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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晚年公开表示：我没有错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以巡视铁路为名，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当晚，在距东北军驻地800米处，独立守备队炸毁了铁路，并将三名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污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守备队，大举进攻东北军驻地。
毫无防备的东北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沈阳公署参谋长荣臻立刻打电话到北平，向正在养病的张学良请示：
“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催叫，看着周围一张张盼望的表情，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只要他一声令下，东三省的将士立刻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但是张学良却并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说出了另外一番话：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就这样，东北军万余名守军在五百多日军面前，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击，大部分奉命撤走，东北军北大营因此失守。
由于北大营的陷落，沈阳城基本失去了防御力量。第二天上午，沈阳失守，关东军司令部移至沈阳，而后日军对沈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屠杀。
随后日军继续扩大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短短4个月18天，东三省全部沦陷，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全国人民在一致指责张学良不抵抗行为的同时，也不禁怀疑张学良为何还会采取如此屈辱的方式，去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他究竟是不想抵抗，还是不能抵抗？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请示南京政府如何处理，得到复电“绝对不抵抗”。因此蒋介石才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张学良不过是代蒋受过。
当年张学良要想洗清自己，只要拿出南京政府的电报，立刻就能够自证清白，但张学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默默吞下了这颗苦果，多年来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直到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时，才说出了“九一八”事变时，他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相：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命令是我下的，只是我判断错了，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如果我知道当时日本人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日本不会大规模进攻呢？
首先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期，恰好是日本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时期。民政党上台之后，立即着手修复已经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并多次公开表示日本对东北没有野心。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令张学良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但他却忽视了日本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当时日本政治权力是由政府、天皇、军部和民间法西斯组织共同构建而成，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天皇、军部和民间法西斯组织联合策划谋取政府的执政地位。
九一八事变仅仅三个月，民政党政府宣布倒台。而张学良基于对日本政府的过度信赖，在九一八事变上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其次，除了对日本政局判断错误，张学良还对东北局势缺乏准确的认识。
自从1861年营口开埠后，东北地区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关注。甲午战争之后，日俄资本和东北农业相结合，开始建立起殖民地统治关系。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加强了以大豆为中心的流通统治。
这样，在东北形成了日本殖民者通过当地买办商人，盘剥当地农民的半殖民地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在政治上的投影，正是日本殖民机构和奉系军阀在东北的合作关系。
随着东北资源对日本经济的日益重要，武装解决东北问题，成为日本民间法西斯组织蛊惑日本民众的理论依据。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半殖民地的土著势力，成为殖民者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屡屡挑衅，在东北地区挑起小规模的冲突。而张学良一直以来，都将这种侵略举动，认为是日本为了获得在东北的更多利益。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仍没有意识到，奉系军阀已经成为日本东北的最大障碍，因此仍旧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任由日本侵略者肆意妄为。
最后，也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欧美列强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施压。
早在1928年，美国和法国推动60多个国家签订《非战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中国恰恰是这一公约最早的受益者。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在37国的联合调解下，俄国侵犯军队迅速撤出了中国境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效仿中东路事件的处理过程，第一时间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虽然三次向日方提出限期撤兵的决议，但均遭到日本代表的否决。
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受到损害，多次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并警告日本尽快撤兵。作为中国邻国的苏联，亦是更早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坚决支持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帮助的态度。
当时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四个国家，在道义上都站在了中国一边，也是张学良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就能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底气所在。
但是欧美列强也仅仅是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并没有实际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因为当时日本作为新兴的亚洲经济强国，是欧美在远东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旦涉及到实际行动，欧美列强就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受害国的死活全然不顾。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欧美列强的咄咄紧逼下，也只能采取“中立”的态度。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张学良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也只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做出了符合自己认知，却违背了历史客观的错误判断。九一八事变三年后，张学良也从当年的错误中幡然醒悟，他曾痛心疾首地说过：
“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此时的张学良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为要抗日必须与蒋介石合作。但在后来“围剿”红军的失败中，张学良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亲身感受到了红军的抗日行动，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
