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谢达山：关于纪年表述和异历换算的探讨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谢达山：关于纪年表述和异历换算的探讨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谢达山：关于纪年表述和异历换算的探讨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谢达山：关于纪年表述和异历换算的探讨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安史之乱、马嵬坡兵变和永王谋逆
经过安史之乱后，对比天宝十三年,唐朝由盛转衰，后面就没有再雄起。安史之乱和马嵬坡兵变，还有永王谋逆，看似如同史书所写，实则未必。马嵬坡到底是谁在做局，安史之乱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定，永王李璘真的造反吗，李白为什么要参加造反？历史很有意思，谜底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能从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本文相关史料可以看尾部引用，部分已整理到文章：安史之乱史料
马嵬坡兵变谁在做局？有一个解释，说马嵬坡是玄宗策划的。我很认同。
马嵬坡兵变是唐玄宗策划的，毕竟做掉杨国忠是必要的。原因如下：
杨国忠一路上都在断后路，烧库，拆桥，玄宗会认为这是想把它困死在川蜀；杨国忠经营剑南道多年，现在鼓动皇帝去他的地盘避难，玄宗自然生疑；逃难队伍后面是贵族和军属，杨竟然要拆桥，就是不给兵士亲属活路，禁军军心动摇；陈玄礼作为亲卫，竟然跑去跟太子打了个招呼，要知道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也好，玄宗前期也好，连太子都可以被砍掉；陈玄礼事后继续给玄宗打工，没受到任何处罚。肃宗也不重用，这不像是肃宗的死党的样子；安禄山不是清君侧吗？那就让你师出无名。汉景帝七国之乱，果断诛晁错。明建文帝保齐黄，然后被叔叔夺了王位。证明瓦解口号很重要；玄宗此时虽然已经七十一了，但是帝王术是看家本事，禁军更是发家资本。自导自演一场兵变是很有可能的，那为什么不是直接抓来杨国忠，判个死刑呢？文章给的解释也很合理。玄宗觉得川蜀最安全，而川蜀是杨的大本营，你直接杀了杨，去到成都搞不好要被杨的手下做了，但是如果是被迫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而且，陈玄礼造反前知会太子这一条未必是真的，太子也大概率不会有实质性的表示，但表明了玄宗想甩锅给太子，而太子此时需要威望，需要找个机会离开玄宗，所以乐意接锅。双方都懂，不说。
玄宗是心甘情愿交出玉玺的吗？玄宗此时71岁，陈玄礼此时六十多，太子李亨45岁，玄宗如果不想当了皇帝了也可以理解。看时间，八月十二灵武的使者才到成都见玄宗，八月十八，己亥日，玄宗交出玉玺。 中间的五天，玄宗在思考什么？
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玄宗这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吾儿篡位夺我兵权，吾复何为？”
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
这话就是说，以后有事情找皇帝（肃宗）决定，但是要告诉我。等平定叛乱，我就不干预了。这话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我还是老子，我管事情呢，你们还是要听我的。
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韦见素，杨国忠的人，马嵬坡兵变被陈玄礼有意袒护，没死成。房琯，玄宗入蜀，他自己跑过来的。崔涣，是玄宗拔擢的。派这三个人去送玉玺，可以理解为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为玄宗让他们顺便过去看看情况吧。毕竟后期三个人都没有怎么被重用。
时间拨回七月十五日。
丁卯，上皇制： “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此时玄宗还不知道太子称帝。玄宗封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主管讨贼。并分封永王，盛王，丰王，每个人都有三到四个道。其中永王璘就有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 四个道。玄宗老年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但是玩玩制衡还是有必要的。太子是元帅，那永王，盛王，丰王都封几个道给他们，就是要平衡各方势力。然后，琦，珙不出阁。
在我看来，七月玄宗就没打算传位，肃宗顺势推舟，玄宗没办法，因为他知道最强的朔方军给太子占了，而且局势也需要太子去带领这支兵马平叛。所以前面才说这是天命。玄宗为了大局，必须给玉玺，因为不给就是说儿子李亨不合法，不合法就又多了一个叛军，那天下就彻底乱了，天下乱了自己也得死。没有人拿到架脖子上，但是 为了大局，玄宗选择了交出最后的权力。
为什么两王不出阁?唐玄宗时期，天下分为十五道。分别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淮南、 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剑南、岭南、京畿道、都畿道。
安禄山是河东节度使，四川属于剑南道，崔圆这时候是节度副使，玄宗主管。吕崇贲是关内道节度使。京畿道、都畿道这时候被占了。北庭道在新疆附近，陇右在今甘肃附近，也就是说丰王珙 得到的地方是不是一个肥美之地，而是沙漠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区，丝绸之路必经之路。估计丰王心理也是不爽，无怪乎后面对唐代宗态度不好，也无怪乎被赐死，但这都是后事了。
安禄山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拥共计18万4000人的兵力。盛王的江东，淮南是今天的浙江，鱼米之乡，按说挺好的。河南道和安禄山的河东道是相邻，也就是前线，而且鱼米之乡，还有南京，都是历来必争之地，坑。金陵当时属于扬州管辖，扬州属于淮南道，后面李璘打的就是这里。
再看看永王李璘，山南东道，在今陕西南部附近，岭南在今广东，黔中在贵州附近，江南西道在江西附近。算是部分接近前线吧。如果安禄山高瞻远瞩，陕西肯定要被打。但是陕西很穷，陕西在现在作为红色基地，也到2019年才真正脱贫。岭南在唐朝是穷地方，韩愈有诗为证，夕贬潮州路八千.....
