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山甲向详解(庚山甲向)

潮阳金灶柳岗王氏祠堂圣旨亭历史由来

王氏祠堂（含王云谷墓）

王氏祠堂，位于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柳岗村。始建于宋建炎三年（1129），明嘉靖十三年（1534）重修，清雍正十三年（1735）曾修，为座乾向巽兼亥已分金，占地面积1904平方米，建筑面积646.42平方米，系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之建筑结构。该堂是“潮州前八贤”之一的南宋礼部尚书王大宝请圣旨建造的。祠堂大门为石结构的双叠楼亭台式，石亭顶端有一太阳形状石徽，顶台中央立有高0.64米、宽0.22米的刻有“圣旨”二字之石牌，故史上称为“圣旨亭”。亭门上方通梁石刻“王氏祠堂”，明嘉靖十三年(l534)闰二月立，清雍正乙卯年 (1735) 二月重修。通梁背面刻“时思”二字。亭扁高0.31米、长1.43米，正面石刻“科第”、“唐节度使王审知”、“宋建炎榜眼王大宝建炎进士王大鼎”，背面石刻“宋赐进士文林郎惠州府推官王仁”、“明咸化戊子科乡进士□□□□□王□”、“清康熙丁酉科进士郎王时”。亭大门高2.23米、宽1.51米，两侧门高均为2.l米、宽1米。大门门框上，有史以来一直张贴一副春联： “庆春王正月，祝天子万年”。相传此对联是王大宝 (王大宝，字龟元，宋哲宗<赵煦>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生于潮州府登赢都汤头村)三十五岁时，他“对策丹墀中上游，天颜抚谕逊龙头”而榜眼及第所作，这与潮阳灵山寺由王大宝奏准皇上而立的“祝圣碑”有联系。长方形双叠楼台式，长3.51米、宽2.55米、通高5.73米，顶台为1.91米。由于王氏祠堂系奉圣旨而建造，史称“圣旨碑”，故凡路过此地之宋代文武官员，文得下轿，武需下鞍，叩拜而过。

王氏祠堂之建筑结构为三进四厢房，入大门是阳埕，进而是中厅、天井、拜亭和各有两间对称厢房的后厅。拜亭上的瓷塑艳丽多彩，有精致美轮美奂“双凤朝牡丹”图案和栩栩如生之人物形象。拜亭和后厅的梁架上拥有众多的木雕，分别有由人物、雄狮、松鹿、骏马、花篮等组成的形态各异、生动有趣的图像，其雕刻古朴自然、生动流畅、技艺精湛。旧时祠堂后厅、拜亭等处悬挂着十几块文魁、武魁、状元、进士等字样的木牌匾，但在解放初破除封建迷信运动中，这些牌匾被当柴火烧。今祠堂尚存木牌匾一块，匾高0.7米、宽1.9米，匾文为“文魁”、“主试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粮饷李翰章监临头品顶戴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刚义为”、“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恩科乡试中式第十九名举人王廷献立”。祠堂厢房两侧现存石碑两通，一为“明王氏世族”碑，一为“呈明县主勒石示禁”碑，可惜历经风雨沧桑，碑文有些模糊不清，有些依稀可证。该堂系潮汕地区唯一一座以双叠楼亭台式石结构的圣旨亭为大门之祠堂，整座祠堂具有南宋建筑遗风，并保留和保存有明、清建筑梁架和木雕，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潮汕宋代古建筑，2001年3月，被原潮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王云谷墓，位于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金溪乡王厝山，与王氏祠堂史脉相承，同为一地史迹。始建于宋淳佑[辛丑年（1241）]年间，坐庚向甲兼酉卯，占地面积576平方米，建筑面积256平方米。该墓葬形状为阳居向台，碑后为古典式全建石龟身，长454公分、宽394公分；龟身后石砌半月形墓管，直径630公分、高250公分；碑前石祭床，高59公分、长140公分、宽77公分，石刻“福寿禄”三字；碑面高198公分（包石床）、宽184公分，系宋代叠头“三门四筷”款式，中间石刻碑文：“宋潮邑一世祖、宁宗赐进士惠州府知府云谷王公、四品诰命霄贞郑氏墓”，两旁石刻博古花瓶。墓前有石柱两对,各高136公分、阔49公分；柱联四副，分别石刻：“庚山锺灵蒸尝表孝思，甲水毓秀继述集大成”、“凤绕吉茔高歌祖宗德，地凝佳城卜其嗣裔昌”、“追思两晋家声远；绵延三槐世泽长”、“继太原世系源远流长，承琅琊道脉子孝孙贤”。两幅直摆（叠狮），各高140公分、长523公分、宽275公分，分别石刻：“祖肇太原、帝胄天潢、琅琊承祧、江左辉煌、固始种德、忠懿流光、燕翼贻谋、奕叶飘香”与“宗兴潮路、世继青缃、惠州黄堂、政声斐然、棉邑立籍、柳岗发祥、螽斯旺盛、兰桂腾芳”。整座墓葬系全建石结构，古朴庄严。该墓虽有王氏后人看管保护，但因年代久远，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受部分损坏。为保护好王云谷墓和王氏祠堂这一不可移动文物，王氏后人专门成立王氏祠堂和王云谷墓文物保护管理组，并筹集资金，按照“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修缮原则，对王云谷墓进行全面修缮，并保留保存原墓葬部分石板材和石构件，现该墓基本恢复宋时原貌，基本保存宋代潮汕墓葬形制、格局、特点。

