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明的“海权”，如何改变了大国博弈的历史？
原作者 | [英]安德鲁·兰伯特
摘编 | 徐悦东
《海洋与权力》，[英] 安德鲁·兰伯特著，龚昊译，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
“海权”是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论述而出现在历史当中的？
约翰·罗斯金把威尼斯海权的毁灭追溯到当地哥特式建筑被取代的时候，这是一种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建筑风格与从大陆输入的帕拉弟奥式巴洛克风格混合起来形成的建筑样式，很适合用来修建与海事有关的建筑。这一选择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文化潮流，在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国之后，这种潮流引导着这个城邦将注意力集中在其他方面。他确定了在所有海权身上都会出现的主题：包容性政治、商业在公民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反对普世君主国和热衷征服及统治的霸权国家。
霸权的威胁来自奥斯曼土耳其、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罗马教会，这些威胁至今依然能够在英国读者当中引起共鸣。最重要的是，海权为贸易而战。近代，英国凭借自己的两栖部队强行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就像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建立了他们的海上帝国一样。不管他们个人的宗教观点如何，威尼斯的领袖们都在进行精密的“计算”，如若违背他们的信仰，国家可以获得哪些经济上的优势，因为“威尼斯的核心是战争，而不是崇拜”。在一段针对他所属的时代写下的文字中，罗斯金指出，威尼斯的衰落随着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开始，由于个人信仰的丧失而加速。
在此之前两年，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迟了点，但“海权国家”的概念还是被加进了英语词典。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在他的不朽著作《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第五卷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当时英国正与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进行海军军备竞赛。格罗特认为，无须刻意把英国和雅典的海权联系在一起：与他同时代的人根本不会忽略这一点。正是他在这本书里首开先河使用了“seapower”和“thalassocracy”这两个术语，而格罗特是直接从古代作家那里把这些术语沿用过来的，它们被写进了《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他用它们把当代英国人的关切与作为典范的雅典国家联系起来，呼应了希罗多德认为雅典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海洋强国”的观点。
十年之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进一步发展了罗斯金的观点，围绕着“作为一件艺术品的国家”这个命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文化和权力进行了权威的分析。布克哈特运用“建构身份”这个概念来分析现代早期的意大利各国。他们两个人都认识到了“选择”在国家演变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国家的身份易变，绝非固定的。罗斯金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那种充满海洋气息的文化当中，他选择关注威尼斯，而土生土长的巴塞尔人布克哈特则把目光投向了佛罗伦萨。
1890年，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上校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在书中，他做了一种较为乏味的尝试，试图对海权的构成要素进行分类。与罗斯金和布克哈特不同，马汉没有触及海权之魂，他只停留在战略层面上。他把这个希腊术语拆分成一个短语——“sea power”——因为他无法援引威尼斯或英国来为他的祖国提供海权（sea power）先例。它们太小、太弱，特别是太过于海洋化，不能给一个正在崛起的大陆超级大国构建自己的身份提供参考。作为替代，马汉看中了罗马共和国的海军力量，罗马是一个大陆军事帝国，致力于统治它所在的那个半球。他提出的经典模式不是迦太基海权的崛起，而是罗马军事力量对它的毁灭。
同样的，他在现代世界中为美国找到的榜样也不是英国的崛起，而是大陆强者法国没能获得粉碎其脆弱的海权对手，并在波旁王朝、共和国或拿破仑帝国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新罗马帝国所必需的海军优势。马汉希望他的同胞们理解的是，法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其糟糕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它的大陆身份，因为他认识到，美国要继承的是罗马的衣钵，而不是英国的。
虽然对想要学习战略的学生来说，马汉可能是位更好的指导者，但罗斯金对海权的处理方法比他要复杂得多，也重要得多。他以雄辩的文字创作了一部宏大的作品，对威尼斯的建筑与其海洋帝国交织在一起的历史进行了考察。罗斯金并没有把海权问题当成一个选择来处理；他将之视为威尼斯伟大时代的一种根本品质。选择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做出的。他认为推罗是这样的，他还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也是这样的。
罗斯金把英国编进了一条“海权之链”中，通过威尼斯把英国和《旧约》里最富有的城市联系起来。这种海权的传承具有显而易见的目的：衰落的前景始终困扰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这个大国里，一种担忧正在四处蔓延，人们害怕国家已经达到了荣耀的顶峰。这也是一个深受古典文化影响的社会：像罗斯金这样受过教育的人读过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他认为这本史书是部“对全世界都很重要的悲剧”，和乔治·格罗特的历史巨著一样。置身技术快速进步和全球统治的空前盛况中，罗斯金在寻找国家的灵魂。他为自己的祖国忧虑，在他的余生中，忧虑驱使他的笔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威尼斯、文化和命运的主题上来。
《威尼斯之石》激起了一股浪潮，在整个大英帝国中，无数威尼斯哥特式建筑修建起来，把由先驱者奠定的海权概念构建成英国特性的知识核心。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直到被一位美国海军上校的直接论辩和沉闷的散文惊醒，这位上校猛然发现，他因为向英国人讲述了他们起码在三百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名扬天下。
伊凡·艾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
罗斯金和马汉都在古代历史中追寻海权的踪迹，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古希腊的智慧成就仍然是探索作为战略、文化、身份或帝国海权之意义的基础。早在那时，这个主题就经常出现在雅典人的辩论中，这并不是因为雅典人发明了船，进行航海，组建海军或建设海洋帝国，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现象所产生的想法以及塑造了它们的历史进行分析并将之记录下来，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讨论，并创造了第一个海权大国。他们明白，海权文化是雅典政治、经济发展、艺术和身份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比建立一支海军要复杂得多。
“海权”意味着什么？
