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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又儒雅的男孩名字，高冷帅气，读起来顺口好听
《男生贾里》出版30周年 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加更”贾里“小时候”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1993年，《男生贾里》作为图书正式出版，“贾里”和“贾梅”这两个丰满鲜活的兄妹形象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众多小读者的“童年伙伴”，影响了几代读者。作者秦文君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贾里贾梅的妈妈”。这部作品还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出版后，很多来信像雪片般飞到秦文君的眼前，小读者们热情地、急切地邀请她续写贾里、贾梅的故事。秦文君之后又出版了《男生贾里新传》《女生贾梅新传》《小鬼鲁智胜》《小丫林晓梅》等原创儿童文学精品。《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共和国50周年优秀长篇小说等重要奖项，不断被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委推荐为阅读书目，书中片段多次选入语文教材。
在众多小读者询问秦文君的问题中，有一个被经常问到：在《男生贾里》里贾里是个初中生，那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呢？会遇到哪些成长的烦恼？这些问题给了秦文君继续写“贾里”的动力，鞭策和激励着她再次为孩子们书写。
2023年，正值《男生贾里》出版30周年，秦文君最新创作的讲述贾里小学阶段故事的作品——《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推出。10月10日，在2023天府书展开幕前夕，秦文君也来到成都为小读者做阅读分享活动。在活动间隙，秦文君也与包括封面新闻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有一番交流。
秦文君新作
秦文君
一贯的创作风格
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贾里、贾梅系列早就成了几代人对童年的美好回忆，翻开它们似乎就翻开了有他们陪伴的纯真童年。《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共包含12个贾里小时候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读者依然可以感受到秦文君一贯的创作风格：语言风格幽默明快，故事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出妙趣横生的童心。
时移世异，30年后重新“加更”贾里的故事，必然要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文本处处体现着秦文君对当下儿童成长环境的关注、对现代教育议题的思考，使得新一代儿童读者也能享受到丰盈的阅读趣味，汲取到秦老师的作品中传达出的温暖关怀，以及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当今小学生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在《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中的贾里面前也出现了。比如，如何向爸妈争取养一只属于自己的宠物，又如何在宠物和家人中取舍；再比如，朋友之间也需要保持边界感，要做到尊重和保护朋友的隐私；以及在视频时代，如何展示自己，又该如何正确看待“明星光环”等等。
秦文君新作
30年前后的小读者
有变化也有不变
从《糊里糊涂的铁哥们——贾里小时候》可以看出，贾里显然是个养育男孩成功的典范——他聪明有主见，却又不骄傲自满；他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上进心，却又不似小大人般老气横秋，童真和童趣依然在他身上闪光；他自尊心强却也懂得低头认错，知错就改；他样样优秀，却从不俯视他人，和所有人打成一片……仿佛一个男孩最好的“人设”都安在了他头上，却丝毫没有违和感，因为每一个品德，都不是秦老师的刻意安排，而是贾里的家庭教育结出的成果。父子关系是贾里成长的一个关键。秦文君也花大量篇幅描写了父子二人的互动，着重强调了父亲这一角色在养育儿子中的重要作用。
与30年前相比，当下的小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信息技术条件等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再为小读者“加更”贾里的故事，秦文君坦言，的确是有不少内心挣扎。今天的小读者，跟30年前的小读者，关心的内容的确有很多不一样。而且，由于网络生活的发达，不少小朋友似乎很难在线下交到朋友。而且为了适应当下的小读者的阅读节奏，现在每篇文章的篇幅要相对小一些。但我相信，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有变的。“为了写好这本新书，我也接触、采访过一些现在的小读者。现在的小读者跟30年前的小读者，在一些核心方面，还是一样的，比如说都希望生活得更自在一些，更自主一些，希望得到尊重，得到友谊。这些是没有变的。”
（图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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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过去了，那个用“电击”治疗网瘾的杨永信，如今过得怎样？
2006年，山东临沂某网戒中心正在上演着魔幻的一幕。
孩子们哭天喊地，破口大骂、求助父母，求助同伴，一遍遍证明自己没病。
但身边的几人却将他牢牢绑在了床上。
一脸微笑的杨永信站在床边，问向那个孩子：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么？”
那名孩子还在嘴硬，坚决不肯松口的说道：“不知道”。
可还没等他说完，便开始抽搐，嘴中发出一阵呜呜声。
那时杨永信再问：“知道了么？”
被电击到一脸恐慌的孩子立刻回答：“知道了。”
类似这样的洗脑对话很多次之后，杨永信开口：
“等会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么？”“知道，我好好说”
“恩，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腿软的孩子从床上摔了下去，可是他却立刻站了起来，因为他害怕被他们绑回床上。
打开门之后，孩子看到了站立的父母，他走过去，很自然地跪在他们面前，抱着他们止不住地哭了好久。
他开口说：“我有病，我需要治疗。”
父母喜极而泣，仿佛看到了希望。
而在一旁身穿白大褂的杨永信，被孩子的父母当成了“神”。
他们相信只有杨永信才能救这些“误入歧途”的孩子们。
而发生在医院的一切，又被美化、宣传，数以万计的父母将孩子送到了这里。
交着高昂的费用，开始了“魔鬼之旅”。
2008年，央视纪录片《战网瘾》播出，在纪录片里详细介绍了杨永信和他身后的网戒中心。
杨永信，一夜成名。
而坐在电视机前面无法“控制”孩子的家长，仿佛看到了曙光。
将有网瘾、不听话、早恋等等的孩子们交到了杨永信的手里。
但随着各种爆料传出，“神医”杨永信变得“半人半魔”。
这个身穿白大褂、戴眼镜、满脸微笑的斯文教授，到底“是神是魔”?
