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签解签大吉(第二十六签)

求签，或者抽签，是一种非常普及的宗教仪式。它主要以竹签为占具，并附四言、五言或七言的签诗，来进行决疑，预兆运势，判定吉凶。它作为中国传统占卜文化的形式之一，在我国传统信仰中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之初虽然受到印度传统占卜文化的影响[1]，但佛教教义的基本态度则是把占卜视为一种“邪命”行为，加以排斥[2]。然而，自佛教东传之后，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广大民众的需要，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理论、制度、还是仪式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调整，其中对占卜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当前佛教内部对于求签的行为，因寺院、地域的不同，其态度也不尽一致，既有排斥者，也有默认和提倡者。但无论如何，回顾中国佛教历史，古代寺院的确有过求签的现象，而且灵签种类繁多，在佛教文化传播与教化民众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佛教寺院纳入灵签信仰，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特徴之一，对于研究中国信仰层面的佛教而言，是颇值重视的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所要探讨的《天竺灵签》是我们知道现存最早的一部佛教类灵签文本。这里的“天竺”并非指印度，而是指杭州上天竺寺。该寺的灵签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宋初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3]。同时我们还知道，《天竺灵签》不仅在中国，甚至传播到了东亚地区，尤其在东瀛日本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4]。应该说《天竺灵签》一书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灵签历史，以及为研究中国佛教的信仰形态与文化传播等方面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不过，由于本书内容除了签诗、解说等文字之外，还附有相当精美的插图，因此长期以来大家更注重它在中国版画史上的价值。至于《天竺灵签》作为一部佛教类灵签的文本，有关它的起源背景以及在历史上的传播与影响等情况，则鲜为人知。有鉴于此，正好借助本次会议的发表机会，拟就《天竺灵签》的文本情况、信仰起源、传播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天竺灵签》的发现与文本结构

《天竺灵签》原为郑振铎（1898-1958）先生所藏。郑先生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与古籍收藏家。他一生酷爱版画，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天竺灵签》即是其一。对于此书，郑先生于1958年1月17日写过一篇“天竺灵签跋”[5]，据该跋文得知，1930年左右郑先生在北京先后购买到明版与宋版两种《天竺灵签》[6]。明版出自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佛像的腹内（佛脏），经折装，上图下文，粗厚黄纸，两面印刷，最后有牌记：“洪武乙□岁在仲冬吉日刊∕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印行”。“乙”后残一字，张秀民先生推测应为“乙丑”[7]，即洪武十八年（1385）。而宋版是当时北京一家药店——九经堂一位姓刘的书贾出售给他的。郑先生认为，明版的插图极为简率，人物线条粗糙、拙陋[8]。相比之下，后来购得的宋版，虽然没有刊记，但通过文本形态可以推断它应该是南宋晚期出于福建或者杭州的刻本，版画技术相当成熟，比明版高明得多，不仅图型大，而且人物形象也颇生动活泼。遗憾的是，这部宋版的印刷较晚，甚至其中有几幅是元人或明人的补版。由于总体上宋版要比明版精美，保持着高度的艺术性。因此，郑先生以宋版为底本用珂罗版影印，收入他自己所编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之中，于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9]。宋、明两种原版《天竺灵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明版当年没有影印，因此目前比较容易看到的祇有宋版。

《天竺灵签》全一册，共一百签，现存宋版框高17.5cm，宽10.2cm，首尾残缺，仅存八十六签，即第五签至第二十二签，第二十五签至第九十二签。现存最前的八签与最后的两签，下半部分均残损严重，有些已经完全看不到签诗文字。中间脱落了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两签，不知何故。现存第五签的签题正下方有阳文行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印，最后一签左下方也有阳文篆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表明确是郑先生所藏。

现存宋版大部分均标题作“天竺灵签第○○”，按序号排列，唯独其中有两签标题作“天竺观音第七十五签”与“天竺观音第七十六签”。审视这两签的文面形态，与其它签明显不同，祇有上图下文两部分，它把其中以下我们要介绍的“标解”部分，接在了“解曰”后面，而且加题签共有十行文字，与其它签九行文字的版面也有差异。同时，这两签的插图与其它签相比，线条表现比较生硬、粗糙。可以肯定，这两签不可能是宋代的原版，而是郑先生所说的元人或明人的补版。此外，从第八十五签至第九十二签也有可能是后人的补版，因为这八签在整体风格上虽然与宋版接近，但插图部分人物线条单一，拙劣草率，显然不可与宋版相媲美。“一般而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在《天竺灵签》的版画雕刻技术上，宋版却优胜于后来的元版和明版。可见文化艺术未必是一味的向前发展，有时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

《天竺灵签》影印本 （左）

宋版《天竺灵签》插图 （右）

有关宋版《天竺灵签》的文本结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标解”部分，除了以上介绍的第七十五与第七十六两签之外，这一部分其它每签都位于最上方，三字为一行，文字较小。关于标解的内容，比如第十三签作“求官吉、求财遂、孕生男、婚成、蚕熟、病安、移徙利、出往吉、公事吉、行人至、失物在、谋事成”。通过这一标解内容可以知道，本签是属于吉签。同时，通过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中都有哪些方面的祈求。再如，第二十六签的标解作“求官迟、公事宜和、求财无。孕生女、婚不成、蚕损、忌移动、出往不利、行人未至、失脱、口舌“，本签显然是凶多吉少，除了”公事宜和“之外，所求均不顺。因此，这一签属于凶签。

