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日课121：为什么称君临天下为“南面”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6.1）
朱熹《集注》将本章跟下一章合在一起做一章。
南面，是面南背北，一般是指人君之位。李零先生考证说，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西汉式盘，其中的九宫盘，天盘把“君”标在北面，“相”标在东面，“将”标在西面，“百姓”标在南面。《易·说卦传》中也说：
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离卦象征光明，当太阳正当中时，照耀南方，使万物显明，都可以看到，这是代表南方的卦。所以古代君王登基便称为“南面称王（帝）”。
衙门体现的是朝廷的威严，所以也遵从坐北朝南的习俗。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雍，即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前面讲过他是有德之士。本章强调他有治世之才。南面在此指代从政。
南面在此非人君之位，周梦颜《质孔说》中“圣人不敢使弟子为君”有合理的论述:
南面者，临民之位也。庶司百职，无不南面，非必定是人君。夫子使雍，犹使漆雕开仕。若因其有人君之度，欲使之为君，试问置周天子、鲁定、哀公于何地？以事君尽礼之圣人，而蹈语言不谨之咎，可乎？次系君父大伦，不敢不辩。
王引之《经义述闻》亦言：“盖卿大夫有临民之权，临民者，无不南面。仲弓之德可为卿大夫以临民，故可使南面也。”说明他从政没有问题。
儒家不为帝王，却许为帝王师。
西安发现我国古代最早五桥并列遗址
光明日报西安1月14日电记者张哲浩、李洁14日从陕西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配合小雁塔历史文化片区综合改造项目中，发现了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中东起第二座桥基的南壁正视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自2021年5月以来，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至今已发现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横街、横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桥梁基址、朱雀大街东侧水沟及其上与第七横街相通的两座桥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墙角、角门及其外侧水渠上的砖砌涵洞遗址，还发现明清时期荐福寺西北角院墙、围沟及院外两处骨灰瘗埋遗迹。出土各类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铜器、铜钱、铁器及建筑构件等。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考古遗迹正射影像总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国古代以向南为尊，帝王面南而坐，南面称王，北面称臣，皇宫也是坐北朝南，因此，南面的朱雀门，是当时等级最高的门。“隋唐朱雀大街是连接皇城朱雀门与外郭城明德门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张全民介绍。
此次考古，发现了朱雀大街东侧水沟，确认了朱雀大街的东部边界，并在工地范围内揭露出朱雀大街遗址残宽达101米。在朱雀大街中部，分布有密集的南北车辙遗迹，东部临近第七横街处发现有密集的南北、东西向车辙交错遗迹。在这条水沟上，还发现连接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第七横街的两座桥梁基址，可见成排的木柱遗迹以及沟壁残存的包砖。
在横穿朱雀大街的东西水渠上，考古人员发现5座东西并列的砖砌桥基，皆为南北走向，等距离排列。桥基下的渠岸两侧叠涩砌砖，砖基与渠岸之间开挖有生土槽，其下铺设石础，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桥。居中桥基最宽，桥基北侧发现5个础石遗迹，其中尚存3个。两侧4处桥基略窄，完整者南北两侧各存4对础石。据考古实测，中桥恰位于隋唐长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轴线上，与明德门五门道的中门道南北相对。
作为唐长安城的主干线，朱雀大街到底有多壮观？据《长安志》等文献记载，朱雀大街的宽度——广百步，折合今天150米。根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资料，朱雀大街的宽度达150米至155米。根据本次发掘的中桥位置及与朱雀大街东侧水沟边界的测量，结合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考古专家推算朱雀大街的实际宽度大致为130米左右（不含路沟）。
宽阔的朱雀大街，是当时长安城唯一一条可以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与商人都要从这里进入长安城。威严壮阔的朱雀大街上留下了各国无数友人的足迹，见证了那个时代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与灿烂辉煌。
本次考古还发掘出隋唐安仁坊西北角墙基，在安仁坊北墙发现一座角门遗址，门外水渠上发现砖砌涵洞。根据涵洞使用的手印砖等材料，推测大致为盛唐以后。
安仁坊位于皇城之南，据文献记载，本应仅开东西二门。因其西北隅唐时为荐福寺浮图院，院门北开，正与荐福寺寺门南北相对。本次发现的角门形制简单，应是荐福寺的一处便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荐福寺布局和里坊制度的发展变化。
朱雀大街五桥并列遗址位于皇城朱雀门外1200多米外，与朱雀门和明德门遥相呼应，体现了都城礼制的最高等级，对于隋唐长安城形制布局及礼仪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五桥并列遗址，是明清都城中轴线上设置五桥的发端，也是中国都城礼制文化起源、传承和发展的实物见证。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5日0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天祥为什么连拒两朝皇帝劝降
文天祥是南宋末年著名的丞相，他留给世人的爱国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一生担任众多重要官职，宝祐四年获得科举状元，进士第一。开庆元年，任承事郎、宁海军节度判。咸淳六年，任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后因诏书有讽权相贾似道的话语，被罢官。德祐元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文天祥散尽家财为军资，招兵至5万人，起兵抗元。
