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中国的十次国运
1900年,中国国力处于历史最低谷。八国联军大举侵华,强迫我国签署《辛丑条约》,规定赔偿白银4.5亿两。沙俄则趁机侵占东北地区,中国一度处于被瓜分的边缘。
然而,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却迎来了国运上升期。1910年中国工业产值连世界前十都排不进去,但2010年中国就发展成世界最大工业国。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我国成功抓住了十次外部机遇,从濒临分裂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国。
第一次国运:一战加入协约国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被集体卷入进来。这场战争持续了四年,德国、沙俄、奥匈帝国垮台,英国、法国则元气大伤。
一战期间中国出口订单暴增,带来大量关税收入:
一战导致欧洲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为了应付战争,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控制。由于出口订单激增,中国轻工业发展迎来短暂的春天,工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大量铁路和电报线被铺设。
在一战前,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长期虎视眈眈,有吞并东北、内蒙、新疆的野心。一战后,沙俄垮台,新成立的苏联根基不稳,主动与中国缓和关系,并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我国北方暂时安定了下来。
俄罗斯和德奥占《辛丑条约》赔款比重50%:
一战后期,中国以输出几十万华人劳工为代价,成功加入协约国阵营,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国际地位大大提升。巴黎和会一度被视为中国外交的耻辱,但其实不然,虽然山东的权益被日本暂时窃取,但中国却被免除了《辛丑条约》规定向德国、奥匈帝国赔款的义务。由于沙俄垮台,沙俄这部分也免于赔付。俄国、德奥占《辛丑条约》赔款比重50%,如此一来中国赔款压力大大下降。再加上此前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这部分钱用于创办留美预备学校,也就是清华大学),中国实际支付的辛丑赔款仅为原本设定的一半。
虽然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被日本窃取,但这一问题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得到解决。在英美的施压下,日本撤出山东,并归还胶州湾。不仅如此,参会国还签署了《九国公约》,在中国执行“门户开放”原则,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会后,臭名昭著的中日《二十一条》被废除,日本的侵华野心被大大遏制。
也就是说,由于一战成功加入协约国阵营,以及后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中国不仅减免了一半的庚子赔款,还收回了山东权益。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跃成为国际联盟创始国。
《色佛尔条约》规定的土耳其领地(黄色):
相比之下,站错队的奥斯曼帝国则被列强瓜分,曾比肩大清的土耳其国土面积减少71%,从世界大国沦为中等国家。倘若中国当初也像土耳其那样站错队,加入德奥阵营,最后可能也逃不脱被瓜分的命运。山东会被日本窃取、新疆会被苏联趁火打劫、西藏会被英国侵吞、云南会被法国蚕食,长江流域则会被列强长期控制,那可真是国将不国。
第二次国运:二战加入同盟国
如果说一战是20世纪第一次列强分蛋糕,那二战就是20世纪第二次分蛋糕。
二战前中德合作典范——德械师:
在1937年之前,各国之间合纵连横,尔虞我诈。昨天可能还是盟友,今天就会变成敌人。当时中国同时跟美国、苏联、德国保持良好关系,面对日本的威胁,起初中国试图引入国联调停,借助英美的力量压迫日本让步。但由于英美奉行绥靖政策,有意扶持日本对抗苏联,该计划陷入泡汤。后来中国又试图与苏联合作,共同对抗日本。但老奸巨猾的斯大林却盘算“祸水南引”,不仅拒绝为中国提供安全保障,还主动挑唆中日矛盾,试图让中日斗得头破血流。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几年,中国跟德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以出口锡矿来换取德国武器援助,并组建了大量“德械师”。此时日美反而处于蜜月期,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燃油和钢铁,准备做成炸弹扔往中国。
假如中德合作一直这么发展下去,搞不好哪天中国就直接跟德国结盟了,作为应对,日本反而会加入英美阵营。那二战就会出现另一个剧本:英美日苏VS中德意,最终日本成为战胜国,中国沦为战败国,那东北很可能就丢掉了。
1937年,德意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
所幸历史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1936年日本爆发“二二六兵变”,军部掌控了国家大权,政府高层的亲英美派被清洗,整个国家朝着法西斯化道路发展。1936年底,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随后意大利加入,三国轴心正式形成,日德走向结盟。
