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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日历」1979年11月20日，西安飞往拉萨的航班正式通航
广东新闻广播推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声音产品——声音日历。我们将在每天的广播和微信中线上线下同步推出。带您了解过去，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共同见证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奇迹。
1979年11月20日，西安飞往拉萨的航班正式通航。七十多名乘坐首次班机的旅客，在五千至八千米的高空，先后飞越气势雄伟的六盘山、明澈如镜的青海湖、一望无边的柴达木盆地和白雪皑皑的唐古拉山等地，历时五个多钟头，飞行二千三百公里。西安——拉萨航线的开辟，使人们从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中南、西北一部分地区乘飞机进藏，比过去少花两三天时间。同时，也可以减轻成都至拉萨航线旅客拥挤的压力。
全年365天，广东新闻广播声音日历，陪您见证新的明天！
编辑 |刘洋
羊宝宝出生于不同年，就会有不同命数！
有一种快乐成为了犹豫，有一种活泼成为了深沉，有一种天真成了心机，有一种笑脸成为苦涩，小时候没了，长大了来了，怀念童年，让幸福留的久远一点。
1979年出生的属羊朋友，2017年是太岁相生之年，有新环境的变迁，不遇将会较为艰辛，喜得有晚辈下属对你加以援手，财运工作不俗。
1967年出生的属羊朋友，本年是偏财逢劫，当心会财来财去，投机炒卖可免则免，必需要量力而为，小人对错多多，最好勿理人言。在春夏日出生的朋友，以退为进，保存为上策；在秋冬季出生的朋友，虽然小人多多，亦能剩有余钱。
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本年是食神制煞，声望方位大前进，在职及自雇人士最为有利，并得下属后代晚辈的助益良多。
对不起自己，当午夜未睡只为那工作的业绩；对不起自己，当久饿伤胃只为金钱和利益；对不起自己，当一次次的伤害身体，对不起了，亲爱的自己。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后，中国保险行业如何发展起来的？
1978年，中国金融破冰。
1978年3月，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设，初步恢复了银行原有的功能。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拉开经济变革的序幕。
春天的气息涌动，传递至边疆。
黑河，黑龙江最北。
一位下乡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于黑土地上。从团部传来的一则源自北京的消息，搅动着这颗27岁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全国性的高考正式恢复。
这位没有放弃读书，于繁重插队劳动锻炼出坚强意志的年轻人，茫然中发现了一丝希望的星火。根据教育部的记录，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参加，只录取40.2万人！
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就职于上海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这位青年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飞跃。10余年之后，他成为太平洋保险工号为006的员工。再过10年，年轻人不再年轻，他不仅是太平洋保险创业的元老，还最终成为太平洋人寿的领军人。
一个上海式的草根奇迹——下过乡，插过队；坚持学习，考上大学；重回上海工作，亲历中国腾飞30年。30年蓦然回首，已是英雄迟暮。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任太平洋寿险董事长的金文洪。
同一年出生，同一样草根，生于上海崇明岛的杨超，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自己的金融之路。
1976年，杨超只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员。但是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他却有同龄人不具有的优势——外语。当同龄人还在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杨超却可以抓住机会谋划海外学习。
1981年，杨超留学英国，没有人知道这个口袋窘迫的中国青年面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时候的尴尬，除了亲历者本人。回国后，杨超出任人保上海浦东分公司总经理。20余年之后，杨坐定中国最大寿险公司的头把交椅，而青涩只留给了回忆。
链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20世纪80年代，一些未来将影响中国保险市场格局的人，此刻正隐匿于芸芸众生之中，过着与保险无关的小日子。
1986年夏天，长江、淮河发大水。
时任安徽省委办公厅秘书的马蔚华，骑着自行车在合肥的省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时刻准备着下到长江、淮河一线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而远在南国的31岁的马明哲却正在为能否重开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险公司而冥思苦想。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干部，马明哲还记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轮到香港去见时任蛇口工业区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如陈东升，这位著名的“92派”1992年，受邓小平南方谈话影响而下海创业的企业家，其中多数为青年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正在为外经济贸易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干活，其受《财富》杂志启发而首创的“中国500家最大企业”排行榜，为他积累了最初的企业资源。
