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程万：黄埔一期生，死于香港警匪枪战，女儿沦落成为艳星
1955年8月27日晚，香港新界屏山一处乡间寓所发生劫案。凶手是三名蒙面持枪歹徒，他们劫持了三名人质。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即增派警力赶赴现场。
最终警匪发生枪战，三名劫匪中，一人被当场击毙，二人逃脱。不幸的是，一名人质被劫匪打死。
香港警方悬赏港币2万元缉拿凶手，最后不了了之。然而，这位人质的真实身份却不那么简单，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常德守卫战，有着“虎贲师长”美称的抗日名将，余程万。
余程万
值得一提的是，余程万还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堂堂抗日名将死于离奇劫案，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余程万与二夫人吴冰育有一子二女，最小的女儿余华芳，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著名艳星，艺名余莎莉，曾拍过多部由李翰祥导演的电影。
“名将之后”的余莎莉晚年更是凄惨，已是一个靠卖假珠宝维持生计的小摊贩了。
那么，这对父女俩到底因为什么才相继落得如此下场呢？
余莎莉
余程万，生于1902年5月，广东台山白沙镇涨村宁兴村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及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1934年任第四十九师团长，1936年晋升少将衔。
1939年，时任第四十九师副师长的余程万少将，调至五十七师任副师长。1940年，升任五十七师师长。
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高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第三、四次会战、浙东衢州会战中，余程万屡次身先士卒，不仅作战勇猛，更显示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
曾得到原五十七师师长施中诚、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和继任军长王耀武的赏识。
王耀武
在上高会战中，余程万以顽强坚韧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带领五十七师官兵坚守下陂桥阵地，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浴血奋战，为五十七师赢得了“虎贲师”的荣誉称号。
1943年秋，国民党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虎贲师”师长余程万率领8000余人守卫湖南常德，抗击日军4万人的进攻。
余程万将军再一次发挥出坚韧的意志，率领全师官兵共歼敌1.2万人，坚守常德16昼夜，直至弹尽粮绝。
全师8000人仅剩83人成功突围，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不过，余程万却在常德收复后，差点被蒋介石枪毙。
余程万
老蒋认为，常德保卫战的最后一刻，国军只剩300余人，援军迟迟未到。在部下苦劝之下，余程万带200余人突围，与援军会合后，又杀回常德。
在老蒋看来，这个“突围”行为是遗弃部属放弃守土，余程万因此被拘。
经人求情，余程万被关押四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随即被任命为七十四军副军长。
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余程万派两位手下找到了当时的小说名家张恨水，希望他能够写下虎贲军的感人故事，以此来纪念常德保卫战中牺牲的全体中国军民。
1945年春，张恨水正式动笔写《虎贲万岁》。小说完稿后，张恨水婉拒了余程万的丰厚酬金，甚至连请吃饭都没去，只接受了一把从日俘手中缴获的战刀，作为自己的稿费（礼物）。
张恨水
《虎贲万岁》出版后，五十七师扬名中国。一位名叫吴冰的漂亮女士看完这部小说后，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虎贲英雄”。
