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三两三什么意思？
0.3斤多少克？
经方剂量的把握——不守祖训是中医疗效下降的重要因素
常言说：中医秘不传用量。可见剂量对于中医疗效的重要性。但是，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明明白白标明了剂量，何来不传之秘的说法？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经方剂量的把握——不守祖训是中医疗效下降的重要因素
经方剂量到底是多少？中医方剂剂量的混乱，其实是一千多年以来战乱和历史沿革导致的。直到明代李时珍著述《本草纲目》时，说：“汉之一两，今用一钱可矣。”可见李时珍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证（当然他也没有条件考证），而是根据经验和当时社会的流行做法，做出的一个权益之计。但是这一权益之计，被后来者当做定法，成为铁律，以至于完全背离仲景和经方的本意和本来面目，造成如今中医疗效极差的可悲现实。可喜的是，现代考古学已经发现了汉代度量衡的实物证据，因此，伤寒论经方的剂量问题已经变得明明白白，毫无疑问了。具体的考证方法和过程，那是考古专家的工作，这里不做多说。兹据柯雪帆教授归纳整理的资料并经反复称量核实，摘要如下。斤=250克（或液体250毫升，下同）两=15.625克升=液体200毫升合=20毫升圭=0.5克龠=10毫升撮=2克方寸匕=2.74克金石类药末约2克草木类药末约1克一钱匕=1.5-1.8克一铢=0.7克一分=3.9-4.2克梧桐子大=黄豆大蜀椒一升=50克葶力子一升=60克吴茱萸一升=50克五味子一升=50克半夏一升=130克虻虫一升= 16克附子大者1枚=20-30克中者1枚=15克强乌头1枚小者=3克大者=5-6克杏仁大者10枚=4克栀子10枚平均15克瓜蒌大小平均1枚=46克枳实1枚约14.4克石膏鸡蛋大1枚约40克厚朴1尺约30克竹叶一握约12克二、现代中医用药乱象尽管考古学已经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显然来得太晚了，因为国家药典已经对中药的用量做出了规定，而这一规定是根据明清以来中医用药习惯确定的，而这种习惯用量，远远低于治病的要求，尤其是对危急重症，更显得杯水车薪。众所周知，仲景乃医中之圣，伤寒乃方书之祖。药量的确定，尤其是经方药量的确定，应该以伤寒论的药量来确定。因此，用量不足的问题，成为现在中医疗效不佳的普遍原因之一。《伤寒论》方剂药味数分布于1至14味间，平均每剂4.2味药，最多不超过14味，2—8味药的处方占了90%。 与经方明显不同的是，现在临床单味药剂量减少，药味增多，现代中医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是经方的3倍以上。2007年9月至10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随机抽取9个科室100首汤剂处方统计，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8.28味，药味分布于16—22味。而文献报道现代中医汤剂处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5.55味。为什么现代中医处方那么庞杂？因为药典规定的剂量太小，无法取得疗效，因此医生只得以增加药味的方法来提高疗效，但却又因为药味庞杂而影响了药效的发挥，实在是无可奈何。相反，采用《伤寒论》经方剂量开方治疗，疗效则普遍较好。李可坚持用《伤寒论》经方用量（一两=15克）而获得盛誉，国医大师邓铁涛用250克黄芪治疗重症肌无力更是传为佳话。
三、当代中医大师对经方用量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经方用量自然是历代伤寒学派中医的研究重点，但还原经方用量原貌者实为凤毛麟角。但历代伤寒大家的疗效普遍很好，均取得举世公认的疗效，这是为什么？因为经方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方，与其药味配伍精当、药量把握适当等诸多因素有关。经方使用得当，即使药量少一些，也可以取得相当不错的疗效。但要解决疑难杂症，药量是否恰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经方用量的解释多种多样。现在比较著名的，比如著名伤寒大家胡希恕老先生，仍沿用“古之一两今之一钱”的说法，按一钱=3克计算，经方一两相当于现代3克。如桂枝汤，桂枝芍药生姜各三两，换算过来相当于9克。但是其中大枣12枚，这个是不需要换算的。如果桂枝芍药生姜等都是9克，大枣12枚的话，应该说其中大枣的成分是最多的了，这个方子可以说就是一锅大枣汤，算不上桂枝汤了。当然他用桂枝汤，大枣往往只放三五枚，并说伤寒论里面的方子，一个方子是三次治疗量。