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鼠”着迷，因为它太像人类
“带着世界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去用残损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迎向幸福。”我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除夕，但一个个强壮的日子依然在前面。祝打开这篇文章的你在新的一年，诸事顺遂，如意平安。
今年是农历鼠年，说起老鼠，大概没有哪种动物像它一样，能够引起人类两种极端矛盾的观感。
一方面，它恐怕是日常生活中唯一一现身就能让人挣脱地心引力的丑恶小兽，偷吃粮食、啃坏衣物、传播疾病。以鼠类作为主角的贬义词也满坑满谷：獐头鼠目、鼠目寸光、贼眉鼠眼、鼠窃狗偷，以及那句最能代表广大民众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而另一方面，有谁见到那只插着一对球拍耳朵、永远穿着红色吊带裤的米老鼠出场，不会心生喜爱之情呢？又有谁会希望《汤姆和杰瑞》里那只活泼的小耗子真的被猫抓住吃掉呢？
鼠年新春，今天就带各位一同探索一下“鼠”的文化史。这场文化史之旅的起点，是一幅著名的年画——《老鼠成亲》。
撰文 | 李夏恩
01老鼠成亲人类对鼠类这种既可恶又可爱的矛盾心态，最集中的体现便是那幅著名的年画《老鼠成亲》。
“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这张贴在童年鲁迅床头的《老鼠成亲》年画，竟然能让以辛辣讽刺见长的一代文豪笔端流露出罕见的温情稚趣，足可见其喜感十足的可爱程度。他的弟弟周作人，在晚年，也同样被回忆中老鼠做亲的歌谣所打动，在他的《儿童杂事诗》，特意记录下了这则谐趣的歌谣：
“老鼠今朝也做亲，灯笼火把闹盈门。新娘照例红衣袴，翘起胡须十许根。”
丰子恺为周作人《儿童杂事 诗》中《老鼠做亲》所绘的插图。
这种喜感十足的老鼠成亲风俗，也并非鲁迅家乡绍兴独有的特产，而是遍及全国各地。从四川绵竹，到天津杨柳青，再到陕西凤翔，各处的年俗艺术中，都不乏老鼠成亲的题材，且构图几乎与鲁迅笔下描绘的一致。人们将其张贴屋内，与人类一起共享阖家欢乐的年节盛筵。
传统时代，在据传老鼠成亲的那天夜里，人类甚至甘愿屈下万物之灵的尊严，为区区鼠类的迎亲合卺之礼提供诸种方便。
在江苏常州武进地区“正月元旦至晚不燃灯即卧，云老鼠嫁女。小儿乃以米团插花置鼠穴旁，云送嫁”。在浙江杭州，“俗传除夕鼠嫁女，窃履为轿”，因此，人们会特意为老鼠准备一只绣花鞋子当作迎亲的轿子，除此之外，在吃过年夜饭后，“酌取残肴少许，贮一小碗中插以残烛及红花，置床顶，或室之幽暗处，名曰‘老鼠粮’，以饷老鼠”。
河南商丘虞城，老鼠成亲的日子是正月十七，根据《虞城县志》记载，是日“民间禁灯，以便鼠嫁”。河北漳河两岸，正月初十被称为“老鼠节”，这一天家家要在炕洞口、门后墙角烧香上供，以祭祀鼠神，晚上则要吃面条，各家还要把猫扣起来，以免妨碍到鼠娶亲的行列。
山西平遥，老鼠出嫁的日子也是正月初十，这天，平遥人会在晚上把白面做的馍放在墙根底下。以木版年画出名的山东潍县，贩售年画的小贩会告诉顾客：“买年画少了《老鼠娶亲》，货不算买全。”
熄灭灯火、准备食物，甚至将绣花鞋贡献出来给老鼠做花轿，还将它们迎亲纳彩的形象绘成年画，剪成窗花，张贴房中，与人类共度新春佳节。这般关爱呵护的心态，恐怕也只有小女孩儿对待自己喜爱的布娃娃的宠溺差可比拟。然而在这种关爱尊重的表象背后，隐伏的却是贯穿人类历史中对老鼠的忧惧之情。清代文人钱泳在他搜罗广泛的私人笔记《履园丛话》中，记载的一则鼠娶亲的故事，多少揭示了这一风俗来源的真正原因。
《履园丛话》 作者：（清）钱泳 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故事发生在17世纪江苏无锡九里桥一户华姓人家的小楼里。这座小楼本来已经锁闭许久，但在一个除夕之夜，华家人忽然听见楼上有鼓吹之声。好奇的一家人从墙缝中偷窥，只见“有小人数百，长不盈尺，若嫁娶状，傧礼前导，奁具俱备。旁有观者曰：‘明日嘉礼，当更盛也’”。到了第二天，再去偷窥，果不其然，见“鼓吹复作，华光镫彩，照耀满楼。有数十人拥一銮舆，而新人在舆中哭，作呜呜声。后老人坐兜轿，掩涕而送之。女从如云，俱从壁间出”。这一小人娶亲的盛大典礼，让华氏一家大加惊骇。不过半月，楼中竟然传出婴儿呱呱落地之声，又过了数日，又看到一个“纤长乌啄，白须飘然”的老塾师前来给小孩儿开蒙授课了。
楼中的小人世界，一似人间；而人间的华氏一家，则陷入恐慌之中。就在全家彷徨无计时，一名道士不请自来，自称华家妖气缠绕，他愿意作法驱妖，但“须以牺牲谷食酬神”。半信半疑的华家人同意让道士仗剑作法，果然看到“空中掷小人数十，道士飞剑叱之，须臾皆死。盛以竹筐，几盈石余”。但当道士以捉妖成功，向华家索取报酬时，华家人却迟疑忖思道：“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不想，恰如他们所疑惑的那样，那个所谓的捉妖道士，也跟小楼里兴妖作怪的小人乃是一伙，它的目的是借捉妖为名向华家诈索酒食。被识破之后，这些小妖开始大肆作祟：“穿堂穴壁，啮橐衔秽，箱无完衣，遗矢淋漓，作闹无虚日”。逼不得已的华家人只得去江西龙虎山乞请以降妖捉怪闻名的张天师来驱除妖邪。张天师道破了这些妖祟的原形：它们是一群误食仙草成精的老鼠。最终，这群鼠妖被张天师的符箓杀灭。但从此以后，钱泳的家乡便多了一个习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作亲’，即以此也”。
鼠妖作祟的故事虽然荒诞无稽，但人类面对鼠患无措手足的焦虑和恐惧却真确无疑。如今，地球上人鼠比例为一比四，这还是在灭鼠科技已经相当发达的当代。而在缺乏现代技术的古代，人类只能一面想方设法灭鼠，一面不得不承受与鼠类共存的现实。在长期与鼠类斗争过程中，老鼠的狡黠与机敏给人类留下深刻印象，在全世界的民俗传说中，都认为老鼠可以听懂人语，识破人类计谋。在山东高密地区，老辈人仍然会谆谆告诫安放鼠药和鼠夹时，千万不要提及自己在做什么，不然会被老鼠听到，从此不再上钩。为了避免惹怒老鼠，人们在一些特定日期里，甚至不敢直呼老鼠的名字，《抱朴子》中记载在山中“子日称社君者，鼠也”。在瑞典，复活节前一周绝不能直呼老鼠、蛇、狼之类有害动物的名字，不然它会聚集在这个人的家里。
人们对老鼠的恐惧，除了将它的名字作为避讳不敢提及之外，还会通过某些仪式来讨好它，让它不再作祟。古希腊农书《田功农时》记载希腊人会给耕地里的老鼠写下正告文书，以半劝诱半威胁的口吻请求老鼠从自己的田里搬到“赐予汝等之田地”。而赐给老鼠的田地，指的是邻居的耕地。与这种以邻为壑的行径相比，东印度巴厘岛上的居民则是恩威并施，他们会将捉到的田鼠中的两只放在白布袋中饲养，像神一样祭拜，优待吃喝，其他老鼠则用火烧死。之后，将这两只老鼠放生，让它们带话给其他的老鼠：为害庄稼会死得很惨，但听话则有吃有喝。中国的“老鼠成亲”仪式，则可谓集上述方法之大成。表面上看，通过主动献纳花轿、彩礼、酒食，甚至熄灯关猫来取悦老鼠，讨其欢心，但实际上则是一场文字游戏，借“出嫁”与“出家”谐音，将这群作祟小妖送出自己家门。至于送去结婚的夫君为谁，在那些花花绿绿的《老鼠成亲》年画中也有表现，它们往往躲在年画的一角，垂涎欲滴地望着被人类谄媚送走的群鼠，欢天喜地、吹吹打打地走向它们的归宿：猫的大嘴里。
清末上海小校场木版年画《老鼠嫁亲女》，请注意图中右上角那只垂涎已久的老猫。
02鼠咬天开鼠辈诚然狡黠，但人类诡计更胜一筹。然而最终反而是人类被鼠所俘获。《老鼠成亲》的年画由驱鼠喂猫的仪式用品，转为了人人喜爱的谐趣图画就是明证。人们固然厌恶鼠辈偷窃食粮，传播疾病，但与鼠辈的长期相处过程中，又不得不为它的机敏狡诈的特性所吸引。
