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平祖师，有求必应/漳州三平寺签诗故事：第5首
三平寺签诗故事| 第五首 石室藏珠并隐玉，百年家道丰盈足；谁识韩公拜将相，忘记昔日偷瓜粟。神明保佑听话的人哦，敬请大家转发关注点赞！
三平祖师灵签 第五签
〖诗偈〗
石室藏珠并隐玉，百年家道丰盈足；
谁识韩公拜将相，忘记昔日偷瓜粟。
〖决明〗
风水有灵，走失自在，求财十分厚利，六甲生男，灶君平安，移徙大吉，移宅大吉，大命大吉，出外平安，生理大吉，婚姻成就，家门平安，月令大吉，学徒有成，病人无妨，家宅大吉，占雨有雨，交易顺意，求官得位，谋事自成，来人随到，贵人见财，功名有望，官事和吉，寻人得见，尾景平安，五谷上冬多，六畜兴旺，岁君平安。
正月上中，二月上上，三月上上。（虽有小人，不足为害。）
四月上上，五月上中，六月上上。（名利双收，百事成就。）
七月中平，八月上上，九月上上。（谋事有成，尚须时日。）
十月中平，十一月中平，十二月上中。（苦尽甘来，渐入佳境。）
〖典故〗
韩文公拜将相；韩文公受封王。
〖签诗故事〗
韩文公拜将相
韩文公（768—824）名愈；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朝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早孤，由兄嫂抚养，刻苦自学，后来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官至吏部侍郎。韩愈死后谥“文”，世称韩文公。据史实，韩文公未曾拜将人相，也没有封王。签诗中所言，只是一种民间传说。
三平寺简介：
占卜抽签浅析——卦签之妙和占卜诀窍
古代占卜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天时、产育、行人、田产、谋职、疾病、买卖、丧葬、诉讼、斗殴、盗窃、桑蚕、六畜等，其主要目的是趋福避凶，心想事成。
在古代，不同的术士来对占卜的解释，往往各执一词，有时漏洞百出，甚至自相矛盾。一次，汉武帝有意识地把各类术士都召来问道：“某月某天娶妻可以吗?”术士们对这一天可否迎娶意见不一。五行家说可以，风水师说不行；建除家(根据天文历法占测吉凶的术士)说不吉利；丛辰家(指以阴阳五行来配合岁月、日时所定出的各种吉凶神煞的术士)说大凶；历算家（研究天文历法的术士）说小凶；天人家（天文阴阳术数的方士)说小吉；太乙家(太乙，古代一种术数，与六壬，奇门遁甲合称‘三式’)说大吉。结果争吵不休，决断不下。
清代时，某父亲为其儿子择媳妇，占卦得噬盍（shihe）卦。按照卦意，该卦主要说的是法律方面的事。一占卜先生认为此卦不利，是克夫之象；而另一占卜先生认为此卦不但陪嫁丰富，而且子孙多，老来享子孙孝顺之福。这些例子说明占卜的结论解释多种多样，到底谁的灵验呢？
那么，为何仍有人相信占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求占人处在逆境或在某些问题上举棋不定时，为寻求心理平衡之外，主要与占卜先生解释卦的诀窍和卦签中的秘密有关。一旦求占人恰巧被占卜先生说对某些方面，或被奉承夸张获得心理满足（如夸求占人聪明伶俐、有财运官运等），就盲信于占卜。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卦签中的秘密。
用签占卜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兴盛发展起来的。签大多为竹制长条，上书编号。抽签者任意抽取一签后，便根据签号查对签文，以定吉凶。如观音签的签数为100，其中上签30，中签55，下签15。各签中包括“签诗”和“卦象解说。”此外还有“关帝签”，共100，各签包括“签诗”“圣意”等，抽签内容包括功名、财禄、讼、病、婚姻等多种。由于上签和中签的数目占了85%的比例，因此抽签人抽中好签的机会很大。即使抽签人抽到的是下签，解签人也会巧舌如簧，把签中不吉利的内容转为祥和之说，说得抽签人心中快乐，心甘情愿地交上抽签费。由于抽签方法比较简单易行，签词内容主要说的是一段时间的运势，所以一直流传至今。
后来，在签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纸牌签。纸牌签的数量不等，有36签、24签、18签12签的，其中2/3是好签，1/3的签为一些模棱两可的内容。签底有签词、图案等。抽签的解释大多为抽签人最近的运气，解签人可以随意的吹嘘一通。如抽到图案为“妇女摇纺车”解签人可以说你摇金摇银，财源滚滚；也可以说你办事心猿意马，迟疑不决。
签词的解释很有“学问”，占卜先生利用有字、甚至有图的签词可以左右逢原，恰到好处。如“小人行险终须险，君子固穷未必穷。但把一心行正道，自然逢吉不逢凶。”显然，这首签词，即可说好，也可说坏。为了让你愉快地掏腰包，解签人会“妙语连珠”，说得你高高兴兴，最后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次，一男士谨慎抽出一签，看后，这人大失所望，脸色变青。签诗上写的是：“白虎当头坐命宫，名利财帛总成空。病逢仙丹效少奏，趋吉避凶惟诚重”。
占卜师看在眼里，他的解释是，虽然你的眼前名利财路没有什么，但只要你虔诚的烧香拜佛，就能够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前景看好。看来，占卦师对签诗的解释也不无道理。不论结局如何，都可以逢场作戏地巧解。
除了签词外，有些寺庙还在签牌中夹杂有少数的所谓“罚签”。“罚签”上写有“心不诚，罚灯油x斤”，“心术不正，罚香烛x斤”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抽到这种“罚签”的人，必须拿出额外的钱买被罚的东西，求菩萨开恩，消怒。一些相信迷信的人惧怕菩萨的惩罚只好节衣缩食奉上“罚签”内的东西。更有少数寺庙内还专门为占卦者设立了“药签”。“药签”上的药方没有半点科学依据，人吃了这种“药”，后果可想而知了。
我们再来分析占卜先生是如何占卜的。
有位占卜师说，“要断来人难，先把来人亮”，这可能便是占卦先生的一贯手法。他们首先观察来人的身份、语言和面部表情，套出来人的一些情况，然后根据卦辞故弄玄虚，顺藤摸瓜。
宋代淳熙年间，福建有一学者曹仁杰来京城杭州等待秋榜中士。入京后，因手中拮据，生活无着，因懂点“字画卜”，无奈中便干起了占卜测字。一天，某人来求曹占卜。他手拿一幅画，画的是一官人发怒之状；并写了“事”“忧”“喜”三字，请曹卜测。曹看了写的三个字发现，“事”字下面挑脚缺，“忧”字半缺，“喜”字下端不封口。于是解释道：“你可能要吃官司，而且大祸如天，但不必忧虑，过了这个月祸自除，还将有进财之喜。”来人忧喜参半，请曹细说。曹说：“画上官人发怒，有令人忧愁之事。而“事”字笔画不正，所以无害。忧缺半则喜至，由于喜字下面不封口，须等到来月才转吉。求卜者听后顿时喜色盈面，“如果真是象你说的那样，我日后当奉谢重酬。”
