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轻”还是“相重”？“魏晋风流”的魏晋时期文人相处之道分析
我国历代文人“相重”的事例有很多。比如盛唐时代有着“诗仙”美誉的李白和有着“诗圣”美誉的杜甫，两人相识后一见如故，成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在文坛上传为佳话。但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分析了“相轻”的两点原因，“精神层面上看，文人们缺乏自知之明；文章创作上看，文人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会以所长相轻所短”。
看来，古代文人间“相轻”还是“相重”，从自身角度看，主要和胸怀、情操、眼界有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魏晋风流”美誉的魏晋时代的文人之间关系，除了自身因素影响外，时代环境也是文人间“相轻”还是“相重”的影响因素。
一、宗教信仰环境让文人得以回归本真，文人“相重”自然成了主流。首次，宗教信仰环境在改变。魏晋时代是一个宗教信仰回归的时代。其次，带动了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文学自觉的氛围。文人身处这样的时代，不用深受儒学的理性主义和务实导向影响。鲁迅先生在谈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时也提到，是个“吃人的宴席”，带有旧文化的病态。
魏晋时代，文人在措辞造句上可以摆脱了固有的束缚，在精神状态上可以融入自己的想象与激情，这让文人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追求自由的境界。魏晋时代的文人身上散发出洒脱不羁的浪漫主义色彩，所以有着“魏晋风流”的佳话。最终，促使文人关系的改变。这样的文学创作环境下，文人间不用追求所谓的和谐，不再崇尚粉饰太平的和谐，再也不用为了矫情，而要唇枪舌战，可以回归人与人相处的原始状态，所以文人间“相重”成了主流。
房玄龄
文人“相重”，从魏晋文人日常活动、交流中就可以看出。房玄龄的《晋书》中，这样记载着：一众朋友，相约聚会，刘伶在外与阮籍、嵇康相遇，三人心领神会，携手进入了竹林。嵇康、阮籍、刘伶在竹林中畅饮起来，王戎这回又迟到了，姗姗而来。阮籍调侃到，“王戎你个世俗之物，前来使人扫兴”。没曾想，被王戎怼了回去，“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坏了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啊”。文人间的谈笑风生成了常态，是“相重”的直接表现。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校释》中这样记录到：王仲宣喜欢驴叫。他死后，魏文帝参加了他的葬礼。魏文帝对出席葬礼的宾客说，既然王仲宣喜欢驴叫，大家可以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出席葬礼的人都学了声驴叫。文人间悼念故人的方式能够投其所好，也是“相重”的直接表现。
二、政治环境让文人保持独立的审美人格，文人“相重”成了相处之道中的常态。1、文人之间的交流没有掺杂着政治影响因素。魏晋时期文人言行没有被整个政治环境所裹挟，这让文人之间的交流不受门第的影响，文人可以在政治之外保持独立的审美人格。
2、文学独立于政治之外。魏晋时期的文学并没有沦为朝廷、官场的工具，也没有被世家大族所垄断，文学可以不染尘世之俗。
创作文学的文人，有着很大自由裁量权。审美趣味没有受到极大限制的文人，眼界也不会局限在一处，大家可以在艺术风格上各有千秋，竞放异彩，互相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各展才能。重心不会放在对他人进行吹毛求疵上，文人“相轻”现象自然少了，文人“相重”现象自然成了相处之道中的常态。
三、相互慰藉的人文需要，文人“相重”得以抱团取暖。当时多数文人都有着现代社会里所谓的“心理病”，病因各不相同。
1、文人有对生命易逝的焦虑感。帝王朝代更替，战乱不断，身处这样时代环境下的文人，感到人命危浅。
2、文人有对仕途迷茫的彷徨感。魏晋时代，实行了严格的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这样的制度体系让当时许多有真才实学，但出身寒门的文人们，没有了发展空间，求取官职无门。文人在出仕和入仕的矛盾中，思虑过多，造成了焦虑、彷徨。
有人选择了远离政治，变成纯粹的人文知识分子，但感到郁积着的孤独感久久不能散去。有人想通过自己的才学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政治局势发声，但又不想在进言中，表现出自己对仕途的兴趣，从而破坏了自身潇洒不羁的社会形象，而感到苦闷不已。有人委身加入官僚阶级，压抑自己的个性，而感到痛苦不堪。
