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数高人是学霸(术数)

何谓“术数”?

术，指法来，简单理解就是方式方法。数，指理数、气数，就是运用方法时的规律,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运动规律。

术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一度成为我国历史上社会生活中的时尚，但其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清晰，学术界并未给出确切的划分。术数的起源则是曾经在古代盛行时的朋术。

诸如天文，历法、数学、尾占、太乙、奇门、运气、古候、卜众、命理.相法择吉、养生术、房中术等都属木数范畴。一般来讲，狭义的术数，专指预测吉凶的种法术，泛指在中华文化中用来推算未来趋古避凶的切方术系统。

《术数高人是学霸》这本小说名字烫嘴，笑得我在床上打滚

首先看这本小说之前先端正一下思想，封建迷信不可取，把它当成故事看就好，不要过分相信啊。

这本小说以前不叫这名，估计现在审查严格了，关于玄学什么的不是科学社会宣传的。

所以改了这么一个烫嘴的名字，绝对的爽文，小大师算一卦准一卦，文风轻松搞笑，笑得我在床上打滚。

原神算门掌门人林清音此刻举着个纸板子，纸板子上面写算卦，1000块一卦。

可惜初来乍到，她穿越到现代，现在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样子，其他人当她疯了，都是看热闹。

她也不想出来算卦，可是她要修术。

现代的灵气比起她那个时代来灵气单薄了很多，她需要买玉石助力，但是玉贵呀。

原主家前几年刚破产，老爹做生意被骗了15万，夫妻两个打双份工都还不上。

原主学习好作为学霸领了10万块奖学金帮了家里。

但是到了新的学校，被同学嘲笑和欺凌。

小姑娘想不开就跳河自杀了，醒过来就是林清音了。

林清音在公园算卦，因为帮了一个警察算出身体问题，打开了知名度。

后来帮助富商解决被人改命的问题，避免了他们家的衰落，挣了第一笔大钱顺带有了一个高考状元的补习老师。

另外还收服了家里拆迁有六套房但还是热衷于给人算卦的半瓶水王胖子。

王胖子见识了清音的本事，舔着脸要给清音当徒弟。

于是就出现了，学霸教清音学物理，王胖子在旁边背书的情景。

林清音算什么准什么，帮助失散多年的亲兄弟相聚。

帮助因为一时贪心害了家里人性命的大老板破阵。

挽救了因为没有孩子要离婚的两口子。

最后还帮学校的校长老师算命。还给了秃头校长一个灵石长头发，我也想要。

但是林清音有原则，不会破坏人的命数，也不会算孕妇怀的是男是女，想害人的不算，有坏心思的不算。

最搞笑的是，她利用算学考试，正确答案手到擒来，还整治了搞校园霸凌的小学生。

整本小说主走剧情，还埋了很多搞笑的梗。比如新东方烹饪学校和新东方英语培训机构。

林清音日常学完习，调节自己的方法就是算一卦。

被自己的亲妈抓包，亲妈觉得算的很准也想算一卦。

王胖子还给建了一个客户群要算卦必须预约，林清因帮助过的人都很感谢她。

这本小说我一口气看完，非常爽。前面百分之八十左右很流畅，后面加了感情线有些鸡肋。

小说里一直在讲一件事，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要想着逆天改命的事，命数里没有的贪心拥有，必然会遭到反噬。

也不要嫉妒别人有的东西，因为别人也不是白白有的，有可能是因为祖宗做了好事，有可能是自己合理的努力。

做人还是要开心，珍惜自己拥有的，知足常乐。

最后说一句，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不要迷信。这种看着乐呵乐呵就好哦。

推荐指数：四星半

佛家师博谈术数，命理，相理和风水

1）命相、星相以及风水地理，起源很早

　　以星相家的传说，可以推到太古以前，天地始成之时，也就是当宇宙存在的同时，就已形成了他们的原理。

　　以佛家的观点看来，对于命相、风水之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因为这些东西自有他们的道理，学有所成， 有经验的术数师能根据面相，风水知道人的气运; 但是常常不能掌握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这个人面相好，命也好， 但不知道他（她）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好命而生成好面相?

　　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在富贵的家庭，而有的人却出生贫贱？

　　为什么有的婴儿生下来就很可爱，而有些婴儿却长得很丑呢？.......

　　一般相命学家会用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命运：“这是出生的八字命理某某运，某某部位的好或坏所致好运或坏运。”

　　如果再深入问问：“为什么有人生出来就会八字好，有人生出来就八字坏？命运的主宰真的这样不公平吗？每个人命运的好坏是偶然还是有其必然性？”

　　术数本身没能从本质上,根源上找到问题的所在, 能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释迦世尊不提倡佛家弟子们从事星相、风水、卜筮等的为，但也没有,也无法反对这些命相、风水的真实存在。

　　星相，就是天体的运行和我们所处地球位置的关系，彼此间有其一定的轨道，而产生了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位置的配置和人物居住的环境。

　　若配合了出生的时日年分，予以相加、相乘和相除，便成了生辰八字的命理原则。

　　比如马年生于冬天的北方，命往往不会很好，因为马在冬天的北方，没有草吃；如果兔年生于春天的南方，在近山靠水之处，则命运常常会好。

　　从佛家的立场说，人的祸福吉凶，是由于过去世的善恶业因而感得今生的果报，这是先天的；如果加上后天的努力或懈怠，就会改变或影响这生的命运，这是后天的因素加上先天的条件，而构成所谓命运的好坏。

　　因为过去世所造不同的业因，所以感受到今生不同的环境。

　　所谓环境，包括父母的遗传，文化和文明的背景，养育和教育，乃至兄弟等亲戚、师长、朋友、同事、同学，都会影响一生的命运。

　　如果前生的业因虽坏，感得今生的环境也坏，那今生未必一定会不好；

　　如能注意内心的修养，身体的健康，知识的增长和智慧的开发，就会改变原有的命运。

　　所以，仅仅根据生辰八字的命理，来判断人一生的运道，对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普通人非常准; 但对有善于动脑，爱思考的智者，是很不准的。

　　2)

　　命理和相理应该分开来说：

　　命理是到出生为止的所谓生辰八字，属于先天的

　　相理是从出生之后，一方面接收了父母遗传的身相，包括面相、骨相、声相、手相；另一方面由于后天的锻练或糟蹋，健康或残障以及心理的是否正常平衡，而会使得出生时的身相随著生命的过程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才是相理的总和。

　　因此，命理不能转，但相理随时变、随心变.