还有未来成为新兴公司合众人寿董事长的戴皓，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尚未涉足金融界。
和戴皓一样抓住机遇，创立国内第一家专业车险公司——天平保险——的幕后老板，以囤积法人股而威震江湖的刘益谦“刘老板”此时尚在摆摊。1984年，刘老板在上海老城隍庙的豫园附近租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商铺，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他同时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机”，完全没有点滴的金融相。
真正感觉到政策融化的，还是身处北京的“老人们”。
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当年相继设立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三大国有银行（工行为1983年成立）。
留存不多的老保险人开始鼓动、串联，向上反映，写信给人保总公司、人民银行总行、财政部乃至国务院，要求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人民银行中分设（1984年正式分离），中国保险商业历程翻开新的一页。(注释1)
1979年4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摘掉了压在保险头顶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会议纪要通过半年后，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停办20年之后，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拼西凑，共有130多人参加，其中就包括时任人保公司副总经理的宋国华（当时人保总经理由冯天顺担任）。
宋国华是会议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实很踌躇。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即说明“保险必不可少”。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经气氛尚未完全解冻。
颇有策略地，宋国华为自己的发言戴上红色的皮套。
他引用《资本论》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失后，补偿损失的保险基金仍需继续存在”，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公式，即应该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等，以此说明保险的必要性。
这种中国式的论证方式，现时看来有些荒诞不经。
虽然恢复保险业务箭在弦上，但是“计划”的烙印明显。“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不影响财政支出，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
恢复保险不是为保险的真意——分散风险，而是为了“不影响财政支出”。
“（保险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公司总公司领导为主”，保险官办官管色彩浓重。
会议整整开了8天，那个时候，会议似乎都很长。
会议最终明确：1980年京、津、沪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开保险业务；省和自治区原则上可以各选择3到5个大、中城市试办，省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和个别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
这一目标其实有点冒进，因为当时的保险行业是“三无”——无机构、无人员、无办公用房。连人保总公司都人手缺乏，多方设法动员归队的“老保险”只有两三人，不得已还从江苏、上海借调几名“老保险”才算开张；办公地点落脚于北京西城区西交民巷22号，在那里直到1986年，阜成门的新大楼落成。
思想的禁锢被打破之后，中国社会到处萌发出勃勃生机，保险行业亦不例外。
1980年1月1日清晨，《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迎接大有作为的年代》刊发在各大报纸头条。“这是我们乘风破浪的年代，大有作为的年代。”昂扬有力的措辞仿佛是第一缕照进人们心里的“80年代”的曙光。
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复业，停办了12年的上海国内保险业就此重获新生。上海保险复业的起点——圆明园路34号4楼，见证了那些重获生机的日子。
“最早的那几年，分公司约摸20几个人挤在一间20平米的房间里办公”，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经理魏原杰曾经回忆。没有沙发、更没有打字机，就连筹备初期的几张办公桌都是归队“老保险”从原单位带来的，“完全是白手起家”。
实际上，恢复的速度比预想的快得多。
1979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保险公司黄浦区办事处办理了上海复业之后的第一张保单——上海港务局港内驳船运输公司投保的一份国内货物运输险。这份保险约定从 1980年1月1日起生效，合同期1年。这笔保单的背后并非是“市场”，而是一位善用关系，刚刚归队的“老保险”找到在港务局上班的“发小儿”，才迅速“搞定”的。
