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导演评为最像黑社会老大的警察“反诈老陈”：一个普通民警的网红出圈之路
“我是反诈主播，请问对方什么主播？”“我是搞笑主播，哥，我啥事都没犯。绝对是良民，哥。”主播看到对面的警察愣了一下，说完话赶紧敬了一个礼。
“老实交代，你骗过多少人？”“没，没骗过人。” 主播摘掉了自己的假发，承认男扮女装，并揪住耳朵蹲在地上。
一个个段子开始在网络上流传，陈国平这个名字伴随着那句“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不断在大家视野中弹出。
这个普通的秦皇岛民警火了。
人们疯狂涌入他的直播间，粉丝量数以万计地增长。有些主播为了能应对老陈的“连麦PK”，提前打印好了“国家反诈中心APP”的图片，主动“交作业”。
在一夜爆红的背后，陈国平坚持了近5年。5年里，他和同事走街串巷发放传单提醒群众，通过大数据入户精准宣传，拍了20多个反诈剧投放在短视频平台上。
这样就可以了吗？他觉得还不够。
2019年底，他开启了线上直播。那时候他的直播间里只有三五十人观看，此后他几乎每周利用休息时间直播三次。直播间里有人找他倾诉被骗经历，有人找他自首。有精力回复的他就挨个劝。
今年9月3日，他连着在两个平台进行了6个小时的直播，一晚上观看量超过8000万次，涨粉近200万人。
对于他来说，涨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把反诈知识告诉更多的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全民反诈，天下无诈”。
“我浑身是铁，一年能破几个案子？”
陈国平做网络主播，形象并不出众，身高刚过一米七，国字脸，一笑还有几道抬头纹，头发根根竖着，湿漉漉地像涂了发胶——其实是热的，他有老寒腿，夏天也不敢开空调，几个小时的直播下来，身上板正的警服，被汗浸得一块深蓝一块浅蓝。
这样的陈国平格外接地气，他叫自己“反诈民警老陈”，在直播间里和各路主播连麦，高兴时大笑，震惊时双手捂脸，蒙圈时使劲眨眼，自带“笑果”。调侃之后，还不忘给对方布置作业：“你要告诉其他的主播和观众，一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如今的游刃有余是陈国平在两年间一场场直播磨练出来的。实际上，反诈直播，已经是陈国平从事反诈工作近5年间尝试的第3种宣传方式了。
陈国平接触反诈是在2017年。因为诈骗案件高发，2017年3月，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刑警大队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击电信诈骗的反诈中队。成立之初只有陈国平、杨国明、申建岗3名办案民警和1名辅警。
电信诈骗的一个特点是“非接触”，钱款通过银行卡汇入骗子账户，又被迅速转移，赃款的流向就像是一条主干道上四通八达的小路，反诈民警需要层层追踪，和骗子拼速度，直接到路的末端掐断钱款的继续外流，才能最大程度挽回受害人损失。
那时候技术手段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需要警察去当地银行查询调证，争取以最快速度冻结赃款。杨国明统计过，一个电信诈骗案件最多有上千张银行卡，把流水记录用A4纸打印出来，连在一起有几十米长。
反诈民警总是在路上，一天跑两个城市，一天吃一顿饭再正常不过了。用陈国平的话说，“一年365天，得有200天在外面跑。”
追着骗子跑，不如多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从源头上做好防范。“我就算浑身是铁，一年能破几个案子呢？有的案子是破了，老百姓的钱被犯罪分子挥霍了啊。其实谁也不想被骗，大家就是不懂。那来个懂的人教他，不就行了吗？”
反诈民警去校园里讲课，在社区里发传单，但群众对此不太买账，“我肯定不会被骗”“字儿多，懒得看”，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随手就把传单扔了。杨国明接到过辖区派出所民警的反馈，上午刚去大学校园中讲过反诈知识，下午就有学生报案，受骗的内容与民警讲得一模一样。
陈国平心里难受，“我在想，我的工作方法可能有问题。”宣传的新灵感来源于短视频。
一次，陈国平回老家看到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在抱着手机看短视频，整个村子里，有人拍自己扭秧歌，有人拍自己种地、喂猪。“大家都在用这些，我们还没跟进来。”从那之后，他开始零散地拍一些反诈小短剧，发到短视频平台上。
陈国平（右三）与同事在商业综合体门口进行反诈宣传。资料图片/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供图
拍过20多部反诈剧
第一部反诈剧取材于海港分局破获的辖区内第一起校园贷案件。
一个女孩借了5000元校园贷，一个月内这个数额翻到了20多万元，还被犯罪嫌疑人PS了淫秽照片，借此敲诈勒索。家人帮她还了20万元左右，还剩下一点没还上，就是这个借款的尾巴，又一次翻滚。放贷者将女孩的裸照发给她的亲朋好友，并用电话不停骚扰。女孩自杀过两次，都被家人救下了，最后一同去报警。