第二“插图”部分，位于每签的中间。有人物、动物、房屋以及山川景物等图像，图像线条粗细不一，人物、景物虽然大多模糊，但艺术表现力极其丰富。这一部分内容历来受到版画研究者的重视，本书之所以被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盖基于此。其实，这些插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根据以下介绍的第三部分“签诗”与“解曰”内容而刻画的，部分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每幅插图都蕴含有一些寓意。比如，第三十三签插图，有一只鹿朝着一位官人走去，背上馱着一个有盖的盒子，此盒与“合”字谐音，寓示着抽签当事者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合格。同时，鹿又与“禄”字谐音，表明将来会得到贵人相助。与此相反，在第二十八签的插图中看到一鹿身首作两段的图像，此暗示着不祥之兆。此外，我们在第三十九签的插图中还可以看到断绌之琴与破损之币，这分别预示将会离别或破财的可能。总之，每幅插图的体裁与以下介绍的第三部分文字紧密关联，图文结合，寓意深刻，力图使人们可以更形象化地了解签诗的内容。

第三“签诗”与“解曰”部分。这一部分大体是九行文字，前四行为五言四句的签诗，第五行开头有“解曰”二字，接着以“此卦”领起对签诗内容以及插图的寓意进行解说。比如，第三十九签的内容作：

望用方心腹，

家乡被火灾。

忧危三五度，

由损断头财。

解曰：此卦所事萦心，舍宅灾厄，须经三五度，重重破财，那更琴绌又断，乃离别之兆也。切宜低（提）防，作福保之。

本签属于不吉之签，主要是提醒问事者住宅方面可能会遭遇火灾，而导致破产和离别，如果想避灾趋吉，除了事前提防之外，还要进行祈福。另外，我们在第六十一签中还看到如下签诗与解说的内容：

旧衍何日解，

户内保婵娟。

更逢11口，

遇鼠过牛边。

解曰：此卦门户不宁，阴小不安，卦中香炉上有十一口，乃吉字也。须作福祈之，必有其吉，须得子丑月井，子丑人用也。

本签属于不吉之签，签诗第三句“十一口”，如“解曰”所说乃是“吉”字，这是一种以字迷的方式隐晦地表达某种意思，同样的方式在本书其它签诗中也多有运用[10]。有关以上签诗的最后一句“遇鼠过牛边”，鼠、牛在十二地支中分别为“子”与“丑”，意指如果想要化凶逢吉，除了作福祈求之外，须得遇到属鼠或者属牛的人，即“解曰”所说的“子丑人”。对于签诗部分我们还注意到，在五言四句中，二、四两句的最后一字虽有押韵，但不太讲究平仄。签诗内容偏重于说理叙事，旨在加强签诗本身所具有的缄言内涵，使问事者能进一步推论和引证所求的事项，以便作出预防性的措施。因此，这些签诗除了文学艺术性之外，更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功用。

除了以上三个部分，有些签的左侧或右侧还可以看到“病向香火保”（第33签）、“病向溪河□（保？）“（第34签）、”病向庙司保“（第37签）、”病向伤亡保“（第38签）、”病向太山五道保“（第39签）”病向星辰保“（第42、45签）、”病向土地保“（第44签）、”病向 “病向佛前保”（第48签）、“病向香火旺神保”（第65签）、“病向佛前保”（第68、71、88签）、“病向家先伤亡保佑（佑）”（第75签）、“病向社司保” （第81签）等字样。这些内容显然是针对疾病者所设，为他们提供一种宗教学意义上的治疗方式与建议。也许是基于疾病的多样性，各自祈求的对象并不一致，呈现出多元化的信仰现象。总之，从签本的整体内容看，主要是关注疾病、科举、婚姻、求子、求财、讼讼等当时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且关乎民众的切身问题。

宋版《天竺灵签》的作者以及刊刻者不明，签文本身也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种宗教倾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唯独“天竺观音第七十五签”与“天竺观音第七十六签”两签的签题比较特别。尽管这两签可能是元代或明代的补版，但根据这一签题可知，《天竺灵签》也可名为《天竺观音灵签》。这里所谓的“天竺观音”，并非指印度观音，而是指杭州上天竺寺观音。如后所述，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始于五代时期，宋代开始流行观音灵签。由此看来，《天竺灵签》不仅属于佛教类灵签，而且最早可能是在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明版《天竺灵签》之所以刊刻于杭州，与上天竺寺以及杭州周边地区流行的签本也许不无关系。同时，对于郑先生提出的宋版《天竺灵签》可能出于福建或者杭州的观点，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宋版《天竺灵签》实际上就是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观音灵签”文本。

二、《天竺灵签》信仰溯源

作为我国传统占卜文化形式之一的灵签，具体起源于何时，卫绍生、林国平等先生曾经有过探讨[11]，可惜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占卜文化历史悠久，至少从商殷时期就开始使用“骨卜”或“龟卜”等方法。到了周代便以一种蓍的灵草，与《周易》的爻辞结合，作为占卜之用，这即所谓的“易筮”占卜法。此外，我们还在屈原《楚辞》中看到“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的记载。这里的琼茅系一种灵草，筳是小竹片，楚人以结草折竹来占卜称为篿。也许受到这种以琼茅和筵作为占具的影响，秦汉以后，又出现了诸如探简、探札、探策等各种占卜方法，占卜用途逐渐扩大。应该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占卜方法不断的发生变化，并且逐渐趋向简易化。比如，西汉时期焦赣所著的《焦氏易林》就是一种简化占卜法的产物，他对《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解说，其中自撰的四言四句繇辞与后世的签诗相似。

此外，《灵棋经》[12]中所记载的占卜方式也比较简便，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十二枚棋子分为三组，上、中、下三段各四个，随意抛掷，根据棋形来定卦，再根据卦文，以测吉凶。其中的“象曰”相当于《周易》的卦辞，是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也类似于后世的签诗。不难想象，这些书籍对后代灵签的起源有着一定的影响。

然而，从佛教类灵签的发展角度看，在《天竺灵签》成书之前，有些经典已经明确谈到了一些简易的占卜方法，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梵天神策经》。