王云谷，名师程，字纹孙，生于宋孝宗淳熙丁酉年（1177）。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赐进士，授任惠州知府，期间政声斐然。有王师程像像赞佐证：“怀抱利器、刺治惠州、从政雍容、寝食无忧、爱民若赤、疾苦勤求、讴歌载道、人去思留”。回任途经潮阳，爱其山川秀美、风俗淳厚，遂初籍柳岗，韬晦躬耕。之后，带长子王晦斋迁潮阳县城。后裔繁衍潮阳乃至粤东各地，被尊为潮阳王姓氏族始祖。宋淳佑辛丑年（1241）卒，享年64岁。

王云谷系宋代惠州与潮州名人。任惠州知府期间，整饬吏治，勤政爱民，淡泊名利，清廉俭朴，其高风亮节，深受惠州人民赞颂与怀念。隐居柳岗及潮阳县城时，不求闻达，躬耕乐道。在柳岗时任塾师，耕读教子，忠厚传家。至潮阳县城后，以其学识与声望，竭力倡导并率先创办私塾，身体力行教授儒学，传播道德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潮阳的启蒙教育做出贡献，在潮汕大地启蒙教育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更好地妥善保护好王氏祠堂和王云谷墓这难得的宋代不可移动文物，发挥其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研究作用，特申请公布为汕头市文物保护单位。

王氏祠堂，位于潮阳区金灶镇柳岗村。始建于宋建炎三年（1129），明嘉靖十三年（1534）重修，清雍正十三年（1735）曾修，为座乾向巽兼亥巳分金，占地面积1904平方米，建筑面积646.42平方米，系抬梁式与穿斗式相结合之建筑结构。该堂是"潮州前八贤"之一的南宋礼部尚书王大宝请圣旨建造的，是潮汕地区唯一一座以双叠楼亭台式石结构的圣旨亭为大门的祠堂，整座建筑物不仅具有南宋古建遗风，还集明、清两代建筑梁架和木雕特点之大成。由于王氏祠堂系奉圣旨建造，史称“圣旨碑”，故凡路过此地文武官员，文得下轿，武需下鞍，叩拜而过。为潮汕乃至粤东地区不可多得的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宋代古建筑。

王云谷墓，位于潮阳区金灶镇金溪乡王厝山。始建于宋淳佑年间，坐庚向甲兼酉卯，占地面积576平方米，建筑面积256平方米。因年代久远，“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王氏后人筹集资金，组织对古墓葬进行全面修缮，按照“修旧如旧”和“不改变文物原状”之原则，使修缮后的王云谷墓基本保留宋代潮汕古墓葬形制、格局、特点，特别是修缮时还保留保存古墓葬宋时石板材及石构件。该墓一直以来由王氏族人成立文物保护机构进行看管与保护。

