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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江左、江右、江东、江西到底是哪里呢？
在海宴的小说《琅琊榜》中，有这样一句诗“遥映人间冰雪样,暗香幽浮曲临江。遍识天下英雄路,俯首江左有梅郞。”其中，江左梅郎指胡歌饰演的梅长苏这一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有“江左”这一地名，还有江右、江东、江西的称号。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古代的江左、江右、江东、江西具体指的是今天的哪里吗？
一
首先，对于“江左、江右、江东、江西”中的江，专指的是长江。在古代历史上，很多史料中的江都是专指长江，而河则是专指黄河。其中，江左，是一个地理名词，即江东。不过，这么说，可能南方的朋友就比较困惑了。因为从南方的角度来看，长江的左边一带明明应该是指“江的西边”，而不是“江东”。对此，一方面是古人习惯以东为左，以西为右。东西与左右常可互相替代。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自江北论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
二
另一方面，古代以中原为中心，比如在长江以北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那么长江的左边正好对应着长江的东边。由此，江左一般就是指江东。长江在自九江往南京一段（皖江）为西南往东北走向，古有中原进入南方吴地的主要渡口，于是将大江以东的地区称为“江东”。由此，江东主要指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等地。比如在楚汉争霸，项羽感慨“无颜见江东父老”，而项羽的家乡就是今江苏省宿迁市一带。
三
三国两晋开始江东以文化繁荣、经济富庶著称，至唐以后逐渐被江南的概念取代。不过，江东这一区划还是延续了一定的时期。比如在宋朝时期，江南东路简称江东，治江宁府（今南京市），管辖今安徽省长江以南，苏南部分，江西小部分。与此相对应的是，江西，指长江以西地区，古人以西为右，故又称江右。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江右大地经常被称为“吴头楚尾”，彼时，今江西以及安徽等地成为吴国和楚国等诸侯国的交界和争雄之地，故得名。
四
最后，北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北宋时期， 今天江西省的大部分区域属于江南西路。，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是中原人口南迁的第三次高潮。宋朝，江西曾经是中国最繁荣的省份之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自元朝之后，伴随着江西行省的设立，江西和江右都主要指今天的江西一带了。
文/情怀历史
广东五大南下汉族民系里，雷州人，潮汕人，海陆丰人，广府人，客家人，谁先南下广东？
解放后为什么徐州属于山东省领导呢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那么解放后为什么徐州属于山东省领导呢？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的中心城市，也是山东的南大门，因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淮北区党委（解放战争后期为豫皖苏中央分局、江淮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鲁南区党委都在抓徐州的革命斗争，都有徐州市的地下党，但始终以鲁南为主，当时的徐州市委，以鲁南为依托，主要驻赵镈（今苍山）、峄县一带，领导市内的地下工作和徐州东北地区农村的革命斗争。
刚解放时市委的椭圆形印章，上面就是“中共鲁中南区党委徐州市委”12个正楷字。到1949年上半年，因为已经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直接领导，才改为圆形的、全称仿宋体的“中国共产党徐州市委员会”印章。再从进城接管的干部来看，也全部是在山东配备成套的，进城后又陆续吸收了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
关于徐州的级别，当时确定为区党委一级。徐州解放后，徐州属华东局领导。当时华东局驻山东青州，主要领导山东的工作（江淮、苏北、苏南区党委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华中工委领导），直辖单位有胶东、渤海、滨海、鲁中、鲁南五个区党委，济南、徐州两个特别市。徐州领导干部的配备，也是省军级或副省军级，如军管会主任傅秋涛，是鲁南区党委书记，后调任总参人武部长，1955年授上将军街；警备司令员袁也烈，是华野渤海纵队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街；市委书记兼市长周林，南下后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1949年3月下旬，华东局南下，山东分局重新成立，徐州属分局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直辖单位有胶东、渤海，鲁中南三个区党委（原五个区党委合并为三个，每个区党委下辖五个地委），济南、青岛（此时已解放）、徐州三个特别市市委。
从建国至1952年底，徐州仍由山东省管辖。在这期间，鲁中南、胶东、渤海三个区党委已相继撤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直接领导地委（地委作了调整和合并）和省辖市的市委。但济、青、徐三市和一般省辖市不同，在规格上比地委高半级（即副省级）。当时任徐州市人事处副处长的张仲堂等老同志回忆说，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市委部长、市府局长相当于地委书记、专员，科长相当于县委书记、县长。
比如莱阳专署专员柳林调任徐州市委工业部部长，曾任副专员的孙子权、牛子春分别调任市府副秘书长、民政局副局长，铜山县县长王铁英调任市房管局科长；同时，从干部管理权限上来看，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管到地师级，山东分局管到县团级，文非任市委秘书长、牛子春提为民政局局长都是1952年1月经华东局批准的，铜山县委副书记沙振乾调任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是1952年1月经山东分局批准的；再从生活待遇上来看，建国初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实行战时供给制，吃饭分大、中、小三等类别，中央规定地师级以上干部吃小灶，县团级干部吃中灶，区营级以下吃大灶。
