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朱衣点头”
作者：王充闾
由于兼任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我曾参加几次博士生、硕士生答辩。记得一次在答辩委员会的晚餐席上，一位老教授说，这是“朱衣人”的聚会，大家会心地笑了。原来，这里有个著名的掌故——
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欧阳修主持贡院举试时，每阅试卷，常觉座后有朱衣人时复点头，然后其文必入选。始疑其为侍吏，及回顾之，一无所见。尝有句云：“唯愿朱衣一点头。”说的是当时的一种幻觉。
到了南宋文学家曾丰笔下，开始把“朱衣点头”同遴才取士联系起来。他有这样两首七绝：“坡老不期遗李廌，欧公犹误取刘晖。点头道有朱衣吏，今古相传未必非。”“明日谯楼榜已开，网疏宁免有遗才。诸生莫生冬烘看，二老曾经眊矂来。”说当年苏东坡主持礼部贡试时遗漏掉了李廌，出乎意料，深为自责。而欧阳修担任主考时却误取了刘晖。欧阳公倡导古文运动，刘几为文不合要求，被淘汰出局。时隔两年，刘几易名刘晖，文风丕变，欧公大为赞赏，遂得进士及第。针对这两件公案，曾丰说，看来“朱衣点头”之说所传非误。但接下来，他又补充论述：科考取士有如结网，网眼疏漏，遗才也是难免的。唐代诗人陈陶就有“中原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之句，意谓：不要说华夏大地上没有奇才异能之士，是皇家科考的结网出了毛病，以致漏掉了英才。至于导致“网疏”的因素那就多了，比如主考官“看走眼”了，造成取舍失当——“眊矂”意为眼睛没有看清楚。
明代文学家徐渭在《四声猿》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里，借丑角胡颜之口，说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和“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两句话，又使“朱衣点头”成为旧时科考中主考官掌控举子命运的同义语。这样，“朱衣”也就实实在在地成为考官以至权贵的代名词了。徐渭为世所公认的奇才，少有“神童”之誉，九岁能为举子文，却八次“举于乡而不售”，一生久困科场。所以，清人顾公燮在《消夏闲记》中指出，《四声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
说到科考中的衡文取士，这里的文章可就多了。大而关联整个科举制度，对人才以及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小而涉及对举子及其程文（科场应试者进呈的文章）这一具体对象的评鉴，集中体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只说一句“文章中试官”，未免过于情绪化、简单化。
隋唐以降的科举考试，其客观性表现为，作为竞争择优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从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体现了社会公正性。包括科目设定、试场管理、遴选标准、考评程序，都有明确的规范化、程式化要求；在“以程文定去留”的前提下，考试内容也是客观衡定的，比如宋初就以“右文、崇儒、通经”为宗旨。而其主观性则体现在实际操作中。且不说试卷本身所形成的特殊质素（苏轼应礼部进士试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的独创性与唯一性，即其显例），单就评判主体讲，由于评鉴试卷属于价值判断，必然要受制甚至取决于认知主体的文化水准、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察视角、心理素质以及利害关系等诸多因素，这就带来了主观方面的不确定性。
《儒林外史》里讲，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在了一边。又坐了一会，还不见有人交卷，心想：“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填上了第一名。
前人指出，取士、审美、衡文，往往存在慕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偏向，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当然，就精神产品的特质来说，评判、鉴赏确实也需要时间的检验。“诗圣”杜甫的诗，在与其同时代的选本《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箧中集》中，无一入选，以致到了晚年他曾悲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西方这种情况也不鲜见。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司汤达的代表作《红与黑》完稿后，勉强印出750册，无人问津。大作家雨果轻鄙地说：“我试着读了一下，但是不能勉强读到四页以上。”直到20世纪，人们才认识到《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的不朽价值。
衡文、审美，以及各类精神产品的生产、鉴定与流传，固然离不开个体性与主观性，但若说“文章自古无凭据”，就失之偏颇了。要言之，文章的创作与赏鉴都是有规律、有标准、有章法可循的，所谓“文有律则，而无定体”。中国最早的文论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尚书·尧典》；迨至三国时期出现了曹丕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典论》；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传诵至今的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名著，单是创作论就有二十篇，分析研究文思、风格、体势、通变、谋篇、情采、修辞、声律、章句等各类问题，还有四篇阐述文学史、作家论、鉴赏论、人品与文品等。
不过，莫说实际把握，哪怕是精准地表述这些准则，都颇为不易，连刘勰都说：“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见识浅陋，怎能讲出规矩法则呢）？”为文亦然。我们不能因为说不清楚，便否定客观“凭据”的存在。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5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