在这里，对“海权”这种建构出来的国家身份和“制海权”这种海军强国的战略做一下区分是很有必要的。马汉把源于希腊语thalassokratia的“seapower”一词拆分成一个短语，以增强其论点的影响力。在此过程中，他改变了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迄今为止，“海权”一词指的是一个一直选择强调海洋的国家，它通过有意识地构建海洋文化和身份来确保海洋控制带给它的经济和战略优势，以此作为一个大国发挥作用。
海权是海上的帝国式大国，依靠控制海上交通来获得凝聚力、商业利益和控制力。而马汉创造的新短语则仅仅是指任何拥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和港口建设的海军国家对海洋的战略使用。这是必要的，因为马汉的目标是说服当时的美国人建立一支昂贵的海军战斗舰队，而美国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经不是一个海洋国家了。在1890年，世界上只有一个海权大国，但马汉关注的是大陆军事强国法国由于其糟糕的战略和政治选择，结果未能击败英国，而不是英国这个经济和人力资源都有限的海上王国崛起为一个海权世界帝国。他劝告同胞不要重蹈法国的覆辙，也不是效仿英国。美国太大、太大陆化了，不可能成为一个海权国家。他大力主张建设一支用来控制海洋的战斗舰队，以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要再遵循美国常规的海军战略，即只把舰队用在商业袭击和海岸防御上，这样的战略从未成功阻止或击败过英国。
这形成了他这本书的结构，还解释了为什么马汉以1782年作为它的结尾，因为在这个时候，法国舰队取得的胜利已经确保了美国的独立。1781年，当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的船只把英国军队孤立在约克镇并迫使他们投降时，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马汉想让他的美国同胞们理解拥有一支管理有方的战斗舰队对国家安危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仔细地衡量了制海权对陆地而不是海洋的影响。一旦美国采用了海军强国的战斗舰队模式，马汉就把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在随后的著作中，他强调了英国在崛起过程中拥有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并提醒他的同胞们，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是堪为典范的海军领袖。
马汉认识到，英国通过战胜法国波旁王朝获得了主宰海洋的权力，而这发生在1688年“光荣革命”引进了建立海权国家所必需的政治和财政工具之后：具有包容性的政府，集中控制在中央手中的财政，通过政治谈判来决定如何征收税金，根据海军的战略优先地位持续对海军资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优待海洋贸易。这些都是有意识的选择，刻意呼应了其他海权大国的建立过程。英国跟雅典、迦太基、威尼斯和荷兰共和国一样，通过积极构建以海洋为中心的文化身份，成了一个海权国家。
这一进程是由政治选择推动的，当权者利用国家资金建设来控制海军及其所需的基地，并通过海军和陆地建筑、精心挑选的船只及其与宗教的联系，从而确保船只和建筑物传达出海权的核心信息。他们在海边建造寺庙，以此作为醒目的航海标志和导航信标，并用海权艺术装饰他们的公共空间——创造独特的文化形式来表达他们与众不同的意图。这种有意识地精心打造出来的身份传播到了政治精英和利益相关方之外的地方：它流进了大众文化、陶器、硬币、涂鸦、书籍、印刷图像和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
这些产出中有许多是由国家赞助、认可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支持的，这强调了该计划对国家的意义。这种文化在更广泛地流入共同体之前，得到了那些以海洋为生活重心者或是喜欢开明政治者的支持。而且，它还被积极地传播出去。从古代的推罗到大英帝国，硬币在整个贸易世界中传递着海权信息，它们利用船只、神祇和权力的形象来表达对海洋的所有权。由于海权国家从本质上来说实行的都是寡头政治，所以这些选择反映的是辩论和多数人的意见。在所有海权国家里都有一个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它强调土地、陆军和农业那不言自明的优先权。这一反对派通常是由贵族和社会精英组成的，在维持海权国家存在的政治话语中，这是一个关键部分。
修昔底德就是这样一位贵族，他在阐述海权的战略影响时，也对海权的政治后果提出了重要批评。只有当政治国家做好准备来维持它的时候，“成为一个海权”的选择才有持续下去的可能。1672年，约翰·德·威特（Johan de Witt）的悲惨命运凸显了这种被构建起来的身份有多么容易被推翻。多年来，德·威特塑造和指导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海权共和国，但在最后，他在海牙的大街上被那些想要恢复传统君主统治的人撕成了碎片。对五个国家如何创造出这样的身份——因为没有任何两个国家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的核心要素——以及第六个国家的尝试为什么失败的考察证明，这个过程必须是由政治驱动的、在经济上有吸引力的和在战略上有效的。
大陆军事超级大国不是海权国家，海洋在它们的身份中只是一个边缘因素
“海权国家采用的制海权战略”，这种说法容易把这个单词和这个短语的含义搞混，但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当今世界，俄罗斯、中国和美国都掌握制海权，这是任何一个拥有海岸、金钱和人力的国家都可以行使的战略选择，但这些大陆军事超级大国不是海权国家。海洋在它们的身份中充其量只是一个边缘因素。
我们通过对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共和国和英国这五个海权大国进行总体分析，探讨了海权文化和身份的性质和重要性。这个群体不同于俄罗斯这样的陆上大国，古代的罗得斯和近代早期的热那亚这样的海洋国家，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海洋帝国。这五个国家都创造了海权身份，并利用先驱者的思想和经验——它们公开承认这是它们欠下的知识债务。这个群体在促进贸易、知识和政治包容方面做得比它们的陆地同侪更多：它们塑造了足以定义当代西方世界的全球经济和自由价值观。
俄罗斯对海权的回应最明确的象征是位于喀琅施塔得的要塞建筑群，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防建筑群。
大多数海权国家的目录都比这本书里列出的要长，它们使拥有强大的海军或海外帝国这两点获得了不恰当的重要性。虽然波斯等大陆大国都拥有这两样东西，但获得它们并未改变这些国家的基本文化，在几乎所有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文化都是陆地的和军事性的，把商人和金融家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太大、太强，无法从海洋身份中获利。“海权身份”表示国家承认了自身相对来说是较为弱小的，因此，它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求一种不对称的优势。
以1890年到1914年间的德意志帝国为例，既存的大国即使获得了海军和殖民地，也改变不了迫使其维持庞大陆军和继续以欧洲大陆为政策导向的基本战略及文化现实。正是这种大陆逻辑推动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古代王国、罗马共和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西班牙帝国、波旁王朝和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大陆霸主德国和苏联的议程。也正是它决定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海军革命必然会失败，以及当代的超级大国都是陆上帝国。
在今天，马汉所定义的制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这是一个由自由、民主的商业国家组成的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并采取集体行动确保海洋贸易不受海盗、冲突和动荡的影响。虽然战略性的制海权要由美国来提供，但从英国和丹麦到日本和新加坡，这群二三等的强国分享海权身份。这些国家倾尽全力参与全球贸易，异乎寻常地依赖进口资源，并对其文化进行调整，使之适应海洋活动。海洋是其民族文化、经济生活和安全的中心。