　　所以易学界常说的“相无定相，命无定命”，是有其道理的

　　至于风水、地理是依据天体的方位和地理的形貌而决定它对于人的影响力的好坏利弊，这是属于自然，也是属于常识的。

　　顺乎自然即可以得天时之正、获山川之利；背乎自然，则相反。

　　近代的人又以磁场、磁力的科学依据来说明风水、地理的原理；

　　磁力集中点，磁场的顺方位，对于人体有益，也于人的心情有助；否则，也是相反。

　　所谓风水，风是空气，是来自空中的活力；水是万物生长之必需，是来自地下的活力。

　　有了这两种活力的配合，再加上能够吸收充分阳光的地理位置，那不等于近人所说的生命三要素：阳光、空气、水吗？

　　我所熟识的名地理学家李易浓先生常说：

　　要有1、生辰八字 2、积功累德 3、地理风水，三个条件都配合得好，才能够富贵寿考。

　　所谓生辰八字，就是先天的命理

　　所谓积功累德，就是后天的努力修养

　　地理风水只占其中三分之一

　　如果命坏而又心恶、行为不正，不会找到好的风水；纵然已得好的风水，也会遭受水灾、地震等的自然灾变所破坏。

　　而且他又说：‘三分风水七分做。’也就是风水必须加上人为的努力，去改善环境。

　　从佛家的立场说，风水、地理虽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是决定的道理。

　　古来祖师都能在高地峻岭，深山大泽，辟草莽，建丛林，安众养道，成为后来的名山。

　　既是名山，必占好的风水、地理，历千年而不坠，经万世而不败，这是多么好的风水、地理；但是他们都没有风水、地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往往还能够改变地理，不假以人工而有自然变

　　化的现象。

　　像虚云老和尚复兴曹溪门庭南华寺的时候，就发生了大雨筑堤，河流改道的事实。

　　另外，我们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新馆的地理位置，只因我本人从四周环境和方位所得到的自然反应，觉得非常舒畅，所以没有请地理师之前，就已做了择地的决定

　　后来，由专家们勘定之时，都说：‘好！好！’

　　我可说是一个毫无地理、风水知识的人，只是知其原理，认为此理与彼理，应该理理相通才是。

　　反观，职业的星相士或被誉为卓越的星相家，许多都不能为他们自己找到好的风水、地理，也很少有星相学家单纯用他们自己的学理和经验来改变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能看到，发现一般人看不到，不了解的东西，虽然他们也能接触到事物的表相，但是他们没有从事理的根本上来下功夫。

　　因此，佛教徒应该以学佛，行善为根本，以善知识,因果原理来化导众生为根本，若仅仅以命理、星相、风水为专业，则会是本末倒置。

体现在《周易》里的各种思维方式

《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是中国古代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周易》历经数千年而至今经久不衰，它不但奠定了中华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开创了东方文化的特色，而且，在《周易》里所体现的思维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认知、思想和实践。

第一，体现《周易》的原始思维方式

《周易》起源很早，先民的原始思维形式在其中有明显体现。在《周易》里，其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方式是非常明显的，在《周易》里，其类比、比喻、譬喻等的事例很多。比如，在卦爻辞中，很多地方是用植物、动物等来比喻的。

《周易》是对先民们关于视觉符号（比如龟壳裂缝）感受的记录，最早是对象形文化符号的记载，后来由象形变为具体符号。

《周易》十分注重观物取象，通过形象的类比、比喻，将事物归类于具象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数字和范畴。具象符号虽有一定的概括性，但依然具有形象性，是诉诸于感知的，是生动的，具象具有形象性，是借助于“形象”而进行思维的，它有别于范畴的概括，数字的推算和逻辑的推论。

《周易》依“卦象”而思维，对事物进行形象思考，将事物类比为具象符号。《周易》里的“卦”的符号，有相当一些是以“形”取名的，比如，其“鼎卦”，就是爻符组成的卦，因其形状像“鼎”而取名。

《系辞下》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所指出的就是这一特点。显然，《易》之形成，是观物取象的结果，是对事物进行形象把握而进行具象描述的。

《周易》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上观天，下察地，近观自身，远望各种事物，以此而观物取象，这才制成了八卦符号。观物取象，形象地进行思维，才有了类比、表现事物的图像符号。

《易经》

第二，体现在《周易》里的术数思维

在《周易》里，一道，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皆是术数，是术数思维在《周易》中的表现，不同卦象的变化，也是体现数字。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有各种各样与现代数学相通的数字关系，比如，八卦的阴（––）阳（—）两种基本符合，与现代所使用的二进位制的计算机语言是相通的，如果将阴爻与阳爻分别理解为数字0,1，那么，先天八经卦自上而下，便是：

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所对应的是：

显然，八卦经相当于三位的二进位制数字，而六十四卦，相当于六位的二进位制数字。以“鼎卦”为例，便能看出其相通之处，“鼎卦”在卦象上很像一种容器，其六爻为：最下一爻是阴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阳爻（—）,阳为实,中实而容物,像器之腹；第五爻为阴（--）,像器之耳；第六是阳爻（—）,像器之铉，卦象如鼎，取其意而命名。

“鼎卦”如以阴爻为0，阳爻为1，其对应的二进位制为：011101

而且，也可以换算为十进位制：011101=0×25+1×24+1×23+1×22+0×21+1×20

=0+16+8+4+0+1=29

不难看出，古老的八卦、六十四卦，其中的卦象符号，并不仅仅是古时的卜卦工具，而是蕴含着与现代计算机数字相通的数理之道，如果除去八卦图符表面的尘灰，探究八卦符号里中的术数奥秘，或许将会发现更多八卦术数与现代计算机数理之间的深刻关系，久远的八卦符号，蕴含的奇妙内涵，意味深长，韵味无穷。