王氏祠堂与王云谷墓之现状保存基本完好，已成为潮汕难得的宋代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海内外王氏族人联络乡情乡谊、爱国爱乡爱潮汕历史文化、瞻仰祭祀和各界人士参观、了解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之文物场所。现已专门成立王氏祠堂和王云谷墓文物保护管理组，有若干名专兼职人员负责保护看管，有制度措施保护文物安全。

王氏祠堂系潮汕地区唯一的以双叠楼亭台式石结构的圣旨亭为大门的祠堂，也是“潮州前八贤”之一南宋礼部尚书王大宝请圣旨而建造的独一无二的具有南宋建筑风格的古建筑，整座建筑充分体现了宋代潮汕建筑形制、格局、特点，特别是保留和保存至今的明、清两代建筑梁架和木雕均是潮汕地区难得的古建筑，历史、艺术价值较高。

王云谷墓系宋代惠州、潮州历史名人墓葬。墓主系宋代进士，官任惠州知府，为官一方，造福百姓，政声斐然，备受惠州人民赞颂与怀念。离任入潮后，以其学识，创办私塾，教授儒学，从事启蒙教育，留下众人称道之口碑。其墓葬基本保留并保存宋代潮汕古墓形制、格局、特点。

上述两处不可移动文物，是史脉相承、史料相通、史迹相印之珍贵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研究潮汕宋代建筑形制、格局、特点、特色，特别是明、清建筑梁架及木雕，尤其是潮汕地区唯一的以双叠楼亭台式石结构的圣旨亭为大门的祠堂；对于研究历史名人、宋代古墓、潮汕民俗丧葬文化、王氏人口迁徙入潮文化与潮汕移民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开国中将，曾两度出任毛泽东的特使，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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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党史博采

开国中将张经武，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文韬武略，功勋卓著。他不光是解放军中能征善战的传奇将军，还是中共统战史上的传奇英雄。他一生最富传奇的是，在民族危亡和事关祖国领土完整的重要时刻，曾两度出任毛泽东的特使，去执行极为艰巨的统战任务， 他用忠诚、果敢和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张经武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唯一一任也是最后一任驻藏代表，是西藏工委、西藏军区主要领导人和西藏革命、建设事业的奠基者、组织者和开拓者。

长征途中既挑担又打仗的“特殊”部队师长

张经武，又名张仁山，1906年 9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酃县(今炎陵县)沔渡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对列强欺凌，军阀混战，国不统一，民不聊生混乱局面而强烈不满的张经武，被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革命宗旨深深吸引，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广昌基地司令员，中央军委五局副局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五次反“围剿”。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为了应付更复杂、更困难的局面，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军委确定由张经武出任教导师师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孙毅任参谋长。根据军委决定，教导师由瑞金、会昌、兴国、汀州、于都、石城等十几个县的独立团、营，补训团、营和游击队组成。其中瑞金独立团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政治素质高，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张经武决定以这个团为基础，补充石城、于都两个县的独立团、游击队组成第一团，团长文年生（1955年开国中将），并全部换上了新的武器和服装。接着又组建了第二、三团，每团1700人左右，加上师部各直属队，共6000余人。