但这三次治疗量不还是一天的量吗？现在换算后的方子不也是一天的量吗？这就可谓自相矛盾了。当代著名的伤寒论研究者，著名中医郝万山在学术上承认现在考古学的结论，认为经方一两相当于15克左右。但是他也说经方一般是三次治疗量，比如桂枝汤中桂枝三两，相当于现在的45克，但分三次治疗量，一次只有15克。但是，古代45克即使分三次治疗量，毕竟是一天的治疗量。现在一般方剂用9克，也是一天的治疗量，而且往往分三次服用，即三次治疗量。但以一天的治疗量来算，现在的用法连古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郝万山老师尽管在学术上承认一两为15克，但是实际应用中并没有坚持这个观点，而是沿袭习惯用法，比如桂枝汤仍然是桂枝9克芍药9克等等。可谓说一套做一套，不足效法。四、动不动就吓唬人是某些大师的惯用伎俩北京中医药大学一位资深的温病学教授，老中医刘景源，也是沿袭“古之一两今之一钱”的做法，当然在温病派里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温病派一贯主张用药轻灵。但作为一代宗师，应该有包罗万象的气度，不应该信口开河，对与自己不同意见者施以棒喝。前不久一位大连患者找刘教授看病，患者出示曾经服用的药方，其中干姜等用量为20-30克。刘教授就信口说道，用量太大，恐怕伤肾，建议检查肾功能。但是患者回来检查了肾功能，却一切正常。不知道刘教授有关干姜用多了会伤肾的说法源于何处，到底有没有依据？如果有依据，那么患者“大剂量”服用干姜数月，为什么没有出现肾功能损伤？翻开伤寒论看看，干姜用至1两乃至四两的例子比比皆是，按一两等于15克换算，就是15-60克之间，20-30克的用量，完全在正常范围。不知道刘教授所谓的最大剂量应该是多少？再说，古人是把姜作为日常食物来吃的，论语就说，孔子不撤姜食。可见经常吃姜，大量吃姜，古已有之，没见哪个人是因为吃姜而伤了肾的。笔者本人更是经常吃姜，有时一顿吃姜相当于鸡蛋那么大一块，自认为还没有伤肾，不知道刘教授又当如何解释。有些所谓的大师，自己治病没有多少疗效，却热衷于信口开河，打击异己，实在令人鄙视。五、位高名气大，疗效就好吗？笔者在北京混了多年，名气很大的医生也见过一些。但是，总体感觉名气大小，和疗效关系并非线性函数。其实这个现象，也是古已有之。古代历朝都有太医院，太医院里应该是人才济济。但是，历代名医，有几个是太医院里的？少见。偶尔进太医院捞点外快，镀镀金的有之，一辈子呆在太医院而名垂千古的，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太医院不可能出名医。太医院为什么不能出名医，我另有文章论之。这里要说的是现在的情况。现在所谓中医最高殿堂，各大中医院校乃至中医科学院，有名气的中医可谓多如牛毛，但真正凭疗效打出名气来的，可谓凤毛麟角。究其原因，是因为位居高级学府、知名医院，患者是源源不断的，不需要你有多高疗效，就有足够的客源。你多治好一个患者，对你的名望没有多少增长，但你治坏了一个患者，弄出一个医疗纠纷，就可能官司缠身多年，一屁股稀屎擦不干净，你在单位就很难抬头。孰重孰轻，长脑子的都明白！所以，一个医生，一旦进入高等学府、顶尖研究院所、知名大医院，他要做的，就是熬年头，混职称。只要不出大问题，他的人生就注定票子、房子、车子，一样都少不了。所以，他们开方，都是四平八稳的，能不能治好病不好说，但肯定吃不死人。作为患者，你是想四平八稳地维持现状呢？还是想快点痊愈呢？
（文章来源：知乎刘元春）
食堂的“一两”包子、“二两”饭，你吃饱了吗？
两，中国独有的重量单位。
我们知道，在现行的公制下，一两等于50克，而旧行的市制里，一斤16两，一两是31.25克。
在餐馆里，“两”也是一种独特的计量单位。
北方吃包子，一两有3个；江南卖生煎，一两是4个；而在饺子馆里，一两饺子通常有六七个……
但真要吃起来，就会发现，甭管是3个包子、4个生煎还是6个饺子，都远远不止50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一两”做单位呢？
01 “一两”到底有多少？
有个段子说：
曾经有一个外国留学生去吃生煎，听到老板问要几两，于是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发现一两才50克，于是就要了10两，结果端上来40个生煎。
一两包子是3个，一两生煎是4个，一两饺子六七个，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卖的，可这“一两”到底有多重呢？
于是，我们买了包子、生煎和饺子称了一下。
在北京的各大包子铺，一般默认一两包子就是3个。
我们称了一下，发现3个包子的重量达到189克，将近四两。
在苏州、上海，一两生煎一般是4个，开在北京的生煎铺也沿用了这一习惯。
不过称了之后会发现，4个生煎有201克，正好四两，还多了1克。
北京的饺子馆，现在基本都按份卖饺子了，但在一些地方，还有按“两”卖饺子的习惯，比如武汉，一两饺子有六七个不等。
