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起名：2021年出生最适合、最好听、让人眼前一亮的女孩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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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让是谁——《工钱劳动与资本》译者考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国人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载体。在收集、整理和考证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中文译本的过程中，有些早期中文译本的译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有些中文译本的译者由于缺乏文本考证而产生了讹传。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推出一组关于译者的考证性文章，以纪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们。
作者：李惠斌（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工钱劳动与资本》（今译《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者署名“袁让”，另外在1921年9月1日《新青年》9卷5号广告上有“袁湘”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已出版的消息，所以目前一般认为，这个译本的译者是袁让（袁湘）。因为当时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书的译者和编者一般不用真名，且目前除了能找到“袁让”和“袁湘”这两个名字以外，再查不到关于他的任何资料，所以“袁让”可能并不是译者的真名，而是译者的笔名。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译者袁让极有可能就是李汉俊。
一、有学者根据口述记录和书信提出，李汉俊翻译了《雇佣劳动与资本》。据李丹阳（李汉俊之外重孙）所考，《工钱劳动与资本》一书的译者可能为李汉俊。一是袁溥之（李汉俊当年的学生）回信中曾写道：“以前我曾读到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现在知道他(李汉俊)就是此书的译者，自然十分敬佩。”二是早年曾参加革命的刘子谷在接受采访时，也说李汉俊翻译过《工钱劳动与资本》，并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把全部稿费交给武汉党组织作活动经费。三是李汉俊的家乡湖北省潜江县袁桥村，袁氏和李氏不分家，即李汉俊有可能用袁姓笔名。
二、李汉俊遗留下来的讲义手稿暗示了《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译者是其本人。李汉俊的讲义实物目前保存下来两份，一份是《唯物史观讲义初稿》，由武昌正信印务馆代为印制，印刷时间不详；另一份题为《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印刷单位和时间均不详。这两份讲义推测写于1922年夏至1924年夏之间，是李汉俊在武昌高师的讲稿。在《唯物史观讲义初稿》(乙)第39页中，李汉俊在引用《工钱劳动与资本》中译本时，没有像引用其他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译本那样标明“陈望道译本”“李培天译本”等。这似乎暗示，他所参引的是自己翻译的译本。因此，袁让可能为李汉俊。
三、李汉俊具备翻译《工钱劳动与资本》的外语水平和知识储备。《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本译自德文本，并参考了英译本。李汉俊在1920年3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中国不缺少高谈阔论的短篇文字，他主张，“懂外国文字的人”应“下工夫多翻译几本书籍，尤其以社会科学的书籍最要紧”。李汉俊的德语水平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先驱中是出类拔萃的。茅盾曾和李汉俊在1921年间有很多的工作关系，他回忆说，李汉俊“德文说得很流利”。在《唯物史观解说》的“译者附言”中，李达说：“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译者现在德文程度不高，上面所说的那些补遗的地方，大多得了我的朋友李汉俊君的援助。”《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也是李汉俊帮助从德文校阅的。鉴于当时在中国既懂英语又懂德语的社会主义者极少，故学过并掌握这两门外语的李汉俊为译者的可能性较大。