过了一个多月，求卜者来拜访曹仁杰，并馈赠钱二万。他大赞曹的推断准确，说“先生说得真准，好象通了鬼神一般，京城占卦拆字者满街可见，但没有一个及你。”曹仁杰坦诚说道：“我不会占卜拆字，略知一点相法，看出你是衙门公吏，因而知你为公事而来。从你面色来看，没有灾难厄运之象，所以就以此说说而已。”
后来曹仁杰察访这人，果然是府吏，因一案情涉及贿赂，原告揭发了他，他害怕治罪而来占卦。由于府尹不主持公道，反而罚原告钱三十万。
还有一少年来求卜，看与未婚妻将来能否同心和睦，曹仁杰令他画了一枷一匙(枷、匙二字，发音暗喻“家室”)，其下有喜字，便说道：“这表明婚姻之事最吉利，因为‘家室喜’”。曹仁杰的占卜，看似“灵验”，其实并非占卦灵验，而是他对事物、现象的分析情到合理，故其说带有一定的预见性。他在占卦测字过程中，首先是观察来人声色，作出一定判断，然后尽力牵强附会以求巧合。二是考察来人的底细，以言词迎合，使卜者在自己不知不觉中心满意足而去。
近十多年来，社会上有些占卜者因“学艺不精”，时常闹出一些笑话。河南某市的一商场附近，曾活跃着几位占卦算命先生。
一天，某记者在商场附近被一40多岁的占卦妇女拦住说：“你印堂发亮，有两道金光闪耀，近日必有好运。但必须有我给你指点方可。”话毕，这位占卦妇女拿出一叠塑料签，要记者抽一签，说如果抽到“上上签”则证明他的话准。记者不信，占卦妇女于是又拿出一个“工作证”，证书上盖有“某八卦协会”的印章。她指着签说，12支签代表12天神。记者一数，只有11支，便笑道：“你的天神不齐，怎么能算命？”那占卦的妇女自知露馅没趣，便灰溜溜地走了。
海南海口市，有人曾问路边一位年轻的占卜先生，为什么要干这一行？占卜师说，他大学毕业后，到海南来谋职。一时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便干上了这一行。他认为干这一行不要本钱，挣到钱后再去办公司。有人又问，你真的能占卜未来？他答道，谁也不能预知人一生的命运。我读过算命书和心理学，求占者无非是想听好听的，为要做的事情壮壮胆，我就多说几句吉利话，也加一点小灾小难的话，他们十分相信。这说明，他占卜无疑是为了赚钱而已，其占卜的动机远不如汉代占卜先生严君平。
当时严君平隐居成都以卜筮为业。他占卜是希望他人“从善”。如见占卜者有邪恶之心，便利用所占卦理进行正面引导，说明利害。对年轻人讲孝敬之理，对弟兄之间便谈孝悌；对大臣等官员则说忠君报国的道理，以“从善”来讲卦义。他虽然宣扬的是忠孝仁义的一套，但比利用卜筮来妄断祸吉凶福，诈骗钱财无疑是一种进步，唐代陆龟蒙曾对他的做法给予了积极评价。
当然，占卜先生也知道占卜这种简单的预测形式有必有破绽，少有灵验，因此在求占者身上作文章，想方设法进行变通。清代王洪绪在《卜筮正宗》中谈了“卦有验有不验”的情况：
灵验的情况：占卜人心诚，感动了“神明”。求占者在占卜前先进行了虔诚的祷告，然后再卜，卜后要严格按照卦词断卦，吃透其中的道理，故而灵验。
不验的情况：一是占卜者不知道要占什么好，而妄加占断；二是占卜者要占的内容过多，可能神灵厌烦不理；三是占卜者如占盗窃奸淫之事，天理不容，占断不验；四是占卜者事先没有准备，随心所欲，想占就占；五是请人代占，而代占人与自己的名分关系不清楚；六是奴仆代主人占，不说实情，而假称是其亲戚，造成神灵占断有差；七是因自己有事，请朋友代占，而代占之人心不诚；八是今日占了，明日又占，或一人占4、5卦。
这些不验，为占卜不灵作了开脱。这样占卜先生就可巧妙地利用人的心理作用，要求占卜人“其用之至严，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其应之至精”，正所谓的“诚则灵，不诚则不灵”上。实际上，灵验与否，应该用实践来检验或评判，但却把你引导到你的“心”诚与不诚上去。心诚的程度决定了灵验的程度，心愈诚则愈灵；反过来，如果应验，则证明了你的心愈诚。
同时，占卦时要求一次成功，正如《易经》中第四卦“蒙卦”卦辞告示那样：“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用白话文解释是，初次占问的时候，卦象将结果显示于人，再多次问同一件事，反复的问，卦象就不告诉你结果了。如果是占卜数次，则亵渎了神灵，神灵就不会理会。这说明占卜是不能重复的，既然不能重复，也就不能证实占卜的准确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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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灵签 第五签
【签诗】
一锥草地要求泉 努力求之得最难
无意俄然遇知己 相逢携手上青天
【智慧】
此签有“休戚相关”之意，勉励众人推诚相与。有些人为了打响自己的招牌，不惜砸下重金投资，或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宁可大量对外延揽人才，却不知资源也许近在眼前。锥地求泉，先难后易。要巩固长久的名声，必须从自身做起。如能以身作则，对身边的人善待有加，自会吸引优秀杰出的人才慕名而来。凡事稳扎稳打、用心经营，自然有口皆碑，声名远播。
【典故】燕昭王筑黄金台
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了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部分领土。
燕昭王当了国君以后，他消除了内乱，决心招纳天下有才能的人，振兴燕国，夺回失去的土地。虽然燕昭王有这样的号召，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投奔他。于是，燕昭王就去向一个叫郭隗的人请教，怎样才能得到贤良的人。
郭隗给燕昭王讲了“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要是真心想得人才，也要像买千里马的国君那样，让天下人知道你是真心求贤。你可以先从我开始，人们看到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就会来投奔你。”燕昭王认为有理，就拜郭隗为师，还给他优厚的俸禄。并让他修筑了“黄金台”，作为招纳天下贤士人才的地方。消息传出去不久，就有一些有才干的名人贤士纷纷前来，表示愿意帮助燕昭王治理国家。经过20多年的努力，燕国终于强盛起来。
韶港行 5 （酒店·早餐·黄大仙祠）
酒店·早餐·黄大仙祠
酒店·早餐
酒店住宿条件还真不错，应有尽有；床，被褥，洁白如新；浴室里的东西也洁净如新，墙壁等使人赏心悦目舒适安逸。
5点30分起床，6点钟到酒店自助餐。这自助餐还不错，