剑南道和岭南道也需要遏制一下南诏国。就是仙剑奇侠传里的南诏国没错，南诏国一个小国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全民皆兵。唐玄宗的如意算盘，边境需要防止外族趁火打劫，所以丰王珙去守着；岭南需要永王去守着；前线比较富，舍不得给，但是战斗严峻，盛王去守着。
综上，两王不出门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去前线，一个去边境。 而且两王不出阁，也有可能是玄宗的主意。郭沫若老师认为，就是玄宗的意思。
永王去任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时候太子走了，玄宗好像铁了心不管事，在蜀地没前途，自己的地盘还没多少战火，不如出去。制置中所说，这次去不是享乐，是镇守和夹击安禄山，另外，如果他身负经营长江流域的重担，就非去不可了。
永王李璘真的想造反吗？永王李璘九月到江陵，玄宗是八月十二见到灵武的使者，九月李璘应该知道肃宗的登基了。至于玄宗交出玉玺，在八月十八，未必知道，但是这都不重要了，兵权即王权。
李璘作为四道节度使，是玄宗刻意为之
注意太子是六月十五和玄宗分道去灵武的，玄宗是七月十五日分封的诸子。
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
玄宗分封诸子是房琯的主意，高适提出了反对，但是玄宗没有管他，因为他有他的算盘。这里的高适，就是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那个。
玄宗李隆基，年轻时先是因为韦皇后毒死了伯父唐中宗李显，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打败了伯母韦皇后，助其父李旦上位；作为第三子，实力强劲而且手段强硬，吓得大哥李成器主动让出太子的位置；后因为太平公主一直和他作对，他上位后老父亲李旦不放权，保留高级官员的任免和大事决断，他直接灭了姑母太平公主，顺便收了李旦的权利，让李旦彻底下岗。这可绝对不是唱跳rap打篮球，玄宗绝对不是软柿子，政治水平在唐朝排前三没有问题。
回过头来，六月份虽然表示“且宣旨欲传位”，更多的是鼓励太子：好好干，以后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前面说了，放太子走是不得已，必须有个足够身份的人来收拾场面。但是，不意味着他想步老爹李旦的后尘。此时的玄宗最怕万一李亨也来一个夺权，软禁。事实上后面李亨也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时候，玄宗的想法是：把其他皇子派出去，占个一亩三分地，平衡一下实力，再不济最后找个孩子养老也行。而且，按照前面所说，三个王爷分别在前线和边境，如果不出意外，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局面。
然而，玩翻了！（大写的尴尬）
永王如果想割据，老老实实做节度使不行吗？
永王璘，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
对于永王李璘，如果他只想割据一方，好好当他的四道节度使也是一个选择，当然，这时候他哥上位，史料说两兄弟同床共枕，如果是真的，按说不造反，最差也能做个太平王爷，最好就可以继续当四道节度使。
或者说，史书骗人，至少这两兄弟就是仇家，那好好做四道节度使，就不太可能了，要知道唐朝当时也就十五道，这算是四分之一天下。
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在这种假设下，手下的谋士鼓动造反，就是谋士追名逐利，只顾自己名气，绝对的坑。而永王李璘，被谋士牵着走，就是有野心，没智商。薛镠之徒，史家都不屑于记录，可见卑劣。
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瞋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
《旧唐书》高适传：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
十一月，肃宗听说李璘在江陵招兵买马，有点不爽，叫他去见老爹玄宗。肃宗听过高适在玄宗面向跟李璘唱反调，马上就把他调过来。封作为李璘的领导，领导专案组去处理李璘。
假设一：李璘就是 至始至终的造反。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李璘到江陵后就开始策划谋反，并且被他哥组织人手干掉了，合情合理，该死。
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情况。
假设二：李璘是被逼造反的，属于中途造反。
李璘没想要谋反，但是肃宗派人找他，指责他谋反，叫他自己回去找老爹玄宗说清楚。唐朝只要说皇子谋反，那就是谋反，解释不清楚的，大概率要死。章怀太子如是，玄宗长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亦如是。这时候如果出来一个谋士说：大王，如果你现在回去，必死无疑，不如效东晋故事，割据一方，或可自保。你怎么选择？
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
十一月，肃宗下令李璘回去见老爹玄宗，李璘拒绝。是拒绝还是不敢？而且真的仅仅是让他回去？如果肃宗说，我觉得你谋反，必须回去和老爹解释清楚。这话就严重了。为什么是找老爹，找肃宗没用吗？是的，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你找老爸救你吧，或者说，老爸也救不了你，因为他下台了。（此处能感受到肃宗的笑容）
肃宗的话很简单，也很复杂，可以简单理解为：我觉得你有能力造反，这就够了。这和玄宗杀李瑛同理。
关键时候，李岘，唐太宗玄孙。竟然托疾开溜了。开溜就开溜，可是也没找肃宗汇报了多少人家造反的痕迹。至少造个一样的小朝廷，搞点龙袍是必要的吧？砺兵秣马，赏赐诸将是必要的。而且，李璘还差找个借口：清君侧（清的就是肃宗李亨），或者按原定计划打安禄山，都是正当理由。举大事者，再傻也要师出有名。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找到。所以，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的借口是清君侧，这种东西完全不能写到史书里，否则正统就乱了。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
然后，永王要谋反，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意思吗？有啊，要准备战舰，征兵。可是就算是对付安禄山，也是要征兵的，那么征兵的工作是从九月到达江陵开始算。到十二月末，将近四个月，这点准备足以造反吗？不足。安禄山手握三镇，经营了多少年才敢出来打，而永王，作为亲王之前没有半点军事经验，没有人脉，手下也没有多少死党。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也是李璘自不量力，破釜沉舟，最后失败，值得同情。
假设三：永王李璘根本没有造反
这个假设基于假设二，主要的区别在于永王打李希言是为了什么。永王的初衷为何？在李白给永王李璘写的诗句中，可以隐约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参考郭老的分析，不妨探讨一下。
永王东巡歌·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
天子遥分龙虎旗，说的是玄宗封李璘为四道节度使。那么这里天子到底指的是谁？肃宗在十一月让李璘回蜀川去，说明十二月大家都知道肃宗登基了，所以这里的天子指的是肃宗李亨。天子遥分龙虎旗，看似气势，实则暗藏杀机，龙虎不相容啊。此时是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东巡。李白下山是十二月下半月，不管李璘是否想谋反，李白这时候应该是不知情的，要知道李白本来在山上修仙。
永王东巡歌·其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指的就是安史之乱。我和谢安石有点像，如果启用我这样的人，谈笑之间就能为你灭掉安禄山。这首诗写于永王出巡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明显，这里军队的主调还是打安禄山。