3、文人有对现实不满的厌世感。当时的生存状态，让文人感觉很悲剧。世态变幻不定，想要与自己感到不满的世态抗衡，但又难以抗衡，心里受到折磨，人感到备受煎熬。
文人的心理病态、病因不同，但渴望医治的心理是一样，可当时并没有心理医生。文人只能通过“相重”的方式，将脆弱的单个个体凝聚成一个个强大的生命集群。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就有了当时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等文人合伙人，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排遣忧愁、烦恼、苦闷。
四、“说好话”流行正当时，文人“相重”成了社会风尚。1、“说好话”的起因。说好话在当时流行起来，先是从官场上开始的。当时人才选拔实行的是九品正中制，中正官就有了一项主要职责，就是品第人物。
2、“说好话”的流行雏形---品藻文学。官场的一些小举动，在当时社会会有风向标的意义。官场上有了这么一项任务后，品藻就在文人中流行起来。文人喜爱的诗、棋、书、画，都流行起评品风。比如讲，当时有钟嵘的《诗品》，以诗为中心，把诗人分成了上中下三品，对诗和诗人都如数家珍。当时还有沈约的《棋品》，记录着当时棋手的品级。当时还有庾肩吾的《书品》，对历代书法家的特色进行了评论。当时还有谢赫的《画品》，对27位画家分品以鉴。
3、说好话的流行。渐渐地，文人间在日常交流中，也对人物的言行举止进行了点评，以赞扬、美誉为主。这些赞扬，并不是一味地、庸俗地表扬，溢美之词乱用。文人间的赞扬，是恰到好处的，也是名副其实的，在措辞上也是言简意赅的。这样的互相点评，受到了世人推崇，让文人间的关系融洽，文人“相重”成了社会风尚。
《世说新语·赏誉》中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对话。王太尉问孙兴公，“郭象怎么样？”孙兴公答到，“他的辞清雅，但又光彩闪亮，说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辞气奔放”。
一段是品论人物的话。王戎在谈起王太尉时，如是说，太尉的风度仪态高雅，犹如晶莹的玉树，好似尘世之外的人物。
《世说新语·赏誉》收录了品评士大夫的评语，截取了两小段，可以看出当时评语都些简练和恰当的话。士大夫阶层盛行“说好话”，整个文人社会也受到了传染、感染，文人间互相点赞成了时尚，文人“相重”成了相处文化中的常态。
五、文人爱酒成痴，寄情于山水，远离了世俗纷争，文人“相重”有酒文化、闲情文化作支撑。魏晋时期的文人，善饮酒，而且嗜酒，并把饮酒作为自己风流潇洒的标志。喜欢喝酒的文人们，在酒精的刺激下，在酒文化的作用下，培养出了豁达的志趣。魏晋时期的文人，纵情于山水，发展出玄学，心胸不再狭隘。有些文人聚在一起，可以只谈老庄，不谈论政事，远离了世俗纷争，豪爽成了文人的标签，文人间“相重”成了主流。
结语古代文人“相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魏晋时期，有着良好的土壤，让文人“相重”的相处之道得以萌芽、生长。
这其中离不开外在的政治环境影响。魏晋时期是一个信仰回归的年代，政治环境相对开明，造就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促进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生成。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开明盛世，可以让文人在措辞造句上、在为人处世上摆脱政治因素的束缚，文人“相重”成为主旋律。
这其中也有文人心理因素的作用。魏晋时代也是一个文人加官进爵的乱世，上升通道变得很狭小，让文人们喜爱抱团取暖，文人“相重”成为主流。
这其中也受到了社会文化氛围的引导。士大夫阶层盛行开来的“说好话”风气，让文人“相重”成为那个时代的美好情操。文人间爱酒成痴，寄情于山水的文化氛围，让文人“相重”引领了社会新风尚。
文/趣史研究社
《相逢时节》大结局：一场闹剧终收场，让我明白一个最重要的道理
文/叶秋臣
在雷佳音、袁泉和张艺兴主演的这部《相逢时节》还未开播时，叶秋臣就写了一篇文章表示期待。
38集的《相逢时节》现在追完了，豆瓣也终于开了分，难看的4.7，很低。
在正午阳光出品的剧里，算是垫底的水平了吧。
但不论如何，我在看剧时产生了一些思考，于是便将这些感触写了下来，分享给大家。
所以在这个收官的时刻也来码字一篇，算是有始有终吧。
大多数的观点和讨论，我在之前的多篇剧评里已经明确阐述过了，不再赘述，只谈谈这个收尾让我明白并重复加深印象的道理。
先说说结局的剧情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部分。