《周易》

第三，现在《周易》里的象数思维

《周易》在思维方式方面最能令人赞叹的是象数思维，《周易》将图像符号与数字推演紧密结合起来，组成象与数的结合体，“象”是“数”的具体化形象化，“数”是“象”的内在数字和逻辑。

象数思维使抽象的数字形象化，使形象符号有了抽象丰富的涵义，而且，象数思维是古老时期延续到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久远却仍富有活力。

当今时代，有很多利用象数思维的科技新产品，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计算机操作系统由原来的DOS系统发展到微软操作系统的图形界面，字母、数字的输入由对图形的点触所取代，现在，电脑屏幕上，手指轻轻一点触，便能完成操作，图形在前，数字在后，象数结合，简单而丰富。

当今，图形界面操作方式已不限于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上运用，而且，还被广泛运用于手机上等终端上，并有了丰富多样的革新，“象”与“数”的高度契合在现代科技中结成了新的果实，并显示其无穷的发展前景。

比如，象数思维在军事谋略中有广泛的应用，战场模拟，军事地图等，也是以“象”来指“数”的，图形所表现的是数字，是地理距离，兵力数量，粮草储量等，在现代，各种模拟，包括电脑的仿真模拟的，是在更丰富内涵的意义上来运用象数思维。

《周易》还有数学集合论的类似要素，易由八卦构成，而每卦有卦辞，构成卦的爻每一爻有爻辞，如果撇开卦辞与爻辞，八卦是由天（乾）、地（坤）、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基本事物构成的，而这些事物是来源于“道”。

“道”是“一”，由“一”而变生“二”（阴阳），“二”变生“四”（四象），“四”变生为“八”（卦），“八”生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包含着三百八十四爻。

在“一”（道）中，矛盾因素还没有展开，而从“二”（阴阳）开始，便是对立统一要素集合在一起，诸多要素集合成整体，它构成了整体的“一”，这“一”（道）是全集，而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每一种元素，皆是对立统一的，皆是满足确定性、无序性和互异性，而在无序中有趋向整体的有序性，是一个集合。

中国古代的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等，与《周易》的这种“准集合论”是有密切关系的，古人总是把天、地、人各种事物考虑为一个整体，事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每一事物既是确定的（有它自己的本质属性），事物之间又是互异的（各有特性，互相区别），又是处于变易状态（每个事物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和轨迹）。古人正是通过各个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发展趋势来预测其中某个事物或某些事物的发展状态，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策划，对事物施加影响，促使事物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很像是从“集合”来考虑其中的“元素”，施加影响，让无序中的元素向有序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能很巧妙地把“象”和“数”密切联系起来，结合进行思考。

第四，体现在《周易》里的占筮思维

《周易》里的占筮思维是很值得探讨的，它是预测学的理论萌芽，与决策学也是相通之处，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周易》的经文原本就是占筮之书，它记载周人占筮的材料。它由卦象、卦辞和爻辞三部分组成。卦辞是对卦象的解说，爻辞是对爻象的解说。卦爻辞最初只是某卦某爻的筮辞，是占问某事的原始记录，而后，经过筛选、整理，将其应验内容保留下来，便成为《周易》卦爻辞。

《周易》对于占筮的记录，体现了编纂者试图将卦象和筮辞系统化的目的，其卦象和卦序的排列隐藏着对立面排列组合的预测思维。比如，卦爻辞中体现了天道与人事相一致，人的生活是可以因人的不同活动所改变的，行善戒恶可逢吉避凶等。《周易》作为占筮依据，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流行了，是中国古时的“预测学”。

《周易》所表现的古老占筮方式，在现在看来，并非陈腐过时，而是与现代风险决策相通之处。

《周易・系辞上》曰：“立天之道曰阴曰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这就是说，宇宙之道是由阴和阳两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而阴阳变化无常，是不容易策知的，是神秘莫测的。

“阴阳不策之为神”所强调的是事物的不可策知性，世间万物，是存在着“不策”状态的，但是，面对着世间的“不策”事物，人不能无所作为，而必须努力去认知世间万物。《周易》所记述的，正是中国古人力图以占筮方式来认识、了解世间事物的方法。

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说的是早期经书的不同功能，，《诗》是表达人的情志的，《书》是记述历史的，《礼》讲的是道德礼仪，《乐》讲的是如何以音乐让人和谐，《春秋》讲的是君臣上下如何遵守名分，而《周易》讲的就是如何通过卦爻符号，演绎阴阳，推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易》以道阴阳”，就是说明对于处于“不策”状态的世间万物，要通过演绎阴阳的占筮方式来努力“策”之，世间万物不易认知，但人却不能放弃，要尽自己的能力，努力去认知。

远古时期，在占筮之术出现之前，用的是占卜，面对着千变万化的自然事物，人感到无能为力，很被动地进行适应，以偶然的方式去应对必然性，卜一卦，看看碰到的是怎样的运气，这是一种消极的认知方式，人没有能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的发展。

占筮的出现，表明人不再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事物的发展，而是力图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的发展进程，积极认知事物的必然发展趋势，试图主动顺应自然规律，让事物的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的方向发展。

可见，占筮方式高于占卜方式，在占筮中，直观与理性结合，知悟与行动统一，占筮利用手中的蓍草的不同排列，力图找出事物变化趋势，并借此来帮助人采取更有利的行动方式，积极介入，对事物发展施加影响。

著名的“文王卦”的推演，就是用蓍草进行排列测算，预测变化。《易经》的占筮方法，就是以卦辞、爻辞作为依据，来推断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卦辞、爻辞中包含着各种事物的一般道理和典型事例，占筮者在进行预测时，一方面要结合符号理解相应地卦辞或爻辞的含义，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当前所占筮的事项，一般与个别结合，触类旁通，用类比方法推论出占筮结果。

