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812这三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法拉利已经许久没有把这么霸道的数字当做型号放在车名里了：812=800匹马力+12缸，够豪气吧？还没完呢，superfast更是简单直接道出真谛：真XX快！快到什么地步？0-100km/h 2.9s，其实也还好嘛……与当今天下另两台顶级超跑打个平手，但请君莫忘，法拉利没有依靠四轮驱动和涡轮增压这两大加速利器帮忙，仅凭后轮驱动和前置V12自然吸气发动机就得以实现。
深陷在812 superfast机舱中的V12自然吸气发动机，正是源于那台被安插在F12berlinetta车头和LaFerrari后方的6.3L V12，只不过为了创造一个更加抢眼、更惊世骇俗的数字，法拉利的工程师决定以进气系统和燃烧效率为突破口，在座诸位看到最明显的变化即是汽缸容积被扩充至现在的6.5L。除此之外，还藏着肉眼看不到的变化，比如燃油直喷系统的喷射模式有所调整等等。我们不用也不必知道意大利的工程师们为此熬了多少日日夜夜，只要记住这台新款发动机是法拉利有史以来最强大的V12，升功率超过90.4kW，有了它之后，812 superfast也顺理成章成为法拉利有史以来最快的量产车，是的，百公里加速竟比图腾一样的LaFerrari还快！
这台812 superfast还真挺带劲的对吧？但是低转速之下它跟一台讲求经济节油的3.0L家用轿车没什么太大分别：油门之下好像有万斤巨石重得要死，一点都不灵巧，转速只要一过1500r/min就按耐不住立即升挡，车速刚到70km/h变速器已经马不停蹄提到了最高挡位，此时发动机转速几乎同一台三缸发动机怠速时的转速相似，反正怎么看都像一台正在以经济模式潜行的玛莎拉蒂，叫人打不起精神。这是车辆自己正努力控制各项机件一概以经济模式运转，以确保油耗数字不会与官方宣称的14.9L/100km相差太多。其实谁都知道转速从5500r/min开始法拉利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比方说连续可变进气道伸展以便快速吸入更多空气，排气阀门开启使得废气以更快速度排出，发动机声音频率越变越高，声音越来越尖好像冲刺时的F1赛车。
有法拉利这三个字垫底，又是家族旗舰，操控就用不着买家多操心。812保持着法拉利一贯精良的转向手法和清晰的路感，与此同时，借助于几乎无所不能的电控系统。以低速穿过弯角最明显的收获不是极其精准的前轮指向和好似有数十台超级计算机同时计算出的精确后轮轨迹，而是长达2720mm轴距立刻被缩短到2.5m以下，就像开一台小车凌厉地从弯角中穿过那样，车手要做的就是放心大胆杀入弯道，瞄准弯心打方向就够了。
现在的科技发达到何等阶段了呢？那就是812 superfast所用的E-DIFF 3电子限滑差速器懂得扭力矢量分配，你可以大大咧咧地使唤油门或者不拘小节地操作方向盘，在胡乱摆弄的同时，车辆很明白你的用意其实无非就想快点冲出弯角赶紧加速嘛，所以电控系统会背地里将驾驶员拙劣的一些小失误加以修正。
以高速攻弯还需车手自行拿捏尺度，因为此车不设四驱，电控辅助系统只能保你不至撞墙，但绝无法见招拆招帮你把四个车轮都锁在正确的轨迹上。这里需要提防什么呢？首先，后轮会以跟前轮相同的方向偏转很小一点角度，轴距反而被拉长，目的当然是让车手稳健的划过弯心而不是像疯狂老鼠那样说拐就拐。其次是位于车头和车尾底部的可变扰流板会根据车速调节角度，高速时它俩会让从底盘流过的气流加速让车身获得更大的附着力，但如果速度过低，少了吸力的底盘必然会增加流失抓地力的风险。
在812 superfast这台汽车上，一系列颇具未来色彩的电子辅助系统是有助提升车辆的极限或者说成助车手创造佳绩，它们可不是像在赛车游戏里那样开了辅助就万事大吉恨不得傻瓜都能把车开得很快，这点请君铭记。
TG2017年年度超级跑车就此诞生，理由归结之下应该是极速快车当中最具驾驶乐趣和拥有最出色的过弯性能，当然有一点必须要重申好几遍，就是红线转速的美妙高音跟F1一样让人如痴如醉。
更多精彩内容及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TopGearChina
重磅！关于新冠病毒起源，22位科学家联名撰写观点文章（全文）
7月16日，由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撰写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观点文章\"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在线发表于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文章运用“盲眼钟表匠”理论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人为制造。
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英] 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
文章作者：
吴仲义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文海军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陆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中心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苏晓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系生物信息学中心蛋白质与植物基因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爱丽丝·休斯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景观生态小组]
翟巍巍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进化与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陈晨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世纪坛医院生物医学创新中心]
