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衍筮法怎么操作(大衍筮法)

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大衍筮法”辨误

破解《周易》千古谜题之“大衍筮法”辨误

文/鹤林

鹤林居士像

“大衍筮法”也称“大衍成卦法”“大衍筮卦法”“大衍数演卦法”，是汉世以降的学者依据通行本《周易》之《系辞上传》“大衍之数”章揣摸出来的占筮得数成卦的方法。“大衍筮法”名义上似乎只应有一种方法，但事实上不同的易学观点或所谓“私心、私智”，促使学者们各自为政，产生了操作、解说的诸多分歧，在同一面“大衍筮法”的大旗下面，山头林立，杂法丛生，历来争执极多，至今尚无定论。

《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占筮之书（当然不仅是一部占筮之书），易卦的成卦方法无疑是易学的基石，筮法不明，易学便成空中楼阁。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许多根本性的易学问题皆由蓍法萌发，一些重大的易学理论也都建立在蓍法之上。不知学者们是否曾经想过，如果“大衍筮法”从整体上来说属于谬种流传，至少近两千年来的易学将情何以堪！

蓍法的龃龉由来久矣，矛盾的激化集中体现在南宋郭雍和朱熹的相关辩论中。为收提纲挈领、以简驭繁之功，本文就以郭、朱之辩所反映出来的不同筮法为主线，对“大衍筮法”作个大略的介绍。

郭雍比朱熹年长20余岁，以易、医、兵法、历法之学显名于当时。其易学著作有《郭氏传家易说》《蓍卦辨疑》，后者全文已经亡佚，幸赖朱熹《蓍卦考误》为批驳而有所迻录，后人仍能由斑窥豹。郭雍与朱熹就蓍法（注：今人所谓“筮法”，古代易家常称“蓍法”）进行过往复较量，从郭雍的《郭氏传家易说》、朱熹的《晦庵集》《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可知郭、朱蓍法之概貌。

郭雍对孔颖达、刘禹锡、李泰伯、张载、程颐、邵雍、郭忠孝等唐宋学者关于“大衍之数”章的解读或由此总结出的蓍法作了些介绍，不难想见他也有援引先达时贤，取己所需，以证他本人主张的蓍法堪称正宗老字号的用意在。尽管后世学者一定程度上都是朱而非郭，至今余敦康先生也以为朱法较之郭法“相对优胜”（余敦康：《朱熹〈周易本义〉卷首九图与〈易学启蒙〉解读》，《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四期）。但是，平心而论，仅就学术态度而言，比起朱熹解《易》时“只要需要，就敢捏造”，郭雍还是表现得要严肃、纯粹些。然朱熹的天份实在较郭雍为高。

郭雍在探究蓍法的渊源时，与不少腐儒一样具有偏执、极端的弊病，他认为包牺画八卦，并非通过蓍法来成卦，换言之，就是卦在筮先。至于天地之数和九、六之别，在他眼中，那是文王重卦以后的事情。文王、周公殁后，圣人的大道随之湮灭，人们崇尚揲蓍末技，才有了大衍数蓍法应运出世。他甚至认为象数之学是汉代以后才附会到《易》上去的伪易学。今天我们已不难懂得，企图单谈义理而摈弃象数的做法只能说是鸠占鹊巢之举。但郭雍所处的时代，局限实在太多，这就势必导致郭雍的蓍法难以避免剑走偏锋。

《周易·系辞上传》“天一地二……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段文字，是最容易让学者产生河洛之说和五行入易的联想的。可郭雍不以为然。因《系辞上传》明确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他无法公然否定“河图”“洛书”与《易》之间存在的联系，便退而求其次，采用曲线救国的策略，以为河出图而后包牺画八卦，可“河图”非卦；洛出书而后大禹书为字，可“洛书”非字——那么用来成卦的蓍法自然就不能确认其必然与“河图”“洛书”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也是间接的。至于天地之数在《系辞上传》中是否与五行有着对应的意味，郭雍说“于《易》无所见”，“非《易》之道也”，他看不出《易》里面有五行什么事，当然更看不出蓍法与五行有什么牵扯了。

朱熹作为一代大儒，与郭雍相比较，出乎意料地少了拘泥，多了焦躁。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易》的本来面貌即为卜筮之书，为蓍法寻找理论依据时，反郭雍的“务虚”之道而行“务实”。朱熹以自己和蔡元定考订的《河图》《洛书》作为《易》的象数之源，认为大衍之数和九六八七均出自《河图》《洛书》。朱熹、蔡元定因西汉孔安国、刘歆皆论及过“河图”“洛书”，又依北魏关子明《关氏易传》，对北宋刘牧《易数钩隐图》河九洛十的“河图”“洛书”进行修订，形成河十洛九的《河图》《洛书》，并坚定不移地相信阴阳、四象、五行、八卦、九六、大衍之数都是以其作为母体的。而五行，朱熹认为与《河图》《洛书》《易》密不可分。客观地讲，朱熹并未找到《河图》《洛书》以及五行与易数的实质联系（这一点，笔者在以后的文章中将作出解释），但他的直觉让人惊叹，真理只距他一步之遥了。可惜这关键的一步，他未能迈出，其后千多年的易家也未能跨越。

