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一心报国的“扫地僧”
11月18日,在北京的一个医院里,一个蛋糕,满屏祝福,在女儿彭洁的陪伴下,彭士禄幸福地度过了95岁生日。这位须发皆白的老人抱着一个维尼熊,笑得像孩子一样。
他的名字很少为外界知晓,他的事业却改变了世界格局。
他是我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核动力事业“垦荒牛”。在他长期秘密工作过的四川基地,许许多多的老同志都是他的“科技铁粉”“迷弟迷妹”。
他是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11月8日,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揭晓仪式在京举行,彭士禄荣获中国工程界最高奖项——“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成为继朱光亚、钱正英、徐匡迪、钟南山、潘家铮、师昌绪、张光斗等院士之后,第八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学家。
他是革命家彭湃的儿子,是我国科技界最为深居简出的“扫地僧”,一辈子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技报国上。他初心拳拳,时刻牵挂着我国核动力事业,为之奉献一切。
彭士禄
掌握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彭士禄在大会小会上,一次次强调。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提阶级斗争是难以想象的。台下与会的人们都惊呆了。他襟怀坦荡,只认真理,只怕核潜艇事业不成功。
且让时光倒回到1958年。
核潜艇是世界大国最有效的战略核打击手段之一,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国家才称得上是真正具备核反击能力的国家。当时,核潜艇已经诞生,美国、苏联等先后拥有了核潜艇。
新中国遭受到核威胁、核讹诈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上马中国原子能工业。原子弹、氢弹和核潜艇这“两弹一艇”,成为最急迫的安全屏障。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这句名言,至今仍铭刻在中国核动力设计研究院的陈列墙上。
1958年,中国研制核潜艇工程启动,彭士禄受命主持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该工程和研制原子弹一样被列为国家最高机密。
中国曾寄希望苏联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有答应。1959年9月,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在同他会谈时,再次提出核潜艇援助问题,却被一口拒绝。
核潜艇研制涉及23个省市,2000多个单位,4万多台设备,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会影响全局。当时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彭士禄顶着巨大压力,立即将情况通过聂荣臻向周总理反映。中央大力支持,为核潜艇研制大亮绿灯,涉及哪里,一律以此为重,恢复相关科研生产秩序。
“研制核潜艇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政治!”彭士禄在大会小会上,一次次强调。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不提阶级斗争是难以想象的。台下与会的人们都惊呆了,会后他们悄悄告诉了彭士禄的妻子:“他不怕有人检举揭发啊!真是胆大啊!”
他襟怀坦荡,只认真理,只怕核潜艇事业不成功。
这种只认真理的风气,迅速在科研领域转化为生产力。1970年8月30日,彭士禄领军建造的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启动试验,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
在粮食不够、靠野菜充饥的年代里,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造出了第一艘核潜艇,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我国成功击破了那些超级大国的核威胁、核讹诈、核封锁,掌握了人类智慧最强的火焰。
这背后,隐藏着彭士禄等科学家几代人怎样的奋斗?
