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多少岁了2023(1997年多少岁)

1997年，家境富裕的邓永祥临终前对儿子邓兆尊说：...

1997年，家境富裕的邓永祥临终前对儿子邓兆尊说：“你以后应该当败家子，花你的钱。”直到多年以后，邓兆尊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

邓永祥原名巴斐特玛，1916年出生于广东一个普通家庭。母亲从小就支持邓永祥学习戏曲。 17岁时，邓永祥在上海结识了京剧大师，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自己的歌曲命名为“辛马调”。

后来邓永祥学业有成，参演了许多电影和录音，逐渐成名。 1960年，邓永祥44岁，创办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他通过表演和拍戏积累了数亿财富。

有钱人的身边往往都是美女。邓永祥一生有四位妻子，最后一位是洪金梅。洪金梅从小就幻想着嫁给富豪。他在歌舞厅遇到了很多有钱人，但他更期待遇到一条真正的大鱼。

）

1943年，43岁的邓永祥第一次见到18岁的舞蹈家洪金梅。洪金梅出身贫寒，一心想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假装自己拥有纤细的腰肢，以迎合邓永祥的喜好，最终随意嫁给了邓永祥。

洪金梅与邓永祥结婚后，不喜欢她，因为他看不起邓永祥的年龄，想等邓永祥早点死，以便独占他的钱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洪金梅生了四个孩子，其中邓兆尊是长子。然而，洪金梅并没有给予这四个孩子足够的母爱。他经常对他们失去耐心，并采取严格的教养方式，使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邓永祥更加亲近。

）

1981年，65岁的邓永祥彻底退休。 1997年，81岁的邓永祥突然中风住院。洪金梅从未探望过他一次，甚至希望他快点死去。

洪金梅在病重期间，为了获得额外的遗产，未经邓永祥同意，变卖了邓永祥名下的房产和珠宝，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邓永祥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扬言要与洪金梅离婚，并将永祥楼股份的权益转让给四个孩子。

邓永祥知道洪金梅绝不会投降。他知道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保护他的财产，那就是让邓兆尊成为败家子。因此，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刻，他大声而有力地对邓兆尊说：你一定是败家子。明智地花钱。

这个指示深深地迷惑了邓兆尊。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问他。

邓永祥去世后，邓兆尊按照遗嘱继承了42亿财富和数项财产。然而，洪金梅没有继承到遗产。一怒之下，他将四个孩子告上法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遗产争夺战。在此期间，邓兆尊逐渐观察到了母亲的真面目。他惊讶地发现他的母亲为了争夺遗产会不择手段。邓兆尊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疑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

在漫长的争夺财产的岁月里，邓兆尊拥有了父亲留下的巨额财富，决定过上奢侈挥霍的生活。他交往了三个女朋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裂痕。

他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也许他的父亲要求他保护他免受母亲的剥夺，或者他希望逃脱母亲的病态控制。然而，邓兆尊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富裕生活的复杂性和曲折让邓兆尊疲惫不堪。他发现，不只是孩子们在争夺遗产，母子俩也参与了这场争斗。富家子弟在虚荣与财富之间挣扎，过得痛苦不堪。

对于邓兆尊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就像一片无底的海洋，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母子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展开的斗争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心碎。

（注：本文素材取自网络，本文以弘扬正能量为目的，不含不良引导。若描述中有不当内容，请联系作者，作者将修改或尽快删除。）

#京剧界争议# #经典的京剧片段#

1997年，家境富裕的邓永祥临终前对儿子邓兆尊说：...

1997年，家境富裕的邓永祥临终前对儿子邓兆尊说：“你以后应该当败家子，花你的钱。”直到多年以后，邓兆尊才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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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永祥原名巴斐特玛，1916年出生于广东一个普通家庭。母亲从小就支持邓永祥学习戏曲。 17岁时，邓永祥在上海结识了京剧大师，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自己的歌曲命名为“辛马调”。

后来邓永祥学业有成，参演了许多电影和录音，逐渐成名。 1960年，邓永祥44岁，创办了自己的唱片公司。他通过表演和拍戏积累了数亿财富。

有钱人的身边往往都是美女。邓永祥一生有四位妻子，最后一位是洪金梅。洪金梅从小就幻想着嫁给富豪。他在歌舞厅遇到了很多有钱人，但他更期待遇到一条真正的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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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43岁的邓永祥第一次见到18岁的舞蹈家洪金梅。洪金梅出身贫寒，一心想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假装自己拥有纤细的腰肢，以迎合邓永祥的喜好，最终随意嫁给了邓永祥。

洪金梅与邓永祥结婚后，不喜欢她，因为他看不起邓永祥的年龄，想等邓永祥早点死，以便独占他的钱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洪金梅生了四个孩子，其中邓兆尊是长子。然而，洪金梅并没有给予这四个孩子足够的母爱。他经常对他们失去耐心，并采取严格的教养方式，使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邓永祥更加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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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5岁的邓永祥彻底退休。 1997年，81岁的邓永祥突然中风住院。洪金梅从未探望过他一次，甚至希望他快点死去。

洪金梅在病重期间，为了获得额外的遗产，未经邓永祥同意，变卖了邓永祥名下的房产和珠宝，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邓永祥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扬言要与洪金梅离婚，并将永祥楼股份的权益转让给四个孩子。

邓永祥知道洪金梅绝不会投降。他知道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保护他的财产，那就是让邓兆尊成为败家子。因此，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刻，他大声而有力地对邓兆尊说：你一定是败家子。明智地花钱。

这个指示深深地迷惑了邓兆尊。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问他。

邓永祥去世后，邓兆尊按照遗嘱继承了42亿财富和数项财产。然而，洪金梅没有继承到遗产。一怒之下，他将四个孩子告上法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遗产争夺战。在此期间，邓兆尊逐渐观察到了母亲的真面目。他惊讶地发现他的母亲为了争夺遗产会不择手段。邓兆尊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疑惑，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

在漫长的争夺财产的岁月里，邓兆尊拥有了父亲留下的巨额财富，决定过上奢侈挥霍的生活。他交往了三个女朋友，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裂痕。

他记得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并试图理解其中的含义。也许他的父亲要求他保护他免受母亲的剥夺，或者他希望逃脱母亲的病态控制。然而，邓兆尊发现自己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富裕生活的复杂性和曲折让邓兆尊疲惫不堪。他发现，不只是孩子们在争夺遗产，母子俩也参与了这场争斗。富家子弟在虚荣与财富之间挣扎，过得痛苦不堪。

对于邓兆尊来说，富裕家庭的生活就像一片无底的海洋，充满了复杂性和挑战。母子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展开的斗争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人心碎。

（注：本文素材取自网络，本文以弘扬正能量为目的，不含不良引导。若描述中有不当内容，请联系作者，作者将修改或尽快删除。）

#京剧界争议# #经典的京剧片段#

1973-2023，“香港小姐”何处去

1977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朱玲玲获得冠军（左三），吕瑞容（左二）和余绮霞（左四）分获亚季军（视觉中国/图）

2023年6月10日，由TVB（香港无线电视）主办的第51届香港小姐竞选第一轮面试举行。2023年初，香港与内地全面恢复通关，被新冠疫情阻隔的交流终得恢复。这是通关之后的第一届香港小姐竞选，89位候选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内地的面孔。经过两轮面试，剩下26位参选者进入“终极面试”的录制，其中近半数来自内地。对此，香港媒体的报道标题是《过江来港挑战港女竞逐后冠》。

2023年竞选香港小姐有两个硬性要求：17-27岁未婚未育女性；持有香港身份证——永居身份或非永居身份。因此，从小在内地生活但是有港籍，或者来港读书工作的港漂都有机会参选“港姐”。

TVB香港小姐节目组的工作人员Grace告诉我，之前也有不少内地女孩来参选，2011年的选手朱晨丽就是以内地人身份在香港读书，报名参选后夺冠。2023年的89名第一轮候选者从一千多份报名申请中选出，“全面恢复通关之后两地通行方便了很多，今年内地参选人确实比例更高。”据她观察，有一些内地的候选人本身就是博主或网红，参选香港小姐成了一种“打卡”方式。“她们把参选港姐当作吸引流量的途径。”

网名33的选手便是其中之一，她将海选过程拍成vlog上传至社交平台，吐槽海选等待时间太长（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空调太冷、没吃没喝。该视频被多家香港媒体转载。在她参与第二轮海选面试时，面试官对照视频内容向她逐一解释，让她“有什么不好的告诉工作人员”。33未能进入终极面试，但她将参选香港小姐的经历制作成9条vlog发布出来，转评赞数据在她的社交账号内表现良好。有网友评论她“蹭热点”，她回答：“对啊，没错，我就是要蹭热点。做自媒体的，摆在我面前的香港小姐这个热点，我不追吗？”

进入决赛的选手王怡然也是一位博主，她在第一轮海选后就将心路历程制作成视频上传，收到了8500个赞。

部分参选博主在社交平台上上传的相关视频、图文帖，客观上为本届香港小姐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TVB助理总经理乐易玲此前接受采访时称，不会把“港姐”门槛设定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首轮面试不会设置门槛，最重要是漂不漂亮。”

“终极面试”播出，内地选手年龄多在22岁左右，粤语不流利，成长阶段也不完全在香港。2002年1月1日起，内地“香港游”配额限制正式取消，涌现出“港生一代”——父母来自内地，自2001年以后在香港出生的孩子自动获得港人身份，香港学者称之为“TYPE II Babies”。据《南都周刊》报道，2001年至2008年，“港生一代”从620人增至25000人。

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数据，2008年，香港入境处发出的内地学生签证为6288份，此后不断增加，至2019年已经破3万份，2021年达到37807份。2022年，香港大学发言人表示，收到超过15000名内地生以高考和其他考试成绩申请报读港大，人数较上年显著上升。香港岭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内地高考生报名人数分别增加六成及五成。

随着“港生一代”进入参选年龄，及赴港读书的内地学生逐渐增多，新冠疫情之后，内地女孩在香港小姐竞选中更频繁的亮相也得到了合理解释。

7月23日，本届香港小姐选手开始为期4天的大湾区宣传活动，参观大湾区多地特色建筑，品味当地美食，以便更好地了解大湾区文化。同时，选手们分批接受了多家大湾区媒体的访问。

此外，为加强香港小姐在内地的宣传力度，TVB在其内地官方App“埋堆堆”中设置了本届香港小姐专栏，内有最新且独家的相关内容。同时，TVB还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了投票通道。

本届香港小姐竞选在赛制上也进行了创新，用“终极面试”环节代替曾经的“准决赛”，通过“终极面试”的18位选手（后有两位退赛）将会出现在8月27日的决赛舞台上，角逐香港小姐桂冠。比赛期间循例有超过一个月的宣传活动和相关培训，TVB首次尝试以真人秀形式记录选手的日程，将化妆培训、仪态培训、外拍都做成真人秀，除此之外，还把才华展示做成卡段，对会见传媒、泳装秀等进行直播。

1979年，郑文雅 （中） 获得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她也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奖杯的设计原型 （视觉中国/图）

香港小姐有到外地拍摄外景的传统，但近年因为新冠疫情，被迫留港取景。2022年原计划重启外出拍摄，最后却因为当地疫情升温而被迫改到香港愉景湾拍摄。本届的外景地为越南。Grace说：“前几年可能因为疫情，经济受到影响，但是今年你如果看到节目最后，会发现赞助商明显变多了。”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最能代表香港的，不是尖沙咀的钟楼，不是太平山的老衬亭，不是海洋公园，也不是大富豪夜总会，而是香港小姐。

迈向第51年的“香港小姐”，在疫情后的“天时”和大湾区发展的“地利”中，吸引到了较从前更优质的面孔，似乎也迎来了“人和”。种种迹象表明，香港小姐走到了一个新起点。

