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传简介(戴笠是怎么死的)

戴笠49岁遇难，周总理说了16个字，字字精准！

1946年3月17日一架飞机在雨中撞向了南京郊区岱山，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一代特工大王戴笠就此陨落，终年49岁。事后，周总理在一次会议说了16个字，字字精准。

戴笠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杀害革命同胞，实行独裁统治的刽子手，也有人说他是抗日锄奸的大英雄，在笔者的眼里，对于戴笠不能简单的用好人与坏人去评价他，其短暂的一生十分复杂。

蒋介石对于戴笠来说，是导师，是恩人，更是靠山，没有黄埔军校蒋介石的提拔，就不会有此后的戴笠，因此具有传统思想的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到后来尽管知道蒋介石开始怀疑他，甚至想要除掉他时，他依然想尽一切办法打消蒋介石的顾虑。

抗战时期，国军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日本间谍以及伪军特务活动猖狂，戴笠利用军统力量除掉了40多名大汉奸，有力的震慑了那些想要卖国求荣的人。戴笠到底有多厉害，据美国情报局的一份调查介绍，戴笠直接领导了32万特务人员，其中有4万人日夜不停地为他工作。

可以说在地球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特务，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日本，在日本空军内一直隐藏着一只傀儡飞行队，接受戴笠的领导，甚至在日本皇宫里都有戴笠的卧底，也难怪到了后期，蒋介石都感觉戴笠要失控了。

日本投降之后，戴笠的作用明显减少，加之社会舆论较大，蒋介石就想借此消弱戴笠的力量，然而还没来得及实施，1946年戴笠就意外遇难，对于戴笠死，当时的蒋介石也许内心当时高兴的，但后国民党全面溃退时，他又想起来了戴笠的好处和作用，在其日记里写下“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哀叹。

作为戴笠的对手，共产党方面对于戴笠的死，自然是高兴的，周总理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戴笠，他说“戴笠之死，中国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仅仅16个字，却字字精准，恰好反应出了戴笠的厉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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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亡之谜，乘坐飞机失事前，有个人跟蒋介石说：飞机即将坠毁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飞机在南京岱山失事。军统头子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令人唏嘘不已。究竟是意外，还是蓄意谋杀，众说纷纭。但是，戴笠失事前发生的事情，似乎给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解读。

1946年的春节，戴笠是在北平度过的。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春节，北平城到处洋溢着热闹的过节气氛。然而，热闹的气氛跟戴笠无关，他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这一年将诸事不顺。戴笠非常迷信，对风水八卦异常敏感。

戴笠担任军统局长时，全国各地军统分部的联络地点，都是戴笠请风水先生精心挑选的。算命先生告诉戴笠他命中缺水，于是戴笠总用带水的化名来弥补不足，比如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

就在戴笠苦恼时，远在重庆的毛人凤发来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蒋介石让毛人凤发出的，内容是要求戴笠尽快赶回重庆，参加军统情报机构整顿会议。毛人凤还在电报结尾附注了一句话，“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

戴笠悲愤不已，自己将面临着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尽管非常悲伤，但还是要回信的。经过再三斟酌，戴笠回电了，“电谕敬悉。本当遵谕返渝，因平津宁沪巨案，尚待亲理，本月中旬始能面临教诲，敬乞示遵。生云天在外，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

接到戴笠的回电后，蒋介石将电文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坐在办公桌前不吭一声。蒋介石对戴笠太熟悉了，“煮豆燃箕，相煎何急”都用上了，戴笠这枚棋子是时候丢弃了。冷静之后，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戴笠，要求他速回重庆参加会议。

与此同时，蒋介石找了一个人，宣铁吾。宣铁吾是黄埔一期，其父和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因此他被蒋介石视为子侄。戴笠终于要回重庆了，他回重庆的路线是这样的，先去青岛，从沧口机场起飞准备去上海，再回重庆。

戴笠登上飞机前，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天气不太好，大家都劝说戴笠改日才走。戴笠决绝不同意，指示多带汽油，如果上海不能降落就改道南京。飞近上海时，果然大雨倾盆，只得改道南京。

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可到了下午1点后电讯突然中断。有一个细节，宣铁吾在确认戴笠登机后，立即给重庆方面发电报，“戴笠的飞机会中途坠毁。”宣铁吾怎么能提前预测？这成为戴笠被谋杀的最大证据。

戴笠失事地方位置很偏，直到三天后人们才找到戴笠遗骸。消息传来，蒋介石“非常悲痛”，亲自撰写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