海权身份仍然是一个举国上下参与海洋事务的问题，是一个为那些与生俱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关乎其存亡的——只要失去对海洋交通的控制就会受损的国家准备的定义。由于这个定义包含了神话、情感和价值观，所以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计算。长期以来，海权的文化遗产一直被包裹在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在内的西方自由贸易国家的集体身份中。它受到害怕变革、包容性政治、自由市场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学者而言，它仍然是重要的分析资源。
海权国家并不强大，正因为它们弱小，所以它们专注海洋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马汉创造的短语“sea power”——描述拥有海军的国家可以做出的战略选择——改变了这个词在古希腊语中原本的含义，从代表一种身份变成了代表一种战略，这削弱了我们把海权理解为文化的能力。对古希腊人来说，海权是一个以海洋为主导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军的国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用“thalassokratia”来描述作为文化的海权。所有希腊国家拥有的海军加起来也没有波斯的海军多，但波斯仍然是一个陆上强国。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海军力量击败了雅典，但它永远无法成为一个海权。
然而，雅典是一个海权，这种身份的深层文化含义解释了它与斯巴达发生冲突的原因，以及为什么斯巴达会和波斯结盟，并利用其胜利迫使雅典成为一个正常的大陆国家。海权文化所具有的颠覆和破坏稳定的性质，把追求平等的民粹主义政治与海上商业、帝国扩张和无尽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吓坏了它的许多评论者。柏拉图（Plato）对它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孔子（Confucius）也是如此，虽说修昔底德对它的忧虑表现得更微妙些，但同样清晰可见。这些反应强调了横亘于政治、经济、社会和战争中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把海权国家与大陆强国区分开来。
海权国家并不强大，正因为它们弱小，所以它们专注海洋，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荣选择了一个不对称的重点。此外，海权身份完全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由于任何政治组织的文化边界都是由家庭、部落、信仰、土地和财产来确定的，因此，海洋身份既不寻常又不自然。它不是在地理或环境的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海权身份的创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常是对自身弱点和脆弱性的自觉反应。虽然海权身份可以使国家成为大国，但既存的大国不会选择成为海权，哪怕海洋对其国民生计很重要也是如此。法国有大量的海军和几处海外殖民帝国，但它们从未取得与欧洲扩张和大陆军队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的地位。
尽管一些小型政体受其地理位置、人口和经济生活的影响，几乎是身不由己地成了海洋国家，但在这种身份中，总会有一种自觉的选择。然而，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治重要性是有限的。古代的海洋国家，那些弱小的贸易政体，利用它们临海的地理位置和航海技能来防止和改善被大陆帝国的吸收，或是让这种吸收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虽然米诺斯凭借它位于海岛之上的优势缔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海权（thalassokratia），但海洋国家腓尼基就只能靠政治技巧和适时的让步来保身了。只有在大陆列强之间的水域里存身时，海洋国家的运作才是最有效的：在普世君主国或国家间贸易微不足道的时代，它们会变得无足轻重。
包容性政治与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经由海洋传播的开明政治意识形态一直是海权国家武器库里最重要的一件武器。这些观念吸引着那些从事海上贸易的人，使他们意识到有必要挑战僵化的专制制度。雅典为了建立帝国而到处传播民主，这让斯巴达和波斯大为惊愕。雅典选择了海权身份之后，很快就把近似于神话的米诺斯海权奉为先驱，以免被扣上标新立异的帽子。塑造这些国家的观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雅典和迦太基在腓尼基这个先驱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而后来者则很重视雅典人的争论和迦太基身上的悲惨命运。
雅典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海权，是因为它面临着来自普世君主国波斯的毁灭性打击。就是这个原因促使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对雅典进行了改造，用政治和文化手段把它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海权，有能力建立一支目标明确的海军，并最终建立一个海洋帝国来支撑其财政。这一决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雅典已经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这座城市通过合作制定决策的机制和对外行动取得的回报，把它迄今为止一直潜藏的力量释放出来了。其结果令人震惊：雅典的人口迅速膨胀，使它更加依赖遥远的黑海麦田，因此，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海军封锁的威胁。雅典人通过投票做出这个与众不同的抉择，这决定了它的身份在希腊世界里会变得越来越独特，而这一身份又引发了人们对变革过程和方向的深刻思考。
公元前466年，当雅典的两栖部队在攸里梅敦河（Eurymedon river）击溃了一支庞大的波斯舰队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技巧、侵略性以及——最重要的——传播其民主制度的野心，吓住了斯巴达人，而他们想要解放埃及的企图也令波斯大王决定支持斯巴达这个一心维持希腊现状的强国。最终，斯巴达的军队、波斯的黄金和雅典的傲慢摧毁了这个海权国家。两个获胜的大陆强国瓦解了雅典的民主制度，消灭了它的舰队，破坏了使雅典成为人工岛，并且强化了其海权身份的长墙。海权与陆权的差异所造成的威胁使罗马消灭了海权国家迦太基，因为它是一种根本不同的、具有深远威胁的文化选择。虽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迦太基都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但罗马人读过柏拉图：他们知道真正的威胁来自文化。
鉴于陆地和海洋国家在这些竞争中的战略权重完全不成比例——海洋国家缺乏人口、领土和大规模的军队，更大、更强的大陆竞争对手对海洋国家的恐惧需要得到解释。答案在于文化层面。海权依赖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这主要指的是实行寡头政治的共和国，它们的开明制度挑战了君主专制政体以及与它们同时代的大陆国家中的社会精英僭主。这种具有包容性的模式至关重要，只有通过政治包容来调动所有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弱小国家才有希望与规模更大、军事更强的对手竞争。这种政治现实使帝国式的国家惊慌失措，这些国家是用军事力量、所占领的土地和所控制的人口来衡量实力的。对这些国家来说，包容性的政治，不论它是寡头共和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是混乱和变革的可怕先兆。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只有一个统治者、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个中央集权的指令性经济。