1980年1月3日的《解放日报》刊发了上海国内保险复业的工作报道。根据报道，当时恢复办理的业务有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国内货物运输保险及船舶保险5个财险险种。并且在 1979年12月25日以前，“已经预先办好手续的就有267个单位，保险金额达11亿元，保费收入达274万元”，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到1980年底，当时除西藏、台湾以外的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恢复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311个，专职保险干部已有3423人。
此时的保险都是各自为政。
人事级别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为局级专业公司。而各地保险公司相当于当地人民银行“处一级企业单位”，尚达不到“局级”。多年以后，地方的保险公司才升格成为所谓的“局级单位”。《上海地方志》记载，1984年11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脱钩，确定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直接领导的副局级经营实体。1985年升格为正局级。
职位分配上，保险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人民银行省（市）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者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管理体制上，基本沿袭20世纪50年代的总、分、支公司的垂直领导模式。活脱脱一个行政机关！
1982年1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章程》，同时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颇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一市场化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出于市场本意，而是“对外交流的需要”，其实质依然是计划的要求。因为对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会，这在中国国
营公司治理变迁历史中也是值得书写一笔的趣事。
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和监事会成立大会，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营企业，是经营保险业务的专业公司。”第四条规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为人民币5亿元。”
5亿元资本，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保险行业的资本原点。
“资本”和“资本金”首度出现在复业后的国内保险行业。而资本，以及背后的资本大鳄们未来将成为决定中国保险行业走向的决定力量之一。
1984年12月，人保迎来新“当家”。
于香港创立中国再保险（香港）有限公司(注释2)的秦道夫被调回北京，担任人保的总经理，至1990年卸任。而卸任之后，秦还担任过中国第一部《保险法》起草小组组长。
人保改为公司制之后，上收了部分权力。但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保险行业也没能例外于这一悖论。弊端逐渐显露，例如总公司统收统支、统一核算、统一交税，对分支公司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地方各级保险公司的责、权、利互不挂钩，不负盈亏责任，不担风险；分配上又存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国有企业体制病该有的，人保也都有。
改革这些弊端，当时最为流行做法便是“放权让利”，搞承包，保险行业也祭出了类似的绝招。
1984年12月，人保召开了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历时9天，通过了“放权让利”方案。核心的内容包括“两改进”、“四下放”。
“两改进”中，首先改进了核算管理办法，总公司和分公司实行两级核算，自负盈亏。总公司以前积累的保险准备金，也按照1984年的业务量，按比例“分家”给各个分公司；第二改进了利润留成办法，利润留成比例由5%提高至7%。
“四下放”中，第一下放了业务经营自主权，分公司可以自己开发产品；第二下放干部管理权，总公司只管省一级；第三下放了自有资金运用权；第四下放了财务费用管理权。
“放权让利”之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人保深圳分公司，成为人保系统内第一家“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实行分保制度的公司”。
但是，这样的做法，依然引起争论。
例如分保规定，1984年12月26日，秦道夫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总结时称，“分保，即各省级分公司至少以30%的业务分给总公司，自留业务最多为70%。在讨论中多数同志认为这个比例是合适的，也有的同志认为分给总公司的比例过高，分公司得利减少，因此建议实行二八开分保。”
再如，既然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实行了独立核算，那么市、县公司和分公司之间是否也可以照此办理呢？
不过，“由于保险的特殊性，保险基金宜于适当集中，而不宜于过分分散”，同时“有的市、县公司领导力量薄弱，业务和财会人员不足，业务水平偏低”，这一想法被否决。
不能否认，这样的做法对于激发保险公司分公司的积极性起到过正面的作用。同时，1987年起，中央财政和地方实行分享利润的做法，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和调节税，中央和地方各得50%，另外地方还可以得到近10%的营业税。这样的分配机制，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扶持保险公司的力度。
