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士光：走过人生三条路
写作和人们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根植在你对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追寻里。
“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并不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并且后来也一直生活在这个久远的谜里。生命驱使着，乃至追逼着我们，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断寻觅。这寻觅的道路，朝着生活的、人生的、生命的三条路径延伸，在寻觅之中，内心不断得到满足。”作家何士光如是说。
生活 · 五光十色，匆匆忙忙
1964年夏天，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何士光几经辗转，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贵阳，去往贵州北部的凤冈，准确地说，是凤冈县琊川公社琊川大队东风生产队。后来，他娶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姑娘，住在岳母家里。白天他岳母和妻子到生产队做活，他则去乡村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一家人会去种自留地，日子就这样重复着、流逝着。在他住处对面的山上，长着许多梨树，每到春天，雪白的梨花便满了山坡。而琊川就这样成了何先生笔下的“梨花屯乡场”。
在凤冈，何先生一呆就是20年。白天教书、耕地，等到夜晚来临，暮霭残阳亦消落，一切的喧嚣匆忙都变成五光十色的荒凉和熙熙攘攘的索漠。每日的忙碌，让何士光感到“仿佛在行进，其实又一步也没有挪动，就像自己是假装在生活似的，内心深处仍是不安”。
于是，阅读和写作便是他挨过那一个个无助无眠的夜晚最常做的事情。何先生大量读书，“我把那些被没收的书藏了十个麻袋。”何士光回忆说，“‘除四旧’时，所有书都收到文化馆楼上，放在那里准备搞纸浆。因为我的二胡和手风琴拉得好，有一次思想宣传队拉我加入。宣传队就在文化馆，我就瞄准那些书去了，把它们偷偷运回琊川。”
不久，女儿出生了，何士光自然就有了更多的事情。高考恢复后，何先生继续留在琊川任教，要帮助妻子考大学。
人生 ·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也是在琊川的日子里，何老开始了写作。1973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梨花屯客店一夜》诞生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1974年，他写完了中篇小说《草青青》，一年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只是当时，写过的稿子只能自己藏起来，既不可能出版，也不足以为外人道；非但如此，一经察觉，还会罪在不赦，并且为智者所耻笑。但何老深知，很多事情，需要被记录。
于是，每天在学校上完六节课后，再回来种自留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油灯下提笔写作，基本每天要写6小时。何老说：“那时写下了一些文字，说不上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些记录。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也都有切实的依据。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生活，我才敢于把他们写下来，以至于他们具有的文学含义我都来不及考虑。”
直到1977年，何老才开始在《贵州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叫《飞吧，兰雁》。当时，为了避开个人审查，那篇散文还是用妻子的名字署名的。之后，他开始井喷式地发表作品，几乎都是在《人民文学》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上。
“何士光的小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录。他在对地方的历史，人性的书写，语言的运用，国际的视野，小说的布排上都是有贡献的。”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这样评价何先生， “在中国这五六十年期间的小说作家里，何士光毫无疑问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真实而不粉饰，质朴中又带着时代的忧伤。正是因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对人性的如实还原，让我们在重新反思那段历史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最有冲击力，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等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重大事件及世态人心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他的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算是极为罕见的。
如何老所说，“一个人要是写下过一点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有过的一点痕迹。”而经历了那些年来的人世沧桑之后，何老却感到生活变好了，心反而更迷惘了。生活对于何老来说已不再是惊诧和期待，写作这件事也开始缺少根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何老几乎不再写文学作品，他不愿再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圈子里来回重复，而是想要寻找一些更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秘密。