长征开始前，博古、李德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命令红一、红八军团为左翼，红三、红九军团为右翼，红五军团为后卫，负责掩护中央机关的转移。为了保密，把转移中的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统称为“红星纵队”，同时决定，把中央机关印刷票子和印刷宣传品的机器，修理枪械的兵工机器统统搬走，由教导师承担这一任务。于是，教导师成为了一支既要担负中央机关的大型机械物资的搬运，又要担负中央纵队后卫的“特殊”部队。刚组建的教导师，要担负这双重任务，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张经武没有丝毫畏难情绪，他召集各种会议，进行紧急动员，并号召广大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第一道设在江西的安远、信丰、赣县和广东南雄之间的公路上；第二道设在广东北部的仁化、湖南南部的汝城之间；第三道设在粤汉路从株洲至韶关一段路上；第四道设在湘江两岸。教导师抬着笨重的机器部件和物资随军委纵队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江西、广东交界的崇山峻岭，行动十分艰难，军委命令白天行军，每天行程70至80华里。教导师每天清晨6时出发，要到晚上10时才能赶到军委指定的宿营地。遇到大山、险路和敌人干扰，就得在第二天凌晨的三、四点才能赶到宿营地，行程时间比前方部队要多花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多个小时，因而，部队每天只能休息二、三个小时，其疲惫、艰苦状况是前方部队不曾有的。张经武、何长工一路马不停蹄，今天到这个连队，明天到那个连队，和战士一路行军，一路谈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除了担运还要担负作战任务，教导师越过大庚山，进入广东南雄，遇到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总参谋长刘伯承向张经武传达了军委命令，由教导师接替红一军团，在广东南雄水口方向担负警戒任务，要求在该阵地坚守一天一夜，以保证中央纵队安全通过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张经武接到命令后，迅速赶赴第一团，向团长文年生交代了战斗任务，并和文年生立即率部赶到南雄与水口之北的小梅关，在此选择了有利地形，构筑起了工事。下午，敌人蜂涌而来，向教导师阵地发起第一次冲锋。当敌人临近我军工事时，张经武、文年生指挥部队猛烈反击，迫使敌人退了回去。黄昏时刻，敌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教导师阵地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并突破了我军前沿阵地，不少战士倒在了血泊之中。但年轻勇敢的一团战士在张经武、文年生的率领下，重新调整兵力部署，经过奋勇拼杀，将阵地夺了回来，直至坚守到第二天，毙伤敌人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掩护中央纵队全部顺利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军委总部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电令予以表彰。

转移途中，战士们对“负重转移”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张经武和何长工、孙毅等进行了认真而慎重的讨论，大家觉得同志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建议由孙毅起草电文，向军委总部报告，说明教导师负重行军的艰难，请求上级批准，今后如果再遇有危险道路时，把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抬的机器部件，炸毁后丢进山涧，以保证部队人员免遭损失。第二天，总部便批准了这一正确要求。轻装后的教导师随后参加了惨烈的突破湘江战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再次受到总部表扬。

血战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李德、博古罔顾蒋介石前面布下的口袋阵，仍机械地坚持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洞察形势，坚决主张放弃原有计划，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甩开敌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绝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这一正确主张，红军改向贵州进军。进入贵州边境时，何长工突然病倒，张经武命令警卫员扎起担架，和警卫员抬着何长工继续行军。回忆这段历史，何长工曾感慨万千地说：“一个红军师长亲自抬我走长征路，真是世上少有，也使我终生难忘。”

黎平会议后，总部决定撤销教导师编制，余部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张经武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参谋长，与李维汉司令员、邓发政委带领纵队继续长征。

宋哲元身边的毛泽东特使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张经武参加了红军东征。1936年6月，张经武奉命进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但他在这里并没有学习多久，就肩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

当时的华北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风雨飘摇。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在日军的高压下，这年年底，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委任宋哲元为委员长。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倡议，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政治素质高的高级干部前往各地方实力派担任联络官，迅速开展统战工作。张经武以其机敏睿智被中央选中。

张经武被派往形势最危急的华北宋哲元处。8月14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了张经武，向他交代了此行的具体任务，并将自己写给宋哲元、张自忠、韩复榘等人的信交给他，其中给宋哲元的信中写道：“兹遣张金吾（张经武化名）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毛泽东特别指出：华北形势十分严峻，此去华北，一定要面见宋哲元，转交他的亲笔信。

宋哲元是冯玉祥西北军旧部，治军严谨，作战勇敢。1933年的长城抗战，宋哲元的29军英勇抵抗，取得喜峰口大捷，给了武器精良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抗日的首次胜利，29军也名震中外。而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政策，使宋哲元及29军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宋哲元入主平津后，深感日方压迫日甚，并且他苦心经营的冀察政权也受到威胁。冀察政务委员会被国人称为“傀儡政权”，并引发了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的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苦闷中彷徨的宋哲元受到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合作。1936年夏天，他派亲信刘子青秘密来到延安，向毛泽东转达他本人“情殷抗日”的心情。因此，毛泽东亲自写了复信，在信中希望他及29军，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的准备；一面恢复1925年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的联俄联共政策， 一俟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而张经武就担负起充当毛泽东特使的重任。