显然，占筮的这种预测方式，有人的积极主动因素介入，与占卜的消极被动适应很不一样，占筮者的阅历、学识和态度等，也会对预测产生影响。

占筮的这种预测方式，与现代的决策学有想通之处，决策者积极介入预测过程，以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事物，让事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对于古人来说，就是占得了好卦，遇上好运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是科学决策，让计划尽量能如期实现。

现代决策学认为，决策方式分三种：

一是确定性决策。在这种决策中，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约束事物变化的条件是确定的，决策的施行必然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果，预测一定是准确的，测得准。

比如，人的生命有长短，但是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必然会死的，人必死，这是测得准的。再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记载的“田忌赛马”就是测得准的，田忌用自己的劣等马对决对手的优等马，用自己的优等马对决对手的中等马，用自己的中等马对决对手的劣等马，当然结果是确定的，田忌在赛马中赢了。

二是不确定性决策。在这一决策中，决策者所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其对事物变化的约束条件是不确定的，决策者无法根据其中的条件预测出必然的发展结果，是测不准的。比如，在股市的短期发展状态上，是无法做出确定性决策的，股票的变化短线上是测不准的，因为影响股票变化的因素太多了，有宏观微观经济状况，有境外因素，有政策因素，有行业变化，有偶然出现的“黑天马事件”，还有炒作者的心理因素等，不一而足，纷繁复杂，不可预测，如果某一股票在短线上的变化是测得准的，投资者能做出确定性预测，那就太离谱了。

三是随机决策。这一决策是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进行预测的，无疑，这一决策方法是最有积极意义的，是决策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最令决策者感兴趣的。

在随机决策中，决策者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施加影响于事物，使事物向有利于决策者的方向发展。

随机决策与确定性决策不同，它面对的不是封闭系统；随机决策与不确定性决策也不一样，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它所面临的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发展变化的事物，其趋势既不是完全确定的，又不是完全无法预测的，决策者可以根据一定的条件，参考收集来的资料，参照自己的经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进行想象、推断，有可能大概率的推测出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几种趋势中，通过采取一定行动，影响事物的发展方向。

随机决策是具有科学价值的预测，其决策是有可信依据的，这种决策在社会、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科学决策受到人们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周易》的预测方式，与现代的随机决策有相通之处，《周易》将事物的发展事物看成是可以预测的，相信占筮者通过努力可以策知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周易》用以预测的方式有一定的依据，占筮者认为他们的推演所根据的原则是可信的；《周易》所记载的占筮者相信他们的预测方法适用于所有事物，有广泛的意义。

《易经》占筮方法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古时的阴阳观念，阴阳观念可说是始终贯穿于《周易》，而最基本最具体的就是卦爻中所包含着阴阳观念，《易经》以“--”（阴爻）、“—”（阳爻）符号作为预测的手段，借助于阴爻与阳爻的互存、对立、统一、呼应、联系、消长、转化等状态来预测事物的发展，阴阳互动观念，是认知未来的哲理根据。

《易经》

第五，体现在《周易》里的对立统一观念

庄子敏锐地发现了《周易》的一个根本特点，即以阴阳的对立统一和发展变化来解释事物。庄子说：“《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篇》）《周易》所讲的根本道理，就是阴阳统一互动变化的基本特点。

《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所强调的是：阴阳互动是易道的根本原理。无疑，阴阳理念正是《周易》预测事物变化的方法论根据，知晓阴阳，便能策知事物变化的趋势。

《易经》虽只是提到过阴阳之意，并没有详述，但《易经》的阴阳观念已经明显体现在卦、爻象的变化方面，在爻象符号已有所体现。当时，阴阳观已寓含于刚柔及卦爻之中，以阴爻、阳爻为表现手段。对立、统一、消长、转化都取决于这两个基本符号的变化。《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即是说，阴阳学说是《周易》思想的核心。《易传》已有明确的阴阳观念。《易·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即言阴阳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周易》的哲学观点在于认为阴阳的矛盾运动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包括社会现象，这扩大了阴阳的普遍意义，即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变化，决定着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古人认为，向日为阳，背日为阴。阴阳原来指的是对人与太阳关系的描述，后来，阴阳变成了一对哲理范畴，世间万物，皆可以阴阳两种元素来解释，光明与黑暗，日与月，昼与夜，暖与寒，天与地，上与下，男与女，雌与雄，刚与柔等等，皆存在着阴阳互动关系，阴阳概念，自然也就成了认识世界万物的思维元素。

阴阳互相依存又相互对立，没有阳就没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与阴对立，如天与地，光明与黑暗，冷与热，男与女等等都是互相区别和对立的，对立构成一体。

阴阳又是互相转化的，从早上到傍晚，没有被建筑物挡住的是朝阳的，上午这边是阳，而下午便成阴，另一边则变成阳，阴阳互相存在，但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易经》八卦阴阳符号的起源，据说与河图、洛书是有密切关系的。

河图、洛书是华夏古时代文化的源头，河图、洛书所传说的内容很神秘，直至今日，其中的诸多谜团还被清楚解开，一些文化学者热衷于对河图、洛书的各种神秘问题进行探索，提出各种假说。长期以来，河图、洛书与远古时期的神话是密切相关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伏羲见龙马现于黄河，于是他得到了河图，而大禹在洛水中发现神龟，从而得到了洛书。

《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说的就是古代圣人根据河图、洛书而推演出文化符号，河图、洛书的出现，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表现。

管子说：“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 《管子·小臣》）也就是说，管子相信，河图、洛书和神马都曾经出现过，后来又消失了，河图、洛书的时现时隐，更表明了它们的神秘性。

传说中，河图、洛书被说得神乎其神，异常神秘，其实，它们是远古时期先民们感受、认识自然事物，试图了解天地关系的经验总结，先民们把自己对于自然事物的认识和经验记录下来，后来，所记录的符号渐渐发生变化，便成了在宋代时所看到的河图、洛书的符号形式。

