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杀！198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何彻底改变中国？
从1978年到今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可复制、最具传奇色彩的40多年。我们从当年除了人一无所有，迅速崛起为现在的世界超级大国。变化之广之大，让人恍若隔世。而1984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不单单是因为小编出生了，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为后来的巨大变迁种下了希望。所以后来，当人们说起1984年，往往会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春潮涌动”。
33岁的王石正在深圳创业，他靠着倒卖鸡饲料，一年赚了300多万，而那时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元。
当时，香港对鸡和鸡蛋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鸡饲料也成了抢手货。王石跑到北方，低价购进数千吨鸡饲料，再运回深圳，高价转卖到香港。不过王石也懂得，这种模式就是赚个辛苦钱，他开始考虑要不要转型，应该如何转型。
1984年1月24日下午，王石骑着自行车路过罗湖国际商业大厦，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围观的群众，一打听，才知道邓公来深圳了。王石后来回忆说，“我感觉干大事情的时候好像到了。”
邓公一生有两次南巡，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
那么，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公，为什么在1984年刚开年就突然决定到深圳来看看？
1983年夏天，某家颇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文章，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还有的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很多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更是视特区为异端，惊呼“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
所以，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公脑子里一直装着好几个大问号，这促使他南下广东去来看个究竟。
1月24日，邓公抵达深圳，特区的党委书记向邓公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的成绩：1983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1979年增长了10倍。备受压力的深圳很想得到邓公明确的支持态度，这时邓公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傍晚，邓公来到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顶楼天台，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而王石就站在楼下的马路仰望他。其后数日，邓公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他不讲话，不表态。直到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后，才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经济下了结论。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公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公的话一锤定音，关于特区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很快，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邓公南巡，激发出来的改革热情和信心，超乎所有人意料。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不久后国企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同时，也有很多人决定离开体制出去闯荡，干出一番事业来。
1984年，英雄辈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公司元年”。
这年冬天，后世著名的联想集团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诞生了。柳传志担任负责日常经营工作的副经理，他后来回忆，这是一间20平方米、砖砌的小平房，里面一台电脑都没有，“房子里没有写字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角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条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全公司只有11个人，全数超过了40岁，唯一的技术专家是另一个副经理张祖祥。
为什么联想会把“家”安在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呢？因为联想就是计算所办的一家新技术发展公司，柳传志就是计算所里一个专业能力不太强的研究人员。