陈华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李明锟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宋述慧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钱朝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
王奇慧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
陈冰洁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郭子骁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阮永森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
吕雪梅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魏辅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金力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遗传学与人类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康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薛勇彪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张亚平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全文翻译如下：
与2003年的SARS-CoV相比，SARS-CoV-2（新冠病毒）不仅在人群中具有极高的适应性，也势必已经具有了更广泛的从动物宿主向人类宿主的适应性转变。根据“盲眼钟表匠”的论点，该适应性转变仅可能在当前疫情开始之前，并在一步步自然选择的驱动下才会发生。基于这一理论，SARS-CoV-2不可能在大城市的动物市场里进化出来，更不可能产生于实验室。关于SARS-CoV-2起源的讨论需要考虑长期的适应性转变过程，相关的科学模型已经推演并论述了这一过程。
近期，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非学术界，均有很多关于继续调查SARS-CoV-2的起源的呼声，例如，近期《科学》杂志就曾对此发出过一篇简报(Bloom et al., 2021)。本文旨在严格基于科学原则，对SARS-CoV-2的生物学起源做出评述，不针对任何特定的非科学视角的观点。
基于所谓非预期的基因组特征，有一些学者提出SARS-CoV-2不可能在自然界中进化出来(Sallard et al., 2021; Segreto and Deigin, 2020)。然而SARS-CoV-2基因组进化到其目前的状态，实际上并不违背已知的自然规律，关于SARS-CoV-2非自然起源的说法毫无实际意义。除非能找到带有明显人工设计特征的毒株（如目前追踪细胞谱系时常用的条形码），否则当务之急和更有成效的做法，应该是专注于探究与SARS-CoV-2起源有关的自然过程。
首先，在开始调研之前，我们必须明确“起源”的含义。任何生物的起源，无论是人、狗或被子植物，往往都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生物特征会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因此，一个物种早期的进化通常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需要走过漫长的地质历史。如果我们把生物起源仅仅看作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一起事件，关于它的讨论自然就不会得到共识。那么，SARS-CoV-2的起源究竟有什么含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 这种病毒是花费了多少时间、散播过多远的地域、又如何进化到能够如此完美地在人群中传播的地步。SARS-CoV-2的起源应该是从它还只在某些野生动物中有良好的适应性开始，之后，它应该发生过从动物宿主生态位到到人类宿主生态位的适应性转变。
适应性转变是一种复杂的适应性进化，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的畅销书《盲眼钟表匠》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述。1794年，威廉·佩利提出，完美的适应，就像一块精致的手表，它的出现意味着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是非自然的过程(Paley, 1829)。这种与进化论不符的错误认识，正是道金斯“盲眼钟表匠”论述所抨击的。“盲眼钟表匠”理论认为，进化是一步步逐渐进行的，每一步都会从一堆随机的“修修补补”突变中保留下一些对生物体来说微小、但可以提高适应度的改变，聚沙成塔。这些不起眼的改进最终积累起来，把生物体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Dawkins, 1996)。
适应性转变的过程应该是SARS-CoV-2起源的核心问题，但遗憾的是，它被有意忽视了。关于SARS-CoV-2的起源，目前有两类流行的观点。第一类是SARS-CoV-2经历了自然起源过程。这类观点认为，一些野生动物在与人类接触时已经携带了可以完全适应人类宿主的SARS-CoV-2。这种通过随机动力来实现完美“预适应”的观点，是威廉·佩利等这些相信存在“造物主”的人所反对的。这类观点的证据是，鉴于2019年12月以来病毒极快的传播速度，SARS-CoV-2似乎在疫情开始时就非常适应人类宿主。第二类观点认为，SARS-CoV-2从某些病毒学实验室（这类观点的拥护者会从他们的立场提出实验室的特征）泄露出来的。泄露出的病毒是经过诱变、遗传重组、基因组重排等种种传统病毒学实验的产物。病毒泄露后意外引发了新冠疫情。这种观点也认为病毒在传播初始就已经是完美的预适应产品。