四、对比同时期李汉俊的其他译著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些术语存在一致性。将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所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术语使用上存在相似之处。“生产方法”“供给与需要”和“读者诸君”等术语的用法是完全相同的，“生活必需品”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中出现过并译作“生活必要品”，而在《工钱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也译作“生活必要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剥削”这一术语在两个译本中均译为“掠夺”，而这一术语在1903年以前就通过“日译本”传入中国，它在日文里的写法是“榨取”，李汉俊在根据“日译本”翻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时这一术语却是“掠夺”，在《工钱劳动与资本》中也写作“掠夺”。另如，“工银”一词在日语中与汉字的写法相同，表示“工钱”“工资”的意思，在民国时期定义并不清晰，工人可能难以理解，因此用更加通俗的“工钱”来代替，而“工钱”一词确是江汉平原一代的常见民间用语。在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中有一句“你现在所得的工钱是好多呢？”，这是江汉平原的常见方言。译词不同于日文转译，这显然是以德文作为底本的缘故。
五、袁让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所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两部著作的序言是相同的叙述逻辑。李汉俊在《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重点强调了初学者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他指出以当时知识分子的水平，即使《资本论》有了中文译本也读不懂，因此他建议先阅读马尔西所著的《经济漫谈》（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这种最通俗的读物，在此基础上再阅读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和利润》。除此以外还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这两本书与《资本论》是社会主义三经典。在《工钱劳动与资本》的序言中，他提到“按马克思底学说，有两个根底，一个是普通的做唯物史观的历史论，一个是把资本家的经济组织解剖出来批评出来了的经济论；据恩格斯英译底《共产党宣言》时所附记序文……所以仔细读来，那此后12年，所发表的《经济学批评》和更在其后所发表的他一生地杰作《资本论》两书所述的他底经济论，其种子已明明可由这小册子中看出。所以，此书虽叫作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宝筏，亦无不可”。从这两个序言都可以看出，这两部著作的译者都阅读了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十分熟悉《资本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这在当时缺少中文译本的时代并非易事；另外，两部译作都在序言中提到了《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与核心。
六、考察人民出版社当年通告的“计划出版图书”的翻译情况也显示出李汉俊的参与。1921年，人民出版社预告出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实际上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入门》（马尔西原著，李漱石即李汉俊译）、《共产党宣言》（陈佛突即陈望道译）和《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其中《共产党宣言》属于重排，另外两种是在我国首次出版。罗章龙曾回忆说，“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二十八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四种，是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分任编译的”。