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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年谜语打一作家名(拜年作家名)

拜年谜语打一作家名(拜年作家名)

鲁迅、冯骥才、林语堂、老舍、冰心、莫言...众多作家笔下的春节

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两溜儿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等人,皆打扮得花团锦簇,一夜人声嘈杂,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

这是《红楼梦》的第53回,曹公笔下生花,精彩的笔墨下尽是旧时王公过节的华丽。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历来也是文人骚客笔下的主题。不管穷人家,还是富人家,丰俭由人,却都要自己动手,才能品尝到年的味道。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文学名家妙笔生花

使得过年的场景有了独特的韵味

让我们一起走进名家笔下的新年吧~

年风百味

梁实秋:倒头便睡,不知东方既白

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卢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除夕夜,一交子时,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梁实秋《过年》

梁实秋在《过年》一文中对中国传统过年习俗进行了讲述。很多人都是童年时期最爱过年,梁先生则说自己是小时候不喜欢过年,因为除夕要守岁,“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所以,他在文中对当时年俗的描写是以一种幽默调侃的口吻展开的,这些风趣的“吐槽”令人读来不禁莞尔。

老舍: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们,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老舍《北京的春节》

在老舍先生的散文《北京的春节》中,京味扑面而来,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老舍先生对于老北京的年俗如数家珍,文中,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吃食、礼仪等,充满京味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

鲁迅:二十三年不过旧历年,这次却连放三夜花爆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鲁迅《过年》

鲁迅先生早年是不重视过年的。他的日记里,每到过年,都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不仅是他,即使许广平女士,也曾说过:“向来,我们无所谓元旦,也无所谓节日的……总是随随便便地度过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真的不重视过年。鲁迅先生的散文《过年》,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比去年还热闹”“比新历年还起劲”,表示了他的赞赏。

“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作为人父,孩子高兴,他也发自内心的高兴。“上海今年过年,很静,大不如去年,内地穷了,洋人无血可吸,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作为炎黄子孙,“入侵者”沮丧,他自然高兴,却又高兴不起来。鲁迅笔下的春节,有国有家,忧伤并高兴着。

沈从文:忆湘西过年,“送灯”“烧灯”别有韵味

我生长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口的小县城,但是狮子龙灯焰火,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上下。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用细乐伴奏。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沈从文《忆湘西过年》

沈从文的创作常以家乡湘西为背景,以至于他已成为湘西的一个文化符号。对于湘西的年俗,沈从文先生也在《忆湘西过年》中进行了讲述。

丰子恺:充满“火药味”,听取哇声一片。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我把一串鞭炮拆散,一个一个地放,点着了火,立刻拿一个罐头瓶来罩住,‘咚’地一声,连罐头瓶也跳起来。如此尚不过瘾,还要逞英雄,拿在手里,一惊一乍地放。

——丰子恺《过年》

《过年》是年味的童年怀念版。像很多男孩,丰子恺对花炮有种偏执的爱。爆竹声中一岁除。对于孩子,爆竹声中是欢乐的年味,缭绕在时光的年轮里。

刘绍棠:对年味的深情穿越

腊月初一晚上,家家炒花生、炒瓜子、炒玉米花儿;炒完一锅又一锅,一捆捆柴禾捅进灶膛里,土炕烫得能烙饼。玉米粒儿在拌着热沙子的铁锅里毕剥毕剥响;我奶奶手拿着锅铲,口中念念有词:“腊月初一蹦一蹦,孩子大人不得病。”花生、瓜子、玉米花儿炒熟了,装在簸箕里,到院里晾脆,然后端进屋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大吃大嚼。

吃得我食火上升,口舌生疮,只得喝烧糊了的锅巴泡出的化食汤。化食汤清净了胃口,烂嘴角的食火消退,又该吃腊八粥了。小米、玉米糁儿、红豆、红薯、红枣、粟子熬成的腊八粥,占全了色、味、香,盛在碗里令人赏心悦目,舍不得吃。可是吃起来却又没有个够,不愿放下筷子。

——刘绍棠《本命年的回想》

春节年味舌先知,年味美食无不令人口舌生津,“六十‘高龄’回忆往事,颇有返老还童之感”。年味不只是舌尖上孤独的舞蹈,更是天伦之乐、世俗欢喜。鞭炮,贴对联,磕辞岁头,讨压岁钱。“天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恭喜,恭喜!’‘同喜,同喜!’”那年味,温馨而和谐,世俗而欢乐。也难怪他说,“这时我才觉得得到了公认,我又长了一岁”。