◆1944年9月，毛泽东、张经武等陪同美军观察组观看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

张经武化名张金吾，几经辗转来到北平，通过秘密关系，与宋哲元取得了联系。宋哲元把这位毛泽东派来的红军代表视如上宾，安排在北平西郊颐和园住下，一则避人耳目，二则可以推心置腹地长谈。张经武的到来，让宋哲元喜出望外。张经武向宋哲元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和关切，说“毛泽东先生希望将军能在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绝不会坐视将军独当其难，一定竭尽全力做将军的后援”。在交谈中，张经武向宋哲元介绍了中共及红军的近况，介绍说红军与苏联的国际联系正在打通，共产国际准备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

在此危难之际，宋哲元能够得到毛泽东及中共的鼓舞心情大振，得到了安慰，看到了方向。在几天的接触中，张经武给宋哲元留下深刻的印象。宋哲元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任命张经武为冀察绥靖公署少校参谋，作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秘密联络人。此后，一批共产党员以作战参谋的身份进入了宋哲元的第29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也加紧了对宋哲元及29军的工作。1936年9月11日，宋哲元亲自签署命令，将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名共产党员全部释放。为以后的华北抗战储备了得力干部。1937年春天，第29军举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派党员参加受训，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29军从上到下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宋哲元率29军奋起抵抗，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热情，这其中也有张经武的一份功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8年10月，张经武受命奔赴山东，参加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工作，并负责改编各路游击队，组建八路军山东纵队。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正式成立，张经武任总指挥。1939年，张经武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次年冬赴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5月以后，张经武先后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参谋长、陕甘宁留守兵团副司令员、晋绥军区参谋长，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张经武以少将身份先后出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三十小组代表、执行部参谋长。8月，“调处”失败后，张经武相继担任陕甘宁晋绥军区参谋长、西北军区参谋长，为解放大西北，夺取全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1949年5月以后，又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49年9月，张经武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被选为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兼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厅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力劝达赖返回拉萨

张经武革命一生的辉煌时期，是他在西藏主持工作的15年。15年，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却是西藏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更是张经武驰骋雪域高原、精忠报国为民的峥嵘岁月。这15年，张经武既统揽西藏军政全局、主理涉藏大事，又率兵打仗、筑路生产。很快在困难重重、矛盾交织的特殊环境下打开了工作局面，表现出了非凡的革命胆识和高超的领导才能。

1951年4月，在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来到北京，同以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为全权代表之一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5月23日签订了共17条内容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勾结帝国主义，在协议签订之前已挟持达赖逃到边境亚东，企图以达赖出国来破坏西藏和平解放。协议能否执行，西藏能否和平解放，还存在着严重斗争。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任命文武双全的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立即绕道香港、印度，到亚东劝说达赖返回拉萨。任务紧迫，事关重大，周恩来在紫光阁亲自向他交代了任务和党对西藏的方针政策。

紧接着，张经武驱车去了丰泽园，毛泽东召见并留他吃了晚饭，从晚饭后一直谈到深夜。毛泽东亲笔书写一封给达赖喇嘛的信，请张经武亲手交给他。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出来时，毛泽东又亲自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你到西藏去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认真开展统战工作，尽快说服达赖返回拉萨。

1951年7月，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70多箱礼品，急速赶往分裂主义势力汇集的亚东。刚到亚东，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希望与达赖尽快相见。噶厦提出会见达赖时要有仪式，达赖升座，张经武座位设在达赖右下侧。张经武认为会见仪式和座位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关系，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在张经武的坚决斗争下，噶厦取消了所谓“升座”仪式。16 日，张经武面见达赖，向达赖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向达赖解释了“十七条协议”的精神和“十七条协议”产生的经过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介绍了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和谈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首都人民热烈欢迎的盛况。张经武耐心细致的解说，达赖及其周围官员对“十七条协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所了解，使达赖放弃了出走境外，以境外为据点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打算，并决定尽快返回拉萨。