馒头，包子，油条，豆浆，牛奶，小菜等各好几样，全是摆在各餐桌上的。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大家吃得也很自在高兴，心也安下来了。
6点45分乘车参观欣赏香港香火最旺的《黄大仙庙》40分钟。
导游介绍说：“相传祠内所供奉的黄大仙是有求必应的。”我们来到黄大仙庙早已是人山人海，寺庙里很是热闹，穿梭的游客到自己想看的地方奔忙着。到处还有戴着不同颜色帽子，背着不同色彩的挎包的游客在各自的导游的旗下认真地听他的讲解和安排。游客们一听到说可以自由行动了，便迫不及待地纷纷前往拜求保佑。我抓紧时间拍了几张相片就自由自在地到处观看欣赏。我不信拜神求保佑，我深信党、深信国家。
黄大仙祠
黄大仙祠原名啬色园，是香火最旺的庙宇之一。祠始建于1921年，祠庙设计色彩丰富、建筑雄伟、金碧辉煌，极富中国传统寺庙建筑的特色。庙宇供奉的黃大仙，据说有求必应，求签者多在殿前膜拜，附近有解签的摊子，为人求神问卜，特别是农历新年或节日期间，信男善女们蜂拥而至，香火特别旺。祠旁设有小公园，设计得宜，精巧玲珑，颇具园林景色。旁侧的九龙壁，是仿照北京故宮而制。
黄大仙庙原名啬色园，是香港的精神寄托，无论保平安，求事业，问姻缘或者任何疑难杂症，可以来这里求解迷津。据闻黄大仙庙非常灵验，但是求得来的签果，都只是解今年的运势，不包括明年或者以后永远如此。所以在农历过年前后，是黄大仙庙香火最鼎盛的时候，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求问一整年的运势。香港是个矛盾体，从城市到人。香港人的观念新，紧追趋势，可公寓门口摆香坛的也一大把。黄大仙庙是香港香火最旺的地方，创立于公元1921年，经过数十年的悉心经营，现金璧辉煌，建筑雄伟，是一座宏伟的中国式道教寺庙，它坐落在高耸的市民住宅和华厦之间，里头所供奉的黄大仙，以前原是个牧羊人，后来经路过神明的指点，因而学会如何治疗各种疾病。在现代香港的社会里，身为掌管赌徒财运的黄大仙非常受欢迎，同时也庇佑那些担心生病或已经生病的人，和那些在生意上需要协助的人。在黄大仙庙里同时有孔子殿，以迎台那些崇拜孔夫子的信众，而佛教信徒则可至三圣殿里，膜拜供奉在关帝君与八仙旁慈悲为怀的观世音菩萨。啬色园解读黄大仙庙原名啬色园，园名“啬色”，颇堪玩味。“啬”字源出于道家始祖老子的《道德经》：“治人事天奠若啬。”韩非子解释说：“啬之者，爱其精神，啬其知识也。”引申开来，即“以德化礼教劝善”。说得通俗明白些，就是“普济劝善”之意。至于“色”字，按道家学说，“色”是“天玄地黄大自然之本色”。《太原经》说：“从玄立德。”玄为道藉，乃道家本色。啬色园寓道、释(佛)、儒三教于一家，其宗旨是：“以道家本色，兼奉儒家之仁礼、释家之慈悲，以笃行普济劝善之事功，而实现其本色焉。”
黄大仙庙的建筑布局是按照1937年黄大仙殿前占卦，严格根据五行八卦原理设计而成的：飞莺台(铜亭) 属金、经堂属木、玉液池属水、盂香亭属火、照壁属土。所以作为游客一般都是从黄大仙大殿开始祭拜起，求签卜卦也是在大殿前进行，其余供奉诸神的殿堂都比较小，香火比黄大仙殿弱很多于香的数目，
在庙宇中到处都有提示，黄大仙日常参拜主要是“五供”：香、花、灯、水、果。香港人相信只要献上香或供奉花，便能得到黄大仙的注意，祈求所愿必能实现。另外，工作人员介绍说，清水也是上佳的供品，因为道法自然，他们提倡节约能源、把宝贵而有限的资源用于其他地方；至“1”“3”这样的单数是最合适的。
我还仔细看了看黄大仙殿前求签的注意事项，把他拍了下来：
1、首先确认有香、花或者水这样的供品，在求签之前供上；
2、内心平静，内心默念你需要问的事情；
3、从大殿旁取签，跪地求签；
4、掷茭3次，每次都需要一正一反为有效。如果掷筊不成，还需要继续求新签。
5、黄大仙庙求签是免费的，只需到大殿左侧的小屋子直接借取。
6、是否需要跪地求签呢？95%以上的求签者均跪地，少数观光客也有站在殿前求签的，不过据说站着求签的人，很难掷得有效的筊，当然也求不出一根签来。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无从考证。
7、如想求签，进入黄大仙大殿，左边有个摆放着很多签筒的地方，如遇上人多，签筒一时找不到，可稍等其他人用完后再取。这时凤鸣楼记得准备笔和纸张，以便将求得之签号记下。先在纸上写下所求事项，如工作、姻缘等，因不同问题，就会有不同签意。如代人求签，亦可写下所求者姓名，所求之事即可。写好以后，即开始求签了。这时先点清香三枝，插于一水果上，然后拿起签筒，双目微闭，心中念着：赤松大仙在上，（善男／善女）名XXX（求签者自己或代求签的名字）现有疑难求教（说出所求之事），希望大仙指点迷津，如蒙启示，他日必备三性酒礼，答谢神恩。说罢使可开始摇动签筒，摇时应将筒口向前倾斜，如有数支签跌落地上，应以先落地那支为准。如不能肯定那支签时，可重新再摇，直至成功为止。之后将签支的号码写下便可。再将求得签号交往解签 处，解签者便会帮你解释签意。要注意的是，如所求之事应验，是要守诺回来酬神的!
看后颇有些感触，“还蛮多的讲究的啊！我才不信呢！他们今天拜了的，今天就发财了我就信！不过也增加了见识，开阔了眼界。”
香港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
香港黄大仙祠
九州清晏：雍正帝的全国龙神祠庙系统与新政
陶金 喻晓
自雍正元年（1723）起，雍正帝以京师时应宫为中心，构建起一庞大的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在其执政的十三年中，所敕建的龙神祠庙多达三十余座。他不但自己在时应宫中为受雨旱灾害的地方祈福，并要求各地督抚将各省龙神神像从京师迎请回属地，建祠祈祷，一如时应宫之分支。由此，一个由皇帝亲自创建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横空出世。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系统逐渐扩充、完善，相关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维持了近两个世纪。与此同时，各省龙神祠庙选址、督建的地方大员人选都与雍正帝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息息相关。雍正帝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创立，是他“事神治人”理念在精神生活与公共空间中的具体展现。
一、清初的自然灾害、粮食安全与雍正帝的“天人感应”