在日德结盟后,中德关系走向破裂。1938年,经日本多次施压,德国撤出在华顾问团,并停止对华军售。在这种背景下,联德抗日的计划破产,中国只能选择倒向英美。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上海顽强阻击日军,给西方舆论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国民间掀起对华捐赠行动。1938年武汉会战爆发,英美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被严重侵犯,美国开始以官方名义向中国提供贷款。1941年,美国对日本发动石油禁运,被逼到墙角的日本孤掷一注发动珍珠港偷袭,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伏笔。
由于中国军民坚持抗战,以及正确的外交策略,中国跻身二战战胜国行列,国际地位达到鸦片战争后的最高点。不仅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还收回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的主权,保住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基本疆界。
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不仅丧失了明治维新以来所有侵略成果,自身也被美军占领,沦为半殖民地。80年代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日本只能忍气吞声,甘愿日元升值。二战也成为中日两国国运的分水岭,日本再无机会问鼎亚洲老大的机会,中国民族意识完全觉醒,走向浴火新生。
第三次国运:解放战争速战速决
二战后,英法殖民体系走向解体,美苏进入划分地盘的阶段。
东欧和西欧的分裂是雅尔塔体系的结果:
按照雅尔塔体系的设定,东亚、中东、欧洲均被美苏分割完毕。中国东北、朝鲜是苏联势力范围,中国关内、韩国、日本则是美国势力范围。中东的埃及、叙利亚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则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美苏则以易北河划界,使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
1945年—1950年,世界格局基本都按照美苏的剧变演变,很多国家原本由同一个民族构成,却被硬生生分裂成两半。但有三个民族并不甘心被美苏摆布,试图统一山河,结束分裂,分别是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德意志民族。
在中国,国共双方都不愿意接受南北朝的局面,都希望统一中国。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上百万大军在东北、中原、西北等多个战场激烈厮杀。
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对新生的以色列虎视眈眈,因为以色列是西方插入中东的钉子,目的是为了控制新月地带,阻挠中东统一。阿拉伯军队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剿灭以色列。
在欧洲,德国人从未放弃统一的努力,西德和东德围绕柏林展开争夺,双方既尝试通过武力手段维护统一,也愿意通过谈判方式实现整合。
在在冷战初期,只有中国最终实现了统一,阿拉伯世界和德国均走向分裂。
转折点发生在1948年。在此之前的两年里,解放军在东北和中原取得了一定战果。在东北,解放军在四保临江之后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华东,孟良崮战役歼灭了国军精锐的74师。在中原,豫东战役在国民党的防线上撬开了巨大的口子。尽管如此,国府仍控制中国最富裕的长江流域,并拥有三百多万军队。
更重要的是,美国和苏联并不希望中国统一,美苏可以接受国共沿山海关划界,也可以接受沿黄河划界,甚至是沿长江划界,但美苏绝不愿坐视中国统一。在1948年,解放区所控制的范围已经达到美苏容忍极限,一旦解放军南下长江,美苏很可能下场干预。
同样拥有统一愿望的阿拉伯世界,于1948年5月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对以色列宣战。在阿拉伯联军的猛烈攻势下,以色列节节败退,全军处于崩溃边缘。就在这时,美苏出手了,在美苏的操纵下,联合国发表了停火决议,逼迫阿拉伯人停止进攻。在停战期间,美国军援如潮水般涌入以色列,全球各地的犹太退役士兵被空运至以色列,苏联则允许犹太裔士兵前往中东参战,以军的战斗力得到恢复,最终反败为胜。阿拉伯世界一蹶不振,自此之后走向分裂。
因此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国府,而是美苏,如何避免美苏干预,是解放战争的重点。很快,我们就迎来了机会。
1948年6月,柏林危机爆发,美苏在德国展开军事对峙。同年9月,柏林危机进入高峰期,美国动用战略空军向西柏林投放物资,欧洲局势一触即发。
就在这种背景下,解放军迅速开启三大战役,9月份,辽沈战役爆发,东北进入决战阶段。
不仅如此,美国局势也朝着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1948年11月,美国迎来大选,民主党的杜鲁门在争议中上台,美国内阁也进入剧烈的人事变动中,内部斗争白热化,在对外问题上很难做出有效决策。另一方面,中苏边境也进入冰冻期,苏军干预能力大大下降。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同时开打,中国进入统一倒计时。
事实上,三大战役是掐着秒表打的。因为从美国大选到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一旦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它的决策效率将大大提升,很有可能会出兵干预中国内战。因此到了三大战役后期,解放军几乎是在跟时间赛跑,以追求速战速决的效果。最终,淮海战役于1月初结束,刚好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前10天。
