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乙巳年是哪一年)

四百年来，在世人眼中，袁崇焕的地位曾一落千丈，直堕地狱之下，然后又开始反弹，一度直抵云霄之上，现在又有点儿下跌。我们不禁要问，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到底有没有客观标准？为什么对同一人、同一事的评价会如此大起大落？

金庸评价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这是非常正面的评价，而且影响非常广泛，远远超过历史学界对袁崇焕的评价。当然，同时也有很多反面的评价，像明末的朱舜水（他是一个坚贞不屈的人，因不愿臣服于清朝而逃到日本）就说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二人对袁崇焕的评价显然是截然相反的。

在袁崇焕督师辽东的时候，发生过一个重大的事件。崇祯二年，皇太极在经历过宁锦之役的挫折之后，认识到正面硬攻关宁锦防线不可行，损失太大；而与袁崇焕议和又未果（因为袁崇焕坚持要求后金归还辽东失地，这是他绝不能答应的），于是皇太极改变了战略战术，决定西向绕行蒙古，于崇祯二年十月攻破了长城大安口（今河北省遵化市以北）。

那么，后金军攻破大安口，袁崇焕是否负有责任呢？崇祯皇帝在圣旨中说“关内疏虞，责有分任”，就是说大安口这一段蓟镇的长城防线不属于辽东督师，而属于当时总理蓟辽兵务的刘策。所以在皇太极领兵绕过关宁锦防线攻克大安口这件事上，袁崇焕并不承担责任，大安口并不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袁崇焕的防区。袁崇焕在宁远得到警报以后，马上命令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领四千骑兵驰援遵化，自己也亲率锦州总兵祖大寿及麾下九千骑兵随后入关救援。十一月初四，赵率教战死于遵化，全军覆没。同一天，袁崇焕兵至山海关，入蓟镇后得知遵化已经被后金军攻克，巡抚王元雅自尽。袁崇焕在榛子镇接到圣旨，获得了调度指挥全国各地援兵的权力。袁崇焕向崇祯皇帝保证，不会让后金军过蓟州城（今天津市蓟州区）。但由于几万后金军突然潜越蓟州，袁崇焕没有阻挡住。现在很多人说，蓟州就在谷口的西出口处，后金军从谷口出来，在蓟州城上一定会看到，所以袁崇焕是故意放后金军攻打北京，目的是想要逼迫朝廷同后金议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五年复辽是空话，怕承担责任。事情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上，蓟州城的东南方是一系列的小丘陵，海拔一二百米，相对高度不到一百米，另外还有霍家峪、红花峪等多条山谷可以通行，甚至史各庄一线还有宽达一公里的平原通道，所以蓟州城根本不是什么“必经之地”。后金军连高大险峻的燕山—长城一线都能突破，难道会穿越不了这些低矮的丘陵吗？

后金军直奔北京而去，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骑兵抢先到达了北京城下。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袁崇焕要求遵循大同总兵满桂的成例，让军队进北京城休息，但是被崇祯皇帝拒绝。这件事非常微妙，说明崇祯皇帝信任大同总兵满桂率领的军队，却不信任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因为那时候崇祯皇帝受到关宁军引后金军入塞流言的影响，已经对袁崇焕心生怀疑了。关宁军驻守北京广渠门外，背城野战，战斗特别激烈，虽然击退了后金军，但袁崇焕本人却中箭。当时身在关宁军中的朝鲜使臣李忔在《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中记录“袁崇焕甲衣上中二箭，祖大寿中左手”，可见战况确实很激烈，而且双方基本打成了平手，死伤相当。后金军暂时被关宁军击退后，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以及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总兵。一见到袁崇焕，崇祯皇帝就质问他当年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在北京城下逗留不战，致使北京城外的老百姓遭受了这么多的罪。据说袁崇焕回答不出来，崇祯皇帝立即下令锦衣卫将袁崇焕逮捕。祖大寿这个“第一战将”吓得面无人色，出城后立即率领手下关宁军东奔，出山海关回锦州去了。崇祯皇帝让大学士孙承宗发了几道命令，甚至下了圣旨，要求祖大寿回援北京，但祖大寿坚决不听，打出了山海关。皇太极闻讯大喜，派出使者招降祖大寿，但被祖大寿斩杀。关宁军走后，后金军趁机包围北京城，总兵满桂率领四万大军被逼出战，在永定门外全军覆没，满桂、孙祖寿两个总兵战死，麻登云、黑云龙两个总兵被俘，“马步数万，一掷而空”，再一次证明明军在野战中远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唯一能与后金军野战的只有关宁铁骑，就是祖大寿率领的这支部队。崇祯皇帝情急之下，命令大臣去劝说狱中的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袁崇焕写了信，要求祖大寿回援北京，这样祖大寿才回来，并且收复了关内被后金军占领的四座城池。

