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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至27日，第十四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复旦大学顺利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古中国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在时隔三年以后为海内外汉唐史研究者搭建起线下交流的平台。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等地20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青年学人宣读论文、发表评议，并就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趋势、前景等课题展开对话，校内外师生也积极参与，会场气氛热烈。

25日晚，以“重聚后的省思：中古史研究的异与同”为主题的座谈是此次会议的首场活动。主持人仇鹿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首先提出，对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的是理解自己所身处的研究传统和理解不同研究者各自所保有的研究传统，这也正是本场讨论与后面两天会议的价值所在。座谈邀请了7位曾参与和组织联谊会相关活动的学者担任引言人，阐述近年来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个人思考。

游逸飞（中兴大学历史学系）介绍了自己第二部专著的写作计划。该书以考古学为取径，将汉墓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的问题包括刀笔吏、“宦皇帝者”如何通过复杂的随葬品来展示其身份，女性墓主标记“娘家”方式之转变等。徐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提出超越王朝框架、以“漫长的魏晋”来讲述2世纪末东汉崩溃到5世纪中叶南朝建立这段历史的构想，用相似的视野观察从“秦齐互帝”到“七国之乱”的时段，又可以发现战国秩序的持久性。王万雋（中国文化大学历史学系）认为，在台湾地区学界中古史目前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方向。他也分享了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比如怎样解读文本，又以常璩《华阳国志》为例，探讨各人群如何自我定义或定义他者，展示了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多重关系。聂溦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阐述了在修改博士论文期间延伸出的关于文书的思考。她指出，文书经历了从制作，到处理、利用、存档、整理，再到编纂化的过程，由“历程”考察文书是可以开拓的方向。

三田辰彦（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利用回顾日本历史学界研究动态的期刊来展示近几年疫情下的学术、经济和社会变化以及研究人员对这些变化的回应。他也介绍了自己近期加入由中国史、日本史、朝鲜史、内亚史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组，从比较的视野来讨论中古礼制的研究经验。唐代的礼仪实践与政治文化变迁是吕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目前致力的研究，他认为中古政治文化相比于秦汉究竟发生了哪些重要转变是一个关键问题。他揭示，武则天、唐玄宗相继引入佛教、道教元素塑造王权，这些思想文化资源来自魏晋南北朝，展现这一时代之于秦汉与隋唐的纽带意义。余欣（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提醒在场听众，视角的变化并不等同于范式的创新，研究者应努力拓宽历史学的面向。随后他由中日《卜筮书》写本切入，揭示式占知识谱系的源流及其实践，进而提出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方术之路，在信仰世界对人类的情感与生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26日晨，本次联谊会正式开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学术的生命力受研究者交流往来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滋养，联谊会是中外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大家的共同努力和踏实坚持将有助于史学研究的进展。徐冲作为联谊会的发起人，在随后的发言中指出，联谊会自创建以来一直是纯粹的学术交流场合，且保持着青春的色彩。开幕式结束后，论文的发表与评议有序展开，17篇论文在两天内被分为8个场次展开讨论。

第一场讨论由马孟龙（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持。李屹轩（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首先报告了题为《秦至汉初郡级行政结构的演变》的论文。在指出秦的郡级政府是中央朝廷的延伸之后，文章认为在战国末年以来郡权扩张的过程中，郡守掌握了其中大部分行政权力，至汉文帝时期，“太守专郡”的格局形成。评议人游逸飞表示，根据现有材料，战国、秦郡“从军区到地方政府”的变迁仍是最合理的解释，文中预设的“秦统一前秦郡已三府分立”尚难以厘清。李屹轩回应，战国、秦时期行政与军事并非截然二分，郡长官的性质为“执法”，可能既有行政职能，也掌握军事权力。

宗周太郎（大谷大学文学部）的论文以《肩水金关的检察职能》为题，将肩水金关汉简里看似独立的名籍与通行证副本联系起来思考，反驳鹰取祐司等日本学者“肩水金关通关检察有敷衍、草率的现象”这一看法。肩水金关的通关业务以检查违禁物品为中心，其作为单一性质的关所，检察是主要职能。评议人屈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指出，肩水金关汉简当中出入关名籍、传、致、特定人员的名籍等，有单独整理、合并整理的多元情况，这与作者的结论有出入。评议人还建议更深入地探讨制度规定与执行的偏差。宗周太郎回应，文章的关注点主要在制度层面，以后会深入分析关所运作的实态。