等到杜鲁门新内阁上台,三大战役已基本结束,此时美国再想干预已为时已晚。长江以北基本被解放军控制,长江以南驻守的国军基本都是刚抓的壮丁,缺乏战斗意愿。此时,中国统一的进程已势不可挡。1949年4月发动渡江战役,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可以说,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命运都是按照雅尔塔体系划定的范围分裂,只有中国是例外,最终竟然在美苏眼皮底下实现统一。作为对比,德国一分为二,阿拉伯世界更是分裂成十多个国家。朝鲜则比中国慢了一步,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布:台湾和韩国不在美国防御圈内。朝鲜信以为真,草率发起统一战争。最终引起美国介入,以至于朝鲜半岛至今仍维持分裂状态。
假如阿拉伯人能晚几个月攻打以色列,朝鲜能早一年半发动武统,或许中东和朝鲜半岛就可以统一了。所以说选择>努力,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次国运:朝鲜战争与156工业项目
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就对未来中国外交政策做过构思。有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倒向美国,但这一方案在之前几十年里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美国只想在中国搞殖民经济,让中国沦为买办掌控的国家。第二种方案是在美苏之间骑墙,但这也是不可行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两全其美的事情,两头讨好意味着两头不讨好。那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就是倒向苏联,借助苏联的力量,推动工业化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但想倒向苏联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因为苏联人并不信任新中国。1950年2月,在经历多轮谈判后,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是二战后首次对雅尔塔体系的突破,苏联承诺逐步撤出旅顺、大连,交还中东铁路,并对中国提供安全保障。相比于民国时期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极大改善了我国地缘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外交胜利。尽管如此,斯大林对中国仍抱有戒心,认为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拒绝对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50年6月,由于误判了美国的意图,朝鲜主动开启统一战争。随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公然干涉我国内政。9月美军发动仁川登陆,将朝鲜军队拦腰截断。凭借强大的武力,美军取得节节胜利,并向三八线逼近。
抗美援朝成为立国之战:
朝鲜关系到中国生死存亡,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正式开启。在经历了三年的较量后,志愿军将美军赶回三八线,并与美国签订《板门店协议》,使我国东北得以稳定。
朝鲜战争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洗刷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百年国耻,让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挺起了胸膛。在此之前,有很多民众对新中国抱有质疑;朝鲜战争之后,大部分百姓发自内心地拥戴国家,社会秩序自动实现稳定。
156工业项目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十年: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也使苏联看到了中国的潜力,苏军开始撤出东北,把中国当成社会主义阵营老二去培养。苏联也开启对中国工业输出的进程,也就是156工业项目。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根基不稳,为了拉拢中国,他大幅增加了援助力度,大量苏联专家携带最先进的设计图纸来到中国,手把手教授中国技术。从拖拉机、汽车、坦克、飞机,几乎毫无保留。哪怕是60年代初中苏交恶后,苏联也向中国转让了最先进的“米格-21”歼击机的技术,光设计图纸和技术资料就重达13吨。凭借苏联转让的技术,我国成功研制出“歼-6”、“歼-7”等超音速战斗机,一跃成为航空大国。
二战后,像156工业项目这样,大规模的技术转移是很罕见的,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美国对日本的技术转让。50-70年代,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反苏桥头堡,西方对日本提供了大量廉价技术转让,日本仅花了60亿美元,就从西方引进了耗时50年研发、价值2000多亿美元的先进技术,这是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
整个50年代,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大力扶持对象,中国则成为苏联的重点扶持对象。中日德也成为当时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中国从农业国一跃成为工业国,日德则从中等收入国家一跃成为高收入国家。
第五次国运:对印自卫反击战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关系走向恶化。
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暴露其大国沙文主义的本质,中苏矛盾开始激化。
1958年,苏联试图搞“中苏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意图控制我国主权,让我国沦为其卫星国。