但是，伴随时间推移，这种简单“放权让利”的改革显现出越来越多的缺点。
例如，部分分公司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同时由于下放了自有资金运用权，保险资金一度出现了“乱投资”的风潮，制造了中国保险行业一笔大大的坏账。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那场经济过热，也冲晕了保险公司的头脑。
缺乏监管、无人管教、无法可循的保险公司，盲目投资于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委托贷款。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中，亦有保险资金的部分功劳。宏观调控急刹车之后，最终导致较大数量的不良资产。
因此，后来的保险公司总公司，又收回了很多的权限，例如产品开发和资金投资权等。
从“放，到收，再到放，最后又收”，中国的保险行业经历多次似乎重复，但又不同的螺旋式进化。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商业保险，确切地说是人保一家公司的生意。不过，独家垄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1982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深圳设立了分公司，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传统格局。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85年3月，国务院颁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根据该条例，1986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颇有意味的是，这个国内保险行业较早的管理文件其实是由人保代为起草的，人保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垄断的伏笔。
随后，两家银行，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分别于深圳和上海，发起成立了日后国内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
回顾整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保险行业开始苏醒，但是其实仍然处于冰河世纪。不仅规模小，主体少，而且业务单一，经营落后，保险整个行业的规模甚至不及四大国有银行任何一个分行的资产规模大。
但是，冰河世纪同样孕育希望，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就是两颗希望的种子。
: 《上海地方志》记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于1979年5月1日恢复建制。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对外办理保险业务。
: 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专业再保险公司。
1979年出生1981年与母亲从四川绵阳县被拐至辽宁阜新的杨福军寻亲
1979年十一月初九出生1981年与母亲一起从四川省绵阳县被拐至辽宁阜新的杨福军寻亲415841BBHJ
/d/file/gt/2023-10/g1qmc1rdwlp 母亲右腿腿肚比左腿小，路走着走着会摔倒；
家庭环境：1、据母亲说，寻亲人被拐前小名为：米娃子（音）； 母亲曾提到过两个地名：胡家湾，李家湾（音）；寻亲人跟亲生父亲长得像，亲生父亲是独眼龙； 中山大队附近有山，还有条大河，河上有桥，好像叫蓝桥（音）； 有竹笋、甘蔗；常喝红薯稀饭；
被拐经过： 据母亲说，那时家里很穷，有人骗母亲说带她到辽宁去挣钱，母亲就带着寻亲人跟着这人到了阜新市，谁知母子俩却被这人给卖了。
宝贝回家志愿者唯一QQ接待群：1840533
宝贝回家寻子网咨询信箱：baobeihuijia@yeah.net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寻子网 http://www.baobeihuijia.com/
公益网站 宝贝回家志愿者为寻亲者免费服务 重点帮助16岁以下失踪儿童
本寻亲服务与“今日头条公益寻人”合作
中国工程地质学发展的历史回顾（1949-2000）
伴随资源、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城镇发展以及国防能力的提高，一系列规模不一、类型多样的工程建(构)筑鳞次栉比，工程师们对建筑工程的地质、材料、环境等知识的积累日益增长，植根于地质学理论基础上的工程地质学应运而生。从20世纪20年代，苏联H.H.普霍洛夫、JI. A.泽米亚特钦斯基和H.H.伊万诺夫在彼得格勒为修建铁路而开始研究岩土算起，工程地质成为独立的学科也只有80多年的历史。毋庸置疑，工程地质学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其学科内涵的充实与提高，是与人类工程建设能力相关的，是与人们对地质环境的认识及其方法、技术手段密不可分的。工程地质学的发展及其贡献，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能力的一种表现。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的。回顾中国工程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就是-一个在广泛深入实践的基础_上逐步提高的艰苦劳动过程。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工程建设和整体科技水平提高的过程同步，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地质学中的萌生时期 (20 世纪上半叶)