生命 · 你若等待，奥义自来
他研究儒释道三家文化，最推崇道家，他自信地说：“关于生命，全世界没有人能搞清楚，只有中国人知道，而生命的奥义就在《道德经》之中。”他认为，“《道德经》该称得上是科学的著作，它讲天地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道德经》不是主张，不是见解。因为凡是主张、见解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不断更改的，甚至是口是心非的。只有这个是无可更改的、凡此不二的、知行合一的。”
何老举例说，我们的文化语言里，说“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理，担的是道义，修的是道行，连‘你晓得不晓得’都说你‘知道不知道’，‘道’贯穿我们的一切，只有懂得‘道’的含义，才算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体悟，何老认为：求不得，只能等。人生便是各种机缘的总和，时候到了、因缘足了、因果成熟了，也就好比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就会越过原来的樊篱，向前跨出去一步。他关于生命的思考，都记录在《今生》之中了。
生活、人生、生命，感世间、找自己、窥宇宙，在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贵州出版社将何老目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与人生体悟都收录在《何士光文集》（共七卷）当中，走过他人生的三条路，就如同走过了一个时代。
何士光：走过人生三条路
写作和人们其他的活动一样，都根植在你对生活、人生和生命的追寻里。
“我们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并不清楚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情，并且后来也一直生活在这个久远的谜里。生命驱使着，乃至追逼着我们，在此后的日子里不断寻觅。这寻觅的道路，朝着生活的、人生的、生命的三条路径延伸，在寻觅之中，内心不断得到满足。”作家何士光如是说。
生活 · 五光十色，匆匆忙忙
1964年夏天，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何士光几经辗转，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贵阳，去往贵州北部的凤冈，准确地说，是凤冈县琊川公社琊川大队东风生产队。后来，他娶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姑娘，住在岳母家里。白天他岳母和妻子到生产队做活，他则去乡村学校给孩子们上课。放学后，一家人会去种自留地，日子就这样重复着、流逝着。在他住处对面的山上，长着许多梨树，每到春天，雪白的梨花便满了山坡。而琊川就这样成了何先生笔下的“梨花屯乡场”。
在凤冈，何先生一呆就是20年。白天教书、耕地，等到夜晚来临，暮霭残阳亦消落，一切的喧嚣匆忙都变成五光十色的荒凉和熙熙攘攘的索漠。每日的忙碌，让何士光感到“仿佛在行进，其实又一步也没有挪动，就像自己是假装在生活似的，内心深处仍是不安”。
于是，阅读和写作便是他挨过那一个个无助无眠的夜晚最常做的事情。何先生大量读书，“我把那些被没收的书藏了十个麻袋。”何士光回忆说，“‘除四旧’时，所有书都收到文化馆楼上，放在那里准备搞纸浆。因为我的二胡和手风琴拉得好，有一次思想宣传队拉我加入。宣传队就在文化馆，我就瞄准那些书去了，把它们偷偷运回琊川。”
不久，女儿出生了，何士光自然就有了更多的事情。高考恢复后，何先生继续留在琊川任教，要帮助妻子考大学。
人生 · 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也是在琊川的日子里，何老开始了写作。1973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梨花屯客店一夜》诞生在摇曳的煤油灯光下。1974年，他写完了中篇小说《草青青》，一年后，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某城纪事》。只是当时，写过的稿子只能自己藏起来，既不可能出版，也不足以为外人道；非但如此，一经察觉，还会罪在不赦，并且为智者所耻笑。但何老深知，很多事情，需要被记录。
于是，每天在学校上完六节课后，再回来种自留地，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油灯下提笔写作，基本每天要写6小时。何老说：“那时写下了一些文字，说不上是文学创作，而是一些记录。这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原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景也都有切实的依据。正因为他们都是真实的生活，我才敢于把他们写下来，以至于他们具有的文学含义我都来不及考虑。”
直到1977年，何老才开始在《贵州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叫《飞吧，兰雁》。当时，为了避开个人审查，那篇散文还是用妻子的名字署名的。之后，他开始井喷式地发表作品，几乎都是在《人民文学》等全国一流文学刊物上。
“何士光的小说是对那一段历史的记录。他在对地方的历史，人性的书写，语言的运用，国际的视野，小说的布排上都是有贡献的。” 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先生这样评价何先生， “在中国这五六十年期间的小说作家里，何士光毫无疑问是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真实而不粉饰，质朴中又带着时代的忧伤。正是因为对时代的忠实记录，对人性的如实还原，让我们在重新反思那段历史的时候，还能看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留下来。而真实的东西，往往最有冲击力，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远行》等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重大事件及世态人心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他的作品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也算是极为罕见的。