第二场讨论由吕博主持。第一篇论文是吴映蓁（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的《“有”中生“无”：广州西汉南越国“常御”墓研究》。她首先对南越国陶器铭文中的“常御”作文字学分析，判断其正确读法为“长御”，指南越王的近侍官及其官署。“常御”铭文表明了该陶器的使用机构。文章还就广义常御墓的墓葬等级、随葬器物、族属、性别等开展了考古学分析。评议人柏仓优一（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认为，“常御”的释义存在“长御”和“尚御”两种可能，也提请关注吉开将人等日本学者关于南越国的研究。吴映蓁回应道，不能因“常”、“尚”相通就将“常御”读为“尚御”，需根据考古材料释读文字。

厉承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带来了题为《柩前即位：东汉皇帝丧礼的演生历程与经义新造》的报告。他指出，完整的皇帝即位流程最早见于《续汉书·礼仪志下》“大丧”条，其主体内容可以推定为章帝丧礼、和帝即位礼。这套仪式的重点是捋顺吉凶转换，标榜皇帝的孝德。通过节取和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制礼者构建出柩前即位的依据。该仪式显示，中国皇帝权力的合法性来自对先帝血统和德性的继承。评议人三田辰彦指出，文章舍去了“大丧”条记录的是和帝去世、殇帝即位的可能性，并提问，这样考虑是否缘于“大丧”条中没有任何保护婴孩的安排？厉承祥回应，将“大丧”条的成立限定在章帝去世、和帝即位这一时刻，主要依据的是政治情势。

26日下午，第三场讨论由陈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第一篇论文是于子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最早的“吐蕃”》。于子轩注意到北周《贺兰祥墓志》所记志主之子名为“吐蕃提”，指出“吐蕃”一词的出现要早于吐蕃王朝的建立。“吐蕃”最初所指可能是松赞干布祖父的敌人森波杰墀邦松政权。“吐蕃”这一汉字转写来自吐谷浑政权，在表音的同时具有表意功能。评议人新津健一郎（信州大学人文学部）认为文中部分论述可做精简，并提出“附国”的具体含义，“吐蕃”是指“异民族的吐谷浑”还是“吐谷浑的异民族”，以及“吐蕃”不同转写的出现时间等疑问。于子轩回应，“附国”与“吐蕃”未必能够对应，由于当时对该地区的记载较少且模糊，许多问题可能无法确证；中原王朝对吐谷浑的称呼是清楚、一贯的，不太可能称吐谷浑为“吐蕃”。

胡晓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报告题为《再论高昌粟特语契约法律格式的来源——基于与同时代巴克特里亚语契约的比较研究》。她对比了1969年出土的《高昌延寿十六年（639）买女奴契》与90年代初阿富汗流出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指出两种契约的时间表述格式高度一致。高昌粟特语契约文书与唐代市券同样采用第三人称，由官方书手书写，而巴克特里亚语契约则以卖家口吻书写。评议人黄旨彦（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指出，“法律格式” 的跨文化比较应围绕不同文化的契约如何保真且保证执行的约束力而发，以突显文化之间的深层异同。评议人建议在指出契约内容的异同后继续深入，进一步还可从契约文本的物质形态去讨论文书信度、效度与交易责任归属等问题。胡晓丹在回应中提到论文所引粟特语契约乃纸质，巴克特里亚语文书写于皮革，往后将从物质性角度推进讨论。

第四场讨论由王万雋主持。沈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报告题为《中古时期山林环境的信仰空间与地理认知模式——以天目山、天柱山、径山的层级关系为例》。他以天目山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信仰空间在唐五代时期由道教与佛教共同塑造而成。通过地区交通与僧道的人际网络，山林空间进入朝廷视野，至宋代逐渐形成了天目山与天柱山等山之间相互独立同时又为“母山—子山”关系的层级结构。评议人林牧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认为文中一些细节需作补论，比如，附属于天柱山的大涤山更早被人认知，二山之间的关系应加以详述。刘莹（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就天目山在不同时期的指代范围、萧绎等人所修道馆的具体位置等提出疑问。沈国光回应，西山确属天目山范围，而道馆的位置并不明确。