这就是后金军的第一次入塞，因为时值己巳年，史称“己巳之变”。它彻底改变了战争双方的态势，证明了孙承宗、袁崇焕投入巨资建设的关宁锦防线无法阻挡后金军，他们可以绕过防线攻入明朝的腹心地带。事实上，随后后金军又如法炮制，五次入塞，杀伤掳掠了大量军民，证明仅靠坚城大炮的防守无法赢得战争，明朝的命运至此已注定无法挽回了。但令人惊讶的是，皇太极没有听从手下将领的劝说去攻打北京城，他说不愿意看到后金军遭受更多的损失，于是返回辽东。在包围北京的时候，皇太极多次派人到城里想要和崇祯皇帝议和，都被坚决拒绝。“己巳之变”是皇太极指挥策划的非常大胆的军事行动。他敢于不要后方、不要后勤，孤军深入腹心之地，包围北京，歼灭了几万精锐明军，杀死、俘获了明军六名总兵，粉碎了明朝想依靠关宁锦防线筑垒推进，进而收复失地的构想；对明朝京畿之地长达四个月的劫掠，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与信心，这标志着双方战争进入到后金军全面进攻的阶段。

袁崇焕入狱后，被关了大半年，最后被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罪状有很多，说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还把粮食卖给蒙古人，而且想和后金议和，杀了毛文龙。最关键的是，崇祯皇帝认为袁崇焕故意放纵后金军长驱直入，致使北京城被围，而且兵临城下的时候又带着以前与后金和谈的中间人（一位喇嘛），还要求关宁军入城，证明袁崇焕心怀不轨。

也许是深受评书、戏剧、章回小说的影响，不少人评论历史事件总是喜欢简单化，将成功或失败都归之于某一个人，成功是因为有忠贞爱国者，失败则是因为奸臣当道，有卖国贼。袁崇焕此时便不幸成为“己巳之变”的替罪羊，承担战败的责任，这样一来大明朝野上下就不需要认真总结反思了。

自萨尔浒之战后，损兵失地、节节惨败的根本原因在哪儿？崇祯皇帝既然不知道原因，就谈不上认真想出符合实际的应对策略，只能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从找一个替罪羊到找另外一个替罪羊。为什么袁崇焕“顿兵不战”“逗留城下”？

因为关宁军也不是后金军的对手。在广渠门下背水一战，背靠城墙，后金军很难形成合围，关宁军总算打了一场规模其实并不太大、死伤在几百人上下的战斗，双方打了一个平手。他要是率领九千骑兵与几万后金骑兵进行正面野战对抗，完全是自杀、找死。一直到崇祯二年，明军可与后金军对抗的部队只有祖大寿率领的九千关宁铁骑而已。满桂率领的天下援兵四万人，一天之内就被后金军全歼，四个统帅非死即俘，失败得彻彻底底。缺乏一支可以和后金正面对抗的精锐部队，是明朝面对后金的最大弱项。

皇太极还曾仿照《三国演义》中的“蒋干盗书”，对崇祯和袁崇焕实施反间计。他将两个被俘的太监放回北京，让这两个太监在北京城中到处散布袁崇焕将勾结后金、入塞围京的谣言。现在有不少人认为，皇太极的这个反间计完全是后人编造的，但实际上确有此事，当时的明朝人比如谈迁、张岱、黄宗羲等都曾留下记录，说听到过袁崇焕与后金勾结的消息。皇太极也曾对后金军中的朝鲜使者实施过同样的反间计，但被朝鲜使者识破。朝鲜使者将此事汇报给了朝鲜国王：“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经略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此必行间之言也。”骨大即龙骨大，是后金将领英俄尔岱的朝鲜语称呼。只可惜，崇祯皇帝的智商不及朝鲜使者，朝鲜使者一听就知道后金是在行反间计。明朝、后金、朝鲜三方证据一致，显然后金用了反间计之事并非虚构，但是这并不是袁崇焕的全部罪状，只是压垮袁崇焕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祯皇帝也不可能笨到真的完全相信太监的传言，只是传言印证了他一向的怀疑，即袁崇焕打算引金兵入塞，包围北京，以战迫和，甚至通敌卖国，所以才在城外逗留，不敢与后金血战。最关键的是，崇祯皇帝一直在深宫之中，哪怕他去永定门城头看一看四万精锐大军是怎么一瞬间被后金军消灭的，都不会怀疑袁崇焕，质疑他为何不敢率军与后金军正面血战。如果袁崇焕真的是叛徒、卖国贼，他怎么可能在狱中写信让祖大寿回援北京？如果袁崇焕作为统帅是叛徒、卖国贼，他手下率领最精锐部队的头号大将祖大寿怎么可能不与他合谋，否则这个国怎么卖呢？如果祖大寿也是卖国贼的话，他又怎么可能听袁崇焕的话，回师救援北京呢？