《梵天神策经》现收在《佛说灌顶经》（卷十）之中。《佛说灌顶经》共有十二卷，现题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可是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中将它归入了“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根据近年伍小劼博士的研究，实际上它是刘宋时期秣陵鹿野寺沙门慧简编著的一部伪经[13]。此经开头记载，一次佛在因沙崛山（即耆阙崛山，又名灵鹫山）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三万菩萨，为天龙八部说法，说法完毕之后，“梵王从座而起，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于众生，有微因缘，多归依者。又见人民悉受苦恼，心中疑惑，不能决了。今欲承佛威神之力，出梵天结愿一百偈颂，以为神策。惟愿世尊，许可此事...... 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说卜经一百偈颂，以示万姓，决了狐疑，知人吉凶。今以偈颂，而说卦曰“。接着以偈颂的方式演说了占卜的内容。需要一提的是，我们知道，佛教偈颂一般是以四句为一首，现存大正藏本《梵天神策经》的偈颂部分共有七百九十六句的五言偈颂。如果按四句一首计算，则有14首。如果按八句一首计算，则有<>首半。无论如何，它都与它自己前文所说的“一百偈颂”不符。对此，我们怀疑现存大正藏本《梵天神梵经》的偈颂部分可能脱落了两句[<>]。总之，梵天说了偈颂之后，经文卷末还提到了神策方法，如下文云：

若四辈弟子，欲为人行此神策法时，当以竹帛书此上偈，以五色彩作囊盛之。若欲卜时，探取三策，至于七策，审定无疑。澡漱口齿，莫食酒肉及噉五辛。出策之法不得过七人，后设探者，众事不中，不护人也[15]。

上文指出，如果要神策，则须把这些偈颂分别写在竹帛上，并将它放入五色的绢囊之中，占卜时从中可探取三到七策，占卜之前还要漱口、禁食酒、肉、五辛等。并且出策的次数不得超过七人，因为超过七人就不中了。这种神策方法，显然是受到早期探策法的影响，只不过它是站在佛教的角度于占卜前后多了一些要求和限制而已。有趣的是，其中偈颂部分，除了一些佛教所提倡的供养三宝、求生净土、获得正觉、祈求功德之外，有许多是求仕官、财宝、子孙、疾病等羸合世俗愿望的内容，甚至还有代表和合的凤凰、代表吉祥的麒麟等动物，经文内容上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从《梵天神策经》的内容与性质来看，无疑它就是一部佛教占卜类的伪经，而且有着非常强的实用性。通过这一经典，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佛教内部已经开始流行探策的占卜法。值得注意的是，该经在“而说卦曰”之后梵天说了一百偈，这意味着它有一百签或者说有一百卦。同时写在布帛之上用于占卜的偈颂，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天竺灵签》等签谱中附有签诗的方式也极其相似。此外，据广方锪先生告知，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有一卷敦煌遗书《梵天神策经》的写本，并附有图画。该写本目前笔者未见，如果属实的话，《梵天神策经》则图文并茂，与《天竺灵签》的文本更有了着类似之处。无论如何，我们从《梵天神策经》中可以找到一些中国灵签，尤其是佛教类灵签的源头。

继《梵天神策经》之后，隋代出现了一部题为菩提灯三藏翻译的《占察善恶业报经》，该经上下两卷，是宣扬地藏菩萨信仰的经典，其中提到的“木轮占察法”（或称“占轮相法”）也是一种佛教类的占卜法。他的方法是：将直径不到一寸的八角形木轮举手向两边扔掷，以它所表现的字型来判断业的善恶与深浅，以及现世的苦乐与吉凶。其中根据不同的占卜方式又可分为十轮法、六轮法、三轮法。十轮法是将十个木轮每个两侧都各写十善名与十恶名，即杀生与不杀生等。占卜之前，须先礼拜、供养十方诸佛并发愿称名，而后手执十轮投掷于净物之上，如果善名向上则善，如果恶名向上则恶。如果是恶的话，就须于地藏菩萨前求哀忏悔，灭罪除障。六转法是用六个木轮来占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善恶。三轮法是用三个木轮占卜身、口、意三业的善恶。

《占察善恶业报经》在隋代相当流行，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二的记载，广州有一僧人还依此经创造了一种“塔忏法”，即以皮为材料作成两枚帖子，一帖写善字，另一帖写恶字，让人抛掷，得善者吉，得恶者凶。同时，为了忏悔灭罪，他又推行了一种五体投地式的“自扑法”，可惜这种“自扑法”因男女合杂，后来被人告发到广州官司，最终隋焬帝在徴得法经僧人的意见之后，勅令禁断，不予流行[16]。因此之故，这种占察法几乎在汉地断绝。不过，它后来反而由入唐求法的新罗高僧圆光、真表等人传到了朝鲜半岛[17]，在朝鲜半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降至唐代，佛陀多陀翻译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中还可以看到一种二十五轮标记法，其经文云“善男子！是名菩萨二十五轮，一切菩萨修行如是。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轮者，当持梵行，寂静思惟，求哀忏悔，经三七日。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至心求哀，随手结取，依结开示，便知顿渐，一念疑悔，即不成就“[18]。二十五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轮，单修三观; 第二阶段三七二十一轮，互修三观; 第三阶段一轮，圆修三观。显然，这些占卜法结合的修行理论，以单修、渐修、圆修（顿修）为次第，具体做法是将二十五轮的名字书于签上，并置佛前，经过二十一天的诚心祈祷忏悔，然后信手抽签，以决修行上的疑问[19]。

以上三种经典所提倡占卜法都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佛部内部使用决疑方法[20]。此后，唐末五代高僧永明延寿也曾实践过一种非常简易的占卜法。据宋代宗晓《乐邦文类》卷三“永明智觉禅师传”记载，永明延寿早年在天台国清寺修行时，由于他对自己学净还是学禅的选择难以自决，为此他自己作了两个纸阄，一个写“一心禅定”，另一个写“万善生净土”。最后通过七次占卜，得了“万善生净土”阄，于是决意专修净业。这种拈阄法实际也是占卜法之一。类似的这种方法，宋代以后佛教内部依然使用，有时还用于争讼事件以及选择寺院住持的争议当中。这种方法虽然与灵签的文化意蕴相同，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但相对于灵签而言，方式太过简单，使用范围似乎不广。