鉴于“亢慕义斋”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均与北京大学直接相关，我们可以大致推断，1919至1920年间，由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及相关文献，极有可能是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献底本。因此，“袁让”应被锁定在“亢慕义斋与上海、广州同志”这群人之间，而其中就有李汉俊。如果对比《资本论入门》和《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语言风格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两部著作的译者是否为同一人，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入门》一书并无踪迹可寻。这三本书有两本都和李汉俊有关，《共产党宣言》经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后出版，而《资本论入门》则是由李汉俊所译，《工钱劳动与资本》参照德文和英文译成，其中还参考了英译版的《共产党宣言》。有学者认为，陈望道翻译此书参考英译本，德文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与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在1919年至1920期间由李大钊引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此，如果将懂德文又懂英文，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且还精通马克思经济学说，熟悉《资本论》，同时担任几大出版社编辑等条件汇聚在一起，李汉俊没有参与翻译《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任务反而是不可思议的。李汉俊当时在上海活动，他和陈独秀校对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并帮助李达根据德文补译部分《唯物史观解说》。《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后，交由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同时，他还积极为党刊《共产党》月刊撰稿，担任《劳动界》周刊主编。李汉俊完全有能力、有可能是《工钱劳动与资本》的译者。
总之，1921年以前多数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相关的外文著作的翻译都有李汉俊的参与，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著作以外，李汉俊还参与翻译了《资本论解说》（没有署名）、《价值、价格与利润》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可能只译了序言），基本上“马克思全书”出版计划中和马克思经济学相关的作品的翻译任务都是由李汉俊担任。李汉俊曾使用“李漱石”“李人杰”“李定”“海镜”“先进”等多个笔名，袁让也极有可能是李汉俊的笔名之一。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8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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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女孩高雅有涵养的名字，适合袁姓女孩，单字四字学名
女孩取名匹配姓氏，都需要注意字音的匹配度，还要注重名字的高雅涵养度，但若想要突出名字的独特感，必要走不寻常的取名路线。如下为大家提供女孩高雅有涵养的名字，适合袁姓女孩，单字四字学名均有，希望大家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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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姓女孩高雅有涵养的名字两字
1、袁雅
雅是传统女孩取名用字中比较高雅且有涵养的汉字之一，雅代表文雅、雅致，体现出袁姓女孩端庄柔美的体态气质，在诗经中就转为雅主题归纳了诸多文集，如《大雅》、《小雅》系列，它既带有文学内涵，也体现出女孩气质超尘的特点，是个好名字。
2、袁凤