参考资料：《戴笠失事之谜》、《军统头子戴笠》

纸糊的保密局八大金刚：五个逃掉，三个被抓后在战犯管理所分美金

#头条创作挑战赛#军统确有八大金刚，但是其中却绝不会有“四哥”徐百川和“六哥”郑耀先——他们级别太低，内勤当不上处长，外勤做不了站长，中校上校在军统一抓一大把，戴笠不会与其称兄道弟，他们也不敢称毛人凤为“毛座儿”。徐百川郑耀先的历史原型，极有可能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军统上海区的八个行动大队的队长，军衔大概是中校，抗战胜利后才晋升的上校。

抗战期间，戴笠联合青帮大佬杜月笙在上海组建了很多行动队，曾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回忆：“军统的区与行政区划中的‘区’不一样，只是军统局外勤工作单位中的一种建制，列为第一级，直属局本部，算是最上层组织，区以下还有站、组、队和直属员。区也有大小之分，员额、编制、经费都相差很远，上海区的一个组，就比‘南京区’的人数多。”

陈恭澍1939年就任军统上海区区长时，手下有二十二个联络站、四个电讯台、五个情报组、八个行动大队，大小单位五十多个，从军统局领薪水的在编潜伏者就有一千多人。

随着王天木、陈恭澍等人被七十六号逮捕后变节（他们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陈后来确实与戴笠恢复了秘密联系），八个行动大队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的那个万里浪，就是陈恭澍手下的一个行动大队副大队长，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要不是万里浪指认，陈恭澍就可能用假身份过关了：“这个十恶不赦的万里浪，原是上海区第四行动大队副队长，他是因为和队长刘时雍相处不睦才叛变投伪的……眼前，站在那里张牙舞爪的便是他，我心想，这一下可要穿帮了。”

在陈恭澍的回忆录中，我们找到了军统上海区第第二大队赵圣、第三大队蒋安华、第四大队刘时雍、第六大队潘绍岳等人的名字，其他大队长姓名均不见记载，估计是表现不太好——一直坚持与日伪战斗、宁死不屈的，陈恭澍都会大书特书，不记名字的去了哪里，笔者有一个不太好的猜测，但还是不说为好，以免误伤。

上海区下属的八个行动大队大队长当然不能号称八大金刚，戴笠和毛人凤最信任的手下，都留在了军统局本部当少将处长，连我们熟悉的徐远举、周养浩，也就是《红岩》中的徐鹏飞、沈养斋（沈醉是那里面的严醉），也是没有资格位列八大金刚的——他们都没有在军统（保密局）本部当过少将处长。

徐远举当过几天第三处（行动处）上校副处长，因为跟少将处长程一鸣不睦而调为川康区代区长（因正式任区长资历还不够，区长得是少将）；周养浩在局本部只当过第五处审讯员和息烽监狱主任，只因为跟毛人凤同乡且有亲戚关系才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区副区长兼督查主任。

徐鹏飞沈养斋的历史原型徐远举周养浩没有资格位列军统八大金刚，严醉的历史原型沈醉却真是军统八大金刚的“老疙瘩”——他是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也是军统最年轻的少将。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金刚，军统（保密局）八大处长也是不断更迭，比如戴笠在1942年设立的八大处分别是情报一处（管军事情报）、情报二处（管党政情报），第三处行动处，第四处电讯处，第五处司法处（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人事处，第七处会计处、第八处总务处。

军统变为保密局，八大金刚的路也走到了尽头，沈醉回忆录中罗列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八个少将处长，这就是最后的特务八大金刚，也可以戏称为“保密局最后的八个金刚级特务”——保密局只有七个处，所以两任总务处处长沈醉和成希超同时算数，才能凑够八个，另外六人分别是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行动处长叶翔之、人事处长郑修元、电讯处长杨震裔、司法处长李希成、经理处长郭旭。

1949年，老蒋枯树将倒，毛人凤只能带着手下的小猢狲去岛上啃甘蔗吃莲雾凤梨，于是叶翔之、郑修元、杨震裔等人牵着毛人凤的尾巴跑掉了，沈醉和成希超、郭旭则在昆明被关进了笼子，算不上金刚级特务的徐远举和周养浩也在笼子里朝沈醉呲牙。

沈醉被关起来的之后，并没有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受到严格监管，他用收到的黄金银圆买了好多食物，徐远举周养浩吃他的嘴短拿他的手软，再也不张牙舞爪了。

徐远举周养浩朝沈醉呲牙的前因后果，沈醉在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

跑掉的那五个金刚中，叶翔之似乎可以算是接了毛人凤的班，被抓起来的那三个，在战犯管理所也闹出了很多笑话——其中最搞笑的是成希超，他可真是一个舍命不舍财的典范，沈醉回忆起来也忍不住发笑：“成希超是什么都带在身边，最后趁看守人员走开时，他又匆匆忙忙从袜子、鞋子内掏出几叠美钞，向墙壁的老鼠进出的洞口塞了进去。第二天起床后他就去掏藏的美钞，结果竟摸不到，他急得满头大汗。”