那么在佛前或神前设签，并以签诗的方式进行决疑的作法到底始于何时呢？有关这一点，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中有一则记载：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为袖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终为蓬莱客“。父见颇喜，以为吉签。迨后作相，及其败也。始国遣堂吏赵白阴与秦王廷美边谋，事暴，遂南窜。年五十二卒于朱崖。签中之语，一字不差。

卢多逊，《宋史》卷二六四有传，为五代宋初时人，后周显德初举进士，累官至吏部侍郞、兵部尚书等。后因遣堂吏赵白勾结秦王廷美之事暴露，举家被宋太宗流放到了崖州（今海南省），雍熙二年（985）卒于流所，年五十二[21]。上述事迹与传记资料基本吻合，值得信从。依上述有关抽签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从五代时期开始，已经有相当成熟而规范的灵签占卜方式，并采用了签筒，同时使用五言四句的签诗来解读吉凶。当然，卢多逊具体所抽的是什么灵签我们不知道，但属于道教类的灵签是可以肯定的。

根据林国平先生的研究[22]，宋代灵签文本的种类比较丰富，签诗方面既有五言，也有七言，还是四言。而且，灵签的信仰对象不仅限于孺妇小孩，甚至像苏东坡、陆游这样的大文豪也参与了抽签活动。不过，宋代的灵签大多流行于道观或设在神庙的地方供人占取，像《天竺灵签》这样流行于佛教寺院的灵签则比较罕见。

如前所述，《天竺灵签》虽然又可名为《天竺观音灵签》，但从签本内容来看，与观音菩萨的相关经典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它为什么要冠以“观音灵签”之名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观音菩萨像前设签占取，以祈得灵验的目的有关。换句话说，也就是与观音信仰有关。因此，要谈《天竺灵签》的起源背景，还必须了解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

杭州上天竺寺，又称法喜寺，与中天竺、下天竺又并称为三天竺寺。该寺创建之初，就与观音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史料记载，后晋天福四年（939）有高僧道翊于此结庐，突然看到西峰前涧中发光，挖掘之后得到一根奇木，高有数尺，便命当时名工孔仁谦根据木头的形质雕造了一尊观音大士像，雕成之后，妙相庄严，白光焕发。此后，后汉干祐年间（954年）又有僧从勲从洛阳来，携带一颗古佛舍利，纳于观音大士顶相之间，随即顶相放心，感得灵异。从此以后，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逐渐得到广大群众的崇信。关于上天竺寺的观音灵感事迹，明代释广宾撰《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共十五卷）卷一中专门辟有“灵感录”一门，按时代先后列举了不少典型的例子，可以参看[23]。从其中所列的事迹来看，上天竺观音信仰最初多以托梦的形式来决断疑虑及预兆未来。从北宋开始，除了梦兆之外，在“祈雨”或“祈晴”方面而感得灵异的事迹渐多。故而到了宋嘉祐年间（1056-1063）把原来的“天竺看经院”改为了“灵感观音院”，进一步确定了上天竺观音的信仰地位。降至南宋，上天竺寺作为圣节（皇帝生日）、祝圣、国忌、祈雨、祈晴、祈雪、祈蝗等各种国家祭祀的祈祷场所，受到南宋朝廷的极大拥护。宋孝宗与宋理宗分别撰有“天竺灵感观音大士赞”，孝宗并下赐改院为寺，名曰“上天竺天台教寺”，理宗又御书其额，并建有“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殿”。总的来说，宋室南迁之后，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上至朝廷，下到庶民，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实际上，从两宋到明清，上天竺寺观音还通过“迎请”的方式，请到杭州城内的梵天寺、法惠寺、海会寺等寺院进行各种祈祷，病疫雨晴，祷之必应。随着时代的推移，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越来越兴盛，以致后来出现了所谓“天竺香市”的朝山盛况[24]。

综上所述，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梵天神策经》、隋代出现的《占察善恶业报经》与《天竺灵签》之间虽然看不出有直接的关系，但中国佛教采用类似于后来灵签的方式来占人善恶、吉凶的方法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然，《天竺灵签》之所以在杭州上天竺寺流行开来，除了受到中国传统占卜文化的影响之外，与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况且，有宋一代各类灵签的占卜法已相当流行，佛教为了适应广大信众的需求，将灵签纳入佛教寺院，不啻是摄受信众的方便法门之一。

三、有关《天竺灵签》的史料记录

有关《天竺灵签》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史料，最早见于佛教史籍的应该是宋代宗鉴集的《释门正统》，该书卷三“塔庙志”中记载：

又有菩萨一百签，及越之圆通一百三十签，以决群迷，吉凶祸福。祷之诚者，纤毫不差。叙其事者，谓是菩萨化身所撰。理或然也，或依倣而作，则多名目。但以菩萨迹示等觉、正遍知，不思议神力挟之，则或验，或不验，可见矣！[25]

仅根据上述内容不太容易看出其中有提到《天竺灵签》，所幸这条材料后被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所转引，表述有所不同，请看下文：

大士签：天竺百签，越圆通百三十签，以决吉凶，其应如响，相传是大士化身所述（释门正统）。[26]