郭雍是缺乏理性地一味往义理上去觅蓍法的答案，他连大衍之数的探讨也以为是不可穷尽，故无穷尽之必要的。让他来做蓍法这种易学中的数学题，真正苦了他。朱熹则是百折不回地通过易数的途径去觅蓍法的真相，哪怕是缺乏论证的充分、必要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硬着头皮上。他们走的是迥异的路子，所以郭、朱蓍法最终成为“大衍筮法”富有代表性的两大流派，后来一些学者进行改进的蓍法大率未超郭、朱二人之畛域。易卦本来就是筮数而得，蓍法若是脱离了易数的轨道，结果不言可知。郭雍南辕北辙，朱熹的大方向不谬，所以郭雍的蓍法数理上极不严密，朱熹的蓍法失误程度较轻，因此后人才会有朱熹比郭雍正确的印象。

尽管如此，郭、朱蓍法在认识上还是存有不少共同点。这也是它们能统归“大衍筮法”门下的原因。归纳如下：

1.都是揲四法，得数都是四种数；

2.都将九六七八视为占筮得数；

3.都以为占筮得数不但分阴阳，而且分老少，老阴最终转换为少阳，老阳最终转换为少阴；

4.都将“大衍之数”章中“挂一”之“一”理解为一根蓍策；

5.都以为至“再扐而后挂”止，是得数成一爻。

以上几点，学者们乍看稀松平常，似无郑重其事罗列出来之必要。可是，除了第一点，其余的都站不住脚，“大衍筮法”的问题正是出在这些地方，故先存于此处，以期引起学者们阅读以后的文章时特别之注意。此外，这几点的综合也大致可以作为“大衍筮法”的定义的。

郭、朱蓍法具体步骤上的分野是通过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是否“挂一”的扞格而爆发出来的，至于左右手、“归奇于扐”、过揲与挂扐之争皆属次要。

对于《系辞上传》说的“分而为二”“象两”“象三”“象四时”，郭、朱的解读并无实质性的冲突，两仪、三才（或曰三极）、四季的意思都是再明白不过的，何况《易传》中还有多处地方自为诂训，所以都不能用来作为标新立异的炒作题材。郭、朱只好在其它字眼上面做文章。“分”“挂”“揲”都是动作，动作是通过手来完成的，问题就来了：左手还是右手？朱熹自作解人，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挂一”是从右手所“分”到的蓍策中取出一根悬“挂”于左手小指与无名指的间隙中，“揲之以四”是先以右手四四而数左手之策，后以左手四四而数右手之策。郭雍虽然也说左手象天，右手象地，但“挂一”时他认为应该从左手所“分”得的那些蓍策中取出一根。这种“官司”无谓而可笑，不说也罢。

郭、朱蓍法操作上关键的区别始于“归奇于扐”。郭雍认为“奇”为“挂一”之“一”，“扐”为两手之余策，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悬“挂”的那一根蓍策与两手所余的蓍策合在一起。而朱熹认为“奇”为两手之余策，“扐”为勒之指间。也就是说，第一道“揲”的程序结束后，将两手之余策分别勒之于无名指与中指之间。至此，郭、朱都视为完成了第一变，初揲之余数蓍策都是非五即九，两种蓍法尚只有细微的不同。

在进行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郭、朱蓍法出现了鲁鱼亥豕之异：“挂一”这道手续是否仍须重复？郭雍蓍法是不再履行此一手续，朱熹蓍法是如法炮制，将“挂一”进行到底。两种蓍法在所谓第二变、第三变完成后，揲四后余数蓍策都是非四即八。表面上两者仍是殊途同归，实质都是两者真正决出高下之所在。郭、朱蓍法都存在得数概率失衡的问题，郭法比朱法这一问题要严重得多，症结在此。如果撇开二人之法皆非《周易》占筮古法这一点不论，非得对它们作个取舍，无疑应该选择朱法。郭、朱之辩，后真正能藉以为胜负评判的，其实也只有这一点，其余都属难兄难弟。

郭、朱蓍法最后的矛盾是所谓“过揲法”与“挂扐法”的对立。郭雍主张通过将正策数以四除之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过揲法”；朱熹主张用“挂”于指间的余数蓍策，通过所谓“奇三偶二”的换算来得到九八七六之数，此法为“挂扐法”。朱熹绞尽脑汁建立了一套“阳之象圆，圆者径一而围三；阴之象方，方者径一而围四。围三者以一为一……围四者以二为一”的理论，不厌其烦地来对“挂扐”之数进行改造，尽管他倒打一耙说“过揲之数”“众而繁”，“归奇之数”“寡而约”似乎其法较郭雍简便，学者们还是轻而易举就能感受到郭雍之“约”与朱熹之“繁”，这一仗虽无关紧要，却似乎是郭雍打赢了。今天学者们在介绍“大衍筮法”时多采用“过揲法”，几乎无人会提及“挂扐法”。但笔者以为，应从另一个视角来审察朱熹的“节外生枝”，他深感《易》中易数之重，苦于未能找到自己坚信不疑的悟解，故有此等方寸大乱的探索。因此而言，还是有其可贵处。