郭旭笑看成希超满地打转，就装模作样地念起了经：“希超美金两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请求菩萨来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成希超大挖特挖，果然找到了被老鼠拖走的两千一百美金——在当时，两千一百美金可是一笔巨额财富：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挂钩，1949年100美金可以换88.8671克黄金，两千一百美元就等于1866.2091克黄金，也就是说，成希超等于在鞋袜中藏了三斤七两黄金，放到现在，怎么也得值七八十万块钱。

沈醉是个精明人，见了好处不上，那不是他的风格，于是他插科打诨，动员成希超“三七二十一”，跟郭旭每人得到了七百美金。

据沈醉回忆，他们先后被抓时，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因为属于公款，所以都被没收，但是像成希超那样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即使被搜出，也是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

沈醉和郭旭、成希超都很有“经济头脑”，所以一直不缺钱用，而徐远举、周养浩可就惨了：他们在昆明被抓时，身上只有一套衣服，眼看着沈醉等“金刚”成条买香烟、一次十斤买糖果，只能眼巴巴地咽唾沫流口水，再也不好意思打骂沈醉了——他们还想从沈醉那里沾点光，以免像董益三（原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那样满地找烟头。

看了这三个少将级特务在战犯管理所里的表现，读者诸君肯定也会发笑：什么四杀手、三剑客、八大金刚，统统都是纸糊的，逃跑时恨不能长出四条腿，被抓时没有一个反抗，被抓后也没有上吊抹脖子咬舌头，反而每天在为吃好喝好绞尽脑汁，为了一支烟、一块糖，所有的新仇旧恨都可以放在一边。

纸糊的特务八大金刚说完了，大家在笑过之后肯定也会想到一个问题：同样是少将级特务，为什么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这些“专业人员”捉襟见肘，而沈醉、成希超、郭旭却依然不缺钱花？

戴笠之死

1945年10月，抗战刚刚胜利，全国还沉浸在一片喜庆中，国民党局特务头子戴笠却犹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

原因是，他的军统要保不住了。为了作出建立“民主政权”的姿态，保障人民不受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拘审和处罚的权利等，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表面文章”。

这文章的重点就落在了戴笠和军统身上，他向戴笠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这次指令一箭双雕，既可以平息民众对“臭名昭著”的军统之怨、缓解国民党内诸多派系对军统的不满情绪，也可以趁机打击戴笠的势力膨胀，防止戴笠作出对蒋进一步的不利之举。

蒋介石成立了由其领导，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的5人小组，监视戴笠，并研究抑制的策略。这也说明蒋介石开始怀疑戴笠的忠诚了。

对此，戴笠所幸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以巡视各地“肃奸案”为借口，在华北、东北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躲避监视。

但戴笠没想到，“意外”就在飞行中发生了。

川岛芳子的秘密

在北平期间，戴笠得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已被逮捕。

由于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活动，又对满蒙情况极为熟悉，而且手中掌握大量关系网和秘密。特别是戴笠得知军统华北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与川岛芳子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

戴笠来了兴趣。他要亲自提审川岛芳子。

不审不知道，一审吓一跳。川岛芳子为求活命，向戴笠如实招供，说出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的秘密。

而且，川岛芳子还说，马汉三逮捕她后，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没想到提审还有意外收获。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是作为马汉三叛变的一个佐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戴笠一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两眼放光，并且仔细询问了宝剑的外观、长度、剑柄上是否雕龙、剑鞘上镶嵌的宝石数量与形状等等。

原来，这柄古剑长5尺，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剑柄上雕有9条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权。

询问过后，戴笠断定这把剑正是当年“东陵大盗”孙殿英从乾隆帝陵墓中盗取并答应赠与蒋介石的那一把。

当年，孙殿英将宝剑献与戴笠请其呈交蒋介石时，戴笠公务缠身，怕把宝剑弄丢，便交给马汉三代为保管。

可不久后，马汉三被日军逮捕，不仅供出所有情报，还将宝剑献给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而后，田中路过北平又将宝剑交给情人川岛芳子保管。

这才有了马汉三“失而复得”九龙宝剑这一幕。

此时，马汉三在北平背后的关系利益盘根错节。戴笠并没有立刻对马汉三动手，而是派人给马汉三递话，只是索要“搜出的古剑”，其他话题一概不谈，罪行也一概没有追究。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交出了宝剑，还渲染自己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古剑。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当然骗不过戴笠。但一向当机立断的戴笠，却在该出手时用了“缓兵之计”，给马汉三以喘息之机。

马汉三也明白戴笠的意图，知道戴笠早晚会收拾他。为了进一步稳住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马汉三明面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宝，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暗地里却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想要杀戴笠自保。

