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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的秦简、楚简
一、战国早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 朱书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早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早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早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竹简（局部） 湖北省博物馆藏
战国早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朱书漆衣箱 湖北省博物馆藏
一九七八年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竹简215枚，竹签2枚。墓主為曾侯乙，墓葬年代战国早期（约公元前433-公元前400年）。今藏湖北省博物馆。
简文内容属“遣册”，為随葬品清单。简长70-75、宽1厘米，有上下两道编组。简文墨书，多书于蔑黄一面，每简字数最多的62字，最少的仅4字，使用小横线作為钩识。书体可归入楚系古文，字势开阔分张，每以欹侧取势，笔力雄健犀利，横画弧线沉著，竖画钉头悬针，撇捺露锋掠收，字距匀齐，书风恣肆洒脱。
二、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竹简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竹简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
战国中期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竹简
一九七八年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十，年代為战国中期，约当楚宣王 或威王时（公元前340年前后）。今藏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竹简出土于西室。一部分夹在漆皮中，压在兵器杆下；一部分放在竹笥内，保存较好。简长64-71厘米，宽0.5—0.8厘米。简为上下二道编组。简文书于蔑黄面上，不留天头。整简70余枚，其余残断，共计4500余字，字迹大都清晰。竹简内容为卜筮记录和遣册。
简文使用别体字和通假字较多。字体宽扁疏爽，以欹侧取势，横画 重注重收，撇捺头粗尾细，形如蝌蚪，运笔果毅明快，口形左右两笔曲线对接利索，不事修 饰，為楚系古文的代表之作。
三、春秋晚期 河南温县盟书
春秋晚期 河南温县盟书
春秋晚期 河南温县盟书
1980年3月至1982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温县城北古州县州城东北角护城河外的盟誓台发现土坑(坎)124个，有16坑出土书写盟辞的石片，共发掘出了万余片盟书，由于数量太多，所以只发表了一号坎的材料。1 号坎(坑)出土盟书4588片，包括科学发掘获得的2703片，已被扰动而仍在原地的1395片，自村民手中征集的 490片。一号坎(坑)石圭大致可分为短体弧腰、长体直腰和等腰三角形三种类型。标本中最长的长27.1厘米,底残宽3.2 厘米；最短的长9.6厘米，底宽3.7厘米。这些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誓时记载誓辞的文书。多在圭形石片上用毛笔黑墨写成。1号坎(坑)盟书的誓辞内容是：一定要“忠心事主”，决不“与贼为徒”，否则将受到晋国先公在天之灵最严厉的惩罚，夷灭氏族，绝子绝孙。经考证这是韩宣子的儿子韩不信主持的卿士之间的会盟，确立了韩氏的宗主地位，时间是公元前491年1月16日。这就是轰动历史考古学界著名的“温县盟书”。温县盟书对于研究春秋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与书法艺术，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实物资料。
温县盟书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的侯马盟书年代、文字和誓词体例相近，故文博界通常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几十年来，文博工作者对温县盟书的认识和研究不断进行，各方面研究成果均取得了一定进展。
温县盟书全为墨书，书写在深灰色圭形等石片上，书体属於晋系古文，字形修长工整， 结体疏密并兼，用笔洒脱肆逸，笔势圆劲迅疾，笔画弧曲下弯，落笔头重而尾细轻出，多见 古文蝌蚪书法神韵。
四、上海博物馆藏楚简
1994年春，香港文物市场出现一些战国楚竹书。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裕将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同时电传了一些摹本图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下简称上博）斥资购回。为第一批竹简，残简、完简1200余枚。同年秋冬之际，又一批相关竹简在香港出现，文字内容与第一次楚竹书有关联，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节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资收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为第二批竹简。这一批竹简的特征和第一批竹简相同，并可相互缀合，共计497枚。
这些竹简长度23.8至57.2厘米不等，宽约0.6厘米，厚度为0.1至0.14厘米。