十几年过去了，杨永信又何去何从？
01
1882年，杨永信考上了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也就是在这一年，杨永信与父母断绝了往来。
原因竟是父母对他不闻不问，没在同学孤立他时，站出来，反而指责他太过娇气。
日复一日的欺凌与不理解，让杨永信再也找不到维持亲情的证据。
但在学校里，他反而变成了最有礼貌的学生，与谁都能相处得十分融洽。
毕业之后，杨永信成为了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生，但没背景、没学历的他，一直不被重用。
不甘心的杨永信努力考上了济宁医学院，成为了一名本科生。
学成之后，杨永信回到了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混成了病区主任。
但彼时的他依旧不能满足，认为自己的能力远不自此。
终于，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在十分平常的一天，诊室来了一位家长，带着一个12岁的孩子。
家长扯着医生的袖子，一边哭一边说：“医生你救救我的儿子吧。”
杨永信上前一看，探了一下口风才知道，孩子患上了网瘾。
但那名医生束手无策，可是杨永信却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
那时，杨永信非常推崇电击疗法，认为没有治不好的精神疾病。
随后杨永信带着自己的“电击疗法”成立了“网戒中心”，大量收学员，取名“盟友”，开启了恶魔之路。
杨永信立下了72环节，86条铁律。
学员每天要向杨永信谢恩，上点评课要跪着进行忏悔。
82条铁律中，触犯任何规定，就会被电击伺候。
其中最高刑罚，就是“挑战杨永信模式”。
换言之，你敢违背杨永信的任何意义，他叫你生不如死。
孩子的恐惧，家长的支持，杨永信活成网戒中心的“皇帝”——手握刑罚大权，万人俯首谢恩。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刘明银的记者，走进了杨永信的世界。
在刘明银的职业生涯中，“蓝速网吧事件”是网游成为“电子鸦片”的代表。
那些年，网游成了无数家长的噩梦。
而刘明银为了寻找素材，走进了网戒中心。
就这样，刘明银对杨永信展开了为期两年的跟踪报道。
2008年，《战网瘾》轰动全国，在这档栏目的包装下。
杨永信成了网瘾少年的“救世主”，摇身一变成为了专家，同时享受“特殊津贴”。
而这便是杨永信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02
自2006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
“被送进临沂第四人民医院网戒中心治疗的人数超过7000人。”
而那个在门口贴着“告别网瘾，重塑自我”的十三号室，盛满了7000多人的噩梦。
之后，杨永信不止接受网瘾少年，还面向了各类“有问题”的男男女女。
不管孩子有任何毛病，都可以去找他。
只需十几分钟，家长便会心服口服。
所有从十三号室出来的孩子，都会和从前判若两人。
就连婚姻出问题的夫妇都会去找杨永信看“病”。
有个女子，丈夫要和她离婚，她不同意，于是就把丈夫送到了“十三号室”。
2天后，她当上了女王，丈夫对她唯命是从。
真正变成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二十四孝老公”。
女子悔恨自己没有早点将丈夫送到那里。
而杨永信也说：“我拯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但这远远不是最恐怖的事情。
有个小女孩多次被父亲打，她想报警，可是还没来得及打电话，父亲就将她送进了网戒中心。
仅仅过了几天，女孩就像变了一个人，不敢反抗、不敢报警。
每当她表现出恐惧不听话时，她的父亲就会说：“你再这样就送你去网戒中心。”
而她所承受的伤害令人无法想象。
父母制造的问题，却成了孩子的“病”。
为了得到一个听话的孩子，家长甚至不惜使用暴力。
而孩子为了活命，只能伪装成听话的样子。
但愚蠢的家长只会觉得：是杨永信救了他们。
而杨永信只会厚颜无耻的说：“哪怕救一个孩子，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那间“十三号室”里，不仅摧残人的肉体，还侮辱人格。