杨国明说，此案嫌疑人也是校园贷的受害者，因为还不起钱被迫替放贷者继续骗别人，该团伙一共骗了20多个大学生。陈国平回忆，那次他们前往全国各地寻找这些受害者，很多人因为害怕被身边人知道，不愿意站出来，他们就挨个去劝说。
后来这个案件被改编成微电影《迷失的贷价》，是陈国平和导演徐明一起合作的。陈国平觉得，这个事有意义。从那之后，他和徐明等人一共拍摄了20多部反诈剧，题材包括电子货币“杀猪盘”诈骗、冒充公检法行骗、裸聊诈骗等。
一部反诈剧成本在4000元左右，几乎都是陈国平和徐明两个人支付的。演员全都是公益演出，有从秦皇岛本地征集的，还有陈国平的朋友以及他自己。
陈国平总是出演诈骗团伙头目的角色。“他的表情很生动，演坏蛋的时候很癫狂，我们拍完都调侃他：老陈是最像黑社会老大的警察。”徐明记得，网上有人评论，“这个坏蛋演得挺好的。”
有一次，杨国明和申建岗没忍住好奇，也去客串了一把。那次的拍摄地点在陈国平的老家青龙满族自治县，村里有个小山头，上面种满了栗子树，山脚下有个小房子，剧组就把那里模拟成电信诈骗团伙的窝点，警察们躲在山上偷偷观察。
“有人没人？”“上！”台词说完，开始行动。村民就看到这群人一会儿偷偷摸摸，一会儿又跑来跑去，嘴里说着奇奇怪怪的话，以为是偷栗子的，上去抓人。村民看到人群中的陈国平，知道是自己误会了，送了他们一大盆煮熟的栗子。
陈国平会时不时回老家摘栗子、刨红薯，在申建岗眼中，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养小动物，家里猫狗鱼鸟都养全了，还喜欢种些花草。到哪都能发现生活的小乐趣。”
演戏也是乐趣其中之一。陈国平说，他从小有个演员梦，“别看我年龄大了，我就喜欢这种新鲜的东西。我想把自己表现给众人，想实现自我价值。”
演员梦只能通过客串、直播的方式实现，陈国平的警察梦却是实实在在地实现了，演过再多角色，他的第一重身份也是反诈民警。在徐明眼里，陈国平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们聊的都是反诈剧怎么拍，怎么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反诈。”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剧组在拍摄反诈剧。徐明的作品主要选择短视频平台播放，可以让电信诈骗的主要受害群体年轻人和老年人更多看到。多的时候，一部反诈剧的点击量能达到上千万。
“但一两个月才出那么一个片子，产出不够，不能持续，没有黏性。”陈国平知道，还得再想办法。
9月7日，河北秦皇岛，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陈国平正在直播。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有人在直播里找他自首
开直播是陈国平宣传反诈的新尝试。
那是2019年底，开始的时候，陈国平只会干巴巴地讲近期什么案子发案率高、需要怎么注意。观众听一会儿，觉得没有意思就走了，直播间里只有三五十人，陈国平自己都觉得尴尬。
“我们经常调侃他，说话结结巴巴的。”在局里直播时，杨国明和申建岗会陪着他，尴尬的时候帮他提示。那时候徐明认为，陈国平坚持不了多久也就放弃了。
陈国平一直没放弃寻找自己直播的方式。他会回答粉丝的问题，连麦安抚曾有受骗经历的人，甚至还和歌手杨小壮合作推出了反诈歌曲《请远离骗局》。
去年年底，一个小伙子连麦到了陈国平。小伙子从小失去双亲，干苦力攒了20万，家里房子拆迁分了20万，因为投资到假的平台，40万全被骗没了。他告诉陈国平自己不想活了，只想让陈国平把他的经历说出去，让别人引以为戒。
“你的家人已经说了要给你拿钱，这说明钱不是事，什么都没有你们的情重要。你死都不怕，还怕啥呀！”陈国平急得拍桌子。劝了一个多小时，连麦结束的时候，小伙子的心结已经被老陈解得七七八八了，没有了轻生的想法。
在直播间里，陈国平劝服过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给被骗的贫困大学生转过生活费，他的努力在一点一点得到回报，直播时最多能达到3万人同时观看。从报警电话杨国明都能看出来，“群众都想找陈国平警官报警。”
老百姓认识他，犯罪分子也有认识他的。有一次陈国平抓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正在睡觉，拍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做梦呢，做梦呢！瘟神，咋真是你啊。”
那一刻，陈国平挺自豪的。“我感觉，这么多骗子都认识我了，那很多老百姓应该也知道我讲的反诈知识了。”
陈国平觉得，直播要抓住观众的心，“你天天给他念刑法条例，谁听啊？”他帮网友分析是怎么受骗的，讲自己做反诈工作四年间见过的形形色色的案例，“其实这些就是人生的缩影，被骗的原因是人性的弱点。”
他调侃自己，“我中专毕业，没看过那么多书，说话很土，老百姓听得懂。这种真实感让他们相信我。”
越来越被群众信任的陈国平，却是儿子口中的“大骗子”。做起直播后，为了不耽误孩子学习，陈国平经常在单位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一般会在每周的五六日晚上8点到11点直播，人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播到了第二天凌晨。