但目前已有的证据都不支持这种认为病毒进化并没有经过自然选择的预适应观点：
首先，有许多研究采取了“合理设计”的方法，改变了病毒的进化方向，例如逃避免疫反应或改变它们的宿主范围(Bajic et al., 2019; Becker et al., 2008; Menachery et al., 2015)。然而正如一项著名的研究所述(Menachery et al., 2015)，这种方法可以把病毒往预期的样子进行改变，但远远不足以引发如此严重的疫情。
其次，以上研究的结果表明，病毒的适应性进化需要通过自然选择来实现。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Huynh et al., 2012; Normile, 2013)。
第三，小鼠本来不会感染SARS-CoV-2，但在实验室中，已经有研究人员用人工选择的方法成功选择出了能够感染小鼠的SARS-CoV-2毒株(Dinnon et al., 2020; Gu et al., 2020; Leist et al., 2020)。研究结果显示，使SARS-CoV-2变得能够感染小鼠的突变只占所有产生的突变的很小一部分，说明这些突变一定经历过自然选择严苛的筛选。事实上，在2003-2004年非典疫情和之后的COVID-19疫情中，能够广泛传播的新型毒株日益增多(Davies et al., 2021; Korber et al., 2020; Tegally et al., 2020; Voloch et al., 2020)，这充分证明了自然选择的力量。
从非进化的视角，有些人会提出这样的异议：不能排除病毒完全预适应人类宿主的可能。这与戈尔德施米特“有希望的怪物”假说类似(Goldschmidt, 1982)。我们想要指出，即使按照这种已经不被学界所接受的观点，极低概率事件（即“有希望的怪物”）也只可能在漫长的进化时间跨度上以及很大的地理区域内发生。然而，一些人却无科学根据地提出，SARS-CoV-2预适应地进化出近乎完美的状态这种小概率事件，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发生。
根据我们的推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病毒在人群中已经经历了某些形式的逐步进化，不然SARS-CoV-2不会有如此强大的适应性。问题在于，如果病毒要在所有这些步骤完后才能产生最终的适应性，那么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盲眼钟表匠”理论指出，每一步的改良都会带来新的优势，即便这一优势有多么微不足道。为此，有研究提出了SARS-CoV-2的渐进式演化模型(Ruan et al., 2021)。在此模型中，病毒的PL0（原发地）应当人迹稀少，是动物宿主的栖息地，病毒得以在此处与其动物宿主展开“军备竞赛”。随后，病毒偶然扩散到了没有群体免疫的人群中间。第一个疫情暴发地（即PL1），准确来讲与PL0有所不同，原因是PL1里的人群对此种病毒没有免疫力，说明人群事先并没有接触过这种病毒。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艾滋病（AIDS）的流行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Crosby, 2003; Sharp and Hahn, 2011)。
除上述概念性论证外，大量看似无关联的报道也同样指出，可能存在区别于PL1的PL0。近期的一篇报道特别指出，在美国2019年12月采集的样品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对应的IgG抗体(Althoff et al., 2021)。其他报道也显示出，在2019年早些时候，不同行政地区内出现过零散的COVID-19疑似病例(La Rosa et al., 2021; Randazzo et al., 2020)。虽然很难去证实这些历史记录，考虑到病毒早期侵入的高度随机性，病毒在从PL0成功入侵到PL1之前，应该已经历了多次失败(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我们已经知道蝙蝠中自然携带着多种冠状病毒，几乎涵盖了整个冠状病毒家族，给病毒溢出事件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Zhou et al., 2021)。
起源问题的研究需要理论先于实验，这一点与很多其他生物学研究不同。研究人员进行实证调查时，需要先知道所搜寻的目标是什么，就像警察需要知道抢劫银行的嫌疑犯的长相。即便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都有可能找不到目标；错误的理论（就COVID-19而言，则是空白模型）就更会将追踪引入歧途。从Ruan等发表的理论推演中可以看出(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人和动物频繁出入流动的大型城市中的海鲜市场，不可能提供PL0需要的、逐步实现病毒演化的稳定环境。虽然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但每个要求对病毒起源进行调查的人，应该像Ruan等的研究一样，明确“起源”的确切所指。
由于过去的20年里，已经发生了3次冠状病毒大流行，所以研究SARS-CoV-2的起源很重要。假如下个10年里再出现一次这样的疫情，那么对冠状病毒起源以及其起源后传播情况(Ruan et al., 2020; Ruan et al., 2021)进行科学解析，是人类做好准备、并防患于未然的最佳之路。
【References】