海权国家抵制这种帝国霸权，因为除此之外，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卑躬屈膝地屈服军事力量，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经济利益和身份消亡：港口和思想将被封闭起来，不再用于交换货物和交流观念。维持海军力量——这是海权国家最主要的战略工具——所需的成本高昂，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服务于资本和商业利益，而商业滋养了舰队，同时又依赖舰队的保护。这些顾虑迫使海权政治家们结为联盟，共同反对霸权国家和普世君主国及其指令性经济。一旦它们的安全得到保障，海权国家就会把海军力量的经济负担转移到海外商业帝国身上，对贸易征税，以此来资助它们的舰队。
海权身份有着明显的限制。那些弱小的大陆国家即使成为海权，也会受到地理条件的约束，还容易遭到陆上军队的攻击。而岛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海洋会给它们带来安全、贸易和帝国。古代的克里特岛（Crete Island）开发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网络，并拥有强有力的海权文化，它的商业、码头、划桨船和取之不尽的富含油脂且对增强大脑功能很有用处的海鱼都是这种文化的表现。
古代的海权本能地寻求一个与大陆隔绝的地理位置，因此，雅典人不禁为他们的城市位于大陆之上，并且离海有一段距离而哀叹。为了扭转这一现实，地米斯托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的“长墙”——斯巴达随即对此举提出了警告，这表明整个希腊世界都理解了他的意图。虽然海权钟情岛屿，但本书力求避免粗糙的地理决定论。只有一个海权大国完全是个岛国，那就是1707年以后的不列颠王国。其余的海权大国，包括威尼斯在内，都是靠着从毗连大陆领土上取得的资源来实现这一地位的。类似的，1867年到1945年间，日本帝国尽管是个岛国，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却没有成为一个海权国家。日本是个专注于征服大陆的陆军强国：海军是用来确保它与朝鲜、满洲和中国中原地区之间的军事交通的。
正如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观察到的，以批判的眼光来看，海权国家的建设是件艺术品，通过国家文化的镜头来观察能够最好地理解它。随着国家走向海洋，它们的艺术、思想和文学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传播海洋形象、文字、概念和价值观的重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它们与其他海权——不论是当代的，还是历史上的——不断接触的影响。然而，在身份形成过程中，凹透镜成像是一种比模拟更为有效的机制。与海权相类似的国家不会威胁到它的生存。国家身份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变，更有可能是为了回应大陆霸权国家的野心所造成的生存威胁。
对荷兰共和国来说，这些霸权国家，首先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后来是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国。作为一种被构建出来的身份，海权需要不断更新和重复：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而忘记自己海洋身份的国家，会缓慢而确定无疑地失去其海洋身份。这种身份可能会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消失，必要的技能也会随之消逝。现代英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失败的边缘：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大海只不过是一个休闲的去处。然而，大陆列强难以长期保持海军力量。俄罗斯海军无休止的周期运动——产生、盛极一时、衰败和重建，这或许是世界史上唯一一个真正的循环模式——证明，任何没能成为国家身份之核心的东西都会在逆境中被牺牲掉。尽管海洋并没有给大多数俄罗斯人带来麻烦，但是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的决定表明，在这两场大战中，要塞化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海军基地进行的英勇防御深深地刻在了俄罗斯人的灵魂里。
小威廉·范·德·维尔德为荷兰海权绘制了一曲挽歌：《科内利斯·德·特龙普的前旗舰“黄金狮子”号在阿姆斯特丹前面的IJ湾上》
尽管海权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很弱小。弱小迫使它们只能进行有限的战争、寻求盟友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它们没有能力做得更多。海洋不同于陆地，不会受到永久的控制或绝对的统治。陆上大国经常以无限的、关乎存亡的战争来解决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罗马——因为它们能够做得到。只要丧失了对海洋的控制，海权就会被击败，但想要击败陆上强国，就得在战场上战胜它们，并占据其核心领土。
现在，关于海权的起源和性质的讨论被局限在一个狭隘、循环的实用主义战略思想框架中，这个框架根据现代实践去解释古典文本。举个明显的例子，马汉声称他在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中发现了制海权在历史上的主要作用，这凸显了封闭精神世界所具有的危险性。蒙森生活在德国走向统一的时代，1863年到1884年间，他在普鲁士议会和后来的德意志议会中任职，是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言人。蒙森对迦太基的憎恶可能受到了他强烈的反英情绪的影响。
他公开主张使用暴力来扩大德国的势力，并禁止罗马帝国史草稿的出版，因为它可以被解读为对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追求普世君主国野心的批评。他所写的关于罗马共和国历史的巨著出版于19世纪50年代，他对德意志统一的拥护在这本书中有深刻的体现。他不带丝毫疑问地接受了罗马一方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看法，尤其是罗马人对战争大前提的看法：罗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抵抗由狡猾、奸诈的野蛮人汉尼拔领导的侵略成性、破坏条约的迦太基。这个敌人的形象与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以及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现代的学术研究推翻了蒙森的夸张描述，驳斥了激发马汉灵感的战略难题。19世纪晚期的美国战略家马汉愉快地重复着德国历史学家的看法，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他们本国的帝国扩张大业。这两个国家都是大陆国家，都建立了一支以跨海投送军事力量为目的的海军，这使得他们对制海权的分析带有特殊的陆军性质。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海权国家。蒙森和马汉忽略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还有修昔底德和色诺芬（Xenophon）对海权国家本质所做的大量辩论。而且，他们两个都错了。
蒙森认为，由于迦太基缺乏海军力量，无法跨过地中海中部投送一支大军，所以汉尼拔决定通过高卢入侵意大利，他的这个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而马汉把它当成了一种思想体系的基础，这种思想体系把“海权”（sea power）等同于海军力量，而非一种文化选择。蒙森把迦太基视为与罗马势均力敌的帝国。实际上，迦太基比罗马弱得多，汉尼拔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够把罗马控制在地区体系之内的联盟；他并不想打倒这个强大的共和国，也没有计划摧毁它。他穿过高卢进军是为了招募军队和盟友，而不走海路运送军队是因为迦太基在意大利海岸没有海军基地：获取这样的基地是他对意大利发动战役的主要目标之一。