徐州市的部局长以上干部吃小灶，科级干部吃中灶，科员级以下人员吃大灶。1952年初评定级别时，山东分局组织部发来的职务等级线表，其中济、青、徐三市的正副部局长为11一14级，与地委正副书记、正副专员相同，正副科长为14一17级，与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相同，科员股长为17-20级，与县的科长相同。
1952年11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苏南、苏北两个行署区，恢复江苏省；华东行政区直辖的南京市，改由江苏省领导；成立徐州专员公署，山东、安徽皖北行署区管辖的原江苏省的市、县，一律归回原建制。
1953年徐州划回江苏省，并同时成立徐州专区。专署驻徐州市。1958年，原由江苏省辖的徐州市划归徐州专区领导。1962年，徐州市改为省辖市。1970年，徐州专区改称徐州地区。
在“特殊时期”中，因驻徐州部队属济南军区，1968年上半年，当时的山东省主要领导人王效禹（兼军区第一政委）曾提出，把徐海地区（包括徐州专区及徐州、连云港二市）划归山东省，也确实造了一阵子舆论，比如1968年3月成立第二个徐州市革命委员会时，山东《大众日报》以第一版的整版篇幅作了报导；报导山东全省重大活动时，又将济（南）、青（岛）、徐（州）等市并列；山东省革委会向徐州市革委会发文件，等等。此事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征求了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的意见，许世友同志表示不同意，国务院也认为处理行攻区划问题时，要有历史的观点，不能只考虑现状，要尊重历史长期形成的事实和大民群众的感情、习惯生活水平，所以没有批准省界的改变。后来，中央又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徐海地区的驻军，调换成南京军区的部队。
千里大“输血”——新中国干部南下
导语：“南下干部”是一个历史称谓，指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他们来自老解放区，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南下后，他们担任了新区各级领导职务，不仅保证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迅速建立，还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
南下缘起
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常因形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干部。首次大规模外调干部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中共中央迅速组建东北局，并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为数众多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为共产党胜利夺取东北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中央又从东北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
随着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内战很快全面爆发。在经过两年拉锯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攻守势易的同时，是解放军占领面积的迅速扩大。而随着接管面积的扩大，就出现了接管干部难以满足形势需要的问题。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利接管新区，中共中央从东北、华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进行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这些干部就是共和国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
早在1948年8月24日，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建议注意提前准备接管干部，并介绍了中原区的经验，那就是提前根据行政区划配备好县区以上的领导干部，随军行动，“一路展开，收效必快”。尽管如此，接管干部仍然不足。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失去了军队庇护的各级政权纷纷垮台，一时间各地出现了不少政治真空地带，向中共中央要求派遣干部的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此次会议除讨论军事斗争方针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为广大新解放区准备接管干部。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为保证新旧政权顺利过渡，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随军前进，能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按照“九月会议”的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按照中共中央的预计，到1950年，解放区人口将从1.6亿增至3.3亿，而下属县市则将增加至1000个。根据县、地、区党委和中央局、大城市接管所需的干部计算，共需5.3万人。为迅速准备上述干部，中共中央按照区域进行了任务分解：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0.3万人，中原0.3万人，并要求各地在1949年12月前完成干部抽调任务。
太岳区党委军区行政公署欢送南下干部
但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太快，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南方的各级政权迅速崩溃，新解放区面积急速扩大。为抽调干部接管新解放区，自“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了三个抽调干部的指示。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的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各种举措对干部进行动员，力求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外调干部任务。