此时抗战已胜利，余程万的军队驻扎在南京。一次他去上海游玩，见到了这位漂亮女士。（吴冰成了余程万的二太太）
之后数年，余程万因为不想手足相残，遭到蒋介石猜忌，职位一直没能提上去。
1948年，余程万被调往云南，担任第二十六军军长兼滇东剿匪指挥官。
此时的云南危机重重，原“云南王”龙云在日本投降后，手下官兵被派去越南受降，卢汉成为新一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但是，卢汉一直与蒋介石不合。
卢汉
1948年12月，龙云逃离了蒋的控制，于第1949年8月宣布起义，致书卢汉，劝其起义。
1949年12月9日，卢汉邀请余程万等七名国民党军官去他家开会，趁机将他们软禁，强迫余程万签下拥护起义的通电，立即见报。
几天后，群龙无首的二十六军向昆明进攻，欲解救“老军长”。卢汉让余程万去下达命令，要求停止攻击，承诺数项优厚条件。
余程万本着民族大义，召集部下开会，启用卢汉暂编第十军新印信，同时遣散随军之中央人员。不过，二十六军军心大乱，一些人根本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此时台湾方面又令二十六军反攻昆明，余程万能拖就拖，一直没采取行动。
1950年1月，台湾令余程万乘蒋介石专机“美龄”号，由海南三亚起飞，到台湾述职。
美龄号 专机
余程万此时心灰意冷，他太清楚蒋介石的手段了，这一次去台湾自己必将凶多吉少。
由于余程万是广东人，他很早就把家安置在香港。思来想去，余程万准备离开大陆，最后辗转去了香港安度晚年。
据说，余程万在香港思乡心切，本想待一段时间就回大陆，结果一直没能如愿。
到了香港后，余程万做起了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了一个当铺。其原配夫人邝琼华寓居在香港九龙尖沙咀市区，二夫人吴冰在香港新界屏山乡间办了个农场。
余程万曾积累下不少财富，加上他善于经营，生意很是红火，在香港的日子倒也悠闲自在，但也引起了盗匪的觊觎。
余程万（右）
1955年8月27日晚，余程万被劫匪打死。关于劫匪身份，民间流传不同版本，有人认为是台湾特工所为。
因为余程万生前在与黄埔老友闲聊论及老蒋时常多怨气。还有人认为是黑社会头目，看中了二太太的吴冰美貌。
总之，余程万死后，余家家道中落，他的七个孩子只能温饱度日（邝琼华育有二子二女，二夫人吴冰育有一子二女）。
少了父亲的支撑，余莎莉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千金小姐，虽能勉强度日，但这样的日子绝非她所能忍受的。
余莎莉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娱乐最发达的地区。随着资本快速涌入娱乐界，能成为一名明星，是当时香港地区少男少女的梦想。
明星不仅能获得高额报酬，还能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整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对已经陷入谷底的余莎莉而言，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当然，余莎莉还是有些本钱的，或许是遗传了母亲的美貌，十六岁时，余莎莉就出落得亭亭玉立。
加上是名将之后，这份高贵的气质不是那些庸脂俗粉所能比拟的。
1973年，余莎莉参加了香港小姐选举，却意外落选。当时的香港汇聚了整个亚洲地区的美女，余莎莉虽颇有几分姿色，但比之那些顶级美，还是欠缺了些火候。
余莎莉
既然余莎莉已经参加了香港小姐选举，那就相当于半只脚已经踏入了娱乐圈。她在等待，等待自己成名立万的机会。
1975年，大导演、著名制片人吴思远向余莎莉抛来橄榄枝，邀请她出演电影《廉政风暴》。
《廉政风暴》海报
在这部电影里，余莎莉能豁得出去，不仅危险场面不用替身，而且在一些较为裸露的镜头里同样亲自上阵。
她开始在香港娱乐圈崭露头角，不少制片商邀请她出演女二或者女三号。
如果说此时的余莎莉能够耐下心来沉淀自己，好好打磨演技，未必日后不能成为大明星。
可父亲的惨死以及家道中落，让余莎莉变得有些急功近利，她十分愿意走“捷径”，快速出名。
恰在此时，名导李翰祥找她出演风月片《骗财骗色》，她几乎没有过多犹豫就答应了。
余莎莉
余莎莉在电影中非常“放的开”，这种风月片就是要让观众看得舒畅，女演员不能扭扭捏捏。余莎莉如此豪放的表现，让电影一出立即就引起了轰动，邵氏公司也马上与其签约。
李翰祥趁热打铁，同年邀请余莎莉出演了《沾花惹草》和《风花雪月》，播出后的反响都还不错。至少在风月片这个板块，余莎莉已经成为大姐大了。