经上博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的科学测试与比较分析，当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有些虽有传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于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已无从确认。虽传闻来自湖北，但无确证。
【附录】开辟中国书法艺术的新视野
——简要介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作者：李金泰）
一九九四年春，在香港古玩市场上陆续出现了一些竹简。对战国文字编撰非常关注的张光裕教授，把上述讯息告诉给上海博物馆馆长马存源先生，马先生和上博的专家们就香港电传的”窘行分析研究后，认定其为先秦古籍，其文字和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系国之重宝，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由博物馆出资收购。这年五月，一千二百多枚竹简运抵上海博物馆。同年秋冬之际，香港古玩市场又出现一批竹简，计有五百余枚，其文字和内容与上半年收购的那批竹简如出一辙，应是同一地点出土的文物。感谢香港的朋友们，他们在上博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集资购买后赠送给上海博物馆，使得这批国宝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上博两次入藏的楚简共计一千七百余枚，总字数三万五千左右。由于这些竹简是劫余截归之物，出土的时间、地点已无从知道，当时有传闻说来自湖北。据《郭店楚墓竹简》报告，郭店楚墓为一九九三年冬发掘，流散至香港的竹简为一九九四年春初现，两者时间相去不远，且两者在形制、材料、内容、文字诸方面都有关联，人们怀疑这批竹简也出自郭店楚墓。
这两批竹简入藏后首要的任务是作好除污、脱水、去色的保护工作，至一九九七年，全部楚简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线下进行排比和研究了。于是上博遍邀海内外古文字学专家，对全部竹简进行文字隶定和内容释读，对竹简重新编联排序。至二〇〇〇年十月，研究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专家们得出了初步结论：这批先秦古籍涉及政治、哲学、军事、历史、文学、书法等诸方面，文章总篇目不下百种，且大多数已经失传，只有不到十种能和流传至今的先秦古籍相对照。为了方便古文化和古文字工作者作进一步的研究，也为了给书法工作者提供资料，上博决定，从二〇〇一年十一月起，根据整理结果，次第选摘发表，截至目前为止，《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陆续出版发行了六册 ）。据悉，已出版的战国楚竹书前六册竹简总数还不到七百枚，尚有一千余枚竹简还在研究整理之中。
上博楚竹书研究，是当下古文字学、古文献学以及思想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人们研究楚简，本来有三个出发点：一个是文字，这是载体；一个是文章，这是内容；还有一个是书写，这是形式。现今人们研究的重点是在文字和文章上，相应的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数以百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专家学者面对着断简残编在冥思苦索，孜孜以求；每天都有新鲜的见解，睿智的发现，连篇累牍地发表在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上。但是在书写——即对形式的研究方面，书法界从理论到实践都落后了，而书写，恰恰是楚简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楚简是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楚简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其书法学意义，书法美学价值，书法艺术特点和艺术风格，对当代书法的影响和现实意义，都是当今书坛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非常可惜的是，一般书法工作者和大多数书法爱好者对于楚简知之甚少，这一方面是我们专业工作者宣传不够，另一方面是各级书法组织引导不力。其实，现已出版的楚简专著，除上博六册外，另有《郭店楚墓竹简》十五册、《包山楚简》、长沙子弹库帛书等等。这些书籍资料对于我们研究楚简，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繁荣，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图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六册《孔子见季桓子》的部分图录。我们管中窥豹，看一看楚简书法曾经达到了怎样的历史高度。《孔子见季桓子》不见于先秦典籍，为儒家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有关二道、兴鲁的讨论。时间约在鲁定公五年（前505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年）的十年间。《孔子家语》记载孔子二见季桓子，《韩诗外传》、《新序》记载“孔子侍坐于季孙”，但具体的谈话内容一直成为历史之谜，本篇楚简的发现终于让我们读到了孔子与季桓子的对话，了解了孔子关于“二道”的精辟论述以及孔子法古兴鲁、仁政赐爱、司不失人的相关理论。
“孔子见季桓子”全文共计二十七简，折损相当严重，竟无一支完简。简最长者50.2厘米，最短者仅9.5厘米；简宽0.6厘米。完简当在54厘米左右，三道编绳。竹黄面书写文字，竹青面留白。竹简上留天头下留地脚。文字书写在第一编绳和第三编绳之间，完简的书写文字当在四十字左右，全篇现存554字。书法神奇峻秀，清新爽朗，在方圆兼备、刚柔并济的笔触中，时时透露出一股潇洒飘逸劲健雄肆的风神，如果说，其它楚简向人们展示的是各种各样尚不十分成熟的隶化品格的话，那么，《孔子见季桓子》就以它的波状笔画（如 恐 、 仁 、 则 ）和向左下半包围的结构（如子、可等），以及间或显露的蚕头燕尾和楷化笔意，向我们证明，楚简已有相当成熟的隶书了。