所以，此事从逻辑上是完全讲不通的，袁崇焕和祖大寿不可能是卖国贼。又有一些人认为袁崇焕是由清廷平反的，后来又把他吹捧上去了，这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南明（明朝在南京建立新政后历经四帝，后人称之为“南明”）永历皇帝就为袁崇焕平反了，并且赠谥号“襄愍”；清朝官修的《明史》对袁崇焕的评价并不高，甚至有点儿苛刻，说“崇焕智虽疏，差有胆略”，意思是袁崇焕志大才疏，没什么本事，但有点儿胆量。

在明末大势下，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北京城下四万明军一天被歼，说明明军的战斗力远弱于后金。“五年复辽”确实只是夸海口的大话，“己巳之变”让此大话成为笑柄。年轻的崇祯皇帝恼羞成怒——期望太高导致失望太大。当时明朝大臣的通病，就是很多话都是安慰皇帝、激励士气的口号而已。但毕竟五年期限未到，因为袁崇焕吹牛说“五年复辽”而杀之肯定不行，所以其罪状中并没有这一条。之后崇祯皇帝最宠幸的杨嗣昌还说过“百日平贼”（一百天之内消灭农民军），最后兵败自杀，崇祯却没有因为他吹牛而事后追究，而是大为痛惜。这个标准都是双重的。

我觉得孟森先生对这一段公案的评述讲得特别好：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就是说，明末留下的史料太多，私家记述也特别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有极其痛恨袁崇焕的，也有极其爱戴他的，所以每个人写下来的东西都不完全一样。三百年后，人们看到这段公案，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清楚事实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好在现在史料更加丰富，有朝鲜人的目击证明，比如证明毛文龙确实和后金是勾结的，证明后金确实实施了反间计，崇祯皇帝确实上了当。我个人认为，清乾隆皇帝对袁崇焕的评价相对来说客观一点儿，他说袁崇焕这个人稍微有点儿才，但不是太大，很粗率，此前平台召对的时候大言不惭，“五年复辽”是说大话。不过乾隆皇帝又说，毛文龙虽然彪悍不逊，不听命令，但袁崇焕杀他也是不对的，证明此时乾隆皇帝也没有看到满文档案中毛文龙勾结后金的投降书。相对而言，除了斩杀毛文龙一事，乾隆皇帝对袁崇焕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总的来说，找一个替罪羊是逃避自己与团体责任的最佳途径，反映在明末就是所谓的“党争”，但这只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党争只是内部矛盾激化到没法解决的时候推出替罪羊的一种手段。而且更关键的是，杀了袁崇焕以后，还会再出一个敢守孤城、敢于同后金军正面野战的统帅吗？不会了。所以《明史》云“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朝灭亡已不可避免。

本文摘自天喜文化·侯杨方讲清史第一部《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

书籍信息

书名：征战：大清帝国的崛起

作者：侯杨方

书号：978-7-5455-6945-2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品牌：天喜文化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定 价：48.00元