奋起世代忠烈 尝遍百家辛酸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战士之一,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3岁小士禄的母亲和父亲先后被杀害。
彭士禄曾深情地回忆,“从成为孤儿直到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种亲情和爱。”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定的战士之一。
彭湃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一个大地主家庭,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并经历了“五四运动”。1921年,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办教育、办报纸,到农村开展革命运动。1922年7月,彭湃成立了海丰县第一个农会,干革命烧掉自家田契,将家产分配给农民,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妻子蔡素屏剪掉缠脚布、识字学文化,卖掉陪嫁的金银首饰,把钱捐出来作为农会的活动经费。
彭士禄的父亲彭湃
彭士禄的母亲蔡素屏
1928年,海陆丰农民运动失败,3岁小士禄的母亲和父亲先后被杀害,国民党搞白色恐怖,到处搜寻彭湃后人,要斩草除根。
彭士禄现在依稀记得,在一个黑夜里,他们先是逃到了一个牛洼里去,待了一晚上,后来又辗转到好几个村里。后被七婶带去香港,再到澳门与祖母会合。
在澳门,一家人很困难,靠糊火柴盒维生。七叔彭述也是共产党员,1931年把小士禄带到了潮汕地区。地下党组织把他送到了山顶的阿妈家,那时他才五六岁,后来又在山下的阿爸家住过。
再后来,他又住在韩江一带的杨姓的爸爸家,准备等待合适的机会去瑞金苏区。结果在去瑞金的路上,两位带他去的东江纵队负责人牺牲了,小士禄由红军游击队队长陈永俊带回了自己家,由他的母亲潘舜贞抚养,小士禄称她为姑妈。在这里,小士禄待了一年。姑妈家很穷,但是姑妈一家和全村的百姓们硬是一起凑钱,把小士禄送去了学堂,让他读书受教育。
彭士禄夫妇与潘舜贞姑妈
1933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了陈家,姑妈一家和小士禄一起被逮捕,押送到潮安监狱。由于年纪小,小士禄和姑妈一起住在女牢房,在这里他还见到了山顶阿妈——为了小士禄这个烈士后代,两个妈妈都被抓进了监狱。
几个月后,小士禄又被单独押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在这里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小政治犯。在监狱门口,国民党还给他照了一张照片,登在当时广州的民国日报上,标注着“‘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目的是为了邀功。
那时,小士禄吃的饭里都是沙子、虫子,他周身长满虱子,没有被子盖,盖一个破麻袋。一年后,他又被押送到广州感化院,在这里小士禄差点病死,他发高烧,浑身打摆子,全身瘫痪,上厕所也要爬着去爬着回来。
他在感化院待了一年后被遣散,回到潮安当了小乞丐,跟着隔壁婶娘乞讨为生。不久后,他再一次被抓,关押到潮安监狱。后来,在地下党组织和爱国人士的帮助下,他被祖母认领出狱,几经辗转,直到1940年底才到了延安。
“那位记不住名字的阿爸对我很好,我看见旁边人家种着潮州柑,嘴馋,阿爸便拿着打来的鱼去跟人家换柑给我吃。”彭士禄曾深情地回忆,“从4岁成为孤儿直到延安,我在几十位老百姓家里住过。他们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我一点也没有缺失家人的那种亲情和爱。我深深地感到老百姓那种深情厚爱,我就是工作一辈子、几辈子都还不完这个恩情。”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陈赓把彭士禄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
在延安,这批历经磨难的红色孤儿,终于有了安静的书桌。彭士禄常常对同学们说:“我们的父母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要不好好学习,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对得起党?”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每一名留学生都知道,当时我国培养一名留学生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培养国内25名大学生。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奉献祖国。
彭士禄学的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是优秀成绩。毕业时,获得了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彭士禄(前排右一)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进修深造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时,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
学成回国,他在原子能所工作,主攻核动力。苏联撤回援华专家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同事们的必然选择。
1965年,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从全国集中到了四川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荒僻山谷。我国第一个核动力研发综合基地就此诞生。
彭士禄
住“干打垒”的半地下室,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没有资料、没有图纸、没有设备、没有经验、没见过实物……这些困难阻挡不了人们报国的脚步。在完成第一代核动力陆上模式堆初步设计的同时,物理热工、结构、应力、焊接、水力、化学、控制等15个实验室的设计也相继开展。
各研究所相继搬入,科研人员和家属登上闷罐车,许多人不知道去哪里,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这里,生活区离工作区数十里地,没有燃料,没有蔬菜,子女入学、入托无门,只能被锁在家中与小人书做伴……
当时,设备安装十分困难。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需十多辆汽车牵引,小心翼翼地翻越十几公里山路;没有大型装卸设备,只能发动群众推、拉、顶、吊,想尽办法将其“挪”进厂房。
那时,设计队以农村小学校作为立足点,男同志全部住在小学校礼堂,竹片床,打通铺,与鼠蛇共住;女同志住在公社木楼角上。借两间教室,作为设计室。点煤油灯,照明设计。伙食,自己办。冬天陋室四面透风,不蔽风寒。
每天朦胧将晓之际,在万籁俱寂中,用纸制的土广播筒向山谷、盆地周围农村喊播着时事要闻,女高音悠悠传遍山谷。
地质队带来柴油发电机,晚上放电影,引来了满山火龙,老乡们都打着火把下山来看电影。这在山谷中是千年盛事。
有一次,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来四川基地考察。他进了山沟里,想给远在日内瓦的夫人打电话报个“平安”,却被告知没有能通到国外的长途电话——这里打电话得经过地方邮局转接,通话质量差,与北京通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实干永远出真理
大家硬是凭着坚信核潜艇上马的信念,“钻进去,迷上它”。
他们着迷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吃饭前,彭士禄的夫人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摆上桌,几位技术人员竟从马淑英手握筷子的一瞬间获得灵感,联想到反应堆控制机构的突破。
生活的困难尚在其次,科研的困难才是百爪挠心。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吃……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当时,许多人对“核动力”的知识都几乎为零,他们“有学电的、有学化工的、有学仪表的”,无论在设计还是在建造过程中,对某个技术上的问题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就成了“家常便饭”。
各种争论太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出现这种情况,彭士禄就对研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实验结果说话。根据实验结果,我来签字,我负责!”