根据志磐的转述，前文所说的“菩萨一百签”，实际上就是指《天竺灵签》。因为此签相传是观音大士所述，故又称为“大士签”，同时称为“大士签”的还有越之圆通一百三士签。越之圆通我们推测是绍兴圆通寺[27]，该寺名称即源于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表明该寺同样是观音信仰的道场。以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南宋时期流行的观音灵签至少有两种内容不同的版本，一种是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百签，即《天竺灵签》; 另一种是绍兴圆通寺使用的一百三十签。可惜后者现已亡佚，具体内容不明。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南宋禅僧物初大观文集《物初贲语》卷二十中看到一篇“化开观音签疏”，这里的“观音签”是否指《天竺灵签》不得而知，但观音签在南宋开板并流行是无庸质疑的。

除佛教史籍外，现存外典史料中最早谈到《天竺灵签》的可能是南宋洪迈的《夷坚志》，该书卷九十四“上竺观音”条云：

绍兴二年，两浙进士类试于临安，湖州谈谊与乡友七人谒上天竺观音祈梦，谊梦人以二楪贮六茄为馈，恶之。惟徐扬梦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语及海物黄甲者，扬问其状曰：视蝤蛑差小，而比螃蟹为大。扬窃喜，乃以梦告人，以为必中黄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扬独登科。后二年，谊复与周元特操赴漕司举，又同诣寺，前一夕，周梦与诸人同登殿，谊先抽签，三反而三不吉，余以次请祷，周立于后曰：“所以来？唯欲求梦尔，何以签为？“众强之，方诣笥下，遇妇人披发如新沐者，从佛背趋出，谓其贵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谊所启三签，果不吉，余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愿得梦，是夜梦乡人徐广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己为中等第一人，已而贺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试罢，还吴兴待牓，他日阏市，闻呼于后曰：“元特，奉贺！奉贺！” 回顾，乃徐广之也。云：“适过郡门，见揭试贴司牓内一人，与君姓名同，聊相戏耳。“周方谯责之，则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门入矣。“遂相与散，周及家而报至。次日，数客来贺，一道士俨然其中，周曰：“与君不相识，何以辱顾我？“道士笑曰：”君岂忘之邪，去年君过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实然，故来贺，以印吾术，非有所求也。“遽辞去，沉思其人，乃开元寺卖卜者。始验昨梦，无少不合。周果居中等，虽非首选，而于吴兴为第一人。夫广之之戏谈，黄冠之旅贺，皆偶然细事也，而梦寐魄兆，已先见于旬月之前，人生万事不素定乎。元特说。[28]

上文主要讲述了湖州人谈谊与乡友徐扬、周元特等人为了事先知道科举考试的结果，于绍兴二年（1132）、绍兴四年（1134）先后到杭州上天竺寺祈梦与抽签的经过。其中谈谊抽了三次签，三次都不吉，其他人或吉或凶。上文的内容是由亲身经历者周元特口述的，应该说可信度较高。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从南宋初开始上天竺寺就已经流行抽签，并且为科举考试者所占卜。实际上，现存宋版《天竺灵签》中确实有一些是为求取功名而设的，即“标解”部分所说的“求官吉”与“求官迟”，比如第十二签、第二十签、第三十三签、第五十五签、第七十三签等都是求取功名的吉签，第七十三签还明确说“进士占之，必获文书之喜，必登第”。相反，第六十六签、第七十七签、第八十三签、第八十八签等均属于求取功名方面的不利之签。不过，面对同一签文由于解说者以及理解的角度不同，吉凶性质则截然有别，如宋代周密《癸辛杂识》“银瓶娘子签”条云：

太学忠文庙，相传为岳武穆王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其签文与天竺一同。如“门里心肝卦”，私试得之必中，盖私试摘于中门内故也。如“飞鸿落羽毛”，解试得之者必中，以鸿中箭则羽毛落。[29]

上文所说的岳武穆王，即北宋末期的抗金名将岳飞，而银瓶娘子是岳飞最小的女儿。因其父岳飞受诬死于狱中而她上书申冤无门，遂抱银瓶投井而死。因此后人便在她的故宅旁边立祠纪念她。根据上文，南宋临安的大学忠文庙内有武穆王祠，并祀银瓶娘子，而且还设有供那些科举人员占卜的灵签。有趣的是，其签文与杭州上天竺寺的灵签相同，即与《天竺灵签》相同，并举例了两句签诗，一句是“门里心肝卦”，此句在《天竺灵签》中属于第二十四签，签诗全文是：

三女莫相逢，

盟言说未通。

门里心肝卦，

缟素子重重[30]。

“三女莫相逢”说的是“奸”字，“门里心肝卦”说的是“闷”字，本签在《天竺灵签》的解说中属于凶签。此外，前文另引 “飞鸿落羽毛”一句是《天竺灵签》的第六十六签，签诗全文是：

水滞少波涛，

飞鸿落羽毛。

重忧心绪乱，

闲事惹风骚。

在《天竺灵签》中对于本签的解说与上签一样，也是劝导人们少与妇人交涉，免惹是非，且明确表示本签“于文书中约绞不利”，属于科举方面的凶签。然而，上述两签在《癸辛杂识》中均解释成了吉签，对于“门里心肝卦”一句，暗示榜上有名。对于“飞鸿落羽毛”一句，暗示可以中举，所谓飞鸿落毛必是中箭之故。《癸辛杂识》对于这两句的解释也许是为了安抚考生的心理，而作了权宜之说，但无论如何，从《癸辛杂识》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南宋时期《天竺灵签》并不限于上天竺寺，也不限于寺院，甚至在一般神庙中也有流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此外，有关《天竺灵签》的记载也见于南宋诗歌，董嗣杲《西湖百咏》即有一首咏赞“天竺观音”的律诗，其词曰：

木异难侪众木淹，

刻成慈相孔仁谦。

真珠璎珞鸳鸯殿，

白玉屏风翡翠帘。

晴雨祷祈随感召，

香灯炽盛极庄严。

镇山寳聚田庐广，

灵贻弥彰一百簸。[31]