页 数：288页

字 数：187千字

开 本：32开

装 帧：平装

用 纸：胶版纸

目录

上篇 开国

第一章 被忽视的力量 \ 003

“七大恨”起兵：明朝为何纵容努尔哈赤？ \ 004

决定明清命运的萨尔浒大战 \ 012

广宁之战：守山海关还是守辽西？ \ 019

宁远之战：葡萄牙大炮的胜利 \ 026

争议中的袁崇焕：阉党、东林党与毛文龙被杀公案 \ 032

己巳之变：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一年之痒 \ 039

大凌河之战：关宁锦防线流尽了明朝的血 \ 048

第二章 后金的野心 \ 057

征服蒙古，改国号为“大清” \ 058

征服朝鲜，明朝东亚朝贡体系崩溃 \ 063

农民军四起与清军多次入塞 \ 067

赌国运：松锦决战 \ 074

为什么欧洲武器挽救不了明朝？ \ 079

议和困局 \ 088

第三章 入主中原 \ 095

继承权危机：“两白旗”与“两黄旗”的权力争夺 \ 096

明朝是因为没钱才灭亡的吗？ \ 103

南迁还是困守：皇帝与大臣的博弈 \ 112

甲申国变：北京陷落，皇帝自杀，明朝未亡 \ 121

大战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 \ 129

建都北京还是返回盛京？ \ 137

第四章 天下归一 \ 145

明、清、农民军“三国志” \ 146

桃花扇底送南朝：弘光政权的灭亡 \ 152

悲壮而绝望的抵抗 \ 160

“流寇”还是“建虏”：明朝究竟亡于谁手？ \ 163

下篇 拓土

第五章 “南不封王，北不断姻” \ 175

统一台湾：耕凿从今九壤同 \ 176

两个巨人的交锋：黑龙江上的争斗 \ 182

平等或不平等：《尼布楚条约》意味着什么？ \ 191

统治西藏、蒙古 \ 197

满蒙联盟：南不封王，北不断姻 \ 204

准噶尔部的兴起 \ 210

乌兰布通之战：征讨准噶尔，控制喀尔喀蒙古 \ 215

大漠围猎噶尔丹：亲统六师，三临绝塞 \ 225

第六章 “十全武功” \ 233

平定青海与对准战争 \ 234

“十全武功”之始：惨烈的第一次金川之役 \ 243

西师之役 \ 248

新疆平叛 \ 254

乾隆为何如此固执：更为惨烈的二打金川 \ 260

“十全武功”的虚与实：巩固西藏 \ 265

作者简介

侯杨方，复旦大学教授。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中国历史人口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完成《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一书。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世界首次对整体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足迹遍及帕米尔高原的多个重要河谷、山口，在十几次考察帕米尔、南疆、罗布泊，以及中亚、南亚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进行了“精准复原”，并研制了一套“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他被称为“探险家”式新历史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盛世启示录》、《盛世·西汉》、《盛世·康乾》、《清朝地图集》（多卷本）、《重返帕米尔: 追寻玄奘与丝绸之路》等。

内容简介

为什么萨尔浒大战是决定明清命运的关键之战？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一年之痒如何改变战争态势？弘光政权如何在悲壮与绝望中灭亡？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清朝巩固疆土的战争给后世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从萨尔浒之战到大凌河之战，从己巳之变到甲申国变，从平定准噶尔到金川之战，本书详细讲述明清嬗代的完整过程和清朝开疆拓土的历次战争，真实再现了清王朝从一个小部落成长为大帝国的发展历程，揭开大清帝国崛起的众多谜团，是一部征战史、拓疆史。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原作没有款署作者姓名和创作时间。对于张择端其人其艺，《宣和画谱》《广川画跋》《画继》等南北宋间画学类著作和《宋史》等官修史书以及《洞天清录》等宋代名士杂记，均无记载。将《清明上河图》定为北宋时期的张择端所画，只是来自画幅后金朝人士的题跋和歌咏，此后元明时期的一些藏家均是根据前人这些题咏，确定的作者和创作时期。通过分析《清明上河图》画幅后历代鉴藏家的题咏，能够深入探赜这幅名作的来龙去脉和艺术价值，从而泮释围绕这幅作品的诸多谜团。

局部图

《清明上河图》卷，北宋，张择端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全卷画面内容丰富生动，集中概括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全盛时期都城汴京的生活面貌。

该作曾为清宫廷收藏，清《石渠宝笈三编》对这幅画作的总体描述是：本幅绢本，纵七寸六分，横一丈六尺五寸，设色画。城郭、舟车、桥梁、廛市，水陆辐辏，人物喧阗，极汴都繁盛景象。无款印。[1]

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其的总体描述为：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厘米。全画可分三段：首段写市郊景色，茅檐低伏，阡陌纵横，其间人物往来。中断以“上土桥”为中心。后段描写的是市区街道，城市商店鳞次栉比等。[2]

这是一幅设色绢画，属于中国传统的横幅卷轴画，画上未留作者姓名和创作年代等相关信息。后世将该作定为北宋年间张择端所画，皆缘于《清明上河图》画幅后历代鉴藏者的题跋、赋诗和钤章等。通过这些题跋、赋诗和钤章，今人亦可以一揆《清明上河图》在历代流传的大致情况。

一、金朝时期

《清明上河图》画幅后最早的一段题跋来在金朝时期的燕山人张著：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大定”是金世宗年号，大定丙午是公元1186年。《石渠宝笈三编》在著录《清明上河图》最后的“谨案”部分，考证张著：“字仲扬，永安人，泰和五年校监御府书画。”“泰和”是金章宗年号，泰和五年是1205年。这说明张著在金章宗时期曾供职于金宫廷。据张著记述，张择端官居翰林，是东武人，今山东诸城人，曾游学京师，擅长界画。他的名作除了《清明上河图》外，还有一幅《西湖争标图》。后者已经失传。著录这两幅作品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也早已失传。

在张著的题跋之后，画幅拖尾先后有款署“竹堂张公药”“邺郡郦权”“临洺王磵”和“博平张世积”等四人的咏歌之诗。除竹堂是名号外，邺郡、临洺、博平三者都是地名。张公药的题诗为三首七绝，其中第一首是：

通衢车马正喧阗，祗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

据此诗，此幅所画为宣和年间景象，“祗”为“适”“恰”之义。后两句说明，翰林张择端将该作献给了皇帝徽宗，那时正是繁华昌隆之时。但成书于北宋徽宗宣和庚子岁夏至日（1120年）的《宣和画谱》，共收录画家231人，张择端不在其中。