虽然罗马人摧毁了迦太基海权留下的记录，但希腊人的争论却从希腊化世界里经由罗马和拜占庭一直传到了威尼斯。在那里，活字印刷使海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普遍财产。古希腊是16世纪英格兰海权智慧的源泉，受过大学教育的学者如伯利男爵（Burleigh）、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约翰·迪伊（John Dee）和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都接触过古希腊文本，他们全都拥有由威尼斯人文学者和出版商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制作的希腊文版修昔底德著作。
迪伊率先用它来宣扬“大英帝国”成为海权的愿景，将国家的法律、领土和经济利益与海洋身份融为一体。他设定了英国海权的知识参数，鼓励别人从他的书里汲取灵感并进一步发展他的思想。都铎王朝的国王们摆脱了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主宰的欧洲体系对英国的限制，同时推动了海权进入英国文化和战略的过程。他们把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与国家身份联系起来，在这种身份中，击败无敌舰队成了英国的“萨拉米斯之战”，这一事件证明了过去几十年来的主张和争论的正确性。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中，观念的形式和焦点都在改变，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现实，同时保留它们不容置疑的古代权威。
19世纪德国艺术家威廉·冯·考尔巴赫所作的关于萨拉米斯的寓言
这种流动性告诉我们，有必要采用一种长远的视角，以区分原本的观念和后来的粉饰。维多利亚时代对古克里特岛的典型反应并非来自对近似神话的过去的考古学见解，而是来自这个时期对大英帝国的假设。考古学家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在掌握证据前很久就认为米诺斯王国是一个和平的维多利亚式海权帝国。然而，在英国人把它确定为海权的同时，来自大陆国家的考古学家却对证据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假设。埃文斯的许多主张都得到了现代研究的支持。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海权”，它的传播跨越了时间
归根到底，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国家改变其文化的能力——从陆地到海洋，然后再次回到陆地，这是由政治选择而不是地理上的必然性驱动的——以及选择成为海权对少数几个成为大国的海权国家的影响。本文强调了马汉的制海权——一种可以由大陆列强掌握的战略工具——和成为海权国家的文化现实之间的根本区别。
对那些不得不与海权国家打交道的大陆军事强国来说，拥有一支专业的海军是个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从波斯到苏联，这种海军的目标都是摧毁海权，而不是获得它。罗马通过消灭海权和把足以摧毁其他所有选择的单一罗马文化强加于人，从而成了地中海世界的普世君主国：正如迦太基人所领略的，这是罗马人在推行和平的同时制造的“沙漠”。
罗马的行动反映了他们对非正统文化模式的极度恐惧。他们对海权的政治包容性和文化活力而不是战略力量感到震惊。罗马摧毁的是海权文化，而不是战略性制海权。是文化而不是军力导致了罗马人对迦太基的忧虑和对汉尼拔的迫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扎马战役结束之后，罗马已经没有理由再害怕汉尼拔的军事天赋了；西庇阿（Scipio）在战场上击败了他，罗马拥有了更强的军队。他们之所以把他赶出迦太基，是因为他动员人民按照民粹主义的包容性路线重建国家，这与那些控制罗马元老院且拥有土地的寡头所青睐的路线大不相同。这种恐惧一直持续到汉尼拔去世。
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在海权和有限战争之间建立了密切联系。作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海权拥有比依赖土地的陆权更强大的财政资源，如果它们能躲在岛屿上或躲在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避免遭到没有限制的还击，它们就会比敌人更有持久力，让敌人疲惫不堪，最后就能达成妥协，实现和平，这就是海权用以替代“决战”的手段。决战是彻底打倒敌人的猛烈一击，大陆军事思想家们为了实现它而绞尽脑汁。
在“葬礼演讲”中，伯里克利有效地颠覆了希腊战争的逻辑，用以水陆两栖作战、经济战和坚持为特征的海洋战略取代了重装步兵之间短暂而激烈的陆上战斗，几个世纪以来，希腊人为了解决争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战斗。伯里克利被称为“克山提波斯（Xanthippus）之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的父亲克山提波斯是雅典舰队的司令官，曾指挥一支两栖攻击部队在攸里梅敦河摧毁了波斯的残余舰队，打通了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Campaign）以获取粮食供应，并确保了雅典在爱琴海上的霸权。
正如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在1911年所证明的那样，海权依赖有限的战争和海洋战略，因为这是唯一能让它们成为大国的选择。它们通过专注海洋获得了不对称的优势，但不得不接受由此产生的限制。科贝特简洁的论述值得重复，因为它强调了海权的战略是海上的，依赖海军和陆军的联合作战。他大概想起了在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的雅典人，以及1759年在魁北克（Quebec）的英国人：
鉴于人类生活在陆地上而不是海上，所以，处于战争中的各国之间的重大问题总是取决于——除极少数情况外——你的军队能对敌人的领土和国民生活做些什么，或是敌人对于你的舰队能让你的军队有做到这些事的恐惧。
大陆强国的武器是大规模的军事动员，试图动用这件“武器”的海权——1689年到1713年间的荷兰共和国，以及1916年到1918年间的英国——会被它们自己的努力摧毁，哪怕是它们“赢得”了战争。只有大陆列强可以使用海军来推行以歼灭和无条件投降为目的的全面战争战略。曾被罗马采纳的这种战略模式是马汉留给美国的遗产。罗马拥有战略性的制海权，但罗马和美国都不是海权国家。以塑造了海权国家建设过程的独特、偶然的决定与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创建一个强大海军国家——这个过程是由一位热衷于获取大陆军事霸权的王朝独裁者推动的——的决定做对比，可以凸显这两个概念的差异。
作为博学多闻的国家，海权对先例有着深刻的认识。它们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以前就已经有人做过了，它们把这个事实作为塑造其身份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来表达。然而，它们的敌人同样擅长利用过去。海权陷入了深刻的文化冲突中，先驱国家的思想和主张被用来解释、辩护、谴责和相互抵消。虽然没有哪两个海权国家是完全相同的，但它们的共同之处比任何差异都重要得多。它们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群体。这些模式以及思想跨越时间的传播，使得这种集体评估具有连贯性和说服力，而争论也没有结束：海权身份的关键要素作为联系和差异的重点，仍然是西方先进集体的核心。
从长时段观察最容易理解海权作为文化的重要性——海权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了从个别例子中得出的见解。此外，海权文化所积累的知识以多种形式，经由相继而起的海权传递下来，这是历史服务社会的最佳例证。海权依赖海洋活动，并采用马汉制海权的不同版本作为其战略选择。然而，这一战略也可以被主要的大陆国家使用，无须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我们对世界其他地区——从红海和印度洋到东亚和波利尼西亚——的认识不断增加，以往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史得到了补充，各地区的历史被整合到了一起。这些历史突出了具有强烈海洋身份的国家、对制海权战略的运用和航海技术的惊人发展。将本书的焦点集中在欧洲经验上的决定反映了我的意图，即把本文视为对一个连贯的、相互关联的海权国家群体的集体研究，这些国家对其先驱留下的知识遗产有着敏锐且明显的认识。