戴笠的固执

戴笠没有急于收拾马汉三，是因为有另一件大事让他更为担忧。1946 年2月，蒋介石成立了一个新的8人小组，研究撤销军统局的方案。

这8人中惟有戴笠“单枪匹马”，形成了1对7的局面。这对戴笠来说极为不利，撤销军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而且蒋介石已经连续两次通过电报催促戴笠速回重庆参加八人会议。

他不得不去。更重要的是，4月1日是军统成立的纪念日。这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的首次纪念日，也可能是军统的最后一个纪念日，出于对军统的感情，戴笠必须参加这个仪式。

3月13日，戴笠由北平赶赴天津，马汉三陪同。临行前，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告别，还谦谢着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这成了戴笠临死前的谶语。

3月16日，戴笠到达青岛，决定翌日去上海，并指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给他送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

3月17日，天气预报上海一带可能有雨。尽管飞行员担心天气条件不能起飞，但戴笠依然坚持：11时起飞，并让机师备足800加仑油料。万一上海天气条件过于恶劣，则可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

飞行途中，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于是转飞南京，但那里也是滂沱大雨，电闪雷鸣。此时，空军已派出4架飞机，为戴笠的专机导航，但无奈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

222号专机也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是说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是说专机拟在南京降落。13时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紧接着，联络中断……

不久，戴笠专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的军统高级特务中扩散开来，引发了一片恐慌。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紧急汇报了戴笠和专机失踪的消息。

蒋介石听后，半天一言不发。而后紧急命令空军想尽一切办法沿途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马汉三的黑手？

在戴笠飞机失踪后不久，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得到了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坠落之地被称为岱山，后讹传为戴山。

17日下午，村民们先看见一架飞机低空盘旋，而后撞在一个山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冲天。

3月19日上午，当李人士与随行人员来到岱山，连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七零八碎，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泥泞之中，残骸中夹杂着被烧焦的残肢断体。而戴笠本人的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了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经过辨认，尸体左边臼齿上下镶嵌了6颗金牙，确为戴笠本人无疑。

在追缴飞机失事散落的古玩珍品中，当地县长送来了一柄古剑，剑鞘、剑柄虽然都以损毁，可剑身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这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的那把九龙宝剑。

神通广大的“间谍王”竟然死于一起空难，一时间引发了种种猜测。

1948年，保密局，也就是军统改组后的机构呈送给蒋介石的一份绝密文件对“3·17”空难作出了一个结论。

文件说，马汉三偷看了戴笠信件，得知了戴笠要去青岛、上海等地的行踪。对戴笠起了杀心的马汉三便密谋策划了空难事故。

马汉三找来心腹秘书刘玉珠先期赶到青岛，利用华北督导员身份，设法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待飞机飞临上海时引爆，制造降落失事的假象。

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马汉三最终罪名被定在“贪污”上。但戴笠之死究竟是否为此人所为？直到现在也仍未有定论。

【参考资料】

《戴笠：黑色特工之王的覆灭》，鸿儒文轩，中国书籍出版社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的人》，杨帆，台海出版社

纪录片《戴笠之死》

来源：央视网

戴笠身亡后蒋介石放声痛哭，得知其遗产数目后，却又开始破口大骂

1946年3月17日上午，军统大头目戴笠登上了由青岛前往上海的一架专机。结果因为天气原因，飞机无法在上海机场降落。无奈之下，戴笠只得命令飞机飞往南京。

17日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滂沱，戴笠乘坐的飞机因此失事撞在了江宁县岱山的山腰上。

戴笠死后，南京接连下了三天三夜的暴雨，他的尸体也在暴雨中淋了三天三夜才被人发现。

戴笠

当蒋介石本人得知被誉为“蒋介石的佩剑”的戴笠死亡的消息后，内心十分悲痛，放声痛哭，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不幸以气候恶劣竟在南京附近遇险身亡，殊为悲痛，此生虽多缺点，但其忠诚与热心实不愧革命信徒也。今焉则无矣！”

后来国民党公祭戴笠时，蒋介石还曾亲自出席，致悼词时数次落泪，可见他对戴笠还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

然而不久后，当蒋介石派人清查戴笠遗产，得知戴笠遗产的数目后，却又不禁破口大骂了戴笠一顿。

那么，戴笠的遗产到底有多少，以至于让蒋介石如此愤怒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的呢？

1922年，25岁的戴笠流浪到了上海，在一家交易所内当起了跑腿伙计。巧合的是，这家交易所的老板是蒋介石、戴季陶以及张静江。

因为戴笠也姓戴，而且他十分机灵，理解力又强，戴季陶逐渐产生了培养他的念头，将戴笠介绍给了蒋介石。

经过交流，蒋介石得知戴笠和自己的出身经历十分相似，他也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也是年幼丧父，自小就经历了人间疾苦，不由得对戴笠惺惺相惜。不过，此时他们二人并没有深交，后来交易所生意失败了，蒋介石选择离开上海，他和戴笠的联系至此也就断了。