自明代中晚期以来至清前期，黄河水患、洪涝、蝗灾、干旱、冰雹和海潮等自然灾害一直困扰着中央政府。撮其要者有三：一为小冰期影响下的冷冻、雨旱等极端天气。这些极端天气直接导致农作物的减产，进而引发饥荒和农民运动；二为黄河决口、决溢等水患问题频发。黄河水患对漕运危害极大，而运河的漕运是清朝的重要生命线，因此黄河的水患问题对国计民生，乃至国家安定产生着重要影响；三为沿海地区风潮灾害。钱塘江沿岸是受风潮灾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清前期遭遇的数次风潮灾害不仅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严重影响了东南富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此外，康、雍两朝奉行“盛世滋丁，永不升赋”的政策，人口开始大量增长。与此相应的则是粮食安全压力陡增。为了扩大耕地、养活百姓，雍正帝便曾提出“务使野无旷土”的极端口号。但受环境、技术等因素制约，内地平原地区的耕地日趋饱和，人地矛盾愈加显著。此外，过度开垦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锐减，也进一步加剧了气候波动和江河水患，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综观整个清朝前期，中央政府都致力于在制度层面上去弥补气候造成的国力下降。而至雍正帝一朝，除了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也开始诉诸于宗教行为，以期国家风调雨顺、人物康阜。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清朝统治还面临严峻的政治挑战。从《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可以窥见，当时汉族士民对于满族政权统治中原的合法性、雍正帝继统的合法性及其执政风格与生活作风存在质疑。而在帝制时期推崇天人感应政治神学的背景下，灾异和祥瑞常作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因此，面对自然灾害和外界质疑的双重压力，作为一个意图重建政治合法性的君主，雍正帝不仅需要在施政上有所建树，还需要在宗教神学上寻求庇护。从雍正帝的宗教涵养而论，他在宗教方面涉猎广泛，对佛教、道教都有接触，对于基督宗教和民间教派亦有着独特的理解。针对各种灾异，特别是旱涝问题，雍正帝在国家祭祀之外会进行“私人祈祷”，而龙神正是雍正帝为旱涝灾害而祈祷的主要对象。从这点来说，龙神祠庙系统的建立正是雍正帝为了重建政治合法性，依凭自身的宗教知识在清帝国自身政治资源之外去找寻的神学根据。
二、雍正帝的龙神祠庙系统
自雍正元年始，雍正帝便着手在京师与地方营造一系列的龙神祠庙。这些祠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前代皇帝敕修的河海神祠，甚至山岳神祠，共同组成更为庞大且系统的国家岳镇海渎祭祀系统。下文仅就雍正帝亲自创建的龙神祠庙系统，依中央、雩礼、各省、黄河、江海等五个层面做一遍览，以期理解这些祠庙的创立背景，雍正帝对祀典的构思，以及他在不同社会层面的仪式活动。在这些祠庙中，并非全部冠以“龙神”之名，但因为雍正帝在京师时应宫中，以龙神之名来供奉四海、四渎诸神，也即意味着将传统意义上的“水神”均纳入了龙神的系统之中。为了方便理解，我们谨将所要讨论的所有龙神祠庙，依其所述层面开列于表1.之中。
表1.雍正帝所创龙神祠庙系统一览表
雍正帝所创龙神祠庙系统分布图（陶金绘）
（一）中央层面：时应宫与瑞应宫
•敕建与营造
时应宫位于紫禁城的西北隅，西苑金鳌玉栋桥之西南，是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中第一个完工的项目。雍正二年完工，雍正五年将中殿的十七省龙神移送各省建祠供奉，然后“增修后殿，以奉八方龙神”。时应宫中轴线上分别为山门、前殿、中殿、后殿，皆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其前殿奉四海、四渎龙神，中殿（即主殿）奉“顺天佑畿龙神”，中殿前的东西两侧奉十七省龙神，后殿供奉“八方龙神”。时应宫的建筑布局特色在于前殿与中殿之间由穿堂连接所形成的“工字殿”的格局。雍正五年所增建的八方龙神殿位于时应宫最后，形成一处相对独立的院落，暗示着其私密性与重要性。
《乾隆京城全图》中所显示的时应宫位于金鳌玉蝀桥之西南
时应宫建筑复原图（陶金、董立军绘制）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保存有清内务府所制各省龙神图样一套，应是时应宫创建之初，内务府所绘并上呈御览的龙神造像图样。这套龙神图样共计18张，包括京畿、奉天以及各省龙神，绘制精美，右上角贴有题签，标明其在时应宫殿堂内的空间序列，以及各省龙神的名号。根据图像所见，“顺天佑畿时应龙王”与其他各省龙神服饰相同，均为通天冠、朝服、捧圭版之像。民国时期，时应宫曾多次被当时的政府挪作他用，而供奉其中的四海、四渎、京畿和八方龙神等十七尊龙神则被移到金鳌玉蝀桥的万善殿后排房存放，后经整修，万善殿被辟为龙神祠。根据德国摄影师莫理循（Hedda Morrison）以及美国LIFE杂志摄影师凯瑟尔（Dmitri Kessel）所摄照片，这些龙神多数身头戴冕旒（而非各省龙神所戴的通天冠），手捧圭板。
时应宫京畿及各省龙神像图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左1,2：莫理循所摄民国时期万善殿龙神堂内的龙神像（哈佛大学图书馆藏）；右：凯瑟尔所摄民国时期万善殿龙神堂内的龙神像（美国LIFE杂志）。
此外，作为雍正皇帝常年园居的离宫圆明园，也于雍正初年建立有“瑞应宫”供奉龙神（位于圆明园内的综合性宗教活动空间“佛楼”东部）。其中曾悬挂有雍正帝御书“瑞应宫”“和感殿”“晏安殿”匾额悬挂，乾隆初年所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基本反映了雍正时期瑞应宫的建筑风貌。不论是从创建时间、名称，还是大致的建筑布局来看，瑞应宫均应被视作时应宫在圆明园中的“副本”或“翻版”，是皇帝园居时的祈祷之所。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日天琳宇」，图中右侧幡杆高企之处即瑞应宫（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祀典与祈祷
从祀典源流上看，雍正帝秉承近世以来对龙神主水、行雨的认知，将其赋予抽象的四渎、四海之神。时应宫正殿正中所供奉的“顺天佑畿龙神”即京畿地区龙神，与两旁的各省龙神、奉天龙神、热河龙神均未见于历代祀典，皆为雍正帝所新封立者。晚清陈作霖将时应宫内的京畿龙神呼作“天下都龙王”，可见，时应宫中龙神的祀典参照了北京都城隍庙中以明代十三省城隍配立两侧的制度。可以说，通过构建这一龙神祀典，雍正帝完成了一次对于龙神系统的全面重整与创新。此外，结合后殿八方龙神来看，京畿龙神实为中央龙神，其共同构成一九宫格宇宙范式。八方龙神因此也具有天子一统天下，怀柔万邦的含义。