永王东巡歌·其八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古月为胡，指的是安禄山势力。帝子指的是永王李璘。龙骧指的是西晋龙骧将军王濬，他以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率龙船下益州，大举伐吴。 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永王要用从水路打击安禄山势力。遗憾的是，这在后面根本就没有实现。
永王东巡歌·其十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宋本题下注云：“永王军中。”这组《永王东巡歌》即在永王幕府中所作。永王东巡歌一共十一首，第九首郭沫若先生考证是伪造的，原因是李白诗词风格和其他十首不合，而且李白作组诗，一般都是十首。
金陵是盛王的地盘，那打金陵怎么可能合情合理。李白是傻吗？这不就是后面说的反叛？不对，金陵是打吗？诗名为巡，那就是巡游，巡视，算是一种解释吧。而且，按照郭沫若先生在其《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说，其实李璘根本就没有造反，李璘此时身负经营长江流域的责任。二王没有出阁，那么玄宗实际上就是想把江南给李璘管理，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那么，李璘本来就没想要打金陵，不过是正常的上任。
安禄山叛变前三年。天宝十一年（752）李白去过幽州，安禄山的势力中心。在李白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回忆起：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参照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安禄山就是罗星，扫地说的就是横扫大地，借长鲸，就是玄宗这个坑货。玄宗把天下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送给了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人。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用意很清楚。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然不出阁，为之傅的刘汇是房琯的“私党”，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李璘所负的使命，比李亨重要多了。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天下一统，自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可划江而治。李璘就是那个准备后路的人。
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
这里就是按照“制置”的内容办事，玄宗说了粮草兵械自己解决，然后建立基地，准备夹击安禄山的。《新唐书》记载：“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为谋主，……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此时史官偏袒李亨朝廷，把李璘打成叛逆。真正违背父命的，其实是李亨。肃宗李亨私自做了皇帝，天下只能独尊，不愿意被分割，他不会同意“制置”，但不能直接反对玄宗。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六十一·崔光远等
贺兰进明和肃宗说的这段话，就直接点出了诸子分封的意图。对玄宗，是平衡各方势力，对房琯，是为以后留后路。两个人自以为稳赚不赔。“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南朝，川蜀属于西南，灵武在其北，这里就是说玄宗和肃宗是两个朝廷，父子之间俨然敌国。父子无情，兄弟又怎么会怜惜？内战爆发。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
平牒，就是平辈的口吻写信，诘，诘问。那么内容大致就是：“李璘，你为什么要东下？”。李希言不过是一个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指名道姓，平辈口吻，古人的名从来只有长辈可以称呼，涉及皇族，还需要是官阶比他高的。从小到大能这么说话的估计就玄宗了，李璘怒了，复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品。 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
李璘在信中说，我是玄宗的儿子，肃宗的“友于”，属于尊贵的王侯，你写信要有礼貌。现在你平牒抗威，写的内容都没有一点礼仪可言，汉朝立下来的礼仪都荒废了，才沦落如此啊。然后，李璘派了几个小弟希望去打他一顿，结果竟然是个圈套。悲剧发生。还是那句话，李希言不过是太守，他的底气在于，他站队李亨朝廷，他知道围攻队伍在集结，而他自己甚至可能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他要的就是李璘做蠢事。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不然，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瑒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瑒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馀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瑒亦死于乱兵。
而后，水军大将季广琛组织了集体背叛，让李璘一败涂地。此时的季广琛是不是李亨朝廷的人，此次集体反水是不是预谋已久，不得而知。而后，李璘被皇甫侁所杀，家人送回成都。
我同意郭老的大部分观点。李璘确实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手下的人关键时候没有几个可用，足以说明平时看人的能力不行。李白一开始来了后也满腔热血要报国，后面自己都凉了，李璘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现在看来，李璘军事能力不行，政治嗅觉不行，慧眼识珠也不行，李璘身上除了血统，没有多少能成功的因素。而李白，政治也不行，以至于只能后知后觉，而临大事他其实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这不能苛责，他也没有被重用。
李白在《箜篌谣》中写道：“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汉谣讽刺汉文帝刘恒和淮南王刘长。刘长不守法度，被充军西蜀，不食而死。此处的汉谣即《尺布之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你们兄弟两打架，我到底要听谁的？这就是李白内心的纠结，还有对肃宗李亨和李璘的失望。
《上留田行》中写道：“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说的就是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天天打架，后帝不臧，一个让他去成为商星，一个成“参星”，永不相见。可见其悲。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左传》昭公元年
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
戊戌，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镠等皆伏诛。