本诗吟诵了上天竺观音信仰的来源以及它的感应事迹，诗文最后所说的“一百签”可以肯定就是指《天竺灵签》。对于本诗明代陈贽和曾经也步韵一首，并录如下：

上竺来逰竟日淹，

南能留客礼尤谦。

香雕端妙龛中相，

珠结玲珑殿内帘。

士庶乞灵咸敬礼，

神天䕶法极威严。

少年早有青云志，

求得观音第一簸。[32]

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陈贽和本人曾经去过上天竺寺，并求得观音第一签。《天竺灵签》的第一签是以“七宝浮图塔”为首句，属于大吉之签。陈贽和所抽的观音签，也可以肯定是《天竺灵签》。

宋代以后，直接与《天竺灵签》有关的记载不多，我们查阅了明代释广宾撰《杭州上天竺讲寺志》以及清代管庭芬所编的《天竺山志》等资料，只有在《杭州上天竺讲寺》中找到一条签筒的材料，即该书卷九“规制品·供具”一节中记载了灵感大士殿内备置的各种供具[33]，其中有“铜签筒一对（每约二百斤，太监刘舍，洪武十五年住持妙修承领，今废其一）”的记述[ 34]。据此可知，明代上天竺寺灵感大士殿内曾有一对洪武十五年（1382）由姓刘的太监施舍的签筒，每个签筒重达两百斤，可惜在广宾撰述寺志时只剩下一个。据前节所述可知，签筒的起源甚早，至少从五代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它一般是供当事者抽签时所用。上述明代上天竺寺灵感大士殿内所设的签筒重达两百斤，显然是一种作功德的供具或供品而已。不过，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直至明代上天竺寺的《天竺灵签》信仰还相当流行，以致宫内的宦官都布施签筒。

四、《天竺灵签》对后世观音灵签的影响

历史上具体流传过多少种观音灵签，迄今为止还没有统计过。据笔者管见所及，现在流通和使用最广的观音灵签应该是以“开元开地作良缘”或“开天辟地作良缘”为首句的一百签，或者是以七言四句为主的六十签。不过，这些观音灵签均与《天竺灵签》没有多大关系。虽则如此，这并非意味着《天竺灵签》对后世的观音灵签没有产生过影响。实际上，明代以后，《天竺灵签》依然继续流传，只是在文本形态与文本内容方面发生了一定变化。以下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两种与《天竺灵签》有关的灵签加以介绍，以示《天竺灵签》在后世流传过程的文本演变与影响之一斑。

第一种是清代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观音灵签》刻本，该刻本是浙江上虞县一位私人藏品，现仅存七签，即从第五十三签至第五十九签。每签仅有文字，没有图画。先将现存的每签文字移录如下（△表示难以辩识之字）：

【第五十三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三签 大吉 信士 敬刊

久困渐能安，文[35]书降印权。

残花终结实，时遇福亨迁[36]。

注解：久困复苏，残花结实，主财源发达。

独守贫居数一年，如今跨马去朝天。

士人科举登金榜，应得声名四海传。张良

家宅吉，住基安，交易有益，婚姻利，官事有△，求名利，求财利，成事成，散事散，出行大吉，置货有利，脱货有利，行人回，失物戌日，六畜阻，占孕生子，六甲△日，蚕花十分，迁移吉，文书动，田财十分，种作有利，起造兴，开店吉，走失见，占雨有，占晴晴，捕捉作急，养鱼有利，造船吉，医人有效，占坟吉，病人犯南方五道先祖不安外姓求食△之吉。

【第五十四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四签 下下 信女 敬刊

身同意不同，月蚀暗长空。

纶[37]虽常有手，鱼水未相逢。

注解：卦刀遇不遇之象，求名利者，宜改图勿守旧。

新而真人喜笑谈，谁知心地隔千山。

崧然尾犹欢娱处，花开花落两三番。苏武

家宅不吉，住基平，交易不成，婚姻不成，官事破才，求名未遂，求财不利，成事不成，散事散，出行无益，置货不宜，脱货不脱，行人未至，六畜有损，失物急寻，占孕女，六甲十分，蚕花半收，迁移口舌，文书未，田财半收，种作有损，起造不好，开店无利，走失难见，占雨有，占晴未，捕捉不见，养鱼不利，船作不利，医人无效，占坟吹， 病人犯土神灶司旧愿未了祖先求食退寅午戌日吉。

【第五十五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五签 中平 信士 敬刊

云散月重明，天书得志诚。

虽然多阻滞，花发再重荣。

注解：月暗重明，忧散喜人之兆。花发再荣，厚利之吉。

病者无妨不用忧，劝君切莫皱石头。

农人若问今年事，管理今年大丰收。刘秀

家宅安，住基顺，交易人阻，婚姻难成，官事破财，求名迟好，求财迟好，成事难成，散事散，出行有阻，置货后利，脱货难脱，行人未回，失物东北，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月半，蚕花 半收，迁移有，文书动，田财半收，种作薄，起造后益，开店守旧，走失东北，占雨无，占晴晴，捕捉难见，养鱼无利，造船中，医人有效，占坟丁向，病人星辰不顺禳吉。

【第五十六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六签 大吉 信士 敬刊

透[38]涯喜复忧，未老先白头。

劳心千百度，方遇贵人留。

注解：先历艰辛而后得，享富贵也。

半凶半吉事堪嗟，莫道时乖运亦乖。

行到水穷山尽处，事方成就放宽怀。苏东坡

家宅得财，住基顺，交易得贵，婚姻成，官事后吉，求名后吉，求财十分，成事成，散事散，出行吉，置货有利，脱货有利，行人即回，失物失，六畜防损，占孕子，六甲寅午，蚕花十分，迁移有喜，文书动，田财十分，种作有利，起造后吉，开店守，走失不失，占雨无，占晴未，捕捉见，养鱼有利，造船有益，医人有效，占坟戌向，病人犯南方伤才△谢之吉。

