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它”原来是古人相见的问候语
“无它”一词，今天更多地写作“无他”，而且口语中极少使用，多用于书面语，意思是“没有别的”，或者表示没有二心，专一。但是在古代，这个“它”字可是大有讲究。
《说文解字》：“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其实，“它”就是“蛇”的本字，从“它”的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已故的著名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字典》中解释说：“象蛇之头、身、尾形。”上古时期，人们或穴居或草居，每以蛇多为患，因此人们见面时，总是心有余悸地来上一句：“无它乎？”亲爱的，你家里有蛇出没吗？你最近被蛇咬过吗？后来“它”从对蛇的称谓引申为第三人称代词，人们就再也不知道这个称呼的本源了。
关于“它”和“他”的区别以及演变，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一书中总结得很清楚：“上世居处草野，虫蛇为患，人恒苦之，故相见之顷，辄以有无蛇为问。人情于所畏忌，不敢直呼其名，常以彼物为称，遂引申它为称彼之词矣。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为佗，而隶变为他耳。蛇本它之后起增偏旁体。今读蛇为市遮切，与它分为二字，非古意也。”其义甚明。
继“无它”之后，还有一个通行的问候语：别来无恙。朋友们相见或者写信时通常总会来上一句“别来无恙”，表示问候。同蛇患一样，上古时期，“恙”也是一种常见的疾患。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佚文）中解释说：“无恙。俗说：恙，病也。凡人相见，及通书问，皆曰‘无恙’。谨案：《易传》：‘上古之世，草居露宿。’多被此毒。恙，噬人虫也，善入人腹，食人心，人每患苦之，故俗相劳问者云无恙，非为病也。”按照这种说法，“恙”是一种在草丛中聚居的虫子，这种虫子的特点是“善食人心”，简直像食人虫，而不是一种疾病。
中国第一部词书《尔雅·释诂》中则解释说：“恙，忧也。”意思是忧心，因此“恙”从心。唐代学者颜师古据此在《匡谬正俗》一书中辨析道：“凡言无恙，谓无忧耳，安得食人之虫总名恙乎？”
还有一种解释更有趣，出自托名西汉滑稽大师东方朔所著的《神异经》。该书《中荒经》中写道：“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人，吹人则病，名曰？。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中。”据此则“？”为一种猛兽。王利器先生在《风俗通义校注》中认为“？与恙为二字，合而一之，《神异经》诞矣”。
综上所述，针对“恙”这个字，古代学者共有三种观点：或为虫，或为忧，或为兽。不过，从医学上来说，“恙”其实就是恙虫，又称恙螨，可引起恙螨皮炎。恙虫病就是感染后的恙螨幼虫叮咬人体所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临床特征为起病急骤、持续高热、起皮疹、皮肤受刺叮处有焦痂和溃疡、局部或全身浅表淋巴结肿大等。恙螨寄生的地方通常是杂草丛生的野外环境，上古时期卫生条件差，人们露宿野外，因此常常会患上恙虫病。
恙虫病既然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古人见面的时候，生怕传染给自己，于是先互相问一句：“别来无恙？”亲爱的，您身上到底有没有恙虫啊？如果有的话可得说实话，千万别传染给我啊！久而久之，“别来无恙”失去了最原始的含义，由生怕传染的担心询问变成了一句透着亲热和关切的问候语。
“别来无恙？”跟“无它乎？”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胆战心惊的样子如在眼前，十分有趣；也由此可见上古时期，食物的匮乏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第一位的担忧，最切近的威胁倒是蛇患和恙患。至于今天人们见面的问候语“吃了吗？”，是后来荒年日多，或者战乱越来越多，食物匮乏所导致的。
摘选自《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诗的“拗律”