根据文献来看，时应宫内的宗教活动大抵分为五种：第一种为列入祀典的祭祀，由内务府官员于每年六月十三日以素馐香烛致祭；第二种是在亢旱时节所做的应时祷雨祭祀，以及在得雨之后举行的“报祀”活动。祀典依照传统的祭祀形式举行，可由内务府遣官致祭，也可由皇帝亲临祈祷；第三种为节庆时举行的道门诵经道场，仪式由道教法官负责，举行的日期一般定在龙神诞、新年、万寿节前后；第四种为皇帝日常生活中的拈香。在雍正及其后的清朝皇帝《起居注》中，经常可以看到皇帝驾临时应宫拈香的记载。这说明时应宫作为宫廷祠庙，已经成为皇帝日常宗教生活中的有机部分之一；第五种为皇帝私人性质的亲临祈雨，这是时应宫最为重要的一种祈祷活动，因为其常常伴随有步行前往祠庙的环节，甚至节食。这种带有自我体罚性质的祈祷行为实际源自先秦以来皇帝为全体人民赎罪的思想与仪式传统。恰如《吕氏春秋·顺民篇》所言：
昔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磨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
余士、吴钺合画《徐显卿宦迹图册》之“步祷道行”，表现了明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十六日万历帝步行至天坛祈雨的场景（国家博物馆藏）
（二）雩礼层面：风云雷雨神祠
•祠庙建立背景与过程
雩礼为古代祭祀的一种仪典，其设立的目的在于祈风祷雨以应农耕之需。雍正七年，雍正帝将新敕建的凝和庙（云师神祠）、昭显庙（雷师神祠）与宣仁庙（风伯神祠）、时应宫（雨师（以龙神充）神祠）相并列，形成了“风云雷雨”四庙的小型内府雩礼系统。
宣仁庙是雍正帝参照龙神的祀典，专门设立用于崇奉风神的专祠。宣仁庙的建造背景源于雍正元年以来不断爆发的风灾雨害。据清史记载，雍正六年，雍正帝因念“雨旸燠寒，以风为本”，特下谕于都城择地建庙，赐额“宣仁庙”以答风神之洪庥。宣仁庙坐落于紫禁城的东北隅，与时应宫位于同一纬度上，遥遥相对。其建筑形制，依时任朝臣所议奏乃“仿时应宫式营建”。从目前现存的格局来看，宣仁庙所占基地比时应宫略狭，建筑基本参照时应宫：坐北朝南，山门、前中后三殿皆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并设钟鼓楼，皆为黄琉璃瓦绿剪边。其中山门上镶嵌有“敕建宣仁庙”石额，主殿供奉“应时显佑风伯之神”，后殿供奉“八风之神”。
风、云、雷、雨四庙与紫禁城之位置关系（googleearth, 陶金标示）
作为宣仁庙之延伸，雍正帝又分别于雍正七年增建了供奉云神之凝和庙（紫禁城正东侧），以及供奉雷师之昭显庙（紫禁城正西侧）。由此，与时应宫、宣仁庙形成了“风云雷雨四庙”的小型内府雩礼系统，其皆以紫禁城为中心，遥遥相对，精心布划而成。据清史记载，凝和庙与昭显庙的建筑规制“悉仿宣仁庙式建造”，这也在今天的建筑遗存中得以证实。
近年修缮后的宣仁庙建筑（曲爽摄）
•祀典与祈祷
雩礼设立的目的在于祈风祷雨以应农耕之需，其祭祀制度起源于先秦，历代不断发展，明初考订礼仪，最终形成代表气候的“风云雷雨”四神。清代因袭明世宗以来的祀典制度，在雩礼中风云雷雨依然从祀南郊，并于天神坛上专祀。雍正七年，雍正帝将凝和庙、昭显庙、宣仁庙、时应宫相并列，成为“风云雷雨”四神的专祠，与大高玄殿共同构成了一内府、道教化版本的雩礼体系。从清朝中晚期开始，在祈雨的仪式中，皇帝往往亲诣大高玄殿拈香，并派遣大臣至其他四庙同时拈香，并举行祭礼。
（三）地方层面：直省与边外龙神
在地方层面，雍正帝首先将时应宫内的直隶、各省龙神像派送地方立祠奉祀并令各省督抚亲往致祭、祈祷，从而形成的“中央—地方”的龙神祠庙系统。据清史记载，雍正五年七月，沉浸在祷有所验以致黄河澄清的喜悦之中的雍正帝曾向内阁上谕，令各省大臣将供奉于时应宫中的龙王神像迎回各省分别供奉、虔诚展祀。这批移送各省的龙神像乃为时应宫中十七尊省龙神像的副本，其建造的时间大约为雍正五年的十月。但由于路途及条件不一，各省龙神祠的建造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大都于当年开工建设。就各地志书所见，省龙神祠庙的选址放弃了传统意义上的临水空间，而大都建立在巡抚衙门附近以利督抚应时祈祷。脱离了自然水体的龙神祠庙，此亦可被视作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的又一创新。有关各地龙神庙的信息，详见表2.。
表2.各直省、地区龙神祠庙信息一览表
除各直省龙神外，雍正帝还在位于边外的承德避暑山庄中择地供奉“边外”龙神。所谓“边外”，乃是泛指东北地区“柳条边”以西畜牧区及畜耕过渡区，是满洲、蒙古各部和传统汉族地区的交界处。自康熙朝开始，热河所在的地区成为清帝以“木兰秋狝”、围场巡狩之名义，会盟蒙古诸部的重要地点，也是康熙帝因蒙古干旱乏食而赈济诸旗的平台。避暑山庄有边外龙神像大、小两尊，分别供奉于“暖流暄波”（山庄东北隅武烈河入园水口之上，以及如意洲（山庄核心景区，位于全园水系之中心）法林寺内。边外龙神全称“边外福疆广应龙王”，该号不载于正典之中，但见于一史馆所存时应宫龙神图样之中，亦见于避暑山庄档案之中。虽然雍正帝在其任内从未临幸避暑山庄，但其在隶属“边外”的热河地区建造龙神祠庙，一则为该地区祈祷风调雨顺，二则显然承续了乃父以此为舞台怀柔蒙古诸部的用意。
遗址复建后的“暖流暄波”，其背后即避暑山庄宫墙，下方即水口（陈东、马骁提供）
嘉庆时期避暑山庄如意洲复原图，最右侧之三合院即法林寺（张炜绘制）
•祈祷活动
各省龙神祠庙是京师西苑时应宫于地方之投影，后者为中枢，前者为终端。通过在京畿龙神两侧配享各省龙神，并在各地省会建立各省龙神祠庙，雍正帝与各地督抚得以在龙神的世界构建起另一维度的帝国。由此，各省龙神祠庙也得以成为京师时应宫在地方上的投影。除了每月朔望两日前往省龙神祠庙上香外，各省巡抚在祈祷雨旸的祭典中“熏坛步祷”显然是对于京中雍正帝的一种效仿。皇帝的宗教权、责被地方督抚在本地龙神庙中得以敷用、履行。
（四）黄河
•河口交汇处之祠庙
嘉应观，俗称庙宫，是雍正帝于黄河沿岸所修建的第一座、也是最大一座龙神祠庙，其坐落在河南武陟县，位于沁水与黄河交汇河口之东北，此处即是康雍之际黄河屡屡决口之处。雍正元年的“龙抬头”当天，雍正帝传谕河道总督齐苏勒，令其于沁黄交汇处择地建造“淮黄龙王庙宇”。嘉应观的具体修造由河南总督田文镜具体负责，庙成之后，主奉金龙四大王，雍正帝赐额“嘉应观”，并作御制碑文一篇。从现状所看，嘉应观的建筑布局主要分为南北两个院区，南区为泮池、石桥以及戏台院，北区为主体建筑群，包括山门、御碑亭、仪门、钟鼓楼、主殿、东西配殿。其中主殿面阔七间，周匝回廊，重檐歇山顶，覆孔雀蓝琉璃瓦，殿内高悬乾隆帝御制“洽德敷仁”匾额。此外，整个建筑群的核心精华在于其御碑亭。其亭双檐攒尖顶，上层圆形，下层六边形，可能含有“天一生水，地六承之”之意，而亭内的铜碑也是我国现存同类文物中体量最大的一座。值得注意的是，嘉应观建筑群东路为河台衙署与道台衙署，西路为东河总督的驻地之一。这种庙、衙一体的平面布局使嘉应观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集宗教与行政于一体的古建筑群。