凤是我国的神兽之名，在神话传说故事中，龙凤相合对指男女，有祥瑞的寓意。所以用凤字给袁姓女孩取两个字的名字，是比较高雅且有涵养的，同时还带有贵气，给人以端庄之感，是一个知书达理，意蕴颇佳的好名字。
3、袁秀
秀一字在《楚辞·大招》中“容则秀雅，稚朱颜只”出现，以此为袁姓女孩名字，给人以品貌不凡，德才兼备之感，其字之意与“杰”、“美”、“俊”相似，既指女孩容貌优异，也指女孩自身才华斐然，气质绝然，凸显出与众不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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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蕾
蕾所指代的是花卉未开放，呈花骨朵的状态，高雅而有内涵。此字入袁姓女孩名字所指代的是纯真和善的少女形象，也带有对袁姓女孩美好未来的祝福。作为女孩名字来说，在字音上，此名也给人如同歌谣一般起伏有序之感，是一个音律形义都不错的名字。
——袁姓女孩高雅有涵养的名字四字
1、袁蝶雅瑜
此名给人营造出一种蝶舞翩翩，鸟语花香的美好景色。其中蝶所喻的是女孩灵动富有仙气的身姿，而雅字则代表女孩才学不凡，匹配瑜一字更显传统古典大家闺秀的美好形象。此三字匹配姓氏取名，洋气高雅且富有内涵，字音平平仄仄，富有韵律感，读念来颇为动听。
2、袁格蕾丝
袁格蕾丝读念来偏向于西方字音声调，给人一种洋气的感官印象。它是借以女生英文名“Grace”音译而来的女孩名字，带有诚实能干的好寓意，彰显出女孩质朴而又和善的品性特征。名字中蕾带有朝气蓬勃之意，而丝则体现出了女孩柔美的气质特征，此两字也让女孩名字更添高雅内涵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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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琴安娜
琴是我国个古时君子女子必备的技艺之一，带有风雅文艺的格调，入女孩名字增添高雅内涵风格。而安娜即是以女孩英文名“Anna”谐音而来，融入女孩名字以增添洋气感。袁琴安娜一名赋予女孩独有的字音以及寓意，体现了洋气、高雅的内涵格调，是一个难得的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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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京城的“袁氏三杰”
一代评书巨匠袁阔成出生在京城的评书世家。他的祖父袁霭棠是清末京城有名的说书人，父亲就是京城说书界有名的“袁氏三杰”的三爷袁杰武。
20世纪初的北京城，说书的名家人才辈出，大大小小的书棚、书馆更是遍及京城各地。
世代居住在北京的袁杰亭、袁杰英、袁杰武三兄弟就是这个时期京城有名的说书人。在他们的父亲袁霭棠先生的影响下，三兄弟很早就开始学习说书，并先后成为评书大家德智厚先生的弟子。由于学习刻苦，又极具天赋，袁氏三兄弟不仅个个年纪轻轻就开始“独立门户”说书，更是早早就在京城说书界占有一席之地。
袁氏三兄弟共同说讲的中国著名评书《五女七贞》，也叫《施公案》，是当年北京评书研究会确定的29部大书之一。他们通过不断地潜心钻研和艺术实践精心演绎的大书《五女七贞》，不仅达到了高深造诣的说书艺术，而且在京城自成一流派，深得广大听书人喜爱。也因此，他们被京城人誉为“袁氏三杰”。
虽然袁氏三兄弟一生只说一部《五女七贞》，但却以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艺术表演活跃在京城各大书馆。其中大爷袁杰亭曾长期在北京西安市场书馆说书献艺，是三兄弟中说讲得最好的。他的表演不仅庄重大气，而且声音洪亮、如若铜钟，可说是台词音准分明、吐字如捉虎、悦耳动听。听众更是无不动容，人们称赞他说：听大爷的书“解气”、过瘾。只可惜袁杰亭33岁即英年早逝，让京城书场失去了一个有才华、名噪一时的说书人。
二爷袁杰英说书慢条斯理，像老朋友唠家常一样，温文尔雅。讲故事都好像他亲身经历一样真实生动，说起来是妙语连珠，台下笑声不断，听众回味无穷。曾有一听众听完袁二爷的书回家吃饭，突然想起二爷刚刚讲过特别逗人发笑的一段：江河湖海到底谁大呀？比江河湖大的当然是海，比海大的是洋，大西洋、太平洋，比洋大的是什么呀？是牛！这位听众一下把口中的饭笑喷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袁家二爷袁杰英幽默的说书风格。
三爷袁杰武，表演风格以轻巧取胜。经常活跃在南城、北城大大小小的书馆，是京城平民百姓十分熟悉和喜爱的说书人。袁杰武先生谨遵师承，怎么学的就怎么讲，可谓一丝不苟。
虽然经常说“隔道不下雨，百里不同风”，即便是搞艺术也要入乡随俗，不可不察。但袁杰武先生的表演风格和他的性格正好成正比，他一向本着自卑尊人的原则待人处世，对谁都是一团和气，真正应了书如其人的那句俗语，即做人本本分分，做艺术规规矩矩。