1960年,苏联召回在华专家,并断绝对中国的援助,中苏关系正式破裂。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开始扶持印度以制衡中国,向印度出售大量武器装备,来自西南方向的地缘压力日益增加。
尼赫鲁曾尝试发展“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作为印度最有威望的人,尼赫鲁尝试削弱地方权力,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他深知种姓制度是印度崛起的障碍,因此一直主张予以废除。另一方面,印度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却有300多种语言,极大增加了各区域间的交流成本。为此尼赫鲁在印度各地创办语言学校,试图统一印度的语言。
在外交上,尼赫鲁则发起“不结盟运动”,打着反殖民、反剥削的旗号笼络其它发展中国家,俨然成为第三世界领袖。正因如此,美国和苏联都积极拉拢印度,美国称赞印度是“民主典范”,苏联则对印度提供大量工业援助。
假如尼赫鲁一直这么搞下去,印度很有可能会提前崛起,成为继美苏之后的又一大威胁。因为印度本身工业基础就比中国好,又享有扼守印度洋的区位优势。60年代我国同时面临美苏一南一北的夹攻,如果西南方向的印度再崛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1959年开始,印度便对我国西藏地区进行蚕食,印军在青藏高原大量修建军事据点和哨所,并对我边防军进行挑衅。由于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美苏,对印度的蚕食,只能暂时忍耐。一方面加紧对西藏的物资输送,储备弹药和粮草;另一方面厉兵秣马,等待有利的反攻时机。
古巴导弹危机使我国迎来了解决印度问题的时机:
在忍耐了三年后,这个时机终于被我们等来了。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美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欧洲,苏联百万大军蓄势待发,随时准备横扫西欧。在大西洋,美国各舰队进入无线电静默状态,挂载核弹的战略轰炸机24小时巡弋,一旦战争爆发,它们会把核弹第一时间扔到苏联头上。
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使我国西南边境迎来50年的和平:
在美苏进入对抗白热化之后,我国迎来了对印度作战的窗口期。1962年10月,我国向印度侵略者发起全面反击。在中印边境东段,我军以急行军的方式,穿越峡谷和丛林,出其不意绕到印军后方,大部分印军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被歼灭。在中印边境西段,我军对入侵加勒万河谷的印军发起强攻,一举端掉其所有据点。这场战争我方大获全胜,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印度则溃不成军,尼赫鲁大半辈子积累的政治威信荡然无存,两年后便病逝,其大部分改革成果被推翻,印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央的状态。
尼赫鲁之后的印度政府,大多庸碌无为,包括英迪拉家族、甘地、辛格家族等,上台后只知道贪污腐败,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去推行改革。不仅如此,在与中国作战失败后,印度逐渐放弃不结盟政策,开始倒向苏联,并在经济上照搬苏联模式,推行国营经济,遏制私企发展,长期孤立于西方经济阵营之外。苏联解体后,印度成为冷战输家,人均收入被中国拉开一大截。直到1991年,印度才开启市场化改革进程,但为时已晚,因为中国早在1978年就开启经济改革,比印度早了13年,因此也承接了大部分来自日本和东亚四小龙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直到莫迪时代,经济发展才步入正轨,但已经被中国拉开五倍差距。
在很大程度上,对印战争使我国西南方向迎来了50年的和平。假如没有这场战争,凭借庞大的体量,以及尼赫鲁推行的集权改革,印度很有可能会崛起为超级大国。那么今天我国的头号威胁恐怕不是美国,而是印度了。所以最高明的战略,就是未雨绸缪,将风险扼杀在苗头中。
第六次国运:联美抗苏与对外开放
60年代后期,苏联对我国的威胁日益加大。
从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人对我国北方的领土就垂涎三尺。清朝末年,沙俄利用我国积贫积弱的窗口期,窃取了我国北部160万平方公里土地。民国时期,苏联在继承了沙俄大部分版图的同时,也继承了沙俄对土地的贪婪。在苏联刺刀的威胁下,外蒙古永久脱离了中华的怀抱,苏军还在二战末期趁火打劫,一度占领了东北,搜刮大量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等原因,苏联一度展现出对华友好的态度,并给予一定工业支持。但苏联这么做更多是想把中国发展成卫星国,当中国开始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苏联人迅速翻脸,不仅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还在中苏边境部署百万大军,时刻准备南下。
冷战时期苏联将核威慑当做重要外交工具:
1969年,中苏在黑龙江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爆发军事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此事发生后,暴躁的苏联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与中方协商,而是直接对中国采取“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选中的目标包括西昌、酒泉等军事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工业城市。由于种种原因,中苏最终避免了核冲突,即便如此,苏联的霸道也给中方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应对苏联威胁,我国开始重新审视中美苏关系,1969年,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我方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美苏矛盾,与美国缓和关系。”这就成为联美抗苏策略的理论基础。