Althoff K.N., Schlueter D.J., Anton-Culver H., Cherry J., Denny J.C., Thomsen I., Karlson E.W., Havers F.P., Cicek M.S., Thibodeau S.N. (2021). Antibodies to SARS-CoV-2 in All of Us Research Program Participants, January 2-March 18, 2020.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Bajic G., Maron M.J., Adachi Y., Onodera T., McCarthy K.R., McGee C.E., Sempowski G.D., Takahashi Y., Kelsoe G., Kuraoka M., Schmidt A.G. (2019). Influenza Antigen Engineering Focuses Immune Responses to a Subdominant but Broadly Protective Viral Epitope. Cell Host & Microbe 25, 827-835.e826.
Becker M.M., Graham R.L., Donaldson E.F., Rockx B., Sims A.C., Sheahan T., Pickles R.J., Corti D., Johnston R.E., Baric R.S., Denison M.R. (2008). Synthetic recombinant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is infectious in cultured cells and in m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19944.
Bloom J.D., Chan Y.A., Baric R.S., Bjorkman P.J., Cobey S., Deverman B.E., Fisman D.N., Gupta R., Iwasaki A., Lipsitch M., Medzhitov R., Neher R.A., Nielsen R., Patterson N., Stearns T., van Nimwegen E., Worobey M., Relman D.A. (2021).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of COVID-19. Science 372, 694.
Crosby A.W. (2003). America's forgotten pandemic: the influenza of 191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es N.G., Abbott S., Barnard R.C., Jarvis C.I., Kucharski A.J., Munday J.D., Pearson C.A., Russell T.W., Tully D.C., Washburne A.D. (2021). Estimated transmissibility and impact of SARS-CoV-2 lineage B. 1.1. 7 in England. Science 372.
Dawkins R. (1996). The blind watchmaker: Why the evidence of evolution reveals a universe without design (WW Norton & Company).
Dinnon K.H., Leist S.R., Schäfer A., Edwards C.E., Martinez D.R., Montgomery S.A., West A., Yount B.L., Hou Y.J., Adams L.E. (2020). A mouse-adapted model of SARS-CoV-2 to test COVID-19 countermeasures. Nature 586, 560-566.
Goldschmidt R. (1982). The material basis of evolution, Vol 28 (Yale University Press).
Gu H., Chen Q., Yang G., He L., Fan H., Deng Y.-Q., Wang Y., Teng Y., Zhao Z., Cui Y., Li Y., Li X.-F., Li J., Zhang N.-N., Yang X., Chen S., Guo Y., Zhao G., Wang X., Luo D.-Y., Wang H., Yang X., Li Y., Han G., He Y., Zhou X., Geng S., Sheng X., Jiang S., Sun S., Qin C.-F., Zhou Y. (2020). Adaptation of SARS-CoV-2 in BALB/c mice for testing vaccine efficacy. Science 369, 1603.
Huynh J., Li S., Yount B., Smith A., Sturges L., Olsen J.C., Nagel J., Johnson J.B., Agnihothram S., Gates J.E. (2012). Evidence supporting a zoonotic origin of human coronavirus strain NL63. Journal of virology 86, 12816.
Korber B., Fischer W.M., Gnanakaran S., Yoon H., Theiler J., Abfalterer W., Hengartner N., Giorgi E.E., Bhattacharya T., Foley B. (2020). Tracking changes in SARS-CoV-2 Spike: evidence that D614G increases infectivity of the COVID-19 virus. Cell 182, 812-827. e819.
La Rosa G., Mancini P., Ferraro G.B., Veneri C., Iaconelli M., Bonadonna L., Lucentini L., Suffredini E. (2021). SARS-CoV-2 has been circulating in northern Italy since December 2019: Evidence fro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750, 141711.