若将时间线拉长，在香港小姐竞选的历史上，几个重要节点都带有类似的气息。

1946年，香港刚从二战的疮痍中走出来，百废待兴。当时报载：“随着和平的光临，人们很需要找寻些趣味、轻松，或者是罗曼斯的气氛来调剂一下战争几年来紧张惯了的神经。”为了让人们尽快摆脱战争的阴影，当年6月23日，香港业余泳团和英空军俱乐部联合举办国际慈善公开泳赛，在丽池花园首次进行选美。要求参与者年龄在16-60岁，有泳衣。报名117人，最后出场竞选的只有11人，有的来自舞厅、风月场。竞选者穿着泳衣、白鞋，在跳水台的跳板上来回走三次，由评判打分。李兰获得冠军，成为第一位“香港小姐”。比赛吸引了大量市民围观。

此后直至1973年，香港小姐的选举不定期，由不同的主办单位零零散散“糊涂”了10届。这一时期，这个比赛像当时人们的生活一样在战乱后起身，在飘摇中存续。

1972年，TVB投入超常的人力、财力，成立“香港小姐”筹备小组，苦心准备一年，于1973年6月24日举办了由TVB主办的第一届香港小姐选举，“美貌与智慧并重”成为竞选口号。

参赛者参加竞选，接受礼仪、化妆技巧、舞台等专业训练，电视台大力投入资源加强节目效果，最后比赛通过直播的形式呈现在观众眼前，使香港小姐的形象更深入人心。TVB接手后，香港小姐竞选得到不少赞助商支持，比赛规模更大，也为TVB带来庞大的经济收益。“香港小姐选举成为固定时间、固定主办方的香港选美活动。”

TVB接手举办香港小姐竞选同一年，为了刺激经济，香港政府宣布解除外汇管制，并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先后推出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建立商品期货市场、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等举措，在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的人均GDP从1970年的不到1000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5600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位列亚洲四小龙之一。

香港小姐选举立于时代潮头，迎来了繁盛期。

1982年，赵雅芝主演电视剧《福星高照》。1973年，她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第四名 （视觉中国/图）

1983年度香港小姐竞选亚军张曼玉 （视觉中国/图）

据《香港01》报道，2023年香港小姐后冠将以钻石镶嵌、红宝石点缀，三甲的后冠总价值300万港币。时隔三年，后冠价值再次突破百万。2019年，为香港小姐制作后冠多年的珠宝公司取消了赞助，高额后冠成为历史。

1995年，香港小姐竞选第一次获得相关赞助，冠军杨婉仪的后冠由18K白金及1197粒南非钻石制成。此后后冠价值一路水涨船高，2015年、2016年达到顶峰。据香港媒体报道，2015年冠军麦明诗的钻石后冠价值超过428万港币，每个后冠都镶有30卡、约880粒钻石。

1946年、1947年、1948年的香港小姐比赛只是给冠军颁发一个银质奖杯，1952年始设后冠加冕仪式，当年冠军但茱迪头上的冠冕造型融合了举办年份“1952”和香港小姐的英文“Miss Hong Kong”等元素。早年香港小姐后冠多以玻璃代替钻石并采用电镀和抛光制作，1985年冠军谢宁于2022年11月接受访问，称自己的后冠是玻璃制造，放久了会变色，跌地上会摔烂。

1990香港小姐竞选冠军袁咏仪 （视觉中国/图）

香港小姐的奖品不只是后冠、权杖、披风和缎带，1946年冠军李兰获得了一个银杯、一块手表和一批化妆品。1973年第一届TVB主办的香港小姐选举，冠军能获得1万元奖金和与TVB一年的艺员合约，还有机会代表香港参加国际各项选美活动。1986年，香港小姐的奖品总值增至100万港币，包括珠宝、汽车、现金以及新增设的旅游项目花销等。30名以内的选手，可获得3000元以上的钻石配饰。1988年，有“最美港姐”之称的李嘉欣获得冠军，这一年决赛的奖品包括现金1.5万元，服装津贴2万元，洋房一层50万元，价值40.3万元的跑车一辆，价值3.5万元的双人豪华游等，还有各机构送的奖品，如旅游日本来回机票、电视机、摄影器材、参茸、家具、皮具等。

对一些家境不好的参选者来说，这是她们参加比赛的一大动力。后来为大众熟知的演员钟楚红、蔡少芬当初参加比赛都为了补贴家用。

1998年，邱淑贞主演的电影《越快乐，越堕落》在柏林电影节摘得阿弗雷鲍尔奖。她在1987年参选香港小姐，因被指整容而退选 （视觉中国/图）

几年前，我采访演员袁咏仪时，她回忆幼时幻想最多的画面便是夺得香港小姐冠军。她会拉上妹妹一起玩角色扮演，自己拿着港姐权杖，绕场一周。十六七岁时，她得到机会做演员袁洁莹的替身，在片场发现做演员很痛苦，即便成为港姐进入演艺圈，一样被骂。“哇噻，除了父母谁敢骂我。我不要当港姐，也不要拍戏。”她再度燃起对香港小姐的兴趣，仅仅因为那年参赛可以免费去加拿大拍外景。

比起这些看得见的奖品，成为香港小姐之后，生活更像受到了命运的提点，由它的翻云覆雨手一番拨弄，彻底变更原有轨道。

1975年的香港小姐冠军张玛莉形容：“获选港姐是机会的钥匙。”她身世坎坷，9岁时父母离异，自己一度流落街头，后被送到保良局，在孤儿院长大。中学毕业后，她一边谋生一边求学，成功进入圣心学校攻读商科，曾在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23岁那年，她报名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力求“证实保良局收养的儿童不会比正常家庭的人逊色”。当选冠军后，她出演过影视剧，后与香港天文台博士李忠琛（李小龙的哥哥）结婚，淡出娱乐圈，分别于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进修工商行政管理和文艺，拜师学习绘画，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散文集……1988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77年香港小姐冠军朱玲玲于当选次年与霍英东之子霍震霆成婚，诞下三子，老大霍启刚后来迎娶了跳水运动员郭晶晶，以至于现在大众对朱玲玲的认知是“郭晶晶的婆婆”。

与张玛莉、朱玲玲当选港姐后的“锦上添花”不同，一些港姐直接“逆天改命”。李兰出生于贫困人家，原本是一个酒店女招待。香港小姐冠军的身份助她进入演艺圈，出演了香港抗战后首部电影《情焰》和香港首部黄飞鸿电影《黄飞鸿鞭风灭烛》。不久后，她嫁给一位游乐场经理，结束短暂的演员生涯，过上安定平稳的生活。

1947年香港小姐冠军吴丹凤与中英影片公司签约，出演电影《豪门春色》。她本是商人区锡元的继室，常被家暴。成为港姐后，吴丹凤与区锡元协商离婚，后嫁给香港钟表大王伦天乐，息影过上新生活。

TVB主办香港小姐竞选后，获选港姐有机会与TVB签署艺员合约，也可进入演艺圈。钟楚红、邱淑贞、张曼玉、邝美云、蔡少芬、袁咏仪等人皆是如此。张曼玉至今仍是华语电影女演员的巅峰代表，袁咏仪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第一位“连庄影后”，钟楚红、邱淑贞则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重要面孔，蔡少芬是TVB最年轻的“视后”，至今仍活跃在大众视野中。

香港小姐能获得如此多的机会不仅靠一顶后冠。1973年，TVB对香港小姐比赛报名者有严格规定：年龄17-25岁，未婚，必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五官端正、身材健美、身高适中、仪态大方；谈吐、口才、性格、妆饰、幽默感必须有上佳表现。此规定一出，杜绝了早前香港小姐选举中的种种乱象，从源头把控了港姐的整体素质。

香港小姐冠军于当选一年内作为香港的亲善大使，于世界各地宣传香港；获得名次的港姐有机会代表香港参与国际性选美比赛（即环球小姐、世界小姐、国际小姐等）。这让评审对港姐的评选更加慎重。1973-1975三届香港小姐冠军孙泳恩、张文瑛、张玛莉都不属于艳光四射的类型，而是成熟稳重，端庄优雅。她们合力扭转了此前大众对港姐的“富豪选妃”印象，让港姐选举告别了上流社会消遣的刻板印象，成为走向大众、进入民众生活的赛事。

1976年香港小姐竞选时，TVB打出口号：“港姐竞选，目的在于选出一位才貌双全、能真正代表香港美丽与文化的少女，提升海外人士对香港的印象。”由此，港姐的地位更加拔高，香港小姐真正成为香港的一大城市名片。公众对港姐的新看法渐渐形成：“港姐”等于大方、得体、斯文、有教养，是一个“圣洁无瑕”的形象。

与此同时，形象冲突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和民众声讨的痛点，每年香港小姐竞选期间，关于选手的“黑历史”便常见诸媒体。评判外表是基本操作，用词刻薄，“颜值太潦草”“以航空母舰身形参赛”“下巴尖到可以从荃湾线插到港岛线（香港地铁线路）”……一些媒体恨不得往上扒出祖宗三代。Grace曾思考如果自己没有超龄是否会参选，答案是不会。“要承受的压力真的太大，每一年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闻。只能说参选的人心理素质都很强。”

1988年，李嘉欣获得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她也被誉为“最美港姐” （视觉中国/图）

蔡少芬告诉我，1991年赢得香港小姐竞选季军之初，她负面新闻缠身。“很多人觉得17岁参选香港小姐，不就是贪慕虚荣吗？我身上有很多标签，但都是不好的。”加上她在第一部戏里饰演的角色杀了郭富城饰演的角色，第二部戏里杀了洪欣饰演的角色，第三部戏里杀了黎姿那个角色全家，有一次她走在街上，一位父亲指着她对儿子说“这就是齐雪儿（蔡少芬在《天伦》中的角色名）”，正当她很开心，觉得终于有人认识自己时，父亲接着说：“你不要喜欢她，她很贱的！”

1987年，王祖贤、甄妮、邓光荣主演的电影《香港小姐写真》上映，王祖贤饰演的香港小姐冠军李倩蓓当选后，一面从事演艺工作一面充当外地富豪的应召女郎，赚取外快。一次在新加坡接客后，她偶遇公干的香港已婚富商梁子威（邓光荣饰）。二人发生了一段故事。电影以香港小姐冠军充当上流社会的应召女郎、第三者为题材，以“大爆内幕”作为噱头，特意在1987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期间上映，片中的选美比赛名称与现实中的香港小姐竞选完全相同，颁奖礼的背景音乐亦极为相似。影片开头声明：“本片故事 全属虚构 如有雷同 实属不幸。”该片上映后备受争议，被TVB拒绝播放。

1981年香港小姐亚军钱慧仪回忆，当选之后，全香港的人都认识她。“我毫无畏惧地、万分高兴地去接受那些羡慕、赞叹和注视，满足一切举起纸笔要求签名的人们。那种兴奋，就像踏上一条通往童话国的康庄大道。不知怎的，绚烂随着日子而淡化，真怕这样一个不着实际的‘荣耀’，会像天上幻化的彩虹，淹没得那么快……好多人以为，做了香港小姐，荣华富贵集于一身，飞上枝头做凤凰，呼得风来唤得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错了，错了……”那时的钱慧仪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她再出现在媒体上，是因为与丈夫的婚姻纠纷，报道题目是《富豪丈夫出轨25岁嫩模，港姐钱慧仪官宣离婚，除子女外无人可依》。

1993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莫可欣 （右） 与1992年度世界小姐朱莉亚·克罗兹基娜在香港TVB清水湾电视城 （视觉中国/图）

1978年香港小姐亚军连惠玲当选后拒绝进入演艺圈，希望照旧从事此前的行政秘书工作，但是找工作时连连碰壁。“当选香港小姐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反而给我的事业增添了不少麻烦。那些实实在在的老板，只希望聘请一位能干的职员，对拥有‘香港小姐’名衔的应征者存有戒心。另外，当过‘港姐’，大家眼睛都盯着，必须格外努力工作，突出自己，一来不失香港小姐的身份，二来要消除上司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怀疑。心理压力甚大。”

2004年，梁咏琪与香港小姐候选佳丽在非洲肯尼亚拍摄外景 （视觉中国/图）

欲戴后冠，必承其重。香港小姐的名头是荣誉也是枷锁。参选香港小姐、获得名次（尤其是冠军）则意味着，在参选期间和当选后要应对媒体的长枪短炮和掘地三尺，还将长久接受民众的审视和道德审判。痛苦隐没于个体的生命中，成为香港小姐荣耀的暗面。

