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定华(何定)

80年代的老电影，王祖贤出道第3年，遇见大12岁的周润发

35年前，一部周润发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义盖云天》在中国香港上映。

周润发饰演的警察何定邦是一位重感情而且又善良正直的警察，因为在执行任务时候，误伤了港生（王祖贤饰演），接下来产生了一系列的情感纠葛融合的故事。

阿邦和刚刚分来的新搭档祥仁一起去执行一个任务，在超市里祥仁发现港生在偷东西，结果本来该抓的坏人没有及时抓到还因此被坏人误伤了港生，阿邦和祥仁情急之下把港生送进了医院。

此时，港生知道自己没有身份证，偷听到阿邦和祥仁的讲话，于是将计就计，假装自己失忆了，就呼喊阿邦是自己的“老公”，医生误以为港生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所以，这个锅阿邦不背也不行了。

接下来，阿邦把港生接回家，又被妈妈误以为是自己找回来的儿媳妇，由此，与港生发生了一段真挚的感情。

剧情，就不简单地重复了。

1986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我还没出生。

在重新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老电影的时候，除了体验到一种对于旧时光的新认识，更觉得时光流逝之快，岁月催人老。

当年的发哥和贤姐真可谓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

尤其是王祖贤那眼睛里透出来的纯情而又清澈，真不是今天各种网红瓜子脸可以比拟的。

在拍摄《义盖云天》的时候，王祖贤才刚刚出道两年，在1983年，王祖贤被一位叫做宋立平的摄影师推荐给了导演叶金淦，拍摄了电影《今夜的湖畔会很冷》。这可能也是叶金淦拍摄的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唯一一部影片了。

这些，都无所谓，关键是，王祖贤从此步入大众视野。

这位出生于1967年的阿里山的姑娘，从此进入演艺圈，很多人对她熟知的可能还是电影《倩女幽魂》里小倩的形象。

而比她大12岁的周润发，在《义盖云天》里一点看不出来这样的年龄差距。

早在1980年周润发的《上海滩》早已经是红遍大江南北。

《义盖云天》在当时，可以说故事剧情都比较的简单，是故事片也是爱情片也是警匪片。这也是那个年代这些人拍电影的很多模式。

与发哥一起同台搭戏的王祖贤在影片里表演得很到位，尤其是令人着迷的那一双眼睛，难怪迷倒了几代人，后来还有人在晚上追问，王祖贤的眼睛是桃花眼还是丹凤眼。

影片中，港生妈妈在去世的时候，让自己的女儿去找自己的三妹妹收留她，谁知道自己的三姨过得并不好，而自己的三姨夫还不怀好意的看着她，所以，她后来又一次流落街头，幸好又被阿邦带回了家。

影片中，她把一个逝去母亲，寻找自己出生证明的年轻漂泊的女孩子，塑造得很到位，无论是内心情感的情绪的表达，还是甜美亦或是无助的声音，都让人心生怜爱。

最温暖的部分，还是与阿邦相处的短暂而又美好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喝酒，还有一起去压马路。从小出生在农村家庭的周润发，眼神里本来就有一股子正直善良的温润之光，所以，剧中阿邦的角色被周润发塑造得很到位，如何保护一个弱女子，尽显大哥风采。

尤其是导演的一些剧情安排，还有摄影师的一些空镜头运用，都给当时的爱情片，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亮色。

一部爱情片，最动人之处莫过于牵手的美好，就是装填着别人想要到达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到达的地方的情感。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在影片中得到一些解脱、共鸣等。

据说，今年已经54岁的王祖贤还没有结婚，生活也很低调。

而发哥也没了当年的那种青春气息，不过，大哥的气场一直都在。

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这个世界上，可能时间这东西，是最把握不住的，却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

记忆中的影像故事，不仅留存了一个时代的印记，也封存了很多容颜，影像定格的记忆里，可能才是真的时光不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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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输液将复苏？

2022年12月28日，某地输液室里挤满了挂吊瓶的老年市民。（视觉中国/图）

面对发热病人，输液是村医张德军能提供的为数不多的治疗手段之一。

“如果病人是低热，我会给他输清开灵注射液或者维生素C，有恶心症状就输维生素B6。发热到38.5度以上，我会打一支安痛定（肌肉注射）。再严重就送上级医院。”张德军简要地概括着治疗方针。张是吉林省长春市周边农村一家卫生所的医生。