中国地质学家把自己的知识应用于工程活动，或者说属于工程地质范畴的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丁文江所进行的建筑材料的地质调查。其后，1933 年北方大港筹备委员会首次开展了港址地质勘察。同年，在道路建设方面开始了对甘新、滇缅、川滇公路和宝天线铁路地质调查，在此基础上林文英总结发表了《公路地质学之初步研究》和《中国公路地质概论》。1937 年李学清等开展了长江三峡和四川龙溪河坝址的地质调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水利工程方面曾对岷江、大渡河、瀚江、台湾大甲溪、黄河和其他水系进行了一些概略的考察工作。
1946年侯德封等会同美国水利工程学家萨凡奇考察三峡，开展了三峡坝区的地质调查。同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了以叶连俊为主任的工程地质研究室。在这段时期里，尽管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设立了地质专业，重庆大学、西北大学、台湾大学、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也开办了地质教育,但是直至1949年，全国地质专业毕业生仅600余名,从事地质工作的不过200余位，工程地质教育也仅仅体现在工学院土木系结合工程建筑讲授一 些地质知识，谈不到工程地质学及其教育。在国弱民穷的那个年代，中国工程建设项目少，规模小，决定了工程地质事业难成，工程地质学在萌生阶段便得不到养分。但地质界老前辈的足迹及其对工程建设需要地质知识的感应，为中国工程地质学日后的兴起，留下了永远不忘的历史记录。
创立与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三年的恢复期后，便迅速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百废俱兴，各种类型工程项目的实施激起了对工程地质科学的强烈需求。开始，地质学家一方面自主地把地质学知识应用于广泛的工程实践，另一方面引进并学习苏联工程地质学知识(此时，苏联已形成包括土质学、工程动力地质学和区城工程地质学组成的工程地质学学科体系)。在广泛的工程实践中，中国工程地质学家临渊履薄，餐风宿露，为一大批工程项目的顺利建成与安全运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认识工程地质条件、分析工程地质问题与工程地质评价工作过程中，形成了丰厚的科学积累，创立并不断发展具有中国区域特色的工程地质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这是一个大量实践、艰苦探索的创立与发展阶段。
在这艰苦创业的30年中，工程地质学家先后在一批重大工程建设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治淮水利工程、黄河三门峡工程、官厅和密云水库工程、黄河流域与南水北调工程规划，以及丹江口、拓溪、刘家峡、新安江、乌江渡等水利电力工程;宝成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贵昆铁路、襄渝铁路、湘黔铁路和川藏公路、青纖公路等道路工程;大治、抚顺、唐山、金川、攀枝花、白云鄂博等矿山工程;塘沽、湛江等港口工程和大量的工业民用建筑。特别是在大、小三线建设和国防、人防工程建设中“山、散、洞”的指导方针，使工程地质学家面对大量的高边坡、大跨度地下工程建设与防护需求的挑战，20 世纪70年代末又迎来了高层建筑、核电工程和海洋工程发展的新机遇。
30年的时间，中国工程地质学从创立到发展为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所遇到的难题集巾表现在千变万化的工程建筑场所岩、土体的稳定性和地下水突出、渗漏与渗透稳定性。工程地质学家在了解区域工程地质背景和寻找工程建筑适宜场所、查明工程所辖范围的工程地质条件的勘测研究实践中，在自然历史观指导下，借助地质学理论与方法，追索地质体的地质成因和演化过程，认识地质体的工程特性，预测它在工程建筑作用下的行为。
逐步形成了以区域稳定性、地基稳定性、边坡稳定性和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为研究内容，以工程岩土体变形破坏机理为核心的工程地质评价与预测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地质力学与地质历史相结合，工程地质学与土力学、岩体力学、地震力学相结合的分析研究方法；广泛应用并发展了钻探、物探技术和钻孔电视、声波测试、原位大型力学试验、土层静力动力触探、模型试验以及计算机等技术。使中国工程地质学家在区域工程地质、复杂岩体特性及其工程地质问题、土体特性与特殊土类三大领域的研究和各类工程实践中，从地质成因和演化过程认识工程岩体(地质体)的结构及其赋存环境，从工程岩体(地质体)结构的力学特性及其对工程作用的响应入手，分析工程岩体变形破坏机理，进而评价与预测工程作用下岩体(地质体)的稳定性。创立与发展了以地质成因和演化过程为基础的工程岩体(地质体)结构和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相互作用为研究核心的中国工程地质理论、方法与技术体系。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标志被认为是:
(1)一支活跃的勘测设计、教育和研究队伍的形成与壮大。1952年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分别组建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和工程地质教研室，1956年成都地质学院成立并组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此时，在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先后设立了工程地质专业。自1952年开始煤炭、建工、水利电力、铁道、交通、冶金、机械工业、化工、军工和相关部门陆续建立了工程勘测设计机构。1955年地质部设立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地质部地质科学研究院分别组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室、所.相关部门先后设立了专业性研究机构。一支由生产、教学和研究力量共同组成的，团结协作的队伍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形成，并为工程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开疆拓土”，不懈努力。