蒋介石

1926年，戴笠奔赴广州投奔革命，顺利考入黄埔6期，被编入伍生团第十七连，和蒋介石有了名义上的师生之谊。此时的戴笠已近而立之年，性格相较于过去的任侠豪放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沉默寡言，处处谦让，平日里整天埋头苦学。

在这期间，戴笠开始阅读蒋介石推荐的《俾斯麦传》、《曾文正公家书》以及《曾胡治兵语录》等书籍，随着书越看越多，戴笠对曾国藩及俾斯麦也越来越欣赏。在思想方面也越来越靠近蒋介石，对蒋校长也越来越崇拜。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权，并公然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开始公然“清党”，作为蒋介石“起家之本”的黄埔军校，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蒋介石这次“清党”的重点，专门派遣负责情报工作的侍从室高参胡靖安前往黄埔军校执行“清党”任务。

戴笠

当时的戴笠并没有任何军职，但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希望，每天自觉去寻找相关情报，然后以晚生的身份找上胡靖安，将自己探知到的情报交了上去，他也因此被称为“编外情报员”。

因为戴笠一没有活动经费，二不知道高层这么做的意图，他搜集的情报质量并不高。不过胡靖安还是凭借着这些线索，找到了几名共产党员，因此开始有意识的栽培戴笠，不久后就将他提拔为了骑兵营党部执行委员。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在政治上遭到了极大的危机，为此决定加强情报工作，以掌握各地反蒋势力的动向，及嫡系部队各级将领的忠诚情况。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此专门成立了密查组，戴笠经组长胡靖安举荐成为了这个小组的一员。

戴笠

在密查组里，戴笠展现了惊人的搜集情报的天赋，不但情报来得又多又快，而且质量还高，每隔两天总能汇报上去一份情报。每逢有重要的情报，他总会千方百计地将之直接交到蒋介石的手里。

对于宦海沉浮了很久的蒋介石而言，戴笠这个“老熟人”的举动让他很看不惯，觉得他不经常规传递手续唐突的越级上送情报，是想一步登天，戴笠就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而已。

时间长了，蒋介石开始觉得戴笠的这种精神着实可嘉，而且他的情报一般都比较真实，遂对戴笠渐渐重视了起来。尤其是“二次北伐”的时候，戴笠跑遍了华北诸省，给蒋介石搞到了大量的情报，他也因此更受蒋介石器重。

不过，再怎么受重视，戴笠本身在国民党的地位都不高。用戴笠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的他就是“跑单干”的，相当于一个“情报个体户”。

戴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第二年，蒋介石决定以“复兴民族”为名，以国民党内部的军方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体，建立一个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在整个复兴社组织结构的安排上，蒋介石最为看重的就是特务处长的位置，可以说，这个位置是整个复兴社的核心所在。当时，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给蒋介石推荐了包括邓文仪，桂永清，郑介民，康泽在内的6个人，虽然戴笠也在这份推举名单中，但因为他资历尚浅，国民党内部很多人都不支持他。

蒋介石

然而，在蒋介石眼里，“资历尚浅”这一戴笠最大的劣势，反而转化为了他的优势。出于平衡考虑，蒋介石最终决定由戴笠来担任特务处长。

数月后，这一支以戴笠为主的特务组织正式改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第2处”，戴笠在南京徐府巷成立了特务处本部，在鸡鹅巷设立了私人办公室，在全国各大城市及要冲区域都建立了情报组织，就此开始了他的军统大特务生涯。

戴笠走马上任后，搞出了诸多引人注目的案例，比如北平杀汉奸张敬尧，上海暗杀杨杏佛，天津捕捉吉鸿昌，梧州暗杀“暗杀大王”王亚樵等。

然而，真正让戴笠得到蒋介石进一步信赖的，还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事件。

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城一阵枪响，蒋委员长做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

在西安事变的消息公诸于众之前，南京的戴笠就已经收到了军统西安站站长江雄风发来的密报。戴笠对此如丧考妣，知道自己能有今天完全是因为蒋介石的存在。迅速将郑介民，文强等人招了过来，哭丧着脸告诉他们：

“领袖在西安生死难卜，我去见了何部长（军政部长何应钦），他主张立即讨伐，我又去见了宋院长和夫人（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宋美龄），他们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如此相持下去，领袖又如何能得救呢？我想亲自到西安去，最好能找到会飞檐走壁的人同去，混进西安去救领袖，想请诸位想办法。”

何应钦

面对这种情况，郑介民等人也愁眉不展，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戴笠见状苦笑着表示，既然如此，自己只能跳龙潭入虎穴，亲自走一趟了。