【第五十七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七签下下信士敬刊

欲渡长江涧[39]，波深未息流。

前津风[40]浪静，重整钓鱼[41]钏。

注解：乃有待而为之象，占此不可造次猛勇。

去个人儿进个人，求谋如是一天云。

多成多破却有成，破了重来却又成。韩信

家宅防灾，住基不利，交易难成，婚姻重吉，官事无尾，求名难成，求财少成，成事难成，散事未散，出行欠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未，失物难寻，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有灾 ，蚕花半收，迁移迟，文书不动，田财半收，种作半收，起造宜过，开店无利，走失难守，占雨未，占晴△，捕捉难得，养鱼利少，造船宜迟，医人有效，占坟吉，病人犯水边伤亡谢吉。

【第五十八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八签下下信女 敬刊

有径山[42]河隔，车行峻岭危。

亦防多进退，犹恐小人亏。

注解：主有阻隔，并小人窥视之象。

劳心费力未成功，花正开时又遇风。

欲向外边成事业，番来复去一场空。孙权

家宅不安，住基防灾，交易不成，婚姻不成，官事有鬼，求名不遂，求财少成，成事不成，散事不散，出行不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有阻，失物西方，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有京，蚕花六分，迁移防灾，文书未，田财五分，种作半收，起造不利，开店附利，走失西方，占雨无，占晴有，捕捉难见，养鱼无利，造船不利，医人无效，占坟不吉， 病人犯东方血光伤亡宜保福吉。

【第五十九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九签下下信士敬刊

去住心无定，行藏亦未宁。

一轮清皎洁，却被黑[43]云乘。

注解：主人心事不定，进退未决，忧滞之象也。

几番忧去几番来，怀抱如何得放开。

久病至今今未起，门前又见说官灾。吕纯阳

家宅不安，住基欠利，交易不成，婚姻不合，官事不胜，求名不遂，求财难得，成事未定，散事未，出行不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有信，失物难觅，六畜有损，占孕有失，六甲△，蚕花半收，迁移不好，文书有阻，田财无利，种作有损，起造不利，开店不好，走失不见，占雨有，占晴未，捕捉不见，养鱼无利，造船不美，医人无，占坟不好， 病人在△方水阳祖先求食宜△过申子日吉。

清代杭州上天竺寺版《观音灵签》

每签四周有边框，最上方均有横书“上天竺”三字，表明是上天竺寺的灵签。“其余文字均从右到左书写，每签签题均作”观音灵签第○○签“，每签的签题下方有吉凶等级的判定，现存部分有”大吉“”中平“”下下“三等。之后接着是出资刊刻灵签的信士、信女，不过没有写明姓氏。随后根据内容大体可为分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五言四句签诗”。这一部分基本上录自《天竺灵签》，不过，如脚注所示，个别文字与宋版签诗稍有不同。

第二“注解”。这一部分相当与《天竺灵签》的“解曰”，只是清代刻本文字相对比较简练。

第三“七言四句签诗”，诗后分别还有“张良”“苏武”“刘秀”“苏东坡”“韩信”“孙权”“吕纯阳”等历史名人的名字，企图说明这些诗文是他们的作品。实际上都是假托。这一部分不见于《天竺灵签》，具体摘自何处，待考。

第四“吉凶解说”，这一部分相当于《天竺灵签》的“标解”，但比“标解”文字要详细和复杂得多，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各种祈求内容。

这种《观音灵签》原来应有一百签，遗憾的是，现存内容不全。不过，仅根据这现存的七签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杭州上天竺寺自明代以后依然有抽签，只是使用的签本已不是《天竺灵签》，而是根据《天竺灵签》改编的另一种观音签本。

第二种与《天竺灵签》有关的签本是笔者近期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在辽宁大连一家书店购得的[44]。该签本是1995年由耿庆喜（不知何许人）整理，于1996年元月印制的。现存内容完整，封面题有“西明寺 观世音灵箴”字样。但它不是一百签，而是一百零八签。有趣的是，至第一百签为止，内容大致与《天竺灵签》对应，为了方便说明，兹录以下三签加以对照。

从上表的对照可知，有关签诗两者之间除了第七十八签下线所示部分的显然差异之外，其余仅是个别文字不同而已。至于两者的“解曰”部分，有些文字虽然表述不一，但内容大体可以对应。而《观世音灵箴》的“圣意”即相当于《天竺灵签》的“标解”部分，两者内容大同小异。

通览《观世音灵箴》全文，除了从一百零一签至一百零八签来源不明之外，至一百签为止实际上是承袭《天竺灵签》而来，或者说是《天竺灵签》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产物。根据《观世音灵箴》整理者耿庆喜交待，该签本是“公元一九九五年正月重抄，几经传录，难免与原本有误，望猜测之”。这里所说的原本不知何指，该签本封面所题的“西明寺”也不知指哪个地域的寺院。不过，从该签本被东北大连一家书店所得来看，或许是流传于我国东北地区。其实，郑先生原藏的宋版和明版《天竺灵签》也都购自北京，而且明版还是北京法源寺佛教内腹的藏品。由此可知，《天竺灵签》虽然起源和刊刻于南方，但它的流传地域非常广泛。

此外，附带一提的是，笔者近日在收集灵签文本过程中，于孔夫子旧书网上还看到温州乐清一家书店藏有一部题为《琅山灵签》的签本，共一百签，网页附有第二签、第十七签、第八十签和第八十三签等四张签诗。可惜订购之后，店主回复说，该签本已不知去向。不过，从网上所附的几张图影可以知道，该签本的百签实际上就是《天竺灵签》的签诗，而它的“注曰”与“吉凶解说”部分与前面介绍的清代上天竺寺的《观音灵签》极其相似。同时，该本卷前有两篇序言，其中一篇署名为“狼山麓逸人士谨识”，并且还录有“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的经文，卷末有抽签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最后署印制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为1936年印制的签本。据店主告知，该签本从南京购得。因此，其中所说的“狼山”，可能是指江苏南通狼山，甚至我们怀疑《琅山灵签》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狼山灵签》。我们知道，江苏狼山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山上有广教寺，此灵签或许就是该寺院的签本。总之，《狼山灵签》的存在说明了《天竺灵签》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虽然没有称之为观音灵签，但实际内容与《天竺灵签》密切相关。