郦权也是三首绝句，其中第二首是：

车毂人肩困击磨，珠帘十里拂笙歌。而今遗老空垂涕，犹幸宣和与政和。（宋之奢靡，至宣政间尤甚）

“犹幸宣和与政和”，意指中原百姓仍然盼望着能重回宣政年间的盛世景象。这句再次表明，《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宣政年间京师风物。

王磵所题为两首绝句，末一首是：

两桥无日绝江船（东门二桥，俗谓之上桥、下桥），十里笙歌邑屋连。极目如今尽禾黍,却开图本看风烟。

张世积也是两首绝句，末一首是：

繁华梦断两桥空，唯有悠悠汴水东，谁识当年图画日，万家帘幕翠烟中。

这些诗无非是“麦秀悲殷、黍离愍周”，抒发作者兴亡之感。

张公药诗中的“翰林”定为张择端无疑。因为张著的题跋在前，张公药的赋诗承后。后者显然认可前者的评定。张著的跋语中没言及《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年代，而张公药的诗中提到“宣和”，郦权的诗中提到“宣和与政和”。这说明他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判，并非只依据张著的跋语。

据画幅拖尾这四人之后的元人杨準题跋可知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四人和张著一样也都是金朝人，杨準称他们是“亡金诸老”。

张公药的祖父北宋宣和末年曾知太原，而其孙则高中金章宗建安二年（1197年）进士。张公药距离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少则几年，多则不过几十年。郦权约卒于1193年，王磵卒于1203年，张世积生卒年不详。除了张世积外，张公药、郦权、王磵三人和张著都是同时代人，且可能都还年长于他。他们的赋诗虽在张著之后，但距离前朝只会比张著更近。他们诗中对北宋都城汴京今昔巨变的描绘和后世人相较而言，必定更真实可信；他们将《清明上河图》认定为是北宋宣和年间张择端翰林所绘，可信度必然很高。

可以推定，金灭北宋后，《清明上河图》流徙北方，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张世积等五人不仅获观，且先后留下了题跋和咏歌。其中张公药、郦权、王磵三人为友人。有史料记载，王磵“所与游，皆世知名士”，其中包括“张公药元石”和“郦权元舆”。[3] 这三人有可能是同观，并先后留题。

虽然此期的藏家不明，但《清明上河图》必定曾在这五人之间传观，并为后世提供了作者和创作年代等的宝贵信息。

二、元朝时期

（一）杨準

《清明上河图》在金朝五人的题咏之后，紧接着的是元人杨準的一段长跋。杨準在跋中首先肯定张著的记述，他写道：“右故宋翰林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一卷，金大定间燕山张著跋云：《向氏图画记》所谓选入神品者是也。”他在“翰林张择端”前加了“宋”字。这是张著跋语中所没有的。杨準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宋翰林张择端的作品，依据仍然是上述张著和张公药等人的题咏。

接下来，杨準记述了他获藏《清明上河图》的经过：

我元至正之辛卯，準寓蓟日久，稍访求古今名笔，以新耳目，会有以兹图见喻者。且云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而售于贵官某氏。某后守真定，主藏者复私之，以鬻于武林陈某。陈得之且数年。坐他事稍窘急，又闻守且归，恐遂速祸怨，思欲密付诸贤士君子。準闻语即倾橐购之，盖平生癖好在是也。

元至正辛卯是公元1351年，蓟，今属天津市。时间地点都很明确。在元代，《清明上河图》最初藏在元秘府，然后被宫廷一位负责装裱绘画的人，以赝本替换而出，卖给了一位显贵。这位显贵出守真定，他没有将此画带在身边，委托他人代管。这位代管者，竟私自将该作卖给了武林陈某。杨準就是从这位陈某手中购得了《清明上河图》。 杨準在蓟州购得此作，与金朝时期《清明上河图》流徙北方情况完全符合。武林陈某，虽是杭州人，当时应流寓北方。

杨準随后的跋语中，描述《清明上河图》“卷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私印之杂志于诗后者若干枚”。《清明上河图》卷首处有宋徽宗题写的标题，这是前述五人没有表述的。这进一步佐证了张公药等人认定的《清明上河图》创作时期。“亡金诸老诗若干首”，即指张公药等人的题诗。