或许正是这种相爱相杀的矛盾心态，使老鼠在人类心中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混沌形象。或许是因为鼠类的混沌面貌，所以在中国各地的创世神话中，都出现了一种“鼠咬天开”的母题。在彝族、白族、佤族等等原始先民的心目中，天地混沌被封在一个卵形或是一个葫芦形的器物中，是老鼠将宇宙卵-葫芦咬开，混沌才得以分开为天地，人类才得以形成。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啮齿小兽将外壳咬开，那么人类或许就会永远困在壳的牢笼之中，鼠乃是人类的解放者。
黄永玉所绘老鼠图。
鼠类在创世神话中所扮演的解放者角色，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它身形很小，善于穿穴钻缝，啮齿动物的本能，又善于啃咬，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坚不摧。但本质上，鼠咬天开的真正原因，在于它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强大的繁殖能力。初民相信，生殖力乃是生命之源泉，而包裹在壳中的混沌状态，则象征着子宫。一如荣格派精神分析学家阿拜利所指出的那样，鼠在心理学的领域象征着生殖的原动力。因此，鼠咬天开的创世神话，描述的是一个世界分娩的过程。是鼠以旺盛的生殖原动力注入混沌的宇宙子宫之中，才诞生出今天的世界。一如《汉书·律历志》所云：“阴阳合德，气钟于子，化生万物者也，故孽萌于子”。这也是鼠为何可以昂扬阔步，在十二生肖中占据首位的真正原因。
既然鼠因旺盛的生殖力被视为拥有开创天地之功，所以也就不奇怪人类一面高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一面又偷偷地将其奉为神祇，加以膜拜。生殖力乃是化生万物的根本，能拥有这种原始而巨大的力量，自然也就可以带来财富。
古代中国人相信白色的老鼠乃是黄金所化。隋代《地镜图》云：“黄金之见，为火及白鼠”。《白泽精怪图》则告诉寻宝者“白鼠以昏时见于丘陵之间，视其所出入，中有金”。晚唐道士杜光庭在其夸诞非常的笔记《录异记》（形容人编造谎言、胡说八道的“杜撰”一词即出自于这位道士）中记载如何分辨普通白鼠与金玉之精化成的白鼠，“白鼠身如皎玉，耳足红色，眼眶赤者，乃金玉精。耳足不红者，常鼠也”。唐代一位士人陈泰还现身说法，证明金化白鼠的传说可靠。根据《灵应录》记载，他看见一只白鼠“缘树上下，挥之不去”，于是回家跟妻子提起此事。妻子倒记起“众言有白鼠处，即有藏也”的民间传说，于是打发丈夫去树下挖挖看，果然“掘之获金五笏”。
元代钱选绘《鼠图》，钱选被认为是最早将老鼠作为绘画题材的画家之一。
中国华南与西南各地，都流传着老鼠为人类从天上偷来粮食种子的传说，也因此，人类同意老鼠跟自己一起分享收获的粮食。这些神话也解释了老鼠为何要偷粮食，这是因为人类的忘恩负义，看到了老鼠子孙众多，便不愿再与老鼠分享果实，并且故意设计杀死老鼠。所以，老鼠为了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才去偷取粮食，也为了报复人类的忘恩负义，所以故意咬坏人类的衣物家具。
从这个角度来看，鼠类在人类心中也是懂得恩仇相报的生灵。如果人类善待它们，它们自然也会以恩报德。人类在鼠成亲那天主动给老鼠提供出嫁花轿彩礼，就是希望老鼠知恩图报，在未来的一年里不要烦扰自己——当然，能把它们骗到猫嘴里才是最终目的。但许多小说笔记却一再证明，鼠确实会记得人类的恩情而相机报恩。
唐代志怪笔记《宣室志》中就记载洛阳一名李姓士人，“家未尝蓄猫，所以宥鼠之死也”。等到他孙子那一代，家里已经坚持三代不养猫。有一天，李家大集亲友在厅堂里聚会欢宴。主客刚刚坐下，忽然看见门外“有数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状”。如此盛大奇观，自然吸引李家宾客“空其堂而纵观”，人刚刚都从厅堂里出来，只听身后轰然一声，房倒屋塌。“堂既摧，群鼠亦去”，多亏老鼠在堂前作妖将人吸引出来，因此全家无一受伤。“鼠固微物，尚能识恩而知报，况人乎？”
清代文人袁枚，也从它的同僚繁昌县令黄氏那里，听来一个“鼠荐卷”的故事。那是江南甲子科乡试期间，黄县令负责阅卷工作。一份试卷本来因为不合意，被放到落卷箱中，结果第二天早起阅卷，发现这份试卷居然仍在几案上。黄再次把试卷放进落卷箱，但第三天早晨发现这份卷子还是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这一次，黄县令以为必定是随行家仆作弊，因此故意把卷子再次放入箱中，点亮灯烛，假寐窥伺。只见“三鼠钻入箱，共扛一卷放几上”。见此情景，黄县令认定这名考生必定积有阴德，所以神灵护佑，差遣老鼠为他推荐试卷。等发榜之后，中试考生前来拜访考官，黄县令特意将他留下，问他家里可做过何等善事。这位考生答道：“家贫，无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许蓄猫耳。”
明宣宗绘《荔子鼠图》。
以不养猫的方式来博得鼠类的好感，由此获得老鼠知恩图报，趋利避害，遇难成祥。可见讨好老鼠，确实是宗好交易。但倘使真的笃信于此，对鼠辈恣意纵容，希图老鼠知恩图报，反而会养成鼠类骄横自大之心，招致祸害。柳宗元那篇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永某氏之鼠》讲述的就是永州某氏将老鼠奉为“子神”，一味宽纵优待，鼠辈闻听此处“饱食而无祸”，于是相告而来，终于让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鼠祸成灾。继他之后的下一位住户，却对前任宽纵这些横行鼠辈的态度不以为然，采取雷霆手段将群鼠全部扑灭，“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诚如柳宗元所言，以谄媚奉献的方式来希图免祸邀福，从来不会长久。鼠辈犹然，人亦如是。
03吾等鼠辈鼠的狡黠灵动让人可爱；鼠咬天开，化生万物的创世之功让人可敬；鼠知恩图报，使人化险为夷让人可亲，而鼠肆意作祟，为祸为灾又让人可憎。人类将如此多复杂的情感都聚焦在如此细小的生物身上，赋予它变化多端的形象，或许正是因为它与人类相生相伴，着实难舍难分。它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既会知恩图报，也会为祸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对它如此喜怒参半，既嫌恶又着迷，正是因为它与人生活太久，因此太像人类。就像《聊斋志异》中有情有义的阿纤姑娘，虽为鼠辈所化，却固守两人爱情，甚至不念旧恶，接济把她从家中赶走的丈夫家兄。也像动画片中的老鼠杰瑞，虽然聪明伶俐一再捉弄追捕自己的老猫汤姆，但当汤姆身陷窘境时，它还是愿意挺身而出，救这位相爱相杀的老对手出脱困境。在道格拉斯·亚当斯的科幻经典名著《银河系漫游指南》中，老鼠才是地球的真正拥有者，是它们花费巨资建造地球，作为演算宇宙万物终极问题答案的计算机。人类作为它们的试验品，被它们操控于股掌之中而毫不自知，反而误以为自己才是万物之灵，而对方才是实验室中的小白鼠。
这个观点或许让人觉得太过荒诞大可付之一笑。但仔细想来，狡黠、机智、重情、有义、自大、卑微，如此微不足道，却又蕴含着足以开天辟地的洪荒之力。让人亲爱敬重，又让人烦厌憎恶。或许真的是鼠辈塑造了我们人类，在它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让我们高高在上的人类不得不俯下身，在尖叫声中学会尊敬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纵为区区鼠辈，也蕴含着不可小觑的力量。
