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图阵(八图)

诸葛亮的军事发明——八阵图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很多人都知道八卦，熟悉三国和诸葛亮的人，也知道八阵图。 古代军事战阵中的八阵图，据说为孙膑所创，诸葛亮将其发扬光大并使用至极致。

关于八阵图的记载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云。” 唐代诗圣杜甫也曾作诗《八阵图》以赞孔明：“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

据记载，八阵图遗迹有三处，一是《水经·沔水注》有记：“钟士季征蜀，枉驾设祠茔东，即八阵图也。”说魏国大将钟会伐蜀至陕西沔县，屈驾前往诸葛亮墓拜祭，墓东即为八阵图；二是《太平御览》第167卷记载：“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有诸葛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皆棋布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至冬水退，依然如故。”说在夔州南江边；三是《大明一统志·成都府志》说“八阵图在新都县北三十里牟弥镇”（即今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杨升庵集》亦云：“诸葛武侯八阵图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

弥牟镇八阵图遗址（来源：华西都市报）

八阵图变化多端，很难攻破，可以说是战争中的大利器，罗贯中《三国演义》的问世，更是给八阵图披上了神秘面纱。相传诸葛亮以乱石堆成石阵，按遁甲分成生、伤、休、杜、景、死、惊、开等八门，不识阵者误入，会迷失方向，进退无门。但遗憾的是，诸葛亮八阵图已失传，后世无人能再次使用。

诸葛亮两次使用八阵图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两次使用了八阵图。一次是在刘备率军入川之前，经过夔关时，诸葛亮预计到将来会与孙吴发生战事，为防备不测，在长江边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讨伐孙权失败，兵败夷陵后，孙吴大将陆逊亲率大军追杀逃亡中的刘备，但追杀至此处时，迷失在诸葛亮布设的八阵图中，进退两难，最后得到守阵的黄承彦指引，才得以逃出。陆逊因此锐气大挫，对诸葛亮的先知先觉和高深莫测的兵法产生敬畏，以至于后来在与诸葛亮交战中处处谨慎，不敢与其正面冲突。

还有一次是与司马懿对阵时，诸葛亮邀请司马懿前来破阵。司马懿调兵遣将，并告诉属下，此阵看着威风，其实无多大威力。当司马懿派军杀入阵中后，不料八卦阵突然变成两仪太极阵，“八卦生两仪”，所有阵门都关闭了，进入阵中的兵士有去无回。诸葛亮随即放回三个兵士捎话给司马懿：“回家再读兵法，重习战策，三年后再来一战。”司马懿闻言大怒，下令全军压上，活捉诸葛亮，岂料此举正中诸葛亮计策，司马懿败阵而走。后来人们还将此事编成了一句谚语：司马懿破八阵图——不懂装懂。

使用八阵图的基本原则

八阵图可理解为主帅为方便行军作战而编制的八种队形，分别适用于进攻、包抄、防御、撤退、行军、驻扎、休整等不同军队任务，根据不同时间、地点、敌军以及任务需求等具体情况，确定不同队形。作战过程中，各队可根据战斗态势的变化，摆出不同或相同的队形相互配台，并随时根据主帅的指挥变换队形，以达到困敌、劳敌直至歼敌的效果。

八阵图的基本原则，是一兵多用、一箭多用，士兵劳逸结合，同时最大程度地节省人力物力。从诸葛亮使用的效果看，八阵图发挥了极大威力，魏兵根本不敢出来与其交战，战则必败。

八阵图发挥威力的关键方法

诸葛亮去世后，几乎无人再使用八阵图，究其缘由，并不在于八阵图的精髓失传，而是八阵图虽好布置，但其威力发挥主要依赖主帅灵活指挥和将士严格服从指令。

据唐太宗与李靖关于兵法问答的《唐李问对》记述，八阵图有八个独立的阵法，既可独立，又可合一。每阵八队，八阵共八八六十四队。八阵之外，另有少部分兵力为游军，即机动兵力，由主帅随机应变指挥；八阵中四阵为正兵，其余四阵为正兵之中的奇兵，且正兵、奇兵可以根据战斗形势不断变换。

此阵既然称八阵图，则肯定是“八阵”，即有八种战斗队形，而不是一个大阵里面有八种变化。在战斗中，很少有敌人主动进包围圈来打阵的情况，而且要布一座八面埋伏式的大阵，所需兵力不会少，指挥也不会方便，所以八阵图的难度在训练和使用上，几万甚至十万将士要熟练掌握队形变化技巧，并在战斗中能够听从命令认真执行，娴熟的训练、严格的纪律、高效的通讯，以及主帅随机应变的指挥，缺一不可。