1900年前后，这一经验传遍了全球：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海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欧洲式的。本书所考察的每一个国家，包括沙俄在内，都以欧洲过去的历史为先例，为了成为或保持海权，从过去发生的事中吸取经验教训。最能证明这一论点的证据是，第一个海权大国古希腊发明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国这个海权，以免因成为第一个这样的国家而背上标新立异的恶名，并以此把它欠腓尼基人的巨大知识债务掩盖了起来，后来的每一个海权都是在这份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一种思想的历史，它的传播跨越了时间。
原作者 | [英]安德鲁·兰伯特
摘编 | 徐悦东
导语校对 | 李项玲
来源：新京报
诗意的江南：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有人说，后现代的人类已经无法理解古人的境界，像扬州、苏州、杭州这样诗情画意的地方，居然也躲不过人们的吐槽，“商业化太重”、“就那几个建筑，没啥好看的”、“名不副实，一点韵味都没有”……似乎古人心中梦中的天堂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诗意江南的味道。其实，扬苏杭还是那个扬苏杭，只是人已经不再是当时的人，我们这个曾经诗意盎然的民族，如今已世俗得无法用诗的心境和语言来捕捉江南的魅力。而扬州的魅力，就来自于隋炀帝的故事，来自于二十四桥明月，来自于古运河，当然更来自于古典诗词对扬州的歌咏……只有到过扬州，你才发现，眼前的一切早已被古人写进了诗词里，扬州几乎就浸泡在诗里头！
自吴王夫差开邗渠筑城，扬州经吴越春秋，先后有汉之兴、唐之盛、清之富，一路走来，几经兴衰，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扬州又是一座多情的城市，其间多少风流人物、多少江山胜迹、多少诗情画意都随着古运河悠悠流淌。当你踏进绿杨城郭、竹西佳处，眼前是清风、明月、绿柳、红药……
“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杨柳是扬州的象征，杨柳和扬州的关系，可追溯到隋朝。隋开邗沟入江，旁筑御河，树以杨柳，谓之隋堤。今天的扬州人，依然生活在唐代诗人杜牧笔下那个处处飘逸着杨柳风姿的城市。而扬州的诗意，就体现在《唐诗三百首》里，体现在历代诗人的吟咏中。
“扬州旧处可淹留，台榭高明复好游。”关于扬州的风物诗，最早的可能就是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了。其后，唐代大诗人李白以一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道出了扬州的不尽风流，穿透历史烟云，成为提升扬州知名度的最佳广告。
而最先把扬州月写得如梦如幻的，应是扬州诗人张若虚。他的《春江花月夜》，被称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他用诗的音符和声韵，谱写了一首扬州南郊江畔的月光梦幻曲。“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千多年来，不知唤起了多少情思。
三年的扬州生活，让杜牧沉入到这座城市的精神深处，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使“二十四桥明月”成为人们千百年的怀想，成为向往扬州的共同情结。
最令人叫绝的是徐凝，他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则以最简约的数字，极富夸张而又极富诗情地将扬州月写得明丽无比、风情无限，让后来的文人骚客徒呼羡慕嫉妒恨。
王安石在古运河的瓜洲渡口，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千古名篇。诗中一个“绿”字将无形的春风化为鲜明的形象，至今仍是学诗时不得不提的范例。
姜夔的《扬州慢》，则记录了金兵两次大规模入侵扬州后的景象：“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明人歌咏扬州的佳作也不少，但都比不上林章的那首《渡江词》：“不待东风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扬州第几桥？”
唐人张祜在竹西感慨：“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而清人黄慎则和他“隔世叫板”：“人生只爱扬州住，夹岸垂杨春气薰。”而爱扬州爱到骨子里的，不是黄慎，也不是张祜，甚至不是“十年一觉扬州梦”的杜牧，而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郑板桥三度扬州卖画，临了才回归故里。正是那阕《满江红·思家》的首句——“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以平实、真挚的语言，流露出对扬州深深的依恋……
可以说，整个扬州城，乃至每一处景点，都已经入诗，甚至连日本人森槐南也发出“扬州风物最相思”的感叹！你一路走来，不需要创作，只需要背出这些古诗词，哪怕只是经典的那一句，整个旅程就充满了美好。
瘦西湖：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瘦西湖成为今日扬州的第一张名片，这要感谢清代诗人汪沆，是他为瘦西湖取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较之杭州西湖，瘦西湖有着一种清瘦婉丽的神韵。蜿蜒清澈的河流是她柔软纤细的腰肢，二十四桥宛如绝版的玉佩缀在腰间，岸边的红花绿柳是她的轻袖薄衫。尤其是烟花三月，漫步于瘦西湖畔，但见一泓曲水，宛如锦带，似飘似拂，时放时收；几步一柳，好似绿色纱帐，柔媚动人，加之桃花、迎春花、紫丁香、三色堇、玉兰花等妩媚的花树陪伴，更觉舒卷飘逸，窈窕多姿，所谓“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旖旎风情，如诗如画。
徐园作为瘦西湖的“屏风”，园中有一馆、一榭、一亭，外有曲水，内有池塘，花木竹石，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江南园林的精巧雅致。
经徐园，过小虹桥，便是小金山。风亭、吹台、琴室、木樨书屋、棋室、月观，全都集中在这里。当年有扬州和镇江的两个和尚闲聊，镇江和尚说：“青山也厌扬州俗，多少峰峦不过江。”扬州和尚当然不认同，于是二人便下棋打赌，结果扬州和尚棋高一着，只用了一个“小”字，就把镇江的金山“引渡”过来了。
深入湖心的钓鱼台，三面临水，仅一道长堤与小金山相连，原是演奏丝竹乐器的地方。在中国众多“钓鱼台”中，瘦西湖的钓鱼台体量最小，却是中国园林“框景”艺术的代表作。
若把瘦西湖比作婀娜多姿的少女，则五亭桥就是少女身上那条华美的腰带。五亭桥上建有五座南方特色的风亭，亭上有宝顶，亭内有天花，亭外挂风铃。桥身由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卷洞组成，空灵的拱顶卷洞配上敦实的桥基，直线搭配曲线，显得极为自然流畅，是瘦西湖的代表性名片。
杜牧的一句“二十四桥明月夜”，千百年来让多少人寻寻觅觅。其实，“二十四桥”只是一座桥的名字而已。自杜牧以后，二十四桥便成为诗人心中扬州的眼睛。二十四桥明月，更被郁达夫评为中国南方的四大秋色之一。如今，熙春台东面，还有毛泽东手书的诗碑：“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扬州好，第一是红桥。杨柳绿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系兰桡。”清代费轩的这首《梦香词·调寄望江南》，描写的便是横跨瘦西湖的大虹桥。大虹桥原是一座木桥，围以红色栏杆，故名“红桥”。清康熙元年，王士祯在扬州做官，将红桥改建为石桥，因形似彩虹卧波，又名“虹桥”。
人们常常以“绿扬城郭”来形容扬州，其实这个优美名词的创造者便是王士祯。这年夏末，王士祯和好友泛舟红桥，即席赋词：“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词作被广为传诵，风靡一时，“绿杨城郭”便成了扬州的又一个代名词。
何园：月作主人梅作客，花为四壁船为家
何园原名“寄啸山庄”，取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依南窗以寄傲，登东皋以舒啸”。光绪九年（1883），何芷舠归隐扬州，购得片石山房旧址，历时13年，方始建成。
何园被誉为“晚清第一园”，一改中国私家园林前宅后园的传统，把住宅融入叠石理水的花园之中，力求人居环境的最大美化。全园分为东园、西园、园居院落、片石山房四个部分，园居院落被东园、西园和片石山房包围，园内两层串楼和复廊与住宅连成一体。
东园的主要建筑是四面厅，厅似船形，四周以鹅卵石、瓦片铺地，花纹作水波状，给人以水居的意境。南向的廊柱上悬有木刻联句：“月作主人梅作客，花为四壁船为家。”
西园以水池居中，池中央便是水心亭。这是一座水中戏亭，专供主人观赏戏曲、歌舞和纳凉赏景之用。《红楼梦》、《还珠格格》等一百多部影视剧曾在此取景。