本文为独家内容。作者：李夏恩；编辑：徐学勤 榕小崧；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护士长战疫亲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病房护士长万颖（左）在病房。
2019年9月，万颖与张维的结婚照。
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张维在辖区定点医院执勤。 受访者供图
3月24日，万颖下班回家的路上，收到武汉解封的通告短信：“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虽说疫情日趋好转，解封在意料之中，看到这个消息她仍激动不已。
“你收到短信了吗？”这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护士长，马上发微信问老公张维——汉川市城北派出所民警。从1月20日回汉川坚守岗位，他就再没回过武汉。
他们去年9月刚结婚，只休了3天婚假。紧接着，就是国庆、军运会等重大活动，张维值勤几乎没怎么回家。小两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分别的日子长：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相隔却快80天了。
大疫之下，医护和警察都得冲在一线，辛苦又危险。封城以后很多人“宅”着烦躁的家，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个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现在，他终于要回家了！”疫情暴发以来，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万颖，蓦然庆幸：自己毕竟家还在，有人等……
封城前一天，32个病人全部出院
与当地其他医院相比，武汉市中心医院属于“重灾区”。
有媒体报道，包括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朱和平、刘励等5位去世的医生，该院职工感染总数超过230人，死亡人数和感染比例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在全院100多个护士长中，万颖是一个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得反复掂量的“小角色”，但她也后悔当初没把疫情告诉更多人。
她的微信有61个群，工作群不下四五十个，各种消息不断。有的群一天不看，提示就变成省略号了。医院里的大事小情，都能从里面找出线索来。
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是儿童流感高发期，也是儿科最忙的时候。“去年12月份，门诊量每天多达1000人，候诊区坐满等住院的病人。”万颖回忆说。
位于后湖住院部18楼的儿科病房，共有45张床位。2018年2月，从武汉市儿童医院“跳槽”出来的万颖，当上中心医院筹建中的儿科病房护士长。7月2日，她带领十几个护士，仅用8天时间，就完成了开科准备工作。
去年年底的一天，急诊科出现疫情的消息开始在群里流传。
虽然在纪律约束下，只能“窃窃私语”，万颖仍觉得不能麻痹大意，又怕违反规定，便用当班护士的手机在科室群里，发了一条注意防护的消息，提醒大家上下班从院外绕到住院部，尽量别穿越门诊大厅和急诊外科病房。
接下来，她不光自己戴口罩，还动员同事和病人戴。住院部上下班和送饭时间段，有些医护人员为了赶时间，跟着病人挤电梯。万颖感觉不安全，要求儿科护士坐电梯时一定要戴口罩。
之前，医院对“双评议”非常重视，只要接到投诉都要启动调查程序。一些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生怕稍有不慎被投诉。随着疫情变化，有人在护士长会上通知，现在投诉不用管，要求每个人必须戴口罩。
万颖按要求传达给科室护士时，她们居然说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虽然护士们的口气变硬了，可一些患者家属仍不以为然，各行其是。一次查房时，因为要求戴口罩，一位患者家属还跟万颖吵了起来，这件事情她印象特别深。
“当时有几个患儿，病程特别长，症状跟以前流感不一样。现在回想，还真有点像新冠肺炎。”万颖记得元旦那天，儿科收治的13个病人，都有发烧咳嗽症状。
封城前一天，病房里32个患儿，一夜之间全走光了。有的病情不稳定，一直咳个不停，有的连体温还没降下来，大多数都是申请签字出院的。万颖印象中，科里负责出院结算的护士，一整天都在算账。
本来，还剩下一个乙型流感患儿，怕传染其他人，平时都待在病房里。当天傍晚，这家人出来晃了一下。发现病房都空了，赶紧跑到护士站，问怎么都没有人了？慌张中，他们要求马上出院。当时住院处已下班，办不了出院手续。第二天，一家三口逃跑一样离开了。
“你看过采访蔡毅主任的视频么？他们换防护服的楼层，墙上有很多彩色娃娃，那个就是我们科室。”万颖有些伤感地告诉记者，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儿科病区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武汉的医护人员更不容易”
1月27日，被列为第二批定点医院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开始改造隔离病房。
从普通医院变成传染病医院，所有科室都得重新调整。儿科病房全员支援前线，护士们被分派到不同的病区。
万颖被调到最前线，组建新的发热病区。刚开始，由于各种流程、配套设施跟不上，她经常感觉干什么都发懵，找不着当护士长的感觉。
开设发热病区当天，从红十字会医院转来32个病人。包括万颖和另一位护士长在内，当时只有26名护士，人手一度非常紧张。
病人刚转过来，后勤保障跟不上，不光医护人员没饭吃，病人也没饭吃。有的病人饿得受不了，就在走廊里发脾气。闻讯赶来送饭的家属，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有的家属怕感染不肯来，病人感觉被抛弃了，情绪特别低落。
更糟糕的是，内部业务流程衔接不上，药房不知道怎么进病区，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去取药。这些发热患者拿不到退烧药，一晚上只能靠冰袋降温。
第一批患者中，有一对80后夫妻，病情比较重。女的稍微轻一点，呼吸没有困难，三番五次出来朝护士要退烧药。丈夫虽然很虚弱，刚来时，两个人还有说有笑。没几天，他就转到重症病房，上了无创呼吸机。
后来，万颖在群里看到他死亡的消息。“听说女的康复了，好像转方舱去了，对她打击一定非常大！”同为80后的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说起内心最感激的同道，万颖首推驰援武汉的甘肃医疗队。她没有讲述更多的细节，但她知道，尽管防护物资一度告急的中心医院，做不到4小时就更换防护服，甘肃医疗队却一直坚持到最后。
甘肃医疗队队长蔡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武汉医护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他还透露，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谢信中，称赞甘肃医疗队“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