杨準在跋语中和“亡金诸老”一样，抒写了自己的兴亡感叹：

夫何京攸父子，以权奸柄国，使万姓愁痛，强虏桀骜，而汴之受祸，有不忍言者。意是图脱稿，曾几何时，而向之承平故态，已索然荒烟野草之不胜其感矣。

他认为这幅画完成之后没过多久，汴京就被金兵攻陷；兵燹之后，沧海桑田、满目荒凉。

杨準在跋语的最后部分高度评价该作：

吾知画者之意，盖将以观当时而夸后代也。不然，则厄于时而思殚其伎以杰然自异于众史也。何其精能之至，而毫发无遗恨欤！此岂一朝一夕所能就者？其用心亦良苦矣。

他称赞该作“精能之至”“毫发无遗恨”；他认为这样的画作，绝非短期内所能绘就。

跋语最后的落款是“至正壬辰九月望日，西昌玉华素士杨準跋。钤印二：準、京兆文章家印。”元至正壬辰是1352年。杨準于购画的第二年，在画幅后题写了这段长跋。

（二）刘汉

杨準之后，是刘汉的题跋。刘汉是在杨準处得观是图，“壬辰秋，避地来西昌，杨君公平以余之专门也，出所藏《清明上河图》以示”。杨準之所以邀刘汉共赏，是因为刘汉精于鉴赏。刘汉写道：“余自幼喜画学，业之四十年，平生所见古今画，以轴计者奚啻累千百。”刘汉有四十年的专业积淀，且寓目古今绘画不啻千百轴。这样一位专业人士，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

余熟视再四，然后知宇宙间精艺绝伦有如此者。向氏所谓选入神品，诚非虚语。而或者犹以井蛙之见，妄加疵纇。甚矣，其不知子都之姣，而亦何足为是图轻重哉！呜呼！此希世玩也。为杨氏子若孙者，尚珍袭之。

子都是中国历史上美男子之一，春秋时期郑国人。刘汉真是杨準知音，对该作赞美之至。落款为：“至正甲午正月望，新喻刘汉谨跋。”元至正甲午为1354年。

（三）李祁

刘汉之后，为李祁题跋。其开头写道：

静山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图》，乃故宋宣政年间名笔也。笔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

其跋语后的落款是“岁在旃蒙大荒落，云阳李祁题。钤印二：李一初氏、不二心老人。”“旃蒙大荒落”是指乙巳年。元代共经历两个乙巳年，1305和1365年。由于李祁为元末明初人，这个“乙巳”年，定是1365年。李祁是云阳人，今属湖南茶陵，他在元代高中进士，对元朝忠心耿耿，其号“不二心老人”，是说对元朝不怀二心。“一初”是其字。洪武初年，明太祖开“礼乐馆”，征聘宿学名儒，李祁坚决回绝明朝的邀请。他是有名的元遗民。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是李祁五世从孙。

李祁获观《清明上河图》是1365年在静山人周文府家。此距1354年，相隔11年。在这个时期内，《清明上河图》已由杨準转归周文府。杨、周之间，可能还有其他人经手。李祁认同该作成于北宋宣、政年间，并称赞其为神品之作。

三、明朝时期

（一）吴宽

李祁之后，是明代名臣吴宽题跋：

金燕山张著以此图为张择端笔，必有所据。至后人乃以择端作于宋宣政间。今《画谱》具在，当时有如斯人斯艺，而独遗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之已久。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朱公云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盖其经营布置，各极其态，信非率易所能成也。吴宽。

从吴宽跋语中不难看出，他对《清明上河图》作者和作画时间等问题，是不无怀疑的。他相信张著必有所据。但所据何在？吴宽是明状元，翰林，曾陪君侍读，享有“文定”的谥号。这样饱学的一位名家，也只能依据张著的题跋来判定作者，别无其他证据。《宣和画谱》不载其人其艺，尤其令吴宽存疑。而画幅后的“亡金诸老诗”及元人题跋等，看来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吴宽获观此作是在大卿朱公家。“大卿朱公”就是入明后的一位藏家。“恍然如入汴京”“各极其态”等语，表明吴宽非常欣赏该作。

（二）李东阳李东阳的咏歌和跋语，紧承吴宽之后。他先是赋诗咏歌，然后留下了不同时期的两篇题跋。其古诗长达36句，每句七言，亦可视为九首七言绝句连缀在一起。咏诗后，李东阳写道：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今大理卿致仕鹤坡朱公所藏也。族祖希蘧先生之遗墨在焉。予三十年前见之。今其卷帙完好如故，展玩累日，为之叹惋不能已。因题其后。

落款为：宏志辛亥九月壬子，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云阳李东阳识。钤印三：长沙、宾之、茶陵新洲故家。

宏志辛亥年是1491年。李东阳在这一年的九月获观《清明上河图》，该图为大理卿致仕鹤坡朱公所藏。此朱公与吴宽所记朱公，显然是同一人。吴宽与李东阳同时人，吴年长李十二岁。吴所记“大卿朱公”与李所记“大理卿致仕鹤坡朱公”，官职是一致的。“致仕”是指官员退休。可以推知，吴宽与朱公接洽时，朱公尚在任，而李东阳时，朱公已卸任。这与吴、李的年龄差距，也正相符合。李所记“族祖希蘧先生”，正是李祁。“希蘧先生”也是李祁名号之一。李东阳三十年前就曾观赏过《清明上河图》，这次是第二次获观。三十年过后，该图保存完好如故，李东阳很感慨，“展玩累日，为之叹惋不能已”。