李璘败死。想当时，韦子春三上庐山相请，茅庐谈笑扫胡虏，为了苍生，也为了自己，李太白下山助永王。而后永王也只当他诗人，不用之。再后来，李璘不顾大局，为了泄私愤掉入圈套，引发内战，最终壮志未酬成逆党。可悲乎？可笑乎？李太白，既然谪仙，何必管他世俗纷纷。
然，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李白和高适李璘死后，李白被抓了，遇到了高适。这次高适是李亨的人，高适站队李亨，从此官运“亨通”。
高适祖父高亻品，开国元勋武将，死后跟着皇帝葬入皇陵的。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属于没落士族。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被俘，高适逃回成都找玄宗认错提建议。玄宗“制置”，高适反对，暗示站队李亨，然后肃宗上位就得到重用。
高适跟永王李璘作战的同时，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睢阳，历史上著名的张巡守睢阳之战正在进行，战斗已经到了最残酷的阶段，睢阳断粮，张巡开始组织大家“吃人”。恰恰，高适的家就在睢阳。于是他写信给离睢阳最近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然而“皆拥兵不救”。永王的事情结束后，皇帝又命令张镐为河南节度使统领其他四镇节度使驰援睢阳，结果闾丘晓“素傲很，不受镐命”。其中，闾丘晓还顺便杀死了高适好友王昌龄。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而这时，整个睢阳，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短短的一年，高适从八品军队机要秘书升正五品的谏议大夫，再升节度使。高适，也是唐朝唯一的一个封侯的著名诗人。
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于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诗有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张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扬州），谒高中丞（适）。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张孟熊要去见高适，向他提剿灭史思明的计策，李白觉得年轻人有抱负，所以李白送首诗给他。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说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造反。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说的是高适来淮海，谈笑间就剿灭了“妖氛”永王。事实上打败永王的是地方势力，高适啥都没干。前面还有一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说明李白到现在都不认为永王是造反。 所以，这里是赤裸裸的讽刺：路歧有南北，高适你个混蛋，投靠李亨也就算了，竟然帮忙搞兄弟残杀。话锋一转，“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你听从张秀才的计策，就能真正建立功勋了。你前面的根本就不是功勋，其一，不是你干的活；其二，你助肃宗兄弟搞残杀。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这里借用邹衍与齐女的典故，齐女被其姑诬告毒杀了家母，哭天鸣冤，燕霜齐电。我无，其实是我有，就是我有天大的冤屈，我哭出来六月飞霜，雷劈玉石。“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洒泪罢了，分别了，还要说什么？是的，我李太白和你高适，从此没什么好说的。绝交。
故事回到天宝三载秋天，（744年）。李白和杜甫相约到了梁宋，遇到了没有官爵的高适。文坛三大将聚首，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撸串，吟诗作赋，逍遥得一塌糊涂。偶尔也聊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安史之乱结局安史之乱。
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
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杀死;
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
史朝义被部下李怀仙杀死;
黑吃黑。到肃宗的儿子代宗李俶，终于尘埃落定。
&emsp 安史之变是安禄山错估自己实力，玄宗对自己的帝王术过于自信导致的。人治终有一天会崩溃，法治才是正道。
玄宗的结局安史之乱平定前一年，唐玄宗被迫搬入冷清破旧的太极宫。高力士被流放黔中道，陈玄礼病逝，亲信被一一铲除，身边只剩下肃宗的眼线。幽囚深宫，失去所有，玄宗不再对生活有任何依恋，身体素质迅速下降。暮色黄昏，透过凄冷的空气，一幕幕刀光剑影，笙歌燕舞，玄宗留下一首《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所有人都在霓凰羽衣曲中，踩着玄宗的节奏翩翩起舞，精明的傀儡师在俯视天下。如今才知道自己也是鸡皮鹤发的木偶，摆弄天下，如今被人摆弄，可叹，可悲。呵，人生如梦罢了。
宝应元年壬寅，公元七六二年，四月初五日，肃宗驾崩的十三天前，李隆基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号玄宗，玄者，取自玄星之意，先明后暗。
高力士遇赦还，至朗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
总结安史之乱和永王之变，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伦理狗血剧。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全部都在颠覆。张巡忠君爱国值得点赞，杀妻妾做粮食，又有悖天理，愧为人夫。安禄山不感念玄宗的知遇之恩，起兵造反，不忠不义。玄宗高估自己的驾驭能力，失败了恼羞成怒，临阵斩杀大将，哪里是为君之道；杀子囚父，哪里有父子之纲。高适投机帮助李亨残杀兄弟，实际上是对玄宗的背叛，如何算是忠义，如何算高洁？肃宗李亨灵武篡位甚至临死前都没放过老爹玄宗，不孝之至；残杀永王李璘而不念手足之情，可谓不仁不义；下令攻打李璘，李璘被皇甫侁杀了，肃宗还假惺惺说他杀了我弟弟，废侁不用，其言其行，令人作呕。
尔虞我诈，我诈尔虞。李唐王朝自太宗开始，被权力所诅咒，陷入丑恶的杀伐之中，代代持续。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参考：旧唐书新唐书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资治通鉴.唐纪（主要参考依据）百度百科.唐朝行政区划百度贴吧·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浅谈知乎·怎样评价建宁王李倓？：桓大司马知乎.安史之乱为什么会发生？：南冥大鹏知乎·唐朝为什么始终无法平定南诏？：狐狸晨曦知乎·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Zpuzzle知乎·怎么看待高适和李白的关系？：冬瓜知乎·一生跟随唐玄宗45年的大将陈玄礼为何在马嵬坡对玄宗落井下石呢？：于彼朝阳知乎·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关毛豆瓣·地图上的安史之乱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正本溯源话诗经之二十三：榖旦庆典（上）
33、东门之枌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
视尔如荍，贻我握椒。