游片石山房，最不能忽略的景观便是镜花水月。山房西边廊壁间镶嵌了一面大玻璃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镜子都能将园中景色收入怀抱。与镜子遥遥相对，东北湖山脚下的水潭中，则藏着一轮明月，跟随游人的脚步，从月牙到满月，依次变化。这两处合起来，便是片石山房著名的佛理景观——镜花水月。
有人总结了何园的建筑特点，并归纳为四个“天下第一”。
“天下第一廊”。跟颐和园的游廊不同，何园是楼廊，楼廊之妙，不在于长，而在于曲。何园几乎所有楼阁的腰部都建有长廊，腾挪缠绕于建筑之间，复道凌空，内外分流，回环曲折，高低错落，把廊道建筑的功能和魅力，发挥到了登峰造极之境。
“天下第一窗”。复道回廊的墙上，每隔一段都设有不同形状的“花窗”。如果把园林比作一首好诗，花窗便是它的锦词佳句。何园花窗数量多且制作精美，组成了一条条优雅别致的花窗带。花窗带本身就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线，而且实现了不同空间相互借景。透过花窗，宛若观看一幅幅流动的框画，移步换景，迷离多变。
“天下第一亭”。西园的水心亭，据专家考证，是中国仅有的水上戏亭。
“天下第一山”。石涛钟情山水，师法自然，一生遍访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成为了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他还是一位叠石造园的高手，41岁时结束云游生涯，客居扬州，创作了片石山房。这是他留在人间的唯一叠石作品，被称为“人间孤本”。“山”内藏有两间石屋，东西两面皆有洞门出入，为养心消暑之绝地。
个园：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个园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以竹石取胜，连园名中的“个”字，也是取了“竹”字的半边。此外，三片一组的竹叶也形似“个”字，竹叶在白墙上的影子也是“个”字，甚至园主名字中的“筠”也借指竹，园以“个”名，实乃传神阿堵。
个园是一处典型的私家住宅园林，南宅北园。住宅由东、中、西三条轴线组成，每条轴线分为前、中、后三进，由两条火巷分隔。住宅之后便是私家花园，据说是石涛手笔。个园在设计上取材自然又敢破常格，以四季假山汇于一园的独特叠石艺术闻名遐迩。
未入园门，只见修石倚门、筱竹劲挺、石笋破土，缕缕阳光把稀疏竹影映射在墙上，形成无数“个”字纹案，烘托着“个园”匾额。袁枚到此曾留诗一首：“秋从夏雨声中入，春在寒梅蕊上寻。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个园最负盛名的，是以笋石、湖石、黄石、宣石叠成的春夏秋冬四季假山，叠石艺术高超，以石斗奇，融造园法则与山水画理于一体，令人叹为观止，被园林泰斗陈从周先生誉为“国内孤例”。
春山由十二块象形山石和树木组成，对应十二生肖，寓意“十二生肖齐闹春”。竹丛中插植着青绿斑驳的石笋，以“寸石生情”之态，点破春山主题——“一段好春不忍藏，最是含情带雨竹”，巧妙地传达了传统文化中的“惜春”之意。
夏山全用太湖石叠成，形姿多变，状若天上带雨的云朵。曲桥旁侧立一湖石，是个园的镇园之宝。此石自下而上有三个孔洞，像是“月”字；遮去下面的孔洞，又极似“丑”字。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
如果说春山是开篇，夏山是铺展，那么秋山则是高潮。秋山最富画意，由悬崖峭壁的安徽黄石堆就，有的赭黄，有的赤红，如刀劈斧削。山隙间丹枫斜伸，曲干虬枝与嶙峋山势浑然天成。山顶有亭翼然，登亭眺望，群峰低昂，烟岚飘隐，有咫尺千里之势。
冬山是个园中最小的一组假山，构思却最为精巧独特。冬山用宣石以掇山、贴山、围山三种手法叠成，从色、形、声三个角度勾画冬的意境。无论近看远观，假山上皆似覆盖一层未消的残雪，而山脚又以白矾石铺成冰裂纹状来加深寒冬气象。靠春景的西墙，则开了两个圆形漏窗，只见枝枝翠竹探过墙来，又造成“严冬过尽绽春蕾”的深远意境。整个园景犹如一幅构制宏大的画卷，路随景转，景随路换，浑然一体。
古运河：青春花开树临水，白日绮罗人上船
可以说，没有古运河，就没有扬州城。古运河是扬州城的“母亲河”，扬州也是唯一与古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
古运河扬州段是整个运河中最古老的一段，从瓜洲至湾头全长约30公里，构成著名的“扬州三湾”。沿着古运河缓缓前行，从春秋、两汉、隋唐一种穿越到宋元、明清，沿岸古迹林立，繁华的街市景象，两岸的民俗文化，悠远的古寺塔影，风情万种的杨柳，富有水乡特色的小桥野渡，掩映于水杉翠竹下的农舍，犹如《清明上河图》的长幅画卷。
“千年古渡”瓜洲，历来是扬州的门户，也是文人荟萃之地。白居易在这里写下了《长相思》：“汴水流，泗水流， 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 恨到归时方始休。明月人倚楼。”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更是影响深远：“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还有名妓杜十娘，在这里怒沉百宝箱……
修饰扬州的意象中，月亮与运河，恐怕是最具风韵的词语了。从南门遗址到五台山大桥，古运河沿岸灯火璀璨、皓月当空、波光粼粼，码头、桥头堡或栏杆、桥洞，上下里外，全是七色流彩；运河东岸，五彩的光柱分层次投射到河道、岸堤、杨柳、建筑上，古运河被点缀成灯火的海洋！
琼花：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
千百年来，扬州的琼花一直是世人心目中的仙葩。“谁移琪树下仙乡？二月轻冰八月霜。独倚瑶台清玩久，好风几度送天香。”北宋王禹偁的这首《后土庙琼花诗》，是对琼花实物的最早描摹。
琼花之美，在于其独具的风韵。她不以花色迷人，不以浓香醉人，每至春夏之交，自然界一片姹紫嫣红，她却清秀淡雅。琼花之美，更在于与众不同的花型。她由八朵五瓣大花围成一周，环绕着中间那颗珍珠似的小花，簇拥着一团蝴蝶似的花蕊，微风吹拂之下，风姿绰约，宛若蝴蝶戏珠，又似八仙起舞。
历代歌咏琼花的诗篇不计其数，人们纷纷将世间最美好的词语用来描述她，其中尤以韩琦的诗影响最大：“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年年后土祠，独比琼瑶贵。”
来扬州赏琼花，必去琼花观。琼花观的前身便是后土庙，宋时因庙里生长的琼花名扬天下，又称琼花观。欧阳修知扬州时，为了观赏琼花，特地在琼花观里建了无双亭，并赋诗礼赞：“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
东关街：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
扬州小巷多而奇，老城区几乎每隔十来米就有一条。古朴清幽的扬州小巷，几乎每条都蕴含着典故。
东关街是最长的小巷，也是扬州城里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老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有人说，著名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指的就是东关街。
在东关街上，你能找到许多老扬州的味道，玉带般的古运河、扬州风格的马头墙、晚清盐商遗留的痕迹，还有许多扬州老字号，如开业于1817年的四美酱园、1830年的谢馥春香粉店、1862年的潘广和五金店、1901年的夏广盛豆腐店、1909年的陈同兴鞋子店、1912年的乾大昌纸店……老街里巷弄纵横，檐角相错，仿古木门上张贴的对联，电线杆上挂着的腊肉，街边特色的小摊，穿梭的人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东关街还汇集了淮扬菜系的各种特色小吃。除了以拆烩鲢鱼头、扒烧整猪头、蟹粉狮子头为代表的“三头”外，还有扬八怪姜糖、四喜汤圆、桂花藕粉圆、宝应常鱼面、赵氏叠汤圆……让你来了就不想离开。
扬州的美食，也曾频频出现在古代诗人的笔下。如李白的“摇扇对酒楼，持袂把蟹螯”，苏轼的“鲜鲫经年秘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活如酥，先社姜芽肥胜肉”，黄庭坚的“飞雪堆盘脍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孔尚任的“董家千叶酥，琐细难置喙。旅夜偶佐茶，乃知三者配。重叠雪花轻，胡麻同杵碓。不待芬齿牙，触手旋成碎。生津类蔗浆，甘凉或加倍”……
让我们到扬州走走，吟古诗，赏美景，品美食。最好能遇上淅沥小雨，打上花伞，牵一人手，漫步在条条小巷。
给年轻人的哲学阅读书目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8期，原文标题《给年轻人的哲学阅读书目》，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我们常说的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是谁，属于形而上学或者说存在论问题，哲学还反思我们能认识什么、能期望什么。剥除掉每位哲学家理论的内核后，他们的思考方式是普遍适用的。