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是当时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中国发射的原子弹和人造卫星所需要的计算机，都是这个研究所参与研制的。但是到了1984年，部队的研究计划停止后，再也没有资金从上面拨下来，为了全所1500名职工的生计，所长不得不开动脑筋，自办一家公司，积累些钱，为所里解决实际困难。
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问他对联想有什么打算。柳传志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但联想在成立最初几个月里，大家最担心的是，月底工资从哪里来。门口虽然高挂“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招牌，但他们并没有经营计算机相关的项目。柳传志先是在计算所的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有一回，他听说江西有个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电，只要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便急忙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那竟是一个骗局，计算所拨给他的20万元启动经费，一下子就被骗走了14万。要知道那时候，计算所的高级教授月工资不到200元，柳传志的工资只有105元。
柳传志的倒爷生涯就这样黯然谢幕了。联想真正赚到的第一笔“大钱”，还是要靠“母公司”中国科学院第二年赠送的一个订单，联想也因此和IBM结下了缘分，具体的故事我们等后面再细说。
南方的王石深思熟虑后，决定去干一场“大事”。他和联想一样，也决定走“科技”路线，于是，“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了，王石当经理，这便是万科的前身。展销中心经营从日本进口的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根据王石的回忆，在1984年前后，全国各地政府掀起一个办公设施改造的热浪，大量的进口设备都是从深圳流入的，许多公司在这次进口热中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王石的脑子可比中科院的研究员活络多了。他可不会老老实实买仪器，展销中心最大的利润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
为什么换外币能赚钱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当时特殊的游戏规则。人民币兑换外币有两档价格。在官方牌价下，1美元兑换人民币2.8元，但市场汇价却是1美元兑换人民币4.2元，这中间有一个不小的差价。
王石后来亲口讲述了一个例子，证明他的公司是怎么赚钱的。1984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王春堂报的换汇比率为1：3.7，比官方价贵了0.9，但又比市场价便宜0.5。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但是王石当时手头没这么多钱，他干脆贷款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元交给王春堂。这1000万美元一倒手，王石就卖出4200万元，一进一出赚了500万差价。
如果说柳传志和王石是白手起家，那么张瑞敏则在1984年年底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他被派到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你能想象，今天的国民品牌海尔电器，当年竟然是个要厂长亲自监督工人不可随地大小便的草台班子吗？
这家小工厂曾经生产过电动机、电葫芦、吹风机、小台扇、洗衣机等等，由于产品外观粗糙，质量低劣而无人问津。在张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内换了三个厂长，工厂的资产与债务相抵后还亏空147万元。
很多年后，张瑞敏回忆道，“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大家注意，不是晚上9点，而是早上九点就下班了。
张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大家别笑，我们没有梦回印度，当时在工厂车间里随地大小便是一件司空见惯，而且不被禁止的行为。这条规矩执行半年多后，随地大便的人没有了，但小便还是没能杜绝。
其他制度还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尤其是最后一条，在今天看来是很魔幻的事情。张瑞敏将制度贴出来后，故意把车间门窗全都大开着，布置人在周围观察，看看有没有人来拿东西。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个人大摇大摆地扛走了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就贴出布告开除此人。
张瑞敏一边整顿企业秩序，一边做出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决策，那就是转产电冰箱。他引进德国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尔的制造技术和设备，“海尔”就此诞生了。而“张瑞敏砸冰箱”的传奇，则发生在明年，我们到时候再细说。