《黄河防险图》局部，图中虚线线框与箭头标明了嘉应观的位置正对沁黄交汇河口（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武陟嘉应观敕额（陶金摄）
嘉应观大殿内所悬清高宗御制“洽德敷仁”匾额（陶金摄）
嘉应观鸟瞰图（《武陟文史资料·嘉应观专辑》）
另一处位于水利要冲的皂河龙王庙坐落在江苏省宿迁城西之皂河集（今皂河镇），这里是黄河与运河以及骆马湖三个水系并行、汇通之处。该段黄河曾于雍正三年决口，河水泛滥，冲击睢宁和宿迁南境，时任河道总督齐苏勒亲自指挥，历时一年半才将决口堵塞合龙。雍正五年正月，雍正帝下令齐苏勒于江南“酌估修建金龙四大王庙宇”，齐苏勒便选定皂河既有的龙神庙作为改建对象，其工程于雍正五年五月动工，当年十一月告竣。就目前建筑所见，皂河龙王庙在布局规制以及建筑规制等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嘉应观的翻版。这可体现在皂河龙王庙的山门、两侧影壁以及角门的组合形式，御碑亭的形制，乃至山门内钟鼓楼的卷棚顶等处，其皆与嘉应观几乎一致（唯体量略小），且属于典型的官式风格。毋庸置疑，负责此处营造的江南河道官吏、工匠熟悉，且自觉地取法于皂河龙王庙的母本——武陟嘉应观。
《南河黄运湖河蓄泄机宜图说》图中上方标明“皂河”二字位于黄河与运河之间（上南下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黄河故道、大运河、骆马湖与皂河龙王庙之位置关系（上北下南，googleearth, 陶金标示）
皂河龙王庙敕额（陶金摄）
嘉应观（左，陶金摄）与龙王庙（右，王磊摄）建筑布局比较主殿之比较
嘉应观（左）与龙王庙（右）主殿之比较（陶金摄）
嘉应观（左）与龙王庙（右）御碑亭之比较（陶金摄）
•南北岸决口处祠庙
惠安观坐落在当时河南兰阳县（今河南兰考县）黄河之北岸，其境内的铜瓦厢是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并改道北上之要冲。雍正六年初春，相传兰阳县境内板厂段黄河决口，有关帝像自上游漂浮而至，遂使险象遂平。雍正帝闻说此事，特传谕河臣齐苏勒、嵇曾筠为漂来的关帝神像“于此处另建宽大庙宇，以答神庥”。惠安观现已无存，但从《兰阳县续志》中所绘《敕建惠安观图》可以探知其庙宇规制仍与嘉应观、皂河龙王庙大体保持一致，均分为东、中、西三路。其中东西两路为官厅，因河道总督亦常驻此阅工，故而其在民间亦有“庙宫”之称。值得注意的是，惠安观不带供奉有随洪漂来的关帝神像，更还于最后一进殿宇所供奉“新河神”黄大王（当时尚未得到敕封的）。
黄河南岸的溥仁观坐落陈留县北五十里曲兴镇，此处也是清中期黄河南岸多次决口之处。雍正十一年七月，因河神灵应，河东总督王世俊向雍正帝呈折请求在黄河南岸择地建观，雍正帝从其所请，并以国帑支持，后又赐额曰：“溥仁观”，并拟定了“惠应安澜”的御书匾额（未及书写而崩）。值得注意的是，溥仁观的前身实为供奉“黄大王”之“大王坛”，其重修后亦供奉黄大王为主神。
《惠安观图》（《兰阳县续志》）
•黄河源头之祠庙
河源庙是雍正帝为了达成在黄河源头祭祀河神的想法而创建的神祠，位于甘肃积石关以西的撒喇城堡（即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县城），此处也被认为是大禹开导黄河的所在地。雍正八年四月十日，雍正帝上谕内阁，称国朝定鼎以来，黄河曾多次显现祥瑞，念及在江南、河南等处皆有祭祀龙神的庙宇，因此下令内阁在西宁选址建立专祠，以崇报河神庇佑之功。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亲自撰写了御制碑文，颁发青海，记述了河源庙在创建过程中的两次祥瑞。根据河州方面公议，拟建“大门、二门、大殿、寝殿，俱南向，以昭享祀之诚。复造望河一楼，于寝殿之后，另塑神像，面临黄河，以便廵阅”。这一布局具有更为传统的“前朝后寝”“坐北朝南”的规制与朝向。但由于“积石关外，黄河环绕于北”，故而在寝殿之后建造望河楼，保证神明能够“阅视河流”。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帝遣官祭祀河源神祠之后，又应太常寺卿之请，添建了御碑、御制祭文两座碑亭。
•祀典与祈祷
金龙四大王为明初以来，黄河中下游以及大运河沿岸民间香火最为鼎盛的河神之一，于清顺治二年（1645）时被朝廷敕封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康熙四十年加封“昭灵效顺”，并于四十三年规定由官方春秋致祭。但即便如此，官方从未公开认定金龙四大王是为黄河河神。雍正帝通过建立黄河龙神祠庙嘉应观并主祀金龙四大王，无疑乃是确认了其黄河龙神、河神之身份。
黄大王本名黄守才，河南偃师人，为明末至清初生活在黄河沿岸的居民，因其展现的一系列神迹，在生前民间便已为他私立生祠。其身殁后，黄河沿岸更是新建多处“大王坛”，供奉其香火。通过在溥仁观正殿中同时供奉金龙四大王与黄大王，后者明显已经被赋予了“正神”的身份，这为其在乾隆朝被正式敕封，奠定了基础。由此，雍正帝与其河臣们通过在黄河沿岸敕建龙神庙的形式，也将地方性的河神崇拜整合进入到了官方的正神体系之中（如黄大王），或为正神赋予新的身份（如金龙四大王）。
雍正帝在创建嘉应观伊始，并未设立定期的祭祀制度，仅是在汛期或有险情时，由河工厅员逢时致祭或由雍正帝派督抚大员“遣祭”。除嘉应观外，皂河龙王庙、兰阳惠安观等处，也由地方或河道官员逢时祭祀，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才改为春秋致祭。
金龙四大王、黄大王、朱大王、栗大王肖像（《敕封大王将军画像》）
雍正八年，雍正帝敕修河源神庙，并拟加封神号。礼臣在题奏中有意继续在此庙中延续金龙四大王的祀典，但最终所敕封的则是“开津广济佑国庇民昭应河源之神”，其可被视作黄河在不同地理空间、民族文化区域内的不同表达。
河源庙与河南、江南的情况并不太相同，在其敕建之初便已确立由地方官员春秋致祭的成例，此外，雍正十一年、十三年，雍正帝曾两次遣祭河源庙，并前后两度选派汉僧、黄衣僧（藏传佛教僧侣）管理庙务及日常佛事活动。在上述5处龙神祠庙中，除皂河龙王庙和循化龙神庙由僧人住持外，河南之三处皆以观为名，故皆为道士住持。
（五）江海：海宁海神庙与江神庙
