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父之间——谈《左传》一则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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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父系社会后，大多古代女性一生，以出嫁为临界点，可分为未嫁和既嫁两个阶段。未嫁时，父亲是女性主要社会关系；既嫁后，丈夫成为主要社会关系。女子既嫁后，丈夫和父亲一旦发生矛盾，女子当从夫还是从父？这是重要伦理问题。
《左传》桓公十五年有则记录：“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
记录涉及郑伯、祭仲、雍纠、雍姬、雍姬母五人。
郑桓公“是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因见周幽王过宠褒姒，王室多邪，于是访太史伯，而东徙其民雒东，加上虢、郐所献十邑，于是立国。郑桓公之子是郑武公，郑武公之子是郑庄公。此处郑伯是郑厉公，郑庄公之子。郑庄公虽非常威武，但彼时已呈颓相。郑庄公去世前，祭仲已看清郑国局势：“君多内宠”，“三公子皆君也”。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此郑国政局转折点。因未处理好接班人问题，遂导致国内政治一团糟。
祭仲始为封人。因受郑庄公宠信，之后担任卿士。在郑庄公一朝，祭仲成绩突出。共叔段居京时，祭仲谏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又建议“无使滋蔓”，当早图之。鲁隐公三年，祭仲“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于是周郑交恶。鲁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祭仲帅师迎敌，获胜。鲁桓公四年，郑周交战，射王中肩，当时祭仲为左拒，是一个方面军统领。郑庄公去世后，他成为左右郑国政局的关键人物，他的反覆导致郑国动荡。祭仲为郑庄公迎娶邓曼，邓曼生郑昭公。故始之，祭仲拥立忽（郑昭公）。当文姜未嫁鲁桓公时，齐侯欲将其许配给忽。忽以齐乃大国，非郑国所匹，于是推却。桓公六年，北戎伐齐，忽率师救齐有功。齐为表示感谢，又提出以文姜妻忽。忽拒绝道，昔年无事时尚不敢承当，现在有事，一旦接受，别人反而会说为求婚而救齐。当时，祭仲尚劝忽应与齐联姻，作为外援，以求固位。雍姞是宋国人，其宗族得宠于宋公。宋国诱获祭仲，与其盟立厉公而出昭公。祭仲虽拥立郑厉公有功，但毕竟贰臣，又因祭仲专权，故厉公谋杀之。
雍纠是祭仲女婿，《左传》仅一见。不知厉公为何选择雍纠“享诸郊”而杀祭仲。可能雍纠是郑厉公心腹，观雍纠被杀后，厉公“载以出”，知二者感情深厚。或因雍纠是祭仲女婿，便于动手？然而也正因为身边人身份，导致厉公失败。一边是郑厉公，一边是岳父，雍纠肯定矛盾纠结过，或夜深人静辗转反侧，或唉声叹气暂不能决，为妻子察觉，或与妻子有所商量，总之“雍姬知之”。
雍姬陷入了深刻危机：从夫将杀父，告诉父亲将杀夫。无论夫死还是父死，都是重大打击。越剧有《雍姬怨》：“千般爱，万般情，一杯御酒见真情。千般忠，万般孝，君子一剑报丹心。”雍姬犹豫不能决，于是问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答道：“人尽可夫”，父亲唯一，丈夫怎么能与父亲比呢？人尽可夫，成为后世名言，意思也发生变异，成为贬义词，多用以形容妓女。譬如沈起凤《谐铎》：“既朝张而暮李，人尽可夫，更换斗而移星，客犹未寝。” 甚至，雍姬成为妓女代称。梅尧臣诗《观王氏书》赞王英英书法：“先观雍姬舞六么，妍葩发艳春风摇。”雍姬母亲的话一锤定音，解决了她的犹豫，厘清了其思路。于是雍姬告诉祭仲，雍纠不在家里宴请你，而在郊外，颇值得怀疑。
结果就是，“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史记·郑世家》记载“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载雍纠尸出奔，并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其后，郑昭公回到郑国。郑厉公“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鲁桓公、宋公、卫侯、陈侯一度谋划讨伐郑国，纳归厉公，未成功。郑厉公出奔十六年，直到庄公十四年才回郑国。当时有人看到“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就成为郑国政局的写照。
雍纠死后，雍姬心态如何？其后半生如何度过？《左传》没有记载。这个两难选择过于残酷，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雍姬也成为争议性人物。从孝角度看，雍姬是孝女，宋代的林同赞雍姬道：“可怜姬告母，父孰与夫亲？能置此一问，未为愚妇人。”