第二篇论文是石青（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备五时之妙典——南朝的佛典收藏与经录编纂》。文章基于《出三藏记集》揭示僧祐对照旧经录收集经典，对勘异译本，确认别生经出处等聚书编目的过程。该行为的背景在于，纸张的普及促进了佛典的流动，大型教团往往有可观的藏书等。南朝佛教影响力扩大，也使得佛教知识整理成为国家文化工程，其中敕修众经目录与私修存在一定差异和共性。评议人孙齐（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指出，文中划分经录的不同名称在具体含义上仍需确认，经录也不完全等同于馆藏。南朝时代佛教经藏的建立与经录编纂是否能用“知识至上”及藏书盛行加以解释也有待讨论。石青回应，佛典目录中不仅有众经目录也有馆藏目录；僧祐与建康士人交往密切，其学术也深受建康学风影响，本文也是因此将“知识至上”的时代风气作为分析角度。

陈志远的论文题为《中古佛教寺院的亡僧遗物清单——解读〈量处轻重仪〉》。他考察了道宣《量处轻重仪》这一文本的著录情况、题目含义与内容。该书展现了僧人的遗物清单及处置方式，为考察中古佛教寺院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是一部物质文化史的记录。评议人梁辰雪（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对《量处轻重仪》日本刻本的版本问题提出了疑问，也指出文中“中土经部”、“此方集录”等概念需要厘清。陈志远在回应中认同评议人的意见，表示《大正藏》与《续藏经》并非同一系统，而藏经书院本情况较为复杂。

27日上午，第五场讨论由林昌丈（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主持。第一篇报告是青木龙一（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的《东汉时代作为“敌国”的军队：国制上的一种军队模式》。他认为在东汉的“天下秩序”中，军队是与政府分立的对等实体。其表现为，将帅享有不行臣礼的待遇，军队有独立于律令制的军事法典、军事命令和军事司法程序。文章还举出日本明治宪法将“陆军国”、“海军国”列为与“日本国”并立的宪法实体的案例加以比较。评议人林昌丈认为，“敌国”一词可能造成误解，还应该比较西汉或三国时期的状况来说明长时段的变迁。屈涛指出，享有“不臣之礼”的不只将帅，将帅的特殊性应作进一步阐释。徐冲提出，作为比较对象的明治宪法，或应置于日本史的脉络中理解。

古怡青（淡江大学历史学系）的《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巡幸扈从官研究——从〈升仙太子碑〉谈起》关注该碑碑阴题名。她认为扈从官题名中被凿去的两行姓名当为张易之、张昌宗。文章还考察了其他随行官员的身份和政见，指出扈从官分别代表了武氏集团、李唐集团和张氏集团，对了解当时不同人物的政治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评议人刘莹认为，碑阴题名反映的是巡幸随从还是刻碑活动的参与人员需要详论，碑阴题名的不完整可能影响文中判断的效力。古怡青回应，唐高宗与武则天曾举行过多次巡幸活动，《升仙太子碑》仅刊刻10位扈从官，而《万年宫铭》碑阴题名48位扈从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信息，两碑可互相参照，作为分析扈从官的案例研究。

第六场讨论由三田辰彦主持。首先发表的是梁振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报告题目为《唐代押蕃使的类型、职能与制度渊源》。文章根据押蕃之“蕃”的区别，将押蕃使区分为押蕃部、押蕃国与押蕃落三种类型，并分别考察三种制度类型在押蕃方式、职能及制度渊源等层面的差异。评议人李猛（复旦大学中文系）关注与圆仁有关的材料，认为检勾机构是否常设存在疑问，并就文章三个部分之间的衔接处理提出修改建议。胡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提出，开天时期也存在一些类似于“九姓大使”这样的虽无押蕃使之名，但履行押蕃使职责的使职，羁縻州刺史也可能带有此类加衔，应纳入讨论范围。

黄子晏（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带来了题为《藩镇、朝廷与突厥之间：唐代押衙官职的起源与传播》的报告。她认为押衙最先起源于安史之乱前的西北沿边节镇，随后被各藩广泛设置，并进一步融入禁军体制。该职名称转化自突厥系政权的衙官，可能是突厥语文献中掌军的高级官员yarɣan。评议人庞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指出，制度起源外发论的效力弱于内生论，文章还应同既有研究充分对话，考察该职源头需结合“押”的制度脉络和“衙”的权责范围。于子轩从语音角度指出，唐代一般译qan与ɣan时使用不同汉字，故以tarqan（一译达官）论证yarɣan（衙官）的对音，存有疑义。