为了验证物理人员几个月来手摇计算的结果,彭士禄与韩铎、周明生、焦增庚、毛玉姣等人多次往返原子能所零功率堆上做试验。为了在大气压等具体参数上取得准确数据,彭士禄和同事们通过国家工业技术大调查后,长期对参数和主方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论证。
“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工程下马,彭士禄还利用在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学的条件,带领韩一洽、潘系人、裘怿春、刘聚奎等技术人员,忍饥挨饿坚持在北太平庄搞科研。大家硬是凭着坚信核潜艇上马的信念,“钻进去,迷上它”,克服重重困难,在理论设计上突破了堆芯控制布置方案的设计。
他们着迷到什么程度?据回忆,有一次,为改善几位单身汉的生活,彭士禄特意安排几位攻关者到家吃饺子。吃饭前,夫人马淑英手抓一把筷子摆上桌,几位技术人员竟从马淑英手握筷子的一瞬间获得灵感,联想到反应堆控制机构的突破。
因为被封锁,一切靠摸索,争论时刻不停。围绕采用什么堆型形成的争论,尤其尖锐。彭士禄综合团队意见,对国外资料和国内重水堆实地考察,经过认真计算、比较,提出一套在陆地上建造模式堆的设想。然而,这种设想被一些人全盘否定,力主把反应堆建在艇上,一步到位。
彭士禄据理力争:“中国亘古至今没建过核潜艇,核潜艇是何物?只有在国外发表的照片和公开出售的玩具上见到。如果没有一个模式堆做实验摸索,进行科学论证,心里没底,是纸上谈兵。陆上模式堆不是仿真机,不是计算机模拟,而是真枪实弹,是完完全全的原子反应堆!”
两种意见方案立即层层上报,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论证后,周总理表态:为核动力潜艇一次建成试验成功,必须要建立陆上模式堆。
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四位总设计师
在核潜艇采用什么堆型、艇舱内一体化布置和分散布置的问题上,又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彭士禄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技术,主张采用压水堆,而一些人偏主张搞增殖堆和一体化布置,并说彭士禄的这一套是“爬行主义”,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彭士禄认为:增殖堆理论上有,但不好控制,见水和空气容易爆炸;一体化坏了一个小零件,都得把密封盖打开修理,太复杂贻误战机。
最后,在钱三强的支持下,上级批准彭士禄方案。事实证明了彭士禄所提方案的合理性,美国、法国等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都不是一体化布置,也不是增殖堆。美国第二艘核潜艇虽然采用钠冷堆,但老是出问题,最后拆掉改成压水堆。
1970年8月30日,中国第一座潜用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首次达到设计满功率。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彭士禄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带到哪里。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是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的毕生心愿。
1982年,国家决定在广东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项目,并成立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任命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彭士禄再次披挂上阵,扑到我国首个商业核电站事业中去,为大亚湾核电站以及秦山核电站二期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与其建设的老专家郭天觉曾撰文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能源紧缺,电力经常“停三开四”。彭士禄讲得最多的是“抓紧时间”“尽快保证广东核电站建成,每一天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息”。他经常深夜与大家一起聊工作,问进展。
彭士禄说,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潜艇核动力、核电站。他到哪里就把敢“拍板”的精神带到哪里。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时期,彭士禄决定将“招投标制”引入工程建设。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人头脑中都有“计划经济”的框框,争论很厉害。最后还是彭士禄拍板,坚持招投标制,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大亚湾核电站
他的每一次拍板,都拍出了速度,拍出了性格。但是,“大胆”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拍板?他说:“有个秘诀,一定要用数据说话。”牢牢掌握实验数据,是他大胆决策的科学依据。
还有人问他,那么多次拍板,有没有拍错的时候?彭士禄毫不掩饰地说:“有啊,怎么可能没有?错了,我就改过来,再继续前进。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三七开,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都准备好了,要我们干什么?”