有一个名叫曾言的男孩曾是这里的“盟友”。
他说：“被电击过的人，出来的时候都是精神恍惚的，但没人敢逃走。”
因为只要在这里违规，就会被杨永信记上“一个圈”，一旦积累到“五个圈”，就会被送去“电击”。
但如果“盟友”相互举报，就可以减圈。
曾言说：“谁都不能信任，谁都要互相提防”。
过了段时间，他回家了，可是从那之后，他便有了后遗症，记忆力开始变差。
不仅是曾言，从网戒中心走出去的大多数人，都对那里的生活产生了极尽的恐惧。
有人回家之后要随身带刀，每天都换不同的地方睡觉，一旦有人开门，他便会立刻惊醒，万分警惕。
还有人，为了躲避父母再次将他送进去，选择跳楼自杀。
但就是如此血淋淋的现实，也叫不醒那些无知的家长。
03
在那些家长、同盟的支持下，杨永信越发嚣张。
丝毫不顾外界的说法，一意孤行，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
那时，贴吧涌现出了专门曝光和辱骂杨永信的帖子，称他为“叫兽”，但是他却不怕。
即便是被问及这个问题，杨永信还是微笑的，自信的说：“太好了，你觉得网上的还少吗？”
但这却是杨永信最后一次面向公众。
随着央视《经济半小时》的曝光，杨永信背后的“魔鬼十三号室”被公之于众。
于是，杨永信的各种违规操作被揭露。
不管是高达27000元的学费，还是4本200元的书籍，都让杨永信赚得盆满钵满。
并且他的治疗方式也遭到了披露，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攻击。
2009年，杨永信被媒体揭发后，从此就禁止使用违规电休克治疗。
于是，杨永信就改用低频脉冲治疗。
杨永信用4台小仪器来“治疗”。
用细针扎进指甲盖与指头的缝隙中，鲜血直溢，接着，把细针通上电，扭到最大频率。
一个成年男子尚且只能承受3mh，但很多当事人却表示，他们经历过40mh。
曾有一个男孩，被电的满手是血。
在被群起而攻之后，杨永信改头换面，接着开起了下一个“中心”，当着主任，享受津贴。
而那些不知名的孩子一个又一个被送进了“地狱”。
终于，在2019年，杨永信的“网戒中心”真正意义上被关闭。
但那些曾被噩梦缠身的孩子们，噩梦还在继续。
那些年，杨永信三个字不只代表了一个名字，更代表无法改变的无知现状。
原来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变化。
杨永信的电击室关停了，但与其为“一丘之貉”的暴力戒网学校层出不穷。
不一样的名字，却是同样的配方。
因为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一个杨永信倒下了，只会有千千万万个杨永信站起来。
因为对于杨永信来说，这只是一桩生意。
有人问，杨永信去哪了？他有没有得到正义的制裁？
但很遗憾的是，杨永信不仅没被F律制裁，还当上了“官”，成了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副院长，风光无限
2021年5月，在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大会上，有人惊奇的发现了杨永信的身影。
照片中的他略显苍老，但却端坐在舞台之上，甚至主持了精神科培训开班仪式。
而这还没完。
如今的杨永信不仅当上了副院长，还发表了很多相关著作，一跃成为了“大师”。
但那些被控制、被恐吓的孩子却早已丧失了美好的人生。
他们未来要面对什么？没人可以知道，即便是他们的父母。
如果说杨永信是工具，那么站在背后的父母便是拿刀的人。
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无知的父母本身。
而暴力永远不会催化为爱。
直到如今，依旧有无数个“杨永信”屹立不倒，但只希望父母能够明白：
只有爱才能衍生爱，做出改变。
陈晓平：王经年/王昆士——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