注解：
穀旦 gǔ dàn【汉典】旧时常用为吉日的代称。枌fén：【汉典】 木名，白榆。栩xǔ：【汉典】 即柞木。于差xū jiē ：即吁嗟，【国语】有所感触的嗟叹词。南方：陈国处淮河流域，相较于卫国属于南方。原：【爾雅·釋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市：【說文】買賣所之也。
荍 qiáo：【爾雅 翼】一名錦葵花；【 國語辭典 】锦葵的别名。
鬷迈zōng mài：【汉典】会合而行。
诗文的意思：
在东门的枌树下，
在宛丘的栩树下。
子仲的女儿，
在下面婆娑起舞。
感叹这个节庆日，
在南方平原地带盛行。
女人们放下织麻的活计，
在街市上婆娑起舞。
欢庆节日的一天正慢慢消逝，
跨越长长的游行队伍，
我看到了你，如锦葵花般鲜艳；
你看到了我，递给我一把花椒。
穀旦在古代是一个常用词，是指吉日、节庆日的意思。诗人首先描写他的恋人从陈城的“东门”一直舞到“宛丘”。在上一首诗《宛丘》中，这位美女已经在宛丘上不分昼夜地舞蹈。但“穀旦”这天可不同，“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许许多多女人都放下手头的活计，在街市里就开始婆娑起舞，然后舞到“东门”，舞到“宛丘”，所以组成了“鬷迈”：大家会合而行，会合而舞，欢天喜地，热热闹闹。在诗人看来，包括陈国在内的南方地带都盛行这样的庆祝活动。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节日呢？且待下篇《穀旦庆典（下）》！
我们更应该关注《东门之枌》中“子仲之子，婆娑其下”这一诗句。原来诗人恋爱的女友是子仲的女儿！在本系列之十七中说：“我们不久就会有证据证明，她就是这支军队统帅子仲将军的女儿！” 现在我们清楚了，证据就是这一诗句。
所以，当人们疑惑：她这个女孩为什么能参与“平陈与宋”的军事行动？并且可以在陈国整日里游荡？现在我们明白那是基于她的特殊身份。
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讨论诗中“子仲”的含义。“仲”通常指“老二”，那么“子仲”就可以理解为“二公子”。究竟是谁的二公子？在卫国首先考虑为卫釐侯的二公子。这个设定能否成立？回顾一下宣王二年的诗篇，多次出现“叔”，解释为卫釐侯的三公子（参见本系列之十）。我们引证的材料中出现了卫釐侯的大公子“余”及三公子“和”，按排行当然还有“二公子”，现在诗中出现的“子仲”很大可能填了“二公子”的空！其次，《简兮》中的“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当时的论证指出她是卫公侯家的，姬姓王族的姑娘（参见本系列之四）。连女儿都是卫公侯家的、姬姓王族的，父亲当然是。最后，西周是经典的“封建”的时期，公侯家凭地位充任统帅，是合乎情理的。
综上所述，诗人的恋爱对象更加明确了，她是卫釐侯家二公子的小女儿！而“二公子”率领这支军队来“平陈与宋”，她跟着她的父亲而来，所以整日里游玩。
安史之乱、马嵬坡兵变和永王谋逆
经过安史之乱后，对比天宝十三年,唐朝由盛转衰，后面就没有再雄起。安史之乱和马嵬坡兵变，还有永王谋逆，看似如同史书所写，实则未必。马嵬坡到底是谁在做局，安史之乱为什么迟迟不能平定，永王李璘真的造反吗，李白为什么要参加造反？历史很有意思，谜底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能从史料中找到蛛丝马迹。
本文相关史料可以看尾部引用，部分已整理到文章：安史之乱史料
马嵬坡兵变谁在做局？有一个解释，说马嵬坡是玄宗策划的。我很认同。
马嵬坡兵变是唐玄宗策划的，毕竟做掉杨国忠是必要的。原因如下：
杨国忠一路上都在断后路，烧库，拆桥，玄宗会认为这是想把它困死在川蜀；杨国忠经营剑南道多年，现在鼓动皇帝去他的地盘避难，玄宗自然生疑；逃难队伍后面是贵族和军属，杨竟然要拆桥，就是不给兵士亲属活路，禁军军心动摇；陈玄礼作为亲卫，竟然跑去跟太子打了个招呼，要知道在唐朝，武则天时期也好，玄宗前期也好，连太子都可以被砍掉；陈玄礼事后继续给玄宗打工，没受到任何处罚。肃宗也不重用，这不像是肃宗的死党的样子；安禄山不是清君侧吗？那就让你师出无名。汉景帝七国之乱，果断诛晁错。明建文帝保齐黄，然后被叔叔夺了王位。证明瓦解口号很重要；玄宗此时虽然已经七十一了，但是帝王术是看家本事，禁军更是发家资本。自导自演一场兵变是很有可能的，那为什么不是直接抓来杨国忠，判个死刑呢？文章给的解释也很合理。玄宗觉得川蜀最安全，而川蜀是杨的大本营，你直接杀了杨，去到成都搞不好要被杨的手下做了，但是如果是被迫的，性质就不一样了。而且，陈玄礼造反前知会太子这一条未必是真的，太子也大概率不会有实质性的表示，但表明了玄宗想甩锅给太子，而太子此时需要威望，需要找个机会离开玄宗，所以乐意接锅。双方都懂，不说。
玄宗是心甘情愿交出玉玺的吗？玄宗此时71岁，陈玄礼此时六十多，太子李亨45岁，玄宗如果不想当了皇帝了也可以理解。看时间，八月十二灵武的使者才到成都见玄宗，八月十八，己亥日，玄宗交出玉玺。 中间的五天，玄宗在思考什么？
癸巳，灵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
玄宗这话，是否可以理解为：“吾儿篡位夺我兵权，吾复何为？”
丁酉，制：“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
这话就是说，以后有事情找皇帝（肃宗）决定，但是要告诉我。等平定叛乱，我就不干预了。这话是否可以理解为，现在我还是老子，我管事情呢，你们还是要听我的。
己亥，上皇临轩，命韦见素、房琯、崔涣奉传国宝玉册诣灵武传位。
韦见素，杨国忠的人，马嵬坡兵变被陈玄礼有意袒护，没死成。房琯，玄宗入蜀，他自己跑过来的。崔涣，是玄宗拔擢的。派这三个人去送玉玺，可以理解为合情合理，也可以理解为玄宗让他们顺便过去看看情况吧。毕竟后期三个人都没有怎么被重用。
时间拨回七月十五日。
丁卯，上皇制： “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此时玄宗还不知道太子称帝。玄宗封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主管讨贼。并分封永王，盛王，丰王，每个人都有三到四个道。其中永王璘就有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 四个道。玄宗老年对政治没多少兴趣，但是玩玩制衡还是有必要的。太子是元帅，那永王，盛王，丰王都封几个道给他们，就是要平衡各方势力。然后，琦，珙不出阁。
在我看来，七月玄宗就没打算传位，肃宗顺势推舟，玄宗没办法，因为他知道最强的朔方军给太子占了，而且局势也需要太子去带领这支兵马平叛。所以前面才说这是天命。玄宗为了大局，必须给玉玺，因为不给就是说儿子李亨不合法，不合法就又多了一个叛军，那天下就彻底乱了，天下乱了自己也得死。没有人拿到架脖子上，但是 为了大局，玄宗选择了交出最后的权力。
为什么两王不出阁?唐玄宗时期，天下分为十五道。分别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东道、山南西道、陇右、淮南、 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黔中道、剑南、岭南、京畿道、都畿道。
安禄山是河东节度使，四川属于剑南道，崔圆这时候是节度副使，玄宗主管。吕崇贲是关内道节度使。京畿道、都畿道这时候被占了。北庭道在新疆附近，陇右在今甘肃附近，也就是说丰王珙 得到的地方是不是一个肥美之地，而是沙漠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区，丝绸之路必经之路。估计丰王心理也是不爽，无怪乎后面对唐代宗态度不好，也无怪乎被赐死，但这都是后事了。
安禄山是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拥共计18万4000人的兵力。盛王的江东，淮南是今天的浙江，鱼米之乡，按说挺好的。河南道和安禄山的河东道是相邻，也就是前线，而且鱼米之乡，还有南京，都是历来必争之地，坑。金陵当时属于扬州管辖，扬州属于淮南道，后面李璘打的就是这里。
再看看永王李璘，山南东道，在今陕西南部附近，岭南在今广东，黔中在贵州附近，江南西道在江西附近。算是部分接近前线吧。如果安禄山高瞻远瞩，陕西肯定要被打。但是陕西很穷，陕西在现在作为红色基地，也到2019年才真正脱贫。岭南在唐朝是穷地方，韩愈有诗为证，夕贬潮州路八千.....