“老陈跟我说，他家里什么东西放在哪，儿子都知道，他不知道。”杨国明说，同样作为父亲，他能理解孩子的想法，孩子肯定想要爸爸多陪他玩。有一次陈国平的儿子肚子疼得厉害，想要爸爸带他去医院，但是工作紧急，陈国平又出门了，“他趴在那里不想回头理我。”这段视频陈国平一直偷偷保存着。
9月7日那天，陈国平又穿着那件穿了一个礼拜的满是汗渍的警服来上班了，说是媳妇和他生气了，气得不给他洗衣服。“因为不回家，老陈的老婆总和他生气。其实家属这么多年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谁不想一家人常在一起。”老伙计替陈国平解释。
9月7日，河北秦皇岛，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陈国平用手机剪辑视频。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一夜爆红后他想重回平静
陈国平的这番忙碌，是因为他火了。
8月26日那天的直播中，他将自己的开场白变成了：“我是反诈主播，请问对方什么主播？”并且开始尝试用“连麦PK”的方式进行直播。
效果还不错，陈国平便一发不可收。他随机连到了各种各样的主播。有人上来就说，“我是搞笑主播，哥，我啥事都没犯。”还有人摘掉了自己的假发，承认男扮女装。
对面的主播千奇百怪，陈国平也不慌不忙。“别磕巴，我以前看过你直播，溜着呢。”“老实交代，你骗过多少人？”“你的粉丝总说快自首，快自首，这什么意思啊？”连麦最后，陈国平总是不忘回归正题，宣传国家反诈中心APP。
回忆起9月1日第一次与陈国平的连麦，主播“赤酱”还觉得很惊奇。自己直到摘掉假发，揪住耳朵蹲在地上的时候，依旧以为对面的是一个穿着警服假扮警察的主播。他看到直播间里网友评论后，才知道陈国平是认真做反诈宣传的警察。“我没有想到反诈能有这么新颖的形式。”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奶奶也被骗了20万，那段时间我们全家人脸上都没有笑容，那年过年都不开心。”于是他把国家反诈中心的logo打印出来做成了牌子，接下陈国平的接力棒，继续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让大家都去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9月3日，陈国平在两个平台硬生生撑下来了六个小时的直播，中间只去了一次洗手间。那天两个平台直播间加起来大概有八千万次点击。直播间同时在线78万人的时候，他的网爆了，只能用手机5G草草结尾。
陈国平在连麦时，遇到一位有被诈骗经历的女主播。直播视频截图
爆红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好奇、探究和各种各样的质疑。
有人问陈国平，“到底有没有剧本？”“一个警察，没有学过表演，凭什么会随机应变？”陈国平连麦都是随机的，他说，“有剧本就不真实了，做反诈的不想骗人。”
还有人说陈国平是“假警察”。其实类似的质疑，早在他还没火的时候就有了，去年年底的一次直播连麦中，陈国平曾被质问，“谁让你警察穿警服直播的，谁给你的权力？”那一瞬间陈国平心里特别委屈，他条件反射地反驳：“我有问题你可以去我的上级告我。”
后来，陈国平反反复复思考着自己当时的反驳。他觉得，似乎是错的。“我做好自己，让大家看就行了。你越反驳，越证明你不成熟，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点。慢慢地老百姓会发现我做的是正能量的事情。”
再有举报和投诉，陈国平还是会生气。但是他生气的方式不再是直接回怼，而是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开更多场直播，他将直播的频率从每周三场提高到每周五场。
最近这段日子，他总是要一遍一遍地回应对他“不务正业、跑来挣钱”的质疑——直播用的是休息时间，从不开打赏功能。
还有人觉得与形形色色的主播连麦会影响警察形象，陈国平不认同，“虽然他们打扮得各形各色，但是他们是为了获得流量，不是犯罪分子。他们只要是人民，是群众，我就有义务告诉他，什么是诈骗，怎么去防范。”
“变样了。”陈国平觉得网友看他的动机变了，索性暂停了直播，重新回归日常。
反诈民警老陈的直播暂停了，但陈国平的反诈宣传不会停。“我可以去给大家讲课。有人受骗了，还可以给我发私信。反诈剧也不会停，我还打算拍反诈连续剧呢。”陈国平组建了一个反诈连续剧的拍摄群，里面有120多个人。
停掉直播间后，反诈民警老陈还是那个陈国平，每天跑步五公里，苦恼怎么多陪陪家人，为反诈宣传绞尽脑汁。
“红也是我，不红也是我，只要有更多人不被骗，我的努力就值得。”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实习生 吴静涵
编辑 刘倩
校对 贾宁
假发店里女人们的秘密
85后妈妈张美娟拥有一家假发店。十年间，她接待的客户大都是女性，她们找张美娟做假发，想重新获得以前生活的安全感：
一位女儿想用自己的头发为母亲制作一顶假发，像自己时刻陪在母亲身边；
中年女人小心翼翼地询问，能否在厕所试戴假发？因为光秃的头顶是她不愿示众的伤口；
还有一个包裹，从肿瘤医院寄来，满是药味，里面是一顶待保养的假发，这是一个女病人想维持的最后体面......