南下前的干部动员
此次调配干部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中央局的领导成员，下至区乡级干部。县级以上干部文化层次总体较高，无论是政治觉悟方面还是认知能力方面，对于南下基本不存在问题。但对于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本地区乡级以下干部来说，抛弃家业，前往遥远和未知的南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顾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南方存在错误认知，故而对南下心生疑虑。在河北，人们通过《三国演义》中“孔明七擒孟获”等故事得出“南方是瘴气弥漫、人畜难以生存的地方”；在冀东区，流传着“南方热死人，太阳下的石头可烙熟饼，蚊子比麻雀还大”等传闻；在晋绥区，不少干部听说到南方后要“天天吃大米”，这对于习惯吃面食的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语言不通、方言难懂也是顾虑之一。
安土重迁思想较为明显，担心南下后影响家庭生计。据1948年冀鲁豫区党委给华北局的报告称：该区农民干部较多，大都是土改时提拔起来的，文化层次较低，土改分得土地后一心想“发家致富”“只挂着他的小牛、小驴、孩子老婆”，面对组织的南调颇为消极。一些农村干部家庭主要劳动力缺乏，存在较大的生活顾虑。还有一些人没有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家属拉腿哭叫”，出现了一些自报南下的干部又不去的现象。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些甚至是文盲，对南下工作存在自卑心理。如冀鲁豫区，一些工农干部称自己“不会写不会算无用处，不如知识分子，就是进了大城市，咱还不是扫大街吗？不如现在回家，免得将来老了无人管”。
针对这些问题，各级党组织做了充分而细致的动员工作，解除其思想顾虑。主要措施如下：
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其觉悟。在鲁中南区，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在思想动员中称，全国即将解放，党需要大量的干部去管理南方，而作为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鲁中南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谁去？”同时，各地对南下干部举行大规模表彰活动，起到了明显的激励作用。此外，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对南方的错误认识。1949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南下干部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糊），而是有大米吃，有鱼吃。”听得大家哈哈大笑。据在晋绥行署机要科任职的郝成祥回忆，晋绥分局抽调的南下入川干部在临汾集训，贺龙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介绍四川的情况：“四川是个好地方，人称‘天府之国’。云南四季如春，你们以后回北方探亲可以坐火车、乘飞机。”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群情激昂，口号震天：“我们一定要解放大西南！”
鉴于一些南下干部担心南下后家庭生计无着，1948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此后调往新区的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在太行、太岳区，特别对南下干部制定了5项照顾政策：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在晋绥区，为使干部放心南下，在临汾、宝鸡和西安设立了留守处，将大部分有孩子的妇女干部和一些体弱多病的干部家属留下，待四川局势稳定后再前往新区。晋南行署还给每个南下干部的家庭发放了“军属优待证”，作为优待凭据。
1949年3月，华北局发出了《华北局关于逃跑干部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在集中南下或南下途中擅自脱离队伍者，视为“逃兵和开小差分子”，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坚决开除党籍，“取消革命职员成分”，并送政府法办。同时规定，对于私自返乡的干部，“未经上级党委同意，一律不得留用”。各地严格执行纪律，对一些心存侥幸的干部予以威慑，使他们逐渐放弃开小差思想，勇敢南下。
南下服务团成员整装待发
在各地采取细致具体的动员工作后，大规模的干部调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南下干部团（队）奉命开赴新区，接管建政，为南方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
南下干部团的组建及其区域分布
此次干部南下，接管区域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提前组建干部（工作）团（队），跟随部队前进。例如部队占领一个县城后，负责接管该县的干部队伍随之进入，宣布成立县政府，接管干部按照提前的职务安排分别就职，接管建政的工作随之展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些南下接管的干部队伍及其接管的区域分布大体如下：
（一）东北南下干部大队
“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东北抽调6000余名干部，以省委为单位组成干部大队南下。为完成这一任务，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张秀山从下属的9个省级行政区抽调干部，并按照行政区划组建9个大队，组成“东北南下干部大队”，共计6000余人。据张秀山回忆，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后选拔出来的区级以上干部，还有一部分是抗战时期从关内前往东北的老干部。该大队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主要负责江西一些地区的接管工作。