由此，八阵图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使用的，能力平常的将军，即使会布阵，也难以取得好的战绩。如樊城之战，魏国大将曹仁生搬硬套摆下“八门金锁阵”,却没有主将可以指挥变阵，结果被徐庶识破，指挥赵云轻松破阵。

八阵图是诸葛亮的军事杰作，反映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此阵法的失传，让很多诗人感慨万千，“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任江流冲刷的八阵图石堆挺立如旧、岿然不动。杜工部借用神奇色彩，巧妙地概括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的忠贞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也感叹因先主刘备失策攻吴，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造成千古遗恨。

（参考：《三国志·蜀书》）

《诗经》作为六经之一，历来备受尊崇，对它的图像表现很早就已经出现，目前所见较早的记载是东汉刘褒作《云汉图》《北风图》，晋明帝司马绍作《豳风七月图》等。不过，历史上的《诗经图》大都以单幅或组图为主，只有南宋和清代分别出现了两种《诗经全图》，成为《诗经图》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南宋时期，著名画家马和之与宋高宗、宋孝宗合作，创作了305幅《诗经图》，成为艺苑佳话。时至清代，乾隆皇帝复刻了这一君臣合作的艺坛盛事，他亲自书写诗文并命画师绘图，补足六首笙诗，历时七年终于完成了311幅《诗经图》。

关于马和之的生平有两种说法，周密《武林旧事》认为他是南宋御前画院的首席画师，夏文彦《图绘宝鉴》则记载他是钱塘人，高宗绍兴（1131—1162年）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诗经》篇章众多，要将三百多首诗作一一绘图，工作量想必不小，就连这项工程的发起人宋高宗，也没能等到《诗经全图》的完成就去世了，若马和之担任位高权重的工部侍郎，恐怕没有这么多时间来进行如此庞大的艺术创作，所以马和之为御前画师之说似乎更可信据。马和之的绘画风格师法吴道子，用笔清峻飘逸，设色冲淡古雅，多用标志性的“蚂蟥描”。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诗经图》，马和之还有《女孝经图》等传世，他在“成教化，助人伦”的经典图像创作领域有重要贡献。

马和之身后，这套《诗经图》散落人间，今天存世的残帙中，有不少被认为是同时期画师或后世画家之仿作，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的绘画风格、表现方式趋于一致，说明它们应该来自相同的祖本，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马和之原作的面貌。《诗经》中不少作品的主题是相似的，要从诗句中拈出一二场景人物，以非常简洁的笔触传达诗旨，是对画家创作能力的极大考验。《七月图》按照毛郑阐释线索，将七月流火、蚕桑、稼穑、宴饮等融于一图，人物形象纤毫毕现，古风宛然，后世摹绘者众多。《东山图》表现了一队行役中的士兵，他们的神情并非即将归家的狂喜，反而透露出近乡情怯的凝重，将观者带入诗中复杂的情绪。《月出图》没有直接描绘诗中的月色或美人，而是表现了辽阔苍茫的时空之中，一个登楼眺望的孤独身影，诗人的孤寂苦闷跃然纸上，曲折之中别有韵致。赵孟頫称马和之“得风人之旨”，盛赞其立意高古，准确把握了诗作的神髓，后人即使不看文字，仅从图画内容也能判断相应主题：“夫诗存而可名其图者，非善之善也；诗亡而可知其图者，真能诗者也。此所以为和之也。”

虽然关于马和之绘制《诗经图》的往事，正史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仍然可以猜测宋高宗此举的用意。作为宋室南渡后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在位的三十多年间，外有强敌，内有动乱，要稳固南宋的统治，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举措，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要。高宗非常重视经学，他曾经手书九经并刻石，在当时掀起了书经风潮，对于儒家经典的推行起到了表率作用。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仍不乏恢复之志，孝宗朝曾多次北伐，孝宗本人也非常重视儒学，提出“以儒治世”的主张。因此不少学者指出，高宗、孝宗历经两朝完成这套《诗经图》，或许也是这些文化举措中的一环。南宋国祚能够绵延一百多年，与这些政权建立初期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明人郁逢庆曾言宋高宗“当时机暇清赏，游意经史，不徒博玩粉墨”。清人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亦认为：“彼时戎马倥偬，而能神闲气定，雅意表章，跨有半壁百余年，非幸也。”