宋代以来，关于河图、洛书有很多争论，连图形符号与名字的说法都不统一，南宋以后，比较多的人赞同朱熹和蔡元定的说法，在他们看来，河图、洛书各有其特点：“河图主全，故极于十；洛书主变，故极于九。”“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于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朱熹、蔡元定《易学启蒙》）而且，“河图象天圆，其数为三，为奇；洛书象地方，其数为二，为偶。”（朱熹、蔡元定《易学启蒙》）

早在汉代，刘歆就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刘歆《汉书·五行志》）朱熹、蔡元定其实是继承了刘歆的说法，说明了河图、洛书是相辅相成的，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河图、洛书互不可恨，它们方圆相藏，阴阳相抱，互相呼应，不可分割。南宋学者，蔡元定的儿子蔡沉说：“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以之而叙畴。”（蔡沉《洪范皇极·内篇》）

朱熹、蔡元定和蔡沉对河图与洛书的比较对后代学者有很大的影响，明清的学者们在研究河图、洛书时，非常重视对二者进行对比对照，突出它们的对比性特征，如河图主象、洛书主数；河图主偶、洛书主奇；河图主静、洛书主动。

清代学者万年淳发挥了蔡沉关于河图、洛书的不同“方圆论”，在《易拇》一书中，他认为河图是“外方而内圆”，而洛书是“外圆而内方”，河图“外四圈分布四方，为方形，十包五在内，仍然圆中藏方，方中藏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书纵横皆十五之数，是又河图包裹洛书之象”。与河图不同，“洛书外圆而内方，圆者黑白共四十数，圆布精其外，包裹河图之象。”而二者又是相通的，“河图已具洛书之体，洛书实有运用河图之妙，因将图书奇偶方圆交互表之以图。”（参看万年淳《易拇》）

总之，河图外方内圆，洛书外圆内方；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河图、洛书互为表里，奇偶相配，阴阳相抱，动静结合，不可分割。

河图、洛书

河图、洛书之中的对立统一因素恰恰是分合互应、变化发展的基本因素，在图形中，远古先民们用黑白圆点“o”来表达对于自然事物的体验和认识，后来，也许就渐渐演化，变化成了用一长线“—”和两短线“--”来表示了。

所以，有学者认为，反映在河图、洛书中的图形符号，也许就是八卦所借鉴的符号，有一种说法就认为伏羲正是根据河图而演绎出八卦的，如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

所以，虽然《周易》中没有明显的谈五行理论，但已经有了相生相克的观念，而传说中的河图，如果真的是宋朝时看到的图形符号，那么，五行观念已经蕴含于其中了，研究河图的专家仔细推演河图中的数字，发现了与五行观念联系十分密切的理念。

专家们认为，河图中的总点数是五十五，其中一、三、五、七、九是天数，二、四、六、八、十是地数，天数总和是二十五，地数总和是三十，而两数之和为五十五。

奇数为天之数，为阳，偶数为地之数，为阴，所以，河图中的数字该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生成是蕴含着五行的联系、对立和变化的，河图中数字所表现的生成变化方位图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在北方，一生一成，一六共宗而居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生南方，二七同道而成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木发于东方，故三八为朋而在东；地四生金，天九成之，金藏于西方，故四九为友而临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土之位在中央，故五十同途而位中。

这就是《周易·系辞》中所说的：“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河图与五行联系在一起了，河图中天数为奇，为阳，地数为偶，为奇，河图中上、下、左、右、中五组数目分别与火、水、木、金、土五行有对应关系。五行元素，即金、木、水、火、土的生成与转换，能解释万物育成的秘密，河图中的十个自然数中，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对应着五行相生相克道理，也是天地生成之道。

也就是说，河图的存在表明，夏商时代的人们已经在河图中表达着八卦中阴阳五行生成变化的道理。也许，河图、洛书是八卦的缘起，而八卦是河图、洛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周朝末年，老子在《道德经》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定不是没有理论来源的，夏商时代人们的天地、阴阳五行观念，对老子这样的哲学大师，不会是没有影响的，老子以更简洁概括的话来说明天地生成之道，难怪，后来的易学家将老子的“道论”基本点，说成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八卦”，于是，道学与易学就相通了。

《周易》对损益之道的阐述典型地体现了对立统一原理。

《序卦传》曰：“《损》《益》，盛衰之始也。”

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中，孔子论损益之道，他把天道阴阳与人道变化结合起来，以“尽性知命”的立场来阐释损益之道。

人道与天道统一，损益之道有其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就像阴与阳的互相统一的一样。损益的变化是互相影响的，减益必余损，减损必余益；余益必减损，余损必减益；损益必余损，损损必余益；益益必损损，损益必益损。

《帛书·要》曰：“《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

显然，益是利于生长；损失走向衰老。损益之道，归根到底是有自然规律决定的，但面对着事物发展的规律，当人能预测到发展趋势时，便可以通过上下顺逆对推定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以便能趋利避害。

古人经常以损益之道来观天地之变，比如，由春夏秋冬更替规律而知万物生长收藏；通过善恶行为变化来观察社会得失，知君臣关系和战争胜负等；借助于对义利关系的变化来察看人是否贪婪等，如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贪婪而不止境的，必衰。

损益之道在《周易》里有多方面的表述形式，比如“物极必反”讲的就是损益的道理；屯卦九五讲的“小贞吉，大贞凶”，讲的也是损益变化的例子。

当然，损益之道最被人关注的是政坛成败的例子，《淮南子·人间训》曰：“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淮南子·人间训》）