这一年，靠冰箱起家的人可真不少。广东顺德，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拿着手锤、手锉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品牌是“容声”，潘宁出任厂长，这便是科龙公司的前身。吉利的老总李书福，当时开了一家照相馆，他发现做冰箱配件更赚钱，便捣鼓出一个冰箱配件厂，也开始走上了工业的征程。
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日后将相继散发出属于他们的万丈光芒。不过在当时，他们还非常的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
只有一个人例外。1984年最闪耀的企业界明星，当属广东省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
今天大家可能对李经纬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如果说起健力宝呢？是不是恍然大悟了？
1984年年初，三水酒厂只有几口米酒缸和一条啤酒生产线，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账上只剩28万元。谁也无法想象，不到半年时间里，他们的“健力宝”居然和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起，在洛杉矶奥运会大放光彩。
这个商业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
1984年3月，李经纬得到一个消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奥运会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当时李经纬手里有一款尚未投放市场的运动饮料。但是，这个饮料品牌叫什么？商标是什么样子？采用何种包装？消费者喜不喜欢？一切连影子都没有。
4月份在广州有一场亚足联会议，这将是饮料亮相的最佳时机。李经纬要在一个月内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健力宝”这三个字是李经纬自己想出来的，朗朗上口，又有“健康、保健”的意思。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则是健力宝的商标设计：把中国书法与英文字母结合起来。“J”字母顶头的点像个球体，象征着球类运动；下半部由三条曲线并列组成，像三条跑道，象征着田径运动。而从整体来看，这个字又像一个正在做动作的体操运动员。
李经纬的另一个神来之笔，就是用易拉罐来包装饮料。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1978年，中国领导被日本易拉罐饮料震惊的故事。到了1984年，易拉罐依然是高档饮料的代名词，但当时国内易拉罐生产线寥寥无几，李经纬最后找到了深圳百事可乐公司为他代工生产易拉罐。
健力宝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在6月份国家体委的评审中，无论是商标、包装，还是口感、功能，健力宝没有争议地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指定饮料。
今天大家对奥运会几乎产生了审美疲劳，但是在1984年，当许海峰的射击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时；当女排姑娘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时；当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被西方媒体誉为“力量之塔”时，当中国最终夺得15枚金牌，总数位居第四时，整个国家的热情和民族自豪感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健力宝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热度。女排夺冠后不久，一个思路有点神奇的日本记者发现，中国女排一直在喝一种从未没见过的饮料，他也没去采访和证实，光凭想象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运动员成绩好可能是因为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饮品”，然后信手写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
这篇报道传回国内，健力宝一夜成名。健力宝是“中国魔水”，女排姑娘是“东方魔女”，两个“魔”交相辉映，给奥运会又增添了一份神秘气息。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飞窜到1650万元，再过一年达到1.3亿元，甚至连小伙子追姑娘，都得“买罐健力宝来再说”。此后的十多年里，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
健力宝的成功，让中国企业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品牌、营销、公关的力量。
中国经济的发展，自然逃不过外资的眼睛。松下幸之助又一次来中国，推销刚刚从日本工厂里淘汰下来的彩电生产线设备。于是，青岛海信、四川长虹和广东康佳相继引进了松下的彩电生产线，到1985年前后，中国一共引进了105条日本彩电生产线。
德国大众也等到了收获的时候：10月10日，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合资协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两天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同年，桑塔纳汽车在中国组装成功。
所以，1984年，绝对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