(2)重要影响和奠基性的著作问世。20 世纪60年代早期，按照“高教60条”的要求，北京地质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组织力量编写了工程地质专业课教材:张咸恭主持完成的《工程地质学》和张倬元等编写的《工程动力地质学》、刘国昌编写的《中国区域工程地质学》分别于1964年、1965 年出版问世，初步构建了以工程地质条件研究为基础，以工程地质问题分析为核心，以工程地质评价为目的，以工程地质勘察为手段的理论框架。
1962 年水利电力部水电建设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共同组织了，以谷德振为首的30多位工程地质专家,对全国120多个单项工程的地质资料进行总结研究，1965 年成就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1974 年出版)，构建了工程地质力学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1979 年谷德振《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基础》专著出版，进一步明确了岩体结构概念，认为“岩体是具有一定结构, 它的力学特性和工程作用下的稳定性，是受其结构所控制的”，并在地质建造与工程地质岩组、构造形变与构造应力场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岩体的结构分类、力学特性、质量评价和工程岩体稳定性。
(3)工程地质工作在工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地位。1965 ~ 1966年，国家科委会同三线建设指挥部，组织了由谷德振(专家组长)、刘国昌、张咸恭、戴广秀等老一辈工程地质学家组成的专家组，对三线建设中的重大工程进行指导性考察。此举，反映了政府和工程界对山区建设中工程地质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工程地质学在工程实践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当时，针对成昆铁路沿线高山峡谷众多、地质构造复杂、地质灾害险生的环境特性，所形成的“综合选线，地质当先，早进晚出，宁里勿外...”的选线要诀，有着深刻的工程地质学内涵，至今仍为山区道路选线的方略。
(4)首届全国工程地质大会在苏州成功召开。1979年11月1~10日，中国首届工程地质学术大会在苏州成功召开，地质部副部长许杰专程到会并致开幕词，会议代表230余位同聚一堂，切磋学术，彼此交流。会议主要议题包括:区域工程地质、土体特性和土力学、岩体特性和岩体力学、各类建筑物的工程地质问题、技术与方法。在总结过去的同时，会议充满信心地提出了发展方向，即：深化对上层建筑与地基相互作用的理解，重视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岩体力学的综合交叉，进一步提高工程地质学的理论研究；加强区域工程地质、地震工程地质、矿山工程地质、海洋工程地质、环境工程地质和工程地质动力学的研究与实践;提高技术方法的应用与发展能力。并对加强工程地质教育和队伍建设问题提出了建议。大会期同成立了以谷德振教授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并组成了国家小组于同年加人了国际工程地质协会(IAEG)。
活跃的全面发展阶段(20 世纪80年代~ 90年代中期)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经济、社会步入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中国工程地质事业迎来了各行各业的协同发展，迎来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富有中国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走上国际讲坛，国外同行的学术思想也为中国I程地质学的发展提供支持。随着工程地质学和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成熟与学科间交义渗透的兴起，以及现代观测、探测、试验技术与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随着全球性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突出与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中国工程地质学踏着时代的步伐，在广泛的工程实践中步人了活跃的全面发畏阶段。
在这大约15年的不平凡的岁月里，中国工程地质学界老、中、青协同而为，解决了一系列前所未遇的难题。工程地质学与诺多学科的知识成就了斑斓多彩的时代工程。诸如，葛洲坝水电工程、二滩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天生桥水电站、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南昆铁路、京九铁路、军都山隧道、大瑶山隧道、黄浦江大桥和过江隧道;一批平原和山区的高速公路和高性能机场；金川矿山、攀枝花矿山、兖州煤矿、抚顺西露天矿和江西的一批有色金属矿山；北京地铁和一大批城市高层建筑;海上石油平台和滨海港口码头工程以及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等等。
在全国数以千计的重大工程建设中，工程地质学家们围绕矿山工程及其采掘技术、城建工程及其高层建筑与地下空间利用、高坝大库与高边坡工程、快速交通路网及其长隧道与施工技术，以及海洋工程和防护工程的建设。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不仅使已经形成的中国工程地质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向纵深发展；而且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认同与共识，工程地质学进入了环境地质学境界，开拓了区域地壳稳定性、地质灾害与防治、地质工程研究领域；更值得注意的是I程地质工作从寻求适宜建筑场所走向寻求适宜和营造适宜的建筑环境，从过程认识向过程调控方向发展。中国工程地质学在这一阶段有五个方面取得重要的突破与进展：