海宁海神庙，亦称庙宫（暗示里其与黄河沿岸几处神祠之内在联系），总面积达2.7公顷，是雍正帝因海塘安澜而敕建的海神祠庙。其庙坐落浙江海宁州（今海宁市盐官镇）城东，海塘北岸。雍正帝继位之初，因钱塘江潮水为患，曾专门发拨帑银，派遣大臣奔赴治理。雍正七年八月，雍正帝在给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折朱批中首次言明打算修建海神祠庙“以祈佑庇兆庶”。同年八月钱塘江大潮之际，其海潮虽比往年更大，但未能对海塘构成威胁，这坚定了雍正帝修建海神庙的决心。
为了更好的完成海神庙的营造，李卫还曾行文山东、河南等地，寻求曾经参与孔庙、嘉应观等工程的专业人才，最终得到了由河南巡抚田文镜所派送的王元清（极有可能参与过嘉应观之修建）。此外，李卫还曾就御碑亭使用黄瓦的事宜反复缮折请示雍正帝，这也被近年来御碑亭遗址所见黄琉璃瓦残件所验证。从建筑风格而言，海神庙也体现了北方官式建筑的硬朗轮廓，因此一些建筑学者也将其视为官式建筑。考其海宁海神庙之所以如此“官式”的原因，当与李卫竭力地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营建龙神庙的人力资源有着直接的关系。雍正九年，海神庙正式上梁，目前主体建筑保存尚属完整，其总体规制与武陟嘉应观、兰阳惠安观极为相似，分为东、中、西三区。中区为海神祠庙主体，分别为大门、仪门、主殿、过厅、御碑亭、寝殿楼。东区为天后宫及道院，西区为风神殿、水仙楼及道院。
左：面向钱塘江海塘的海宁海神庙（陶金摄）/右：海神庙图（《浙江通志》卷一）
海神庙正殿（左）及御碑亭（右）（陶金摄）
海神庙维修中发现的官式琉璃瓦件及拓文（《海宁海神庙可移动文物调查》）
海宁海神庙中的主祀之神为雍正十年所敕封的“宁民显佑浙海之神”，此并非是东海龙神，也非钱塘江本地的“潮神”。所谓“浙海”当是指浙省所临海域（或海塘），如此或许可理解为位居东海龙神之下的地区性海神。就像时应宫中的龙神一样，浙海之神并不见于前朝祀典，而是雍正帝针对浙江海塘事务而敕封的新神。此外，雍正帝还曾于三年敕封了四位传统意义上的“潮神”（伍子胥、钱镠、张夏、汤绍恩），将其四位与本地海塘诸神序列在海神庙中序列于“浙海之神”两侧作为配祀。海宁海神庙自其落成之时，便已规定了以“每年春秋仲戊日”致祭。雍正十一年，雍正帝遣内务府大臣海望致祭，乾隆帝也曾多次遣祭海宁海神庙，并于南巡时谒庙拈香。每年八月十八日海神圣诞除了官方致祭外，仍有由道士主持，民众参与的“礼懴、演戏，庆贺诞日”。
此外，雍正七年上元节，雍正帝上谕礼部称湖广境内的土地、人民及舟楫行旅皆仗江神默佑，宜修建庙宇来供奉长江之神，于是便有了湖北武昌与湖南长沙两处江神庙。今仅存长沙江神庙，但建筑已非历史建筑。与各省龙神庙相似，这两处江神庙也由地方巡抚每岁致祭。
左：长沙江神庙图（《长沙县志》）/右：长沙江神庙祭典陈设图（《长沙县志》）
（六）龙神祠庙系统的特征
•从敕建目的来看，以时应宫为中心的各省龙神祠庙，其创立的核心目的在于为皇帝及地方督抚祈祷雨旸，进而解决日益严峻的粮食安全危机。但实际上也将帝国的政治制度投影于神道之中，而热河龙神祠庙则有联络蒙古诸部的潜在用意。黄河沿岸四处龙神祠庙与海宁海神庙同取安澜之意，但雍正帝也在上谕中说明，其实为了让远近人民奔走瞻仰而兴起敬神之心，“服教畏神，迁善改过，永荷休祥，则于国家事神治人之道，均有赖焉”。此外，雍正帝在上谕中称其敕修湖广两省的江神庙与循化河源庙是为了崇奉神明，佑护一方之安康，但其根本创立动机当是用以护佑平定边疆的军事与改土归流新政的顺利实行。总而言之，在“事神”的表层之下，更有一层“治人”的用意，此两者并非一虚一实，而是相互同质。
•就建筑层面而言，存在着两个原型。京师的瑞应宫及宣仁、凝和、昭显三庙，均取法于时应宫。黄河沿岸的皂河龙王庙，以及海宁海神庙均取法于武陟嘉应观（且均有“庙宫”之称），因此具有相似的建筑元素以及布局，且均被认为是官式建筑。
•从所奉龙神来看，北京时应宫内曾供奉34位龙神，都不曾载于历朝祀典，皆系雍正帝所新立。其中四海、四渎龙神是对既有山川祭祀系统的转化。而以京畿龙神为中心的十七省龙神和边外龙神，则类似于明太祖所构建的城隍庙系统，而与大清当时的行政版图一一对应。由此，边外龙神之设，颇为要妙。在黄河一线，通过嘉应观的建立，金龙四大王被官方默认为黄河河神，进而为京畿龙神所统摄。在浙江海塘，通过海神庙的建立，历代官方及民间所崇奉的潮神配飨或从祀于雍正帝新敕封的“浙海之神”两侧，从而也隶属于京畿龙神。由此，龙神祠庙以及配套祀典的建立，实际也是一次神学意义上的“整合”。
•从祈祷活动看，时应宫成为皇帝日常拈香的道场，每逢元旦、万寿节，则启建祈祥道场。以时应宫为主的京师风云雷雨四庙，除了每年的专祀外，还在祈雨之时由内府举行一套以大高玄殿为中心，平行于南郊雩礼的“小雩礼”，其中由道众启建诵经道场，焚化疏文。作为时应宫在地方上的投影，各省龙神祠庙则成为督抚岁时祭祀、祈祷雨旸，朔望拈香的坛所，他们同时也效仿帝王步行祈祷。在黄河与海塘层面，龙神庙所祀之神本身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因此更能够与地方社会相契合，成为一方群众的信仰焦点与宗教活动中心。
三、九州清晏：雍正帝的政治理想
•与前朝祠庙系统之异同
从唐宋时期皇帝在地方所敕修的祠庙系统来看，其多是立足于个人的道教信仰，并将帝王的存在感通过宗教空间传达到地方，如唐玄宗时期的玄元皇帝庙、宋真宗的天庆观和宋徽宗的神霄玉清宫系统等。
进入明朝后，由明太祖所创立的城隍庙系统则与唐宋皇帝的作法有本质不同，其出发点乃是巧妙地将民间早已流行的城隍崇拜按行政区域进行划分，形成与帝国行政系统完全镜像的城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京都城隍神（后来亦被称为都城隍）成为了天下城隍之主，统摄各地区的城隍。因此明太祖所创立的城隍神系统其实质是一个效忠于天子的神团，其目的在于弥补阳世官吏的监管不足，通过城隍主导的阴官监察系统，来约束民众行为，最终达到治民的目的。
与前朝的祠庙系统相比可以看出，雍正帝创立的龙神祠庙系统与明太祖创立的城隍庙系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出发点并非将特定的个人信仰推行于地方，而是将龙神祠庙与国家政区相结合，同时吸收民间崇拜（如金龙四大王、黄大王、地方潮神等）将其制度化、系统化，形成一套神明世界的“中央——直省职官系统”，从而实现了上至君王、下至黎庶的“一体”敬神的理想。对于雍正帝而言，敬神是其安镇水患的重要方式，而祠庙本体更是宣扬皇帝本人神功圣德的直接体现。
由此可见，雍正帝所创立的龙神祠庙既不是唐宋帝王的个人信仰的表达或皇权合法性追溯，也不是明太祖的阴司监察。它更像是一处让皇帝、督抚及百姓祈祷产生效应的神圣空间网络。但它又更具有社会性——将不同空间、不同层面的人神关系巧妙地编织起来。
龙神庙的建造与雍正帝施政纲领的同步性