这段时间，万颖曾被派往本院南京路院区，支援新开的传染病病房。由于疫情没有控制住，这个院区干部病房的患者，出现确诊和高度疑似病例。院方决定将这十几个新冠病人，集中到一层楼隔离治疗。
万颖第一天上班，就发现这栋楼没有单独通道设施，不适合开传染病房。这些常年住院的“老病号”，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需要护士帮忙，有的家属请了陪护。一位陪护人员只戴个普通的口罩，当天CT检查就出问题了。
由于防护意识不强、防护物资紧缺等原因，当时已经有护士确诊，也有当天发烧的。一位护士告诉她，医生在下面一层楼办公，每天交班内容都写在纸上，只有抢救时才会上来。
万颖一夜没睡。凌晨两点时，她在群里发了很长一段话：提醒大家缺陷在哪里、哪些地方需要改造，个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第二天上班，她直接去护理部，提出自己上前线没问题，不希望再做无谓的牺牲，但万颖仍然回到后湖发热病区。
回家发现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武汉封城的那些日子，许多医护人员历尽苦痛挣扎，白天浸在汗水中，晚上泡在泪水里。个中滋味，惟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虽然身处焦点医院，万颖所在的儿科病房还算幸运，除了一位同事感染轻症治愈出院外，其他人均未感染。然而，这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安全感。
整天在发热病区工作，即便执行最严格的防护措施，谁又能保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呢？曾有过结核病史的万颖，落下一直咳嗽的病根儿。如今，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往新冠肺炎上靠，她一天到晚精神高度紧张。
记得刚到发热病区，一次上班时她感觉浑身发热，还以为是忙碌的，并未理会。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可她还觉得有点热，一测体温37.5℃。万颖心有忐忑，下午继续上班。晚上回去再测体温，竟然一点儿都没降下来。
她怀疑自己“中招”了，悲观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晚上给老公打电话，哭诉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他没办法人又回不来，只能一遍遍安慰我。”提起这段往事，万颖有一种无法触碰的创伤感。
后来，又拍CT片子、检查血象，结果一切正常，体温也降下来了。没过两天，万颖遇见院里呼吸内科主任，他认为片子拍得过早，应该过5～7天再拍，建议她再复查一下。
万颖又害怕起来，“没人时每天都想哭，感觉怎么这么倒霉，又怕爸妈以后没有人照顾！”除了自己，她每天还担心老公和家人被感染，一度满脑子都想着后事。
可她却没有休息，继续上班。谁知，没过几天又发烧，好在也是虚惊一场。她害怕时特别想家，又怕感染家人不敢回去：“人家全家人一起关在家里，无聊得受不了，还抱怨这抱怨那的，可我却根本回不去！”她既伤感又自怜道。
万颖父母家所在的小区，在江汉区感染率排前五名。她不想让父母出门，又怕他们在家里没得吃，总惦记着给他们送些鸡蛋、牛奶等食品。封城以后，她回过三四次家，都是往回送东西，却始终没敢说自己在隔离病房工作。
第一次回家时，万颖站在走廊里吃了一餐饭。她说自己毕竟在医院，身上还是不干净，怕进门会感染到家人。父母只好戴上口罩，把饭菜给她递出来，隔着门镜，看女儿站在门外吃完饭。
大约过了一两个礼拜，她再次回家送东西。刚走出电梯，就看见家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这是我妈放在门口，留着给我坐的。当时看到后特别想哭，又怕被爸妈撞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讲到这里，万颖再度哽咽失声了。
单位统一安排的酒店，卫生条件一般，有老鼠和小虫子。随着天气转暖，小虫子越来越多，万颖决定搬回家里住。虽然已经回来十多天，她还没跟父母在一个盘子里面夹菜呢。
当她把这段经历讲给父母听，妈妈心疼地数落了她一顿，还说早就觉得她有事瞒着家里。直到她搬回家住的那天，老两口才算睡了个安稳觉。
有些经历无法感同身受
今年30岁的余斯骏，在汉阳开了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去年9月，万颖结婚办酒时，跟拍的摄影师就是他，“她只是我的一个客户，过后再没联系过”。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客户变战友了。
武汉封城之初，小余一家3口不幸感染新冠。他和母亲是轻症，3月份出的方舱；父亲重症康复后，核酸检测总是不过关，4月7日才出院去隔离点。
生性开朗乐观的余斯骏，亲历父亲生病就医的曲折磨难。2月5日深夜，在去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大巴车上，呼吸困难的父亲，隔着车窗给他发微信：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你要照顾好妈妈。
他只能劝父亲不要放弃，振作起来。没想到，人生第一次遭遇生离死别，却连个抢救的机会都成了奢望。他不禁悲从中来，不知道如何安慰父亲，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为了不让母亲知道，他回来没先上楼，一个人坐在车里哭了好久。
半夜里，隐约听见母亲压抑的啜泣声，父亲在微信里跟她交代后事，就是银行卡密码、股票账号之类的。窗外，武汉在下雨，浇到这一家人心里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得特别厉害，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事隔一个多月，余斯骏讲述这段经过时，语气平静得出奇。
连夜被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父亲，几经周折，终于得救了。几天后，他和母亲也被安排住进不同的方舱医院，一家三口成为不幸中的幸运者。虽然人不在一起，他们每天都用微信相互问候。
说来也巧，小余分享在朋友圈的方舱照片，被万颖无意间看到了。
“她问我为什么在方舱，情况怎么样，家里人怎么样……”小余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小两口都在一线，丈夫张维还在外地，属于守望难助的医警家庭。
这两个过去鲜有交集的人，偶尔会在微信上打个招呼，互相鼓励一下。用小余的话说，尽管医患有别，可都是回不了家的人，仿佛有一种战友的感觉。
只要闲下来，小余就会远程开启家里的网络摄像头，监视“憨憨”和“肥肥”的日常——这两只关在家里无人照料的比熊犬，是全家人牵肠挂肚的宝贝。
临去方舱前，他尝试过却没有找到寄养的地方，只好买足一个月的狗粮，盛放在很多一次性的碗里，再加满两大盆饮用水，供“憨憨”和“肥肥”吃喝。比熊犬没人照料，很容易吵闹，小余怕影响左邻右舍，索性把门窗全都封死了。
沌口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是从安徽和贵州过来的，互相也都不认识，热心的小余经常帮他们拍照留念。
2月20日，隔壁一位黄姓病友过生日，他拍摄的医护人员为新冠患者庆生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微博选为“方舱医院的动人瞬间”主题新闻图片，让他在方舱里着实“火”了一把。