根据张美娟的讲述，将假发店里女顾客的心酸与渴望整理如下。
文 | 李晓芳
编辑 | 王一然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ID：media-fox），原文首发于2022年1月25日，原标题为《假发店里女人们的秘密》，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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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一样“真”
假发的价值或者说目标，是为了帮助客人回到她之前的状态。她们定制的假发都跟原来发型相差不大，比如她原来是齐刘海的波波头，化疗掉发之后，过来定制假发，肯定还是要求做一个齐刘海的波波头，而不会是她以前从来没留过的长卷发，因为这样别人看不出来。
她们的内心诉求只有一个：我希望跟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有次我们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寄回来保养的假发。从地址栏上可以看到，是从一家肿瘤医院寄过来的。然后发件人不是我们的客户，手机号对不上，应该是客户让朋友或亲人代寄的。拆开包裹之后，装假发的盒子是一个药盒，打开盒子还有一股药味。
这个包裹是我们的一个客服拆的，她说当时就感觉心里有点难受。因为这个客户可能还在治疗中，但她还不忘记把假发寄过来护理，因为不护理的话，假发状态会没有之前好，容易看出来是假发；但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现在的状态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她都不是自己寄，而是请别人帮忙寄的，然后她都找不到一个像模像样的盒子，就直接拿一个装药的盒子寄过来。
从这些小细节上你能猜到，每一顶假发的主人可能正在遭遇怎样的痛苦，也能感受到，即使身体遭受着痛苦，她还是渴望着能美丽一些，或者至少是自信一些。
那顶假发保养完了再寄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叮嘱，一定给客户换个盒子，起码让她少一些想起她在治疗这件事。
前几个月，有个女生专门到南京来见我。那天早上在办公室，推门进来的是一个满脸笑容，挺时尚阳光的女孩，30来岁，头上戴的一个带刘海的大波浪长卷发。这个女生是在两岁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家里的热水瓶，一整瓶热水就从她头上浇下来，当时立马送去了医院，但还是没完全治好，她后脑勺有一大块地方永远长不出头发，毛囊是坏死的。
她的整个童年，包括上大学、刚工作的那些时间，二十多年里全部都是戴帽子的，夏天30多度的高温她都不摘。小时候还会有些喜欢恶作剧的男生突然拿掉她的帽子，她一直很自卑，走路都是低着头的，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她之前定制的假发，每顶都要求把右侧刘海修长一点。之前我没太在意，客户需求就满足她嘛，那天她来了之后告诉我，她右侧额角有一道烫伤疤痕，一直没有修复过来，所以每次都会要求把刘海修长，把那道疤给遮住。她说戴上假发之后，终于可以把那顶压着她的帽子摘掉了，自己终于有了一段正常的人生，感觉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
她订了5年以上的假发了，款式都差不多，但价格一次比一次贵，因为她会不断地追求假发的逼真度，制作的工艺和水平都要不断翻新。这也是很多客户的另一个诉求，就是“真”。
我也遇到过有客户的家人不让她戴假发，她们来申请退款的时候会说，家人觉得假发很可怕，戴着别人的头发心里感觉不太舒服什么的。但更多时候，能从假发里看到一个人，她的家庭、情感和经历。
工作室里的假发 讲述者供图
2
“一棵舒展开的植物”
我是2011年接触假发的，当时在一家跨境电子商务公司。那时候做的假发面向国外市场，很多客户是非洲人，因为她们的头发比较卷曲，贴着头皮，就会想用假发来改善。
那年春节，家里人给我打电话，说你给我带个假发回来，亲戚家一位奶奶需要。我也没多想，就按照要求带了一顶短发回去。过年回家，我带着假发去那位奶奶家里。进门看到她的第一眼，她戴着帽子，当时是冬天，我就没有多想。从她脸上，我看得出她脸色不是很好，笑容也是因为照顾客人才露出来的，不是特别开心的那种。
在她家吃完午饭，我说把假发拿出来试试。奶奶坐到镜子面前让我帮她试戴，她把帽子拿下来那一刻，我才知道她的头发都已经掉得差不多了，然后她跟我说是因为得了癌症化疗了，掉头发了。我觉得挺心酸的，本来好好的一个人，把帽子拿下来那一刻就突然感觉憔悴了很多，也苍老了很多。
但我给她戴上假发的那一刻，我就在镜子里看到她笑了，那个笑容是发自真心的，而不是像我刚进门时打招呼的那个笑容——她当时整个人是蜷缩起来的状态，包裹着自己，带着自卑的。
戴上假发之后，不管是从她脸上的笑容，还是整个身体姿态，感觉像是一棵舒展开的植物。我觉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我也陪奶奶去了化疗的医院，管床的医生告诉我，基本每个星期病房都得换一批人，有年纪大的，也有很年轻的妈妈，还有年纪特别小的，每个人的标准动作都是戴着帽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以为他们戴帽子是怕受冻，为了保护身体。