从情角度看，雍姬受到批评。冯梦龙《情史》标榜“六经皆以情教也”，以情教统六经，在古代为不经之谈，近代以来则备受推崇。《情史·情贞类》记载故事：“长安大昌里人，有仇家欲报之而无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计念：不听，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欲以身当之，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俟。’仇家至，断头持去，视之，乃其妻头也。仇家痛焉，遂释，不杀其夫。此女不忍其夫，宁自忍也。郑雍姬之见偏矣哉。”此女牺牲自己，未杀父而不孝，未杀夫而不义。在夫父之间，这是一种不同于雍姬的选择，且因冯梦龙强调情，故文末道“郑雍姬之见偏矣哉。”
夫父之间如何抉择，成为后世文学重要主题。金庸《天龙八部》，阿朱面对乔峰、段正淳即是一例。因受康敏愚弄，乔峰与阿朱以为带头大哥是段正淳。在南下寻访过程中，阿朱才知道其生父竟就是段正淳。她的父亲是她丈夫的大仇人，她的丈夫要找她父亲复仇。阿朱顿时陷入两难：阻止乔峰，那么乔峰血海深仇怎么办；帮助乔峰，将成为弑父者。乔峰虽武功盖世，但大理段氏毕竟王族，乔峰有必胜把握吗？即使乔峰复仇成功，段氏岂能善罢甘休，必将四处追杀他们。若乔峰打死了其生父，阿朱会心安吗？阿朱也曾劝说乔峰：“最好你立刻带我到雁门关外，咱们便这么牧牛放羊去。段正淳的怨仇，再过一年来报不成么？让我先陪你一年。”此方案被否定后，她选择了舍己为夫和父。阿朱精于易容术，先是装成夫样，找父取消约会。又化装成父，赴夫之约。代父受夫一掌，“一掌当然打得她肋骨尽断，五脏震碎，便是薛神医在旁即行施救，那也必难以抢回她的性命了”。阿朱以自己之死，化解了夫与父的仇怨，是一个伟大的选择。
女性既嫁后，从夫抑或从父，若不能一定，会存在伦理的缝隙。这个问题也反映在丧礼上，女子出嫁后，若其父亲去世，当如何服丧？《仪礼·丧服》道“《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女子出嫁后，父亲去世，只能为父亲服丧一年，因为女性“不贰天”。出嫁后，从夫，故“不贰斩”。这是从理论上，对从夫与从父的规定。若女子已许嫁，但尚未出嫁，此时父亲去世，则要服丧三年。因为此时还是未嫁时，故从父。若女子离婚，住在父家，此时父亲去世，也当服丧三年，因为此时虽已出嫁，但离婚即已不再从夫，当从父。
本“三从”原则，夫父冲突有了解决方案，女性出嫁后应秉承“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女诫》）“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女论语》）等观念。因此，女性出嫁曰归，在父母家的阶段则好像是“客”。
但“三从”本是解决丧礼冲突的方案，有具体针对性，若泛化到方方面面，或固化为女子基本行为规范，女性义务负担变重，权利不增加，久之女性必然不会平衡，所以近代以来“三从”受到极大挑战。《礼记·礼运》大同之世言“女有归”。康有为注释时，以为“女有归”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能归为大同之世景象，于是改归为岿，意谓岿然独立。“女有归”变成“女有岿”，意味着古典世界进入了现代世界。之后，胡适写《终身大事》，是“娜拉出走”中国版，为了从夫，可以离家出走。鲁迅作《伤逝》，通过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经过一百多年，这句口号式的话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女性新伦理规范。女性不再纠结于从夫或从父，好比不再纠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而是掀翻了“从”，面对抉择时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这是古今之变。
若“三从”过于固化，女性的发展空间将受到大幅度压缩，此局面难以持久；若“我是我自己的”过于激进化，将沦为完全的自私自利，社会亦难支撑。所以，从夫从父之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有一定之规，须以中庸态度，平衡好恩与义关系。
作者: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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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世，为什么要说“驾鹤西去”，鹤在这里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古代人去世以后，都会说他是“驾鹤西去”。那么，为什么会说他是驾鹤西去，而不是坐别的灵物西去呢？比如，也可以说“驾龙西去”啊。
很显然，“驾龙西去”是不恰当的。“龙”在古代有特别的意义，一般都是与帝王有关。也就是说，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乘龙。还有一种，就算不是帝王，乘龙上天的人，一般也都是活着的，而不是死了以后。
因此，这里的“驾鹤西去”，所表示的意义就有两个：一是这个人必定死了，二是这个人必定当神仙去了。
（古人驾鹤）