几年前，我在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间隙见到了赵雅芝，她已年过60，许久未在内地露面。采访中，她几乎没换过坐姿：双腿微微斜曲，脚跟恰好靠着沙发边缘，双手搭在腿部，有限的动作仅仅是左右手轮换。讲到开心处，笑不露齿，声音很轻，但字句清晰。伴随赵雅芝最多的词是“美”，随着她年龄增长，“美”升级为“优雅”。她身上带着浓烈的传统痕迹，得体、有分寸，让我一度以为那是她参选港姐时训练的遗存，因为我见到港姐出身的袁咏仪、蔡少芬、佘诗曼时，也有同样的感觉。

自1973年TVB第一届香港小姐竞选开始，入选者就需要经过一个月以上的严格训练，学习仪态、化妆，进行各项排练。过去，这些训练内容不为人知，仅以决赛时参选者的汇报演出呈现在观众面前。直到2023年香港小姐真人秀中，相关内容才一定程度曝光。

在化妆课中，连续十年担任港姐化妆导师的雷淑贤一对一指导，指出每一位选手的面部特征和适宜妆容，她直言一位选手更适合化淡妆，浓妆看起来“像人妖”。模特陈嘉容是台步训练导师，她让一位选手一直走台步，“走到我满意为止。”

更多的训练日常无法被看到。Grace回忆，参选者一个星期有五六天都在训练，除了学习基本的仪态、台步、化妆，还有唱歌、跳舞等专业训练。TVB会给每一位选手个人面貌方面的建议，“具体到你要脱毛。”Grace说，“做了很多年了，知道怎么样让一个女生更好看。”

“不是说TVB建立了美的标准，而是一些基本的礼仪已经在那里了，高跟鞋要怎么穿，脚的重心怎么放，西餐怎么吃……这些都有一套既定的规则，是常识，但普通的女生不一定知道。日后如果出席这些场合，会用上。对很多女孩来讲，等于上了很多课，见识了一个没有接触过的世界。”Grace说。

2007年，候选佳丽在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中表演 （视觉中国/图）

香港小姐竞选更像是制造美丽的活动。以本届为例，第一轮面试前几天，参选者才收到邀请函告知入选。邀请函中写明入选者自备高跟鞋和多套衣服，包括正装、泳衣、瑜伽服等，由于场馆不提供食物且冷气充足，也需要自备保暖衣服。

面试当日，提着大包小包行李的89名入选者一下车便会被记者对着狂拍，追问姓名。进入TVB后依旧会被镁光灯包围，几十个记者围成一个半圈，等待每个入选者走到布景板前面的定位点正式亮相。

入选后，几乎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会有记者跟着。一位前参选者回忆，当时有媒体问她：“我发现你长得像汤唯，那现在让你拍裸戏你愿意吗？”她被问懵。事后报道说她“看不起汤唯，不拍戏”。

但经过培训，入选者再面对类似的状况将会游刃有余。

2000年，有记者跟着香港小姐到三亚拍外景，他形容“记者已经吃不消换了几班，而港姐只有一人体力不支晕倒”。当时三亚气温高过40℃，带着全妆的入选者要在滚烫的瓷砖上表演体操，保持姿势任由拍摄。当然，此时的姿势已经过一对一的专门设计和培训，掩盖了瑕疵，呈现出最美丽的角度。她们也已经学会了24小时保持对镜头的敏感，脸上常挂着笑容。拍摄期间不能随便抹汗，只能略微吸干。前一站澳大利亚外拍时，她们经过了地狱式训练，从高处跃入大海，横过沙漠，每天只能休息三个小时。

被问及是否辛苦，她们个个大摇其头。回答问题也像背过标准答案，健康之道一定是吃水果、多喝水，坚持运动和用赞助商的保健品。梦想虽不是千篇一律的世界和平，但总不离真善美。记者形容她们“仪态万方”。

经过带着相同目的又有针对性的培训之后，香港小姐的入选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真正决定她们比赛命运的，终于落到那句竞选口号上——美貌与智慧。

香港小姐历史上，“纯天然”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1987年，邱淑贞是冠军大热门，但决赛前被曝出“下巴曾整容”。尽管她澄清是因为一年前从楼梯跌下，下巴受伤做过矫正手术，未动刀，但媒体没有停止口诛笔伐。邱淑贞愤而退赛，止步12强。决赛时她坐在观众席上全程微笑，直到结束——幸好，就邱淑贞日后取得的成就来看，她也是那一届港姐笑到最后的人。

1988年，香港小姐竞选舞台上出现了号称“最美港姐”的冠军李嘉欣。向来嘴毒的香港媒体不吝赞美，称她的美“石破天惊”，说她“持靓行凶”。当时香港有一句流行语：“最富不过李嘉诚，最美不过李嘉欣。”三十多年过去了，香港最富依然是李嘉诚，最美港姐还是李嘉欣。

进入21世纪，香港小姐中已经很少有被众口一词称赞的大美人了。每年港姐决赛时，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港姐都会被“忆往昔”一番，后来的港姐只能在今昔对比中被奚落、嘲讽。留心港姐竞选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2000年以后，不知道多少入选者被冠上“最丑港姐”的名头。但其实这也怪不得港姐，内地的娱乐圈同样常常陷入对过往的回忆中，日本、欧美的当红明星，也常年被人说“不复从前的辨识度”。

1993年，莫可欣爆冷打败大热选手郭可盈夺冠。她的容貌不算世俗意义上的“美”（或许是为了符合这一年的竞选主题“冲破局限，不再平凡，纯美的突破”？），媒体称当时力挺她夺冠的评委之一是成龙，因为很欣赏她“读了很多书”。事后，莫可欣一度被观众称为“最丑港姐”。她的不受待见还表现在，TVB老板邵逸夫在原定由应届港姐冠军陪伴的场合，改换其他女艺员陪同。关于她的流言有许多，几年后，专栏作家调侃她“坏了风水”。因为从1993年开始，港姐竞选似乎走上了下坡路，往后还能被大众叫出名字的只剩1997年的季军佘诗曼。

2022年度香港小姐竞选，林钰洧获得冠军 （视觉中国/图）

究其原因，还是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关。香港经济下行，娱乐行业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香港小姐最有可能的“去处”，曾经年均产出两百部作品的香港电影行业到1997年产力已不足百部。1980年代港片主要依靠的台湾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因港片泡沫化对其兴趣大减，加上好莱坞电影全面进入，香港电影逐渐失去了最大的外埠市场。香港电影圈的人都在等工开，有的工作人员白天在公司守着，下了班去开出租车补贴家用。旧港姐尚未站稳脚跟，新港姐更是片约寥寥。上升通道越来越窄，TVB电视剧几乎成为她们的唯一出路——还不一定是主角。

在香港小姐参选者的履历中，最直观与智慧挂钩的是学历。1986年李美珊、1989年陈法蓉、1991年郭蔼明的出现，让评委们格外兴奋。李美珊是美国纽约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懂13种语言，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陈法蓉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服装设计专业，评委赞她“学识方面、答题（颇具）理想色彩、文化水准较高，时事知识甚是丰富”。郭蔼明打破了港姐的学历纪录，她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士生，回香港度假时，一时兴起参加港姐比赛，斩获冠军（季军是蔡少芬）。进入21世纪后，学历高的港姐越来越多，不乏来自剑桥大学等世界名校的参选者。

观众能直接感受到的“智慧”简化为智力问答和表演出状况时的“执生”（粤语，指在事前没有准备或临时有变时，要懂得灵活应对。原是戏行术语。因为戏班都是现场演出，如果遇到临场突变，只能靠演员临场应变。“执”是“把持”，“生”是“生机”）。1990年梁小冰在表演舞蹈时，不慎将手中的帽子滑落，她不慌不忙，就地横卧，在帽子旁摆了一个造型作结束。1982年香港小姐决赛，选手梁韵蕊被问及“如果能选一位历史人物做男友，你会选择谁”时，她回答：“希特勒”，“我希望用我的才能，让他不要去侵略别的国家。”赢得全场的掌声。

这样的“执生”，在美貌势均力敌时成为决一胜负的关键。梁小冰在决赛前的观众投票中三甲不入，直到帽子舞一幕出现，才超过比她高分的选手，成为当年季军。梁韵蕊则以黑马之姿成为当年冠军。纵观港姐决赛，智慧的标准可简单概括为：有急智是锦上添花，回答平平也可及格，但表现失常则会大热倒灶——回答问题时紧张到结巴的赵雅芝便是一例。

但相比于一眼便知、各花入各眼的“美丽”，智慧则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来印证。这让港姐的比拼延伸至赛后，也许她们可以顶着端庄、优雅、矜持一年顺顺利利，也可以一生保存后冠，但一世顺遂则要经受更多考验。正如1989年的香港小姐冠军陈法蓉所言：“我今次虽略胜一筹，但不代表一生中都是我赢。一次选美不代表什么。”

从出道起，香港小姐的每一次亮相、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需要的“智慧”更接近一种人生的智慧，在人生的马拉松里，大浪淘沙后在观众心中留名的港姐，大多具有相同的气质：专注、努力、人生目标清晰……

1979年，钟楚红参加香港小姐竞选，因为不会穿高跟鞋导致现场失误，三甲不入。赛后，她得到演员刘松仁的赏识，出演古装片《碧水寒山夺命金》的女主角，这是杜琪峰导演的处女作，也是钟楚红影史留名的开始。1981年，她靠担任许鞍华导演的《胡越的故事》女主角成名，此后接连出演《秋天的童话》《刀马旦》《八星报喜》等叫好叫座的电影。

2023年8月22日，2023年度香港小姐候选佳丽16强合影 （视觉中国/图）

最初，她被质疑是花瓶，为此她不停接戏，最忙时，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休息。和刘德华拍《猎鹰行动》时，玻璃扎进她的后颈，血往外冒，工作人员要送她去医院，她坚持要拍完那个镜头才收工。

她的努力让她的美貌被更多人看见，她渐渐成为香港最受观众欢迎的女明星之一，片酬一直位居香港女明星前列。那时，香港流传另一句话：再红红不过钟楚红，再发发不过周润发。

钟楚红参选港姐四年后，张曼玉出现在1983年港姐竞选的舞台上，获得当年亚军和“最上镜小姐”，那年她18岁。她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是我生平第一次最有勇气的决定。我最怕与人竞争和比较，因为我怕输！但这一次我下了决心，因为参加港姐选美是我进入娱乐圈的重要机会，就算落选，我还有机会当艺员，因为演戏实在太吸引我了！”

1984年，邵氏电影公司向TVB借用张曼玉拍摄喜剧片《青蛙王子》，她由此开始电影之路。1985年，她凭借与张国荣、梅艳芳搭档的电影《缘分》获得第四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提名。

媒体同样质疑张曼玉的演技：“除了美丽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热闹有余，内涵不足。看她的演出，觉得她不过是一名在银幕上走来走去的花瓶。”

她和钟楚红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疯狂接戏磨炼演技。1988年，她接拍了12部影片，被称为“张一打”。她在《警察故事2》中不用替身，被钢架砸破头皮，缝了十几针。自2004年主演《清洁》后，张曼玉已经有近20年没有主演作品问世，但这不影响她成为影迷心中“最好的中国女演员”——她手握5个金像奖影后、4个金马奖影后，是国际三大电影节中的戛纳和柏林影后，代表角色一只手数不过来，她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香港电影史。

张玛莉曾反思总结港姐竞选，她说：“选美活动是一项较注重外表的赛事，至低限度，我们现在仍找不到一位五官不正而只有内在美的港姐。‘无线’选美最有意义的是‘美貌与智慧并重’。但问题是，美貌跟智慧恰成反路，美貌会日渐褪色，智慧在岁月中不断递增。”