但从那次之后我才知道，帽子对她们有另一种“保护”作用，因为帽子拿下后可能就剩零星几根头发了。
奶奶没过几个月就去世了。她最亲近的家人跟我说过，觉得我给她带的那顶假发是真的让她最后那段时光开心了不少，她每天都戴着。
2013年我从公司辞职，自己创业做假发。当时就是因为那位奶奶，加上也去医院了解过，我想要满足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她们希望能有一顶戴得出去的，看不出来不是自己头发的假发。所以我们都是收集真发做假发。我以前也买过化纤假发，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特别是在太阳底下，阳光一折射就能看出来材质跟真发不一样——连外包装上也不能有假发两个字，因为她们不希望被别人看出来。
我们一年大概售出10万顶假发，一部分客户是因为癌症化疗掉发，也有一部分是少年白、产后掉发等等，单纯爱美选择佩戴假发的可能只占到20%。
买假发的基本都是女士。一个是男士假发要做好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头发比较短，经常要修剪很容易露馅；即使是因为生病掉发，他也不会太在乎，可能就直接剃光头。但对于女性来说，头发就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掉了一大块头发，当时在梦里一直安慰自己没关系，你自己就是做假发的，但内心的那种失落，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最后是哭着醒过来的。
造型师正在修剪打理假发。讲述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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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甲
我觉得假发就像一个盔甲。
当我们去看一个特殊的群体，比如她掉发，或者有白发，可能并不觉得是个多大的事儿，但被看的那个人，会无限放大这种感受，一直怀疑“是不是因为头发，我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外界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对她可能都是一种伤害和打击。但戴上假发后，从她的内心讲，就像有了一副盔甲，可以帮她挡掉所有异样的眼光。
买假发的这部分人群我觉得相对来说封闭：我们很多时候在线上开展定制业务，不面对面交流不太能看得出来（耻感），但从她们发的照片能看出来，照片基本打马赛克的比较多。
好多年前，我们还没有比较大的办公区，在一个很小的工作室里，也没开辟正儿八经的线下试戴区。一个线上的客户跟她老公从南京周边地区过来买假发，当时我还不能深刻感知她们的害羞，也没有隔一个地方出来让她试假发，是这个客户主动提出来，说我能不能到你们厕所里面去试？然后她自己拿着几顶假发，跑到我们工作室很小的厕所里试戴。
后来每个线下店，客户试戴假发之前，我们都会先征询意见，你需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
工作人员正在包装寄出假发 讲述者供图
还有一个女儿，她不是来买假发，而是想把自己的头发做成一顶假发送给她妈妈。我们之前是不接受这种业务，因为很麻烦，提供的那束头发不一定能满足做假发的条件，工序也很多。但她当时说，她的妈妈生病了，她很想让妈妈戴上用自己头发做成的假发，感觉她一直陪伴在妈妈的身边。我被她这句话打动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开拓了这项业务。
还有个客户是遗传性白发，很小的时候就有白头发，一些人会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有白头发，她就必须不断地去染发，但频率高了她担心染发剂对身体的危害，后面就关注到假发。前几天她在微信里感谢我们，让她恢复了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帮她建立了自信。
她还给我们提了建议，说前额部分有点粗糙，可以继续改进，然后说她之前买过的假发，那个品牌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她主动把那顶假发寄给我，让我们研究，改进产品。
我能够感受到，她们真的很需要假发，才愿意费那么大的心思。她们对这个产品也是有更极致和更高的要求的，就是想要更逼真，而这体现的其实还是她们对正常生活的渴望。
做假发这个行业，我总是会有些难过，又有点欣慰，因为你知道他们在经历痛苦，但是你做的产品又是能给人带来希望和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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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5万的人每天晚上做什么梦？