“我们都下海吧”。当时在北方便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不被看好的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老百姓的观念也越来越开放了。《中国妇女》杂志在破天荒刊登了征婚启事。其中一则这样写道：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则征婚广告，一经面世，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雪片般地飞来。半年后，刊登启示的煤矿工人朱俊芳与东北姑娘李萍喜结连理。
看到“征婚启事”如此受欢迎，《中国妇女》杂志干脆把它做成了固定栏目，甚至还办了“大龄青年婚姻专号”。看来不管哪个年代，剩男剩女都是个不小的问题。
这一年，广场上穿着喇叭裤跳霹雳舞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理发店里烫发的人永远在排队，老百姓拿到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体育彩票第一次发售。
这一年，29岁的重庆妹子刘晓庆已经红透半边天，她是当时各种挂历、月份牌上最常出现的明星；金庸的小说风靡全国，如果在大学校园路灯下看到有人熬夜在看书，他们多半看的是《笑傲江湖》或者《射雕英雄传》；《高山下的花环》演绎的军旅忠魂让数亿观众流泪，颜值巅峰的唐国强用高超的演技征服了一代人的心。
这一年，邓丽君的歌虽然仍被视为洪水猛兽，但《何日君再来》的旋律，已经传遍大街小巷；李谷一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一连唱了好几首歌，包括那首经典的《难忘今宵》。
这一年，确定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的《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大锅饭时代彻底结束，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天津有了我国第一个地质自然保护区；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试验室投入建设；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被成功发射。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个接一个。
在历史的转折中，个人的奋斗、团体的努力、行业的革新，奔腾汇聚，铸就了一个民族崛起之初的火热群象。
当然，还有一些人，1984年也在伺机而动。
他们是刚毕业开始写软件的史玉柱，是拿着46元月薪的潘石屹，是落榜两次才考上杭州师范大学英语系的马云，是全国计算机大赛获奖的天才少年李彦宏，是第一次看见电灯而心潮澎湃的10岁刘强东。
回望1984年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身上始终有股劲儿，耐得住寂寞，不服输。正是有了这股劲，才会不断给自己，给这个时代，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惊喜。
1984年，孕育着蓬勃的生机，昭示着无穷的希望。1984是奇迹的一年，未来，我们还会创造更多奇迹。
好啦，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祝福大家。
七个纬度解析川酒六朵金花(二)
第二部分，从七个角度分析川酒六朵金花。
大家好，我是九宸酒，对酒和背后的历史故事非常热爱。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四川的六朵金花，它们也是中国的六大名酒，但是没有讲清楚谁得名时间最早。这一篇文章将详细介绍。
我认为，剑南春得名时间最早，有文献记载。根据《旧唐书·德宗本纪》记载，剑南烧春作为御用贡酒，在德宗元年（公元779年）正式进入唐朝宫廷。因此，剑南春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全兴大曲，它成立于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90年），当时被称为全兴烧坊。全兴酒坊在一七八六年才正式更名为全兴糟坊，并在一七七零年正式成立。
第三名应该是五粮液，它成立于1909年，当时被称为乾清举人酒坊。在赴邓子均的酒局上，杨老先生品尝到邓子均老先生酒厂酿造的杂粮酒，觉得非常好喝，因此决定将其命名为五粮液。
第四名应该是郎酒，它成立于1933年，当时被称为郎泉涌酒坊。沱牌成立于1945年，当时被称为李氏酒坊。李氏酒坊的创始人李老先生邀请当地的前清举人马天衢为酒坊题字，并将其命名为牌坊。
李先生的儿子将酒坊正式命名为沱牌。最后一名是泸州老窖，它成立于1950年，当时被称为国营泸州酒厂。这个酒厂是由当地几十家酒坊合并而成的，包括公私合营和赎买的形式。
从时间来看，剑南春是第一名，全兴大曲是第二名，五粮液是第三名，郎酒、沱牌和泸州老窖并列第四名。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次全国名酒评选会中，这六款酒都获得了哪些奖项？第一届评选会中，泸州老窖获得了德德奖。为什么五粮液没有获得奖项？五粮液只获得了四次奖项，第一次没有参加评选，而在挖窖池或其他原因。第六、七届中国名酒评选会中，五粮液都获得了中国名酒称号。
剑南春在79年、84年和89年三次获得了中国名酒称号。全兴在63年、84年和89年获得了三次中国名酒称号。沱牌获得的次数最少，只有一次。最后一次评选会中，郎酒和泸州老窖都获得了中国名酒称号。
最后一次评选会是第五届中国名酒评选会，这六款酒都获得了中国名酒称号。郎酒曾两次参加84年和89年的评比，因此荣获奖项最多的是泸州老窖。
·第三名是剑南春和全兴。
·第四名是沱牌，但此处可能有误。
·第四名是郎酒。郎酒曾两次获得奖项，而沱牌只获得过一次。
·第五名是沱牌。郎酒曾两次获奖，而沱牌只获得过一次。
