主管官员）。2002年4月，发掘于湘西龙山县里耶镇的《里耶秦简》被学术界称之为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里耶秦简》记载了时间由秦始皇（含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前后约十五年秦王朝洞庭郡下辖的迁陵县档案。由此文物可知，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在秦代大一统时，“梓潼”已经载入秦帝国的历史中。
里耶秦简两次提到“梓潼”
据班固《前汉书》载：“五妇山，驰水所出，南入涪，行五百五十里。莽曰子同。” 梓潼之驰水，流行于红土丘陵之谷壑间，蜿蜒回曲如蛇形，故先民呼为蛇水，又作九曲水。古蛇字写作虵，《汉志》书为驰，驰者，水流急也。故云，广汉郡有五妇山。今志亦有五妇岭的记载。而在汉以前没有潼水、潼江的称谓。郦道元《水经注》才将潼江称作梓潼水、潼水。《隋书》称潼江，沿用至今。因此，梓潼的最初得名是无潼水可枕的。
既然没有潼水可枕，那么有梓林可依么？《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袁还朴的旧志序中说，梓潼“求所为楩梓杞楠之材，无有也。求所为叔鲔王鳣之鳞，无有也。”袁还朴则系清乾隆年间梓潼县令，为清代《梓潼县志》首创者。
而在2000年，笔者还专门找《梓潼林业志》编纂者赵义才求证，梓潼是否在古时有梓林。赵先生经过多方考证，从气候和自然地理位置上看，梓潼有生长梓树的可能，也有梓树，梓潼人称之为“豇豆树”，但是否存在如董斯张撰《广博物志》中那种“百木之长”的木王，梓潼找不到上百年的梓树。只从仁和镇观龙场、原大新乡秋树村找到有云鳅树的线索。即或真有梓林，也不在今七曲山东部，而在县域东部。因此，从方志到现实，梓潼并不盛产梓木，可能“东依梓林”也不存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梓潼得名三种说法中，“任说”的推断——梓潼的由来是得名于，接近历史的真相，比较准确一些，“董说”“乐说”均缺少历史依据；而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采用“乐说”，则是千年来的约定俗成。
梓潼置县已逾2300年
郡县制保证了历史中国相对稳定和统一，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秦国，秦穆公嬴任好。其中中国历史上第一县叫权县，楚武王熊通（？～前690年）继位（前740年～前690年）三年后，挥师越过罗国，攻打并灭掉位于汉江平原西部的权国后，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将掠夺的土地分封给臣下，而是改权国为权县（治今湖北省当阳县东），设置县尹（以后称县令、县长），命斗缗（原权国国君）为权尹（可以世袭），把所有权力“悬”（其本意是“县”）挂在中央手中，加以管理，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被史学家称为“春秋第一县”。历史悠久的梓潼何时置县？也有三说。
一是西汉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所置。
二是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刘彻所置。
三是先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嬴稷所置。
笔者将这三种梓潼置县起始点简称汉高帝置说、汉武帝置说、先秦昭襄王置说。在《中国影像方志• 四川卷 •梓潼篇》中我们采用了先秦昭襄王置说。
汉高帝置说的主要依据为，梓潼县现在最早县志朱帘所修《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载：“汉，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而广汉郡为刘邦在公元前201年分巴析蜀所置，其意为“广大汉业”，梓潼县为郡治所在地。清张香海所修《梓潼县志（咸丰八年版）》沿袭了《梓潼县志（乾隆四十五年版）》。《直隶绵州志》（乾隆版）卷一记载：“汉置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四川通志》（嘉庆版）卷二记载：“汉置梓潼县，为广汉郡治。后汉移郡治县雒县。”《华阳国志•蜀志》（《四库全书影印本》）卷三记载：“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南支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
汉武帝置说的依据是，《寰宇记》引《华阳国志》云：“汉武元鼎元年置。以县东倚梓林、西枕潼水，以此为名”。而据曾校订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常璩所著《华阳国志》的任乃强先生考证：“今按：此谬说也。常璩未有此文。《前汉志》: ‘广汉郡，高帝置’。以梓潼县为郡治。”
先秦昭襄王置说的依据是，《梓潼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则明确说：“秦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始于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始置县，隶于蜀郡。”《梓潼县志》（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则沿袭前志说法：“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王朝开始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划蜀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县始置，隶属秦国蜀郡。”
绵阳师范学院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绵阳社科丛书之十三 绵文广新内2016第202号）载：“公元前285年，以原蜀国地设蜀郡，蜀郡下辖19县，绵阳市境内为蜀国辖地，设有郪县（辖今三台、盐亭、射洪、中江、蓬溪一带）、梓潼县（辖今梓潼、游仙、涪城、安州区和江油的一部分），这两个县在蜀国时都是古老的部落发展而来的小国，原部族的力量还较强大，因而在此设县，加强统治。”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在湖北张家山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共52县）”竹简中“秩”字，是指古代官吏的俸禄之意，“官人益秩，庶人益禄” 。从竹简释文中看：吕后二年，即高后（吕雉）二年（前186年），距秦朝灭亡仅16年，梓潼县已经在汉朝庭的典籍上。因此，梓潼更不是汉武帝刘彻元鼎元年始置。