Sayings：
月薪 5 万的人做什么梦？
这是我最近特别好奇的问题，来源于我前领导。
他说现在基本夜夜喝酒，为了防止被各种现实版噩梦骚扰。
有次他梦到他爸身体很差，他妈不听话又在叛逆。
没几天，他爸真的在路上走着就突发心绞痛，吃完速效救心丸就打电话给他。
“西二旗的早高峰，只有我是那个逆行者，我骑着三轮把他接回来了。”
很难相信对吧？很多时候，梦就是一种信号。
很多人都是从一场噩梦，才开始关注自己不太健康的精神状态，再反向追溯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跟 4 位月薪 5 万的人聊了聊他们的梦，他们在同龄人里职位、收入偏高，大都在互联网、游戏、媒体行业工作，节奏快，压力大。
他们的故事，勾勒出了关于梦、潜意识、现实，三者之间的一些联系。
弗洛伊德说：“梦是受抑制的愿望经过改装后的一种达成，梦越荒谬意义越深远。”
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对劲，或许可以在梦里寻找答案，它早就提醒过你。
现在，嘘，别说话，跟我走。
Sophia 在新媒体圈混迹 5 年了。
她觉得这个数字已经足够大、且足够久了。我也这么认为。
“人高压工作不能超过 3 年”，所以工作第 3 年，她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彻底休息，同时被诊断出焦虑症。
那段日子，她开始做很多离奇的梦。
梦到被 SHE 扔海里；
肖战帮她修厕所，她问他要微信被婉拒；
长出了超大的男性生殖器；
在阴曹地府排队等死。
2020 年 11 月 18 日，Sophia 又一次被噩梦吓醒。
梦里接了个拍电影的需求，但工作太忙了，放映前 2 小时才有空开始拍。对方负责人问她要成片，还说最晚上映半小时前给到。
她逃进一个封闭厕所，当时 Sophia 的内心戏是：果然只有厕所才是最后的港湾。
而这被 Sophia 审判为噩梦——
“两小时内就要电影成品”，这种“无礼的需求”是她工作天天要面对的事。
热搜上的每个“爆”都像是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通知：“今天的内容不发了，改追热点”。
让她不得安宁，堪比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没完没了。
可西西弗斯推石头是匀速，追热点的 Sophia 是加速度跑在莫比乌斯环上。
为了寻找被麻痹的、活着的刺激感，她剃了光头，每天上班戴着帽子和假发。
而去厕所把帽子一摘、假发一脱，那是她一天里最舒服的时候。
为了持续给自己制造亢奋状态，Sophia 花钱近乎疯狂。
她可是会像梁朝伟去伦敦喂鸽子一样，周末飞去日本只为看场烟花。
光速飞去泰国，花 1.4 万只为去《陈情令》的见面会。
酒店住 4 星以上，必须带浴缸。
她甚至花光工资，信用卡、花呗、借呗……透支了很多钱。
荒唐，但成立。
长期处在各种 DDL 和 DDL 的无缝衔接，才是现实版无限流恐怖片。
而最近让 Sophia 最高兴的事情是：终于还完了当年欠的债。
每个月还 2 万，她还了两年，当然这个债更多的是指难以量化的精神负担。
Sophia 很久没有过如此轻松的感觉了，即便在梦里。
abu 每次都在兜底，即便是在梦里。
32 岁的他每晚都会做梦，梦总是毫无差池地复刻着他 80% 的工作，和 20% 的其他。
是的，这是这几年他对自己日常的一种划分：工作以外的一切生活形式，被粗暴归类为“其他”。
他的梦会规整且有序地出现这些元素：老板、项目进度汇报、项目出问题、补救方案……排列组合反复出现。
前几天他睡回笼觉的时候，梦里一直回微信，眼看客户需求越提越过分，马上就完不成了，abu 急得竟然哭了，梦里的无助感真实到不可置信。
“我可是堂堂 185 的山东男人”，他梦里也不允许自己的项目出任何乱子。
高压但情绪稳定，这是他一向高度标榜自己的能力，尤其在老婆崩溃的时候。
他总是用管理下属那一套管理老婆。
准备婚礼那几天，他每天都给老婆下 brief ，把对方的 to do list 列得明明白白。
但老婆不是他下属，没做一半就骂骂咧咧崩溃了，严厉指责他的分配根本就是：看似公平的极不合理。
压死情绪稳定的 abu 最后一根稻草是：
婚假前一天，老婆因为做不完 PPT ，凌晨 1 点开始坐在电脑前抹眼泪。
“她情绪很不稳定，就像我生活里的定时炸弹。”
和工作比起来，他一向都觉得自己老婆的脾气才更难对付。
Rita 负责一个 APP 的所有运营和产品迭代日常维护。
梦里的她倒并没我设想得那么焦虑，仍在试图建立一种秩序感。
昨晚她梦到预约的普拉提课，被助理未经同意改成了非指定的老师，她生气地和助理大吵一架。
一贯以来，Rita 都是非典型的职场社恐，当然在成为管理者后，她社恐气质越发地销声匿迹。
并且她以为自己藏得很好。
但有些属于人生底色的气质，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那就像是弗洛伊德口中的“本我”总是会被抑制一样，梦里的她会从“超我”的社会规训中刑满释放。
Rita 并不在意这个梦，她试图理性分析梦里生气的原因。
她认为和她本质上是社恐有关，换老师要重新适应，成本太大。
其实我不懂 Rita 的梦，就像我不懂她的焦虑一样。