◆1951年9月，张经武带着毛泽东给达赖赠送的礼品，到罗布林卡面见达赖。图为张经武在途中。

达赖于7月21日从亚东启程，8月17日返回拉萨。随后，张经武也从亚东启程，骑马翻山越岭，于8月18日到达拉萨。张经武成功劝说达赖返回拉萨，稳定了当时的局势，为执行“十七条协议”创造了条件。1951年10月1日，张经武在拉萨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召开了第一次庆祝新中国国庆群众大会。10月24日，达赖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独闯布达拉宫的孤胆英雄

1952年3月，张经武兼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他领导西藏工委，排除各种干扰，努力消除工委领导班子在工作方针上的分歧。运用批评、团结、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并向中央反映情况。为建设西藏、稳定西藏奠定了思想基础。

进藏初期，拥护“十七条协议”与反对“十七条协议”、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的斗争尖锐复杂。张经武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他把革命的原则性与斗争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为首的反动分子。1952年3月31日，西藏亲帝上层分子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利用传统宗教活动的机会，召开了“人民会议”，派出所谓“人民代表”向中共西藏工委请愿。4月1日晚，他们公然纠集部分藏军、喇嘛等千余人包围了党政机关和张经武的住所，周围房顶上架满了机枪。他们疯狂地叫嚷：“解放军撤出西藏”、“西藏的制度不能改变”，妄图煽动社会骚乱，反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行。在这危急的时刻，张经武身边只有一个警卫班，他却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一面通过电话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研究部署了部队，以防突发事变；一面他牢记毛泽东的嘱咐“统战上层，爱国一家”，请来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噶伦，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争取教育工作，严正指出这次骚乱是分裂祖国的阴谋，背后有人策划，西藏地方政府必须立即制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指示西藏工委“你们应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

终于，噶伦们承认事态的严重性，阿沛·阿旺晋美等噶伦当场提出：情愿留在张代表住地，一同应付万一，避免事态扩大。根据中央的指示，张经武于6日约请达赖面谈，达赖答复于8日见面。工委、军区的领导同志都为张经武的安全担忧。他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前往。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们共同商讨处理办法，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中央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和上层人士，也可以教育西藏广大人民，这也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我想他们不可能把我扣留下，但如果我回不来，我将和达赖一起在布达拉宫观看同志们的自卫还击作战，你们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万一被害，也是为革命，为西藏人民而牺牲的嘛!”

◆1955年3月9日，张经武在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西藏地方工作的报告》。

4月8日，张经武不顾生命危险，只带了两个警卫员和一个藏文翻译，登上藏军荷枪实弹把守的布达拉宫，同达赖面谈，要求达赖发布布告解散伪“人民会议”，并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告诉他中央关于制止骚乱的方针。张经武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使达赖不得不佩服，遂下令解散了“人民会议”，撤了武装骚动的两个幕后策划者鲁康娃、洛桑扎西的职务。西藏的整个形势由动荡转为安定，为后来开展西藏工作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这场斗争中，张经武不避艰险、不顾个人安危，表现出沉着、坚定、果断的胆略和斗争艺术。

由于张经武深谙党中央、毛泽东对西藏的政策精髓，1955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是国家主席毛泽东的办公室主任，同时在西藏的职务照旧。当时，美国媒体惊呼：“一个具有类似于白宫公办厅主任身份的人，掌管着大陆中国的西藏政策，可见毛泽东对西藏的重视。”

民主改革等问题，是17条协议中规定了的。1956年春，有些汉族干部和少数藏族干部急躁冒进，要实行民主改革，引起了西藏一些上层人物对民主改革的害怕。张经武教育干部要从西藏实际出发，克服急躁情绪，统一了认识并上报党中央，粉碎了反动分子妄图利用中共的对藏政策失误制造民族矛盾，打击爱国进步力量的阴谋。同年9月4日，党中央接受他的建议，公开宣布：因条件不成熟，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随后，党中央又宣布：6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