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张学良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思想上逐步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
但是，蒋介石却不这样想。在得知红军要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后，蒋介石立刻成立了西北“剿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对于这一次任命，张学良并没有推辞，带着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抗日形势的认识，张学良来到了西安，自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931年九 · 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晚年公开表示：我没有错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以巡视铁路为名，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
当晚，在距东北军驻地800米处，独立守备队炸毁了铁路，并将三名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污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守备队，大举进攻东北军驻地。
毫无防备的东北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沈阳公署参谋长荣臻立刻打电话到北平，向正在养病的张学良请示：
“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另一头的催叫，看着周围一张张盼望的表情，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只要他一声令下，东三省的将士立刻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但是张学良却并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说出了另外一番话：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就这样，东北军万余名守军在五百多日军面前，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击，大部分奉命撤走，东北军北大营因此失守。
由于北大营的陷落，沈阳城基本失去了防御力量。第二天上午，沈阳失守，关东军司令部移至沈阳，而后日军对沈阳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和屠杀。
随后日军继续扩大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开始，短短4个月18天，东三省全部沦陷，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全国人民在一致指责张学良不抵抗行为的同时，也不禁怀疑张学良为何还会采取如此屈辱的方式，去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他究竟是不想抵抗，还是不能抵抗？以至于当时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曾请示南京政府如何处理，得到复电“绝对不抵抗”。因此蒋介石才是“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张学良不过是代蒋受过。
当年张学良要想洗清自己，只要拿出南京政府的电报，立刻就能够自证清白，但张学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默默吞下了这颗苦果，多年来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直到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时，才说出了“九一八”事变时，他下达不抵抗命令的真相：
“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绝对不是的，命令是我下的，只是我判断错了，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如果我知道当时日本人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日本不会大规模进攻呢？
首先来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期，恰好是日本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时期。民政党上台之后，立即着手修复已经严重恶化的中日关系，并多次公开表示日本对东北没有野心。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令张学良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但他却忽视了日本权力结构的特殊性，当时日本政治权力是由政府、天皇、军部和民间法西斯组织共同构建而成，在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天皇、军部和民间法西斯组织联合策划谋取政府的执政地位。
九一八事变仅仅三个月，民政党政府宣布倒台。而张学良基于对日本政府的过度信赖，在九一八事变上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其次，除了对日本政局判断错误，张学良还对东北局势缺乏准确的认识。
自从1861年营口开埠后，东北地区就引起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关注。甲午战争之后，日俄资本和东北农业相结合，开始建立起殖民地统治关系。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加强了以大豆为中心的流通统治。
这样，在东北形成了日本殖民者通过当地买办商人，盘剥当地农民的半殖民地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在政治上的投影，正是日本殖民机构和奉系军阀在东北的合作关系。
随着东北资源对日本经济的日益重要，武装解决东北问题，成为日本民间法西斯组织蛊惑日本民众的理论依据。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刺激下，半殖民地的土著势力，成为殖民者最不可靠的合作伙伴。
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屡屡挑衅，在东北地区挑起小规模的冲突。而张学良一直以来，都将这种侵略举动，认为是日本为了获得在东北的更多利益。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前，面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仍没有意识到，奉系军阀已经成为日本东北的最大障碍，因此仍旧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任由日本侵略者肆意妄为。
最后，也是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欧美列强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施压。
早在1928年，美国和法国推动60多个国家签订《非战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只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而中国恰恰是这一公约最早的受益者。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在37国的联合调解下，俄国侵犯军队迅速撤出了中国境内。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效仿中东路事件的处理过程，第一时间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虽然三次向日方提出限期撤兵的决议，但均遭到日本代表的否决。
与此同时，美国也担心自己在东北的权益受到损害，多次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并警告日本尽快撤兵。作为中国邻国的苏联，亦是更早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坚决支持中国，并愿做一切必要帮助的态度。
当时世界上最有话语权的四个国家，在道义上都站在了中国一边，也是张学良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就能解决九一八事变的底气所在。
但是欧美列强也仅仅是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并没有实际的经济和军事制裁。因为当时日本作为新兴的亚洲经济强国，是欧美在远东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一旦涉及到实际行动，欧美列强就会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受害国的死活全然不顾。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欧美列强的咄咄紧逼下，也只能采取“中立”的态度。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张学良在这种突发事件面前，也只是基于自己的主观认识，做出了符合自己认知，却违背了历史客观的错误判断。九一八事变三年后，张学良也从当年的错误中幡然醒悟，他曾痛心疾首地说过：