主笔/薛巍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就读时，系里发过一份阅读书目，现在网上可以看到华师大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阅读书目，我觉得这份书目很宝贵、很全面。书目分哲学史、经典著作（又分A类、B类）、相关领域的重要著作、通俗读物四个部分。我们去图书馆的话，会看到哲学书属于B类，首先看到的是各种哲学通论，然后是按国别摆放的哲学书，如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其余还有哲学的二级学科：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等。但我们真正学习哲学的过程往往先要了解一下哲学史的全貌，然后再深入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最后是专题研讨课，如知识论、人生哲学。
哲学史类著作中，罗素的两卷本《西方哲学史》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还介绍了哲学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德国人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有些特殊，是以问题而不是哲学家为线索的哲学史，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主编的《西方哲学史》除了介绍西方哲学史，还介绍和分析了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
原著选读中，北大哲学系上世纪80年代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册，译者众多，所以每个原著选段后面标的是译者姓名的代号，其中一些大名鼎鼎，1是王太庆，7是梁实秋，下卷译者9是宗白华，23是周扬，26是缪灵珠。
希尔贝克编著的《西方哲学史》中每一部分都给了“进一步阅读的建议”，包括哲学家的原始文献、二手文献，最后是原著选读，比如柏拉图的原著，选了《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之喻，康德的三大批判均做了选摘。现在还可以读到原版影印的《哲学经典：从柏拉图到德里达》、汉英对照的《西方哲学名篇选读》。
关于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书目中首先推荐了好多篇幅不大、文学性很强的小书，如柏拉图对话录中的《申辩篇》、笛卡尔《谈谈方法》、洛克《政府论下篇》、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黑格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著作的序言和导论、《共产党宣言》、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再专业一点要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
哲学通俗读物中有关于哲学史的《苏菲的世界》、卢梭论教育的《爱弥尔》、麦基对现代哲学家的访谈《思想家》等。
我为年轻人挑选了五部有趣的、比较激励人的哲学读物。
《柏拉图和鸭嘴兽一起去酒吧》
[美]托马斯·卡斯卡特，丹尼尔·克莱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哲学很高深，笑话很通俗，二位作者却要用笑话和哲学来互相印证。他们说：“哲学概念和笑话同根同源：都是为了混淆我们对事物的感知，颠覆我们的世界，从而找出生命隐藏的真相。哲学家所谓的洞见，对讲笑话的人来说就是包袱。”
我们都知道芝诺悖论：“为了到达跑道终点，参赛者首先就得跑完无数段路程。他必须先到达跑道中点，再到达剩下距离的中点，接着到达依然剩下的距离的中点，以此类推。从理论上来说，由于他不得不到达无数个中点，所以他永远不可能到达跑道终点。”与之相通的一则笑话：售货员：“女士，这款吸尘器能让您的工作量减少一半。”顾客：“太棒了！给我来两台！”同时使用两台吸尘器只会将清理地毯的时间缩短3/4，同时使用三台则缩短5/6，随着吸尘器数量的无限增加以此类推。
“要想长命百岁，有个办法很靠谱——每天吃一个肉丸，吃它个100年。”作者用这则笑话来说明康德区分的四种命题，这个笑话的笑点在于它为长寿一个问题提供了先天分析的解决方案（吃100年=活100岁），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本应是后验综合的。
《简单的哲学》和《好用的哲学》
[英]朱利安·巴吉尼，彼得·福斯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这两本书原版叫“哲学家的工具箱”，作者说：“正如外科手术一样，哲学需要特定的工具以及使用它们的技艺。不同于外科医生或木匠大师的工具，哲学家的工具是概念性的，它们主要用于分析、构建和评价哲学概念、论证和理论。”
论证的基本工具就是归纳、演绎、矛盾律等，论证的高级工具有类比法、直觉泵、还原、思想实验，无穷倒退、归谬法、两难困境等属于评价工具。比如无穷倒退：“曾经有人认为，地球坐落在一个大象的背上。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大象站在哪儿呢？假如大象站在另一个大象的背上，那么另一个大象站在哪里？假如大象站在另一个地球上，那么另一个地球坐落在哪里？在又一个大象的背上吗？以此类推。该解释总需假定一个新的实体，这个过程也没有终点。因此，该解释就是失败的。”
《尼采的锤子：哲学大师的25种思维工具》
[英]尼古拉斯·费恩 著
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
我们都知道“奥卡姆的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但可能不知道卢克莱修的矛、休谟的叉子、尼采的锤子。“尼采打造了一把‘锤子’，用于哲学思考。他用它来试探各种偶像。尼采试图告诉世人，我们建构至高无上的真理的基础——我们的偶像——只不过是历史的产物。”费恩挑选了25位哲学家的思维工具。
卢克莱修的矛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实验，借以判断宇宙为有限或无限：假设宇宙有边际，那么如果有人到达了真正的尽头，然后将矛用力投掷出去，会发生什么事？只有两种情况：矛不是继续往前飞，就是被弹回来。不管哪一种情况，都表示宇宙边际之外仍有东西存在——不是某种物体挡住了矛的路线，就是有更多空间让矛可以穿过去。因此，卢克莱修断定空间不会有边界，它必定为无限。
《小逻辑》
[德]黑格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黑格尔建立了历史上最庞大、最全面的哲学体系。他1807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1817年出版《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其中的逻辑学部分简称小逻辑），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小逻辑》中收录了他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他说：“我要特别呼吁青年的精神，因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同样青年人也还没有受过虚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种仅只是批判劳作的无内容的哲学的沾染。一个有健全心情的青年还有勇气去追求真理。真理的王国是哲学所最熟习的领域，也是哲学所缔造的，通过哲学的研究，我们是可以分享的。”
《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
[德]彼得·斯洛特戴克 著
漓江出版社，2018年版
彼得·斯洛特戴克1976年在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在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任哲学和美学系教授，主持过哲学电视节目。这本书中的各篇是他给哲学家著作选集写的序言，一共19篇，除了柏拉图和福柯，还有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萨特等，讲述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特点和人格特征，文字汪洋恣肆、新见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