3月10日，小余隔离期结束回家，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小视频——他打开家门时，两只白色的小比熊犬，异常兴奋跑出来迎接主人。小余告诉记者，幸亏妈妈半个多月后先回家了，狗粮还没吃完，两盆水已经喝光了。
万颖被这一幕打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其实也不关自己什么事”。
小余告诉记者，一般人体会到回家的感动，不会像万颖这样深切。这些医护、警察、病人、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等一线人员，经历了更多的无助、感动和改变。很多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一时半会回不去了——能把自己豁出去的人，不会再把危险带回家。
往往困居在家的人只知道不要出去，外面有多危险，甚至多艰难，只有共同经历者才懂得：有些经历是无法言传，也无法感同身受的。
老公又给她画了一张“大饼”
今年32岁的张维，家住武汉汉阳。他从小喜欢足球，很早就进了足球学校。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所限，后来没有继续踢球了。
10年前，张维决定报考汉川公安局——相比武汉来说，汉川公务员招录分数会低一些，自己的把握也更大些。他果然考取了，在汉川当了10年警察。
汉川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孝感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距武汉市不过五六十公里。
疫情期间，张维和城北派出所其他民警一道，白天在所里值班，晚上下辖区步巡。他还被选进防疫突击队，在辖区定点医院、隔离酒店轮流倒班值勤，处理隔离区各种突发事件。
当时最令万颖担心的是，刚开始到隔离病区保卫时，他们既没有防护服，更不知道怎么穿。后来，为了确保民警安全，派出所还自购了防护设备。而且口罩和护目镜，也都是后来才有的。
“为了购买防护物资，老公垫付了2500块钱”，万颖认为，他虽然很早就在足球学校寄宿，但生活自理能力并不强，“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弄吃的，我每天就跟他讲，要去怎么搞、怎么做”。
“我老婆上班的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城旁边，我俩互相都挺担心对方，每天有空就用微信聊几句。”张维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万颖把医院发的东西，送到汉阳父母那里，让他非常感动。
虽然当时打车并不方便，万颖还是两次去汉阳给公婆送口罩、酒精，还有鸡蛋等生鲜蔬菜。她还专程去南京路院区，给婆婆开了一些常用药。
万颖坦言，他们两个人这种年龄层，正是出力的时候，他在那边也很累。虽然这份工作又累又没钱，可他是个本分人，不会把这个工作不要了，去重新做其他的什么事。有时候，小两口也会因为这个争执几句。
汉川离武汉算是比较近的，开车也方便，可他很难得回来。有时候，下午六七点钟回来，半夜一两点钟电话打过来，就又要回去。
两个人谈恋爱时，也想过结婚以后的两地分居问题。万颖觉得张维这个人适合结婚，人品最重要，他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张维也说了，路途也就一个小时车程，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实际比想象更难。“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也能克服。”万颖感慨地说，老公又给她画好了一张“大饼”：如果汉川将来能划归到武汉，他调回来的机会就大了。
前些日子，万颖坐车回家拿杀虫剂，窗全都摇下来了。路上等红绿灯时，她看到路边有三四个警察。这是一条小马路，面对面的距离很窄，有一个警察跟她对视了很久。
她当时想跟他打个招呼，却没有招手。后来又有一个年轻警察，从旁边的网吧里走出来。他也跟她对视了一下，友善又有点调皮地冲她招手。另一个警察也跟着招手了。她一下子想到老公，当场就哭了，也跟着他们一起招手……
当时还在酒店休息，万颖就想要不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我想了几天，一写就不停地在哭，没有坚持下来，回忆的过程太痛苦了”。
4月8日，张维如约而归，小两口终于见面了。不过，他只待一天又走了。万颖则去了南京路院区上班，原来科室恢复运行的时间，又要延迟了。
张维跟万颖聊天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处警，全都是家庭矛盾，都是关在自己家里互相对打。有一个女的怀孕了，觉得婆婆做菜不好吃，就把桌子掀了。
“我们见都见不到，怎么他们还要吵架闹离婚？”张维不解地问妻子。（记者刘荒）
“小萝卜头”牺牲72年，中国最小的烈士曾是狱中地下党小交通员
小萝卜头牺牲的时候才8岁半，牺牲于重庆歌乐山。那时候，他已在狱中生活了7年多，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24天。
他和他的父母还有很多革命者一样，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和重庆解放。
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是参与西安事变、起草《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逼蒋抗日的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的小儿子。自1941年被捕入狱后，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当时仅8个月大的宋振中，辗转重庆、贵州的监狱、集中营，一囚就是近8年。
11封家书和1份登在报纸上的唁电，就是此后父母和其他6个子女唯一的联系。兄弟姐妹分散在各地长大，甚至有的从未见过面，直到1963年重聚。之后他们寻访父母旧友、狱友，在史料和回忆录中寻迹，试图拼凑起父母和幼弟的最后8年。
重庆歌乐山白公馆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小萝卜头曾握着半截铅笔在家书的背面写下过“哥哥，姐姐”，也曾用细瘦的小手紧握住牢房的铁窗，踮着脚看向远方的群山，还在各个牢房间传递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消息和情报。
大哥宋振华把他们的牺牲记在了心里也背负在了身上，他无数次拿起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将从老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再讲给后人们听，一讲就是几十年。今年“七一”前夕，在河南郑州宋振华的家中，他摩挲着父母、幼弟的照片，再一次向新京报记者讲述起了这段历史。
今年已88岁高龄的宋振华，最珍惜的一份荣誉是建党百年时刚刚获得的“光荣在党50年”奖章，他把它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展示给记者看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时一定要换上板正的衬衣，将奖章带服服帖帖地掖在领后。