从与赵雅芝的聊天中我得知，她的举止更多来自她的家教而非港姐的训练。她自认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从小父母就教导她，站要笔直，坐要端正，脚定在一个地方，就得定住，不能歪，不能挪。逢年过节一定要和家人吃饭，对父母谦和孝顺，对子女温柔有爱。作为女人，一生最大的职责是相夫教子，最大的财富是家庭美满。赵雅芝早早结婚，又在第二段婚姻中因照顾孩子推掉不少剧集，还险些推掉了白素贞一角。

1973年参加香港小姐竞选获得第四名后，赵雅芝继续从事此前的空姐工作——比起穿着泳衣接受审视的娱乐圈，空姐“安全”多了。飞了两年，国际航线带来的“时差症”令她苦不堪言，决意回TVB。随着《倚天屠龙记》《上海滩》等剧集的热播，她迎来了事业的全盛期，成为了第一位在影视圈大红大紫的港姐。

从结果来看，赵雅芝几乎是为香港小姐“量身打造”的，她符合当时的审美，而且美得历久弥坚，优雅几十年如一日。尽管她没在比赛中获得冠军，但漫长的岁月让她成为了那一届港姐里大众心中唯一的留存，也成了港姐最初和最持久的代名词。

参选和选拔香港小姐，选手与比赛彼此成就，不是谁挖掘了谁，而是恰如其分的相遇，互托着对方走上应许的命运。

曾经，香港小姐的舞台为优秀的女性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机会，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类似的平台越来越多，参选港姐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对主办方来说，香港小姐竞选仍然是TVB的大型节目，依然可以代表香港、介绍香港、推广香港，甚至可以推动香港走得更远更好。

Grace为化名。实习记者杨宇熙、张玮钰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李青、陈世锐提供帮助。

参考资料：《香港小姐与香港电影》《香港小姐传记：1946-1990》《香港小姐夺冠秘诀》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明萌

责编 杨静茹

97年的牛，都结婚了吗？

97年出生的人，现在都结婚了吗？反正，我是97年出生的，今年26岁了，还没有结婚。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担心的。毕竟，房子和车子都还没有着落。

我是从小农村走出来的，小到什么程度。20岁之前没有出过自己的县城，家里距离县城也有一百里路程。家里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村庄发展也是比较落后，手机和网络也是在15年左右才基本在村里“流行”起来。

2016年，高中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出去打工。饭店端盘子，工厂打螺丝呀。到现在依然是在工厂。每个月挣着三千多的工资。回想高中时期，那时真是太天真了，幻想着出来社会可以好好赚钱，可以有很多路子去发展。但现实是真的好“打脸”。如今，晃晃悠悠的，五六个年头过去了，没有存款，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还到了结婚的年龄。心里真的开始发慌了，未来真的很迷茫呀！

97年的同龄人。你们如今的生活是怎样的啊？

退休养老金计发月数即将调整现在的计发月数是如何计算的

大家所说的养老金计发月数，是指根据所有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平均寿命情况计算出来的，给参保者预计发放养老金待遇的月数。

我们国家为了贯彻执行养老金待遇计发月数的规定，曾经颁布了两部文件。

第一部文件是1997年发布的第26号文件：

第26号文件规定，参保者个人账户的计发月数统一为120个月。

第二部文件是2005年发布的第38号文件，也就是现在正在执行的养老保险参保者退休计发月数的文件。

2005年发布的第38号文件规定：

60岁、55岁和50岁参保者的计发月数各不相同。

具体计发月数如下：

60岁参保者的计发月数是139个月

55岁参保者的计发月数是170个月

50岁参保者的计发月数是195个月

现在退休的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养老金待遇计发月数的计算，就是按照2005年发布的第38号文件的规定进行计算的。

但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寿命也在不断的延长，所以目前养老金待遇计发基数的标准，已经不能满足退休人员寿命延长的需要。

所以才有了养老金待遇计发基数预计调整的计划，但究竟会如何调整，调整到多少个月，目前还没看到官方发布任何相关的信息。

1997年，25岁的宁静嫁给美国人保罗，婆婆告诉她...

1997年，25岁的宁静嫁给美国人保罗，婆婆告诉她：我家有良田5000亩，你要什么礼物尽管提。”宁静说：“我要一套大房子。”谁知婆婆直接拒绝了。

宁静，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但对于她本人来说，却是一种讽刺。因为她的一生，从来没有过宁静的时刻。

她出生在一个贫穷而破碎的家庭，父母经常吵架，离婚后把她和弟弟妹妹扔给了爷爷奶奶。她从小就学会了坚强和勇敢，不让任何人欺负自己。她像个男孩子一样，打架斗殴，不服输。

她有着漂亮的外表和优秀的天赋，从小就喜欢文艺，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她考上了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表演系，后来又去上海戏剧学院模特班进修。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进入了演艺圈。

她的第一部电影是《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她饰演了一个被男友抛弃的女孩。这部电影让她获得了关注和赞誉。之后，她又主演了《炮打双灯》，在这部电影中，她饰演了一个叫春枝的女孩，与一个叫阿明的男孩相爱相杀。这部电影让她获得了国际影后的荣誉。

但是，在演艺圈里，她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有一次，她参加了一个电影的试镜，结果被一个副导演调戏。她气愤地推开他，大声斥责他。结果，她被开除出剧组，失去了这个机会。

后来，她遇到了姜文。姜文是一个有名的导演，他邀请宁静来拍摄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这部电影中，宁静饰演了一个叫米兰的女孩，与一个叫马冬梅的男孩相恋。这部电影让宁静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女星。

但是，在拍摄过程中，宁静和姜文之间发生了感情。他们经常互相吵架、互相调侃、互相撩拨。他们的感情引起了姜文女友刘晓庆的不满。刘晓庆是一个著名的女星，她曾经为姜文付出了很多。她亲自找到宁静，劝告她不要做第三者。

宁静却不买账，她说：“我也喜欢他，凭什么让给你？我们各凭本事争取他。”刘晓庆气得要命，但是也无可奈何。她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她给姜文介绍了一个法国女孩桑德琳。桑德琳是一个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姜文很快就被她吸引了。

姜文和宁静分手了，他和桑德琳结婚了。宁静伤心欲绝，她觉得自己被姜文背叛了。她想要报复，她想要找一个比姜文更好的男人。她遇到了保罗。

保罗是一个美国演员，他和宁静一起拍摄了电影《红河谷》。在这部电影中，宁静饰演了一个叫赵姬的女孩，与一个叫李云龙的男孩相爱。这部电影让宁静和保罗产生了感情。

保罗是一个热情而浪漫的男人，他对宁静百般呵护，送她鲜花、珠宝、钻戒。他向宁静求婚，说：“我家有5000亩地，还有不少存款，你想要什么礼物都可以给你。”宁静被他感动了，她答应了他的求婚。

1997年，宁静和保罗结婚了。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她错了。她没有想到，跨国婚姻会有那么多的文化差异和难以逾越的鸿沟。

她第一次去见保罗的父母时，就遇到了尴尬。保罗的母亲对她说：“我们家有5000亩地，还算富裕，你们结婚我当然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你想要什么呢？”宁静想都没想就说：“我想要一套房子！”保罗的母亲一听，脸色就变了。她说：“我指的是冰箱或者电视机之类的东西，房子那是要你们自己努力赚钱买的。”

宁静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觉得保罗骗了她。在中国，结婚送房子是很正常的事情，在美国却不是这样。她觉得自己被侮辱了，但是又不好发作。

后来，宁静和保罗生了一个儿子。在中国，坐月子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美国却不是这样。保罗的母亲不但不帮宁静照顾孩子，还让她洗冷水澡，说这样对身体好。宁静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又不敢反驳。

宁静和保罗的感情也越来越淡。他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架。宁静觉得保罗不够关心她，不够体贴她。保罗觉得宁静太任性太刚烈，不够温柔顺从。他们之间没有了沟通和理解。

2011年，宁静和保罗离婚了。宁静回到了中国，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保罗后悔了，多次向宁静求复合，但是宁静拒绝了。她只把他当作朋友。

宁静后来也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没有结果。

1997年白宝山案件分析（1）：一切都是由办不了户口引发的吗？

白宝山作为刑满释放人员，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1996年3月31日，这天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常白班的职工下班回家，三班倒的职工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厂区变得宁静。

电厂西大门内，伫立着综合楼，旁边是热网泵房、备件库和警卫连营房。涂着绿油漆的大铁门关闭着，大门上方有箭头式铁栅栏。

值勤岗亭在大门内侧，岗亭前有水泥台阶，有雨檐和支撑雨檐的立柱。夜里，大门岗亭处的灯光十分耀眼。

这天夜里，值勤的武警战士叫范龙泽。

范龙泽今天胃口不好，晚饭时要了一份排骨，只吃两块就放下了。因为夜里要上岗，他抓紧时间在熄灯前合衣睡了一会儿。这并没使他的胃痛得到缓解，反而鼓胀得更为难受。

晚上21点40分，范龙泽起来，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

杨志明是自卫哨，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

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

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电话响。

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位上有无反常情况。

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边没有情况。然后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条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他立刻走过去。

这时他想到的只是会不会有贼，盗窃电厂的物资。

夜里风很大，暖气管道的绿色防冻布被风刮开，吹得忽啦啦响。他探头向夹道里看了看，里边黑漆漆的，并没什么动静。他又折回哨位。

其实，方才他没有看错，那不是随风飘动的防寒布，那的确是个人影。这条黑影躲在夹道中，悄悄观察哨位上换岗的情况，已潜伏多时了。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20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

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哨兵范龙泽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和平年代，哨兵的警惕性不高—他的责任是保卫电厂，防止盗窃和破坏。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又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扶着岗亭的立柱，喷射性地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长高了，侧着头朝这边观看。几秒钟之后他便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粗铁棍就打在他的头顶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又从他的耳后滑落下来。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清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没有带走，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铁棍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像刮过一阵旋风，来了，又走了。岗亭内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9227359。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4月7日，距“3·31”案仅一周时间，这里的哨兵再次遭到袭击，值勤哨兵身中两枪。持枪歹徒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射击，发射的子弹为7.62毫米步机弹。

留守处东大门外路南有一片低矮的松林，值勤哨位在路北。大门内，由西向东依次是留守处办公楼、服装厂、军人服务社和警卫排营房等建筑，再向东是机关家属楼。路南隔着树林，是部队的干休所。

4月7日晚上21时30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21点半至23点半，两个小时。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23点15分，余启明准备去叫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的双杠上做了几个动作，然后走到大门外。

大门口的灯很亮，反而衬得外面的山坡上黑黢黢的。

余启明背着手枪套，漫不经心地来回走动。

大门外的柏油路上空荡荡的，有风，轻轻地吹拂着，松林、草地发出婆娑的声响。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大约有15米的地方，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枪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

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栏栅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

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

他感到了疼痛，右臂痛得厉害，腰部也是麻木的。跑进营房，他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住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

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

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他们没有武器，值勤的余启明也只是背着个空枪套。大家还是勇敢地摸了出去，向外搜索。

小松林那边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影。

余启明被送到军区司令部门诊所做了伤口紧急处理，又连夜送往军区总医院。深夜1点被推进手术室，经手术治疗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勤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

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

余启明所中的两枪，一枪打中右臂后部，从右胳膊前上方射出，贯通伤；另一枪从他的后腰射入，自有肋于射出，也是贯通伤，险些击中肝脏。余启明的痛感是滞后的，第一枪应该是打在他的胳膊上。

4月8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在本辖区执行巡逻任务。

车上有6名巡警，携带着微型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他们是：巡逻分队长孟彬，巡警杨斌、姜书启、王炜、肖远和王建庆。值勤时间为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8点。姜书启驾车。

午夜前，他们在八角街绕了一圈，约在12点15分左右，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发现有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逆行从斗源饭庄方向开过来。对方行车速度很慢，车身左右摇摆，有司机酒后驾车之嫌。他们决定拦截该车进行盘查。