第一处，简敏敏找宁惠，宁恕找简敏敏的两条寻仇故事线。
你会发现这部剧出现的好多问题，全都耽误在信息不对称和时间差这两个问题上。
先说信息不对称。
简二和宁宥大多数的情况都想着先瞒住，慢慢渗透，但事发突然哪来得及。宁惠的那个性子，让宁宥和宁恕姐弟俩采取的也都是先自己解决，再撒谎让她宽心的方式。简二对付简敏敏也是如此，为了不让她去找麻烦，好多事情都不说，结果双方都造成了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误会。
然后就是时间差。
当时宁恕已经准备带着宁惠去海南定居，却在临水被简三中途截胡，还把简敏敏扯进来，两家矛盾在本有缓解的情况下再爆发。
简三把宁恕打进了医院，程可欣劝说宁恕签下谅解书，就在宁恕已经想通并去找简二他们签之后，东西还没捂热乎呢，偏巧这边简敏敏就去找宁惠，两人扭打在一起，还让宁惠不小心摔下了楼梯。
简敏敏找宁惠寻仇的故事线，本身她是去说软话想让宁恕放过简三，说的未必是真话，只是简敏敏不希望弟弟去坐牢而已。
但人的本质不会变，简敏敏和宁惠这两个原始矛盾制造机，终于在大结局中，1V1的情况下开始正面PK。
说白了，过去她俩打的都是代理人的架。
这场戏安排得非常好，当年崔父去讨债，是因为受了宁惠的口头怂恿，宁惠没有直接犯错，但她也是过程中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形容为心里产生恶念的源头。
间接，不代表没关系。
就像宁宥说的，如果当时她在吃早餐时叫住了心灰意冷的父亲，会不会结果迥然不同？
但宁宥懂得反省，曾经的宁惠却没有。
她只是一味把责任和罪过都推给旁人，推给女儿与简二相互联系，推给简家所有人，唯独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落错之处只字不提。
简敏敏和宁惠吵起来的时候，对话的内容很有价值。
当年崔父受了伤，简家的厂子养了他很多年，等于是吃空饷。在经营不善的时候，厂子选择裁员，好多健康的人都被炒鱿鱼，于是崔父自然也成为了被放弃的那类。宁惠当时的确很辛苦，一个女人既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赚钱，故此积攒了不少的怨气，这些怨气她也一股脑都算在了简家的头上。
如果当时她劝说丈夫去找一份其他的工作，自己也进行心态调整不去自怨自艾，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还不必仰人鼻息，孩子们也能免于遭罪的命运，是不是结果还会更好一些？
但就像宁恕问程可欣的那句话，如果提前说了，还会分手吗？
程可欣的回答很正确，生活没有如果。
宁惠摔下楼梯不是简敏敏推下去的，但的确是因为与简敏敏起了争执才造成的结果。
简敏敏不是直接加害的人，曾经的宁惠也不是。
宁惠看起来没有直接参与任何一次复仇的计划，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了宁恕的悲剧。
以及她自己的悲剧。
这个业障因果，就如简二被宁恕捅伤，都是殊途同归。
接着我们来到下一条寻仇故事线，宁恕去找简敏敏。
宁恕得知母亲坠下楼梯，加上当年父亲坠楼的世仇情绪，他从医院出来直接去找简敏敏开战。
其实如果最早他就是朝着简敏敏下手，事情或许也没有这么复杂。
走到大结局，宁恕这条复仇路才算真的走对方向了。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一场戏？
还记得当初简父和崔父，与如今的简敏敏和宁恕，几乎是相同情况。
崔父去找简父讨要钱财，宁恕去找简敏敏讨公道，都是刀子伤了人。
在四个人闹哄哄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宁恕不小心捅伤了简二。
多年前是父亲捅了父亲，现在是儿子捅了儿子。
这是把整个业障因果轮回，画了一个圈，从起点走到终点，从终点再走回起点。
不同的是，简二签了谅解书。
这个谅解书，意义不仅仅只是原谅宁恕而已。
此时的背景音乐也恰到好处。
整部作品，其实就在演绎一场闹剧。
叹了一口气，这场闹剧终于走到了收场的时候。
两家的仇怨，至此就走到了一个休止符。
但怨恨没有消失，也不会轻易消失。
如宁恕所说，不代表不恨，只是不会再去报复了，不论出于什么目的。
简敏敏也说了类似的话。
都过去了。
接着再说说叶秋臣对结局最喜欢的第二处。
那就是简二和宁宥之间的对话。
一个人问对方有没有去毕业典礼，一个人问对方有没有找过自己。
他们都说“没有”。
因为那是“过去”。
不论什么。
都过去了。
剧中的仇怨，剧中的角色，剧中的故事，还有剧本身，都过去了。
人们都有想要挥手告别的过去，在某一个节点自己想通想透的时候。
《相逢时节》看到大结局，让我明白了一个最重要的道理。
不论什么，终将过去。
文/叶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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