我们知道，按照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万事万物都是处在“三界”之中，“五行”以内，“六道”之列的。然后再依靠轮回的方式，让生命在这些“三界”“六道”之中转来转去。就仿佛宇宙是一个转盘，生命体是永远不灭的，只不过过一段时间，就换一种方式存在罢了。
当然了，那个转盘也不是随便转的。按照中国古代的因果理论，如果一个人在人间做了好事，或者说道德高尚，他死了以后，就会升到仙班。如果一个人在人间做了不好坏事，品德低下，死了以后，则会堕入地狱，或者跌入畜道。
由此可见，当我们在说某个人“驾鹤西去”的时候，就是赞扬他做了好事，就是赞扬他品德高洁，因而才能够上升到仙界。
那么，为什么“鹤”能够成为把去世的灵魂送到仙界的灵物呢？而且“鹤”也早就与“神仙”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了“仙鹤”了。
我认为，“鹤”作为一种动物，它身上的所有文化元素，都是我们人类赋予它的，是人类根据它的外形，对它进行的一种文化想象。那么，为什么“鹤”会被我们人类想象来与神仙呆在一起呢？
（网络配图）
我认为，“鹤”身上有这几个特点。
其一，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鹤的声音非常特别，本来它们就在空中飞行，其声音又非常高亢嘹亮，这就使得它们在所有飞禽中被区别开来。很多鸟儿可以飞得很高，其鸣叫声也不小。但是若说像鹤那样高亢而嘹亮的，几乎没有。
我们在谈论神仙的时候，总是会谈论他们的法力，就觉得神仙是法力无边的。这也不难想象，如果神仙没有超高的法力，他根本就把他的肉身托举不起来。我们是有经验的，无论如何，我们扯着自己的头发，是无法把自己提到空中的。而神仙的飞腾，就相当于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这种万有引力解释不通的事情，只能用他们有很高的法力来解释。
鹤的声音高亢嘹亮又有穿透力，这就相当于神仙身上的法力。所以，鹤满足了我们对神仙力量的想象。
（鹤立鸡群）
其二，鹤立鸡群。
神仙自然是超越凡人的。正因为他超越了凡人，因此他才能上升到空中。
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里面讲的神仙，都是一种反复努力的结果。佛教说，一个人的修为是由劫难积累而成的。一生经历的劫难越多，他的修为就越高，越容易当菩萨成佛。唐僧正是因为他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才成为佛的。道教不讲劫难，讲的是功力。通过内修和外修，功力越来越强，达到一定高度以后，这个人也就自然地成为神仙了。
鹤在外形上，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腿特别长。“鹤立鸡群”这个成语，说的是某个人的才能，比别人突出。在这里，鹤就是神仙，而鸡就是凡人。
（网络配图）
其三，鹤白色的外貌。
鹤白色的外貌，与神仙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的。
我们前面讲了。当人在世间做了好事，品行高洁的时候，他百年后，肯定就会升列仙班。当人在世间做了坏事，品行污浊的时候，他去世以后，肯定就会堕入地狱之中。
所以说，其实神仙不仅仅是法力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神仙都是道德高尚的，而鬼怪则是道德有亏的。
鹤一般都是白色的，而白色又代表道德纯洁。鹤的腿长，它站在水里捕鱼抓虾，却并不能打湿身子。所以，鹤是一种洁身自好的形象，具有美好的道德。自然就被选为接引灵魂上天的交通工具了。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鹤身上的那些特征，全都是人类根据文化和道德的需求，强加上去的。不过，虽然是强加上去的，毕竟都是符合我国古代文化审美和道德审美的，因此鹤的运气也就变得特别好，长年与神仙相伴了。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神话》等）
苏轼的成语——淡妆浓抹
出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是指淡和浓两种妆扮。形容景色浓艳与清淡两种不同的呈现。
苏轼此诗的原文如下: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于1071年—1074年在杭州担任通判，通判相当于知州的副职，也就是现在的副市长级别的。三年杭州通判，苏公写下了许多有关西湖美景的诗。这首诗作于1073年。
在晴日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光彩熠熠，美极了；雨天的西湖，山中云雾朦胧，缥缥渺渺，又显出别一番奇妙景致。
如果把美丽的西湖比作美人西施，那么淡妆浓抹都显得十分自然。
“西子”即西施，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无论是淡雅妆饰，还是盛装打扮，西施都一样美丽动人；如果把西湖比做西施的话，那么不管是晴是雨，是冬是春，它都同样美不胜收。
在苏轼的笔下，西湖是多么美丽啊。淡妆浓抹这个成语由此演化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