他主持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作用;他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基础。
恬淡自守的幸福
“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曾无数次地对同事们说。
在彭士禄看来,恬淡自守就是最大的幸福。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也从来不爱抛头露面。
1991年,在撰写中国导弹核潜艇的诞生历程时,彭士禄的事迹才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国内外很多人称赞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对此,彭士禄坚决反对。
“我声明,核潜艇工程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我个人的创造,是千万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干部集体努力的结晶。虽然前几年大家把我抬到了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位置,基层传说很多,说我‘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可与美国核潜艇之父比肩’,对此绝不敢当,对我来说这是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曾无数次地对同事们说。
彭士禄近照
“我虽然在其中作了一些技术组织工作,参与了一些领导管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只能说,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党对我有恩,是党把我从一个孤儿培养成一个能为国防事业做点贡献的技术专家,我知足了!请不要忘了,当时主要负责任的,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基层的党政领导,不能忘记他们,李毅、周圣洋所长、苏萍政委、赵仁恺、孟戈非、李乐福、韩铎、昝云龙、蒋滨森、沈抗……”
彭士禄永远都忘不了李宜传。李宜传在陆上模式堆之前就割了一个肾,但仍然坚持在模式堆上,带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最后牺牲在试航的核潜艇上……这些可敬的战友,让彭士禄止不住热泪盈眶。
四川基地孤独寒冷,却被彭士禄称为“四川老家”。原来身体好的时候,每见到四川老家来人,他都喜欢拉到家里喝上一杯小酒。他想念着四川老家的奋斗岁月。
“四川老家地方潮湿,喝点酒能驱寒。人们不了解核电,常担心反应堆会爆炸。我还用高度酒和低度酒的比喻,说破了这个谜团!”彭士禄笑眯眯的,“核电站像啤酒,铀含量约为39%;原子弹像酒精,铀含量高达90%以上,酒精用火一点就着,而啤酒是点不着的……”
彭士禄给小孙子讲故事
从1970年8月30日四川大山深处的我国首次核能发电,到如今“华龙一号”成为“国家名片”,我国掌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首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核动力人用沉甸甸的奉献,托起核动力,铸起核电站,挺起共和国和平利用核能的脊梁。
这样一位可敬又可爱的老人,能够拥有他和他的同事们,是国之大幸,是我们的福气。
祝彭老生日快乐!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沪郊涌现多家村史馆,记录与传承文脉和乡愁
杨家村村史馆内打造的生活场景,土灶由老泥水匠现场砌成。
长达村村民在村史馆表演皮影戏。 均 朱雅文 摄
前段时间,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春花刚完成了《杨家村村民家谱》的修订和发放工作,马上又开始计划在杨家村村史馆内设计还原全村村民老宅风貌的沙盘。“沙盘由乡贤王雄豪赞助,准备放在村史馆进门口,未来全村1100户村民的老宅都能从沙盘上找到。”
丰桥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小青最近也十分忙碌。在丰桥村村史馆分馆的“鹤邻家”中,不仅摆放着老村民当年开挖大治河的老物件,村民沈根荣开设的翰林社也设立于此,为村里青少年免费教授书法课程,陈小青忙着筹备开课安排。
当下,传统村落日益减少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同时发生,建设村史馆变成一项刻不容缓的乡土记忆抢救工程。去年9月发布的《上海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中提及,本市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乡村依托特色文化、特色产业建设村史馆,编撰村志。近日,记者走访多家上海村史馆后发现,越来越多村史馆被激活,它们不仅是记录乡村历史、承载乡愁的空间载体,其内涵和外延也愈发丰富,成为沪版乡村振兴最真实的注脚。
如何打造村史馆?