Leist S.R., Dinnon K.H., Schäfer A., Tse L.V., Okuda K., Hou Y.J., West A., Edwards C.E., Sanders W., Fritch E.J., Gully K.L., Scobey T., Brown A.J., Sheahan T.P., Moorman N.J., Boucher R.C., Gralinski L.E., Montgomery S.A., Baric R.S. (2020). A Mouse-Adapted SARS-CoV-2 Induces Acute Lung Injury and Mortality in Standard Laboratory Mice. Cell 183, 1070-1085.e1012.
Menachery V.D., Yount B.L., Jr., Debbink K., Agnihothram S., Gralinski L.E., Plante J.A., Graham R.L., Scobey T., Ge X.Y., Donaldson E.F., Randell S.H., Lanzavecchia A., Marasco W.A., Shi Z.L., Baric R.S. (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Nat Med 21, 1508-1513.
Normile D. (2013). Understanding the Enemy. Science 339, 1269.
Paley W. (1829). Natural Theology: or, Evidences of the Existence and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Collected from the Appearances of Nature (Lincoln and Edmands).
Randazzo W., Truchado P., Cuevas-Ferrando E., Simón P., Allende A., Sánchez G. (2020). SARS-CoV-2 RNA in wastewater anticipated COVID-19 occurrence in a low prevalence area. Water Research 181, 115942.
Ruan Y., Luo Z., Tang X., Li G., Wen H., He X., Lu X., Lu J., Wu C.-I. (2020). On the founder effect in COVID-19 outbreaks – How many infected travelers may have started them all?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Ruan Y., Wen H., He X., Wu C.I. (2021).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and early evolution of a pandemic. Sci Bull (Beijing) 66, 1022-1029.
Sallard E., Halloy J., Casane D., Decroly E., van Helden J. (2021). Tracing the origins of SARS-COV-2 in coronavirus phylogenies: a review.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1-17.
Segreto R., Deigin Y. (2020).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SARS‐CoV‐2 does not rule out a laboratory origin: SARS‐COV‐2 chimeric structure and furin cleavage site might be the result of genetic manipulation. BioEssays, 2000240.
Sharp P.M., Hahn B.H. (2011). Origins of HIV and the AIDS pandemic. Cold Spring Harbor perspectives in medicine 1, a006841.
Tegally H., Wilkinson E., Giovanetti M., Iranzadeh A., Fonseca V., Giandhari J., Doolabh D., Pillay S., San E.J., Msomi N. (2020). Emergence and rapid spread of a new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coronavirus 2 (SARS-CoV-2) lineage with multiple spike mutations in South Africa. medRxiv.
Voloch C.M., Silva F R.d., de Almeida L.G.P., Cardoso C.C., Brustolini O.J., Gerber A.L., Guimarães A.P.d.C., Mariani D., Costa R.M.d., Ferreira O.C., Cavalcanti A.C., Frauches T.S., de Mello C.M.B., Galliez R.M., Faffe D.S., Castiñeiras T.M.P.P., Tanuri A., de Vasconcelos A.T.R. (2020).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of a novel SARS-CoV-2 lineage from Rio de Janeiro, Brazil. medRxiv, 2020.2012.2023.20248598.
Zhou H., Ji J., Chen X., Bi Y., Li J., Wang Q., Hu T., Song H., Zhao R., Chen Y. (2021).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bat coronaviruses sheds light on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SARS-CoV-2 and related viruses. Cell.