兹将郭、朱蓍法实际步骤表示如下：

经过上表直观的比对，可以看出，除了“筮仪”的不痛不痒的攻讦，郭、朱蓍法能导出结果差异的还真只有所谓第二变、第三变时是否“挂一”一处。

“大衍筮法”并非郭、朱始创，从秦、汉之际的学者已经对“河图”“洛书”语焉不详这一点来推测，笔者以为“大衍筮法”不完全排除最早肇端于秦末汉初的可能，但从扬雄太玄卜等处来分析，最大的可能是作俑于两汉之际。对此，笔者以后的文章中会作出解释。

后汉至唐学者们的蓍法见于记载者寥寥，但还是隐隐约约透出“大衍筮法”之迹象。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扐”：“马云指间也，荀柔之云别也”，丁寿昌《读易会通》：“注疏不解扐字，释文引马融云：‘扐，指间也’，荀柔之云：‘别也’，义并同”，不知丁氏所谓“义并同”是指马、荀二家之说“义并同”，还是指荀氏“别也”之说“扐”、“别”音义并同？荀氏是将“扐”作为动词看的，马氏似否，后世学者一般以为马云“指间”是“手指之间”的意思，笔者以为马氏亦有可能是“以指间（念去声）之”的意思，那么“扐”字他就同样作动词看的，但这种可能极微。马氏如果不将“扐”字作动词看，则基本上可以据此肯定他认同的蓍法也是“大衍筮法”，因为“大衍之数”章所介绍的易筮古法，一定是将“扐”字作为“分”“挂”“揲”这一系列分别动作的总称的，是动词无疑。对于“大衍之数五十”，马融以太极、两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来足数，笔者从这一点也看出他并不知晓“大衍之数”章所反映的易数之理。这两点，看了笔者《易筮古法求真》一文自然明白。至于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为“五十”，多半也是不明易筮古法，沦为“大衍筮法”拥趸的。

唐孔颖达以乾坤二篇之策没头没脑取五十为用，作“大衍之数”，又以虚一不用为太极，殊非“大衍之数”章之原义，他对“挂一”的解释也为郭雍等人沿袭，“一”字之差，谬以千里，这就决定了他的蓍法必与“大衍筮法”同流。其九八为多，五四为少之说更是铁证。至于僧一行作《大衍论》，以大衍之数解释历法，在易筮古法失其真传，易数之奥理不为人知的背景下，出现如此这般的牵强附会，不足为怪。

据郭雍说大衍数蓍法至汉代，象数作祟，圣人道熄，二程与张载力挽颓唐，易学才得以拨乱反正。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据传还曾将之手授二程，可知他是象数派。但从他的《太极图说》中，实在难以找到他果知易数的证据。程颐在论及“河图”时，则云：“九、六只是取纯阴、纯阳”，囿于九、六之说，即为“大衍筮法”所虏，更何况他也以为“挂一”之“一”是一根筮策，“归奇”之“奇”即“挂一”之“一”。郭雍《蓍卦辨疑》还有“猛料”：程颐曾亲口传授蓍法与郭雍之父郭忠孝，则郭雍蓍法乃祖伊川衣钵也。郭雍还说他的“奇”“扐”之说亦本于张载，指出自唐初以来，学者多以“奇”为“揲”后余数，“扐”为指间，致蓍法多舛，直至张载才拨云见日。朱熹因自己有捏造之癖，推己及人，遂疑郭雍伪托或听差了：“此说大误，恐非横渠（载）之言”，“此说尤多可疑。然郭氏既云（颐）本无文字，则其传受之际，不无差舛宜矣。”其实，郭雍应无情弊，程、张之说虽确非“大衍之数”章本义，但与朱熹伯仲之间，都是“大衍筮法”之属，朱熹不应因二子之言不称己意遂指桑骂槐而诬郭雍。

北宋司马光效扬子云《太玄经》而作《潜虚》，欧阳修视河洛之说为乖戾，都表现出了不谙易数的易学迷失。与郭、朱同时的陆九渊颇为有趣，他自信满满地说：“蓍法后人皆误了，吾得之矣”，他的“四奇八偶”之不经，不亚朱熹的“奇三偶二”，他的阴阳老少不均，不输郭雍的概率失衡，比郭、朱高明不了多少，充其量堪称与郭、朱蓍法鼎足而三，货真价实的“大衍筮法”。

宋代张辕、庄绰、元代张理等学者有鉴于郭雍的致命伤，想方设法平衡占筮得数，明代的季本采用“其用四十有八”的“破”解之法，试图曲径通幽，但都未能得到学界的一致首肯。又有数百年来，各路易家都在为求真法而孜孜探索，惜未有重大突破，几乎无人超出“大衍筮法”之范畴，笔者在上文归纳的那几点“大衍筮法”的“定义项”，类同易学的雷池，能越出一步者至今罕见。鉴此，这些大同小异各存疵漏的蓍法，可一体视之，曰：大衍筮法。或曰：伪易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