昆山孤儿王经年被常胜军司令戈登带回英国读书，在香港警队供职近30年，参与创办上海华界、天津、济南巡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后任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他在香港、上海长期使用William Quincey一名，香港华人多称之为“昆士”。复旦大学刘军曾撰文叙述王经年最后25年的内地岁月，本文利用香港报刊及新出史料，希望完整呈现其传奇一生。
“戈登孤儿”
王经年（1849-1923），江苏昆山人。1863年英国人戈登率领“常胜军”洋枪队攻陷昆山后，收养了几个孤儿。1863年12月，经戈登担保，郜永宽等太平天国苏州守将投降，李鸿章事后将这批太平军将领残酷地杀害。苏州杀降使戈登与李鸿章大起冲突，也使“常胜军”走向了末路。1864年戈登回国时，将王经年带到英国留学。
王经年被收养时的年龄有许多不同说法。据香港天主教档案记载，1872年王经年在香港结婚时23岁，照此推算，1863年他应该是14岁。戈登当时收养了好几个男孩，准备都带回英国，但其他人都在上海逃走了。有西方学者认为，戈登是个同性恋。（史密斯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常胜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他热衷收养男性孤儿，有其可疑之处，聊备一说。
戈登让他妹妹照顾这个孤儿，让他尽快适应英国习俗与文化。昆士在著名军事训练基地奥尔德肖特（Aldershot）培训5年，学习军事原理、骑术、枪械和演习，1870年被香港警察总监甸尼（Deane）招募到港，10月19日加入警队，1874年被提拔为警官（Sergent），1878年转入港府工作，1880年仍回警队，提拔为三级督察（Inspector），俗称“帮办”，为当日香港警队唯一的华人督察。
回国之初，王昆士显然无意进入清廷的仕途。1880年7月，正值“伊犁危机”时期，戈登接受清廷邀请回华，就如何对付沙俄国威胁问题接受咨询。戈登到天津与李鸿章叙旧，宾主甚欢。以戈登和李鸿章在战场上“过命”的交情，想让王昆士进入淮军当教习应该是举手之劳。他没有开口，想必是尊重昆士的本人意愿。
戈登
1893年1月11日，王昆士长子Thomas（王文光）结婚，在香港杏花楼大摆宴席。英文媒体报道，新娘父亲是“张之洞的翻译”。其时，张之洞的主要外文翻译为蔡锡勇（英文）、辜鸿铭（德文）、张懋德（法文）三人。起初，笔者曾猜测这位“张之洞的翻译”为辜鸿铭，但深入了解王昆士妻子的家庭信仰后，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张懋德。
张懋德（1834-？），江苏华亭人，一说江苏松江人，在今日都可称为上海人，1849年赴意大利那不勒斯圣家中华书院学习，1858年回国后曾任意大利驻沪领事馆翻译，后通过捐纳得到甘肃通判头衔，入两广督署当法文翻译，张之洞督粤时任广东洋务处法文翻译委员，（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112页）参加中法越南勘界工作，后任广西“东兴洋务委员”，因办理交涉不善于1897年被撤任，受盛宣怀之命协助比利时工程师沙多修筑铁路。
张懋德、王昆士，一个华亭人，一个昆山人，在当时来说份属同乡，乡音相通。无法忽略的是，张懋德出身天主教家庭，这是他得以赴那不勒斯留学的主要原因；王昆士妻子谭有则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是两个家庭联姻的基础。日后，王昆士三个儿子进入汉冶萍系统工作，想必跟张懋德有一定关系。
辜鸿铭与张懋德为张之洞幕府同事，都曾赴欧洲留学，这些有着共同留洋背景的人容易构成同一个交往圈子。
辜鸿铭与王昆士合影，摄于1920年，据说由香港著名的华芳照相馆拍摄
“中国福尔摩斯”被开除
王昆士是语言天才，各种方言能学得惟妙惟肖。他也是伪装大师，经常化装成苦力、小贩、海盗等等，混入鸦片窝点、贼窟里面，有时一待几天甚至一个星期，经常命悬一线。王昆士几乎是香港人人皆知的华人侦探，曾屡破要案。有一次，王昆士在街上见到一个人很面熟，怀疑是潜逃的杀人犯，却又不敢造次，他叫便衣警员前去挑衅，故意发展到吵架，然后名正言顺地带回差馆审问，一审之下，果然是他一直在追捕的杀人犯。王昆士屡破大案，特别是有一次将一伙海盗数十人一网打尽，从此有了“中国福尔摩斯”的盛誉。