戴笠之所以表示自己要亲自去一趟，除了因为蒋介石对他个人而言十分重要之外，还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逼着他必须亲自去一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三派，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派主张立即进攻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蒋介石交出来。以戴季陶为首的一派主张以“对西安大规模轰炸”为由，威吓张学良和杨虎城，让他们将蒋委员长交出来。而以宋美龄为首的第三派，则主张通过谈判的方式将蒋介石保下来。

宋美龄

虽然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很大，但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杀戴笠以谢天下”。理由是身为军统大特务头子的戴笠，在江雄风事先传递“张杨二人欲对委员长不利”的情报后，竟然还是导致了这种局面的产生，所以他们三派一致认为应该将戴笠处决。

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甩锅行为，因为戴笠在接获情报后第一时间就对蒋介石进行了上报，结果蒋介石很有自信的表示：“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对我和夫人很忠诚”。

也正因此，为了保命，戴笠才不得不亲自去西安走一趟。

12月22日，戴笠跟着宋美龄等人乘坐飞机去了西安，刚下飞机，戴笠就被两个警卫人员挟持上了一辆小汽车，之后被一路拉到了一个阴森潮湿的地下室里面关了整整20多个小时。

张学良

关戴笠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因为有不少人要求他“速杀戴笠”，但张学良并不愿意真的将戴笠处决，因此才让人将他关了起来，以免戴笠出现什么意外。

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戴笠在地下室里十分的惶恐，因为他不知道张学良到底要如何处置他，遂写下了一封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的遗书：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也。”

不管戴笠是不是真的这么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对待他除了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外，还多了一些个人层面的亲近。后来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里面，以蒋介石的语气夸赞戴笠“忠勇可嘉”，戴笠本人对此十分高兴，直言“冒死而去，呈祥面归。”

戴笠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决定拿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祭旗”。韩复榘出身于清末新军，为人反复无常，一会儿为冯玉祥效力，一会儿为蒋介石尽忠，堪称朝秦暮楚的典范。

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线的韩复榘，在日军发起进攻时不战而逃，让日军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占领了大半个山东。

韩复榘的行为无疑让蒋介石对他十分不满，戴笠也趁着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将军统济南站站长发来的密报放到蒋介石的案头，让蒋介石明白韩复榘私底下在和日寇土肥原贤二进行接触，打算在山东建立伪政权。

韩复榘

蒋介石看完后，问戴笠韩复榘有没有参加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戴笠回答道：“韩复榘说中央说话不算数，答应每个月给他60万元军饷，结果一直没兑现，他信不过中央，所以没参会。”蒋介石听后骂了一句“娘希匹”，接着问道：“韩复榘接到中央指责他丢失济南的电报后,有什么反应?”

戴笠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大放厥词，说什么‘济南丢失由我负责，不知南京丢失，该不该蒋某人负责呢？’”

戴笠复述的这一段话，无疑是在戳蒋介石的肺管子，他当即拍案而起说要“制裁”韩复榘。

1938年1月8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给韩复榘发去了一封急电，邀请他前往开封参加抗日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因为路上可能遇到日寇埋伏，电报里特别申明韩复榘可以“多带卫队”。

蒋介石

一般军事将领参加这种会议时都要求轻车简从，因此韩复榘收到这一电报后觉得蒋介石是“真心相请”，遂坐火车前往开封，在开封车站受到了戴笠等人的“热烈欢迎”。

在火车站戴笠告诉韩复榘，因为部队驻地正在布置环境，所以警卫部队请暂留车厢候命。之后韩复榘只带着10名卫士，跟着戴笠一块去了袁家花园礼堂，并将随身武器交给了会议筹备处代管。

会议开始后，蒋介石立即宣布：“本次会议，首先要解决个别高级将领丧师失地问题。”之后，蒋介石宣布韩复榘犯丧师失地之罪，免去本兼各职，交军法处处理。

紧接着，戴笠就指挥四名宪兵将韩复榘架出会场，用专列运往武汉。经审理后，韩复榘于1月24日被戴笠指挥的军统特务秘密处决，事后蒋介石论功行赏，升戴笠为军统少将副局长。

蒋介石和戴笠

随着军统的势力越来越大，戴笠逐渐有了“读史”的爱好。每当有空闲时间，他就让秘书给自己读并讲解《二十四史》。当秘书讲到武则天时期酷吏周兴、来俊臣的下场时，戴笠总是心有戚戚焉，说：“我将来如果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也正因此，戴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表达着对蒋介石的忠诚。比如，随着戴笠的风头越来越大，他开始被西方盟友称为“中国的希姆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听说过戴笠的名头，曾当面跟蒋介石表示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希望能亲自和戴笠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见一面。

1945年4月3日，蒋介石在重庆城外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检阅“精锐部队”后，举行了一次晚宴。在晚宴上，戴笠专门让翻译告诉美国人，不要听信别人说他是“中国的希姆莱”的“坏话”，他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戴笠（左）