此时美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从1964年开始美国就陷入越战泥潭,军费开支急剧上升。由于庞大的贸易逆差,1971年美国停止黄金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信用岌岌可危,当时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会输掉冷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也希望与中国缓和。
尼克松访华成为冷战时期标志性事件:
1971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公报》,美国首次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中美正式走向接触。为了进一步与中国缓和关系,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并逐渐减少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我国南方地区的防卫压力明显下降,可以更好地把军力拿来应对北方威胁。
中美缓和是冷战的重要转折点,两国最终实现了共赢。对美国来说,一个相对友好的中国,使其可以从东亚事务脱身,将精力转向欧洲和中东。对中国来说,在与美国缓和关系后,中国打开了与西方国家交流的大门。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陆续与日本、英国、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对外开放的大门初步打开,西方也放松了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在此背景下,我国制定了“43方案”,从西方引进大量机器设备,这成为80年代之前规模仅次于“156工业项目”的对外引进计划,使我国工业实力大幅增长,为后来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奠定物质基础。
在很长时间里,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第七次国运:中美建交与对越自卫反击战
70年代末,来自苏联的威胁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上升。
70年代末苏联军事实力达到巅峰:
受两次石油危机影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工业产值明显下滑。相比之下,苏联则凭借高油价赚取大量财政收入,并以此扩充军队。按照当时的预计,假如北约和华约开战,苏军装甲洪流仅需一周时间就能横扫西欧,将赤旗插到巴黎。美国靠常规军力无法阻止苏联,只能考虑动用核武器。在那个年代,包括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土耳其、伊朗等国均把苏联视为头号威胁。
在亚洲,苏联采取全面出击的战略。先是支持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然后又跟越南签署《苏越友好合作条约》,组建军事同盟,并准备在越南金兰湾驻军,打造反华包围网。如果真的让苏联人的计谋得逞,我国内陆大部分边境线都将暴露在敌国的刺刀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从台湾撤走驻军。中国则进一步加速对外开放进程,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被设立,来自东亚四小龙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崛起,中国经济迎来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
与美国建交固然增强了我国的外交影响力,但打铁还需自身硬,越南问题得靠中国人自身解决。当时越南仗着苏联撑腰,自诩世界第三强国,在中越边境多次向我军挑衅。更关键的是,越南还对柬埔寨发动入侵,试图占领湄公河下游,统一整个印度支那。
古代中原王朝都不愿意中南半岛出现超级强权,清朝时期缅甸一度占领暹罗(泰国),试图统一中南半岛,最终在乾隆的干预下缅甸的野心得到遏制。70年代末越南组建了百万大军,打算攻占老挝和柬埔寨。一旦其计划得逞,我国地缘环境将急剧恶化。东面有美国和日本、北面有苏联、西面有印度,假如南面再出现一个超级强权,那意味着我国需要在云贵和两广地区长期部署重兵,长此以往,财政必然会被拖垮,经济建设更是无从谈起。
越南好对付,但越南背后的苏联却不好对付。因为苏联与越南签署了军事同盟协议,规定其中一方遭到进攻的时候,另一方绝不会袖手旁观。此时苏联在我国北方部署了50个师,苏联人公开宣布:“一旦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苏军将大举南下。”
中越局势,与当时中美苏博弈密切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引来全球关注,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不敢承担与苏越两线作战的风险,因此不敢出兵。”
然而,1979年2月,我国正式对越南发起反击。为什么挑在这一时间段呢?当时有三个判断:
1、此时中苏边境正处于冰冻期,苏军如果想偷袭我国后方,会面临严重补给困难;
2、中国刚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苏联摸不清美国真实意图,苏联担心中美达成秘密协议,一旦苏联入侵中国,北约会趁机进攻东欧;