然而，当这辆蓝色面包看到警车之后，立即刹住，在路面上打个回头，速度突然加快，企图逃脱。

巡逻车迅速尾追上去，并很快超过面包车，把它通在距路口不远的便道旁。巡逻车在面包车左侧大约三米的地方停下来。

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三人提着自动步枪相继下车，准备盘查。

面包车的右后门突然拉开，一条黑影蹿出来——这时肖远站在巡逻车后门的位置，王建庆站在前驾驶的位置，孟彬站在中间，对方刚一下车，枪就响了。单发，在夜空里很清脆，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响了三四声，下车的三名警察全部被击倒。王建庆摔了出去，子弹打在他左胸肋间，向上一点就会穿破他的心脏。王建庆失血过多，很快处于昏迷状态。

肖远手持自动步枪，在他看清面包车后门下来一个人时，对方已经开枪击中了他的右臂，打碎右肘部尺骨鹰嘴部位，造成粉碎性骨折。他只好左手携枪，绕到车后，然后就倒在了那里。

孟彬是巡逻分队长，他的反应是机敏的。在对方向巡警开枪的时候，他也举起手枪，向对方射击。可惜子弹卡了壳，没有打响。尔后他觉得腿下一热，他也被击中倒地，子弹穿透他的左膝盖。

那条黑影继续开枪射击，边打边退，向东边逃去。

巡逻车车身连中几枪，留下横向排列分布均匀的四个弹孔。前门一个，中门两个，后门一个。右后门挡泥板被击穿，司机座位下留有弹头，后备箱里也有弹头。

枪战发生时，坐在驾驶位置上的姜书启喊了句“对方有枪！”他摸自己的手枪，还没摸到，就觉得左小臂中弹了，热乎乎的鲜血流淌下来。

持枪的黑影一边射击，一跃一跃地向东逃窜。那辆宝石蓝面包车突然启动，加大油门朝西开去。一车一人，逃向相反的方向。

情况不明，双方是遭遇战，敌方有备而我方不备，枪战一开始我方就处于被动，始终在吃对方的子弹。对方连打9枪，而我们一枪没有射出。

两名没受伤的巡警一个是杨斌，一个是王炜。王炜单人向东追，姜书启带伤驾车，拉着杨斌向西追，都没有追上。面包车拐过一个路口消失了、持枪人跑到一堵大墙前也不见了踪影。

三人无心恋战，惦记着遭枪击的战友，很快折了回来。

分队队长孟彬忍着伤痛用步话机向分局报案，杨斌和王炜检查几位战友的受伤情况。肖远、姜书店胳膊中枪，孟彬打在腿上，王建庆伤在左胸，伤情最重，车上车下，都是鲜血。

孟彬分队长撑着一条腿，站在路口拦车，运送伤势严重的王建庆，其余人在出事现场等待援兵。

大约20分钟，分局的机动部队赶到。警方封锁厂出事现场及周边地区的道路，并立即呈辐射状向周围地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搜查，直至次日天明，没有发现袭击警察的持枪歹徒。

受伤警察送到医院检查治疗。姜书启左前臂有不规则创伤多处，手术清创，取出5片不规则金属屑。王建庆左前胸有4处不规则创口，左颧不规则创口1处。肖远右肘枪弹贯通伤，右尺骨鹰嘴、挠骨上段粉碎性骨折。孟彬左膝枪弹贯通伤，左股骨外髁骨骨折，缺损了2×2厘米一块骨头。

“4·07”、“4·08”两处现场，警方分别进行了勘查。

“4·07”案，警方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大门外的松林内，发现持枪人潜伏的痕迹。

在距哨位35米的松树下，提取到可疑足迹一枚。附近的草地上，找到7.62毫米步机枪弹壳两枚，弹底标识为75-81。岗亭外的砖墙、铁栏栅附近，找到弹头碎片。

“4·08”案现场，犯罪分子逃跑距离较长。在犯罪分子下车后和逃跑途中，共开了9枪。警方在现场提取到8枚7.62毫米步机弹壳，弹底标识均为75-81。在其逃跑路线上发现1枚遗留的未发射子弹，弹底标识与提取的弹壳相同。在其翻越的墙头上提取到微量血迹（墙上有玻璃碴）。

两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公安技术部门鉴定，歹徒使用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半个月后，4月22日，罪恶的枪声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八一射击场响起。

八一射击场正式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军体大队管理处，隶属于总参谋部管辖。当地的老百姓称它“八一射击场”。在这里曾培养出打破世界记录的董香毅、李亚敏、李对红等多名优秀射手。

八一射击场远离市区，保卫工作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团担任。

4月22日凌晨1时45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值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枪声。

2点40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30-40岁。对方先问过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一点带人过来。”

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

对方已把电话挂断。

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采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利，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采良、胡春利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

3时25分，军体大队大队长于建中从宿舍赶到现场，分别向总参军训部值班室和丰台公安分局张郭庄派出所报案。

4点20分，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公安分局、张郭庄派出所的军人、警察陆续赶到，连夜对现场进行勘查。

哨兵赵长文头朝东，脚朝西仰卧在大门内侧，子弹分别击中他的头部，胸部和腰部。现场找到步机枪弹壳3枚，地点在大门内一间正修建的空房附近。位置：门外一枚，空房内两枚。现场提取弹头一枚，子弹钢芯一枚。哨兵的军帽在尸体头部正前方，距头部约50公分。大门钥匙一串，距哨兵尸体右脚下约100公分。

经法医解剖，哨兵赵长文身中两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7.62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4·07”、“4·08”案件出自同一支步枪。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抢枪套连同空弹夹失踪。

军体大队大门哨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大门座西向东，为钢筋水泥平檐式建筑，有4个立柱，中间为正门，两边各有侧门。大门外有值勤岗台，标志明显，是哨兵白天的哨位。夜里大门和南侧门上锁，只留北侧门出入（也上锁，有人出入时临时打开）。哨兵夜间值勤位置在大门内，这是一个砖结构的值班室。室内有床铺，设有电话。此大门内约10米，正在建造一座新大门，搭着脚手架，但门房已经建好，未安装门窗。新大门建好后，原大门将被拆除，大门及院墙将整体内移。

4月21日夜，大门哨兵由赵长文和同班战士小连担任。赵长文黑龙江人，相貌英武周正；小连是个新兵，来自陕西，入伍不到4个月。

小连这样描述他所经过的这个可怕的夜晚的—

连长23点50分来查哨，连长走后，零点左右，赵长文锁上大门，我在门口台阶上蹲着。这时有一个人从北边过来，从小门朝里走，说是找人的。我说：“你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找谁？”赵长文看了证件让他进去，批评我说：“你怎么又耍态度，怪不得大伙说你老毛病又犯了。”

我俩回到值班室，我躺在床上，赵长文泡方便面，对我说：“没事你早睡吧，回头接我的班。”

大约1点多，外出的队员回来，赵去开门。凌晨1点30分，好像是我们的车回来了，赵长文去开门。再过一会儿，有人敲值班室的窗户，我问：“谁啊？”他说：“你别管，睡你的觉，我到外边转转。”说着，他拿着警棍出去了。

大约几分钟的样子，外边传来“砰”的一声。当时我没在意，接着又是“砰砰”两声。我想这是不是打枪啊？我害怕起来，没敢出屋，悄悄掀开窗上糊的靶纸朝外看。我看见一个人，站在新大门门柱的阴影里。这人个头挺高，脸是灰色的，长脸型，衣服什么样的没看清。他朝四外张望一下，见没动静，就从暗影里走出来，走下台阶，直接向岗亭走过来。

我很害怕，立刻回到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过了一会，我仔细听听外边的声音，好像他走了。我又掀开靶纸朝外边看。那人在院子里，正朝北走。看着走远了，周围也没有别的声音，我就掀开被子下床，走到门前喊了两声长文。没人答应。

我推开屋门朝外看，瞧见了地上伸着两只脚。我赶紧把门关上。等一会再推开，看见赵长文侧身向外躺在地上。我壮着胆子跑到外边，朝他喊了几声。我说：“赵长文你这是怎么了？”赵长文手在发抖，说了句：“里边有人。”我从他手里拿过警棍，打开上边的灯朝新大门那边照了照，并没有人。回过头再看赵长文，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又回到值班室，把警棍塞进抽屉，蒙上被子躺一阵，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听见外边有卡车启动的声音，就跑出来，从北边的大墙朝外看，正好看见有个人影贴着北墙根朝汽车站的胡同跑。我想这人可能就是凶手。为了看清面孔，我壮着胆子跑进胡同，胡同里已经没有人了。我又跑回来，仍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又过了几分钟，大约两点三十分吧，我听见有人推开值班室的门，给大队挂电话，挂了几下没挂通，这人又离开了。

后来我听见电话铃响了三声，我接了。是大队胡春理打过来的，他问：“大门口有情况吗？”我说：“没有。”他问：“真的没有？”我说：“真没有。”他问：“今天谁的岗？”我说：“赵长文的。”他问：“赵长文干什么去了？”我说：“他大概是巡逻去了。”说完，我把电话挂上，把腰带扎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这时，连长和协理员就一起跑了过来。他们问我，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刚起来……”

小连是个小兵，才17岁，四个月前还是个老百姓，没经受过正规训练。遇到这样的事，他懵了。

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时分，这位职工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响枪。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他不可能听错。判断一下，响枪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

他更睡不着了，思想斗争得很激烈。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想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

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被枪打死了。

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因情况不明，他没透露自己的姓名。

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保卫部。

3月31日至4月22日，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高井电厂、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八一射击场三处哨兵连续遭到袭击，打死哨兵一人，击伤二人。持枪歹徒于4月7日与我巡逻的警车遭遇，当场击伤我巡警4人后逃匿。

这一连串的恶性案件发生在首都北京，犯罪分子直接把目标对准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打伤多人，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这样的案件，是建国以来所少见的。

“3·31”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的主要领导，北京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公安部刑侦局的主要领导，亲临现场，并做了重要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成立“3·31”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

因“3·31”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

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

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

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

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方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4·07”、“4·08”案件。

案情一个比一个更严峻，现场也由一处扩大到三处。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现场周围是低缓的坡地。从射击角度、弹着点分析，确定其射击位置在大门外的小松林。现场收集到弹壳、足迹、弹头披甲等物。

“4·07”案与“3·31”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3·31”案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4·07”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在地理位置上，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

“4·08”案显然是“4·07”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4·07”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

“4·08”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报案，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这位司机曾接受过民警的查询，当时他说了谎话，说他4月8日晚上没有出车，也没有借车给他人。

晚上，他睡不着觉。影响他去报案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车没有出租牌照，夜里出来是想弄两钱，报案害怕受罚。但不报案显然在袒护一个恶人。而且，事情闹得不小，被查到他更是错上加错。夜里，他整整抽了3包半香烟，这才下决心，第二天一早来到派出所。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停下，问他：“您去哪？”他说：“去337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当时我有点犹豫，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我说：“去古城地铁20块。”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来，我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注意。掉过头来，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后边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边说，边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他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到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听着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毛毡，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又开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个弯，顺着311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看了我的驾驶证，行驶证，看看车里没有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1.78米。

他解释说，当时他逃跑是因为害怕。逃跑之前，看见地上躺着三名警察，他吓坏了。没有及时报案，也是出于畏惧心理。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他们印发寻物启示，发到全村的每一户。在丢弃地点拦截访问过往行人车辆。张贴告示，对提供线索者给予重奖。但是——这些措施均未收到回音。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4·08”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犯罪分子有着极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应变能力强，与我巡警遭遇后首先开枪，在一对六的情况下，压制住我方火力，成功逃离了我方的控制。

对方有着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

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4·22”现场再次证明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这4起案件，犯罪分子侵犯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3月31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均为75-81的大量的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剧照

北京市公安局“3·31”案件专案组，是级别最高的刑事案件专案组。北京市公安局长张良基、主管副局长阮增义亲自挂帅，直接指挥专案组的各项工作。

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

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

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100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

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

自1996年4月至1997年9月，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这项措施始终没有撤消。无论刮风下雨，无论酷暑严寒，也无论公休日节假日，一线的刑警队员一天也没中断过。在重点哨位布同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在突然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增援。