其一，从区域背景、成因演化、物质成分综合分析和勘测评价与地质推理发展到岩体结构控制工程岩体稳定性、地基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工程地质过程研究，深化了对工程岩体变形破坏机理的认识，从描述、理解、评价向预测、预报延伸，并向过程控制方向发展。
其二，监测、探测、物理模拟、原位测试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与发展，数值分析与数值模拟兴起，加速了工程地质过程的综合集成分析和定量化进程，并使岩体结构类型的划分、岩土体质量的评价、岩土体变形破坏机理的认识和数值模型的建立、稳定性计算的原理与方法得到普遍提高。
其其，工程地质学与岩体力学和工程技术相融合，将工程建设前期的工程地质条件评价延伸到工程后效研究，从预测预报发展到施工监控和岩土体加固的地质技术，并迅速形成了以工程地质超前预报和地质体改造为核心的地质工程理论与实践。
其四，基于地区生产力布局的全面兴起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地区工程建设可行性评判对工程地质学的需求，基于航天航空遜感图像的地质应用，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技术的可能，一方面与区域地质构造背粱和地质环境要素分析相结合，开拓了环境工程地质、地质灾害及其防治研究的新方向；另一面特别是高坝大库和核电站的建设,检进了区域工程地质研究与电鱺工程的进一步结合，成就了区域地壳稳定性的理论、方法和实践。
其五，软岩、膨胀岩、可落岩、风化岩、断层岩、胀缩土、红粘土、盐溃土、黄土、冻土、沼泽上和软土等特殊岩土的工程地质特性、评价和改良取得一系列新的进步。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被认为是：
(1)理论建树与工程贡献双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练就了一代新人,推进了中国工程地质学的全面发展。中国工程地质学不仅实现了为工程建设服务的价值，而且理论建树日丰。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谷振德、张宗祜、程国栋、胡海涛、王思敏、刘广润等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阮院土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常士照、陈德基、颇宝和、张苏民、卞昭庆、刘克远、范士凯、周良臣等被评为断察大师，数以百计的数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与旷大的工程地质工作者携手并进，活跃在教育、科研和生产战线上，从事创造性劳动。他们的成果融人了数以百计的工程项目和数以千计的著作之中。在此期间，出版了系列救材，包括:《工程地质学》 (上、 下册)、《工程地质分析跟理)、《工程地质勘察》、《工程地质学基础》、《专门工程他质学》.《工程岩土学》、《土力学》和《岩体力学》等。一大批工程总结和专著出版问世，如:《成昆铁路》、《矿东核电站规划选址区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区城稳定工程地质》、《黄土高原区域环境地质问题及治理》、《蒙西地区工程地质环境》和《地下工程岩体稳定分析》、{坝基岩体工程地质力学分析》、边坡岩体稳定性分析》、《岩坡优势面分析理论与方法》、《浅生时效构造与人类工程》，《岩体结构力学)、《工程地质与地质工程》、(土的工程性质》、《中国黄土的湿陷性》.《岩客工程地质》、1:400万 《中国工程地质图》和水利水电、矿山，公路、铁路、建工等一批专门领城的《工程地质学》专著或教材。特别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张成恭、王思敬、张倬元等著的，体现了现代工程地质学的鸿篇巨著一《中国工程地质学》于20000年问世。一大批手册、规范为工程地质勘测和工程设计、施工提供了规范性文件，如:《工程地质手册》、《地麓区工程选址手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手册》、《铁路工程地质手册》和《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国家标准CB 50289- 99), 《铁路工程地质技术规范》、(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 -21- 77)、 《港口工程地质勘察技术妮范》、《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CBJ7- 89)，《建筑抗慢设计规范》(GB JUI- -89)、《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S0021 - 93)、《坑道围岩分类》、《土的分类标准》(GB JI45- -90)、 《土工实验规程》(SDS01-79) 等等。在此期问，作者来自于各条战线、数以干计的科学论文在国内外相关刊物上发表，推进J工程地质学的快速发展。与此间时，继1957年(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杂志创办以来，《工程地质学报》、《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以及《岩土工程学报》和一批与工程地质相关的专业刊物的创办，为广大工程地质工作者的创新活动提供了知识、信息丰富的交流平台。