呈现独特风土人情历史文化
青浦重固,章堰泾两岸商铺林立,茶坊、酒楼聚集,章堰人傍水而居,古桥上行人络绎不绝……明清时期,章堰古镇就已是一派繁荣景象。如今,占地百余亩的古村落实现老村焕新,临河30多栋青瓦小楼,基本按照原来的结构和样式进行了重建。
穿过兆昌桥、途经城隍庙,沿章堰泾一路向西数十米,章堰文化馆映入眼帘。那里原是章家老宅和村史馆,残破严重,唯有外墙风貌保留较好。设计师在固定和保护的基础上,用白色清水混凝土新建部分功能性建筑。远远望去,就像老房子里“长”出了新房子。这座曾入围“2020世界十大博物馆及文化中心”榜单的建筑,已成网红打卡点。“网红”并非建设者本意。章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屠拥军介绍,上世纪60年代以来,原来的政府行政机构逐步搬离,商铺和民宅纷纷空关。直至2017年古村落保护修复项目启动,这座古镇才逐渐恢复生机。
“章堰村最有韵味和价值的就是文化和历史,必须要维护好。”在屠拥军看来,与那些颇具现代感的村史馆相比,章堰文化馆遵循了建筑本身的历史脉络,从外观上保留原汁原味的乡土历史,文化馆附近的古石桥、西边的徽派建筑、东侧的民宅等亦是如此。
在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平养看来,乡村文化是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高度凝练,体现特定地区人与人之间、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本质区别。“无论村史馆还是村志,都要充分凝练本村文化特色,而不仅是打造网红。网红总会消逝,但文化历久弥新,越品越醇。”
不仅是外观,作为活化乡村记忆的场所,沪郊不少村史馆在展陈布置和场景打造上,也呈现了每个村庄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走进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村史馆,记者一下子被“镇馆之宝”所吸引——一块清朝光绪年间的匾额上写着“劳资利济”,是村内张姓人家出资出力疏清河道所得。墙壁上记载着杨氏第三代杨宝田的故事,相传其为人仗义,被称为“杨将军”;土灶系80多岁老泥水匠现场砌成,上面不仅有金山农民画,连“火烛小心”中倒着写的“火”字也被保留下来;墙壁上还印着1992年创作的《杨家村村歌》,据说当时孩子们都会唱。“这里原是村办五金厂厂房,我们将工业遗迹原汁原味呈现,房屋结构、玻璃窗框、20世纪80年代的机器和工业产品都保留了下来。”金山区山阳镇杨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春花一边说,一边指了指村史馆墙壁上的12个大字——“抓质量、重信誉、讲效益、保安全”。
瀛东村,崇明岛第一个迎来朝霞日出的乡村,象征“崇明岛精神”的石雕伫立于此。石雕背后,一处场馆内的围垦场景令人惊叹——三四十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荒滩湿地,在湍急江流中,瀛东人挽起裤腿,在滩涂上挥锹挑泥,向江海要土地。“垦拓精神”是瀛东村特有的乡土记忆,村史馆将其充分保留并呈现。瀛东村村干部陈柳对村史馆内打造的围垦场景感触颇深。“我从小跟着父母过来,经历过围垦。这4000亩土地,是我们瀛东人用血汗拼来的。村民围垦到哪里,就把环洞舍建在哪里。”
如何开展乡土教育?