这样长的时间、花费这样大的警力进行布控，在北京的刑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北京市公安局的决心非常大，打现行，不动摇。张良基局长、阮增义副局长始终坚持这一条：只要案件未被侦破，这条措施就要持续下去，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卫子弟兵的安全。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

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的步枪有来源，但发射的子弹却没有来源。

换句话说，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

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步机弹批号相同，弹底标识都是75-81。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那么，调查子弹来源，应该是发现犯罪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此，他们展开了大量的调查。

专案组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件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

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拆开揉碎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27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4起案件的前3起均发生在北京石景山地区。专案组对首发案件十分重视。这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首发案件中，流露的“自然情况”最多，粉饰的东西最少。而在继发案件中，他会不断进行某种“修补”。因此，一般认为，首发案件最能反映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情况。首案发生在高并电厂，从犯罪嫌疑人对电厂情况的熟悉程度看，其居住地应该距电厂不远。

犯罪嫌疑人在“4·07”作案后返回，中途拦截蓝面包车，要去的地方是模式口337路汽车总站，经过专家分析论证，337汽车站应该是他的返回方向。

此外，337路汽车总站距高井电厂不远。

基于种种分析，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337路汽车总站附近。

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337路汽车总站周围5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这三项措施应该说对现场人证物证的利用上是合理的，在分析上是充分的，一线的侦察员在普查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细致工作——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把337路汽车总站周围地区像蓖头发似的蓖了几遍，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4起案件所获的线索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作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1.74米以上，年龄30-40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

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337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

经历。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时间倒推至1996年3月12日，当白宝山回到北京的时候，他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39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1983年9月9日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1996年3月7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个罪恶的幽灵被打开枷锁，释放出来，从此开始了他的新一轮犯罪史——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着笨重的行李，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

昔日的情景已不复存在。

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

但老房依旧，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当年的温暖的气息。

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10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女孩用一种陌生的目光注视着他，大眼睛里充满了好奇。

白宝山叫出侄女儿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领，找到父母近年搬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气氛沉闷，母亲难过了，背过身去抹一阵眼泪。继父询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没人提监狱，没人提服刑的事，可一家人还是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晚上大弟和弟妹下班回来，得到消息立刻赶到父母家，全家人吃了顿团圆饭。

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体会到久违了的家的气氛，家的温暖，见到了年迈的母亲，见到了大弟。在白宝山心里，只有他们是他最亲的亲人。从今以后，他可以翻掉过去的一页，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什么都能尽如人意。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中本来一切好好的，他回来了，总要占一块地方，这使家里本来就紧张的住房条件愈加紧张。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以为权宜之计。

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从监狱出来，发给他的220元路费早花光了。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并没有生活来源。

母亲周济他一些钱，从她的退休金中每月拿出100元，补贴白宝山。归来的第二天，大弟就带他去了商场，花500块钱，为他添衣服买鞋，又背着媳妇取出1000元交给白宝山，让他治病（他刚从大西北回来时有病）。此后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现在的白宝山，看上去是正常的，他身上潜伏着的危险性，并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思想陡然而起变化，主要与他办户口有关。

白宝山性格内向，平时寡言少语，不喜欢与人交往。即使在家，也常常整天跟谁都不说话。内向人看上去老实，但不见得不聪明。白宝山的聪明绝对是有的，但他的性格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的性格缺陷与他自幼的生活，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4个孩子，当时的境况非常困难。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白宝山的童年，是在徐水县的农村度过的，直到1971年，白宝山13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

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回到城市，13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他经常逃学，学习成绩始终不好，年年都是差等生。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家庭的变故和10年的农村生活造成他的孤僻性格，白宝山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从小就极为寡言，有着严重的自卑型心理障碍。他不愿与人交往，无缘无故就会仇视他们。他的好心，只放在自己及与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对其他人充满了敌意。

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16岁。后来，到1976年，他18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细溜溜的1.80米的大个子。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3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就像一个混沌的人一下找到亮点一样，他一下子就迷恋上了打枪。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汽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15-20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射击似乎是他的一种天赋能力，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随便一抬手，不用瞄准，就能“三点成一线”。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如果他不是去袭击八一射击场，而是有幸能参加里边的训练，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

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5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11月，我把白宝山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1996年12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白宝山，与他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1997年3月向上申报，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

白宝山的户口1997年8月25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这漫漫的户口办理的过程，也正是白宝山频频作案的过程。白宝山户口办理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10余起，杀害15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注销它的日子已经不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发人思考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

“不给我办户口，这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他想'‘搞枪”，杀掉那个不给他上户口的片警，怀着极大的仇恨。

白宝山在西山转了几天，观察过几处兵营，包括他印象中守山洞的哨兵，条件都不理想。最后他选择了高井电厂，因为那地方他熟，早年他工作的电碳厂距热电厂不远，上下班路过热电厂大门口，经常看到那里有哨兵背枪站岗。

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

“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

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

挖洞，这是在新疆浪迹过的人都擅长的一门技术。白宝山挖洞是很高明的，他先在地表齐齐地挖下去，洞为长方形，深近一米，上半部横着放两个圆木棍，木棍上垫上厚木板，上边压上半尺厚的土，再用草皮作伪装。你就是从他做的洞上走过，也不会发现脚下的机关。

有了枪自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

于是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留守处也是他察看好的地方，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

那天黄昏他步行从山坡上走下来，隐藏在小松林里，观察哨兵人数和换岗情况。一切摸清之后，他连着打了两枪，哨兵始终在跑——他认为步枪的准星有毛病，并当即在心理上做了校正。

开枪后白宝山先撤进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又沿小路跑到河边。

他蹲下，把步枪内的子弹全部退出，又重新压满11发—这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最大压弹量。然后把枪装进毛毡袋子，朝“雅疗”医院方向走，从那里进入石景山经济开发区。

此时夜深人静，大街上空荡荡的。白宝山提着枪包，沿西黄村路朝南走了有一公里，在高科技园区拦下一辆从身后开来的面包车—接下来就是我们已知道的情景。

枪战发生后，白宝山边打边退，很快打出9发子弹。这个数字他记得很清楚，他不能全部打光，必须留下两发。这时他已退出了几十米。

按照白宝山的交代，开枪后他就再没看到警察，没听见警察开枪，也没发现警察追击。他朝东跑下去，跑过二三百米，来到一座红墙跟前(事后证实，这是北京燕东招待所），他翻过去。在红墙内，走了30几步就蹲下来，把枪膛里的两发子弹退出，黑暗中1颗子弹掉到地上，没有摸到。他又装满11发，跳到墙外，隐蔽在树丛中。

不久他听到警察的对话声，正在向这边搜索，距他大约50米。他伏在地上，屏住气息。

。他听到一个警察问：“有人吗？”

另一个回答：“没有。”

然后静了一会，他们便撤了回去。

白宝山再次翻红墙进来，向前走到对面，蹬着墙角又翻过一道高墙，翻墙时又遗失了两颗子弹，他没时间捡，黑暗中一直跑了下去。

他跑到牛祁府附近，钻进一座果园，在那里潜伏到天明。

他把枪和子弹埋在苹果树下，做好记号。等天亮之后走出来，跟着马路上晨练的人群，一路跑回家。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

那天是4月18日。白宝山眼睛一亮，立即中途下车。在射击场周围观察了一圈，发现这里的环境不错。地理位置偏僻，离村庄较远，周围道路复杂，有开阔的玉米地——这为他的进退提供了方便。

白宝山做事胆大心细，以联系打靶为名，走到射击场大门和哨兵搭讪，趁机观察了大门内的情况。

4月20日下午3点钟，白宝山骑自行车，带着装枪的帆布袋、塑料包装、擦枪布，把帆布枪袋绑在自行车大梁上，伪装成渔具，单身向丰台进发。他经过大东门，拐向西南，再经过一条铁路，过一座漫水桥，骑到射击场。

在距射击场200米处的一片玉米地里，他把枪和子弹分别埋好。然后，他在那儿一直守到天黑，骑自行车返回。

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下午4点，白宝山再次出发。这次他没骑自行车。先坐337路到古城，再乘古城到大灰厂的班车，在八一射击场下来，抵达时间是下午5点半。

他来到玉米地，看看枪和子弹都在，顺势躺了下来，在玉米地整整躺了3个半小时。哨上的情况他已摸清，哨位上有两个兵。

他设计了几种情况。第一，他要潜伏到射击场内部去打。如果两个哨兵在一起，他开枪把二人都打死；如果没在一起，他等待他们在一起时再开枪。第二，如果他被发现，与军人发生冲突，他就把身上所有的子弹都打光，在这个过程中寻机会逃脱。第三，如果到最后仍不能逃脱，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了9发，退弹，掉1发，翻高墙，掉了两发。子弹数目，是白宝山心里最清楚的数字之一。

晚上9时，他从玉米地出来，提着枪往东走，从他看好的一段矮墙翻进去，迂回着向大门靠近，趁哨兵不备，闪身藏进正施工的新大门警卫室里。

新大门向内收进去10米，主体建筑未完工，竖着脚手架。新的门卫室已盖好，没门窗，屋里有个灰桶。从窗的位置可以看见大门和值班室的小门，隐蔽性很好。

他看到两个哨兵出来进去，看到军官查岗。时间还不算太晚，不断有回归的人员叫门。

子夜时分，外边开来一辆小车，在门口按喇叭。一个哨兵走出来。外边问：“现在几点了？”哨兵说：“一点多了。”然后开门，放车进来。小车刚刚开走，哨兵回身锁好大门——白宝山就在这个时候在空房子里，举枪向哨兵瞄准，开了第一枪。

哨兵摇摇晃晃地向后倒退，并没倒下。他又瞄准哨兵胸部打了第二枪。哨兵手里的钥匙哗啦啦掉到地上，人也栽了下去。他已经走出来，边走边朝哨兵的头部补了第三枪。

然后，他走过去解下哨兵的手枪套。

这时他才明白他做了件蠢事，枪套轻飘飘的，里边并没有枪。再想别的已来不及，他还是把空枪套摘下来提在手上。

他知道值班室内还有一个兵，拉门看看那个兵在床上躺着，蒙着被子。他没再开枪。

白宝山在被捕后曾说起当时的情景，以证明他并没有滥杀无辜。

他很快顺原路退出来，沿公路走过铁路桥。夜色中他看到桥墩下的草丛里卧着4棵水泥电线杆，他把手枪套塞进水泥电线杆的空心里。

这个处理并不妥当，这件物证能够说明他的逃跑方向。

果然，枪套第二天就被附近村里的孩子发现了。他们拿着玩了几天，又在庄稼地里埋丢了。孩子们警惕性不高，没把这件事告诉家长，这一线索也就没反映到警方。

他的这个差错，恰恰说明他当时心情恶劣。

路也走乱了，没走他预先踩好的路线，只认准永定河方向，走到河边逆水而上，寻找那个漫水桥。天亮的时候他走到西坟，爬上一座小山，这儿离他家已经不远了。他选择了一片槐树林，在那里用一堆枯树叶把枪埋起来。当时只能简单处理，因为天已经大亮了，

他只能再等天黑才能把枪运回原处。

早上6点；他来到母亲家，换上一副刚起床的面孔。

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持有“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八一”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先后杀害军人、警察和无辜群众15人，击伤15人，并在狱中杀害2人。其犯罪手法之残忍，令人发指。

白宝山作案手法极其狡猾，胆大妄为，具有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射击技术。作案计划周密，具有高超的反侦查手段。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50天内连作4案，打死哨兵1人，打伤军警人员6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累。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他不服气。

在判决时，他就认为法律对他不公正。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却被判了重刑，对此他耿耿于怀。服刑期间，他在监狱里还反复研究刑法，以弄清什么是“盗窃罪”，什么是“抢劫罪”，认为他充其量是盗窃，不应以抢劫罪量刑。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1983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83）石刑字第46号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1982年12月，白宝山与张某在居民区盗窃晾晒衣服2件，价值人民币10元。

二、1983年1月21日，白宝山和张某连续撬锁3起，盗窃天鹅牌坤表1块，旧皮夹克1件，真丝被面2块，尼龙双人蚊帐1顶，尼龙自动伞1把，女式高跟鞋等共70余件，价值人民币500元。