比起运营拉新数据，她更担心家里的火和煤气有没有关好，妹妹开车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相较于工作的天花板，她更加无法忍受体重，正在到达着自己人生的上限，120 斤。
Rita 不介意承认自己容易焦虑，但那可和工作无关。
或许是因为，她是个平和的悲观主义者。
时常觉得自己在工作上什么都不会干，没有能傍身现实世界的一技之长。
嫌弃自己没有才艺，一种脚踏实地的手艺人，哪怕是个家庭教师。
她说这种感觉就像她搞不懂淘宝的产品经理在干嘛，或者说还能干嘛一样。
不过 Rita 很喜欢做甜点。
“这一行待不下去的话，就花 20 万学做西点，法国蓝带在上海有分校，我也一直都想去上海。”
在互联网里沉浮不该是宿命，泡沫退去选择脚踏实地退场。
体面，怎么不算呢。
Lee 做出过爆款手游，是带着 60 多人团队的主美。
吸烟区每来一位新同事，Lee 的传闻就要被重复一次。
“创业合伙人跑路了，才来的咱们这儿。”
“他有辆 40W 的雷克萨斯，但每天还是背个小书包坐公车上班。”
尽管年薪百万， Lee 却嘲自己是“啥都要管”的底层 leader。
“Lee 很事儿，昨天说我三版画得都一样，凌晨 1 点追着让我改，我没回他，他就急得自己上手了。”
“他每天 9:30 来公司，是为了监工大家的考勤。”
他永远无法解释什么，只是习惯提前把看团队日报、老板日志、行业新闻这种事，放在上班前半小时，“早一点来，就多干一会儿。”
表面卷着，背地又声称自己没什么目标，还在我面前丧得波澜不惊。
“一个中年男人还有什么生活目标，生活目标就是尽量正常地活下去。”
这种表里不一的纠结感，让 Lee 的梦成了 Sophia 、Rata 和 abu 里最有反差的，丧尸主题在他梦里的出镜率特别高。
昨天是个恐怖片，他梦到在老家的房子里，僵尸就像潮水一样涌来。
Lee 要拿枪瞄准消灭它们，僵尸都爬上来的时候，他就醒了。
翻了个身，恐怖片的第二集就续上了。
被丧尸追赶的 Lee 突然飞了起来，穿越过云层看到下面的城市。
但梦的落幅是，他像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一切都有时间限制，飞行能力慢慢消失。
我一口咬定他最近压力太大，但 Lee 否认了。
他说压力大的时候是根本睡不着的，或者是“不论每天我几点睡，凌晨 4 点会准时醒来。”
是啊，有时候更棘手的压力直接会投射到人的生活规律上来。
睡不着久了，是不是就慢慢丧失做梦的权利了。
Lee 如是说。
【写在最后】
什么时候开始，连睡个好觉都成了一种奢侈？
我焦虑严重时，每天吃两粒褪黑素，凌晨 5 点都无法入睡。
更别说有时睡着了，也会做一些魔幻现实主义（和工作相关）的梦。
我想，一个人梦里都在焦虑，那该有多焦虑啊。
睡眠研究先驱，卡特赖特研究表明——
做梦，尤其是过往悲惨经历的梦境，有助于修复人类的情绪，让人们的情绪始终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而 PTSD 患者缺乏这样的梦。
人都一半时间都在睡觉，做梦是一种重要又奢侈的能力，不仅帮你释放情绪，还在梦里抚慰疗愈了自己。
梦里，欲望总是有形状、焦虑会有边界、期盼也会有颜色。
那今晚，我就祝你好梦吧，晚安。
撰稿：水冰月
设计：葵 子
责编: 袁三点
——电影《红辣椒》
在医院外跨年的孩子们
2021年12月31日，奕奕坐在桌前，用舌头发出“嘚嘚”声，“指挥”社工马薇取来不同颜色的水彩笔，然后画下了8个小爱心。奕奕今年4岁，刚做完人生中第27次手术。
11岁的安安是奕奕最好的玩伴。她有一个比普通人稍显长窄的脑袋，因手术剃掉了及腰的长发，总是戴着白色的网兜，今年，她刚知道自己体内有一根长长的导管，陪她成长了10年。
10个从异乡来京求医的孩子，在北京儿童医院一街之隔的住所中，一起送走了2021年的最后一天。这一年，他们的生活在手术、化疗、透析、导尿、牵引中度过，新的一年，他们期盼着早日康复、回家团圆。
12月31日，麦当劳叔叔之家，孩子们一起自制披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安安和她的长管子
这是安安最喜欢的“大日子”。一大早，家长们就聚在厨房里捣鼓起天南海北的拿手菜，小孩儿们在走廊上你追我赶，再过一会儿，他们可以画画、做披萨、和大玩偶合影，用一些快乐为有些艰难的2021年收尾。
在这个公益机构里，安安有9个玩伴，他们从不同的城市而来，短暂地聚在一起。一街之隔的北京儿童医院是10个孩子共同的目的地，或许也是整个北京他们最熟悉的地方。
今年，安安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左半边身子里埋着一根差不多同龄的管子，从脑袋一直接到腹部。11年前，刚出生的安安被查出先天性脊膜膨出，来到北京接受手术，在后续脑积水的手术中，一根长长的管子被植入安安的身体，用来将一部分脑脊液引入腹腔。
安安此后平安长大，直到今年8月份，安安因腹痛在当地接受阑尾手术未好转，来到北京后确诊脑积水感染，这根管子第一次抽离身体，暴露在安安眼前。
安安和其他的孩子是有些不一样。她的后腰处留着半个巴掌大的手术疤痕，摸一下会痒痒；脑袋稍显长窄，因为儿时不能平躺、又不能趴着，侧睡出了一个特殊的“头型”。但这些对安安的影响都不大，她最苦恼的是为了手术剃掉了及腰的长发，不得不每天戴着白色的网兜。
“有一天，我梦见自己戴着假发去学校，跑着跑着，假发突然被风吹掉了！”和记者聊天时，安安突然提到自己的梦，咯咯地笑了起来：“有点小尴尬。出来这么久，想回学校，但头发这样，又不想了。”