政府牵头加村民自发参与
1958年的农民识字课本、1959年人民公社生产队食堂的饭菜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证……1500多样老物件,将四五十平方米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这里是浦东新区航头镇丰桥村村史馆,79岁的馆长富宝兴在入口处放了张木桌,成为“守门人”。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村民们纷纷‘上楼’。在他们搬家时,我把老物件一样样收过来。”2002年,檀香村、青龙村和丰桥村合并,富宝兴原是青龙村党总支书记,退休后便四处收集老物件。“社会发展太快,老物件和背后的乡土记忆会流失。”富宝兴告诉记者,他为每一位捐赠者拍照留念,老物件上也用便利贴记下捐赠者姓名。
丰桥村村史馆开馆后,已吸引上万人参观,村里老人最起劲,不仅自己去了一次又一次,还把小辈们也带去。长达村卫生院村医秦阿姨老家在丰桥村,谈起村史馆兴致盎然:“老物件多得很!有些东西我父母那一辈才用,一看到实物就想起自己小时候。”
村史馆这一载体,不仅凝聚了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能开展对村里年轻人的乡土教育。每年寒暑假都是富宝兴最忙碌的时候,小学生成群结队,带着盒饭,在村史馆里一待就是一天,富宝兴就给他们讲解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实物和讲解要配套,这样小孩才记得住、有印象。”
在杨家村村史馆内,村干部黄婉娟对一位名叫杨章褀的小学生印象深刻。2013年出生的杨章褀归属杨家村2组,从出生起就住在新城区。“当时,他略显生硬地读着自家家谱上的人名,喃喃自语‘这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是我的太太(太祖母)’。旁边的同学把头凑过去,他还很骄傲地说,上面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不是这个村的。”
在黄婉娟看来,村史馆是年轻人和孩子们的寻根之处,他们或许听过以前的生活条件如何艰苦,但从没亲眼看过实物。“上周末,一对家住亭林镇的夫妻参观了近1个小时,临走时说下次要带爸妈和孩子一起来。”
“抢救”乡土集体记忆,对杨家村来说刻不容缓。金山区政府、重点医院、商业综合体等集聚在附近,杨家村是典型的“都市里的村庄”,全村九成以上村民已“上楼”成为居民。“村史馆是杨家村人留住乡愁的载体。即使很多村民已不住在这里,但心还在这里,根也在这里。”陈春花说。
村史馆的建设虽由政府牵头,但文化资源的挖掘还需村民们自发参与。当年,得知村里要建村史馆,杨家村村民纷纷拿出压箱底的老物件:山阳中心小学退休校长王永冲捐出1981年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证书;老支书朱金法将珍藏了70多年的土地证送到村史馆;村民周火明曾在村办酒厂上班,他贡献了一瓶50年前的高度白酒,“当时粮食金贵,酒是用秕谷糠和麸皮制成的”。
要建好村史馆,村志作用很大。记者走访发现,村志大多由退休教师或村干部主笔,他们发动全村村民参与修志,凝聚着村民们对乡土的真挚情感。《杨家村村志》先后修订过两版,均由王永冲主笔。村里第一版村志成书于2006年,当时56岁的王永冲尚未退休,寒暑假天天泡在村里的活动室,再把老党员、老干部一个个喊去“记忆接力”。“那时杨家村刚开始动迁,我就想留下来点东西。”20余万字的《杨家村村志》就此诞生。“下一步是将村志继续深化完善,凡是老人记得住的大小事,比如以前造房子的过程、生产队的情况、养猪场的历史等,年轻人都帮忙记成口述。全村339户,如果每家都贡献1000字的话,村志体量又能扩大。”在王永冲看来,日常琐事背后折射的村庄变迁史,是非常珍贵的历史注脚。
如何避免千馆一面?
“文化大餐”拓展村史馆外延
“好大的风,难道是起山风了?不对,怎么还有两只绿绿的大眼睛?老虎真的来了!”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村6组的张金梅和10组的茹艳华熟练地操作着手上的两根小木棍,她们正在村史馆内排练皮影戏《武松打虎》。皮影戏在南汇地区俗称“皮囡头戏”。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记载,皮影戏“兴于浙江海盐之间,颇复及浦东”。长达村的“得秀班”直至解放初期仍在演出,成为家喻户晓的长达村“活名片”。
记者走访后发现,目前村史馆建设也不乏难点,要如何避免“千馆一面”,除了雷同的老物件和模板化的村史介绍,怎么呈现本村特有的风土人情?另外,如何使村史馆从空间载体升级为村民与村庄之间的精神纽带?