图解东汉西北羌族大叛乱！史书不会告诉你的细节
公元184年，十月末。
黄巾军起义大败，东汉王朝暂时稳住了局势。
可一场更大的浩劫在西北一带展开，西羌叛乱。
西羌诸多部落长期生活在河湟一带，与东汉王朝进行了长达百年战争。
如此漫长的时间，让东汉王朝精疲力竭。
西羌诸部落在东汉强盛时，内部往往为争夺资源，而相互攻讦。东汉曾经击溃西羌诸部落，将其安置在北地郡为主的长安外围。
可一旦东汉王朝国力衰弱时，西羌诸部落便开始合力在西北一带陇西、武都、汉阳边境作乱。
及至黄巾起义，天下大乱。
西羌诸部落又开始叛乱，北地先零羌因黄巾大乱，联合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聚众叛乱。
这些人拥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统帅。
在金城郡的凉州义从宋建、王国趁势响应，以献城投降之名，拜见新安令边允、从事韩约两人。
韩约、边允在太守陈懿的劝说下，前往金城郡。
宋建、王国两人趁势扣押边允、韩约，以及他们身边的数十名随从，将这两人押送到了羌人营帐，成功收买了这两人。
这两人在当时被迅速冠以“卖国贼”之名，陇西地区发布公告，擒拿这两人立封千户侯。
他们两人遂改名为边章、韩遂，在西羌各部的拥护下，全权负责西凉战事，成为凉州数一数二的显赫人物，搅动东汉末年大局。
明眼人一看，这压根就不是羌族叛乱，整个西北边境一带组团卖国啊！
湟中义从胡乃汉和帝时期，汉将邓训整顿湟中月氏、卢水诸胡中彪悍勇士，作为义从，这支被整编后的部队也被称为湟中义从胡。
后来，这些人大多充斥着大量的汉军精锐，所以其本质仍旧属于汉人。
再看看边章、韩遂等人，更是未曾反抗就勾结羌族作乱，要知道他们可不是什么普通民众，他们是西北地区较有声望的大族，压根不会沦落到无衣可穿，无粮可食的地步。
可正是这些地方上的军人、豪族，愣是一点节操没有，趁乱兴兵，在东汉末世中强势薅羊毛。
这些人在边章、韩遂的带领下，在西北地区轻车熟路，很快就将战线推进到陇西境内。
汉灵帝急忙下令派遣统帅皇甫嵩、中郎将董卓镇抚长安，捍卫祖宗陵寝。
皇甫嵩在长安一带，很快走上了和卢植一样的命运，他们两人都讨厌宦官，可宦官又常常借势打压他们。
他镇抚长安没多久，就被汉灵帝下令撤换，让他离开了长安。
人呐，其实永远都是十分纠结的存在，不向权势低头，你甚至连为国尽忠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哪有什么绝对的好人，又哪有什么绝对的坏人？
汉灵帝重新下令让车骑将军张温、执金吾袁滂两人分别为为正副统帅，下辖破虏将军董卓、荡寇将军周慎两人，统领十余万步兵、骑兵联合兵种，扑向了长安。
这十余万联合兵种进抵长安之后，大军屯驻在美阳城。
边章、韩遂趁势发起进攻，扑向美阳城，张温、董卓两人率军迎战，出战不利，婴城而守。
公元184年，十一月。
长安上空惊现流星，光芒照射边章、韩遂大营，营地中驴马惊呆，没日没夜的长鸣。
这两人越想越不对劲，总觉得晦气，准备撤离美阳城外围，还师金城郡。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董卓耳中，他和鲍鸿马上下令追击这股退兵。
边章、韩遂还在撤退途中，后方突然扑杀过来一股军队，毫无准备的他们，被董卓、鲍鸿击溃，损兵一千多人。
他们两人在混乱中，引兵逃往榆中。
西北这片战场中，涌现出两个以后比较强悍的人。
在未来的战争博弈中，他们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董卓、孙坚。
董卓追击大胜的消息传至西北统帅张温耳中，他马上下发新的作战任务：
董卓统领三万兵，进攻西羌诸部周慎统领三万兵，继续敲打这股西北乱军周慎率先出兵，他在出兵前，张温属官孙坚主动请缨，带领一万人狂飙奔袭到边章、韩遂的后翼，切断其粮道。
周慎一听，你谁啊？
这里轮得着你说话？你什么身份，还给你一万多人，哪来的脸面？
周慎断然回绝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
这个29岁的小伙子在西北的职场上，第一次迎来了上司的谩骂，没有真正实力，想要在这片土地上扬名立万，压根不可能。
孙坚那一刻知道，他手中一定要有兵。
乱世之际，手中有权，不如帐下有兵！
周慎自统三万大军，逼近边章、韩遂的营地将榆中城包围。
可周慎不会想到，当他的大军逼近榆中时，边章、韩遂两人早就分兵，将一部分兵力屯驻于葵园狭。
葵园狭位于榆中城西翼，这也意味着周慎的运粮路线会受到严重影响，周慎收到这个战报，下令将辎重车丢弃，马上撤退，别让这两小子反抄后路。
三万大军不战自退，还给边章、韩遂送了一波助攻！
周慎追剿失利，董卓开始倒霉。
他的大军在进攻先零羌时，被围困在望垣北，粮草开始断绝，进退两难。
董卓想要撤退，但是顺利撤退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他下令让士兵在附近疯狂的传出消息，我们开始缺粮，只能捕鱼为生。
这个消息放出去后，董卓大胆的在渭水河岸修筑堤坝，准备渡过渭水撤军。
先零羌真的以为这小子是因为缺粮问题，筑堤捕鱼，并没有放在心上。
没想到董卓这个戏精在堤坝落成之后，马上下令全部火速渡河，同时毁坏刚刚修筑的堤坝。
羌兵发现不对劲，立马引兵过来查看，董卓的大军已经安然渡过了渭水，堤坝也早已经被破坏，遂无法渡河追击。
此次董卓全军安然撤退，虽然进攻失败，大军毫发无损，因功受封斄乡侯，食邑千户。
这位西北武人的强悍登场，正式揭开乱世的终极序幕！
本文地图绘制于“发现中国”——地图分享知识
1884年，欧洲在瓜分非洲，清朝在干什么？
公元1884年，无论是对西方，对非洲，对亚洲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发生太多太多的历史大事件。
大家都知道德国有个铁血宰相俾斯麦，此公在1884年11月15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主持一个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