“父母是党员，当年却不能公开身份，我们长大懂事后，也励志了一定要入党。”对他来说，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传承。
2021年9月6日是小萝卜头牺牲72周年的日子，70多年过去了，一代一代的孩子还记得，中国有个年纪最小的烈士，他叫小萝卜头，大名宋振中。他的雕像上系满了红领巾。
7月3日，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小萝卜头的雕像上系着红领巾，附近摆着悼念的鲜花。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最后的团聚
挂着“膏药旗”的轰炸机在头顶盘旋，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起，人们奔走呼号着冲向防空洞。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西安，频繁遭遇日军的狂轰滥炸。
在宋家长子宋振华的记忆中，“跑警报”时来不及带太多东西，一人拿点儿吃的和一两件衣服，大人拉扯着大孩子，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跑就是三五里地。回来时，看到的街道满目疮痍，被炸毁的民宅成了一片废墟，人们扒开泥墙瓦砾一遍又一遍喊着亲人的名字，弹坑像凹凸的伤疤一样无法抹平……
后来再“跑警报”时，母亲的怀里多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1941年春，小萝卜头出生在西安，小名森森，上面有6个兄姐，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宋振华保留的幼弟的照片，也是小萝卜头留给世人唯一一张照片。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外面虽然战火连天，却也是宋振华最难忘的全家团聚的日子。父亲宋绮云当时是《西北文化日报》社长，随身有警卫员，还雇了奶妈照料孩子。宋振华7岁以前的生活，顿顿有肉，“哪怕主材只是普通的大白菜，盘子里也至少有两三片大肉，肥的，带皮。”
年幼的宋振华并不十分清楚父母的身份，但他回忆，那时候已经对父亲“干革命”有了认识。
六七岁时，宋振华被安排在家里开的饭馆外“放风”，父亲告诉他，如果看到陌生人在周围反复转悠，就要立即回去告诉大人。“有一次看到一个戴墨镜、穿长袍的人靠近，感觉不太对，我跑回去和父亲说有‘坏人’，可没过多久那人就到了父亲面前，大人们都笑，和我说那是‘自己人’。”
这家饭馆是党的地下联络站，是掩护杨虎城部与红军联络的“交通线”。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和杨虎城率领的十七路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由此还打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后来的两年多时间里，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而且从未暴露过。八路军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后，这条暗线还在运作。红四方面军得以借此机会发展壮大，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确保红军长征会师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促成杨虎城签订这份联共协议的人之一就是宋绮云。他是黄埔六期毕业生，曾是中共江苏邳县县委书记，也是以组织身份加入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者”。
“父亲每次一回家，用不了多久，家里就会来很多人，凑在一起开会，秘密地聊些什么。”几个人以打麻将为掩护，一旦有陌生人靠近，麻将桌上立马噼啪作响，宋振华不明所以，倒是站在跟前学会了不少打牌技艺。直到现在，这位89岁的老人仍能模仿父亲和叔叔们当时搓牌的动作，“扳倒和”，他笑着说，“个头刚比桌子高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种地道玩儿法。”
救国大事就在这张牌桌上谋划着。但暗流涌动，看不见的危险悄然靠近。
童年时期的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被捕与分离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发动“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全市报刊停刊，只有《西北文化日报》出了号外，身为社长的宋绮云带领全社员工走上街头，散发报纸。实际上，宋绮云还是《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的起草人，他的党内身份是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委员，自1935年以来策划过几次游行和集会，掀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此事表面上暂时平息，但宋绮云实则一直处在险境中。
宋振华后来听说，那时候杨虎城建议父亲出国留学，但他没有走。1937年初杨虎城被迫出国，第十七路军归编第四集团军，宋绮云成为少将参议，在部队里办干部培训班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政策。宋振华印象中，父亲自那时起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1941年9月被捕。
那日，宋琦云被一封“家有急事速回”的电报从山西前线诓骗回家，到家后察觉情况不对，立刻想要离开。“父亲没吃没喝走了一天一夜才到家，母亲说‘我给你做口饭，吃了你再走。’抱着森森就出了门。”接着，宋振华眼看着两个陌生男人进了自家院门，父亲被这两个人一左一右夹着带了出去。
这是个至今回想起来仍会让宋振华觉得沉痛的场景，“父亲不像过往送客的样子，神情很严肃，胳膊好像被俩人夹着，我一看，他脚上怎么还穿着拖鞋呢，就跑进屋里把鞋提溜出来让他换上。”
父亲被带出院门时，母亲也抱着森森回来了，她没有说话，目送着宋绮云被带上马车离开。
宋绮云、徐林侠和孩子们的合影，照片中徐林侠抱着的孩子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宋家就此开始变得“动荡”。当时，他们已经举家搬到了距西安城二三十公里的蒲阳村，7个孩子中，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之前就被送回了江苏老家，只剩下二姐和一双弟妹，以及还没断奶的森森。
徐林侠几乎每日都抱着森森往西安城里打探丈夫的消息。她和宋绮云相识于1928年，此后13年间辗转江苏、陕西，是最亲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同志”。
也正因此，当两个月后，有人传话称“宋社长要去重庆，要你带几件衣服给他送过去”的时候，徐林侠明知可能是圈套，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
“我得去救你们的爸爸。”宋振华当时还读不懂母亲眼中的决绝，只记得她说，“就算是火坑我也要跳一下。”