莫言:年味减少,神秘感不再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

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莫言《过去的年》

莫言关于春节的记忆是:“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通过怀念往日年味,今昔对比,感慨如今年味儿减少,神秘感不再,表达了对往昔的怀念之情。

过年恨

文 | 许钦文

“三十日夜的吃,正月初一的穿。”不但大鱼大肉的饭菜好,粽子年糕的点心多,还有橘子荸荠,甘蔗金蛋,又有橘子花生可以消闲;

穿着红红绿绿的新衣服,小孩子过年,本来高高兴兴,是可以快乐的。

但我自幼,每到过年,总感觉到遗恨,就因为是言论不自由。

在做小孩子的时候,生着嘴巴,常是弄些吃吃固然要紧,随便谈谈,也是很需要的。

一到过年时节,说话就时刻受人干涉:平常说惯的话不能照样再说,什么杀,什么死,这一类字样不能提到,连声音相像的也要避忌。

还要说起好听的话来,什么长生果,什么八宝菜;藕要叫做偶偶凑凑,熟的叫做有富。

明明是一个人死了,在平常是说得很痛快的,死了,说死了就是;到了过年时节,像《彷徨》中的《祝福》上所写,要改口说作“老了”。

这实在是虚伪,我不佩服;何况不惯。

因此随时存戒心,不敢随便发言,故意做哑子。可是生着嘴巴总要活动,被人干涉不免懊恼。

肚子饱了以后,有得吃不再感觉到怎样;说话不能自由,这可要不得。

所以,以前一到将要过年的时候,现在回想到幼时过年的情形,于高兴觉得快活之中,也是觉得有点可恨的。

本命年的回想

文 | 刘绍棠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村风乡俗中,四时二十四节色彩缤纷,而最有鲜明地方特色和浓郁乡土风味的,却是二十四节之外的春节。

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一片杀猪宰羊的哀鸣。站鸡笼子里,喂养了一个月的肥鸡,就要被开刀问斩。

家家都忙着蒸馒头和年糕,穷门小户也要蒸出几天的豆馅团子。天井的缸盖和筛子上冻豆腐,窗沿上冻柿子,还要渍酸菜。

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男人们却蹲篱笆根晒太阳,说闲话儿。

腊月三十的除夕之夜,欢乐而又庄严。阖家团聚包饺子,谁吃到包着制钱的饺子最有福,一年走红运。

院子里铺着芝麻秸儿,小丫头儿不许出屋,小小子儿虽然允许走动,却不能在外边大小便,免得冲撞了神明。

不管多么困乏,也不许睡觉,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这叫守岁。

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梆声才能锅里下饺子,院子里放鞭炮,门框上贴对联,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要赏压岁钱,男孩子可以外出,踩着芝麻秸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压岁钱装满了荷包。

天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我平时串百家门,正月初—要给百家拜年。

出左邻入右舍,走东家串西家,村南村北各门各户拜了个遍,这时我才觉得得到了公认,我又长了一岁。

过去的年

文 | 莫言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

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

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

对于我们这种焦急的心态,大人们总是发出深沉的感叹,好像他们不但不喜欢过年,而且还惧怕过年。

他们的态度令当时的我感到失望和困惑,现在我完全能够理解了。我想我的长辈们之所以对过年感慨良多,一是因为过年意味着一笔开支,而拮据的生活预算里往往没有这笔开支,二是飞速流逝的时间对他们构成的巨大压力。

小孩子可以兴奋地说:过了年,我又长大了一岁;而老人们则叹息:嗨,又老了一岁。

过年意味着小孩子正在向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辉煌时期进步,而对于大人,则意味着正向衰朽的残年滑落。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

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

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来源:作文选刊S

林徽因

林徽因(1904-1955),祖籍福建福州,出生于浙江杭州,建筑学家、诗人和作家 。在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品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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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

《除夕看花》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

着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余下!

明知道房里的静定,像弄错了季节,

气氛中故乡失得更远些,时间倒着悬挂;

过年也不像过年,看出灯笼在燃烧着点点血,

帘垂花下已记不起旧时热情,旧日的话。

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

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

纷纭的花叶枝条,草看弄得人昏迷,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

——林徽因《除夕看花》(原载于1939年6月28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署名灰因)来源:作文选刊

林徽因这首诗作于1938年除夕,当时日寇已经把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林徽因即使在逃难,也不忘从昆明的花市上买来一把山茶花,因为不能忍受“过年也不像过年”。

这首诗不同她以往的风格,字里行间是家仇国恨,是深深的忧患。那一年的除夕,离乱的生涯,没有烟花,只有战火和硝烟。山茶花如血,宛若杜鹃啼血,她不禁黯然神伤。

位于福州仓山区康山里的可园,林徽因在福州时曾在此小住

冰 心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州长乐区人。著名诗人,现代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社会活动家、散文家。代表作有有小说散文合集《超人》《往事》,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小桔灯》《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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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心