“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此时的张学良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认为要抗日必须与蒋介石合作。但在后来“围剿”红军的失败中，张学良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亲身感受到了红军的抗日行动，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
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张学良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思想上逐步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
但是，蒋介石却不这样想。在得知红军要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后，蒋介石立刻成立了西北“剿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
对于这一次任命，张学良并没有推辞，带着对共产党的认识，以及对抗日形势的认识，张学良来到了西安，自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1955年授衔，开国上将有三人年龄在40岁以下，他们都是谁？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后，共有57位高级将领先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其中1955年9月27日授予萧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等55人上将军衔，1956年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1958年授予李聚奎上将军衔。这57人也称为开国上将。
有三人授衔时年龄在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是开国上将中最年轻的，那么他们都是谁呢？
萧华上将1955年9月27日，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1916年1月21日出生，授衔时39岁，是最年轻的开国上将，时任总政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萧华是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人，他1930年参加红军，当年就担任红4军特务营3连政委（14岁），1931年任特务营政委（15岁），1932年任红10师30政委（16岁），1933年任红15师（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7岁）。红军长征期间，萧华历任红2师政治委员、红1师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1大队（队长杨得志）政委等职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萧华历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副主任、115师343旅政治委员（旅长陈光）、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员、115师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萧华历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萧华历任总政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1985年8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70岁。
从萧华的履历可以看出，虽然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可是若论资历不少上将都是不如他的，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是司令员和政委一肩挑，韩先楚曾说过：“萧华文武兼备，军政兼优。论武，他有统军之才，当过纵队司令、军区司令；论文，他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从红军的青年部长一直到我军的政治部主任；论才，他能诗善文，《长征组歌》早已家喻户晓。”
刘震上将1955年9月27日，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1915年3月3日，授衔时40岁，时任空军副司令员。
刘震是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人，他1930年加入家乡的赤卫队，1931年随赤卫队一部编入红军，此后历任红军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红73师政委等职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震历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688团政委、第344旅独立团团长、八路军第2纵队第344旅旅长、新四军第4师第10旅旅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刘震历任吉江军区司令员、第2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刘震历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务，1992年8月20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
刘震是我军的一员虎将，他指挥的2纵是东北野战军中歼敌数量最多的一个纵队，只要有大仗恶仗基本是少不了二纵的。1948年11月，二纵改编为第39军，39军在之后的天津攻坚战中，第一个攻破天津城防进入市区，随后南下连续作战一直打到广西的镇南关，39军是我军的王牌军之一。而在抗美援朝中，刘震指挥志愿军空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刘震21岁担任师政委，30岁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戎马一生，相对于赫赫的战功，他的知名度确实相对有点低。
陈锡联上将1955年9月27日，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1915年1月4日，授衔时40岁，时任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和刘震是同一年的人，但是大生月。
陈锡联是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他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连指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红4军红10师副师长、红11师政治委员、红10师师长等职务。陈锡联任红11师政委和红10师师长的时候20岁，是红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师政委，当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普遍年轻，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31岁，而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当时也都只有二十多岁，其他像王宏坤、李先念、陈海松也都二十多岁。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锡联历任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团长（该团由红10师改编）、385旅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3分区司令员等职务。
解放战争期间，陈锡联历任第3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司令员、川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历任炮兵司令员、炮兵学院院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副总理等职务，1999年6月10日因病逝世，享年85岁。
陈锡联20岁任红军师政委和师长，22岁任八路军主力团团长，23岁任八路军旅长，30岁任纵队司令员（是当时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35岁任炮兵司令员，他是我军当时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
结语开国上将中，排第一的萧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排名第二的李达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而后面的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9位上将当时都是副参谋总长，而参谋总长粟裕和另外一个副参谋总长陈赓都是大将，所以开国上将的授衔次序主要参考的还是时任职务，当然次序并不重要，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