这四个多月，安安在与疾病的反复拉扯中度过，来北京后已接受了两次手术。今天去医院检查，安安的症状还算平稳，医生告诉她，观察几天没什么问题，可以先回家，两个月后再来复查。
12月31日，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合影。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说“加密语言”的奕奕
在这里，安安最好的朋友是4岁的奕奕。
奕奕也有一根长管子，一端埋在食道里，一端从鼻孔里露出来，用医用胶带固定在脖子上。
一岁两个月时，奕奕吞下了纽扣电池，发生食管气管瘘，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手术生涯。奕奕家住江苏无锡，3年时间里，他进过南京的ICU、上海的手术室，反复手术、反复发病，最终来到北京求助。今年，他在北京儿童医院接受了第27次手术。
由于既往治疗中发生声带麻痹，奕奕至今不能说话，自己创造了一套“奕奕语”，会通过嘴唇、舌头与上颚，发出“叭叭”、“啧啧”、“嘚嘚”等声音与身边人交流。
安安在玩耍中学会了一些“奕奕语”，譬如“叭叭”是妈妈，“啧啧”是想尿尿。
医务人员也能和他“无缝交流”。
上午十点，等待烹饪游戏的奕奕坐在桌前，一边挥舞小手，一边用“嘚嘚”和摇头的方式，“指挥”北京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部副主任马薇帮他取来各种中意的水彩笔，他喜欢画画，在白纸上画下了8个颜色不一的爱心，似乎在表达今天的好心情。
马薇介绍，奕奕情况特殊，病情反复，日常需要换药，手术完毕也不能回家。今年5月，奕奕来院治疗，出院之后，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个月。
在奕奕十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最多的东西是药品和处方奶粉，两个并排的床头柜上，分别摆着每天都要使用的雾化器和吸痰器，这些物品，仿佛是奕奕迄今为止的人生缩影。
奕奕的床头，摆放着呼吸机和吸痰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爸爸挣钱，妈妈带着孩子在外求医，三年中已经花了60万，家中一贫如洗。这里仿佛一处庇护地，让他们免于大城市高昂的房租和漫长的路途，也让奕奕交到了朋友。刚来时，奕奕怯生生的，妈妈要去厨房做饭也不让。熟悉环境后，奕奕变得活泼起来，会和安安玩推车游戏，每天在走廊里跑来跑去。
明年，奕奕还要继续接受手术。
与透析仪共眠的冬冬
相比安安和奕奕，冬冬的身体一直很好，今年突然发病晕倒之前，没有任何生病迹象。
第一次就医判断是贫血，后来查出慢性肾病，一家人便来到北京，希望寻求更好的专业治疗。
奕奕的床头是吸痰器，冬冬的床头是透析仪，每天晚上8点，仪器的管子会插上冬冬的腹部，注入腹膜透析液，透析持续12个小时，早上9点才能拔掉。管子长长的，翻身也不会挣断，冬冬的每个夜晚，都在这种特殊的陪伴下度过。
爸爸妈妈要给孩子提供更加精细的照顾。
冬冬不能吃含盐量高、刺激性大的食物，一日三餐必须自炊解决。每天早上六点、上午十点、下午四点，爸爸会准时进入厨房给冬冬做饭；透析需要洁净的环境，每天晚上，两人要对房间进行充分消毒，以免发生感染。
由于疾病，生活变化颇大。冬冬一直身体健康，从小长大几乎从没进过医院，连药都不怎么吃，确诊之后，每天需要透析、吃多种药物。当夜幕降临，冬冬常常感到失落，虽然在这里交到了新朋友，但新朋友们来了又走，他想念自己的校园生活。
那些异地跨年的求医家庭
在儿科医院，每个重症孩子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心酸的求医故事。
“来儿童医院就诊的患儿，很多都是当地解决不了的复杂疑难疾病，需要长期治疗，不是几天的事。他们在北京住宾馆，或者在远处租房，面临经济压力。我们借鉴了国外的经验，和爱心企业合作，希望能缓解患儿家庭的一些压力。”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张国君介绍，今年9月，北京儿童医院与某慈善基金共同启动运营了这一爱心公益项目，目前，已经有31个大病患儿家庭接受帮助。
工作人员介绍，爱心之家可以同时接待十个家庭入住，0-18岁的重症、贫困、异地就医患儿为帮助对象，儿童医院的临床科室和社工部可以帮助患儿家庭进行申请和评估，每个家庭可以申请最长28天的入住，对于部分特殊困难的家庭，可以进行延长。
家长们一起准备午餐。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每周，医院的医生、社工会前来探视；逢年过节，这里也会举办活动，为孩子们漫长的求医生涯增添一些乐趣。
2021年的最后一天，十个孩子在一起自制了披萨，家长一起做了一桌“年饭”。明天一到，奕奕和冬冬可以暂离北京，与亲友重逢；安安还要待上几天，但她情况不错，有望摆脱引流管正常生活。
关于2022的愿望只有一个：让所有孩子平安、健康。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王嘉宁
编辑 周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