十几年过后，1515年，《清明上河图》竟然为李东阳所有，他感慨系之，在画幅后留下了第二篇跋语。这是一段八百余字的长跋。在这篇跋语的一开始，李东阳写道：

右《清明上河图》一卷，宋翰林画史东武张择端所作。上河云者，盖其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塚然。故其盛如此也。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

李东阳对“上河”的解释是时俗所尚，就如同他那个时代的人在清明节外出扫墓一样。接下来他浓墨重彩对画面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他对画面的观察细致入微，笔触所及，毫发毕现。由此可见，李东阳对《清明上河图》钟爱之至。他称赞该作：

所谓人与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数，而笔势简劲，意态生动，隐见之殊形，向背之相准，不见其错误改窜之迹，殆杜少陵所谓毫发无遗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岁积不能到，其亦可谓难已。

李东阳在跋语的后部分，集中笔墨阐述了《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和传绪问题：

此图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金大定年间，燕山张著有跋，据《向氏书画记》，谓与《西湖争标图》，俱选入神品。既归元秘府，至正间，为装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贵官某氏，某出守真定，主藏者复私之，以售于武林陈彦廉氏，陈有急又闻守且归，惧不能守，西昌杨準重价购之，而具述其故云尔。

后又为静山周氏所得，吾族祖云阳先生为跋其后。又有蓝氏珍玩、吴氏家藏诸印，皆无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复入京师。予始见于大理卿朱文征家，为赋长句，继为少师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属纩，谓云阳手泽所书在，治命其孙中书舍人文灿以归于予。

卷轴完整如故，盖四十余年，凡三见而后得也。

前人多将《清明上河图》定为北宋宣和、政和年间的画作，而李东阳将之推到“宣政以前”。他描述“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祐陵”即指宋徽宗，“瘦筋”是徽宗书体风格，常称作“瘦金”。《书史会要》说宋徽宗对其书法“自号瘦金书”。[4] 李东阳跋语中不仅描述了宋徽宗题写的“清明上河图”五字标题，还首次写及了标题旁的“双龙小印”。这是前人跋语中略而未述的。他将《清明上河图》从元秘府流出的时间，定为“至正间”，无疑是根据杨準跋语而推定。杨準收藏之后的线索就到了静山周氏，再到大理卿朱文征，然后是徐文靖，最后到了李东阳手中。周、朱之间为元、明的分界。徐文靖临终前考虑到画幅后李祁的跋语，就将该作赠予了李祁的后人李东阳。这是李第三次见到《清明上河图》，而且这一次竟然成了该作的主人。画幅上还留有“蓝氏珍玩”“吴氏家藏”诸印，这说明《清明上河图》曾为这两家所藏，时间当在元明之间。因为元人的跋语中没有言及这些印章，而朱文征之后至李东阳之间的传绪线索又是十分明确的。

李东阳跋语的落款是：“正德乙亥三月二十七日，李东阳书于怀麓堂之西轩。钤印二：怀麓堂印、大学士章。”明正德乙亥为公元1515年。这一年李东阳68岁，他于次年去世。

（三）陆完

李东阳的题跋之后是明嘉靖年间陆完的一段题跋。陆完针对吴宽跋语中《宣和画谱》没有著录张择端和他的《清明上河图》的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陆完分析，《宣和书谱》没有记载苏东坡和黄山谷，那是因为蔡京排斥他们。他推定张择端在当时“必亦非附蔡氏者”。他的结论是“《画谱》之不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也”。同时，陆完还提出一种可能性：“不然，则择端之艺，其著于谱成之后欤？”这样，他在跋语中就回应了吴宽的疑问。

陆完跋语后的落款是“嘉靖甲申二月望日，长洲陆完书。钤印三：陈湖、清泉白石、吴郡陆氏。”这一年是1524年。

（四）冯保《石渠宝笈三编》著录《清明上河图》画作的最后一段跋语来自明万历年间的冯保。冯保在跋语中首先写道：“余侍御之暇，尝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语中未言明该作为谁所有，但既然是“侍御之暇”阅图籍，那么这幅画想必是藏在宫中的。冯保是太监。他落款是“时万历六年，岁在戊寅仲秋之吉，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监事，司礼监太监，镇阳双林冯保跋。钤印四：侍御余情、冯永享收藏书画记、冯保印、永享。”跋语后的钤印中有“冯永享收藏书画记”。既有这款印章，这幅画当时应该已转到冯保手中。万历六年是1578年。冯保高度赞扬该作“迥出神品”，“虽隋珠和璧，不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