3、越军虽然好勇斗狠,但大部分主力都用于入侵柬埔寨,自持有苏联保护的越南仅在中越边境部署少量兵力,在防线上出现很大的漏洞。
对越战争的精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虽然越南遭受了重大打击,但越军主力仍在,况且越南地势复杂,一直纠缠下去容易演变为持久战。因此在战争爆发三周后,中国就宣布撤军,这再一次让外国专家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往的战争大多是为了占领土地,结果中国在寸土未得的情况下就选择撤军。
事实上,这恰恰是中国战略的高明之处。参考后来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的一大败笔是没有设定止损目标,把战争拖得太久,以至于陷入战争泥潭。中国对越南作战,思路很清晰,最低目标为了阻止越南吞并柬埔寨,最高目标是削弱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在实现这些目标之后就果断后撤,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在与越军作战的同时,中国北方的军队也积极备战,随时防止苏军南下。中国的防线几乎密不透风,苏联即便想干预也无从下手。因此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军队教训越南,吃了个哑巴亏。为了找回面子,后来苏联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结果一打就是十年,把家底全部赔光,为其解体埋下伏笔。
至于越南,后来中国军队又在边境与越南进行轮战,越南财政被拖垮,被迫从柬埔寨撤军。与对印战争一样,对越战争也属于未雨绸缪,在危险的火苗刚出现的时候就及时扑灭,避免西南和南部方向出现致命威胁。倘若晚清也有这等战略眼光,利用长崎事件先下手为强,那后来日本可能就不会崛起,也就不会有甲午战败的耻辱了。
此战之后,美国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战略价值,中美关系也进入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大量西方资本和技术涌入中国,我国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期。
第八次国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主张开发外太空武器,利用激光、粒子束、电磁轨道炮等工具在大气层外拦截苏联导弹,以瘫痪苏联核威慑体系。随后美国军方制作了上百万页的PPT,详细展示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各个细节,包括武器方案、研发进度、实验效果等。
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在苏联引起了恐慌,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与北约有一定差距,更多靠核威慑来维持军力平衡。假如美国真的研发出外太空武器,让苏联的核武库失效,那苏联将陷入严重的地缘灾难。作为应对,苏联大幅上调军费,国防开支占GDP比重从8%上升至17%,一方面是开发所谓的“外太空武器”,另一方面扩充常规军力,以追求和北约军力平衡。
事后证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只是一场骗局,美国根本就没有开发“外太空武器”,它纯粹是想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的泥潭。虽然苏联拥有庞大的战略纵深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苏联的经济却是短板。由于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军工领域,民用开支被极大压缩,老百姓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了苏联后期,物质严重匮乏,民众为了买面包被迫排起长队。祸不单行的是,苏联还赶上了油价下跌,这使其财政雪上加霜,多个地方陷入破产。
80年代美苏的军备竞赛,使很多国家陷入恐慌,担心再次爆发世界大战,因此纷纷选择上调军费。但当时的中国却一眼看穿了美苏色厉内荏的本质,并对世界形势做出了两个判断:
1、战争的风险是存在的,但当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快速增长,在较长的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2、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东西问题,发展是南北问题,中国要坚定站在和平这一边。
经济发展为国防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基于这种判断,1985年,我国实施“百万大裁军”,节省大量军费以支持经济发展。事后证明,80年代我国对外部形势的判断是极其准确的,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大国之间的对抗明显减弱,经济规模成为衡量综合实力重要指标,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
但在80年代,能看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国家寥寥无几,大部分国家受冷战思维影响,仍保留积极备战的思路。比如印度继续坚持“穷兵黩武”的政策,伊拉克和伊朗则打得不可开交,越南直到90年代才放弃“称霸”的思路。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里面,只有中国做出了这种前瞻性判断,并提前享受到了经济腾飞的好处。
第九次国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克林顿主义