(2)与国际发展趋于同步。带着自己的成就与特色走向世界。自1979 年开始、中国工程地质学家陆续组团参加了与工程地质相关的国际讨论会、国际地质大会和第四届以来的历届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王思敬任第五届、第八届国际工程地质协会(IAEG) 亚洲副主席和第九届IAEC主席。1994年第七届国际工程地质大会选刊的680篇论文中，中国作者的论文约70篇，占刊出论文的10%，名列前茅。在这一期间包括第二届国际岩石力学协会主席、新奥法奠湛者L Muller和第四届IADC主席M. Amould在内的国际知名学者都曾来华交流、工作和参如在华举办的国际会议。中国工程地质工作者的非凡劳动，不仅为中国的工程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支持，而且基于地质环境的区域特色，以及所解决的工程地质可题之复杂性和难度在世界范围内不多见的事实，使中国工程地质学带着自己的成就与特色走向世界。使中国工程地质学的发展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在实践中开拓了新的生长点。比如，基于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要求工程地质人员在注意工程设施的安全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必须考虑保护和合理利用环境问题，1982 年11 月在湖北孝感召开了全国环境工程地质学术讨论会，1987 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山区环境工程地质国际讨论会”，记录了中国工程地质学家和国际同行，面对环境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做出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对几十个核电厂厂址的选择和浙江秦山、广东大亚湾、江苏田青三个核电厂的建成，标志着工程地质与工程地震的结合，以及中国核电厂的工程地质勘测与评价工作走向成熟，区域地壳稳定性理论与方法研究走向成功的实践。1983 年开始从孙广忠主持的大同煤矿坚硬顶板有控压裂试验。到军都山和秦岭隧道快速施]地质超翦预报、长江三峡链子崖危岩体防治工程等,标志着地质工程从理论走向实践。
世纪之交步入复杂性研究与发展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我国工程建设突破了以往国力和技术的限制，如向上空要空间的高层建筑、高架道路，向地下要空间的地下构筑群，向海洋婴资源的海洋工程:追求更大效益的高坝大库、高速公路、跨海大桥、快速铁路；浅表资源贫化转向深部开发的矿山工程；打破水资源区城差异的调水工程：以及不良(地质易损性)地段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所涉及的空间尺度从场地倒城市(或区城)、流城乃至跨区域、路流城、跨越大尺度的地质单元。工程建设技术要求的时间尺度从年际、年、月、日精确到小时、分。面工程安全运行的时间尺度则是几十年、百年以上，那些存教有毒有害废料则需几百年、几千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预示着工程助测、设计、施工和运行不仅需要所有时空尺度的地质知识与技术，而且需要发展长时间的质量控制的监测技术和评价方法，以及与地下开挖同时进行的工程地贡勘测、预报技术和稳定性保障。对地表复杂的白然过程和工程地质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解与描述。不仅依赖于地球科学和工程枝术科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支持及其知识的交叉融合，而且还需要不断吸收环境、生态科学知识，并将现代数学、力学成就和有关非线性理论、系统论、控制论融人工程地质学。中国工程地质学正路人复杂性研究与创新阶段。
(1)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同的价值取间和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基于人类工程活动深刻地改变者自然环境的共识，忽视地质条件与建筑技术之间的因果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将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高昂的环境代价。为预防高费用的错误投资和对环境的破坏，工程建设与环境互馈这一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地球系统科学的诞生和全球性可持续发展观预示着以整体的观念加深对地球过程的认识，将进一步引导人们走向对地球的管理，实现有序的人与自然和冶发展。
(2)具备解决现代大型工程和地质环境复杂、脆弱地区的工程建设问题的能力：如，长江三峡水利枢纽、青藐铁路、澜沧江小湾电站、长距离跨越杭州湾大桥和南水北调工程的兴建，上海金茂大厦的落成以及地下储油、核废料地下安全处置研究的兴起，体现了中国工程地质学月备解决现代大型工程问题的能力，抓示者中国I程地贸学的发展将走问新的高度。
(3)深化地质工作，加强监测和试验研究，认识和理解工程地质过程及其模拟、预测和调控将构成工程地质的系统研究框架：如前所述，现代大型J程建设项目规模大，功能多样，允许变形范開小，并触及一系列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环境本底脆弱地段，这就要求做到对工程岩士体交形过程及其时效特征的准确认识和有效的調控;快速施工技术要求精确、定量和智能化的工程地质监测和施工超前预报技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整体观和工程建没与地质环境互馈的复杂行为使工程地质研究必然走向对过程的认识与理解、对过程的模拟与预测、对过程的调控与管理。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必须从简单的多学科“综合"定向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充分吸收地球科学最新的养分深化地质基础工作，加强勘测、监测、试验研究与技术更新，获取高信度的科学数据，从根本上解决对过程的认识、预测和调控的问题。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地质世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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