（二）四野南下工作团
第四野战军入关以后，负责攻略两湖两广等地，接管面积随之扩大，原有的东北南下干部大队难以满足需要。经中共中央同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组建南下工作团，以谭政和陶铸为正副总团长，面向京津地区学生和知识分子招收南下干部，附带华北地区抽调干部共计1.2万人。在对这些成员进行培训后，按照“总团—分团—大队—分队—小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归类，分别对应区乡级以上政权。在经过甄别后，共计9000人。该工作团主要负责接管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含海南）。
（三）南下（西进）支队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抽调干部的决议，华北局负责完成1.7万人的任务。华北局于1948年10月底向各地发出指示，同时按照区域分配任务。华北局在指示中要求各地组建从区委到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如北岳、太行、冀南、冀鲁豫等5个区党委各抽调一个区党委班子，随时准备南下。经过各地紧张的调配，1949年2月华北局基本完成抽调任务。这些干部跟随二野前进，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负责接管赣东北。随着二野进军大西南，该接管干部队伍更名为“西进支队”，成为接管贵州的主要干部群体。
上海市学生南下服务动员大会
（四）长江支队
在向所在区域发出抽调1.7万名干部的指示后，鉴于南方接管形势紧迫，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华北局于1948年12月再次南调干部，主要抽调区域为太行和太岳区。此次主要抽调区党委、行署以及机关干部，包括一个区党委（行署）、6个地委（专署）、30个县委（县政府），200余个区委（区署）。1949年3月22日，这些南下干部在河北武安县集合，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共计4500人，支队负责人为冷楚和周壁。长江支队原定接管苏南，但因战局变化，大部分被派往福建，成为接管福建的重要力量。
（五）晋中南下工作团
1949年2月，晋中区党委决定从现有干部中抽调一半南下，同时合并来自太行、冀中区以及察哈尔省的南下干部，组建“晋中南下区党委”，后更名为“晋中南下工作团”。下设6个地委（专署）、36个县委（县政府）以及200余个区委（区署）班子，共计3000余人。工作团负责人为武光、周小舟。在石家庄集中训练后南下，负责接管湖南长沙、衡阳以及会同等地。
（六）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华东局在收到“九月会议”相关决议后，于1948年12月25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中央下达的一万五千人的抽调任务。由于在华东区，山东是老根据地，干部队伍较为成熟，因此该地是华东局抽调干部的重要区域。在山东分局努力下，华东局最终抽调干部两万余人，远远超过中央最初下达的一万五千人的指标。不仅如此，山东分局此后还完成了华东局下达的后续抽调任务。这些外调干部集中培训后，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四个支队，主要接管上海、江苏和浙江。
（七）华东随军服务团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第三野战军粟裕、张鼎丞所部负责攻取福建。由于前来接管的长江支队干部数量有限，而随三野南下的干部，加上当地游击队，仅仅勉强配备县区以上党政主要干部，其余专业类干部则十分匮乏。福建尚有几十个中小城市，如福州、厦门、泉州等，近代以来对外经济颇为频繁，因此需要一批有较高文化且熟悉城市特点的干部前来接管。为解决这一问题，1949年6月17日，华东局建议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或职工到福建，并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经上海青工委和学联发动，招收学生2000余人，加之抽调干部200多人，共计3000人，组建华东随军服务团，以张鼎丞为团长，于10月抵达福建，负责接管福建。
（八）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是华东局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为了接管大西南而组建的一支干部队伍。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二野负责进军大西南。为了准备接管干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华东局决定在上海和南京招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随军前往大西南。该接管队伍被命名为西南服务团。1949年6月12日，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正式成立，成为接管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地政权的重要干部来源。
群众热烈欢迎南下干部
（九）西北入川工作团
与西南服务团负责接管川东、川南等地不同，川北、川西和西康省则由晋绥分局组建的西北入川工作团负责接管。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列席会议。中共中央给晋绥分局的任务是抽调干部组建工作团，经秦岭入川，接管成都平原以及西康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晋绥分局从晋西北、晋西南抽调地委、县委及以下领导班子，共计3600余人。在经过短期培训后，跟随十八兵团南下，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又称西北入川工作团，以李井泉为团长。工作团到达西安后，在李井泉主持下召开南下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接管川西、川北、西康省和成都市。
以上即是南下接管新区的主要干部团体，从这些团体的组建和接管区域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跟随部队前进，同时具有较为明确的接管区域和明显的地域色彩，如接管川西、川北和西康的，几乎全是山西干部，而接管江浙地区的则以山东干部居多。