输液亦称“挂水”，是一种通过静脉注射将药物输入体内的给药方式。2022年底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后，输液治疗成为基层医疗机构解决缺医少药的重要措施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与口服给药相比，输液药物的吸收更加直接高效，但也容易造成不良反应。2016年以来，各地医院接连取消门诊输液服务。特别是疫情三年中，医院门诊急诊、出入院人次锐减，医疗活动减少，输液自然失去了使用场景。

此次，以“三素一汤”（抗生素、维生素、激素再加上葡萄糖）与“四大件”（抗病毒+抗生素+激素+退烧药）为代表的输液治疗让输液市场迎来短暂复苏。包括民生证券、德邦证券在内，多家券商机构对2023年的大输液市场给出乐观预期。

“考虑到疫情三年新增医疗资源和压制的需求，我们判断疫情后的2023~2024年需求都将超过往水平，大输液板块将维持高景气度。”德邦证券报告写道。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发现，不同地区村医对输液药物的接受度不同，采用的药物更是天差地别。

一位河南南阳的村医表示，自己会开具抗病毒输液药物利巴韦林，以及激素药地塞米松；一位甘肃天水的村医则表示，自己不会给病人开输液，而是开中药进行调理。张德军则强调，自己不会对病人使用抗生素药物，同时据他了解，邻近的一家县级医院也会开具炎琥宁、喜炎平这样的静脉注射药物。

通过湖南《岳阳日报》1月20日的一则报道，可以管窥农村地区输液药物的用量激增。2022年12月下旬以来，该市基础输液需求量被进一步拉大，尤其基层乡镇卫生院的需求量是平时的2倍以上，有乡镇卫生院出现供应紧张。

所谓基础输液，主要指葡萄糖注射液和氯化钠注射液，俗称“糖盐水”，除直接注射外也用作各类静脉注射药物的溶剂。上述报道提到，岳阳市从1月8日至18日向全市170余家基层医疗机构紧急供应62万瓶基础输液，确保了供应稳定。

相较之下，大城市医生在开具输液药物时会更加谨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雷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在开具“四大件”药物时严格遵照第四版新冠感染重症病例诊疗方案的要求，例如对有明显细菌感染或真菌感染证据的患者才使用抗生素，对炎症介质水平较高的患者考虑进行小剂量、短疗程的激素治疗等。

合理运用的静脉注射药物，确实在疫情中起到效用。

1月1日，张文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时就曾表示，对肺部出现病灶的患者可以搭配抗病毒药物使用糖皮质激素，能够起到缓解症状的作用。第十版新冠诊疗方案也明确提出，对部分重症患者可以酌情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地塞米松、甲泼尼龙。

但这些药物的使用需要基于精确的指征判断。陈雷表示，一些小诊所医生囿于检查条件受限或知识不足，不能准确把握药物使用指征，更加容易开出输液药品，“不过这是医疗资源紧张之下的权宜之计，我们也不能用太挑剔的眼光去看”。

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医生李芬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三素一汤里面，激素确实有退烧作用，维生素C能补充一点抵抗力，但抗生素一定是错的，除非有证据证明患者合并细菌感染。”她猜测，外界有声音认为疫情中农村患者输液疗效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居民平时接触不到此类药物，因此没有产生耐药性。

口服给药需通过肠道分解、释放再吸收入血，起效需一定时间，而静脉注射用药的生物利用度是100%。“挂水”因此给医患留下起效快的印象，但这一给药方式存在隐患。

李芬表示，首先，输液是一种有创给药方式，注射过程中针头可能携带病原体引发感染；其次，注射液可能因生产环境不达标而混入杂质，引发血管栓塞或其他并发症；最后，医疗机构在输液时可能存在药品配伍不合理、调配环境不卫生、输液过程不监管等问题，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

中国一度是个“输液大国”，人年均输液瓶数是国外的2~3倍。根据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收集的参保患者就医情况数据，2010年，住院的医保患者接受静脉注射或输液治疗的达到97.84%。而时间相近的一项法国全国性调查显示，该国内科住院病人中有24.9%接受了静脉输液。

另一组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不断高企的大输液产量。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数据，2006年国内大输液产量为61亿瓶。根据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统计，这一数字2010年上升至93亿瓶，2015年上升到127亿瓶。

与之相伴的是不良反应。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19年）》的数据，在所有注射剂的不良反应报告中，化学药品注射剂占86.9%，排名前2位的药品类别是抗感染药和肿瘤用药，所引发的严重不良反应以过敏反应或过敏样反应为主。