临别前夜，徐林侠坐在灯下，一件一件地叠好孩子们的衣服，又一一叮嘱孩子，“母亲对我说，‘你是长子，一定要听话懂事’，又和我二姐说，‘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那天大家都睡得很晚，母亲一直看着我们。”
第二天，分别时，孩子们轮流抱了抱8个月大的森森，目送着母亲怀抱弟弟越走越远。“那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次母亲大概会离开得久一些。”
当年最大不过12岁的一群孩子，接连和父母离别，懵懂中还不知，这便是永别。从此后，关于父母和幼弟的种种遭遇，只能从别人七零八落的讲述中拼凑了。
6月29日，宋振华在郑州家中拿出父母和弟弟的照片，回忆当年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家书与唁电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初识时，森森和妈妈一起被关在一间看不见阳光的潮湿的黑屋子里。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长大。”
这是《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在回忆录里写下的。韩子栋是早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地下党员，1936年因叛徒出卖被秘密逮捕，先后被关押在包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11所监狱中。1947年8月，常年“装疯卖傻”让监狱看守掉以轻心的他从白公馆脱逃，成为唯一一个从重庆越狱成功的革命者。
随着《红岩》的出版，“小萝卜头”和江姐、许云峰、华子良等中共地下革命者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
今年86岁的李碧涛，是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见证人中唯一还健在的。她回忆，第一次见森森是在1947年10月，当时她只有12岁，和父母一起被捕，是森森主动和她搭话，安慰她，“姐姐，你不要难过。”
在同一间女牢房里，关着包括她和母亲，森森与徐林侠在内的5对母子（女），牢房阴暗封闭，霉味、尿腥味，熏得人呼吸困难。吃食都是发霉、发臭的，“有拌着老鼠屎的米饭，早上会给一点儿咸菜，中午有少量菜叶子，晚上什么都没有。”李碧涛形容，“绝对不会把你饿死，但也肯定吃不饱。”
森森就在类似的环境下从8个月长到了8岁。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他个头矮小、身形瘦弱，细小的四肢衬得脑袋看上去格外大，因此被叫做“小萝卜头”。
1947年，父母被捕6年后，宋振华他们第一次收到父母来信，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特意到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下排中间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在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带着森森辗转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几年里，剩下的6个孩子也在各自艰难地活着。
父母走后，留在西安的4个孩子几乎陷入了绝境，“粮食都已经不够吃了。”宋振华回忆。两个月后，党组织秘密关照，派他们的表哥和堂兄从江苏赶到西安照顾，还陆续安排他们上了学。而在老家的宋振华的大姐和三姐，境遇也十分坎坷。姐妹俩轮流跟着亲戚过活，还曾给地主家当过丫头，遭遇毒打抛弃后又被尼姑收留。
当时，宋振华只知道父母“被关起来了”，生死未知，姐姐们的遭遇也是多年后再见面时才得知。“活下去。为父母报仇。”是宋振华唯一的念头。
被捕6年后，宋振华第一次确切得知父母和弟弟还活着的消息。那是一封从重庆磁器口寄来的父亲的亲笔信，信中父亲问，“你们都还好吗？”
“激动坏了。”宋振华说，全家人团团围住二姐，由她执笔给父亲回了信。除此之外，兄弟姐妹4人加上表哥和堂兄还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原版是四英寸大，很小。”如今，端详这张合影，宋振华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你别看照片上我们几个穿得干净体面，其实在镜头没有拍到的下半身，裤子都烂得厉害，全是补丁，实在没有钱置办全身衣裳，但又想让父母看了照片知道我们过得很好。”
按照父亲信中所说，他们把信和照片寄到了重庆歌乐山脚下磁器口一位黄姓人士处。几个月后，在第二封信里父亲写道，“妈妈看后还掉了泪。”宋振华回忆，更让他们意外的是，第二封回信的背后，有铅笔写的四个字，“哥哥，姐姐”。
通讯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最后一封是在1949年春节前后。那次执笔写信的是母亲徐林侠，她说，“你父亲和杨伯伯（杨虎城）已经坐飞机去贵阳了，我们明天也要走，这封信由我来写，咱们的通信就暂时中断了。”那封信，字迹歪斜、重叠，徐林侠解释说“眼睛不好”。
宋振华后来才知道，长期的监狱生活加上特务的问询折磨，母亲已经病重，不仅眼瞎，腿也肿得几乎走不了路。这封信以后，他们再次断了联络。
过去曾关押包括宋绮云一家在内的革命者的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如今是红色教育基地，馆内陈列着当年和小萝卜头一样被杀害的儿童留下的鞋子。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宋振华不承想，再获悉父母和森森的消息，是通过一封唁电。
1949年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杨虎城将军家属的唁电发表在报纸上，内容为：“惊悉杨虎城将军在重庆监狱被国民党特务匪徒秘密杀害，杨将军夫人和次公子杨拯中，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极为痛愤。”
“可以说我的世界崩塌了。” 宋振华号啕大哭，已经16岁的他正在西北军政大学读书，“上军校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解救父母和森森，为他们报仇，而他们被害的消息，让我的希望彻底落空。”
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幼子宋振中被特务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彼时是1949年9月6日，距新中国成立还有24天。
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中展出的小萝卜头在狱中用过的半截铅笔和画过的画。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共和国最小的革命烈士
牢房和集中营没能把地下工作彻底封锁。
宋绮云在息烽集中营时，被吸纳进了“中共狱中秘密支部”，在监狱和集中营内进行秘密策反和党内思想传播工作。