这些南下干部抵达新区后，积极参与接管建政，完成了剿匪、征粮、土改等多项重要任务。他们中绝大多数选择扎根南方，实现了从“北方人”到“南方人”的转型。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本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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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后为何南下广东？而不在湘赣建根据地？这个原因很重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共产主义传到中国，这是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一句经典说法。也高度概括的道出一个细节，那就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中国革命受苏（俄)联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
（苏俄政权建立后，便开始世界革命输出，输出大量金钱和武器，并派出军事顾问）
苏俄十月革命，对世界无数寻求革命道路的国家和人民产生极大影响，中国就是其中重要一个。当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屡屡遭受失败，已经意识到国民党严重脱离人民，自身软弱涣散，尤其没有拥有坚强有力的革命军队。
孙中山从苏俄革命看到成功经验，也从新生而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于是终于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道路。
苏俄也正式向中国伸来援助之手，最重要一个举措，就是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组建培养革命军人的黄埔军校。
今天人们谈起黄埔军校无不敬重有加，殊不知黄埔军校刚刚成立之时，是何等草莽简陋的光景，荆棘丛生的荒僻小岛上，无房、无人（指教员）、无钱、无枪……孙中山委派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蒋介石当校长，他一看这穷酸样，撂挑子就走，根本不想干！黄埔军校计划大有可能胎死腹中。
（黄埔军校成立典礼，主席台下可见苏联顾问）
尴尬时刻，正是苏联政府支援大笔开办经费，还派来许多苏联军事顾问，最鼓舞人心的是苏联一下子就援助黄埔军校苏式步枪8000支！每支枪配子弹五百发！黄埔学员无不欢天喜地：“这下可有革命本钱了！”从此黄埔军校成为全国热情青年的“圣地”，纷纷前来报考。
苏俄援建黄埔军校还仅仅算小菜一碟，苏俄给予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援更大，资金这里就不说了，单单军火就给付步枪五万多支，子弹五亿七千万发！机枪一千一百多挺，如此雄厚的武器装备使粤军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数一数二的强大军事力量。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教材基本模拟苏俄军事院校，苏俄还派来30多教官，两次东征中，这些教官直接参与作战。
（孙中山政府中的苏联顾问）
苏俄除了支援孙中山革命政府外，北方倾向革命的冯玉祥也得到苏俄大力支援，使得冯玉祥得以战胜反动北洋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
然而，让苏俄倍感打脸的是，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得了苏俄巨大好处的国民党右派，却越来越露出反动嘴脸，最后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苏俄这么多援助都等于打了水漂，苏俄开始考虑直接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
八一南昌起义后是我党有了第一支革命武装，人数不多，只有两万多人，而前来围剿的反革命军队就有十几万，如果审时度势，在敌人势力较为薄弱的湘赣农村山区开辟根据地，还是有希望的。
事实上，当时起义部队领导层不是没有人这样考虑，周恩来就和稍后的毛泽东一样，也把目光投向敌人势力空虚、而大革命中群众基础良好的湘赣广大农村山区。
可是为什么这些起义部队，没有这样做，反而千里南下广东呢？
首先，我党早期，无论从理论还是方针政策，乃至人事、组织，事实上都接受苏俄以及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领导。这样做可以使我党很快获得苏俄成功经验，也大量资金、经费、甚至军火方面的援助，从而迅速壮大我党。
不过，也产生许多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那就是盲目照抄苏俄革命经验和模式，脱离中国国情，从而屡屡造成严重路线错误，
当时尽管周恩来等少数人也想到与毛泽东同样的正确的农村路线。不过当时，占上风的意见，还是学习苏俄，在经济发达、工人阶级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广东尤其广州是旧中国工商业发达地区，尤其在大革命时期是革命中心，群众基础好。
除此之外，有一个重要因素，比较鲜为人知，但却影响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起义部队单单为了它也值得南下。
那就是苏联政府许诺，要支援起义部队一批雄厚的武器军火，包括步枪一万五千只，子弹一千万发，机枪三十挺，大炮四门，两千发炮弹！
苏联原计划从海参崴派出苏联船舶，运输这些军火到广东的潮汕海岸，需要起义部队首先占据这些地区，然后接受这批军火，以及随后更多的军火和其他援助。如果这批军火到手，起义部队定然如虎添翼，可以迅速壮大，并借助广东地区在大革命时期高涨的群众基础，一下子就建起强大苏维埃政府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南昌起义部队这才需要南下广东，等待援助。
遗憾的是，起义部队内部不稳定，真正的共产党员并不多，临时参与进来的军阀成分很大，他们不断脱离起义军，使本来就不多的起义部队更加削弱，南下又遭受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
但即便这样，南下的起义部队还是在革命群众和协助下，举行了广州起义，并占据潮汕地区，建立了红色根据地。
可是由于苏俄远东距离广东太过遥远，海运也极缓慢，最终，起义部队没有等到这批军火，就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