“像皮影戏这种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文化元素,如果不去挖掘和宣传,是会被遗忘的。”长达村党总支副书记汪磊介绍,2019年村史馆建成后,皮影戏台就被“搬”了进去。村史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相结合,使村民不仅能“经常来”,还能“坐下来”。
54岁的张金梅是“新上海人”,从河南嫁到上海30余年。得知村史馆里能学皮影戏,她二话不说便报了名,如今《武松打虎》《老鼠偷油》《卖盐茶》等节目里都有她的身影。“我想把传统文化保留下来,前段时间还去川沙演出过。”
以村史馆为核心,长达村还开设了几间文化活动室,秸秆编织、土布制作、阅览室……这些家门口的“文化大餐”参与性十足,拓展了村史馆的外延,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
在华东师范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会展系副教授张琰看来,村史馆让乡村文化业态更多元。根植于乡土文化的、村民喜闻乐见且能体现“在地文化”服务需求的内容是村史馆的核心。“村史馆作为公共文化设施体系中的第四级——村居级设施,最基本的原则是服务村民。在文化内容选择上要体现当地文化特色,百姓才会真正爱上它。”比如,章堰文化馆就是强化乡土记忆、振兴乡村文化的典型实践,也是青浦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亮点。无独有偶,丰桥村村史馆开设了练习书法的区域;杨家村村史馆内开设了“乡音微讲堂”,老党员用乡音(山阳话)授课,村民们倍感亲切。
“《长达村村志》这么厚一本,小小的村史馆无法完全呈现,尤其是其中那些接地气的民谣、民间故事等。现在的村史馆更像是纪念馆。”汪磊告诉记者,他计划下阶段在馆内植入更多具有乡土气息的元素,以村民和游客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
如何用活村史馆?
成为创新基层治理的抓手
建成村史馆后如何进一步“用活”村史馆?记者发现,在沪郊,不少乡村已将村史馆作为创新基层治理的抓手。
杨家村村史馆内一隅,整齐摆放着9本按组排列的《杨家村家谱》,这是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寻祖”一年的成果。“刚开始村民兴致不高,没想到做出来后反响很好。我们为村民‘私人订制’,他们想写到哪一代都可以。”陈春花介绍,在家谱修订过程中,村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对乡土的认同感进一步加深,开展基层治理更方便。
黄婉娟对此也深有感触。在梳理某家人的家谱时,村干部得知家里两姐妹关系不好,不愿相互联系。“一开始,我们向妹妹了解姐姐的情况,对方表示并不清楚。后来,她俩都拿到了家谱,很感慨,‘大家始终都是写在一本家谱上的人,生活中有点小摩擦,都不要太计较’。”黄婉娟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卷起来的特殊家谱——杨家村6组村民陶金林提出需求,让兄弟四房的家谱合并成一份。“家谱太长,只能卷起来,血缘树形图开枝散叶,颇为壮观。这说明村民对家谱、对家族十分重视,我们不能写错任何一个名字,出生日期要精确到日。有些家庭里,女儿嫁出去了,家谱上没有写,家人也会要求补上去。”
2005年以来,为考上大学的村民发放奖学金、助学金,也成为杨家村的传统。自村史馆建成后,发放仪式便在馆内举行。“现在的孩子只知道住在哪个小区,不知道自己是村里哪个组的。在村史馆举办仪式的意义在于,告诉他们不管未来走到哪里,都要记住:杨家村是你的根。”在陈春花看来,“居住地”和“家乡”有本质区别。强调乡土身份认同感,是村史馆带来的不可估量的隐藏价值。
富宝兴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中也有同感。“以前,一些群众与干部似乎有隔阂感。在建馆修志时,这种隔阂感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逐渐消弭,大家奔着一个目标去,兴致都很高,老村民还会带动年轻村民一起参与。”他告诉记者,村史馆建成后,村民们也有了聊天议事的场所。他总在桌上备一盒茶叶,“我每天都在这里,常有老人来喝茶聊天”。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的重要内涵是凝聚村民,使其主动参与村里各项事务,村史馆可让新老村民更好地凝聚起来。”刘平养说,“村史馆的一项主要功能在于,对内形成一个乡村共同体,村民能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并助力乡村其他方面的发展”。(本报见习记者 朱雅文 记者 茅冠隽)
来源: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