刘军认为1898年王昆士从香港警局退休，“执意返回上海”，此说不确。1897年，王昆士被香港警察司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指控卷入包庇私赌大案而开除出警队。梅含理于1881年作为官学生被招募到港，精通中文，1893年当上警察司（即警察总监），1902年升至辅政司，1912年出任港督。
1897年6月21日，香港警方破获一起私开赌场大案。梅含理接到线人郑安密报，赌商岑贤集合巨资，贿通警员，设总机关于上环东街、华里、长兴街、四方街等街道开设赌馆多处。此时正值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庆典，许多警员返英会操，岑贤信息不灵。梅含理出其不意率人前往搜查，起获很多典质的财物、珠宝、首饰，其中不少属于盗窃赃物，还从夹墙中搜出载有受贿人员姓名、职务、金额的数簿。此案牵涉很广，英籍帮办屈治尔因受贿罪被判处6个月徒刑；英籍帮办碧架、士丹顿，英国警察何尔特、费尔士，总登记官署首席书记柯士孟，洁净局帮办何雅，以及西警、印警、华警、通事等100多人，都被革职。王昆士因此案被罢黜，而非例行退休。
1897年8月27日，《香港华字日报》有非常简短的《帮办黜革》报道：“前报华里捕赌一案，迭登前报。兹又悉，昆士帮办以其有干庇赌之咎，亦被黜革”。“华里”（Wa Lane）具体来说就是岑贤位于上环华里2号的赌馆。在梅含理进行调查时，王昆士推说不知此地开赌的事。（1897年8月28日《孖剌西报》）
在梅含理整肃警队的雷霆行动中，有两个警员供出王昆士受贿庇赌，岑贤数簿中更有受贿者名“坤”的记录，王昆士被梅含理怀疑有庇赌嫌疑。为此，王昆士用英文写成致梅含理公开信申诉，《香港华字日报》译登，文称：“身委系未曾受过赌规，华里赌馆确未知悉，因身有管辖地段司理，遑及他顾。所管之处，东自孖利兵房，西至卑路街，南北之界由荷里活道至皇后大道。身前曾破获赌馆多处，能成案者不一而足，所以该馆地段无甚赌案。……据岑贤口供及其簿内受规人之书身为‘坤’，不知身之名为‘经年’，名刺系书‘王经年’，常人称身为‘昆士’，或用‘坤’字。”（该报1897年9月6日）王昆士知情不报嫌疑难以洗脱，故被梅含理黜革，当时虽大力辩解，最终仍接受处分。当日香港警队受贿成风，岑贤既已买通警队上下，内中有甚多王昆士的上司、同事，不欲揭破，亦是人之常情。此案破获后不久，线人郑安即被暗杀，可见王昆士不向梅含理实话实说，实在是受到太大压力。
梅含理
上海南市捕头
王昆士在港期间，结识一位清廷洋务要员蔡钧，后被提拔为上海道台。是时，法租界要求任命法国人担任华界巡警首领，蔡钧以其有损中国主权无法忍受，遂召王昆士北上，担任上海南市“捕头”。这是1898年的事。之前，蔡钧以通判在广东候补十多年，在广州时曾与陈桂士等倡办南关寿世善堂，1877年被两广总督刘坤一派往办理汲水门厘厂征收事宜，经常居住香港，由此认识了王韬、王昆士。蔡钧原籍江西，寄籍京师，为晚清洋务“红员”，曾被郑藻如奏调为出使随员，任驻西班牙参赞，回国后，“特派南洋大臣差遣”，1894年署常镇通海关道，1897年底授上海道，1901年任出使日本大臣，因与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生大规模冲突而“青史留名”。
署常镇通道蔡钧
蔡钧作为爱显摆政绩的官员，有一点比较难得，即不埋没他人贡献。1898春初，他视察十六铺，认为“当派员管理马路巡察”“拟聘巡警之人，办理警察”。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曾任驻粤领事）听闻此事，力荐法租界巡捕房捕头为总巡。蔡钧顾虑到十六铺与法租界相连，“若聘法人，必有后患”，曾拟请第三国有经验者担任，法方对此强烈抗议。为此，蔡钧决定聘请刚好赋闲的王经年。
十六铺则访聘香港帮巡王经年办理。王本昆山县人，已改洋装，曾在香港办理巡警念余年。聘定之后，并雇印警五名，沿岸另设电灯，修理马路，于是竟可与租界抗衡矣。自办警察以来，流氓匪类均已逐去，十六铺一带窃案日鲜。即日总巡办理新马路，亦能勤慎将事，足见巡警之功效如此。钧本拟城厢内外均开办巡警，因筹经费未就，未克遽行。白总领事见钧所用王捕头，既系华人，无所借口。西报时相揄扬此事，谓钧办理巡警以开中国风气，若内地各城市皆仿而行之，中西均可享升平之福云。（蔡钧著、张晓川整理：《外交辩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6-137页）