抗生素是抗感染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为打击过度输液的首要目标。2012年，《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根据规定，医生开处方使用抗生素时，必须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及血、尿常规等实验室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细菌性感染者才能应用抗菌药物。这一规定因此被称为史上最严“限抗令”。

自2016年起，全国众多医院开始接连取消门诊输液服务。2017年，广东宣布将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逐步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陈雷所在的中山六院也于2019年告别了门诊输液。即使是在上一波新冠重症高峰中，该院也坚持只有在急诊科医生根据病情需要才给予抢救性的输液治疗。

从“限抗令”到“限输令”，国内大输液产量于2017年下降到120亿袋，但又在2019年回升至156.8亿袋。德邦证券分析师陈铁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或与行业龙头企业竞争格局变化，集中度提高有关。2020年，科伦药业公告入股石四药集团，持有后者20.51%的股份。一年过后，科伦药业、石四药集团又入股辰欣药业，分别持有后者10%、6.10%股份。

一位科伦药业分管营销的副总经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12月中旬至2023年1月中旬，科伦的输液产品用量出现显著增长。“用得比较多的产品是抗病毒和抗感染这两类，比如莫西沙星、左氟沙星、氨溴索、利巴韦林。用量增加的区域主要是感染人数和重症病例数增速快的区域。”

科伦药业总部位于四川，在国内输液药品市场居于龙头位置。民生证券发布的研报指出，2020年，科伦药业、石四药集团、辰欣药业、华润双鹤四家公司占据了输液药品市场的80%，其中仅科伦一家的占有率就在40%左右。

2022年12月，上述几家行业龙头公司都证实了输液产品的销量增长。例如，华润双鹤于2022年12月29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输液产品正全力组织生产，满足市场供应，在不同终端市场，公司输液产品销量有所增加”。

这是否意味着输液市场将迎来长期繁荣？多位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对输液药品需求的长期影响有限，但考虑到积压的常规诊疗需求，输液药品用量有望回到2019年水平甚至更高。

陈雷表示，2023年2月以后，该院接诊的新冠病人非常少，已经回归常规诊疗节奏。上述科伦药业高管也表示，目前科伦的产能充足，没有扩产计划。

如果疫情高峰再次袭来，农村地区也有了更多选项。随着阿兹夫定片、先诺欣以及民得维几款国产新冠药的上市，张德军相信自己未来开出的输液处方单会越来越少。

虽然取消门诊输液已得到各地医院普遍执行，但输液治疗依然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存在，而改变病患观念非一朝一夕之功。“有的老人以前得过脑梗、脑血栓，就想输点通血管药来预防，还有的人稍微有点感冒症状，就想打针。”张德军说，“我就算不给他输，他也会跑到别家诊所去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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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海阳 南方周末实习生 何定宇

弘扬英烈精神 铸牢忠诚警魂 |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在临洮公安青年民警中引发热烈反响③

9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回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向公安英烈的家人致以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的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公安队伍的关心厚爱。这既是对公安英烈子女的莫大鼓舞，也是全国广大公安民警的无上光荣。临洮公安广大民辅警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和殷切嘱托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懈努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公安力量。

大

家

谈

衙下派出所所长 张 桓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回信，既是对公安英烈子女的莫大鼓舞，也是对广大公安民警的期望要求。作为一名公安基层派出所所长，我将团结带领全所民辅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忠诚履职担当，严格落实落细上级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派出所前沿阵地作用，深入推进风险排查防范化解，全面强化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玉井派出所所长 郑喜中

我们要永远铭记公安英烈对党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前辈们忠于使命、服务人民，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后人，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战线上展示着光辉的“螺丝钉精神”，他们都是我们新时代的标兵，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将铭于心，践于行，忠诚履行使命任务，强化政治担当，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不懈努力。并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法律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严格守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底线，做好本职工作。

刑侦大队五中队中队长 何定军

习近平总书记给英烈子女的回信亲切温暖，饱含着对公安英烈子女的浓浓关怀与深深期许，更是对全体公安队伍的高度重视、殷切希望。作为青年民警，我定当传承和发扬英烈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打击犯罪和服务群众的本职工作，为临洮社会稳定贡献自身力量。