来源：中国科学杂志社
什么是谈恋爱
真正的谈恋爱，并不是亲一下抱一下牵牵手 , 不是弄个情侣头像 ,弄个情侣网名开个情侣空间或者穿个情侣装 , 整天腻在一起什么也不干互相眈误 。
真正的爱情 , 是不管富有还是贫穷都能不离不弃 。男朋友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 , 女朋友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陪伴 。男生要记住 , 你可以打游戏但不可以忽略她 , 异性朋友可以有但不要搞暧昧 , 记住你有了她要和异性有距离有风度 。 女生要记住 , 你可以作但不要太过分给你台阶得顺着下。你可以有脾气但要有个度 , 你的错你就主动点认错没什么的 。给心爱的人认错低头不丢人 , 谈恋爱一定要信任对方 ! 一定要互相包容互相体谅 , 熬过了异地恋就是一辈子 , 这句话也是老话了。
在爱情里不怕你人缘好就怕你来者不拒 , 如果你选择和她在一起就好好走下去 , 别有了对象还总是找别的女孩子聊天暧昧 , 是真心爱她就好好对她，别总嫌她这嫌她那的 。 好好爱她，学会拒绝别人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 不是真心就别谈了 , 真的，大家都挺忙的。
我觉得好的恋爱就是渐渐有过日子的感觉比起吵完架发朋友圈 , 拉黑或者找朋友哭诉 , 你们更想稍微独处一下 , 因为都确定了不想离开对方 。也不需要以什么刻意的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期盼一些漂亮仪式的光 。
生活跟感情是需要两个人两口子共同维护的 , 而不是让谁受罪 , 三观正情侣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包容 , 而不是一个人一味的去付出讨好另一个人无动于衷 。
“搞事情”？这所大学非推免本科生也可直接攻读博士
齐鲁网·闪电新闻11月9日讯 一般考博都是按部就班，学士，硕士，博士，但是，有一所大学非常特殊，非推免本科生现在也可申请西湖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西湖大学发布了《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第二轮报名通知》，其中明确提到，2022年应届本科生也可申请西湖大学博士研究生。
根据报名通知可知，西湖大学从2022级开始在生物学（0710）、化学（0703）、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3个一级学科独立招收培养博士研究生；西湖大学-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将继续在数学（0701）、物理学（0702）2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西湖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将继续在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环境科学与工程（0830）3个一级学科招收博士研究生。
报名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0点至2021年11月28日24点。
西湖大学以“申请-考核”制选拔博士研究生，若申请工学院，个人陈述须用“英文”进行书写，若申请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意向导师中有外籍导师，个人陈述也须用“英文”进行书写。
自《202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第二轮报名通知》发布后，人们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西湖大学的身上。作为一所以博士研究生培养为起点的学校，西湖大学自“出生起”就自带光环，创造了中国高校从博士生再到本科生培养的先例。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和王坚等七位西湖大学倡议人，正式向国家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并获得支持。2018年10月20日，西湖大学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这标志着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此诞生。韩启德、袁家军、杜玉波、杨振宁、施一公共同为西湖大学揭牌。包括杨振宁在内5名诺贝尔奖得主、70余位国内外校长及代表、近百位捐赠人出席。
秉承“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西湖大学坚持发展有限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目前仅设生命科学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三个院系，截至目前，西湖大学已签约176位学术人才。
闪电新闻记者 吴丽兰 报道
神秘字母数字不简单！美军4大军种军用代码全解析
美国《大众机械》月刊网站12月7日发表了凯尔·沟上的题为《美军的神秘字母、数字和符号释疑》的报道。
美军会说多种语言，这里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语言”，而是指各种军用代码及缩写。从坦克上的标记到军机分类，武装部队使用很多字母符号和缩写文本来迅速传递信息。武装部队最关注的是效率，特别是在战时，匆匆一瞥就能快速分辨出大量作战信息的能力是有用的，尤其是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但是，作为一个外行，要搞清楚这些东西也许很难。以下是本网站编纂的“秘密俚语”指南。
资料图片：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驻军的M1A1主战坦克。（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陆军：坦克和车辆标识