作者：杜晓勤（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古典诗律学意义上的所谓“拗”的概念，是南宋方回首先提出的。他在《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拗字类”卷首认为，“江湖派”所称的“丁卯句法”即是“拗”，“拗”实际上始于老杜，而且杜甫的五七言律诗中均有“拗”，“拗”就是在律诗中“换易一两字平仄”。后来，清人赵执信、翟翚、董文涣，今人王力、邝健行等，还归纳了杜甫诗中“拗句”“拗体”“拗格”的诸多类型，并发展出“拗”而“救”之的一些方法。我认为，如果是从学习杜诗或模仿唐诗作法的角度，“拗”“拗体”“拗救”等概念的提出，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是，如果从唐诗发展史或者近体律诗体式形成演变过程来考察的话，“拗”这一说法则可能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使人以为杜甫等诗人在创作近体律诗时就已有明确的“破律”意识，已有固定的“拗”式甚至“救”法。实际上，“拗”这种诗法观念，是以“后”视“前”，并不一定符合杜甫等盛唐诗人的创作本意。因为篇幅有限，我主要从近体诗体式形成史的角度，对“拗”“拗体”“拗救”等概念的诗律学内涵试作粗略之辨析，以还原其历史面貌。
赵孟行书《杜甫秋兴八首长卷》（局部）资料图片
在讨论唐诗“拗体”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看到，在杜甫生活和进行创作的开天时期，近体诗律业已形成。明人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四中即云：“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先，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变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就现存文献考察，旧题王昌龄《诗格》最早明确记载了“诗律”——初唐元兢“调声三术”中的“换头术”。如果将元兢所说“换头”术与“护腰”术结合起来，再考虑到梁代大同年间刘滔所云五言诗“二四同声”其弊“甚于蜂腰”的调声观念，可以大致推导出一套五言近体诗律的“平仄谱”。据研究，序于日本天庆二年（939）的平安朝汉诗学著作《作文大体》也已记载了五七言近体诗的平仄谱，此谱应源自中国的诗格类著作，说明最晚到唐末五代已出现与后世近体诗律较为接近的平仄谱。但是，我们又要看到，终唐一代，无论是就唐人现存五言律诗分析，还是从《作文大体》所载五七言近体平仄谱看，唐人所遵用的近体诗律都还相对宽泛。后人所谓的某些“拗句”和“拗救”，在唐代其实并未“破律”。如启功先生《诗文声律论稿》所列举的唐诗中比较常见的“拗句”：“仄仄仄平仄”，七言中为“平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七言中为“仄仄平平平仄平”。以及亦不鲜见的“拗句”：“平平仄仄仄”，七言中为“仄仄平平仄仄仄”（俗称“三仄尾”）；“仄仄平平平”，七言中为“平平仄仄平平平”（俗称“三平调”）。甚至“仄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等句式。这些“拗句”其实都不违背“二四字异平仄”的近体句律。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曾谓：“如果‘拗’的意义是‘违反常格’，则是否该称为‘拗’尚有问题；因为这种形式常见到那样的程度，连应试的排律也允许用它（例如元稹《河鲤登龙门》：‘回瞻顺流辈，谁敢望同升’），实在不很应该认为变例。”而在唐代律诗中，上述诸多所谓的“拗句”之所以很常见，根本原因即在于这些句式并不违反当时的近体诗律，所以才“连应试的排律也允许用它”。如此看来，这些句式在当时的诗律史背景下，并非“拗句”，而可以视为唐人律句常格。