重庆的红岩魂陈列馆，收藏了一封1400多字的长篇书信，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作者就是宋绮云。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介绍，这封信写于1947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梅含章，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捕，关押在白公馆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
王浩说，根据被释放人员的回忆资料，当时宋绮云认为，包括梅含章在内的6名“青年将校团”涉案人员迟早会被释放，并有可能重返国共对垒战场，于是秘密展开对6人的策反工作，这篇文章就是为鼓励梅含章出狱后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而写的。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履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梅含章协助策动了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等职。
梅含章在回忆录中提到，当时年仅6岁的小萝卜头为传递《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3月（1947年）下旬一个早晨，宋烈士趁特务不在的时候，派他的儿子振中到我牢房里来……他从裤腰里摸出这篇序文，交到我的手里……”
作为白公馆内少有的可以自由走动的人，小萝卜头成了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史料记载，从息烽集中营转到白公馆后不久，他帮助同被囚禁于此的中共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的特别支部书记陈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把爱国将领黄显声摘录的消息提供给陈然，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后来被称为 “狱中挺进报”。
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中展出的小萝卜头在狱中画的画。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东北义勇军缔造者之一黄显声是小萝卜头的老师。早在息烽集中营时，秘密党组织就通过绝食和罢工的方式为森森换来了狱中受教育的机会。“黄伯伯教他学习地理、看地图，虽然他没有出去过，但是知道四川省，知道重庆市，知道我们呆的地方叫白公馆。”李碧涛回忆。
李碧涛记得，小萝卜头一般上午拿着铅笔和草纸跟黄显声上课，下午就用钉子在地上写作业，写完后用铅笔抄到草纸上，第二天交给黄显声。
语文课本中《我的弟弟“小萝卜头”》讲的就是这段故事，作者是小萝卜头的二姐宋振苏，她还写过文章回忆父母。1964年，梅含章看到报纸上的文章后，联系上了宋振苏，将宋绮云亲手写下的《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交给宋家子女。
梅含章曾评价宋绮云“性情沉着勇敢，待人谦虚热情，有淳厚朴实长者之风。”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宋绮云、徐林侠和宋振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小的烈士。
“小萝卜头不愧是党培养起来的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帮大人传递情报，还知道保密。” 韩子栋将这个孩子称为自己的“老战友”。
7月6日，重庆红岩魂陈列馆，一名小学生在小萝卜头雕像前敬少先队礼。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寻找与怀念
宋振华无法勾勒出最小弟弟的具体样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无从了解弟弟是怎样在暗无天日的牢房中从8个月长到8岁的。他只知道，这个8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为了后世有个安定的国家做出了奉献。”
他将这种奉献背负到了自己身上。1950年，宋振华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自愿参军守边疆，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机要处做译电员。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把枪、一瓶汽油和一盒火柴，“一旦有意外，首先把密码本烧掉，也绝不会给自己被俘的机会。”几年后，他又决定到农村去，和田地区的于田县和皮山县、库尔勒地区的墨山山区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不如哪里苦就往哪里去吧，这一辈子总要奉献点什么。”宋振华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1963年10月，宋家的6个孩子自父母被捕后第一次在北京团圆，他们自幼分离，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照片上后排中间为宋振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翻拍
1963年，宋振华作为南疆建设优秀代表受邀到北京观看国庆阅兵仪式。回忆那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他昂首挺胸，一脸骄傲，心里想着，“这一定就是我父母想看到的景象。”
那年的国庆节，宋家的6个孩子终于在北京团圆了。他们自幼分离，四散在天南海北，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见过面。二弟宋振镛回忆见面的情景时说，“大家像新生入学一样，先报自己的名字，介绍这些年来的经历。”
从那之后，兄弟姐妹6人开始寻访父母旧友、监狱的幸存者，甚至被策反的国民党特务，一点一滴拼凑起了父母和幼弟8年的牢狱生活。在这条寻迹路上，他们一边听老人讲，一边再将英烈们的故事讲给后人听。
“七一”前夕，88岁高龄的宋振华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奖章，他把它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展示给记者看时小心翼翼地拿起，佩戴时一定要换上板正的衬衣，将奖章带服服帖帖地掖在领后。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摄
如今，“小萝卜头”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他遇难的歌乐山松林坡变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和小萝卜头的雕像就立在那里。
小萝卜头的脖子上，层层叠叠的都是或鲜艳或褪色的红领巾。
（部分资料参考《红岩春秋》《魔窟》《回忆我的弟弟“小萝卜头”》）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刘倩
校对 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