显然，损、益变化之道，被作为是推定“王者之事”的方法，是用来解释政治家为何能趋利避害，为何能去祸得福的原由。

黄老道家与民间术数——以出土文献为线索

第一部分：关于黄老道家的基本认识

黄老道家研究开始兴盛是这四十多年来的事情。过去关于黄老道家的认识严重不足。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讲道家三期，分别为杨朱、老子、庄子，完全不提黄老。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不再提三期，而是分为“《老子》及道家中的《老学》”、“庄子及道家中的庄学”、杨朱放在了“战国时之“百家之学”（一）杨朱及道家之初起”。也没有黄老。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说“自从黄老之术侵到道家思想里面，就腐蚀了道家高尚的哲学智慧；犹之乎杂家的思想侵到儒家里面，就把儒家的思想变成汉代的谶纬之学。”方东美是哲学界大师级人物，对黄老的认识竟然如此低下，看了让人瞠目。在劳思光煌煌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中，黄老只占一小节，即第二卷《第一章 汉代哲学》之《第四节 道家思想之肢解》之三《“守柔”与“无为”之技术化——黄老之术》，仅仅一页而已。黄老在这里首先是正宗道家老庄的肢解，其次只是一种技术而已。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偏见。到了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应该说为黄老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平台，因为黄老正好为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提供了极好的研究对象，可惜葛兆光完全无视或者说肢解了这一影响甚大的思潮。只零落地出现在第二编第五节的一个小项“黄帝之学：宇宙、天象之理的推衍和运用”。第三编第二节的两个小项“秦汉之间黄老之学的不同倾向”、“秦汉之际黄、老之学的批评倾向与离心倾向”。

这种状况要到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古佚书（别称《黄帝四经》）等出土之后才大为改观。之后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北大简等新材料中又有相关的内容涌现，黄老之学很快成为一门显学，出现了数量众多的论文和一批通论性的著作。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承认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与托名“黄帝”的言论、学说是黄老思想的两大来源，只是在“黄”、“老”两大部分孰轻孰重、孰主孰次的问题上有争议。例如丁原明《黄老学论纲》认为与“黄帝”相关典籍多为假托，“黄学”其实并无其特定的理论体系。曹峰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曹峰的《近年出土黄老道家思想文献研究》等书籍、《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等论文，有详细的论述，可以参看。见天的讲座内容，也将证明其的观点。

曹峰对黄老道家思想的实质与特性做如下概况：

以道家为思想基础或主干、尤其注重养生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退可以养生、进可以治国。

具有杂家性质，兼容百家。（参《论六家要旨》“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方法上注重“无为”与“因循”（参《论六家要旨》“虚无为本、因循为用”）

是一种思潮，在战国秦汉之际广为流行。影响远大于老庄道家。也是时代主流。

具有普遍性、为全民接受，具有操作性，发生实际功效。

代表作《文子》：对老子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影响所及：《淮南子》等

代表作《黄帝四经》：强调依据和遵循天道，影响所及：《吕氏春秋》等

黄老之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时代思想和实用哲学，它不做超越时代的玄远思辨，高深的理论阐发，注重解决当下的政治问题；它不做间接迂曲的说理，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出肯定与否定；它不是某一学派或知识阶层的理论探讨，而是上至君主下至百姓都明白易懂，可以遵照执行的行动纲领。因此，实用主义特征，具体而言，应用性、实效性（某种角度讲是现时性、速效性）、可操作性是其最大特征。

第二部分：“黄”与“老”的关系

黄老道家中，如果黄帝是半壁江山，那么，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黄帝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使得这种思想变得宏大、富有活力和可操作性？

黄老道家中，是否存在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特有的思维模式、文本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如果存在，与黄帝有什么关系？

通过研读大量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正是通过黄帝这个媒介，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才得以导入其理论系统中，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了解了黄帝在黄老道家天道论中的作用与地位，黄老道家之称谓也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依靠了黄帝代表的规则、禁忌系统，从天道到人道才得以眞正落实。黄老思想何以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可行性，仅仅从老子思想的角度展开是不够的，更需要从“黄帝”的侧面加以开掘。黄老道家中，以黄帝为代表的资料及其思想其实是重头，但过去的研究大部分停留于《老子》思想如何走向黄老思想。现在有了比较充足的资料，可以整理出一个比较系统的线索和完善的框架了。

第三部分：传世文献所见黄帝形象的术数色彩

“术数”与“数术”，两个名词可以互换。

“术数”的定义：“术”，指方术；”数”，指数理；如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

因此和天文、历数、地理、医学、军事等一般知识、技术系统有关。

首先这是一种对天地运行的构造及其规律作出认识和判断的理论，其次这是一种将天地运行的构造及其规律转化成人间禁忌，从而不得不加以遵守的理论。

所谓“民间术数”，不是说只流行于民间。而是指其普遍性，上至王公、下至百姓普遍接受，是天道的象征。不同于精英（哲学）思想。后世往往变形、淘汰。但在当时却影响甚大。

从《漢書・藝文志》記載看，除道家類有五種託名黃帝的著作外，還有許多假託黃帝的書籍，其範圍渉及陰陽家、小說家、兵陰陽、天文、曆譜、五行、雜占，医經、經方、房中、神仙，共計十二類二十六種。另外，还有托名黄帝臣之作，和房中、道家、阴阳家、兵阴阳相关。《世本》及《雲笈七籤・軒轅本紀》所見黃帝的面貌也基本相同。这些书籍的内容反映出共同的倾向，即大都属于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并超越学派、国度，在日常生活起着切实而有效的作用。

黄老之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帯有禁忌的色彩，对天道、月令、阴阳五行的借用，不仅是将其作为实用的知识与技术运用于现实政治生活中，而且是为了利用这些知识或技术在民间广泛服从、普遍接受的权威和影响。

假托“黄帝之言”其实也出于同样的目的，因为“黄帝”在民间正是许多重要知识和技术的发明者与总代表。这些知识和技术及其相关禁忌，我们可以称之为民间术数。

先看传世文献所见黄帝形象的术数色彩，杨儒宾《黄帝与帝尧――先秦思想的两种天子观》，归纳以往学者对黄帝的解释为四种：一，天神说；二，地祇说；三，始祖说；四，文化英雄说。钟宗宪《“黄帝”形象与“黄帝学说”的窥测――兼以反省〈黄帝四经〉的若干问题》曾将传世文献中的黄帝形象归纳为三类，一，有德的建国始祖形象；二，修道求仙的帝王；三，文化开创的始祖。