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不顾党中央的耐心等待和再三教育，竟于 1959年3月10日撕毁17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并向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攻。当时，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正在内地开会，接到情况通报后立即电告主持党政军工作的谭冠三：坚定地依靠西藏百万农奴和广大干部，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断然下令反击平叛，并极力争取达赖喇嘛回头。叛乱很快得到平息。就在拉萨叛乱平息当天，张经武参加中央会议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转发给西藏工委，给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在平定西藏武装叛乱中，根据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指示，张经武带领干部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的关于农牧区民主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使西藏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胜利。西藏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腐朽、黑暗、残酷、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人们称颂民主改革使西藏稳定发展这一段时间，是西藏第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张经武领导西藏全面建设成绩卓著，刘少奇曾经一语双关地说过：“张经武同志是经过‘武’，当然是经武之才；可是他在西藏搞过‘文’，更是经文之才啊！”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张经武奉调回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西藏的15年，张经武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倾注在了西藏这片高天厚土，赢得了西藏人民的热爱。

1967年春，江青等人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张经武身上，非法逮捕了他。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含冤去世。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政协礼堂为张经武举行了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张经武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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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志怪故事——应梦石人

应梦石人

席大光做四川统帅的时候，母亲朱夫人去世了。席大光暂停工作守丧（丁忧）。他确定把母亲安葬在青城山。有天晚上，他做梦了，梦中有两个人过来拜见他，他们走路笨重，浑身生着恶疮，看样子很恶心。他们跟席大光说：“太夫人的葬地应在温州，具体地名是‘徐家上岙’，那地方在风水上还有个说法叫‘庚山甲向’，你一定要找到那块墓地，等你把母亲安葬好，我们还有个请求，就是希望你帮我们治一下身上这些皮肤病！”

席大光以前就在永嘉（温州），心里本来是想回去的，但觉得路有点远。梦醒以后，他觉得很惊异，就把此梦记在书策上，然后下决心回温州。他在船上也安放了父亲的灵柩，他父亲做过中丞。

到了温州以后，距离席大光计划安葬父母的日期越来越近，但是徐家上岙在哪呢？不知道。他找了个萧山（浙江）人张藻给卜了一卦，先把父母的灵柩暂时放到一座山中寺庙。席大光的一个侄子七郎这天正好到附近百姓家买吃的，那百姓问他干嘛来了？七郎说跟家里人准备安葬亲人。老翁说：“离这儿一里地有个地方叫‘徐家上岙’，而且是‘庚山甲向’的，这算一块好墓地，不少人想花大价钱买下来，但徐家就是不愿意，你可以到那地方去看看！”老爷子跟七郎说这番话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今天去不合适了。于是七郎回来向席大光报告。七郎话还没说完，席大光很激动地说：“那个墓地是不是‘庚山甲向’的？”然后他把记梦的书策拿出来对照，发现那正是梦中提到的墓地。

第二天，席大光就到徐家去拜访，徐家有个老婆婆出来说：“我是徐老爷子的妻子，我丈夫以前曾想用这块地安葬他父亲，但后来做了个梦，梦到一个金甲大神拿着大棍子驱赶他，指着一张芦席上坐着的一个人说，这是席相公家的地方！你们家人不能用这里！从此以后40多年了，我们就没卖这个地，现在既然你家姓席，那肯定就是你家的了，我们不要钱，我只是提个小要求，我儿子刚在乡里当了里正（小吏），您能不能跟本县县宰说说，免除他的劳役？”席大光大喜过望，满口答应。唯一让他想不明白的，是梦中那两个走路笨重的人是怎么回事？

席大光安葬了父母，觉得这墓地风水不错，就在父母墓地的左侧也挖一墓，心想留给自己。工人在挖土过程中，忽然听到“咣当”一声响，原来地里面埋着两个石头人，经过岁月的侵蚀，石头雕像身上大窟窿小眼睛的样子，就像人得了皮肤病一样。席大光先用酒祭祀它们一番，然后让工人把石头雕像抬出来，好好清洗，和上泥，把漏的破的地方全给修补好了。同时建了一个小祠堂，供奉石像，在旁边写了个牌子，上书“应梦石人”。

这事儿的讲述者叫张大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