三、白宝山1982年12月16日入室盗窃凤凰牌自行车1辆，价值人民币110元。

据此，白宝山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1985年，白宝山在监狱服刑两年后，被揭发出犯有余罪，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85）宣刑字第157号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白宝山1982年12月17日夜，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3书包，被事主郝某发现，追至门外。白宝山用木棍猛击郝的头部，致使部某颅骨线形骨折，头皮裂伤，缝合9针。

二、1982年底，白宝山伙同白某，在石景山综合修配二厂一车间，盗窃手推车外胎170条，车轱辘两个，价值人民币3150元，运出销赃，得款2855元。已全部追缴，发还。

三、1982年8月8日，白宝山伙同石某，偷盗牡丹牌12英寸黑白电视机1台。

四、1983年1-3月，白宝山伙同石某等，偷盗工厂仓库内管件，阀门160件，价值1900元，偷盗圆木1根，直径40厘米，长7米，销赃得款500元，全部挥霍。

据此，白宝山被判抢劫罪5年，盗窃罪7年，决定执行11年，与前盗窃罪4年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自1983年3月8日起，至1997年3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2年。

从以上材料看，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并无如他所说偷一书包玉米便加判10徒刑的畸重情形。1982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工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1998年3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

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一个改造和反改造的悖论。白宝山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他犯了罪，在改造的过程中受到惩罚，他却把责任推到无辜的人们身上。他的思维是最简单的反向思维：法律“不公正”地惩罚了他，那么一旦有机会，他就用不讲理的方法，惩戒法律。

服刑，整个改变了白宝山的人生道路。

家庭没有了，妻子儿女失去了，白宝山成为一个孤独的鳏夫，成为被遗弃者。在狱中，每每回想起来，他都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对不起儿女。

白宝山的舔犊之情在他的犯罪意识中占有重要位置。白宝山出狱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并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儿女，这更说明他在心里极为重视他们。现在他还没有钱，他不愿给儿女留下这么一个落魄的印象。将来，出现在儿女面前的，将是一个有钱有地位的父亲，他将留给他们一大笔财产。

1991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5年之后，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

大约在1992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10岁的女儿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说，继父对她妈妈不好，经常打骂她妈；对他们两个孩子也不好，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有零花钱，他们没有。他们在外边总受别人欺负.……

孩子的心灵受到了伤害，孩子的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这都与他白宝山有关。

这封信对白宝山的触动很大。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李清亮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300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白宝山在狱中没交下几个朋友。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他与大多数犯人都不来往。李清亮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当时李清亮对白宝山的境遇充满了同情。入狱，离婚，儿女受罪，即使说出弄300万那样的狂话也能理解。狱中人为了宣泄，为了自慰，常常如此。白宝山与他人不同，他是个有心力的人，不受信口胡吹，他想了，说了，就打算去做。还在监狱的时候，他脑子里就一遍遍过电影，设计着日后出去，如何去弄这300万元。

躺在监号的角落里，混迹于劳改的人群中，打饭吃饭睡觉，白宝山凡人不理，心里转动的都是这些念头。这成了他的白日梦，成了他的精神支柱，成为他消磨时光的好方法。

当然，外人是不了解的。

在监狱里，白宝山便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的阶段。

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

他对所有能找到的，无论书本、杂志还是电视上的案例（监狱里能看到电视），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以专业眼光反复加以研究。寻找作案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的继漏，分析警方的侦查思路和方法，研究作案后如阿逃避警方的打击。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一次他在电视上看过某警匪片后，对李清亮说：“这人太笨，遇到警察不能跑，要迎上去打。迎上去打还有跑的机会，一开始就跑，肯定叫人家捉住。”

还有一次，他看了几本杂志，和李清亮议论说：“他们被抓，毛病都出在钱和物（赃物）上。不带那些东西，就是被警察抓到，身上没有证据，警察也没办法。“”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

——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

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与内地比，有着许多的不同，新疆是祖国的西北边陲，土地辽阔，人口稀少，由于它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也由于新疆特殊的历史，当地枪支弹药的散布面比较广。退伍军人、基层民兵、猎户、甚至普通农牧民的手里，都可能有子弹。文革期间，散落到民间的枪支弹药不在少数。加上一些部门对子弹管理不严，也造成弹药流失。因此，在新疆搞子弹，比内地要方便得多。

新疆的劳改监狱，因地理环境和劳改条件所限，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零星犯负责种菜、放牧等零散劳动。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寻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

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支都熟悉——这可能是白宝山接近李清亮的根本的原因。白宝山与其他犯人关系紧张，惟独跟李清亮“无话不讲”。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李清亮说：“白宝山问我枪械知识，包括枪的结构、射速、装弹量、保险位置、如何分解等等，每一种枪支都问得很细。我记得我们谈过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五六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他还问过六四式手枪的情况，我没有使用过，讲不清楚，他很遗憾。他也给我讲他所知道的一些知识，比如自动步枪的保险如何打开，怎样打单发，怎样打连发；自动步枪弹夹装弹量，微型自动步枪装弹量等，他能分辨出自动步枪的型号。他是外宿犯（零星犯），常和武警在一块玩，这些知识他是通过武警慢慢了解到的。他还问过我哪种枪威力大。我告诉他，短枪中五四式威力最大，长枪中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命中率高，自动步枪射速快，火力猛。我记得他说过，他喜欢体积小，装弹多的枪……”

白宝山还向李清亮打听北京军事单位哨兵的值勤情况。比如，哨兵上岗，只携带枪支不装弹药，就是从李清亮那里探听来的。他对李清亮说讲石景山附近的军营，说：“我出去之后，要搞就搞哨兵，他们警惕性最低，容易（把枪）搞到手。”

对比一下北京发生的一系列袭军袭警案，我们发现，白宝山当年所说和日后所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连细节都没有改变。包括“袭击哨兵”，包括“迎上去打。

阅读李清亮的问讯笔录，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李清亮刑期长，至今仍在狱中，他不可能知道白宝山在外边都干了什么。但他描述的这些情景，就像叙述白宝山的整个犯罪过程，居然丝毫不差。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白宝山所说“出狱时抱着两个想法”是真实的。

白宝山出狱后，曾观察过附近的银行。银行的情况与他在狱中的想象有着极大的差别。加上不久鹿宪州抢劫运钞车案件破获，白宝山深知自己没那样的本事，放弃了抢银行的打算。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白宝山干活比较出力，并注意搞好与管教与武警的关系，利用当“零星犯”之便，常去碱渠摸鱼，用丝网捕鸟，有所收获便把猎物送给他认为有用的人。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1993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裁定书称：

白宝山在1992年改造中表现认罪守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认真学习三课和改造行为规范，改造思想稳定，态度端正，负责养牛工作积极主动，全年打草30吨，产奶25吨，敢于制止违法行为，全年无违纪行为，写思想汇报20份，全年出勤率100%，双百考核202分，年终评为支队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对罪犯白宝山准予减刑12个月，原剥夺政治权利不变。

这一切，都是最表面的现象。

新安监狱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监狱管理局管辖，农八师与石河子市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系统叫农八师，地方系统叫石河子市。新安监狱位于石河子市西北，是142团场界内的一个劳改单位。

新安监狱距142团场约10公里，监狱建造在戈壁滩上，北边紧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国第二大沙漠）。监狱呈正方形，高墙之外全是荒草地。监狱南侧有一排低矮的猪舍（过去是牛棚），周围没有任何其他建筑。

请记住那排猪舍，那地方曾发生过十分凶险的血腥故事。

监狱里的犯人，每天要早点名。吃过早饭，然后在武警的武装看押下，到指定地点从事农业劳动。劳动的地方四角插下小旗，旗子的连线就是警戒线，犯人的活动区域不得超过警戒线之外。午饭由另外的犯人送到地头。晚上干完活，仍在武警看押下返回监所。进入监狱大墙后要进行晚点名。犯人站成几排，点到谁，谁大声答“到”，之后要蹲下。点名无误才能吃饭，然后回监号睡觉。

石河子是北疆(天山之北称为北疆）重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监狱犯人的主要任务也是从事农业劳作。有时还要挖掘水渠。水在这里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是全国最大的半固定沙漠，水通到哪里，哪里就能建成绿洲。修大渠时，监狱管理方在邻近地点号房，当作临时监所。犯人仍在管教人员和武警的押解下劳作，在管理上，比平常要更严格些。

对一般犯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

但有少数犯人例外。因监狱除安排犯人集体劳动外，还有许多零散的工作需要犯人去做。比如监狱的菜地，再比如养猪、放牛、放羊。这样就产生了“零星犯”。

零星犯一般在刑期超过半数且表现较好的犯人中挑选，还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新安监狱的办法是交纳人民币10000元，用这笔钱买牛，由出资人放牧，产奶出售给附近农垦团场。这样，犯人可以获得一定的自由，监狱又可以创收。零星犯也有两种，一种晚上收监，一种不收监。晚上住在监狱之外的，又叫作“外宿犯”。当年，新安监狱的外宿犯仅有3人，他们住在监狱外边的牛房（现已改为猪舍），夜里值班看牛。

这3名外宿犯都是北京人，除白宝山之外，另两位一个叫李宝玉，另一个叫傅克军。零星犯想逃跑是有条件的。第一，他们有逃跑的时间，白天晚上都有单独外出的机会；第二，他们有经济条件，监狱与他们签订“承包”合同，每月有一定收入。但逃跑也不容易。首先，逃犯抓回来都要加刑；其次，零星犯之间有一种类似“连坐”的责任关系，有人逃脱，其他相关犯人将受到审查和处理；其三，零星犯一般距刑满时间都不长，此时逃掉并不值得。新疆监狱年年都有犯人逃脱，但零星犯中的比例并不大。

1990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遣送到新疆新安监狱时，李清亮已经是零星犯了。他负责种菜。李是山西人，当过兵，转业在北京工作，因报复杀人被判刑，入狱后始终表现较好。白宝山刚来时跟李清亮住一个监号，菜地出菜时缺人手，李清亮常点名要白宝山出来帮他。

李清亮劝白宝山：“家里要是有经济条件，寄点钱来，弄个‘零星犯'吧，少受点儿罪。”

白宝山就请李清亮代笔，给家中写信，把这边说得极为可怜，要家人想办法为他筹措资金“买”一个零星犯。

母亲是惦记他的，两个姐姐也疼他，毕竟他是家里唯一送出去的孩子，小时受了不少苦。母亲还有个说不出的想法—-如果不送他去老家，也许他走不上这条路。家里总觉得这些年亏了他。因此，接到来信后，家里多方凑钱，母亲借债，两个姐姐和大弟几乎拿出全部积蓄，凑齐了这笔款子，汇到新疆。

白宝山成为零星犯。他与李宝玉、傅克军、田守水（化名）每人出资10000元，买下了17头奶牛，开始了放牧的生活。

零星犯相对收监犯来说，有着许多便利。他们不受监狱作息制度的限制，晚上不回监所。外出自由，只要当天能返回来即可。有时候隔夜返回，只要不被管教人员发现也不受惩罚。他们不仅可以去142团场，还可以去沙湾县城，甚至可以坐汽车去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游逛。当零星犯期间，李宝玉、博克军等人多次出去嫖娼，白宝山也跟着去过几回。

白宝山平时沉默寡语，但他残忍的本性，时而也有流露。

有一次，李清亮和白宝山等几个零星犯坐在牛房里聊天，不知谁家的狗在门外叫，把白宝山叫烦了。大家都没留意，白宝山站起来。门边上立着一把和泥用的钢叉。他抄在手上。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忽然就冲到门外，把那条狗吓得都不敢叫了。他一叉就从狗肋上插进去，插到了狗的心脏。那狗呜咽了两声，便倒下死了。