1899年，蔡钧将上海南市地面也交给王经年管辖。作为上海道台，蔡钧本人的记载无可置疑，上海自主设立警察制度，比保定、天津早了3年，仅比黄遵宪在湖南设立保卫局稍晚。更加重要的是，上海、保定、天津的巡警制度都是在王昆士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王昆士从香港带了5名锡克族警察来到上海，其中一名专门负责训练员警。王经年对上海华界警察事业的贡献是在日常制度建设方面。华界人流密集，流氓痞棍往往混迹其间，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与财产安全，王经年到任后，即督带巡捕与印警沿街巡逻，以震慑匪徒，并定期每逢星期二、星期五午后进行操练。1899年3月，王经年得蔡钧批准，招选包探（侦探）数名，以便追踪一些可疑人物。王经年对警察形象整顿不遗余力，规定“不准私吸香烟，擅入店铺与人谈笑，落差后更不准远离”。（《申报》1900年7月14日 ）因巡捕制服破旧不堪，王经年多次向新任上海道台余联沅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的制服和雨衣，将新衣五十套“转交捕头，分给各华捕，逐一更换，以壮观瞻”。（《申报》1901年6月22日）1902年王经年北上后，上海华捕的日常操练废弛，可见仅靠条文不能撑起警察制度的运转，人的因素仍不可或缺。
十六铺及南市示意地图
协助创办天津巡警
袁世凯创办天津巡警，顺利接受八国联军治下的天津，实为近代史上浓重一笔。笔者之前即有所怀疑，袁世凯办巡警所重用的人物，曹嘉祥、段芝贵、赵秉钧等，都没有率领警察队伍的工作经验，何以能在短期内建立起一个近代警察制度？刘军《威廉·昆西：中国近代警务开拓者》一文很好地解答了这个疑问。袁世凯是依靠他（用回中文名“王经年”）丰富的警察管理经验，实际也借鉴了香港的警政管理制度。
佐藤铁治郎《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一书指出：袁世凯从军队中“精选两千人，延英国警官某君，暨粤人入英籍之王昆士等，教以警察大义，即就保定地方，先行试办。迨天津收回，布置警署，施行警政。此支那警察制度之嚆矢也。”（该书第139页）此书说王昆士“粤人”有误，出错的原因是王昆士在香港当警察20多年，粤语非常流利，与袁世凯亲信广东人唐绍仪（天津海关道）、曹嘉祥（天津巡警总办，广东顺德人）等人用粤语交谈，致有此误会。
1902年，朝廷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尽快收回被八国联军占领的天津，但各国公使不断提出无理条件，如距离铁路2英里、距离津城旧址6英里中国不得驻军。传统上，中国治安由驻军维持，袁世凯为此伤透脑筋。袁的幕僚唐绍仪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从军队中选拔部分人，提前进行警察训练，开赴天津接收。但事实上，当时能够具体组织警察训练的华人极少，王经年几乎成为唯一人选。
1902年3月，袁世凯致电上海道台袁树勋：“目下天津将次索还，应办巡警事宜需人襄赞。查得沪上南市捕头王经年深谙捕务，著即传谕带同印度捕五名迅速赴津，以资臂助。”（1902年3月26日《申报》）香港英文报除上述内容外，还说袁氏将俾以巡警总巡（Superintendant）之职。在袁世凯一再催促下，王经年于4月7日首途，先到直隶首府保定，对挑选出来的兵勇进行警察专业训练。（1902年4月8日《德臣西报》）8月8日，袁世凯上奏朝廷，汇报他已于农历四月，仿照西法，在保定设立警务总局，遴选干员妥办，挑选巡兵加以训练，又拟设立警务学堂。所拟《保定警务局暨警务学堂章程》极为精密，中西结合，其中技术性、事务性部分，恐怕王昆士的贡献为多。王昆士还招募了一队印度人当天津巡警，在袁世凯离京时排队站岗，让老袁甚为满意。8月13日，袁世凯接收天津。事先从保定调来训练完毕的巡警2000人，分布天津各重要地面，匕鬯不惊。
袁世凯