27日下午，第七场讨论由聂溦萌主持。小野响（电气通信大学情报理工学域）的论文题为《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代的天王号再考——以与天子的关系为中心》。他分类讨论了十六国北朝全部天王称号的用例。不同于以往关注天王与皇帝称号的高低关系，文章重点考察天王是否与天子对等，认为十六国出现的多例天王号突破了秦汉的皇帝—天子体制，且可能对东亚的君主称号转变产生了影响。评议人王万雋指出，文章实际上预设了皇帝与天子对等，苻坚去帝号称天王等案例还可再加阐释，天王号总体上是不稳定的制度，应分别对各政权的情况细致讨论。庞博提出，关于天王的史料经多手删改，是否能准确反映时人的实际看法或有疑问。

胡胜源（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帝纪〉微言：〈魏书〉对孝武帝形象的“回护”》关注《魏书·出帝纪》的书写立场。他首先考辨了高欢在河阴之变前后的举动，认为魏收并未在《魏书》中刻意回护高欢。与之相反，《魏书·出帝纪》推迟孝武帝与高欢交恶的时间点，并掩饰孝武帝多项行为。其原因在于魏收秉承高欢以逐君为憾的意志，试图彰显孝武帝与高欢的君臣之伦。评议人潘敦（浙江大学历史学院）认为，评议人潘敦（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列举司马子如的传记和墓志，质疑了《魏书》对高欢在河阴之变中行为的记载。进而指出帝纪自有史法，略笔本属常态，《出帝纪》不存在刻意推迟的问题。高欢立孝静帝重续北魏皇统、《魏书》不言“敬宗”，回护孝武帝在现实政治和历史书写中的有效性还需斟酌。胡胜源在回应中展示了多条记载，认为此前学者比较片面地理解了有关高欢的材料。

第八场讨论由孙齐主持。第一位发表人胡康的论文题为《武则天时期的唐蕃陇右竞争考》。胡康认为，武则天时期是唐蕃竞争的关键阶段，吐谷浑故地诸部的政治倾向变动是唐蕃势力此消彼长的重要因素。吐蕃内乱成为打破唐蕃平衡的契机，唐朝通过多项手段在陇右取得了成果，神龙会盟划分的势力范围对唐朝有利，此后双方角逐的主要区域进一步向河西九曲转移。评议人板桥晓子（东京大学亚洲研究图书馆）针对文章论述提出一系列追问，比如，唐方的会盟目标和方针是怎样决定的、由哪些人物主导，并且介绍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供发表人参考。

新见まどか（甲南大学文学部）的报告题为《后周世宗时期“皇帝敬问”“皇帝致书敬问”书式的使用及其背景》。她认为，五代十国诸政权分立令外交文书中相对平等的“皇帝敬问”书式变得更为普遍，南唐在后周外臣中最为强大的地位及周世宗无意消灭南唐的方针是“皇帝致书敬问”这一更为对等书式的创造背景，这也反映了后周的天下秩序。评议人岳思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指出，学界对“皇帝敬问”书式的性质认定仍有分歧，在此背景下需充分考虑外交文书在何种情况下方能反映双方关系的实际状态，“皇帝致书敬问”相关记载的讳改情况也需审思。

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讨论，主题为“中古史研究的离与合”，由胡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持。他在引言中阐释了该主题的意涵，向与会学者提出问题以引发讨论：在中古史研究的议题转向多元、分化的背景下，学者如何由细节研究获得对时代的整体性认识、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术脉络，学术交流之于个人研究的意义又是什么？陈志远以自身经验为例提出，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开放心态，但同时要尊重各领域的学术规范与专门技巧，避免让学科交叉成为某一学科的范式对其他学科自有脉络的取代。三方的年轻学人也都发表了看法。柏仓优一认为，学术交流基于概念上的共识，学者应将自身研究置于其他研究者能够理解的平台。吴映蓁提到，此次会议的交流带来了很多启发，今后的学习、研究也将从中获益。于子轩反思了“中国”、“中古”和“史”等概念，并展望将中古史研究同语文学等多学科结合而获得突破的可能。讨论的最后，仇鹿鸣提出，把握断代内各领域的前沿是重要素养，学者们从各自角度进入研究的同时也应保持广泛的兴趣，避免仅仅成为断代的专门史研究者，在纵向（跨断代）或横向（跨领域）拓展自己的研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