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滔天与我何干谁说的(洪水滔天)

鲧治水的“息壤”：现代研究改写认知，难怪帝尧会杀掉鲧

山海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对于其中的“息壤”，东晋郭璞注解为“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就是一种神土，可以自己生长、膨胀的土壤。

除了息壤外，鲧治水时还使用了“息石”，归藏记载“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

鲧治水失败，大禹治水时，淮南子记载“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东汉高诱注解为“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因此息土与息壤一样，都是能够自我生长的神土。

问题在于，或许未来科技发达了，人类会造出神奇的“息壤”，但在4000多年前的五帝时代，上述解释的息壤肯定不存在，既然如此文献上的“息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大致是史书中的五帝时代，这一阶段古人到底吃什么呢？河南考古研究院蓝万里指出：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河南一带主要是以粟黍为主，但稻米已经相当普及，“五谷”的传统农业格局已经形成。

学者李硕在《翦商》一书中，别具慧眼的看到了另一个事实，即粟黍稻的“千粒重”问题。粟黍的平均千粒重一般为2克，稻米平均千粒重一般为16-34克，因此考古计算古人主粮时，不能单看出土粟黍稻的数量，而应该看其重量。因此，李硕根据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是新砦遗址（距今4000年—3900年，被认为是夏启都城）、二里头遗址都以水稻为主粮。

总之，帝尧时的古人饮食，是以农业种植为主，渔猎驯养家畜为辅。反过来说，农田是部落存续的重中之重，是绝对不容破坏的。

纵观中国上古遗址，基本存在这么一条脉络，即起初往往都在山上，随着时间的转移，后来慢慢定居于平原，乃至一些低洼之地。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古人开始种植农业，需要相对平坦的、距离水源较近的地方，最终古人在种植区附近定居，由此出现了平原地带的古城。

史记夏本纪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其中的“下民”，可以理解为社会等级上的称呼，也可以理解为地理空间上的称呼（即帝尧居住在高处，下民居住在低处）。

中国至少已有1.4万年的农业种植史，拥有世界最早的农业起源。4000多年前的五帝时期，中国农业已经较为发达，考古表明当时中国已经形成水稻与粟黍的主粮格局，因此“下民”无疑是农业种植人员，“下民其忧”是指洪水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部落的存续。

帝尧时期，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以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当时最先进的挖掘工具，大概是骨耜或木耜。浙江田螺山遗址，距今6500余年，曾出土过骨耜（sì），采自水牛肩胛骨，很像现代的锨和铲；四川金沙遗址，处于商周时期，曾出土过一把木耜（上图，由骨耜进化而来），造型与现代的铲子几乎一样。

因此，处于田螺山遗址与金沙遗址中间的五帝时代，鲧或大禹治水的最佳工具，大抵要么骨耜、要么木耜。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工具虽然造型与如今铲子一样，但掘土效率肯定不能相比，且因为材质问题，往往只能挖掘相对松软的土壤。

根据史书记载，鲧治水时采取“堵”的办法（或为筑城避水法），因此必然需要大量土壤。正常来说，以当时生产力和农业情况，似乎只有农田才能提供数量巨大的松软泥土。因此，鲧治水的“息壤”，应当是他没有告诉帝尧，偷偷的挖掘了农田之土。

息壤之息，本义是指呼吸，后来下面加“心”，表明“息”有生命象征，又被引申为繁殖生长。当然，“息”也有停止之义。农田之土，可以生长庄稼，故而可以称之为“息壤”；同时，上古种植需要休耕，让土地积蓄肥力，因此休耕之地也可以称之为“息壤”。因此，从词义上看，农田之土符合息壤的意思。

但问题是，大洪水之后，大量农田遭到水淹，部落农田数量减少，而鲧偷采农田之土治水，破坏本已捉襟见肘的耕地，必然会影响接下来的农业生产，导致部落粮食更加紧张。如此，帝尧自然非常愤怒，进而杀掉鲧（或让祝融杀之，或让舜杀之，或流放之，史书记载不一）。

当然，史书还将息壤解释为石头凿成的长方形花盆等，但鲧以堵治水，泥土数量消耗巨大，故而这种解释比较勉强。

大禹治水时，吸取了鲧治水的教训，不再盲目的筑城堵水，而是先做地理水势测量工作，然后由单纯的筑堤封堵改为疏导与筑坝结合，治水之时还积极开垦、种植，尤其在低洼处推广水稻，即“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溼”等。

当然，大禹或也使用了“息土”治水，但一方面应该局势紧张，大禹得到了帝舜的授权，一方面大禹治水时还不断开辟农田，既考虑治水，也考虑农业生产，所以大禹使用“息土”并未受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