我们买了一份饺子，分别称了6个饺子和7个饺子的重量，6个饺子有129.1克，而7个饺子有152.1克，有二两半到三两重。
南京的锅贴也是按两卖的，一两5个。我在附近没有找到合适的锅贴店，于是请人在南京的小伙伴帮我买一份称了下，结果有251克，足足半斤。
看起来，无论是包子、生煎、饺子还是锅贴，这些按两卖的食物，每一两其实都远远超过50克，可为什么还要这么计量呢？
02 “一两”从何而来？
为什么要用“两”来做主食的计量单位，目前在资料里看到有两种说法：
一是认为，旧时候，肉包是有钱人家的吃食。在江南，请客的宴席上，为了彰显后厨的本事，就把这包子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精致，一两左右的面包四个包子，渐渐就成了约定俗成。
二是认为，用“两”做计量单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制度有关。一两其实说的就是一两干粮食。
在当时那个年代，出门下馆子不仅得花钱，还得有粮票，钱是食物的价值，而粮票则代表了购买资格。
从现有资料和逻辑来判断，第二种说法更为靠谱。
因为不仅生煎、汤包这一类的江南小吃会按两售卖，北方地区的包子、西南地区的面条、各个食堂的米饭，都会按两售卖。
粮票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彻底消失
另一点是，如果“一两”的说法远早于计划经济时代出现，晚清、民国时期应有相应的记录，但是对于生煎、汤包这类食物，并没有出现按两售卖的记载。而且，今天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台湾地区，也都没有出现按两计量售卖的习惯。
所以说，“一两”指的是一两干面粉。
一两面加水和面之后，重量一般在70克至75克之间。
以前，就有一些地方规定，一两饺子是7个。包上馅蒸熟后，重量可以达到140克至150克，如果是煮熟的，重量还会再重些。
而这，也与之前我们称的7个饺子的重量差不多。
尽管粮票已经取消这么多年了，但按“两”计量的习惯还是沿用了下来。
03 除了带馅的，还有哪些东西会按两卖？
主要还是面条、米饭之类的主食。
最经典的就是川渝地区，重庆人早上习惯来二两小面，宜宾人更是讲究，经常是点上三个一两的面，分别干拌、红汤和白汤。
同样的，甭管是一两还是二两，说的也都是干面粉的重量。
川渝地区的面条大多用的是碱水面，当地也称之为“水面”。
碱水面
一斤干面粉和成碱水面，一般是加三两水，和好的面是一斤三两，650克，理论上，二两小面也就是130克。
不过，当地曾有媒体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会有专门的工商工作人员去面馆给面称重量，不够称会挨罚，久而久之，面馆老板们就会多挑些面，如今，“二两小面”就比实际多不少。
有人就做过实验，去几家面馆买二两生面回家一称，发现重量基本在180克至200克之间，远超过理论上的二两——130克。
所以，如果在家里做小面，按照“二两=100克面条”来下面，肯定是吃不饱的。
按两卖的米饭，一般我们会在食堂，尤其是大学食堂见得更多。
甭管是一两、二两、还是三两，说的统统也是干大米的重量，否则你不会觉得，打了三两满满一大碗的大米饭，只有150克吧。
普通大米的生熟比一般是1：2.3，一两大米可以做成115克的米饭，而三两大米做成米饭的重量其实已经有345克了。当然，经过食堂阿姨颤抖的手，打入碗中的饭还有多重就不好说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靠谱的减肥食谱或是膳食指南中，给出的食物重量一般都是生重。否则，一两熟米饭，胃口再小的女生，也几口就吃完了。
总之，“两”成为主食的计量单位，是一个特殊时代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这个时代说近不近，说远其实也不远。但无论怎么说，吃饱了饭的日子才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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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科院物理所
食堂的“一两”包子、“二两”饭，你吃饱了吗？
两，中国独有的重量单位。
我们知道，在现行的公制下，一两等于50克，而旧行的市制里，一斤16两，一两是31.25克。
在餐馆里，“两”也是一种独特的计量单位。
北方吃包子，一两有3个；江南卖生煎，一两是4个；而在饺子馆里，一两饺子通常有六七个……
但真要吃起来，就会发现，甭管是3个包子、4个生煎还是6个饺子，都远远不止50克。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用“一两”做单位呢？
01 “一两”到底有多少？
有个段子说：