1976年，如日中天的余莎莉与男星詹森结婚，丈夫比她大20岁，不久离异。
后来余莎莉收拾好心情，投入到第二段婚姻。或许正应了那部风月片《骗财骗色》的片名，余莎莉的第二任丈夫只是贪图她的钱财。
《骗财骗色》剧照
1996年，余莎莉卖了两栋房屋，筹集了400万港币，用卖房的钱投资拍摄了电影《血腥Friday》。
做导演与当演员是两种不同的职业，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余莎莉处女作品惨遭滑铁卢。
年近五旬的她，只能带着儿子住廉租房，去兰桂坊卖假珠宝，维持生计。
回顾余程万、余莎莉这父女俩几十载的遭遇，我们惊奇地发现，二人都是在顶峰时突然沉入谷底。
余程万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如果不出现重大意外，后半生当个富家翁，享受天伦之乐，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可偏偏一场离奇的劫案夺去了他的生命。人死如灯灭，不管生前有多少钱，死后同样一分带不走。家道中落，让七个儿女原本平稳的人生轨迹发生偏差。
在小摊上卖货的余莎莉
余莎莉虽“一脱成名”，却也在香港娱乐圈站稳脚跟。若以后稳扎稳打，不碰上渣男，守着儿子一起生活，倒也轻松愉快。
只可惜，这对父女俩像是遇上了梦魇或诅咒一般，辉煌过后换来的只是挫折。
比起父亲，余莎莉还是幸运的，起码没有受到生命威胁。余莎莉曾说过：“往事如过眼云烟，我只信傻人有傻福。”
历尽千帆，余莎莉现在的待遇，是自己一手选择的。或许，有时候换一种活法，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吧。
参考文献：
［1］守卫常德的虎贲将军——余程万，作者夏国祥，档案时空 2015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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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守城名将余程万，蒋介石下令枪毙，最后为什么从轻发落？
1944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及军事委员会高级职员，集合于国民政府大礼堂前院，先是遥祭孙中山陵寝，即入大礼堂，举行武职人员授勋典礼，然后再行开国纪念典礼。10时半，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急忙赶回办公室，等到办理完公务，返还寓所，“贺新者纷纷惠临，接见不暇”，何成濬在日记中感慨写道：“政府固有命令停止贺新，而以往之习惯，不易立予改变，不独此事为然也。”
国民政府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
翌日，何成濬更为忙碌，11时至华侨兴业银行为“陈乐三之弟寿生证婚”；旋即又往罗汉寺吊友人妻子之丧，紧接着赴过杜月笙、钱大钧、刘航琛、范绍增等人的饭局，“复到华侨兴业银行，为居书祺证婚”；15时半，“再转往广东酒家，为陈执法监织新之女公子恒德证婚”。从这一天的社会活动观察，何成濬在重庆结交甚广，人缘较好。
1月6日，正在重庆医治牙疾的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找到何成濬，“谈及常德战役，再四委婉为令交（军法执行）本部讯办之师长余程万、朱岳两人解说，希望念其前功，从宽处理”。 何成濬表示“尚未完全明悉”情况，答应将来办案时，“在法律范围内，酌量轻减”。
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奇伟
常德会战发生在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前后，他下令第57师师长余程万“务希严督所部与常德城共存亡，勿使斯大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战斗激烈之时，余程万也曾打算“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结果在常德城陷落的前一夜，还是选择突围。蒋介石扬言枪毙余程万。