《童年的春节》

我十一岁那年,回到故乡的福建福州,那里过年又热闹多了。我们大家庭里是四房同居分吃,祖父是和我们这一房在一起吃饭的。从腊月廿三日起,大家就忙着扫房,擦洗门窗和铜锡器具,准备糟和腌的鸡、鸭、鱼、肉。祖父只忙着写春联,贴在擦得锃亮的大门或旁门上。他自己在元旦这天早上,还用红纸写一条:“元旦开业,新春大吉 ”以下还有什么吉利话,我就不认得也不记得了。

位于福州南后街的冰心故居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

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据说是祭灶王爷用的,糖和点心都很甜也很粘,为的是把灶王的嘴糊上,使得他上天不能汇报这家人的坏话!

福州年糖年饼

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福州方言,“灯”和“丁”同音,因此送灯的数目,总比孩子的数目多一些,是添丁的意思。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同时我家所在的南后街,本是个灯市,这一条街上大多是灯铺。我家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平时除了卖各种红漆金边的伴嫁用的大小桶子之外,就兼卖各种的灯。那就不是孩子们举着玩的灯笼了,而是上面画着精细的花鸟人物的大玻璃灯、纱灯、料丝灯、牛角灯等等,元宵之夜,都点了起来,真是“花市灯如昼”,游人如织,欢笑满街!

福州南后街

正月十五花市灯如昼

元宵过后,一年一度的光采辉煌的日子,就完结了。当大人们让我们把许多玩够了的灯笼,放在一起烧了之后,说:“从明天起,好好收收心上学去吧。”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天井里那些灯笼的星星余烬,恋恋不舍地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寂寞之感,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一夜的滋味真不好过!

——节选自冰心《童年的春节》

1985年1月30日

冰心笔下的春节很“福州”,灶糖灶饼的甜香,南后街花灯的热闹,令人倍感亲切。有趣的是,春节过完,她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今天我们称之为“史诗级灾难片”的事——开学。读到这里,让人忍俊不禁:原来冰心小时候过完春节也不想上学,就跟我们现在不想上班一个道理!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今漳州平和)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 ,作品包括小说《京华烟云》《啼笑皆非》。散文和杂文文集《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并曾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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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庆祝旧历元旦》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不能在元旦责骂女佣,最奇怪的是中国劳苦女人也清闲了,嚼着瓜子,不洗衣,不烧饭,甚至拿一把菜刀都不肯。这种懒惰的辩论是元旦切肉就会切掉运气,洗什么东西就会洗掉运气,把水倒掉就会倒掉运气。红色春联贴满在每家门上,写着:好运、快乐、和平、富贵、青春。因为这是个大地春回,生命、发达、富贵复归的节日。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带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的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桔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粿”(萝卜做的年糕)。

因在春节前后开放,来自林语堂家乡漳州的水仙花又有“年花”之称

“今年没人送‘萝卜粿’来。”我慨叹的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的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激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林语堂由水仙花的香气联想到了家乡的萝卜粿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越大越响越好。”

漳州平和县林语堂故居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节选自林语堂《庆祝旧历元旦》

转自“闽声文化”,致谢!

林语堂写这篇文章时,民国政府已经废除了旧历新年。但是,自称“极端摩登”的他,骨子里依然忘不了传统春节的年味,这是一种与生俱来融入血脉的文化记忆。他从家乡水仙花的香气,联想到萝卜粿,还有过年时的爆竹声……字里行间,都是对家乡的深深眷恋!

春节八事

文/冯骥才

总有人问我年是怎么过的,我想不如写篇文字,谁问给谁看,省得说来说去重复自己。待提起笔来,忽想到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写过的“新年十事”。“新年十事”写的是当时的风俗,我写的“春节八事”是个人过年的惯例。

一、郊区集市走一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年年腊月十五日起,都要到郊区逛逛农民的集市。农民集市有规定的日子,或逢三或逢五或逢七,各有所依,所以我每年所去的集市不一定相同,反正大多在城西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为的是感染一下年的氛围和劲头。要说年味浓,还得到乡间。看着姑娘媳妇们挑选窗花,迎头差点撞上一位扛着猪头的兴冲冲的大汉,年的气息便扑面而来。这几年常在外边考察,有时会错过腊月底逛城郊的集市。但在外边要是赶上车站成千上万民工回家过年,也会感受到年意的实实在在。