如何老所说，“一个人要是写下过一点什么，就是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有过的一点痕迹。”而经历了那些年来的人世沧桑之后，何老却感到生活变好了，心反而更迷惘了。生活对于何老来说已不再是惊诧和期待，写作这件事也开始缺少根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何老几乎不再写文学作品，他不愿再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圈子里来回重复，而是想要寻找一些更本质的，关于生命的秘密。
生命 · 你若等待，奥义自来
他研究儒释道三家文化，最推崇道家，他自信地说：“关于生命，全世界没有人能搞清楚，只有中国人知道，而生命的奥义就在《道德经》之中。”他认为，“《道德经》该称得上是科学的著作，它讲天地是怎么产生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道德经》不是主张，不是见解。因为凡是主张、见解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不断更改的，甚至是口是心非的。只有这个是无可更改的、凡此不二的、知行合一的。”
何老举例说，我们的文化语言里，说“走的是道路，讲的是道理，担的是道义，修的是道行，连‘你晓得不晓得’都说你‘知道不知道’，‘道’贯穿我们的一切，只有懂得‘道’的含义，才算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对于生命的体悟，何老认为：求不得，只能等。人生便是各种机缘的总和，时候到了、因缘足了、因果成熟了，也就好比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就会越过原来的樊篱，向前跨出去一步。他关于生命的思考，都记录在《今生》之中了。
生活、人生、生命，感世间、找自己、窥宇宙，在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贵州出版社将何老目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与人生体悟都收录在《何士光文集》（共七卷）当中，走过他人生的三条路，就如同走过了一个时代。
何士光〡山行偶记
空闲的时候和女儿去黔灵山游玩。这就得顺着曲折的石级上山。知道两旁有人守候着，向你要一些零钱，来到山下的时候，便先换好一些准备着。这不是布施，布施我们还不配。只是觉着漠然地走过去，是很尴尬的。
那么，先是硬币，后来是角票，先是面值小一点的，后来是面值大一点的，一路走过去的时候，也就一一地散出去了。而所谓准备，当然就永远也不会充分，不久也就告罄。这时候却来了一位老人家，看上去不管怎样说，似乎也应该有他的一份，于是又只好搜寻着，找出一张票子来送给他。虽说面值是更大一些了，也算了却了这一路行程。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回首一瞥来路，不知为什么，却忽发奇想:这是乞讨是不是？这是化缘是不是？那么这乞讨或化缘的，又何止是守候在这儿的人们？应该说你也是。难道你没有请求过什么？难道你没有伸手接过什么？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形式。
你来到这人世上的时候，并没有携带着什么，正如人们来到这人世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着什么。我们都不过经由自己的因果，得到和送走自己的一份。
这一份是多少，由什么决定？念头动起来的时候，就不由得想下去。
方式是不是很要紧？但方式却似乎不出于一个人的选择或决定。谁不愿意这方式更简捷、更丰厚呢？但简捷而丰厚的方式，却不属于每一个人。即以同样的方式而论，好比同为一树桃花，却也有零落流水，或者沉香锦被。一路上的人们，不都同样是伸出手乞讨？到底又还是有的多、有的少。要紧的应该是努力？表面地看来是这样的。但又不难看出来，多少与否又不一定同努力成正比。那不仅守候着，而且还追逐的，会不会更多呢？但他追逐了一阵，又还是一无所得。倒不如那始终守候着的，却蒙着更多的机遇。这样一来，也就看不出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的。
我们一向不是倚仗因果的分析？那些零钱都对应地落到了不同的人的手上，你能找出来必然的关系？那位后来遇到的老人家，为什么是更多的呢？你和他完全有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相遇，但你们竟然在山路上相遇了，这因果会在哪里？如果要追寻，就不得不伸延开去，差之毫厘的时候，就会失之千里。每一个结果之前都有一串原因，而每一个原因在成为原因之前又首先就是结果，就不得不从他的一生说起，也从你的一生说起。而这又还不过是线索而巳，这样追寻的时候，又不得不对支配着我们的众多的原因和结果进行剖析。这样你就会看见原因和结果都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这样你最终面对着的，就不能不是宇宙和生命的奥秘。你都知道一些什么呢？你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你的那一点识心的分别计较又能算什么呢？以至于你对因果的分析，不过是在安慰、欺骗和愚弄自己。照这寺院里供奉着的佛的说法，就不过是“执迷”。而认识存在和我们自己，又正是佛陀在明白了此间的奧秘之后，所期望于我们的；同时也正是我们始终面对的、愈来愈显得紧迫的课题。
但是当然了，佛陀的言语，是没有多少人在意的。这一点佛陀也十分清楚，说是到了末世时候，人们的染积愈来愈深，也就再难回过头来，好好地审视自己。那么又权且往前走吧，山道走完了，来到这山顶上，又正是熙熙攘攘的。
因果我们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必然是存在的。它就绕行在我们之间，绕行在这山林之中，也绕行在山下的尘世里。这样你也就别希望，所有因果的辗转相成，就一定会使世界,总是更美丽、愈来愈美丽。因为人们固然始终有自己的希望，而因果却又始终有自己的轨迹，以至于“救救地球，救救人类”的呼唤都巳经见诸报端了，虽则和人类的作为相违背，也同样是人们希望的。
写于1994年
本文节选自《田野·瓦檐和雨》
《田野·瓦檐和雨》
何士光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