1989年,苏东剧变,波兰、匈牙利、东德、罗马尼亚等国相继爆发颜色革命。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随后美军对伊拉克发动“信息化战争”。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几十万伊拉克装甲部队灰飞烟灭。
1991年,苏联解体,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落下。苏联从1979年的巅峰期,到解体,仅隔了12年。
祸不单行的是,出于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加紧对华封锁,投入大量资金试图在我国引爆颜色革命,中美关系进入长达三年的停滞期。面对中国市场,外资陷入犹豫,有些甚至做好了撤离的准备。外贸一度熄火,国民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海湾战争和苏东剧变给了我国极大震动,前者使我国看到了和美国的巨大差距,后者使我国深刻认识到西方的阴险狡诈。围绕这点,国内掀起了巨大争论,一部分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反和平演变工作。
其中最核心的分歧在于: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中美关系到底能不能搞好?
在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后,1992年,南方谈话公布,终结了社会上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一锤定音。随后,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一波“下海潮”,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再次吹响,国民经济迎来两位数增长。
在外交上,针对美强中弱的特点,我国专门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政策,对美国的挑衅适度克制,致力于发展经济,并等待转机的出现。
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经历了“先低后高”的过程:
993年,克林顿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最开始的时候,克林顿试图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美国工商界看到了中国庞大市场的机遇,包括比尔盖茨、巴菲特等顶级富豪均主张与中国缓和关系。华尔街耗费上百亿美金对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放宽对华投资限制。最终,在美国资本家的敦促下,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从“遏制”转向“接触”,中美交流的大门再次打开。
1993年,中美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举行元首会晤,这距上一次元首会晤已经过去了四年。1997年,中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一步升温。1999年,在克林顿等人的推动下,美国同意中国加入WTO,这为后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美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呈现“政冷经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亚太的稳定与和平。
第十次国运:战略机遇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强硬的趋势。他公开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并加大对台湾的军售力度。不仅如此,小布什上任三个月后中美就爆发了南海撞机事件,我方飞机坠落海面,飞行员不幸遇难。中美关系跌入冰点,美国对华政策再次朝着“遏制”的方向转变。
“911事件”使美国战略重心从东亚转移至中东:
然而,2001年9月,“911事件”爆发,美国世贸双子塔遭到恐怖袭击,美国民众纷纷要求采取强硬手段反制。为了迎合选民,小布什政府在明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将战略重心从东亚转移至中东。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与中国主动缓和关系。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贸增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基于这种判断,我国搁置诸多外部分歧,全力发展经济,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为抓手,努力创造GDP增长条件。进入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新时期。
事后证明,当时的判断极其精准。2000年—2019年,中国经济迎来黄金二十年,GDP总量从一万亿美元暴涨至十四万亿美元,一跃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工业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和全球贸易中心。然而,从2020年开始,受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素影响,世界地缘格局加速恶化,中美关系跌入历史最低水平,全球出现供应链脱钩的趋势,各国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
可以说,2002年我国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一年不多,一年不少,精准无误。