每一辆分配了作战任务的战斗车辆、战斗支援车辆和战斗勤务支援车辆都使用车身或保险杠标记来确认其所属部队。从M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到后勤供应卡车，莫不如此。
以上图车辆为例。这是一辆隶属于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驻军的M1A1“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车身标记的最上面一行相当标准。左侧写着“3ID 6-8CAV”。在这里，“3ID”确认该坦克属于驻扎在斯图尔特堡的美陆军第3步兵师，而“6-8CAV”表示第8机械化团第6营。
右侧，“D14”指，这辆坦克是D连1排的第4辆坦克。美国陆军每个坦克排都有4辆坦克，第一辆坦克属于排长（一名少尉），第4辆坦克属于副排长。
资料图片：美空军第335战机中队的F-15E战斗轰炸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空军：机尾标识
美国空军大多数军机在垂尾或其他部位都有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代码，以表明其所属基地。在战斗机上，通常是在垂尾上印上巨大的黑体大写英文字母。
上图中的军机是属于美空军第335战斗机中队的F-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第335战斗机中队驻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西摩·约翰逊空军基地，因此其机尾代码“SJ”（基地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本网注）是合乎逻辑的。其他代码包括ED（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HL（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和LN（位于英国境内的英国皇家空军拉肯希思基地，美空军与之共用该基地——本网注）。
资料图片：驻扎在日本冲绳嘉手纳的美空军F-15C战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些机尾代码则不合常规。“ZZ”是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的机尾代码，空军在此驻扎着2个F-15C战斗机中队（隶属于第18联队）。为何选择“ZZ”作为代码仍是个谜（有说法认为“ZZ”是继承自越战时编属给该联队的机尾代码，因特殊、好记而留用至今——本网注）。
其他部队，比如“SD”代表南卡罗来纳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也是完全不符合基地代码命名规则。不过，很难说这个机尾代码没有传达出所需信息。
资料图片：隶属于美海军陆战队VMFA-115中队的F/A-18C战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国海军：海军中队代码
美国海军拥有10多个类型的飞行中队，从舰载战斗攻击机中队到电子战机及直升机中队，其代码可能会有一些令人困惑之处，甚至常常无法变成可以发音的首字母缩写。
首先，以下是这些字母的含义：
V：航空
F：战斗机
A：攻击机
M：海军陆战队（或适用于舰载多用途直升机部队，指海上打击）
Q：电子战
W：空中预警与控制（预警机）
P：海上巡逻
H：直升机
S：反潜战（或适用于舰载反潜直升机部队）
C：战斗
如果你知道代码的含义，就能知道这个中队飞的是什么种类的军机。上图中的F/A-18“大黄蜂”属于VMFA-115。VMFA分别是指“航空、海军陆战队、战斗和攻击机”。这个海军陆战队中队既能够执行（空对空）战斗机任务，也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如今，“F/A”被解释为“攻击战斗机”，意思完全相同（但听起来更酷一些）。
目前，美海军第1舰载机联队（CVW-1）拥有以下作战中队：
HSM-72“骄傲勇士”（舰载打击直升机中队：装备MH-60R“海鹰”直升机，主要执行反潜、对海攻击任务——本网注）
HSC-11“屠龙者”（舰载战斗直升机中队：装备MH-60S“海鹰”直升机，主要执行海上垂直补给、反水雷任务——本网注）
VFA-136“骑士鹰”、VFA-211“将军”（Checkmate，象棋术语）、VFA-11“红色开膛手”、VFA-81“太阳快车”（舰载战斗攻击机中队、装备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
VAQ-137“秃鼻乌鸦”（舰载电子攻击机中队：装备EA-18G“咆哮者”电子战机）
VAW-126“海鹰”（舰载预警机中队：装备E-2D“先进鹰眼”预警机）
资料图片：隶属于美海军VFA-31中队的F/A-18E“超级大黄蜂”战机。（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等一下，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机也有垂尾代码。每个航空联队都有一个各不相同的双字母代码，大西洋舰队的联队以“A”开头，太平洋舰队的联队以“N”开头。这些代码中的第二个字母是该联队的唯一识别字母。上图中的F/A-18E“超级大黄蜂”来自大西洋舰队，代码为“AJ”，又称舰载机8联队，隶属于“乔治·W·布什”号（指已故前总统老布什——本网注）核航母。这架战斗机属于VFA-31，即第31舰载战斗攻击机中队。
资料图片：美海军陆战队士兵。（图片来源于网络）
美海军陆战队：军事职业特长
美海军陆战队人员按军事职业特长归类，以描述自身所扮演的军中角色，其常使用4位数字代码来确定海军陆战队员在海军陆战队内尤其是各战斗分支内所属的亚群体。例如，海军陆战队步枪手，无论现役还是退役，通常都自称0311。以下是其他一些例子：
0313：轻型装甲车乘员
0317：侦察狙击手
0351：步兵伴随重武器操作员（专门负责操作迫击炮、火箭筒等重武器，本网注）
0911：训练教官
1317：战斗工兵
1812：坦克乘员
2783：匈牙利语专家
5528：巴松管军乐手
正如会说匈牙利语翻译这一类别所示，美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职业特长分类相当全面，全部类别数以百计。（编译/裘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