屋里人面面相觑。事后议论起来，都说白宝山这个人心狠手黑，是个“蔫土匪”，别看他平时不爱说什么。

歹毒的事还做过一些，只是没被人发现。

一次，他跟管教怄气，暗地里放火把狱里的草垛烧了。

后来—他便开始杀人，在监狱里杀人，他居然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李宝玉1961年生人，原是北京毛毯厂的工人，因盗窃罪被判刑。傅克军1963年生人，原是北京灯泡厂工人，1983年因用暴力手段劫持出租汽车被判刑。傅克军是独子，家里有四个姐姐。

李宝玉、傅克军和白宝山一起放牛，3人的关系始终紧张。白宝山“嘴笨”，不合群，又是北京石景山区的人，李宝玉、傅克军瞧不起他。

3人中，李宝玉是组长，他年龄比傅克军大些，但家里不如傅克军家有钱，两人间也闹矛盾。傅克军花钱买了牛，还为自己买了两匹马。他骑着马去放牛，在白、李面前，很有优越感。他的马李宝玉、白宝山是不能动的。为这事，傅克军跟李宝玉打过架，打得头破血流。然而，两人在欺负白宝山上，却能合到一块儿。

傅克军朋友多，李宝玉会来事儿，两人跟管教的关系不错。白宝山很孤立。除了第一年，因劳动表现较好受过表扬外，因他的拗脾气跟周围人都疏远了。傅克军、李宝玉更是合伙挤兑他。清牛棚、起粪、挤奶、坏天气里去收牛—倒霉的活他们都支使白宝山去干，白宝山表示不满，他们轻则臭骂一顿，重则拳脚相加。

白宝山不打架，也不骂人——他骂不过他们。整个变得更加沉闷，整天的跟谁都不说话。

大约在1993年夏季的一天，白宝山和傅克军一起放牛，两人发生了口角。事情本来不大，可白宝山趁傅克军不备，搬起一块大石头，恶狠狠地从背后砸在傅克军的头顶上，顿时砸得鲜血直流。

表面看，这是一次偶发事件，其实不然。这是白宝山报复杀人的一起未遂案件，是他早就蓄谋好的，这是他第一次杀人的尝试。

他没有达到目的，他就停了下来。因他突然感到，石头不行，用石头很难一下把人打死，需要改用其他方法。

事情很快演化成一场普通的殴斗，没经过中队，以白宝山赔偿傅克军500元人民币在私下里做了了结。

此后不久—1993年9月，李宝玉却忽然失踪了。

外宿放牛的李宝玉白天还好好的，晚上却没再回到牛房。

傅克军没什么不正常，白宝山也没什么不正常，两人照样坐在牛房里看电视，然后照样关灯睡觉，甚至谁都没有提起李宝玉。

类似的情形以前发生过。李宝玉可能外出嫖妓，可能去了石河子，可能因什么事情耽搁在外边。

第二天晚上，李宝玉仍没回来。

傅克军照样不闻不问。白宝山把李宝玉两天未归的情况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带走任何东西，他的失踪令人怀疑。况且，李宝玉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种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许多疑点，因找不到其它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脱逃定案。

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

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李宝玉擂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骂他：“你他妈是个男人吗？你有本事，你也打呀！”白宝山说：“我不打你，我熬到现在。不容易，我把你打得轻了，不管用；我要是把你打死，不是加刑就是枪毙.……我划不来……”李宝玉说：“你他妈少来这一套，是男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把脾气给你看.……”

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能犯到哪儿去？

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不声不吭，背着人在牛棚后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

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200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

傅克军骑马出去了，白宝山来找李宝玉，说：“我的钱藏牛棚里，抠不出来了。”

李宝玉说：“那你找谁？自己弄去。”

白宝山说：“你帮帮我，弄出来我请客。花我的钱，我请你喝酒还不行吗？”

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嘴里骂着操蛋，跟白宝山走进牛棚。

他问：“钱在哪儿？”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那地方很低，猫腰才能看到。

李宝玉低头往里边瞅，钱卷成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头是抠不出来的。他到外边转了转，找到半截细铁丝，弯个钩儿，猫腰帮着白宝山钩钱——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白宝山的一个阴谋。

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

李宝玉翻翻白眼，一声不吭地栽倒下去。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李宝玉颅骨的右半部砸得塌陷下去，头骨碎裂，脑浆四溢，白花花的骨片翘出头皮。白宝山看李宝玉被打死，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他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锨，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这地方是沙土地，好挖好埋，不沉降。上边做了伪装，洒上些水。牛棚里抱些干草，把血迹和脑浆搀进牛粪里。

一切都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放牛的傅克军还没回来。

这天白宝山睡得格外香甜，心情也特别舒畅。李宝玉的尸首就在距他不到8米的地底下躺着，他连噩梦都没有做。

本来，白宝山想先杀掉傅克军，那次用石头没砸死他，倒先把李宝玉处理掉了。既然先杀了李宝玉，傅克军就让他再活些日子吧。总不能刚刚“失踪”了李宝玉，马上又“失踪”个傅克军，那样，他白宝山担嫌疑。

李宝玉失踪案，虽然存在着种种猜忌，却没人怀疑到白宝山。白宝山平时不爱掺和事儿，他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杀人呢？

1994年3月22日——距李宝玉失踪仅仅半年，傅克军再次失踪。这一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

当时正值春天，天气还冷。在牛屠放牛的共有4人，田宝山、傅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4人全是北京调犯。

3月20日晚上，秦、田、傅、白4人吃过晚饭，在牛房里看一阵电视，9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博克军两个人。

21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傅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

中午，博克军没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傅克军会失踪。

这天白天，白宝山老是犯困，哈欠连连的，大白天躺在房子里睡懒觉。秦百川进来，发现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

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

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的。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

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午饭后，白宝山又躺下睡觉。田、秦二人看电视看到五点，白宝山爬起来，出去收牛。田守水到食堂把晚饭打过来几人一齐吃。到了晚8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秦百川一同回了监号。

22日上午，田守水和秦百川出来，仍没见到博克军。两人还在开玩笑，说傅准是在什么地方喝多了酒，要不就是找女人给扣住了，谁也没向中队报告。

下午，傅克军在地方上的一个朋友过来找他，傅不在，大家一起喝的酒。到了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说：“傅克军自21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

晚上11点，监狱的魏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3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

夜里，唐某躺在傅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

事情上报到狱政科和142团场派出所，当天就对牛房进行了检查，墙壁和顶棚上的点状痕迹，经化验确定是人血(其中夹杂着鸡血），同时，在傅克军的床铺底下，找到未被带走的700元人民币。有人反映，21日清晨，看见白宝山在院里烧东西，烧的是棉被或大衣那样的物品。在傅克军失踪的同时，他的马也失踪了。此外，中队在牛棚的顶棚上，搜出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共计95发。

因出事当天，只有白宝山与傅克军两人住在牛房，白宝山自然成为重点嫌疑对象。

狱政科王永康副科长提审白宝山，审讯工作持续了十几天，白的态度死硬，只交代了藏匿95发子弹的问题，拒不承认与傅克军失踪有任何瓜葛。

劳改中队和狱政科曾判断傅克军遇害，尸体可能用马匹驮到周围的荒野里掩埋掉了。

他们在监狱周边的可疑地段进行搜索，并动用了警犬，未能发现傅克军的尸体。

发动犯人提供线索，监狱的人犯反映，白宝山与傅克军有矛盾，主要因为博克军不让白宝山摸他的马，为了这样的小事就去杀人，不合情理。熟悉白宝山的田守水说：“傅克军跟白宝山的关系时好时坏，两人也没什么深仇大恨，按说白宝山不会杀人。”

事实上，傅克军就是被白宝山杀害的，他采用了杀李宝玉同样的方法。白宝山是个记仇的人，他有着疯狂的报复心理，平时又显得不动声色。他的思维方式，与普通人不同。虽然他与傅克军、李宝玉的矛盾都是小事，但他并不这样想。他觉得他受了欺负，他从心里厌烦他们，这已经构成了他杀人的理由——就像他讨厌那条狗，就一定要杀死它一样。

杀掉李宝玉，他需要一段时间来淡化人们的印象，为此他又等了半年。在他的意识里，傅克军必须杀掉。他天天看着傅克军不死，常常感到不能忍耐。

3月20日深夜，白宝山醒来，他认为该动手了—没有任何直接的原因，他们也没吵架，甚至，这几天两人相处得比平时还要融洽。

戈壁的夜晚冷凄凄的，牛房外是狼嗥般的风声。所有的犯人都回了监所，荒野地里孤零零伫立着这排低矮的牛棚。除了棚里的老牛，牛房只住着他们两个。

黑暗中白宝山爬了起来。

傅克军睡得烂熟，他微微地打着响鼾。

白宝山慢慢地举起了铁榔头。

吭地就是一下，轮起来又是一下，狠狠砸在博克军的脑袋上，傅克军长长地哼了一声，就再没了气息。

掩埋傅克军的尸坑已经挖好，打死傅克军之后，白宝山拿着铁锹出去，又把土坑整理了一番。

再返回牛房，白宝山吓了一跳。

博克军又起来了，他一动不动坐在木床上。但他反映迟钝，两眼直瞪瞪的，似乎想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白宝山的铁锤又砸过去，因用力过猛，“扑哧哧”竟把半个榔头砸进傅克军的脑壳里——这就是造成鲜血四溅的原因。

傅克军再次倒下，鲜血立刻染红了他的被褥和枕头。

白宝山没有开灯，他把傅克军的尸体背出去，埋到坑里—这个土坑是紧贴牛棚的墙根挖下去的，距墙皮不到半米远，也挖了两米深。

处理了尸体他才觉出这事做得有漏洞，他弄出了血，傅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上到处都是血。他坐了一阵，便把染血的铺盖抱出去，点火焚烧了，灰烬用沙土埋起来。凌晨时分他又在牛棚周围做了卫生，洒上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情景。

这次白宝山的疑点太多：第一，20号夜里，牛房内只有他和博克军两人住宿；第二，牛房里有血迹，溅得墙壁上天花板上都是；第三，博克军行李丢失得不合情理；第四，傅克军的床板底下藏着700块钱——任何人逃跑的时候也不会把现金丢下。当然还有其它迹象，包括白宝山与傅克军平时的不睦，也包括半年前李宝玉失踪案，这不能不让人作出联想。

白宝山的抵赖方式是死不认账。为此他也吃了不少苦头，狱方把他关进小号，单独羁押了3个多月。经过多次提审，白宝山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牛房。至于房间里的血迹，白宝山解释说，那是傅克军与李宝玉从前打架打破了头，喷上的血点子。

白宝山还向狱政科提供许多其它线索，以证明傅克军逃跑有据。他说，博克军经常在外边找女人，他把牛房生产的奶送给某女，还给对方送挂历，傅克军为这女人经常夜不归宿。他说，博克军还常去另一女人家赌博，那个女人曾来牛房找过他，两人商量一起出去做生意。他说，傅克军在牛房聚赌，欠外边许多赌账。他还说，傅克军常与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多次谈到去伊犁口岸做生意赚大钱的打算.…….

总之，傅克军为了女人可以逃跑，为了躲赌债可以逃跑，为做生意也可以逃跑。这些辩解并不能使人信服，但是，监狱方始终没有寻找到博克军的尸体，无法确认他已经死亡。白宝山又态度死硬，无论你采取什么方法，他不是装傻充愣，就是给你来个拒不认账。他终于“硬挺”了过来。监狱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无法给白宝山定罪。两年过去，傅克军失踪案只能作为“悬案”挂到一旁。

因傅克军案，白宝山被单独关押了125天，写过保证书后，继续回去放牛。1996年3月7日，他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3月12日，白宝山回到北京。

白宝山前期收集的子弹，被劳改中队没收了。在他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利用恶劣天气里附近牧民的羊群误入监狱草场的机会，把羊扣住，要挟对方。作为交换条件，他从牧民手中弄到了3包步枪子弹（75发）和50发手枪子弹。

这一次，他把子弹埋在水渠附近，释放后，他把子弹挖出，全部缠在身上，带回了北京。

《中国刑侦1号案》牛伯成著

《1997年中国“一号”刑案--白宝山特大持枪犯罪系列案侦破纪实》王建武人民公安201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