刑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 景俊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公安大英烈子女回信中，再次提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作为一名刑侦民警，我将以公安英烈为榜样，学习他们理想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学习他们心系群众、践行宗旨的为民情怀；学习他们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弘扬英烈精神、汲取前进力量，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时刻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为维护公平正义，守护人民安宁做出贡献。

办公室民警 卢彩娥

通过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我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确保入脑入心。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效发挥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扬斗争精神、扛起职责使命，为服务和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贡献自身力量。

3，殉道者 胡风及其同仁们 一，追随在巨人身边 —胡风与鲁迅 万同林

在党和鲁迅之间

通过和胡风的深入接触与沟通，吴奚如认识到：“他不只是研究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于文学上的认识论——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著作，在当时我认为是有显著成就的。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家的著作，写出了创造性的力作，如《张天翼论》、《林语堂论》等。当时鲁迅先生信任他，许多左翼作家(可列出一大串名字)和他结下文字因缘，不是偶然的。”

吴奚如回忆，比这更重要的是：

根据种种客观现实，我当时判断胡风在政治上是可信任的⋯⋯我在转入党中央特科工作之后，就奉命委托他为党中央特科(它代表党中央在上海执行任务，在艰险的隐蔽斗争中从未中断)和鲁迅先生之间长期的“机要交通员”，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我只在有紧急事情时才去见鲁迅先生。直到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由陕北苏区到达上海后，才结束这一委托……(《我所认识的胡风》)

由日本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在“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建议下，胡风出任宣传部长。两三个月后，茅盾辞去“左联”书记，胡风继任，直到1934年10月因穆木天被捕泄露了他的身份离任为止。不过，胡风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的党籍却未再恢复，而同是日共党员，同在东京被捕，同被驱逐回国的何定华，却一回国参加“社联”就转为中共党员。个中原因，与胡风较为靠近冯雪峰和鲁迅，后来与周扬之间产生隔阂，不能不说没有关系。但初到上海，胡风与周扬之间并无芥蒂。如吴奚如所言：“在1933年——1934年间，他和‘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是协调的，‘左联’内部是团结的。”

不管怎样，胡风与鲁迅之间的亲密友谊与相互理解却越来越加深了。

虽然胡风否认吴奚如曾明确给过他“党和鲁迅之间联络人”的名义，事实上他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有几件事值得一提。方志敏被捕后，在狱中写信给党中央，由胡逸民夫人送至上海，就是先转到了鲁迅那里。鲁迅把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不知是哪里寄来的，就把白纸转给了胡风。用碘酒擦拭后，显出文字。胡风回忆，信上的内容是“请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向社会发动一个营救他的运动。我把此信送给吴奚如同志看，他将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信留下，并说方志敏来信中的意见，请鲁迅先生研究处理”。

另有一次，党中央特科要紧急派一名干部到山东某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但一时拿不出路费来。据吴奚如说：“让胡风去向鲁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贷)，先生当时即二话不说地拿出几十元。”(《回忆伟大导师鲁迅》)

1935年秋，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情报组织被中外反动派破坏。为查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吴奚如亲自去内山书店见鲁迅，请他通过日本友好人士查明真相。过了三天，鲁迅便委托胡风向吴奚如转达了他了解到的情报。

类似这样的情况，当不仅只是这些。凡此均涉及机密性工作，需要承担风险，不顾个人安危，如果没有信任和友谊，没有共同的立场、情感和献身精神，显然是无法做到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国民党反动派和左翼文坛不明真相者，污以胡风“特务”云云，而鲁迅则坚定、毫不含糊地回答：“我不信！”

不过，胡风并不希望自己成为职业革命家，而是抱定用笔战斗的人生观，也是相当明确的。

据吴奚如介绍，1935年党中央特科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从左翼文化人中物色一批人到特科系统工作，条件是：1. 忠诚可靠；2.在国民党上层分子中有亲友关系；3.有独立工作能力。他先后照此物色了以下党与非党的左翼文化人：丘东平(和十九路军及两广将领有关系)、徐平羽(和邵力子有一点亲戚关系)、聂绀弩(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分子 ，包括康泽在内有故旧关系)、方天奕(即何定华，其叔父方觉慧是国民党老中央监委，实职是“鲁豫监察使”)……其中，胡风也是他物色的人选之一，但遭到婉言拒绝：“我觉得还是搞文艺理论工作对党的贡献相宜，如果党中央一定要我加入党的工作，我只好服从⋯⋯”吴奚如认为：“既然他态度犹豫，只好作罢。”(《我所认识的胡风》)