马和之《诗经图》备受后人瞩目，藏家多以获得一卷《毛诗图》为幸事，明人冯梦祯《快雪堂日记》记录其前往高濂斋中玩赏书画之事，“马和之《鲁颂》《商颂》二卷最佳”，他对此图思慕已久，因此“会心豁目，喜不可言”。明人张丑称自己购得马和之《风》《雅》八图，为宋末庄蓼塘旧藏，“虽萧疏小笔，而理趣无涯”，他连夜秉烛观赏，“为之通夕不寐”。马和之《诗经图》亦激发了不少人的诗兴，元人释宗泐曾观《扬之水图》并作诗曰：“马卿独念宋中微，图写诗篇墨采辉。戍甫戍申都不及，西风淮岸铁为衣。”明人张靖之题《伐檀图》：“后稷肇王业，豳风有遗词。相彼千亩良，为我百度资。”清人黄钺题《咏荇花》：“欲倩马和之，图入关雎篇。”可谓由诗而画，由画而诗，形成了有趣的“再创作”传统。

在马和之画作的收藏上，乾隆皇帝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以帝王身份完成了对当时存世的马和之《诗经图》的全面整理和系统考订。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记载，乾隆以积年之功收集了十七卷马和之《诗经图》，他对这些图逐一审定，查漏补缺，剔除五卷赝品，保存十二卷真迹，有图无诗者则亲自补上，最终将这些作品庋藏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中。乾隆感慨，古诗三千余篇，后世仅存十分之一，但马和之《诗经图》能够留存十分之三，“视尼山诗教所得参倍。其为愉快，岂直足资多识之助而已哉”。之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南巡途中得到《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图》，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得到《唐风图》，学诗堂所藏总数升至十四卷。阮元《石渠宝笈》记载，“学诗堂”“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三枚玺印，即专用于学诗堂马和之《诗经图》。今天，这些图再度散落海内外，但我们在各大博物馆见到的作品中，大多有乾隆本人的印玺和题跋，这些考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乾隆不仅大力搜集马和之《诗经图》，还仿效高宗、孝宗，重启了这一艺坛盛事。乾隆四年（1739），二十八岁的乾隆命宫廷画师仿照马作绘制《诗经全图》，存者临摹，亡者补绘，他本人则以楷书、隶书、行书等多种字体书写诗文，一直到乾隆十年（1745）方才大功告成。乾隆皇帝曾经自封“十全老人”，他对于“整全”有狂热执着。《诗经》中“有目无辞”的六首笙诗，马和之仅录《诗序》并未绘图，而乾隆则补作了六首诗作，并为它们一一绘图，透过此举，我们不难窥探到乾隆隐隐的争胜之心。他并不甘于仰视已有的高峰，而希望自己能创造一座前所未有的新高峰。乾隆《御制学诗堂记》的一句话为人们津津乐道：“夫高、孝两朝，偏安江介，无恢复之志，其有愧《雅》《颂》大旨多矣。则所为绘图书经，亦不过以翰墨娱情而已，岂真能学诗者乎？”从白山黑水到入主中原，清代在乾隆时期已臻鼎盛，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因此乾隆皇帝充满自信地开展了各类“集大成”式的古籍整理和文库编纂工作，以此昭示自身在文化上的合法性与正统性。乾隆认为，以自己的文治武功才担得起创作《诗经图》这一举措，才是真正领悟了古人“缘辞以立象，观象以玩辞”的精神，高宗、孝宗虽为汉人政权却偏安一隅，他们绘图书经的举动不过是游戏笔墨罢了，哪里是真正领悟了《雅》《颂》之旨呢？

不过今天看来，乾隆与群臣历经七年完成的这套《御笔诗经图》，在艺术成就上难以与前人比肩。以绘画水平论，马作笔法潇洒流利，柔而不弱，用笔丰富而不入流俗，堪为宋画之精品，乾隆《诗经图》则逊色不少。以构思立意论，马作亦更有丘壑。如乾隆《鸨羽图》实写诗中场景，描绘了一队征夫回头看树上的鸨鸟，表现他们行役的苦闷；马作则选取一个侧面加以表现，描绘了两只鸨鸟栖息于树上，另外两只也振翅飞来，鸨鸟体形硕大，与树上的巢穴并不相称，这说明鸨鸟不得已而远离湖泊，暗示征夫苦于劳役而居无定所。马作虽未直陈其事，却更准确地传达了诗旨。再如乾隆《杕杜图》表现了一个人望向地上的杕杜，暗示其无兄无弟孤苦无依；马作则描绘了两组对比的人物，三人成群走在一起，另有一人落在后面，孤独地回首看着杕杜，通过对比暗示“人无兄弟，胡不佽焉”的主题。可以说，马和之在诗旨表现上是更胜一筹的。

从马和之到乾隆，是一场跨时空的艺术对话。作为经典的视觉化延伸，《诗经》图像展现了丰富的义理世界，拓展了我们理解《诗经》、欣赏《诗经》的方式，也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

（作者：吴 寒，系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