当然，盛唐又是“古律攸分”的时期，开天诗人在理论观念和实际创作两方面都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古律辨体意识。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论》中将“新声”与“古体”对举，“新声”即指成于沈、宋之手的近体律诗，而“古体”则指不拘于近体诗律的五七言古诗。稍后释皎然《诗议》更明确提出“古律之别”，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则以“格”“律”分指古体、律诗。同时，自盛唐起，诗人们在实际创作中，也对古、律体不同的体式特征、艺术功能甚至情感基调有比较自觉的体认。所以，在后人总结出的唐律“拗句”和“拗救”中，有一部分应该是诗人们有意“运古入律”。当然，唐人在律诗中所“运”之“古”亦不可笼统言之，一概而论，又可分为“永明律”之“古”、“大同律”之“古”，甚至汉魏晋宋五言古诗之“古”。如最典型的“拗句”——“平平仄平仄”（七律中则为“仄仄平平仄平仄”），虽然不符合五言诗“二四字异平仄”的近体句律，但是完全符合永明体避忌“蜂腰”病的二五异声的句律。再如，在另一常见拗句“仄仄仄平仄”中，虽然不合“二四字异平仄”的近体句律，但是只要二五字异上去入三声，还是符合“二五字异四声”的永明句律的。在启功先生《诗文声律论稿》所例举的“A非1”式拗句（仄仄平仄仄）中，如杜甫《送李卿晔》“暮景巴蜀僻”（去上平入入），虽不符合“二四字异平仄”的近体句律，却既符合“二五字异四声同时二四字也异四声”的大同句律。而启功先生所举“A非6”式句“平仄仄仄仄”，如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首句“人事有代谢”，则既不合“二四字异平仄”的近体句律，也不合“二五异四声”的永明句律，显然属于永明体成立之前的汉魏晋宋五言古诗的句式了。这样看来，清人董文涣在《声调四谱图说》中将律诗分为正律、古律和拗律的说法，还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他看出了律中之“古”与“拗”的区别：所谓“古律”，可视为律诗中含有效仿永明声律理论产生之前的五言古诗的自然句式；“拗律”则指唐人在律诗中效仿齐梁以来依遵永明声律说写出的句、联。所以，盛唐及之后律诗中出现的这些句式，除了有部分情况确是因为无法调和声义矛盾，只能声律让步于诗意和感情的表达，并非有意“出律”，还有相当一部分应是唐人有意在用相对于近体诗律稍古的“永明律”“大同律”甚至汉魏晋宋古诗之“古”格，来“济”或“破”近体诗律，是一种“以古入律”、刻意破弃近体诗律的艺术行为。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唐人的“以古入律”，往往不单是一种调声行为，还经常与他们所“运”之“古”，即与诗人对唐前某些时代的诗体风格甚至某些具体作家作品的写法、感情基调的接受是相统一的。如孟浩然的五律《过故人庄》写隐居田园之乐，不仅在尾联“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中点明作者有意在生活上要追踵陶渊明，而且格律上亦有晋宋之际陶体的影子，如此诗首句“故人具鸡黍”（仄平仄平平），既不合近体句律，也不合永明句律，颈联出句“开筵面场圃”（平平仄平仄）也不合近体句律，两句均句格高古，带有晋宋古风，诗意格律相协调。再如杜甫《月夜》以闺怨写己思家，诗中凄怨哀婉的情绪氛围，以及颈联“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的绮丽写法，都有明显的齐梁体的影子，而且诗中的颔联出句“遥怜小儿女”（平平仄平仄），不合近体句律，却合永明句律，也是诗律与诗境相得益彰。唐人类似的诗例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综上，如果从诗律史意义层面进行理解的话，后人所说的“拗”“拗救”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部分本来就是唐代近体诗律的常格，并未“破律”，所以不能算是“拗”；还有一部分是唐人在创作近体律诗过程中无法调和声义矛盾，声律让步于诗意表达的一种艺术上的妥协，亦非特意的“拗”或“拗救”；更多的则是他们在诗律、诗法方面的探索和创新行为，但又是以“效古”“复古”“以古入律”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些句式、联式和章法，其实都是唐代近体诗律成立之前各时期古体诗中旧有的，而且唐人在近体诗中运用它们的时候，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受到这些古体诗题材特点、艺术风格甚至情感基调的影响。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15日13版）
硬笔隶书《千字文》-晦魄环照 指薪修祜 永绥吉劭
晦魄环照
指薪修祜
永绥吉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