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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金字旁最吉利的名字(带金字旁95分以上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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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字,说明《山海经》作者不可能为伯益

#讲好中国文化#【自媒体发布前言:其实之前已经发布了相关文章,讨论了《山海经》作者的问题。但是很多读者没有阅读,经常留言谈伯益为作者的问题,本文也算一次“统一回复”。】

《山海经》自从西汉官方校理尤其是晋代郭璞作注之后,就开始广泛流行。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对于原书作者的探究也成了一个重要话题。

郭璞,第一个为《山海经》作注的学者

刘歆在《上<山海经>表》说其“出于唐虞之际”,为大禹治水之后益等所著的观点是不可靠的。启杀益后方登上王位,而启即位之后的活动见于《海外四经》,可见并非益作,最早也只能是夏启时代的作品。

夏启

益等人可能绘制了一些地图,留下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当今我们所见的三万多字的文本,绝对不是夏益所能作出——且不说当时有没有文字,使用什么样的文字。单从书中众多的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名如大楚、钜燕、北齐等即可知道,这不是夏朝人所能知道的。当然这些诸侯国的名称或许是地名或部族名称,存在的历史或许很长,夏朝或许也有一点存在的可能。

伯益

在这些弹性因素之外,笔者从冶金技术和政治制度两个刚性要素方面,即可找到5个概念亦即文字作为铁证,来彻底否定夏代、商代、西周说。其写作时代必然在春秋战国时期,结合前文楚国越遗说,可知在战国末期。

关于冶金技术的三个关键概念和文字即铜、银、铁;关于政治制度的两个关键概念和文字即郡、县。

《山海经》反映了青铜时代的文明,“青铜”这个名称是后起的,中国古人对于金属最早的认识为“金”,是包括金、铜、银、锡这些较为常见金属的统称。“金”字殷商卜辞习见。西周铜器铭文往往提到器物本身的材料来源为王侯所赐的“吉金”,应当包括了铜和锡甚至有铅,很可能是按比例配比好的,只需要拿回去自行熔铸。

金,最早指铜及所有金属

锡熔点低容易被认识和获取,与铜合金可以炼出青铜,可能出现更早,不会晚于春秋时期。西周金文中有“金道锡行”,指从今湖南、江西、湖北等铜锡矿原产地经过随枣走廊而至北方中原的洛邑、镐京一带的路线。《周礼 春官 卝人》记载“卝人,掌金玉锡石之地”,与《山经》数百座山大都介绍其矿产的情况相符。

金道锡行

在《山海经》确切地说在《山经》里,只有“中次五经”槐山明确提到有锡矿,“北次三经”有“锡山”(阎老西是有文化的人哦),但并未言及锡矿。对于锡矿主要产地的湖南、江西、云南也并未直接提及。

而且整个《南之山经》和《东之山经》两个部分,对于矿产只言金,不像其他三列山系那样除了金还有铜、银、锡、铁。似乎说明南、东两部山系的文字反映了更早的矿产认识观念,甚至当时并未出现铜、银、锡、铁这些概念和文字。或者认为东南地区尤其是楚、越地人,当时并未接受使用中原新造的这些概念和文字。

字耕农山经分布图(豫西八列另图)

没有使用这些特定的概念和文字,并非说对这些金属毫无认识,《南之山经》的“金”并不单纯,同时还有黄金、白金、赤金共四个概念。笔者认为分别对应:铜、金、银、黄锡矿。而《东之山经》15处均称“金”,当为包括金、铜等金属。很可能楚尤其越地,采用了双音节词汇来界定这些概念。这更加坐实了《山海经》文本出自楚地越遗的看法。

《山海经》

东周出现了铜、银、铁等细分概念和相应的文字

“铜、银、铁”三个概念或者说这三个字,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殷商西周金文内容看,西周时期基本可以确定尚未出现。

铜:使用虽然很早,但最早叫“金”。东周概念细化,开始出现一组“金字旁”的字来指多种金属,“铜”字也是其中之一。就目前的资料看,“铜”字最早见于战国金文。(见容庚《金文编》盦忎鼎、盘,李学勤《字源》)

银:银也是中国古代使用比较早的贵金属,甘肃火烧沟出土了夏代银耳环和鼻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银币。【据:杨文衡 《中国地学史 古代卷》180页。】