（五）鹭津如寿冯保跋语之后，画幅后尚有鹭津如寿的两首七言绝句。诗，抒写兴亡之感和画作几经易主的慨叹。诗后仅款署“鹭津如寿”，钤印一“如寿印”。鹭津如寿观画时间、处所均不详。“鹭津如寿”不知何许人。学界有说“鹭津”为厦门，“如寿”是清初僧人，居福建开元寺。[5] 但此说尚无可靠证据。此人既然在明末冯保之后留题，当为明末清初人，姑列入明代。

四、明清画学著作对《清明上河图》的鉴评和该作最终依归

明代文嘉《严氏书画记·名画三》中记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文嘉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仲子，家学之渊深非比寻常。书中有一段对该作明代藏家的记述：“昆山顾氏本，图藏宜兴徐文靖公家，后归西涯李氏。李归陈湖陆氏，陆氏子负官缗质于昆山顾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置之。”[6] 李东阳号西涯。陆完跋语后的钤印中有“陈湖”。《清明上河图》幅后，陆完的题跋紧接李东阳的题跋，那么由徐文靖到李东阳到陆完，这条传绪线索就是确定无疑的。昆山顾氏应该是从事典当业的。陆完的儿子欠下官债，将《清明上河图》典当给顾氏，然后有人出钱一千二百金将之购去。看来陆完子到期无力赎回这幅名作。由昆山顾氏手中流出之后，《清明上河图》就辗转到了严嵩府上。严嵩身败后，家产被抄，所收藏书画全部归官府。文嘉于嘉靖乙丑五月（1565年），受提学宾崖何公委派，负责检阅这些书画，于是得观《清明上河图》。他的《严氏书画记》为后来根据当时笔记整理而成，款署时间是隆庆戊辰冬十二月十七日（1568年）。自严嵩之后，《清明上河图》为官府所有，后为太监冯保鉴藏。这与冯保题跋的内容又是对应的。这样，《清明上河图》在明代的流传线索相当明晰：大理卿朱文征（吴宽、李东阳获观）——少师徐文靖——大学士李东阳——长洲陆完——昆山顾氏——民间——严嵩——官府——太监冯保

令人费解的是文嘉《严氏书画记》对《清明上河图》评价不高，“然所画皆舟车城郭、桥梁市廛之景，品亦宋之寻常等，无高古气也”。[6]

晚于文嘉的董其昌在其《画旨》中对《清明上河图》也有一段评定：“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笔法纤细，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7] 董其昌对《清明上河图》不仅评价不高，且将创作时间推后至南宋。他认为是张择端在南宋时的忆旧之作。

清代孙承泽在其《庚子销夏记》中附和董其昌的观点，“《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写清明繁盛之景也”。[8] 他说《清明上河图》“传世者不一而足，以张择端为佳，上有‘宣和’、‘天力’等玺。予于淄川士夫家见之。”[8] 前述跋语中，无人言及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宣和”“天历”印玺。天历是元朝年号。

将《清明上河图》定为张择端在南宋时期的追忆之作，全然不顾历史事实。金元明时期多位名士的题跋就是有力证据。董其昌和孙承泽显然没有读到这些题跋，以此可以判定他们未见到原作，仅凭耳食下结论。董其昌对《清明上河图》评价不高，应该就是这种原因。但文嘉接触的必是原作，他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与前人题跋大相违背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初次观感。阎立本在荆州观赏张僧繇的壁画，初次印象就不佳，他竟然认为张僧繇“定虚得名耳”。文嘉接受查验严嵩所藏书画“历三阅月始克毕事”，可见数量之大，费时之久；他自己说“当时漫记数目以呈，不暇详别”。[9] 在这种情况下，对书画的鉴赏，很容易出现误判。

进入清代之后，可从《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清明上河图》清人钤章，推断部分藏家。这些名章有“毕沅秘藏”“毕泷审定”“陆丹叔氏秘笈”“丹叔真赏”等。毕沅和毕泷是兄弟。陆丹叔名陆费墀。毕沅和陆费墀都是清乾隆年间进士。《清明上河图》由毕家进入清嘉庆内府，清亡后由溥仪手中流落民间，1948年为东北文馆会收藏，1950年转到东北博物馆，后归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5]

注 释

[1]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十二.

[2]故宫博物院官网：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

[3]黄应列 戴强：《清明上河图》早期题跋者生平事迹考略[C]，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1999-2008）第2册.

[4][明]张丑：清河书画舫[M]，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69.

[5]陈传席：《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及收藏流传[J]，美术研究 2009- 02.

[6][明]张丑：清河书画舫[M]，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35.

[7][明]董其昌：画旨[M]，毛建波校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094、095.

[8][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白云波 古玉清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90.

[9][明]张丑：清河书画舫[M]，徐德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30

（作者：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李苏杭）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