剑南道和岭南道也需要遏制一下南诏国。就是仙剑奇侠传里的南诏国没错，南诏国一个小国战斗力却不容小觑，全民皆兵。唐玄宗的如意算盘，边境需要防止外族趁火打劫，所以丰王珙去守着；岭南需要永王去守着；前线比较富，舍不得给，但是战斗严峻，盛王去守着。
综上，两王不出门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去前线，一个去边境。 而且两王不出阁，也有可能是玄宗的主意。郭沫若老师认为，就是玄宗的意思。
永王去任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时候太子走了，玄宗好像铁了心不管事，在蜀地没前途，自己的地盘还没多少战火，不如出去。制置中所说，这次去不是享乐，是镇守和夹击安禄山，另外，如果他身负经营长江流域的重担，就非去不可了。
永王李璘真的想造反吗？永王李璘九月到江陵，玄宗是八月十二见到灵武的使者，九月李璘应该知道肃宗的登基了。至于玄宗交出玉玺，在八月十八，未必知道，但是这都不重要了，兵权即王权。
李璘作为四道节度使，是玄宗刻意为之
注意太子是六月十五和玄宗分道去灵武的，玄宗是七月十五日分封的诸子。
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
玄宗分封诸子是房琯的主意，高适提出了反对，但是玄宗没有管他，因为他有他的算盘。这里的高适，就是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那个。
玄宗李隆基，年轻时先是因为韦皇后毒死了伯父唐中宗李显，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打败了伯母韦皇后，助其父李旦上位；作为第三子，实力强劲而且手段强硬，吓得大哥李成器主动让出太子的位置；后因为太平公主一直和他作对，他上位后老父亲李旦不放权，保留高级官员的任免和大事决断，他直接灭了姑母太平公主，顺便收了李旦的权利，让李旦彻底下岗。这可绝对不是唱跳rap打篮球，玄宗绝对不是软柿子，政治水平在唐朝排前三没有问题。
回过头来，六月份虽然表示“且宣旨欲传位”，更多的是鼓励太子：好好干，以后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前面说了，放太子走是不得已，必须有个足够身份的人来收拾场面。但是，不意味着他想步老爹李旦的后尘。此时的玄宗最怕万一李亨也来一个夺权，软禁。事实上后面李亨也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时候，玄宗的想法是：把其他皇子派出去，占个一亩三分地，平衡一下实力，再不济最后找个孩子养老也行。而且，按照前面所说，三个王爷分别在前线和边境，如果不出意外，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局面。
然而，玩翻了！（大写的尴尬）
永王如果想割据，老老实实做节度使不行吗？
永王璘，幼失母，为上所鞠养，常抱之以眠；
对于永王李璘，如果他只想割据一方，好好当他的四道节度使也是一个选择，当然，这时候他哥上位，史料说两兄弟同床共枕，如果是真的，按说不造反，最差也能做个太平王爷，最好就可以继续当四道节度使。
或者说，史书骗人，至少这两兄弟就是仇家，那好好做四道节度使，就不太可能了，要知道唐朝当时也就十五道，这算是四分之一天下。
从上皇入蜀。上皇命诸子分总天下节制，谏议大夫高适谏，以为不可；上皇不听。璘领四道节度都使，镇江陵。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璘召募勇士数万人，日费巨万。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子襄城王瑒，有勇力，好兵，有薛镠等为之谋主，以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璘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保有江表，如东晋故事。
在这种假设下，手下的谋士鼓动造反，就是谋士追名逐利，只顾自己名气，绝对的坑。而永王李璘，被谋士牵着走，就是有野心，没智商。薛镠之徒，史家都不屑于记录，可见卑劣。
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广陵等十二郡，以适为之；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瞋为之；使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图璘。
《旧唐书》高适传：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
十一月，肃宗听说李璘在江陵招兵买马，有点不爽，叫他去见老爹玄宗。肃宗听过高适在玄宗面向跟李璘唱反调，马上就把他调过来。封作为李璘的领导，领导专案组去处理李璘。
假设一：李璘就是 至始至终的造反。
从这个角度看，就是李璘到江陵后就开始策划谋反，并且被他哥组织人手干掉了，合情合理，该死。
我认为，还有另一种情况。
假设二：李璘是被逼造反的，属于中途造反。
李璘没想要谋反，但是肃宗派人找他，指责他谋反，叫他自己回去找老爹玄宗说清楚。唐朝只要说皇子谋反，那就是谋反，解释不清楚的，大概率要死。章怀太子如是，玄宗长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亦如是。这时候如果出来一个谋士说：大王，如果你现在回去，必死无疑，不如效东晋故事，割据一方，或可自保。你怎么选择？
上闻之，敕璘归觐于蜀；璘不从。江陵长史李岘辞疾赴行在，上召高适与之谋。适陈江东利害，且言璘必败之状。
十一月，肃宗下令李璘回去见老爹玄宗，李璘拒绝。是拒绝还是不敢？而且真的仅仅是让他回去？如果肃宗说，我觉得你谋反，必须回去和老爹解释清楚。这话就严重了。为什么是找老爹，找肃宗没用吗？是的，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你找老爸救你吧，或者说，老爸也救不了你，因为他下台了。（此处能感受到肃宗的笑容）
肃宗的话很简单，也很复杂，可以简单理解为：我觉得你有能力造反，这就够了。这和玄宗杀李瑛同理。
关键时候，李岘，唐太宗玄孙。竟然托疾开溜了。开溜就开溜，可是也没找肃宗汇报了多少人家造反的痕迹。至少造个一样的小朝廷，搞点龙袍是必要的吧？砺兵秣马，赏赐诸将是必要的。而且，李璘还差找个借口：清君侧（清的就是肃宗李亨），或者按原定计划打安禄山，都是正当理由。举大事者，再傻也要师出有名。
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资料我没找到。所以，我推测还有一种可能：当时的借口是清君侧，这种东西完全不能写到史书里，否则正统就乱了。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
然后，永王要谋反，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有意思吗？有啊，要准备战舰，征兵。可是就算是对付安禄山，也是要征兵的，那么征兵的工作是从九月到达江陵开始算。到十二月末，将近四个月，这点准备足以造反吗？不足。安禄山手握三镇，经营了多少年才敢出来打，而永王，作为亲王之前没有半点军事经验，没有人脉，手下也没有多少死党。
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也是李璘自不量力，破釜沉舟，最后失败，值得同情。
假设三：永王李璘根本没有造反
这个假设基于假设二，主要的区别在于永王打李希言是为了什么。永王的初衷为何？在李白给永王李璘写的诗句中，可以隐约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参考郭老的分析，不妨探讨一下。
永王东巡歌·其一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
天子遥分龙虎旗，说的是玄宗封李璘为四道节度使。那么这里天子到底指的是谁？肃宗在十一月让李璘回蜀川去，说明十二月大家都知道肃宗登基了，所以这里的天子指的是肃宗李亨。天子遥分龙虎旗，看似气势，实则暗藏杀机，龙虎不相容啊。此时是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东巡。李白下山是十二月下半月，不管李璘是否想谋反，李白这时候应该是不知情的，要知道李白本来在山上修仙。