虽然戴笠不止一次地跟蒋介石表忠心，但蒋介石在内心深处仍然对他有所防范，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深有“飞鸟尽，良弓藏”的恐惧之感，觉得蒋介石可能会抛弃自己。

当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收到了一封毛人凤发来的蒋介石要他去重庆参加会议的电报。在电报后面，毛人凤还特意提及了宣铁吾、黄珍吾、李士珍，这些人都是长期与戴笠交恶，一直在和他争夺警权的对手。

戴笠明白，这次会议将决定军统前途，当即命人给毛人凤写了一封回电，要毛人凤回复蒋介石，自己本月中旬才能到会。

因为内心有所不满，所以戴笠在电报后面加了句：“生云天在望，惟命是从，讵料煮豆燃箕，相煎何急?生效忠钧座，敢云无一念之私。不得已而晋忠言，冒死陈词。伏乞明察，生戴笠。”

戴笠

因为这封电报言语过激，毛人凤没敢转呈蒋介石。没收到回复的戴笠不由得十分心急，于1946年3月15日在北平乘坐一架C47型222号专机飞天津、济南，并于16日抵达青岛。在青岛，戴笠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报告，说“望领袖多加爱护”。

按照戴笠的计划，他将于3月18日飞往重庆亲自跟蒋介石报告，摸清蒋介石对军统处理的底线，之后于19日参加会议。

因此，戴笠在抵达青岛的第二天上午就坐飞机飞往上海，准备之后转道重庆。因为日程安排满了，虽然17日当天天气不好，戴笠仍然不顾一切地下令让飞机起飞了。

17日下午的上海，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大雨。戴笠飞机只得转道南京，结果南京的天气同样不好，正在飞机准备转道徐州时，撞到了南京附近江宁县的岱山之上，军统大特务头子戴笠，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

戴笠

当蒋介石得知戴笠这位“得意门生”死了后，还曾放声痛哭过，称戴笠“不愧革命信徒也”。后来随着国共内战的展开，蒋介石对戴笠越发怀念，说“雨农之丧，为革命之损失也。”

也正因此，在戴笠后事处理方面，蒋介石也给予了他厚葬。不但追授戴笠陆军中将军衔，还亲自出席了戴笠公祭仪式，亲作祭文叹曰：“胡期一朝，殒此英贤：心伤天丧，五内俱煎！”“惟君之死，不可补偿！”

秀做够了，该查的还是要查的。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专门派人去清查过戴笠的遗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蒋介石看到调查报告后直接对死去的戴笠破口大骂，没想到一直在自己身边表现得艰苦朴素的他，竟然在私底下贪污了巨额财产。

蒋介石

据一个蒋介石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戴笠明面上的财产，就黄金千余条，美钞十余万。他公开和秘密的公馆有十余处，上海，武汉，香港，天津，西安，南昌，北平，苏州，厦门等大中城市都有戴笠的公馆。

为了讨好电影明星胡蝶，戴笠专门在重庆神仙洞给她盖了一座豪华公馆，之后花了1万多银元购置了各种名贵花木种植在花园里面，为了博美人一笑，戴笠总共花费了数十万的民脂民膏。

不过，虽然被戴笠的贪污行为气得不轻，但是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还是捏着鼻子忍了。尤其是败退台湾之后，为了笼络特务人员，表示自己“不忘旧情”，蒋介石专门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去大陆寻找戴笠遗族，将戴笠的儿媳妇和戴笠的孙子孙女接到台湾，并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生活上的照顾。

戴笠之死

1945年10月，抗战刚刚胜利，全国还沉浸在一片喜庆中，国民党局特务头子戴笠却犹如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备受煎熬。

原因是，他的军统要保不住了。为了作出建立“民主政权”的姿态，保障人民不受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拘审和处罚的权利等，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些“表面文章”。

这文章的重点就落在了戴笠和军统身上，他向戴笠发出了“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的指令。

这次指令一箭双雕，既可以平息民众对“臭名昭著”的军统之怨、缓解国民党内诸多派系对军统的不满情绪，也可以趁机打击戴笠的势力膨胀，防止戴笠作出对蒋进一步的不利之举。

蒋介石成立了由其领导，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组成的5人小组，监视戴笠，并研究抑制的策略。这也说明蒋介石开始怀疑戴笠的忠诚了。

对此，戴笠所幸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以巡视各地“肃奸案”为借口，在华北、东北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躲避监视。

但戴笠没想到，“意外”就在飞行中发生了。

川岛芳子的秘密

在北平期间，戴笠得知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已被逮捕。

由于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活动，又对满蒙情况极为熟悉，而且手中掌握大量关系网和秘密。特别是戴笠得知军统华北区区长、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马汉三与川岛芳子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

戴笠来了兴趣。他要亲自提审川岛芳子。

不审不知道，一审吓一跳。川岛芳子为求活命，向戴笠如实招供，说出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的秘密。