如果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考察，综观其形象，黄帝首先是以亦神亦人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垄断通向上帝的管道。许多文献都提到黄帝创天地，判阴阳。黄帝与“五行”有密切关系。陳麗桂《黄老思想的起源――从黄帝的传说推测》指出：“先秦兩漢的載籍中，對於五方神帝的排列，從《左傳》郯子論古帝名號開始，下迨《山海經》、《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子》（《天文》、《時則》），甚至《詩・含神霧》、《書・帝命驗》等，都以黃帝爲中央之帝（主神），在五德中屬居中策應的土德，其他各帝都是各司一季、治一方，只有黃帝‘制四方’”。黄帝又被指认为是人类一些最为重要的制度、秩序、文明的创立者，钱穆概括说：“黄帝……上知天文，推测日月星辰的运行，预知四时季节的转换。中知人事，别男女，异雌雄；制作用具，建造房屋；畜牧鸟兽，化野为驯。下知地利，播百谷，植草木；利用土、石、金、玉”。因此黄帝几乎就是一位无所不能的大巫师，中国传统术数的发生几乎都和他有关，同时他又是用术数治理天下万物的代表。

通过民间术数的方式黄帝将影响渉及到了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方面。现实生活中，先秦秦汉之际，无论是社会下层，还是社会中上层，小至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大至国家的生产、祭祀、战争，都有一套为社会普遍信奉、遵从的规则、禁忌系统，这套系统就可以称为民间术数。黄老之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将这些为社会普遍遵循的规则、禁忌系统导入其理论中，使之既具有现实操作性，又有天生的可信性和权威性。由于黄帝在这套规则、禁忌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黄帝之言”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代名词。

再来看出土文献所见作为神人的黄帝。在《黄帝四经》的《十六经》及上博楚简《三德》篇中，上帝和黄帝同时出现，黄帝位于上帝和凡人之间，垄断通向上帝的管道，代替上帝布政建制，发号施令，而上帝是不言的，仅仅通过各种好的或坏的自然现象来表达其喜怒和赏罚。

在《十六经》及《三德》篇可以发现大量的“毋……”或类似的表达方式，其内容渉及极为广泛，通过和《三德》篇的对照，我们得知，《黄帝四经》之《称》篇虽然未出现黄帝的名称，但一些《三德》篇中以皇后（黄帝）口吻说出的“毋……”或类似的话，在《称》篇中也能找到，因此，即便《称》篇中没有出现黄帝，但仍然和“黄帝之言”相关。

出土文献所见黄帝也显示出与“五行”的密切关系，也以制度的创立者出现。黄帝往往与军事技术、医疗技术联系在一起，这些技术又上通天道。

我们常说黄老思想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这并非空洞的理论，通过“黄帝之言”所传布的知识和技能，所规定的禁忌和律条，天道才能眞正落到人事之实处，使之具体化为可遵循的一般原理。

黄老思想依頼帯有术数色彩的“黄帝之言”，建立起现实而有效的政治权威与可操作体系，因此这部分内容虽然与老学在原理上密切相关，但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黄老思想与老学之关系，而轻视黄帝之言，不弄清黄帝之言的来历、内涵及其作用、价値，是无法眞正理解黄老思想的。

第四部分：“刑名”与术数之关系

“刑名（形名）”一词，在传世文献中，和名家、法家、兵家相关，也和黄老有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形名”。“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刑名”在《黄帝四经》中极为多见，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称为“名刑”。 如《道法》篇中有“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同时，《黄帝四经》中既有“正名”，也有“恒刑”。笔者以为，在《黄帝四经》中，“名”、“形”在意义上并无实质的差异，两者间并无主次关系，都可以看作是“规定的位置、应有的形态”。《十六经•观》中出现有“正名修刑”、“正名施刑”，从上下文看，都是颁施法令的意思。

“刑名（形名）”能为名家、法家、兵家、黄老道家四家所用，说明此用词并非哪一家所特有或独创，但又具备这四家所共同需求的特质。那就是稽实、定数、审分、别嫌疑、明是非的功能。

在《黄帝四经》中，“执道者”最首要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事物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执道者”依照道生万物的顺序，首先要考察“无形”、“无名”的状态。显然，在政治操作中，“无形”、“无名”指代没有制度的、无序的状态。然后从“无名”、“无形”中建立起的“名”、“形”指的正是秩序和规则。

黄老从生成角度讲“刑名”的方式，为名家、法家、兵家所没有。

黄老的“刑名”（或“形名”）来自何处？是否有可能是黄老道家借用了民间术数中的生成理论，或用术数家的表达方式来阐释自己的理论呢？

値得注意的是，《恒先》、《鹖冠子·环流》在表述方式上和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等术数类文章接近，按前后顺序排列宇宙间根本要素的论述方式显然具有术数的色彩。

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我们可以想象，象征天圆的中心部位是容纳“道”的“心”，象征地方的外侧部位是“形名”和“言”，夹在中间的一层是“言”。这个构造有点类似上述《恒先》和《鹖冠子》，都强调“道”在先，“言”和“形”、“名”在后，“道”重要，“言”和“形”、“名”次要。显然，“道”、“心”和“天”相应，“形”、“名”只能和“地”相匹。有趣的是，在我们今人看来属于哲学的论述，作者却借用了术数家常用的式盘来表达。是因为“天地”、“形名”概念和术数天然相关，所以采用式盘呢？还是借用式盘这种术数形式、借用“天地”、“形名”这类术数概念来强调所要表达之思想的神秘性、絶对性、不可抗拒性呢？不得而知，但“形名”与术数之关系、以及作为黄老思想重要概念的“形名”，很可能来自术数却得到了证明。

我们发现，阴阳术数常以“形名”的名义记载、规定的天地规则和运行之道，往往成为人类必须遵循的禁忌和效法的规范。出土文献中大量涌现的“日书”、“刑德”类文书，正是阴阳术数的体现。