事实上,不仅是“911”事件,21世纪头20年还发生了其它很多事件,为我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
比如2008年,美国逐渐从中东战场脱身,准备全力对付中国。结果西方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萧条,美国不得不放慢打压中国的进度。
2010年,中日钓鱼岛危机爆发。这一年中国GDP正式超过日本,这让日本感到忧虑。日本政府主动在东海制造摩擦,试图与中国开战,像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那样第三次打断中国的崛起。但那时的美国总统是奥巴马,他第一任任期需要依靠中国拉动内需来拯救美国经济,同时也指望中国购买美债。因此当时美国并不支持中日开战,错过了用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崛起的最佳时期。等到2020年美国再想通过军事手段来对付中国,已经晚了,此时歼20、国产航母、东风17、万吨大驱等均已列装。美国再想动武的话,就得掂量掂量成本了。
2014年,美国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衰退后,经济终于迎来复苏,可以腾出手对付中国。结果克里米亚危机突然爆发,俄罗斯成为西方众矢之的。为了维护与欧盟关系,美国不得不采取对俄强硬手段。结果折腾了一年半,克里米亚危机才得以平缓。
2016年,回过神来的奥巴马开始推行TPP,试图另起炉灶,打造一个将中国孤立在外的贸易体系。不仅如此,奥巴马还搞起“南海仲裁”,想要激化中国与东盟关系。假如奥巴马的政策得以延续,那我国将提前面对类似2022年那样的地缘环境。
结果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在大部分人不看好的情况下逆袭,希拉里尝到了失败的苦果。特朗普一上台就推翻了奥巴马所有政策,包括TPP、气候协议、伊核协定等。作为商人,特朗普只看中经济利益,为此推行贸易保护政策,把大部分盟友都得罪了一遍。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均在此期间倒向中国,德国积极推进《中欧自贸协定》谈判,日本则赶在美国大选期间加入RCEP。
在特朗普时期,虽然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但这属于“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美国加的关税大部分成本均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很小。但特朗普在地缘上搞收缩主义,向北约盟友征收军费,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外交打开方便之门。假如特朗普能一直干下去,中国完全有可能构建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欧大陆经贸体系。更不用说特朗普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系列操作,更是让美国陷入债务问题和高通胀之中。十次国运,事在人为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晚清不仅积贫积弱,而且丧权辱国,已经完全沦为西方统治中国的代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但此时的中国,前景并未一片光明。一方面是军阀割据,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枷锁仍套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
20世纪历次战争的赢家和输家:
最终赢家 | 最终输家 | |
一战 | 美国、日本、中国 | 德国、俄国、奥匈土耳其、英国、法国 |
二战 | 美国、苏联、中国 | 德国、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 |
冷战 | 美国、西欧日韩、中国 | 苏联、东欧、朝鲜、印度 |
但在此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在历次国际大变局中均做出了正确选择。20世纪人类共经历了三次重大国际秩序变动,分别是一战、二战和冷战。只有中国和美国,均成为这三次博弈的最终赢家。中国从面临瓜分的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则取代了英国世界霸主地位。
所谓的十次国运,既有运气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主动能动性的发挥。精准的前瞻判断+务实的路线方针+顽强的奋斗精神=国运,这也是中国能抓住十次国运但印度、土耳其、越南、日本、德国、苏俄抓不住的原因。
从历史来看,大国博弈就是那么残酷,只要走错了一次,就有可能身死国灭,曾经的欧洲霸主奥匈帝国,如今早已灰飞烟灭,几十年前让世人闻风丧胆的苏联,如今走向内战。至于德国、日本、法国、大英帝国,早已失去了对世界的支配能力,沦为中型国家。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全球大博弈已经来临,俄乌战争只是国际秩序变更的起点而非终点。在这一轮博弈中,核心矛盾是中美对抗,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博弈的主导者。这对我们的战略研判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历史上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中美对抗只有一个国家能赢得最终胜利,这就需要我们在出招的时候慎之又慎,尽可能寻求最优策略。不妨以史为鉴,学习前人的智慧与耐心,以更好的姿态去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
洋凯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