隔着扁长形的地中海，非洲与欧洲相望。面积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非洲大陆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比如各种矿产、水资源，以及所谓的黑奴资源。欧洲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势必要对建立殖民地，掠夺当地的资源为自己所用，同时把殖民地当成转移自己经济发展成本的“垃圾站”。
第一个在非洲殖民的是位于欧洲西南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的葡萄牙，拉开了欧洲列强殖民非洲的血腥黑幕。
法国占据了北非西北部、西非和中非部分地区。英国控制了非洲东北部的埃及、苏丹，南部非洲部分地区，以及西非的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等地。葡萄牙虽然不再强大，依然控制着南部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西欧有个小国叫比利时，他自然不甘心列强大哥瓜分了剩余不多的非洲殖民地，也想在非洲分一杯羹。当时能够比利时做殖民帝国美梦的，只有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了。面积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刚果盆地堪称是非洲的聚宝盆，这里有巨大的河流、广阔的雨林、丰富的矿产。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想到一个控制刚果的办法。1876年9月，利奥波德二世请列强去了趟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一个所谓开发非洲的会议。然后，利奥波德二世利用手腕，成立一个国际考察开发中部非洲协会，请来一个英国的探险家叫史丹利，在刚果地区开辟至少450个殖民据点，美其名曰考察点。
列强才明白过来，小小的比利时要独吞刚果，这要比比利时的面积大了七十多倍！列强自然不高兴，认为大家利益要均沾，列强之间又互相算计，板砖满天飞。
由于英国实力最强，引起了后发强国德国的不满。为了不让英国坐大，德国联合法国制衡英国。
1884年11月15日，德国做东道，英法俄比西葡荷丹美，以及奥匈等列强，在柏林开坐。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讨论刚果河流域以及出海口的贸易自由，实际上就是瓜分非洲地盘。
列强经过三个多月的扯皮互喷，最终签订了共7章38条的《柏林会议总议定书》。列强宣称要保障各国在尼日尔河、刚果河自由通航的权利，同时还非常虚伪地说列强要关切原住民在精神和物质范围的利益。非洲之外的国家召开一个关切非洲利益的会议，却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与。会议的结果，列强承认了比利时对刚果的实际控制，但名义上不能是比利时控制，而是称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采地。当然，除了比利时之外，很多列强都成了赢家，他们“有足够的权利开发”他们认为有“条件”开发的非洲地区，实际上就是瓜分地盘。
列强对殖民带给非洲人巨大的痛苦只字不提，反复宣称欧洲给非洲带来了文明，非洲享受更多过去不可能享受的和平与健康、财富。
在柏林会议之前，欧洲列强控制的非洲殖民地，约占非洲大陆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柏林会议之后，各国通过会议决定的分赃约定，加紧了对非洲的殖民力度。到了1912年，非洲被列强控制的殖民地已占总面积的96％。列强用非洲的资源肥了自己，把灾难留给了非洲。现在非洲的落后，和欧洲列强对非洲惨无人道的殖民是分不开的。
1884年对欧洲老牌列强法国来说，堪称是法国的“亚洲年”。1863年，法国控制了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南端的柬埔寨。柬埔寨北扼中南半岛腹地，西临泰国湾，南望马来半岛，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884年，法军用刺刀逼迫柬埔寨签订了第二次《法柬条约》，柬埔寨正式沦为法国的实际殖民地。
法国不甘心只控制小小的柬埔寨。1884年8月，法军进攻我国东南大岛北端美丽的城市——基隆。8月23日，在基隆被名将刘铭传教训一顿的法军进攻位于福建省省会福州闽江出海口的重要军港，马尾有近代第一个船政局，专造军舰，称为我国海军之始。法军由臭名昭著的孤拔率队，理由是到福建“游历”。当时的清朝已经开始注重海防，马尾驻有清朝第三支海军——福建水师，另二支是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
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张爱玲祖父）、船政大臣何如璋等人害怕法军，任由法军闯进入马尾，还好吃好喝好招待，禁止清军反击法军，违者斩！
法军叫嚣在对清朝进行“本世纪（1801-1900年）法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征讨。”清朝想息事宁人，法国开口要价8千万法郎，但可分10年分清。清朝虽然腐朽，法军踩了红线，那就只能打到底。由于法国综合实力太强，这场马尾海战还是以清军失败而告终，死了五百多人，导致清朝丧失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权。
不过，马尾海战只是清法战争的一部分，法国并没有取得对清朝战争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一味求和，把原属越南割让给了法国。法国不胜而胜，清朝不败而败，举国大哗。
还有四个外国人，他们成年之后的经历多与我国有关，他们都出生于1884年。他们是日本人筱冢义男、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以及美国前总统哈利·杜鲁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