还要多说上几句的是二爷袁杰英，三兄弟中，他可说是佼佼者，当年不仅闻名京城，而且说书艺术造诣高深。因此比袁家另外“二杰”在京城“占领”的书场更为“地域广阔”，名声影响也更大。
由于袁杰英高超的说书水平，所以他除了经常在京城的西安市场、天桥的长顺轩、福海居等各大书馆说书献艺，还不时被请到京城达官贵人家中的堂会去说书。这也使得慕名听袁杰英说书的听众中，既有家世显赫的有钱人，也有文化名人和京剧名角，如当年唱京剧有名的金少山、谭小培等都非常喜爱听袁杰英说书。比起袁家另外“二杰”，袁杰英的听众可说是遍及三教九流，自是广泛多了。
父亲为他取名袁麟
1929年农历7月20日，正在天津演出的“袁氏三杰”的三爷袁杰武先生喜得贵子，按照袁氏家族男孩名字的排序，袁杰武先生为他新出生的儿子取名袁麟。这个被父亲取名叫袁麟的男孩，就是几十年后名扬中华大地的一代评书巨匠袁阔成。
当年说书艺人大都不固定在一个书场说书。一般在北京演出论“转儿”，一“转儿”两个月，就是俩月换一个地儿，东西南北城转着来。到了河北、东北地区就论“节”。从正月到五月，五月到八月，八月到过年，都叫“节”，一“节”换一个地儿。
这也让小袁麟跟随着父亲的“流动”书场慢慢长大，从天津回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唐山到东北，又回到北京……
几年后，袁杰武先生去演出时，开始带上他的儿子。从此，一直跟随父亲演出“走天下”的小袁麟，开始进书场听书了……
走进书场，小袁麟满心欢喜，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忽闪着，开始听父亲拿手的袁氏家族看家书《五女七贞》。爱听书，听书多，一听就记住了评书，“行走”在各个书场的小袁麟，有一个生活在评书世界里的童年，也被人们誉为说书的“小天才”。
这样的一个评书世界，也让童年的小袁麟无法和同龄的孩子一样走进学校正常读书。不断地跟随父亲奔波于各大书场演出的小袁麟，断断续续地只在私塾和书馆上了几年……
提起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漂泊流动的童年，袁阔成先生回忆说：
“我家祖籍就是北京，但是由于父亲长年流动各个书场演出，我却是在天津出生。我们家在北京居住的地方也是东西南北城换着走，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住家是在西城新街口的蒋养房。我从小跟随父亲到处演出，由于流动性大很难正式上学读书，所以前后只上了不足3年的私塾……”
也曾没“摘鬼脸儿”
评书表演的特点是演员一个人撑起台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过的就是“紧张”这一关，即不能把“紧张”的模样挂在脸上，也就是评书演员说的“摘鬼脸儿”。
对“摘鬼脸儿”，袁阔成先生曾形象风趣地说：
“真正要想掌握好评书的技术、技巧是很不容易的，夸张点说，要闯过若干个关口才行。这第一关就是‘摘鬼脸儿’。顾名思义，鬼脸肯定寒碜呀！所以说，演员上台千万不能挂‘鬼脸儿’，一挂‘鬼脸儿’准砸！演员为什么会在台上挂‘鬼脸儿’呢？就是太紧张的缘故。评书演员一人一台戏，如果在台上一紧张，脸也白了，气也短了，嘴里一拌蒜，非把自己撂台上不可！”
在艺术成长的道路上，袁阔成先生也曾有过没“摘鬼脸儿”的经历。对此，一代评书巨匠的回忆仍然是那么生动风趣：
“我十三岁那年，父亲让我垫垫场，实际就是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平时看我背词挺溜，抬手动脚也挺到位，有些段子背得滚瓜烂熟，就问我敢不敢上？我满口答应没打奔儿，试试呗！我心中暗想，真格的啦，跟着老爷子鞍前马后转悠好几年，说个小段子，算什么呀？
说什么呢？就说家传拿手戏《施公案》节录《恶虎村》吧。袁氏看家书，熟的不能再熟了，照猫画虎也说它个八九不离十！上场前剪了头，脸洗得干干净净的，特意做了一件小大褂儿，满是那么档子事。
上场前老爷子还给我铺垫了几句，听众都是老熟人儿，叔叔大爷没的说，说好说坏都能有个担待，反正也不收钱。不知哪位还顺带了一嗓子：‘噢！少爷一票……’有了！我上台一鞠躬，‘哗’……一片热烈掌声！‘啪’的一声醒木一拍，整个书场鸦雀无声，一二百位听众都瞅着我一个人儿，当时我的头‘嗡’的一声，只觉得眼前一黑，一句台词也说不出来。‘哄’……满屋的人都乐啦，我哭了！老爷子说了句话，到今天我还记得：‘快出去得得空气！’事后我才知道，敢情我没摘鬼脸儿。”
18岁的“挑帘红”
经历了没“摘鬼脸儿”后，小袁麟先后跟随评书表演艺术家金杰立、陈士和拜师学艺，也从此由师父取名袁阔成。
1947年冬，已经长成18岁帅小伙的袁阔成正式告别师父，一个人去找正在沈阳演出的父亲。可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说书场，父亲只待了两天就去锦州了。
去找父亲吧，手里剩下那点盘缠别说买火车票，连住个小旅馆的钱都不够。找谁呢？求人不如靠自己，第一次独自出门在外的袁阔成终于意识到自个儿必须挣钱了，他决定先找个书场去说书。正是这一次的“求职”经历，让18岁的袁阔成一举成名。也就是常说的“挑帘红”，对此，袁阔成先生是这样回忆的：
