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字的笔画顺序(晨字)

篱花蟋蟀（中国画） 任伯年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 《诗经·唐风·蟋蟀》

《蟋蟀》一诗格调忧郁悲凉，作者既有人生易老，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有行乐有度，要做贤士的志向。这首诗反映了东周时期唐地的风情，十五国风中“唐风”指晋国之诗文，同时指先秦时代唐地民歌，因为周朝时晋国始封地位于“唐尧故地” ，在当时被称为唐国。 《毛诗序》说：“ 《蟋蟀》 ，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悯）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娱）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 ”

此诗首句感慨“蟋蟀在堂屋，一年快要过完了” 。聿：作语助。莫：古“暮”字。接下来说“贤者懂得要约束”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瞿瞿” （jù）指警惕瞻顾貌，有收敛之意。

本篇三章意思相同，头两句感物伤时。诗人从蟋蟀由野外迁至屋内，天气渐渐寒凉，想到“时节忽复易” ，今年已到了岁暮。古人常用候虫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来表示时序更易， 《诗经·豳风·七月》写道：“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九月在户”与本诗“蟋蟀在堂”说的当是同一时间。 《七月》用夏历，本诗则是用周历，夏历的九月为周历十一月。本篇诗人正有感于十一月蟋蟀入室而叹惋“岁聿其莫” 。首句丰坊《诗说》以为“兴” ，朱熹《诗集传》定为“赋” ，理解角度不同，实际各有道理。作为“兴”看，与《诗经》中一些含有“比”的“兴”不同，它与下文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但在深层情感上却是密不可分的，即起情作用。所以从“直陈其事”说则是“赋” 。从触发情感说则是“兴” 。这一感物惜时引出述怀的写法，对汉魏六朝诗影响很大， 《古诗十九首》中用得特多，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亦常见，如其第十四首（依《阮籍集校注》次第） ：

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准……

诗篇表达了农耕文明生活所造就的特有的中道观念。本篇劝人勤勉的意思非常明显，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二十七简谓“ 《蟋蟀》知难” 。“知难”就是知后难，也就是《荀子》所说的“长顾后虑” ，只有“知难” ，才懂得生活奢俭的分寸把握。所以诗一方面说光阴荏苒，要及时行乐，不享乐则生活无味；另一方面又说行乐之时还要想到平时，节制的享受才是中道，才是良士所取的法则。这里的行乐丝毫没有放纵之意，而是带着清醒的克制，“生有涯而思无涯” ，要审时度势也要量入为出。内心的警惕时时有所告诫，倒显示了比较典型的中国古代士大夫品格。

这首诗是有人生的大智慧在里面的， 《蟋蟀》以诗的语言讲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本诗的基调是中正平和，既不高调也不消沉，从生命的常态里总结出生存的哲理。最难能可贵的是此诗体现出来的最早的生命意识的萌发，这体现在诗中对生命有限性的感叹和对体现个人价值的渴望，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生命意识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蟋蟀》一诗所表达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向来为人们所称许，并以之为教诚。 《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记，郑伯享晋国大臣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大夫们赋诗，其中印段赋了《蟋蟀》一诗。赵文子听后赞叹道：“真是好啊。印段可谓保家之主啊。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希望。 ”赵文子通过印段赋《蟋蟀》 ，断定印段家族将来会兴盛很久。

古代皇帝常常欲乐无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风俗往往坏堕。这时， 《蟋蟀》便可成为温婉的谏言。直到清代，康熙皇帝的《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也还引《蟋蟀》一诗作为对儿孙的训诚。其“训日：尝谓四肢之安佚也，性也。天下宁有不好逸乐者？但逸乐过节则不可。故君子者，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是以身安而泽长也。《书》曰：君子所其无逸。诗日：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至哉，斯言乎！ ”乾隆皇帝在《题九阳消寒图》中也写了一首诗，发扬《蟋蟀》之意说：“ 《唐风》读罢岁云休，好乐无荒共酢酬。腊鼓喧鸣春草发，分阴谁惜白驹流？ ”足见《蟋蟀》一诗影响之大。

不管是古人还是今天，人们都希望能过得祥和快乐，如何调节身心平衡便是人生的大智慧。人生中最吊诡的是时间，最可怕的也是时间，一方面是古人的谆谆教诲“逝者如斯夫”“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后世又有诗人吟道“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另一方面也是古人的劝诫中的自我宽慰“行乐须少年，尊前看取衰翁”“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 。这两种人生态度其实并不矛盾，人生需要激进的奋斗，也需要舒缓和停顿。 《诗经》时代的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个最适宜的活法，既要保证人生有享受的快乐，又不能因此而荒废了事业。 《蟋蟀》的生活智慧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蟋蟀作为秋虫的代表，从《诗经》时代开始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且一度作为重要的物候特征而被记载史册。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不仅用蟋蟀来抒发悲秋之情、离愁别绪、空闺幽怨，还将蟋蟀看作谴责时弊的工具，元明之际更是被用来讥刺社会，表达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与尊重。这说明以蟋蟀为代表的“昆虫文学”逐步有了自己的认知模式，不再仅仅只有依靠外表、声音、姿态，来对四时之景进行锦上添花的功能，而是有了文学书写的灵魂表达，能让人通过它们联想到更加深远的意义，这是昆虫意象发展阶段的重要突破。

后来的咏虫诗中，有不少吟咏蟋蟀，如晋代卢谌的《蟋蟀赋》 ：“何兹虫之资生，亦灵智之攸授。享神气之么眇，体形容之微陋。 ”唐代张随有《蟋蟀鸣西堂赋》 ：“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门，清韵昼动，哀音夜繁。 ”王醇《促织》诗写小儿夜捉蟋蟀的稚态：“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墙根童夜伏，草际火低明。 ”小小蟋蟀引起了文人的广泛关注。古代文人喜爱蟋蟀，总结出它有“五德” ： “鸣不失时，信也；遇敌即斗，勇也；重伤不降，忠也；败则哀鸣，知耻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 ”“知耻”与“识时务”显然已抵达哲学认知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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