而且，川岛芳子还说，马汉三逮捕她后，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

没想到提审还有意外收获。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是作为马汉三叛变的一个佐证。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戴笠一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两眼放光，并且仔细询问了宝剑的外观、长度、剑柄上是否雕龙、剑鞘上镶嵌的宝石数量与形状等等。

原来，这柄古剑长5尺，剑身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剑柄上雕有9条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权。

询问过后，戴笠断定这把剑正是当年“东陵大盗”孙殿英从乾隆帝陵墓中盗取并答应赠与蒋介石的那一把。

当年，孙殿英将宝剑献与戴笠请其呈交蒋介石时，戴笠公务缠身，怕把宝剑弄丢，便交给马汉三代为保管。

可不久后，马汉三被日军逮捕，不仅供出所有情报，还将宝剑献给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而后，田中路过北平又将宝剑交给情人川岛芳子保管。

这才有了马汉三“失而复得”九龙宝剑这一幕。

此时，马汉三在北平背后的关系利益盘根错节。戴笠并没有立刻对马汉三动手，而是派人给马汉三递话，只是索要“搜出的古剑”，其他话题一概不谈，罪行也一概没有追究。

马汉三很聪明，痛快地交出了宝剑，还渲染自己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古剑。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当然骗不过戴笠。但一向当机立断的戴笠，却在该出手时用了“缓兵之计”，给马汉三以喘息之机。

马汉三也明白戴笠的意图，知道戴笠早晚会收拾他。为了进一步稳住戴笠，也给自己留有退路，马汉三明面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宝，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暗地里却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想要杀戴笠自保。

戴笠的固执

戴笠没有急于收拾马汉三，是因为有另一件大事让他更为担忧。1946 年2月，蒋介石成立了一个新的8人小组，研究撤销军统局的方案。

这8人中惟有戴笠“单枪匹马”，形成了1对7的局面。这对戴笠来说极为不利，撤销军统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而且蒋介石已经连续两次通过电报催促戴笠速回重庆参加八人会议。

他不得不去。更重要的是，4月1日是军统成立的纪念日。这是抗战胜利后，军统的首次纪念日，也可能是军统的最后一个纪念日，出于对军统的感情，戴笠必须参加这个仪式。

3月13日，戴笠由北平赶赴天津，马汉三陪同。临行前，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告别，还谦谢着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这成了戴笠临死前的谶语。

3月16日，戴笠到达青岛，决定翌日去上海，并指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给他送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

3月17日，天气预报上海一带可能有雨。尽管飞行员担心天气条件不能起飞，但戴笠依然坚持：11时起飞，并让机师备足800加仑油料。万一上海天气条件过于恶劣，则可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

飞行途中，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于是转飞南京，但那里也是滂沱大雨，电闪雷鸣。此时，空军已派出4架飞机，为戴笠的专机导航，但无奈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

222号专机也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是说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是说专机拟在南京降落。13时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紧接着，联络中断……

不久，戴笠专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的军统高级特务中扩散开来，引发了一片恐慌。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介石紧急汇报了戴笠和专机失踪的消息。

蒋介石听后，半天一言不发。而后紧急命令空军想尽一切办法沿途寻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马汉三的黑手？

在戴笠飞机失踪后不久，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得到了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坠落之地被称为岱山，后讹传为戴山。

17日下午，村民们先看见一架飞机低空盘旋，而后撞在一个山顶上，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火光冲天。

3月19日上午，当李人士与随行人员来到岱山，连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七零八碎，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泥泞之中，残骸中夹杂着被烧焦的残肢断体。而戴笠本人的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了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经过辨认，尸体左边臼齿上下镶嵌了6颗金牙，确为戴笠本人无疑。

在追缴飞机失事散落的古玩珍品中，当地县长送来了一柄古剑，剑鞘、剑柄虽然都以损毁，可剑身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

这正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的那把九龙宝剑。

神通广大的“间谍王”竟然死于一起空难，一时间引发了种种猜测。

1948年，保密局，也就是军统改组后的机构呈送给蒋介石的一份绝密文件对“3·17”空难作出了一个结论。

文件说，马汉三偷看了戴笠信件，得知了戴笠要去青岛、上海等地的行踪。对戴笠起了杀心的马汉三便密谋策划了空难事故。

马汉三找来心腹秘书刘玉珠先期赶到青岛，利用华北督导员身份，设法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待飞机飞临上海时引爆，制造降落失事的假象。

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马汉三最终罪名被定在“贪污”上。但戴笠之死究竟是否为此人所为？直到现在也仍未有定论。

【参考资料】

《戴笠：黑色特工之王的覆灭》，鸿儒文轩，中国书籍出版社

《戴笠：黑暗时代里最黑的人》，杨帆，台海出版社

纪录片《戴笠之死》

来源：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