“……别人夸我十八岁出师‘挑帘红’，就是一举成名的意思。其实这个‘红’也是逼出来的。四七年冬天我一个人去沈阳找父亲，没想到父亲去了锦州，为了去锦州和父亲团聚，我只能先当了行李，再找个园子说书……我那天精神也特足，说了一段《五龙捧圣》，台下喝彩了。更让我高兴的是一个听众都没走。那个时候演出别的不怕，就怕‘抽签儿’，就是听众没听完就一个一个走了。越说观众越少麻烦了，第二天就得卷行李走人。这一炮算打住了！第二天就八成座了，第三天满园了，又过了两天连楼上牌局都给搅了，不打麻将了，全都下来听书了。内行朋友都跟着高兴，纷纷议论，知道不？阔成红了……”
1948年，19岁的袁阔成和父亲一起迎来了山海关的解放。新社会的到来，让年轻的袁阔成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而对他触动最深的，则是说书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解放军的干部召集演员们开会时对他们说的话，更是让袁阔成难忘：
“你们现在不单单是什么说书先生了，因为你们现在从事的是宣传工作，是人民的文艺工作者了。因此今后你们要说新唱新，要编一些新节目帮助政府做宣传，你们的工作是神圣的……”
话语虽不多，却让袁阔成十分激动，他深深感到，这是新政权对说书艺人的尊重和寄予的希望。是啊，现在是新中国了，旧社会的说书艺人从此可以抬头挺胸走路了。
凭着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年轻人的闯劲，在新社会说新书的形势下，袁阔成第一个接受了挑战，从而完成了他评书表演艺术的一大突破。
对于当年袁阔成说讲现代新书，200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名人相约星期五》中曾这样评价：
“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几十年来，不仅演说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评书，而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现代评书之先河。先后播讲了《红岩魂》、《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大量现代题材的书目，为广大听众所喜爱，堪称书坛巨匠……”
“开现代评书之先河”，可说是对当年袁阔成勇于说新书、大胆探索的最恰当评价。但那一段说新书的经历却是曲折和难忘的。因此提起自己率先说新书的事，袁阔成先生首先谈起了最初受到说新书启发的情景：
“很多专家学者都说我是说新书的第一人，我不敢居功。但是我可以谈一谈当初我说新评书的情况。记得当时山海关大街小巷天天都是锣鼓震天鞭炮齐鸣，一是迎接解放大军入关，二是庆贺各大城市相继解放。有一天，军管会请我们去开会。接待我们的是军管会一位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这位干部面带笑容，说话特客气，一见面就称我们为同志，让我们心里都热乎乎的。他对我们说，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在座的诸位从今天起再不是什么民间艺人啦！都是国家的主人啦！
……会的最后，那位干部又十分诚恳、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都进入新社会啦，大家应该讲点儿新书啦！同时他还给我们讲了新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推陈出新的道理。就是怎么推陈出新，为什么要推陈出新，还告诉我们说，推陈出新不是不要陈，而是让陈给新让路。好多话我们过去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听着是既好奇又兴奋。
总之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实在，我们更是聚精会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心情振奋。两个钟头的会不知不觉开完了，真是有点意犹未尽！散了会后还给我们发了几本书，有赵树理写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其中有的还是油印本呢。”
从军管会开完会回来，激动的袁阔成立刻找来一块儿开会的评书演员坐在一起商量说新书的事。可是想不到几位说书先生竟是各有想法，而且一连几天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一下，让一心要说新书的袁阔成一肚子不痛快，他只觉得大家费了半天劲讨论，什么也没说出来，拿了那么多材料也都没用了。想到这儿，袁阔成越发觉得生气，不由火从心中来，冲着几位先生就发了话：“我说！”
散了会，袁阔成就告诉茶社的经理说：“换书啦！明天开始，改说《小二黑结婚》！”
茶社经理看着底气倍儿足的袁阔成，只能照办。这时候，袁阔成的演艺事业正红火，他的《雍正剑侠图》可说是场场爆满。茶社全仗着袁阔成招徕人气儿，要是不依着他，这位袁爷不高兴一甩手，茶社的买卖不就惨啦。