里耶秦简简牍8-71编号“梓潼长辛見（亲）欣补”、简牍1445编号“卅二年啓陵鄉守夫當坐上造居梓潼武昌今徙（正面）” 等有“梓潼”的记录。《里耶秦简》校注第一卷第54页对“梓潼”的注释为：“梓潼，县名。《汉书·地理志》 属广汉郡，治所在今梓潼县。”由此可以推断，梓潼在秦帝国时已经置县。
按《汉书·高帝纪第一上》记载，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后的二月，即乙未年（前206年），“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背约，更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都南郑（今汉中市）。”“巴、蜀、汉中” 三郡所辖41县为秦朝沿袭秦国在巴蜀实行郡县制雏形的延续。按原县志办主编敬永金老先生的指导，笔者查找到，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谭其骧主编， 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秦代郡县列表·蜀郡》“可考县名”栏内，巴、蜀、汉中三郡共置“四十一县”的县数中，梓潼县为蜀郡十八县之一。由此完全肯定，梓潼至迟在秦代已经置县，而非汉初刘邦始置。
再据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战国时期全图梓潼县在蜀占据明显位置。这也说明梓潼是秦代以前设置的古县。又据《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版）封底阅读提示框提要第一句明确说：“梓潼历史悠久，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置县。”而其上“中国史话”徽标标注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史话》丛书由编委会主任由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担任，而副主任则有时任分管中国地方志工作的社会科院副院长武寅，中国地方志工作领导小组相关专家为副主任或委员。《中国史话》丛书之《梓潼史话》出版发行时正是梓潼置县2300年之时。梓潼置县至今，县名一直沿用，仅王莽篡汉时，一度（9年至25年）改名子同；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至隋大业三年（607年）期间，曾易名安寿，前后共计70年。此外，虽迁移并析不定，但县名再无变更。
梓潼曾五度为郡治
今日之梓潼仅是1443.92平方千米的小县，民国时百姓戏称“寡梓潼”，而清代康熙二十五年时任知县袁还朴称之为“小邑”。历史上的梓潼却是大县。任乃强先生在《巴蜀上古史初探》中说：“可以设想，古梓潼县地面很宽，约有今天梓潼县的十倍。大概东抵嘉陵江，西至成都平原，包括有今天梓潼、剑阁、青川三县和江油、绵阳、盐亭和广元的大部分。”任乃强先生这种说法从《二年律令·秩律》竹“简四四七”编号（中有“临邛、新都、武阳、梓（湩）［潼］、涪、南郑…”）可以得到印证。梓潼在汉初列第四位。
另据2019年3月梓潼籍中国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副教授李春林向笔者传过来的“梓潼令印”图片，据笔者考证，这枚收藏收上海博物馆的“梓潼令印”系东汉时期梓潼行政首长的官印。在秦汉时期，大县行政首长为“令”，小县行政长官则是“长”（西汉县区的户数，《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蒋志教授所著《绵阳简史新编》亦说，始置的梓潼县是原梓潼部落国的辖地。
东汉“梓潼令印”
梓潼在历史上曾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两汉时有相当高的美誉度，据重庆三峡博物馆国宝级文物景云碑记载，广汉郡梓潼县人景云曾在东汉永元年间在朐忍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任县令，终于任上，碑文赞景云“君其始仕，天资明括，典牧二城，朱紫有别，强不凌弱，威不猛害，政化如神。蒸民乃厉，州郡并表，当享符艾。大命颠覆，中年殂殁。如丧考妣，三载泣怛，追勿八音，百姓流泪。魂灵既载，农夫恻结，行路抚涕，织妇喑咽。吏民怀慕，户有祠祭，烟火相望，四时不绝。”
景云碑
梓潼“地联秦关，路当扼蜀”，北扼剑门，南控涪江，号称“扼控三巴，益州衿领”，是古蜀国北部门户，其南部系石牛道险夷交接点（五妇岭送险亭即是古蜀道显著路标），为“千里栈道，通于蜀汉”的南栈出入口，有“蜀北锁钥”之称，成为“商旅云集、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自汉初至南北朝西魏，前后750余年，梓潼多为郡守治所。
2018年9月29日，四川省地情网转载梓潼县方志办颜友所撰《梓潼：县名沿用两千多年，五度为郡治》，其文中说：“梓潼曾经五度为郡治所。一是西汉高祖六年（前201）分巴郡、割蜀郡之地，在梓潼设广汉郡，史称‘分巴割蜀以置广汉’。下辖梓潼、什邡、涪、绵竹、葭萌、郪、新都、白水、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等13县道。二是初始元年（9年）王莽篡汉，为避‘汉’字，将广汉郡改名子同郡。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据蜀，建‘大成国’，将子同郡改名就都郡，梓潼县仍置，为就都郡治地。三是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分广汉郡之地，在梓潼置梓潼郡，分辖梓潼、剑阁、汉德、涪县、汉寿、昭欢、白水等县。四是梁天监四年（505年），北魏尚书刑峦入蜀，夺得南梁之梁、益二州十四郡之地，在梓潼设梓潼郡，隶属东益州。五是西魏废帝二年（553年），大将军尉迟回伐蜀，在梓潼置潼州郡（又名潼川郡、东川郡），隶属益州大都督始州。”
据《绵阳市志》（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上卷《广汉郡治考》记载，梓潼县作为广汉郡治长达316年。2012年12月中旬，梓潼县城两路口出土文物证实了广汉郡治设于梓潼神乡的文献记载，也证实了《汉书•地理志》郡治梓潼“有工官”的说法。2015年1月，梓潼县城九旬老人仇子元还对笔者说，解放前，在今梓潼县城老区文昌路还有“古潼川郡”木坊，其大致位置在原县政协地段，即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县城北门，过门就为北门外。
结论：
梓潼得名由来悠久，可溯至先秦以前，其名源于“梓潼（民族部落）国”的称谓；梓潼始置县于公元前285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置郡县制早64年；梓潼曾五度为郡治，首为广汉郡治，终为潼川郡治。
作者简介
刘文，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副主任。
蒲江林，绵阳市地方史志学会常务理事，梓潼县委党史研究室兼县地方志编纂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