1905年，原直隶按察使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因济南开埠受到德国势力干预，聘请王经年到济南，筹组华人巡警队伍。德国领事听闻后大为震惊，向巡抚提出抗议，认为王昆士已入英国籍，不算中国人。杨士骧辩解说，王昆士虽然有点英国化，但确实是土生土长的江苏昆山人。不久，王经年出任济南府巡警总办。（1905年5月17日《孖剌西报》）其第三子王文照也随往济南，担任胶济铁路医官。（1908年《孖剌西报行名录》第724页）期间，上海道台召王经年回沪，王回话说，本人从事警务已39年，若不能授以全权，重新整顿，则不愿重作冯妇。（1909年2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
1910年，留美幼童、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因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中外贵宾云集，担心铁路沿线治安成问题，力聘王经年为沪宁铁路巡警总巡官，（1910年3月1日《香港华字日报》）后改任总稽查，1922年退休。他将上海吴淞路103号的住宅命名为Gordon Cottage（戈登小屋），以纪念他的恩人戈登将军。1923年，经历了丧女、丧妻之痛，王昆士在这一年8月追随妻、女于地下。
家庭及子女
王经年定居上海之后，是否找到了他的家乡亲人，目前所见记载多有分歧。《申报》曾说他在1902年清明前后拟回昆山扫墓，看起来似乎找到先人庐墓；1913年，The China Press（英文《大陆报》）报道说他将乡下的母亲、两个兄弟接到上海相聚。然而既然母亲在堂，所谓“戈登孤儿”的说法就不成立。后来，有回忆文章称其第五子王文显曾回昆山寻访老家亲人。
王昆士1913年摄于上海
1872年11月26日，王经年在香港大教堂举行婚礼，新娘Catherine Tam（1855-1923），原籍广东开平，岳父Antonia Tam，他们一家均为天主教徒。据香港天主教会档案，王昆士为了结婚而信教，教名Guilielmus。1923年5月，其妻去世，在上海圣心教堂举行葬礼，落葬于静安寺公墓（Bubbling Well Cemetery）。
王经年家庭十分西化，子女都精通外文，也普遍采用西式名字，以致中文名反而鲜为人知。王经年育有6子4女。长子Thomas（王文光），毕业于香港拔萃男校，1893年结婚，曾任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总行董事局秘书长（1935年9月29日《天光报》）；次子Charles，据说是汉阳铁厂首席电气技师；三子Peter（王文昭），毕业于香港医学院，曾在上海执业，后任胶济铁路医官、大冶医院医生；四子Patrick，汉冶萍公司秘书；五子王文显（John），清华学校外文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副校长、代校长；第六子Louis，巴拉特公司最年轻的会计。长女Margaret，嫁给Captain Ingram；次女Mary，美国玛丽诺外方传道会修女。他让后人在姓氏中加一“王”（Wong）字，如Peter Quincey Wong，大约以此显示不忘本，让人一看名字就知道他们是华人。
多年前读温源宁教授《不够知己》，谈到清华外文系主任王文显（1886-1968）英文姓名为John Quincey-Wong，当时未曾留意，不求甚解，失之交臂。王文显1915年毕业于伦敦大学，为莎士比亚专家，曾用英文写成两部话剧《委曲求全》与《梦里京华》，演出时在戏剧圈子里十分轰动。王文显的名字到今天已隐入尘埃，但他的几个学生却名震云霄：曹禺、洪深、李健吾、钱锺书、杨绛。
王文显
王经年（王昆士）返回内地工作20几年，其任职均与维护中国主权、抵制列强侵夺警权、协助地方政府自主创设警察机构直接相关，其意义不可小觑。遗憾的是，在有关袁世凯、赵秉钧、曹嘉祥兴办直隶巡警制度的官方文献中，王经年的贡献都遭到抹杀；佐藤铁治郎的日文著作翻译过来后，也乏人注意。刘军从上海中英文报章中“打捞”出王经年的业绩，堪称“昆士功臣”。王经年可谓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助产士”。笔者深望日后出版的中国近代警察史能出现王经年的名字，以表彰他的筚路蓝缕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