永王东巡歌·其二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指的就是安史之乱。我和谢安石有点像，如果启用我这样的人，谈笑之间就能为你灭掉安禄山。这首诗写于永王出巡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明显，这里军队的主调还是打安禄山。
永王东巡歌·其八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
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龙骧出峡来？
古月为胡，指的是安禄山势力。帝子指的是永王李璘。龙骧指的是西晋龙骧将军王濬，他以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率龙船下益州，大举伐吴。 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永王要用从水路打击安禄山势力。遗憾的是，这在后面根本就没有实现。
永王东巡歌·其十
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 初从云梦开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
宋本题下注云：“永王军中。”这组《永王东巡歌》即在永王幕府中所作。永王东巡歌一共十一首，第九首郭沫若先生考证是伪造的，原因是李白诗词风格和其他十首不合，而且李白作组诗，一般都是十首。
金陵是盛王的地盘，那打金陵怎么可能合情合理。李白是傻吗？这不就是后面说的反叛？不对，金陵是打吗？诗名为巡，那就是巡游，巡视，算是一种解释吧。而且，按照郭沫若先生在其《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所说，其实李璘根本就没有造反，李璘此时身负经营长江流域的责任。二王没有出阁，那么玄宗实际上就是想把江南给李璘管理，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那么，李璘本来就没想要打金陵，不过是正常的上任。
安禄山叛变前三年。天宝十一年（752）李白去过幽州，安禄山的势力中心。在李白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里，回忆起：
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 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参照郭沫若先生的解释，安禄山就是罗星，扫地说的就是横扫大地，借长鲸，就是玄宗这个坑货。玄宗把天下将近三分之一的地方送给了安禄山，是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人。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用意很清楚。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然不出阁，为之傅的刘汇是房琯的“私党”，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李璘所负的使命，比李亨重要多了。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天下一统，自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可划江而治。李璘就是那个准备后路的人。
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
这里就是按照“制置”的内容办事，玄宗说了粮草兵械自己解决，然后建立基地，准备夹击安禄山的。《新唐书》记载：“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为谋主，……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此时史官偏袒李亨朝廷，把李璘打成叛逆。真正违背父命的，其实是李亨。肃宗李亨私自做了皇帝，天下只能独尊，不愿意被分割，他不会同意“制置”，但不能直接反对玄宗。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闻奏。"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列传第六十一·崔光远等
贺兰进明和肃宗说的这段话，就直接点出了诸子分封的意图。对玄宗，是平衡各方势力，对房琯，是为以后留后路。两个人自以为稳赚不赔。“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南朝，川蜀属于西南，灵武在其北，这里就是说玄宗和肃宗是两个朝廷，父子之间俨然敌国。父子无情，兄弟又怎么会怜惜？内战爆发。
甲辰，永王璘擅引舟师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然犹未露割据之谋。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平牒璘，诘其擅引兵东下之意。璘怒，分兵遣其将浑惟明袭希言于吴郡，季广琛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于广陵。
平牒，就是平辈的口吻写信，诘，诘问。那么内容大致就是：“李璘，你为什么要东下？”。李希言不过是一个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指名道姓，平辈口吻，古人的名从来只有长辈可以称呼，涉及皇族，还需要是官阶比他高的。从小到大能这么说话的估计就玄宗了，李璘怒了，复照加以申斥，其文如下：
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寮品。 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
李璘在信中说，我是玄宗的儿子，肃宗的“友于”，属于尊贵的王侯，你写信要有礼貌。现在你平牒抗威，写的内容都没有一点礼仪可言，汉朝立下来的礼仪都荒废了，才沦落如此啊。然后，李璘派了几个小弟希望去打他一顿，结果竟然是个圈套。悲剧发生。还是那句话，李希言不过是太守，他的底气在于，他站队李亨朝廷，他知道围攻队伍在集结，而他自己甚至可能得到了上面的指示。他要的就是李璘做蠢事。
时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璘，铣兵数千，军于扬子；成式使判官裴茂将兵三千，军于瓜步，广张旗帜，列于江津。璘与其子瑒登城望之，始有惧色。季广琛召诸将谓曰：“吾属从王至此，天命未集，人谋已隳，不如及兵锋未交，早图去就。不然，死于锋镝，永为逆臣矣。”诸将皆然之。于是广琛以麾下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璘忧惧，不知所出。其夕，江北之军多列炬火，光照水中，一皆为两，璘军又以火应之。璘以为官军已济江，遽挈家属与麾下潜遁；及明，不见济者，乃复入城收兵，具舟楫而去。成式将赵侃等济江至新丰，璘使瑒及其将高仙琦将兵击之；侃等逆战，射瑒中肩，璘兵遂溃。璘与仙琦收馀众，南奔鄱阳，收库物甲兵，欲南奔岭表，江西采访使皇甫侁遣兵追讨，擒之，潜杀之于传舍；瑒亦死于乱兵。
而后，水军大将季广琛组织了集体背叛，让李璘一败涂地。此时的季广琛是不是李亨朝廷的人，此次集体反水是不是预谋已久，不得而知。而后，李璘被皇甫侁所杀，家人送回成都。
我同意郭老的大部分观点。李璘确实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手下的人关键时候没有几个可用，足以说明平时看人的能力不行。李白一开始来了后也满腔热血要报国，后面自己都凉了，李璘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现在看来，李璘军事能力不行，政治嗅觉不行，慧眼识珠也不行，李璘身上除了血统，没有多少能成功的因素。而李白，政治也不行，以至于只能后知后觉，而临大事他其实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徒尘忝幕府，终无能为”，这不能苛责，他也没有被重用。