这类文献大多采用先描述“形”（各种时空形态），然后为之“名”，最后根据“名”采取相应行动的结构。因此前者是“形”，后者是“名”，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例如，“德在木，名曰柖（招）榣（摇）。以〔此〕举事，众心大劳，君子介而朝，小人负子以逃。事若已成，天乃见祅，是胃（谓）发筋，先举事者地削兵弱。”（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乙篇第四一～四二行）

就是通过星占，确定想象中的神煞所居位置，来为人间政治行动作出判断。其中“德在木”为“形”， “招摇”为“名”，“以〔此〕举事”以后部分则是针对人事的禁忌和规范。

因此，这些以“形名”名义建构起来的禁忌和规范，从思维方式上看，能够刻意简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迅速地审名、稽实、定数、明断是非，提供准确的、可供操作的答案，具有现时性、速效性的特征。从语言表达方式上看，好用明确的、特定的词汇，语气干脆简练、直截明了、多以命令形式出现，体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和自信。因此，笔者以为，“形名”很有可能是一个民间早已流行、耳熟能详的词，在阴阳数术类文献中使用最早，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第五部分：“刑德”与术数之关系

胡文辉《马王堆帛书〈刑德〉乙篇研究》指出， “刑德”这一组概念本来是属于政治、社会意义的概念（刑是杀伐之义，德是庆赏之义）；以后在阴阳学说的影响下，“刑德”又成为一组阴阳化的概念（刑为阴为杀，德为阳为生）；在此基础上，“刑德”又成为一组术数化的概念，刑、德已经包涵了吉凶宜忌的意味；最后，“刑德”更成为某种占验方式中的神煞（値神）。

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占书、兵阴阳相关的“刑德”材料大量问世，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刑德》甲乙丙本、阜阳双古堆汉简《刑德》、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歳》篇、《居延新简》也都有与“刑德”相关内容。

其特征是“刑德”与阴阳五行相结合，加上日月星辰二十八宿、十二支神、十二天将、建除、五方、五音、九官、八风等等配成一套十分复杂的系统。

“刑德”的基本原理是同阴阳对应，刑，为月，为阴，为坤，为凶，为祸，为有伤害，为杀罚剥夺；“德”，为日，为阳，为干，为吉，为福，为喜，为有佑助，为庆赐爵赏。当与四时配纳时，则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应该说这就是“刑德”的基本理论，用于占术的“刑德”只是进一步复杂化而已。

与上述基本理论相关的“刑德”在《黄帝四经》中极为常见，它指代赏罚，使这两种政治行为和天地之阴阳消长、四时变迁结合起来。如《观》篇有“正之以刑与德”、“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凡谌（戡）之极，在刑与德”（又见《姓争》篇）、“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亓（其）当”（又见《姓争》篇）、“夫并（秉）时以养民功，先德后刑，顺于天”。《姓争》篇有“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刑德相养，逆顺若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章”、“德则无（无）有，昔（措）刑不当。居则无（无）法，动作爽名。是以受亓（其）刑”。

虽然《黄帝四经》中“刑德”不是什么値日的神煞，而是顺时的法度，讨论更多的是“刑”“德”两者之平衡关系。但“刑”“德”与吉凶相关，与阴阳相合的观念，毋庸置疑来自民间术数。只是《黄帝四经》作了提炼升华，扬弃了术数的细节部分。

帯有术数色彩，将“刑德”基本理论施行于政治、军事实践的内容，在具黄老道家倾向的传世文献中不胜枚举。

《管子・四時》、《鶡冠子・王鈇》均爲利用陰陽刑德以治民的政治学說。《尉繚子・天官》篇的用例，更說明“刑德”理論有僅用之占術者，有用之人事者，用之人事者術數色彩淡一些，兩者雖有區別，但並非毫無關聯。

此外，《黄帝四经》等黄老著作中“阴阳”、“刚柔”、“雌雄”等概念也常见于民间术数，可能也是黄老思想取自民间。

第六部分：黄老文献中的术数语言特征

术数类书有其不同于一般文献的非常显着的语言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用词，术数类书好用吉、福、强、胜、进、顺、昌、成、长、久、静、定、无事；凶、祸、削、弱、败、退、逆、灾、异、乱、杀、戮、诛、灭、殃、怨、病、死、亡、丧、破、毁、坏、损等单字或复合词来表示结果，帯有咒语倾向。好用“天×”之语表示来自上帝或自然的赏罚。好用“利”、“可以”、 “毋”、“不可”表示宜忌。文中多见“是谓”（或“此谓”、“名曰”、“命曰”、“谓之”等）句式，好用数字归纳。

二为语气干脆简练、直截明了、不拖泥带水，不作冗长的说理，不作文学性的描述，而是告知当下解决的办法，多作命令形，体现出不容置疑的权威和自信。表现为有因必有果，有什么样的因必有什么样的果的思维方式。将相关信息纳入其中，便可对号入座。上述用词特征也正与这种语气相对应。

在《三德》和《黄帝四经》中我们也能找到类似的用词和语气特征。

通过比较，不难看出，无论在用词、句式、语气上，在刻意简化因果关系，明确提供可操作性答案的思维方式上，还是在现时性、速效性特征上，两者都极为相似。当然，就现时性、速效性特征而言，具备实用主义特征的法家、兵家也无不如此，但大量吸收术数家表达宜忌、类似咒语的词语，通过“天之道”、“天常”、“天礼”、“天诛”、“天刑”展现出命定式思维来看，说《三德》、《黄帝四经》的一些篇章表现出了浓厚的术数色彩是不为过的。

第七部分：余言

黄老思想中术数性内容在黄老之学走向衰落之后，去哪里了？可能转化为一般知识，不再被黄老道家所独有，例如董仲舒。

与道教的养生之术等方术是否有关？与道教方仙之术的“黄老道”是否有关？

老子的术数化问题。

（黄胜德教授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