曾经有一个外国留学生去吃生煎，听到老板问要几两，于是掏出手机查了一下，发现一两才50克，于是就要了10两，结果端上来40个生煎。
一两包子是3个，一两生煎是4个，一两饺子六七个，全国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卖的，可这“一两”到底有多重呢？
于是，我们买了包子、生煎和饺子称了一下。
在北京的各大包子铺，一般默认一两包子就是3个。
我们称了一下，发现3个包子的重量达到189克，将近四两。
在苏州、上海，一两生煎一般是4个，开在北京的生煎铺也沿用了这一习惯。
不过称了之后会发现，4个生煎有201克，正好四两，还多了1克。
北京的饺子馆，现在基本都按份卖饺子了，但在一些地方，还有按“两”卖饺子的习惯，比如武汉，一两饺子有六七个不等。
我们买了一份饺子，分别称了6个饺子和7个饺子的重量，6个饺子有129.1克，而7个饺子有152.1克，有二两半到三两重。
南京的锅贴也是按两卖的，一两5个。我在附近没有找到合适的锅贴店，于是请人在南京的小伙伴帮我买一份称了下，结果有251克，足足半斤。
看起来，无论是包子、生煎、饺子还是锅贴，这些按两卖的食物，每一两其实都远远超过50克，可为什么还要这么计量呢？
02 “一两”从何而来？
为什么要用“两”来做主食的计量单位，目前在资料里看到有两种说法：
一是认为，旧时候，肉包是有钱人家的吃食。在江南，请客的宴席上，为了彰显后厨的本事，就把这包子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精致，一两左右的面包四个包子，渐渐就成了约定俗成。
二是认为，用“两”做计量单位，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制度有关。一两其实说的就是一两干粮食。
在当时那个年代，出门下馆子不仅得花钱，还得有粮票，钱是食物的价值，而粮票则代表了购买资格。
从现有资料和逻辑来判断，第二种说法更为靠谱。
因为不仅生煎、汤包这一类的江南小吃会按两售卖，北方地区的包子、西南地区的面条、各个食堂的米饭，都会按两售卖。
粮票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才彻底消失
另一点是，如果“一两”的说法远早于计划经济时代出现，晚清、民国时期应有相应的记录，但是对于生煎、汤包这类食物，并没有出现按两售卖的记载。而且，今天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台湾地区，也都没有出现按两计量售卖的习惯。
所以说，“一两”指的是一两干面粉。
一两面加水和面之后，重量一般在70克至75克之间。
以前，就有一些地方规定，一两饺子是7个。包上馅蒸熟后，重量可以达到140克至150克，如果是煮熟的，重量还会再重些。
而这，也与之前我们称的7个饺子的重量差不多。
尽管粮票已经取消这么多年了，但按“两”计量的习惯还是沿用了下来。
03 除了带馅的，还有哪些东西会按两卖？
主要还是面条、米饭之类的主食。
最经典的就是川渝地区，重庆人早上习惯来二两小面，宜宾人更是讲究，经常是点上三个一两的面，分别干拌、红汤和白汤。
同样的，甭管是一两还是二两，说的也都是干面粉的重量。
川渝地区的面条大多用的是碱水面，当地也称之为“水面”。
碱水面
一斤干面粉和成碱水面，一般是加三两水，和好的面是一斤三两，650克，理论上，二两小面也就是130克。
不过，当地曾有媒体报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庆会有专门的工商工作人员去面馆给面称重量，不够称会挨罚，久而久之，面馆老板们就会多挑些面，如今，“二两小面”就比实际多不少。
有人就做过实验，去几家面馆买二两生面回家一称，发现重量基本在180克至200克之间，远超过理论上的二两——130克。
所以，如果在家里做小面，按照“二两=100克面条”来下面，肯定是吃不饱的。
按两卖的米饭，一般我们会在食堂，尤其是大学食堂见得更多。
甭管是一两、二两、还是三两，说的统统也是干大米的重量，否则你不会觉得，打了三两满满一大碗的大米饭，只有150克吧。
普通大米的生熟比一般是1：2.3，一两大米可以做成115克的米饭，而三两大米做成米饭的重量其实已经有345克了。当然，经过食堂阿姨颤抖的手，打入碗中的饭还有多重就不好说了。
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的靠谱的减肥食谱或是膳食指南中，给出的食物重量一般都是生重。否则，一两熟米饭，胃口再小的女生，也几口就吃完了。
总之，“两”成为主食的计量单位，是一个特殊时代在我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这个时代说近不近，说远其实也不远。但无论怎么说，吃饱了饭的日子才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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