李白在《箜篌谣》中写道：“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汉谣讽刺汉文帝刘恒和淮南王刘长。刘长不守法度，被充军西蜀，不食而死。此处的汉谣即《尺布之谣》：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你们兄弟两打架，我到底要听谁的？这就是李白内心的纠结，还有对肃宗李亨和李璘的失望。
《上留田行》中写道：“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说的就是高辛氏的两个儿子天天打架，后帝不臧，一个让他去成为商星，一个成“参星”，永不相见。可见其悲。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左传》昭公元年
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
戊戌，永王璘败死，其党薛镠等皆伏诛。
李璘败死。想当时，韦子春三上庐山相请，茅庐谈笑扫胡虏，为了苍生，也为了自己，李太白下山助永王。而后永王也只当他诗人，不用之。再后来，李璘不顾大局，为了泄私愤掉入圈套，引发内战，最终壮志未酬成逆党。可悲乎？可笑乎？李太白，既然谪仙，何必管他世俗纷纷。
然，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李白和高适李璘死后，李白被抓了，遇到了高适。这次高适是李亨的人，高适站队李亨，从此官运“亨通”。
高适祖父高亻品，开国元勋武将，死后跟着皇帝葬入皇陵的。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中落，属于没落士族。安史之乱爆发时，高适随哥舒翰守潼关。哥舒翰被俘，高适逃回成都找玄宗认错提建议。玄宗“制置”，高适反对，暗示站队李亨，然后肃宗上位就得到重用。
高适跟永王李璘作战的同时，数百里之外的河南睢阳，历史上著名的张巡守睢阳之战正在进行，战斗已经到了最残酷的阶段，睢阳断粮，张巡开始组织大家“吃人”。恰恰，高适的家就在睢阳。于是他写信给离睢阳最近的临淮节度使贺兰进明，然而“皆拥兵不救”。永王的事情结束后，皇帝又命令张镐为河南节度使统领其他四镇节度使驰援睢阳，结果闾丘晓“素傲很，不受镐命”。其中，闾丘晓还顺便杀死了高适好友王昌龄。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巡初守睢阳时，卒仅万人，城中居人亦且数万。而这时，整个睢阳，血流成河，尸骨成山。
短短的一年，高适从八品军队机要秘书升正五品的谏议大夫，再升节度使。高适，也是唐朝唯一的一个封侯的著名诗人。
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于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诗有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张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扬州），谒高中丞（适）。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张孟熊要去见高适，向他提剿灭史思明的计策，李白觉得年轻人有抱负，所以李白送首诗给他。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 说的是安禄山史思明造反。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说的是高适来淮海，谈笑间就剿灭了“妖氛”永王。事实上打败永王的是地方势力，高适啥都没干。前面还有一句“两龙争斗时，天地动风云”。说明李白到现在都不认为永王是造反。 所以，这里是赤裸裸的讽刺：路歧有南北，高适你个混蛋，投靠李亨也就算了，竟然帮忙搞兄弟残杀。话锋一转，“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你听从张秀才的计策，就能真正建立功勋了。你前面的根本就不是功勋，其一，不是你干的活；其二，你助肃宗兄弟搞残杀。
“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这里借用邹衍与齐女的典故，齐女被其姑诬告毒杀了家母，哭天鸣冤，燕霜齐电。我无，其实是我有，就是我有天大的冤屈，我哭出来六月飞霜，雷劈玉石。“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洒泪罢了，分别了，还要说什么？是的，我李太白和你高适，从此没什么好说的。绝交。
故事回到天宝三载秋天，（744年）。李白和杜甫相约到了梁宋，遇到了没有官爵的高适。文坛三大将聚首，白天纵马围猎，游仙访道，晚上则喝酒撸串，吟诗作赋，逍遥得一塌糊涂。偶尔也聊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安史之乱结局安史之乱。
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
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杀死;
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杀死;
史朝义被部下李怀仙杀死;
黑吃黑。到肃宗的儿子代宗李俶，终于尘埃落定。
&emsp 安史之变是安禄山错估自己实力，玄宗对自己的帝王术过于自信导致的。人治终有一天会崩溃，法治才是正道。
玄宗的结局安史之乱平定前一年，唐玄宗被迫搬入冷清破旧的太极宫。高力士被流放黔中道，陈玄礼病逝，亲信被一一铲除，身边只剩下肃宗的眼线。幽囚深宫，失去所有，玄宗不再对生活有任何依恋，身体素质迅速下降。暮色黄昏，透过凄冷的空气，一幕幕刀光剑影，笙歌燕舞，玄宗留下一首《傀儡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所有人都在霓凰羽衣曲中，踩着玄宗的节奏翩翩起舞，精明的傀儡师在俯视天下。如今才知道自己也是鸡皮鹤发的木偶，摆弄天下，如今被人摆弄，可叹，可悲。呵，人生如梦罢了。
宝应元年壬寅，公元七六二年，四月初五日，肃宗驾崩的十三天前，李隆基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号玄宗，玄者，取自玄星之意，先明后暗。
高力士遇赦还，至朗州，闻上皇崩，号恸，呕血而卒。
总结安史之乱和永王之变，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伦理狗血剧。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全部都在颠覆。张巡忠君爱国值得点赞，杀妻妾做粮食，又有悖天理，愧为人夫。安禄山不感念玄宗的知遇之恩，起兵造反，不忠不义。玄宗高估自己的驾驭能力，失败了恼羞成怒，临阵斩杀大将，哪里是为君之道；杀子囚父，哪里有父子之纲。高适投机帮助李亨残杀兄弟，实际上是对玄宗的背叛，如何算是忠义，如何算高洁？肃宗李亨灵武篡位甚至临死前都没放过老爹玄宗，不孝之至；残杀永王李璘而不念手足之情，可谓不仁不义；下令攻打李璘，李璘被皇甫侁杀了，肃宗还假惺惺说他杀了我弟弟，废侁不用，其言其行，令人作呕。
尔虞我诈，我诈尔虞。李唐王朝自太宗开始，被权力所诅咒，陷入丑恶的杀伐之中，代代持续。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参考：旧唐书新唐书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资治通鉴.唐纪（主要参考依据）百度百科.唐朝行政区划百度贴吧·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浅谈知乎·怎样评价建宁王李倓？：桓大司马知乎.安史之乱为什么会发生？：南冥大鹏知乎·唐朝为什么始终无法平定南诏？：狐狸晨曦知乎·史书中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Zpuzzle知乎·怎么看待高适和李白的关系？：冬瓜知乎·一生跟随唐玄宗45年的大将陈玄礼为何在马嵬坡对玄宗落井下石呢？：于彼朝阳知乎·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8年？：关毛豆瓣·地图上的安史之乱中国人口史·隋唐五代时期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