后为浙西、江东制置使兼知平江府。后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赴元军议和时，因面斥元丞相伯颜被拘留，在押解北上途中逃归。后与张世杰，陆秀夫共同抗元，但均弱不敌众，四次都失败了，最后在广东被俘。其中张弘范，后元朝忽必烈都以优厚的条件来劝降文天祥，但都遭到了他的顽强抵抗，最终被处死。那么为什么文天祥会拒绝两朝皇帝的劝降呢？
一、 教育对文天祥正义爱国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天祥父亲文仪学问广博，文天祥自小就受到父亲学习方面严格的管理和要求，幼时在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学习，书院由吉州知州江万里创办，江万里信奉儒学，且朱熹常来书院讲学，书院中祭祀的先贤都是正气之人，例如正直果敢，刚正不屈的改革家欧阳修，金攻汴梁时决绝不降的杨邦义，南宋初年上疏猛烈抨击宋高宗赵构、秦桧向金称臣的胡诠，还有坚决抗金，坚贞爱国，不为权贵所动的杨万里。
这些人身上正直爱国的思想对年幼的文天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时文天祥就是在正义清净的文化环境里，接受了较好的节义教育。在书院接受的教育间接塑造了文天祥正义爱国的思想。这样的思想是他誓死不降的根基。
二、 所处乱世社会的影响天祥出生在南宋末年，生不逢时，当时受社会战乱影响，社会道德崩坏。南宋统治者多向他国屈服，宋高宗在位期间就杀害了抗金名将岳飞，向金称臣。宋理宗当政期间因联合元灭了金，夺取汴梁，洛阳等地，但元却认为宋背弃了盟约，南宋在元的压力下，宋理宗向天下颁布了《罪己诏》，将夺取的地归还给了元朝。
文天祥生处在混乱屈辱的社会环境下，要么就彻底沦落，要么就选择伟大，万幸文天祥选择的是后者，他幼时的教育促使他在屈辱中选择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起国家复兴的伟大责任，他曾散尽家财，招兵抗元，组织军队顽强抵抗敌国，即使是屡战屡破，但仍然不放下肩上救国的重任。
因为身处南宋末世，所以在他想保留国家最后的尊严，愿意赴死也不投降。身处乱世是他誓死不降的社会基础。
三、 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切影响文天祥自小便接受较为全面的儒学教育，他把儒学中爱国的正气和忠君的纲常思想统一运用到了极致。他在参加进士考试时写下“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而圣人之论法天，乃归之自强不息。”围绕“法天不息”借用儒学经典《易》，抒发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表现出了南宋朝廷的不堪和他爱国至深的思想。
他在《忠孝提纲序》中说道：“为忠臣，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士君子之于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禄而后为忠。“语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义理之责。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广其说，使人人知忠孝之为切己事，常也由其道，变也不失其节。”他也用一生去践行了儒学教予他的忠孝廉洁的思想。
他也在燕狱被监禁时写下了“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的爱国忠君的深切感慨。最后在赴死之前，他感叹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学习，继承，实践并弘扬了儒学的思想管观念，儒学教给他的仁义，节气，爱国，忠君思想是他顽强不降的中流砥柱。
四、 坚定的爱国气节和宏大的人生格局文天祥拒绝两朝皇帝劝降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内心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担当。“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逃出元军的扣押之后这句话成了他一生的指南。在文天祥四次抗元征战期间，有两次在文天祥快被元军抓住时，刘子俊、赵时赏冒名顶替文天祥，助文天祥逃脱，文天祥在见证了爱国之士英勇就义之后，更加坚定了一生为国的责任。
这是社会也是百姓对他的期许。后来文天祥在被押至大都途中张弘范希望文天祥劝降张世杰与陆秀夫，他以“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回应了这份无理的要求。后在狱中忽必烈派来被降封为瀛国公的9岁宋恭帝劝降，但文天祥只是朝北面跪拜不起，并连声说“圣驾请回”。
此时的文天祥依然忠君但决不叛国，所以他跪拜了宋恭帝，但内心的哀痛也使他更坚定了爱国的内心。最后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文天祥，无论以什么优厚的条件都无法劝降他。忽必烈追问：“所愿为何？”文天祥简短而坚定的回答：“愿与一死足矣。”
最后文天祥趋而南向长拜，就死。他的人生格局宏大到已经没有了自己，只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想为国家保留最后的尊严和民族气节，想让南宋有个壮丽的结尾，所以他拒绝两朝皇帝劝降，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而只是忠于心中的南宋。
五、 总结文天祥拒绝两朝皇帝的劝降的原因从无法从物质及客观条件上去寻找，只能从主观的思想方面探寻。“近朱者赤”，耳濡目染的节义教育塑造了他的爱国正义的思想，儒家正统的思想使他坚定了一生的理想信念。
“时势造英雄”，屈辱且混乱的时势造就了他的伟大壮举。归根结底，文天祥对国家深切的爱与责任担当来源于教育与时势，但思想又高于来源的一切，支撑着文天祥守住了内心的爱国信念，扛住了肩上的责任。文天祥的不投降不是为了自己能名垂千史，而是为了让南宋亡的有尊严，而中华民族也因这份不屈服而焕发容光。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 1985
2. 陈清泉著：《文天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 文天祥著：《文天祥全集》 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4. 夏延章编：《文天祥诗文赏析集》巴蜀书社，1994
5. 刘华民：《文天祥与儒家文化》 长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8年1月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