第一次说新书虽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红火，但在1948年，一个在说书界已经打出一片天地的19岁青年，当同行们面对说新书不敢向前时，他却义无反顾，大胆冲上前勇于第一个说新书，可说是在当时的说书界开了第一炮。对于当时的情景，袁阔成先生回忆说：
“……大家讨论了半天，最后都不言语了，说老实话，我那会儿真是有点撮火，合着讨论了一气儿白讨论了，好多材料也白拿了。带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劲，我当时就冲着大伙儿说：‘我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为什么敢打头炮？我认为不外乎是年轻气盛、见多识广耳界宽、艺高人胆大，所以我马上就通知茶社经理：换书啦……”
当年19岁的袁阔成勇于说新书《小二黑结婚》，无疑是他敢于挑战自我和对评书表演艺术积极探索研究的不断追求。这是年轻的袁阔成说讲现代评书迈开的第一步，也可以说是他评书演艺生涯的第一次尝试。
而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评书来说，一部现代新书《小二黑结婚》虽然“诞生”在山海关一个普通的茶社，却是一个年轻的评书演员为说讲中国现代新评书打了头炮。也因此，袁阔成得到了“开现代评书之先河”的赞誉。
把“半身艺术”变革为“全身艺术”
1958年，袁阔成创作表演的《舌战小炉匠》获得全国曲艺优秀奖。演出归来后，袁阔成又走出营口，开始深入到工矿、农村、部队，为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守卫在海防前线的解放军战士巡回演出，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相比于以往对一部部现代新评书的创作表演和积极探索，袁阔成在此次全国巡回演出中更有一个突出的“大动作”，就是对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以往评书演员表演评书，都是在台上摆好场面桌，桌上则是手帕、扇子和醒木。这是评书表演必备的道具，然后就是评书演员坐在桌后说讲，这也是中国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即便是在袁阔成开始说新书后，这一评书表演的传统形式也仍然在评书界沿袭。
但是在这次全国巡回演出中，这个长期以来的传统形式因袁阔成而得以改变。那一天，袁阔成登上了某部队驻守的小岛，准备为战士们演出。行走在高低不平的海岛上的袁阔成看着战士背着表演评书的场面桌，心中不由一阵心疼。
看着坐得整整齐齐的战士们一双双期盼的眼神，袁阔成十分激动，恨不得把自己最拿手的书目一股脑都献给守卫祖国海防的战士。他只觉得那张占了不小一块地儿的场面桌似乎把自己和战士隔开了，于是他大胆决定，撤掉场面桌，自己一个人站在战士们的面前表演。没有了场面桌的遮挡，袁阔成在表演中可说是有动有静、声情并茂。在战士们的热烈掌声中，袁阔成知道，自己的这一“大动作”成功了……
正是从那一天开始，袁阔成让一直以“坐相示人”的评书演员站立在舞台之上，中国传承几百年的“半身艺术”的传统形式，也从此变成了“全身艺术”。
这是袁阔成在钻研评书艺术创作表演中对中国评书传统形式的一个大胆改革，这一大胆改革，对袁阔成独立风格的评书表演以及评书艺术的发展，无疑具有更积极的推动和促进意义。
对于袁阔成将“半身艺术”大胆改革为“全身艺术”，曲艺作家赵博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说传统书和说现代书是‘青出于蓝’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孤立的，关键在于如何古为今用，既要继承传统，又不能让传统的东西束缚自己的手脚，要让它为我所用。首先引起他思索的是：按着传统形式，摆好场面桌、手帕、扇子和醒木，坐在那里讲述，过于拘谨，不便于发挥自己的表演才能，特别是由茶社走向大剧场，经常同戏曲、歌舞等姐妹艺术同台演出，这种传统说法，不能充分利用舞台空间，加上深入农村、工矿巡回演出，携带或者借用场面桌都不太方便，于是他便大胆地改革了传统形式，去掉了手帕、扇子、醒木和场面桌、椅子。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说书，将原来的半身艺术变成了全身艺术，从而使他的‘神形兼备，静动结合，绘声状形’等表演艺术手法，大有用武之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袁阔成的评书表演艺术风格特色的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来源于传统，但又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勇于探索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