雍正帝的龙神祠庙系统的地理构成并非偶然或随机，他们分别对应着雍正一朝一系列新政与军事活动。其庙宇之营造祭祀，也往往由这些项目的主要负责大臣直接参与。虽然雍正帝强调其“从不言祥瑞”，但龙神祠庙所在地区却偏偏是“祥瑞”的高发区。由此，雍正帝龙神祠庙系统的选址区位并非偶然事件，而有着极强的意图，具体到庙宇的营造与祭祀中，也往往由负责这些事务的股肱之臣直接参与。
“时雨”：各地督抚与粮食危机
从“中央-直省”层面来看，清代中期以来所遭遇的人口爆炸以及粮食危机使得雍正帝将粮食安全摆在了一切工作之前，因此时应宫的设立旨在建立一处皇帝本人能够直接“干预”各省气候的神圣空间。雍正帝本人对于其作为天子的祈晴祷雨能力十分自信，常常提及其亲祷之灵验，并将其归于“天人感通之理，捷于影响。”雍正五年，他将各省龙神像移送各省立庙供奉后，其祈雨灵应的报告也从省级层面呈现出来。无独有偶，雍正帝增订“耕耤礼”，并向各州县推行，瑞谷遂迭现于京师先农坛耤田之中。降雨与瑞谷等祥瑞的背后，是雍正帝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深切焦虑。
“河清”：河道总督、河南巡抚与“治黄”“一体当差”
从黄河层面来看，武陟嘉应观、兰阳惠安观、陈留溥仁观等龙神庙均伴随着齐苏勒黄河治理工作的推进而被建造。这些祠观的所在地河南，同时也是田文镜推进“官绅一体当差”“摊丁入亩”等新政之处，更也是祥瑞频出之处。雍正三年，嘉应观与武陟一段的河堤整修工程几乎同时竣工，自此之后这里再未发生决口之灾。雍正四年腊月，黄河澄清达三十六日之久。在这一次祥瑞之后，雍正帝又命齐苏勒于江南黄河沿岸择地敕修了皂河龙神庙。雍正五年，黄河兰阳决口又现关帝神像堵口的神迹，雍正帝马上发上谕，敕修惠安观。此外，雍正十三年，请敕溥仁观的王士俊正是接替田文镜在河南继续推行新法的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可以说，黄河沿岸的诸龙神祠庙，是皇帝与河臣、督抚们共同建立起的系列圣迹，而这背后也是朝廷试点新政，全面接管黄河河务，组织修护堤防的历史进程。
“海晏”：浙江总督与“摊丁入亩”
海宁海神庙建立的背景乃是李卫在浙江的海塘修筑，以及“摊丁入亩”新政的推行。雍正七年李卫丁忧期间，海塘化险为夷，雍正帝于是敕修海神庙，并特别强调此是“事神治人”之道。
“瑞谷”：湖广总督与“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鄂尔泰被任命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负责推行改土归流，随着进程的推进，雍正七年鄂尔泰的岳父迈柱于湖广总督任上开始配合鄂尔泰在湖广两省推进改土归流，此翁婿二人亦皆清代著名之能吏。湖广两省江神祠庙的敕建，则正在这一大的背景之下同时进行。雍正十一年十月，雍正帝公布了湖广改土归流以来第一个祥瑞：“今年苗民所种之山田水地、黍稷稻粱、盈畴遍野。及至秋成，则皆双穂、三穂、四、五、六穂不等。万亩皆然。苖民额手欢呼，以为从来未有之竒瑞。”对于雍正帝来说，苗民学习耕作是其归化之后生存之根本，也是边塞军储之重计，在这此苗民重新经营之伊始，多处丰收并呈现瑞谷，这正是他敕建江神庙时所期望的。
“庆云”：川陕总督与平定青海、准噶尔之役
雍正八年四月，清廷大军已准备开赴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大战，雍正帝此时发出上谕，意于黄河流入中国的西宁地方，“特建庙宇，专祀河源之神。”两个月之后，“河州（今甘肃临夏，与河源庙所出循化毗邻）有庆云捧日之瑞，自午至申，万众瞻仰。”又一月后，河州积石关外（即河源庙所在），“见河流澄澈，上下百有余里，彻底莹洁，凡三昼夜”。十一年噶尔丹策零大败，遣使言和，几乎与此同时，雍正帝感念“年来陜、甘二省地方，仰赖河源之神黙垂䕶佑，旸雨应时，民人乐业”特地遣使致祭河源庙，旋即又有“甘霖普降”。
此外，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背景下，再考虑川陕总督岳钟琪移民重新设立肃州道、西宁办事大臣宣化青海地方等因素，雍正帝通过创立河源庙，不仅仅是为了保佑一方雨旸时若，以利军需，更是中原王朝对于重新回归版图的一种主权宣示。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暑山庄边外龙神祠庙所处之位置与封号可以得到印证，即以中原王朝为主体的龙神系统覆盖到满洲、蒙古文化区域，展现了清代帝王较元明两代更高的政治视野与胸怀。
•雍正帝内心的政治理想
圆明园是雍正帝藩邸时期的别墅，在他登基后，成为皇帝的御园，是紫禁城外的另一个执政中心。雍正元年，甫一登基的雍正帝便将圆明园内的寝宫命名为“九洲清晏”。九州是自古以来中国的代称，而清晏指的是河清、海晏两种瑞像，寓意着太平盛世，表达了雍正希望在他的治理下，中国能够风调雨顺、安定和谐，进入一个太平盛世。此正如乾隆帝《圆明园四十景图咏诗》所云：
昔我皇考，宅是广居。旰食宵衣，左图右书。 园林游观，以适几馀。岂繄廊庙，泉石是娱。 所志维何？煌煌御书。九州清晏，皇心乃舒。 肯构孰责，继序在予。业业兢兢，奉此遗模。
……
圆明园旧藏“九洲清晏之宝”（清·乾隆朝，法国博桑－勒费福尔拍卖行2009年“亚洲艺术”专场拍卖会）
继位之初，雍正帝面临的是一个军事、政治上虽然统一，但文化依旧对立、吏治不良且国库空虚的庞大国家。其本人继承大统，既不符合满洲传统，亦未按照汉族的儒家传统，故遭受质疑。作为皇帝，雍正帝一直在通过“朝干夕惕”的努力工作和对“人天感应”的不懈追求，试图证明由满洲人、特别是由其本人来统治这个多民族帝国，是对天心民意的顺应。
在短短13年的执政期间，雍正帝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政策，巩固了清帝的执政根基。他完成了清代国家祭祀的大部分构建工作，特别是创新性地构建了全国性龙神祠庙系统，并亲身参与向龙神祈祷的宗教活动。通过在全国各省和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龙神祠庙，雍正帝便也将其作为了向天下民众宣示“人天感应”的“纪念碑”。在这些祠庙举办的一次次祭祀活动中，雍正帝的“政治合法性思维”逐渐渗透到民间。雍正帝一直盼望“君臣上下各尽其道、各殚其诚”，共同努力实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双重意义下的“九州清晏”，龙神祠庙则成为这一理想的重要物质寄托。
本文缩写自：陶金,喻晓《九州清晏：清世宗全国龙神祠庙系统的创立》，《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 2020/21(12&13):175-251.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