工作和战斗在鲁迅身边，胡风与冯雪峰、彭柏山、刘雪苇、萧军、萧红、欧阳山、草明等结下了不浅的友谊，有些还成为莫逆之交。

以彭柏山为例。当时他还没有职业，也没有作品发表，生活拮据，时常食不果腹。有一天，胡风去探望他，见其正在啃冷硬的大饼，当即掏出两块钱，“让他多活几天”。后来，胡风把此情况告诉鲁迅，鲁迅就嘱咐胡风把他每月捐给“左联”的20元钱拿出几块送给柏山维持生活，同时鼓励他进行创作。彭后来陆续发表了《崖边》等小说，均得到鲁迅和胡风的支持与帮助。1934年11月，柏山被国民党逮捕，解送苏州盘门外监狱囚押。他化名给鲁迅去信，胡风识出墨迹后，从此开始不间断地往狱中寄送药品、钱、书、衣物等，数年如一日地付出友爱。信中，胡风还特别强调鲁迅嘱寄《忏悔录》，“豫翁说：‘卢梭是个流浪儿，要看他怎样成为思想家、政治家的?’”此间，胡风受鲁迅委托，还向日本《改造》杂志介绍了柏山的小说，并专门收集他已经发表的几个短篇送至文化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所得稿费，胡风每月寄5 元到狱中，柏山借此改善生活，或帮助同牢难友。当时同被关押的许涤新正害肺结核病，柏山特地托人买了一大听鱼肝油，由外役转送给他。

刘雪苇也回忆：“和胡风建立关系之后⋯⋯而个人之间的友谊，却也逐渐建立起来，在穷得无法的时候，特别是绀弩不在，也曾伸手向他求过‘袁大头’的帮助。”他同时说：“那时起有人把我也目为‘胡风派’是错误的。所谓‘胡风派’，无非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实际是‘鲁迅派’、‘雪峰派’。这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明白真相，是十分可悲的。”(《我和胡风关系的始末》)

胡风接手“左联”的领导工作后，在宣传部下面设立了三个研究会：一是理论研究会，成员有韩起、聂绀弩、任白戈等；二是诗歌研究会，成员有穆木天、卢森堡、蒲风、柳倩等；三是小说研究会，成员有周文、欧阳山、草明、沙汀等。同时创办了一个油印的内部小刊物《文学生活》，登点工作情况，分给盟员看，借以维持一点工作关系。为此，鲁迅每月捐款20元，茅盾15元。

由于环境恶劣，鲁迅不参加“左联”的一般性活动，意见由胡风见面时代为转达。“左联”领导人汇报工作一般要约好时间、地点，在某个馆子里见面，边吃边谈。

胡风回忆：

一天，周扬约定近十个能写点作品的青年盟员，在小馆子吃饭，预定由茅盾谈话。但过了约定时间相当久，茅盾还没有来。周扬急了，到内山书店去找鲁迅；鲁迅听了说：这很不好。意思是，不能使这些盟员失望。马上跟周扬一道到小馆子里来了。见到他，大家都非常高兴，亲热地闲谈起来了。后来茅盾还是来了，坐定以后，结结巴巴地谈起他的《子夜》和短篇《林家铺子》的创作经验来了。听着听着，鲁迅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静静地对茅盾谈话中某一点插入了几句：“我的想法不是这样……”茅盾听了发窘，现出了不尴不尬的脸色。事后，参加了那次会见的人谈到时，总是恋恋不舍地回忆到鲁迅和听到他谈话的愉快心情。(《鲁迅先生》)

冯雪峰在调离上海之前，几乎隔一两个晚上就来胡风住处。他们谈文艺问题，谈党的和“左联”的某些人事情况等，例如对《自由谈》上发表的鲁迅杂文的感想，他和瞿秋白的共同工作情况。胡风则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些新出的理论书刊介绍给他，并用日式绸布包好由他拿走。

1934年秋，穆木天被捕转向，出来后向“左联”党团提出胡风是南京内奸的怀疑。胡风对周扬默认谣言表示愤慨，提出辞去书记的职务，同时也只得放弃在孙科主办的中山文化馆领取薪金的供职。他把这事告诉鲁迅，鲁迅沉默了好一会，平静地说：“只好不管他，做自己本份的事，多用用笔……”胡风自云：“这样，我就和所有左联的有了文名的盟员一样，只是挂一个名，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了。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我开始做专业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