1月14日，何成濬接到第六战区军法执行监冯庸报告，说是余程万“对所部无适当处置，部队迨查觉师长业已逃出，始悬白旗降敌，又有常德难民代表十余人，呈控余程万毫不顾及民众，且约束不严，民众出城避寇，守军须每人勒索数千元”。何成濬感叹案情复杂，“审理时即欲保全之，恐亦不易着手”。
第57师师长余程万
2月5日，余程万抵达重庆，拿着军长王耀武的介绍函，私下求见。何成濬“以其情形甚严重，未到部投案，而先来寓请见，实不便与会面，因嘱侍者以正在午睡谢绝之”。15日，周远村、杨宗鼎上门询问余程万案情形，何成濬“以尚未调查完毕，仅约略告之”。22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又来登门，极力为余程万开脱，“请审判时于可能范围内予以宽宥”。何成濬允诺“必从法律上最轻之条文处断”。
3月6日，蒋介石亲自过问案情，余程万“如已解到，应速审判呈核”。此时，第57师副师长邱维达适在重庆受训，亦是奔走联络营救余程万。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乃第74军首任军长，面对众多老部下求情，当然从中斡旋。何成濬只好采取“拖字诀”，静待蒋介石气平一些后再想进一步的办法。
位于常德市区的常德会战纪念坊
6月20日，余案进入会审环节，审判长官及法官一致认为余程万尽到了守城责任，应当“轻微处分呈核”。25日，何成濬奉召参加作战会报，蒋介石正为湖南战事失利心情不快：“如果早枪毙余程万，则张德能（第4军军长）有所畏惧，或不敢轻弃长沙。”
何成濬默不作声，当晚日记云：“其实余已尽最大努力，与张绝不相同。”平心而论，余程万守常德确实做过努力，而各方呼吁关说也在改变舆论导向。蒋介石虽然不同意轻判五年，但也没有坚持一定枪毙余程万。
抗战胜利后，余程万与第8军军长李弥（左）在云南
是年底，何成濬以韦云淞失守桂林未受严惩为由，再度签呈蒋介石，维持余程万原判。韦云淞是桂系将领，“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蒋介石也就顺势同意不再深究余程万。抗战胜利后，余程万获释，很快得到重新起用。余案说明国民政府的战时军法执行存在广阔操作空间，一为中央平衡地方实力派往往让步，二为人情关说严重干扰办案进展和审判结果。
1949年卢汉起义, 余程万本打算跟随, 可最终为何没能成功?
1949年年底，随着人民解放军兵锋所指，国民党军事集团在大陆的统治逐渐土崩瓦解，当时在西南虽然还有国民党军负隅顽抗，但解放也不过就是时间问题，而这一问题就摆在了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头上，而也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在香港通电起义，使得卢汉的内心彻底的活动起来。
龙云是此前云南省主席，滇军军阀，1945年被老蒋解除一切职务以后，前往香港定居，并最终在大势之下宣布起义，而卢汉原本就是龙云手下一重要将领，在受到了龙云感召以后，也决心率部起义，不过当时卢汉虽然下定决心，但当时的局势由不得他做太多动作，首先是老蒋派的西南行政长官张群，还有一个就是隶属于军统的沈醉等特务系统。
于是卢汉借口召开军事会议，将军中所有的主要将领都叫过来开了一次会，12月9日这些人刚一赶到会场的时候，就被卢汉派兵扣押，借着强迫他们在起义通电上签字，虽然这些人都不是很请愿，但是在胁迫下最终还是签下了，但在当时有两个人表示出了强烈的反对，第一个就是十三兵团司令兼任第八军军长的李弥，还有一个就是26军军长余程万。
李弥的13兵团在淮海战役被全歼以后，老蒋后来下令重建，并令他驻扎云南，但云南不欢迎他，于是李弥又改驻在重庆，当时签署起义通电的时候，李弥反应最激烈，当时李弥的第八军已经做出架势准备进攻昆明，于是卢汉只能先安抚李弥，并劝说李弥回去安抚部队，但李弥最终还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同样当时余程万的26军也为了救老首长，准备进攻昆明，余程万一开始也并不赞同起义，但后来卢汉劝说以后，本身具有家国情怀的余程万当即有些心动，在和李弥一同返回部队以后，余程万就准备接受卢汉给的暂编第十军的番号，并给予不愿意参与起义的人5块大洋离开部队，然而这一来却引发了26军内部极大的动荡。
余程万没奈何只能暂时先稳住部队，将老蒋的电令进攻昆明的计划一拖再拖，但这样一来也错失了最佳的起义时间，余程万眼看兵败，立刻坐飞机逃往台湾，后来定居在香港，当然作为一代名将，余程万最出名的事迹当属常德保卫战，可惜就是这样一个人，晚年却遭遇不幸，假如他当年能够更加坚决果断一些，事情的发展或许会更不一样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