“银”字,殷商西周甲骨金文未见,传世文献亦见于东周著作《管子》、《禹贡》。

铁:从铁矿中冶炼出铁并制造铁器,在中国境内始于商末西周初的新疆地区。中原地区,西周中晚期开始冶铁。【据: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J].考古,1993(6)】“铁”字,殷商西周甲骨金文未见,“铁”字见于传世文献《左传》、《禹贡》、《管子》等。而《诗经》有表示马为青色的“驖”。 当然,作为“恶金”的“铁”的出现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春秋时期在中原地区,铁器已经与青铜并用。战国时期,铁器基本上取代了青铜器。《管子》书中有铜、银、铁三字,然而《管子》虽托名春秋五霸齐桓公名相管仲,绝大部分内容实为战国时期甚至更晚写定。

所以《五臧山经》涉及“铜、银、铁”三字的内容,肯定是东周甚至可以说是战国楚国越遗的手笔。是仅仅添加了当时的最新发现,还是所有关于矿产的内容都是其人添加的,甚至说《山海经》全书都是其人看图说话创作的?前文已经叙述过,台湾大屯火山最近一次喷发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前,这不是战国时人乃至秦汉时人所能知道的并作伪的。其他文献没有记载也不可能引用转录,因而这次火山喷发只能是眼见为实的记录。

喷发中的中国台湾大屯火山

静默期的大屯火山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地处东南,而《五臧山经》里的南经之山、东经之山、中经之山三个部分,都涉及到楚国的山水。然而《东经之山》只出产“金”,《南经之山》在“金”之外,还有“黄金”、“白金”(杨文衡认为是辉锑矿,目前发现的楚简则以白金指银,并无银字)、“赤金”(杨文衡认为是磁黄铁矿),并无“铜、银、铁、锡”等字出现。或许这两个部分,保留了更为古老的面貌,并未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观念。

当然,中经之山诸神大多时代早至仰韶后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其物产包括“铜、银、铁”这些显然是春秋时期才可能有的概念,同样认为是经过战国楚人的改动增益,因为中经之山有些地区是楚人活动的核心区,而南山系列,要么在江南甚至岭南,要么在后期兼并的东方吴越故地。

总之,我们当今面对的3万多字的中华文化原典《山海经》,并非刘歆所称夏代益等所作,而是战国末期楚国越遗看图说话的文字记录,当然这些古图产生的时代肯定包括夏朝,甚至早至5000年前。

《山海经》

郡、县概念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最早的县在公元前688年,秦伐邽、冀之戎而设县。此为中国行政置“县”制度之始。同年,楚灭申,亦在其地设县。次年,秦又在杜、郑设县。置县制度此后在各国盛行开来。“县”最初的涵义即“悬”,指悬于国土之外的边地甚至飞地。后来国境之内普遍设县,成了遍及全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

《说文》: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春秋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是也。即《左传 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3年,晋赵简子誓师时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这里说的县显然比郡要大。

“至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监其县。”由此则郡比县大。

朱骏声曰:“汉又增四十六郡,二十一国,凡郡国一百有三。古者县大郡小,秦以后郡大县小。”

《山海经》主要是《山经》部分,多称郡、县、郡县,当然还有国、邑等行政区划概念。国、邑概念出现很早,不能作为成书时代判断的依据。郡县概念则说明了其时代不早于春秋的事实。

至于《山海经》书中具体的郡县名称,除了长沙、零陵在《海内经》出现。

其余皆在后附《秦代水经》,如

诸暨,秦王政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设;

长沙,秦所设郡;

零陵,前221设县,属长沙郡。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置郡;

桂阳,西汉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设;

也并非郝懿行所说的后人所羼,即为原书原文,“桂阳”一词说明,该文修订于公元前113年即汉武帝元鼎四年之后,刘向领命开始校书(公元前32年)之前。司马迁曾见未校之《山海经》,稍早的东方朔熟悉《山海经》的内容。

秦代地图(摘自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

关于《秦代水经》这个话题,这个观点出自周振鹤教授。前人多以为是汉代作品。周教授的观点是这些名称固然是汉代名称,但并不意味着秦代就没有这个名称。汉承秦制是多方面多层面的。笔者认为“桂阳”之称如果在秦代并未出现而是汉代才设,则可能动摇该文创作时代为“秦代”的结论。为了方便称呼,全书皆取周教授的观点,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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