二、天后宫前转一转

天后宫一直是天津过年的中心。年的中心就是生活做梦的地方。近十余年,这里的剪纸空前兴盛,天津人脑筋活,手巧艺高,花样翻新,在年文化日渐淡薄之际,剪纸便担当起点染年意的主角。故而每到腊月,我都会跑到宫前的大街上走走转转,挑选几张可意的剪纸,再买些这里的传统过年的用品如香烛绒花之类,把年的味道带回家中。

三、装点房间

年的氛围离不开装点。拿吊钱福字门花灯笼之类把房间里里外外一布置,年的架势就拉开了。记得在三十年前精神与物质都是最贫乏的时候,年根底下,下班回家,便会见到一卷花花绿绿的纸放在门槛前,打开一看,有剪纸楹联和吉祥图画,不用说,这是老友华非自写自画自刻自剪然后给我送上门来。他知道我这点年的情怀。

每逢此时,我还会把一些画挂在墙上。一是几幅珍藏多年的古版杨柳青年画。比如道光版的《高跷图》、咸丰版的《麟吐玉书》和《满堂富贵》等等,我喜欢从这些老画上感受昔日的风情。再有便是王梦白1927年画的《岁朝清供》。画面上边一株老梅桩,枝劲花鲜;下边一盆白描的水仙,笔爽色雅。长长一轴,画风清健,是其上品。有意味的是画上的题句:“客况清平意自闲,生来淡泊亦神仙,山居除夕无它物,有了梅花便过年。丁卯除夕写此。王云梦白。”这幅画既有年的情致也有文人的追求,难得的是除夕之作,所以年年腊月都要高悬此轴,以此为伴,度过佳节。

四、备年货

每进腊月,友人们便笑道:“大冯又忙年了。”年的心理是年货要备得愈齐全愈好,以寓来年的丰足。备年货时母亲是重点。母亲住在弟弟家,所以多年来一直要为母亲备足八样年货一一送上。大致是玉丰泰的红绒头花,正兴德的茉莉花茶,还有津地吊钱,彰州水仙,宁波年糕,香烛供物,干鲜果品,生熟荤腥。母亲今年九十高寿,应让她尽享与寿同在的美好的生活与年意。

五、祭祖

除夕之夜,祭祖是必不可少的。上世纪末去宁波老家省亲时,同族的一位姐姐叫冯一敏赠我四幅祖宗像。画像是明代的,气象高古,人物极有性格,应是杰作,因使我能够跨越近六百年,得见先祖容颜。自此,年年都要悬挂这几幅祖先像,像前摆放供案,燃烛焚香,以示感恩之情。昔时,家中有一牌位,刻着“天地君亲师”五个字。时至今日,除去“君”已不必再拜。“天地”、“亲”和“师”还是要拜的。我们的生命受惠于它们呵。所以年年除夕,祭拜天地师祖,必不可少。

六、写写画画

从初一开始,至少有三四天是属于自己的。平时上门找我的,多为公事。此间放假没有公事,我个人的事——写写画画——便像老朋友一般来到眼前。一时笔墨仿佛都会说话。这几年,一些篇幅长些的文章和大画都是这几天干出来的。当然我还得关掉手机和座机。这一来,一种清静的感受从眼前耳边直至心底,真像是“与世隔绝”,亦可称之为“关门即深山”。我还嘲笑自己“大隐于世”呢。

七、文人雅集

每年初五,由老城区的政府做东,由我出面,邀集专攻津门地方历史文化的学者雅集一堂,这已成了津门文化界的一个“年俗”。南开区是津地本土文化最深切的地方,学者们自然乐意在此一聚。见面作揖,彼此拜年,谈古论今,快意非常。大家平时各忙各的,一年一度难得相见。这些“地方通”比方杨大辛、张仲、崔锦等等都是活的历史,近两年开始注意吸收年轻学者加入其中。历史文化总要代代传承。

八、接地气

逢到初六,我会到图书大厦或别的什么地方为读者签名。作家与读者既是被书本连接又是被书本隔开的知己。没有知己的作家无法成活。所以我每年初六都要为读者公开签名一次。签售的书是当年出版的新作,此外还有年年与今晚报文化部合作的“贺岁书”。是日,与热心读者相逢相见,签名留影,甚是亲切。有了读者,作家的心才踏实,故我称这种活动为“接地气”。往往签名一两个小时,直签得手腕酸软,心头却热烘烘。

随后就要带着这几天盈满心头的温暖的气息与年挥手告别。

春节前有记者问年该怎么过?我笑着反问,过年还用人教吗?我的答案是,从来年是有情日,谁想过年谁想辙。(来源:汇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