笔者曾将《孔子见季桓子》双钩响拓后询之于大方之家（见上图），无不惊为隶书杰作的。我们知道，楚简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批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在此之前，中国系统的文字形态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和金文一是刻二是铸，它们都与毛笔书写无关，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都不是书法。没有毛笔顺时序的一次性挥写，就没有书法艺术。因此，毛笔书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特别是中国文字史和中国书法史最重要的关节。由于毛笔笔毫柔软的缘故，又由于书写姿势和书写习惯的改变，当然，更由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感悟和审美需求，毛笔书写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创造了笔画——点横撇竖捺。我们来看看附图二和附图三：“迷”、“逃”、“德”字的点，“士”、“皇”的横，“人”、“仁”的撇，“乐”、“女”、“夫”的捺，等等。所有这些，你在甲金文字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只是线条化的产物，而楚简用毛笔书写开辟了中国文字和书法笔画化的时代。《孔子见季桓子》只是楚简书法的冰山一角，深刻发掘其书法史意义和书法美学价值，对于繁荣当代书坛法创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各级书协组织，广大的书法工作者和书法爱好者都能有意识地关注楚简书法，积极开掘由楚简构成的巨大的艺术宝库，中国的书法艺术必将产生革命性的变化，楚简必将成为中国书法创作的又一个巨大源头。
五、2200年前的乘法口诀表也是书法
2002年6－7月发现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井，共36000多枚。主要内容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涉及广泛，有行政设置、官吏任免、司法文书、物资登记等等。对于里耶秦代简牍发现的意义，学界认为它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其研究成果将大大填补史料的缺佚。它的重要性在于将极大地改变和充实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里耶秦简对于秦史的重要性不亚于甲骨文对于商史研究的意义，它将从根本上改变秦史研究的面貌。
秦 湖南湘西龙山里耶木简 湖南省里耶秦简博物馆藏
释文：
这批埋藏了2200多年的秦代简牍，纪年从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元年，记事详细到月、日，十几年连续不断。而在此之前，中国古代正史中关于秦朝的记录不足千字。专家认为，里耶秦简是极为重要的百科全书般的日志式实录，它是继兵马俑以后秦代考古的又一惊世发现，蕴涵着巨大的学术价值。
释文：
里耶木简形制多样，常见长度23cm，宽窄不一，有的宽达10cm或长46cm，大部分文字字体属于秦隶，从小篆演化而来，和湖北龙岗睡虎地秦简的字体相似，犹存篆法隶变之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加浩教授说，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全国通用小篆，但在某些场合也有例外，如一般官府文书为追求实用、方便、简洁，就用秦隶写就。
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郭伟民说，里耶秦简发现的大批简牍字体，有古篆书、古隶书、隶中带楷书等，字形方扁与纵长并见。字全部是笔墨书写，笔画平正短促，字迹工整，运笔流畅自如；简牍字体繁简有别，姿态各异。
古文字学家张春龙认为，里耶秦简的文字全用中锋，笔画遒劲，意境酣畅淋漓。秦简文字中的许多笔划，特别是撇、捺、竖、点等笔划十分漂亮。这样大量的简牍文字对于研究小篆、隶书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秦 里耶木简-乘法口诀表（左）
释文：（右）或遝廿六年三月甲午遷
陵司空得尉乘……卒算 簿
廿七年八月甲戌朔壬辰
酉陽具獄獄史啟……
啟治所獄留須敢言之．
封遷陵留……
（左）□□八十一 □□七十 二 七九六十三 六九 五十四 五九卅五 四 九卅六
三九廿七 二九十八 八八六十四 七八五十 六 六八四十八 五八 卅 四八卅二
三八廿四 二八十六 七七卅九六七卅二五 七卅五 四七廿八 三 七廿一
二七十四 六六卅．六 五六卅 四六廿四 三 六十八 二六十二 五 五廿五 四五廿
三五十五 二五而十 四四十六 三四十二 二四而八 三三而九 二三而六
二二而四 一一而二 二半而一 凡千一百一 十三字
在秦简中发现了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乘法口诀，是启蒙儿童必须背诵的数字运算基本工具。而2200年以前的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表有着惊人的一致，它给世界算术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古人的乘法口诀表里还涵盖了二半而一这样的分数运算，这是不同于现代教科书的地方。秦简改写了世界的数学发展史，西方最早的乘法口诀表是在1600年前发现的，这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发明乘法口诀表比西方早了600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再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