当然，《天竺灵签》对后世签本的影响远不只以上所提到的部分，我们还应该注意它对道教类签本的交涉，比如，《玄真灵应宝签》第九签中有“十一口相扶，相承百事如”签诗，其中的“十一口”指的就是“吉”字，同样事例可见于《天竺灵签》的第六十一签。还有《玄真灵应宝签》第十签中有“三女已消亡，忧情自渺茫”签诗，其中“三女”指的就是“奸”字，同样事例亦见于《天竺灵签》的第二十四签。再者成书于南宋的《护国嘉济江东王灵签》，如第一签即有“功名遂、福禄全、讼得理、病即痊、桑麻熟、婚姻圆、孕生子、行人还”等字样，这与《天竺灵签》的“标解”几乎一致。凡此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作比较研究。

附记：2014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即为其参会论文。会后，由于种种原因，该会议论文集迟迟未能出版，所以率先将本文收入我自己的论文集《佛教文献论稿》，并于2017年4月公开出版。今年8月，上述会议论文集——侯冲主编《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内容即见于该书第183-204页。如此一来，同样一文分别见于上述两书之中，特此说明，望诸者谅察！

此外，本文公开发表后，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一部民国时期出版的《上天竺观音大士签》，其内容基本是承袭本文讨论的《天竺灵签》而来，但又有所增删，由此可知《天竺灵签》对后世的影响程度，实可补充说明本文最后讨论的一节内容。但是，因时间关系，未及补入，故并记于此，期待今后能予以进一步考察。

注释 ：

[1] 古代印度的占卜术相当盛行，甚至还有一批专门以占相、占卜为职业的婆罗门。此外，印度还有一种习俗，新生婴儿还要让婆罗门相师占相与取名字。据说，悉达多太子刚出生时曾经也请过阿私陀仙人给他占相，当时就预言说，如果在家可以作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当成法轮圣王。

[2] 比如，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327卷“为净命故，不行咒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见2014CBETA《大正藏》第6册，第674页中栏）。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第35卷“菩萨住于正道，不行占卜，不取恶戒”（ 见2014CBETA《大正藏》第10册，第185页中栏）等。

[3] 笔者最早于2002年去过上天竺寺，寺内已经没有抽签了。近年来，笔者又去过上天竺寺多次，询问该寺僧人，他们已不太了解甚至也不太关心本寺的灵签历史。

[4] 根据日本岩手县净法寺町天台寺所遗留下来的签筒铭文（该铭文见中村公一《一番大吉》，大修馆书店，1999年12月。第218至219页），《天竺灵签》至少在日本应永十六年（1409）之前就已传到了日本。此后，该签在日本流传甚广，尤其对比叡山元三大师的信仰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目前在日本流行的《元三大师百签》实际上依据的就是《天竺灵签》，《元三大师百签》也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的。相关材料还有《元三大师百签抄》、《元三大师御阄钞大全》、《元三大师百签和解》、《元三大师御阄之记》、《元三大师御阄详解》、《元三大师御阄笺》、《元三大师御阄诸抄》等著作。此外，日本还流传有《天竺灵感观音签颂百首》以及一些相关的《观音签注》。另，日本奈良金刚山寺还收藏有附和解的《天竺灵签》江户刊本版片，（见《金刚山寺の版本》，元兴寺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笔者管见所及，目前日本京都比叡山延历寺、京都三千院、东京浅草寺等一些寺院流传的均是《天竺灵签》系统的签本，甚至有些神社也使用这种签本。有关《天竺灵签》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情况，笔者将另文探讨。

[5] 本篇跋文，均附在影印文之后，全文可参见《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一册，第301-3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

[6] 这两种《天竺灵签》，在《西谛藏书善本目录》中均有著录。

[7]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68页。

[8] 郑先生在他的《西谛书话》中也说到：“余所藏洪武板天竺灵签，其插图刻工之幼稚，似较之唐五代为尤甚。持以较宋刊原本，人物依稀犹是，而神情则全非矣“。

[9] 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之后，当年因郑先生出国途中不幸飞机失事，原定计划的编印工作遂告中辍。1983年台湾广文书局作作“仙佛灵异丛书”之一影印了《天竺灵签》。随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并增加了一些其它版画，分全四册印行，第一册中收入《天竺灵签》。

[10] 比如第二十四签，虽然宋版此签内容脱落，但据其它版本补遗可以知道，本签诗内容作“三女莫相逢，盟言说未通。门里心肝挂，缟素子重重“。此中的“三女”即“奸”字，“门里心肝挂”即“闷”字。再如，第四十七签“更望身前立，何期在晚成。若过重山去，财禄自相迎“，共中的”重山“即”出“字。第七十四签“蛇虎正交罗，牛生二尾多。交岁方成庆，上下不能和“，其中的”牛生二尾多“即”失“字。

[11] 参见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林国平《灵签渊源考》（《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论灵签的产生与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12] 本书在《四库四书》、《四部丛刊》以及《道藏》中均有收录。据传本书的秦末汉初时期黄石公授于张良的作品，但据余嘉锡先生《四库会书总目提要辩正》考证，本书乃东晋法味道人所撰。

[13] 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4] 文本脱落的现象并不罕见，仅以《梵天神策经》而言，我们对敦煌遗书斯01322号《灌顶经》卷十写本与大正藏本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少了两处八句，即“是人福力多，每每获神护。所求自如意，无不安稳度“四句与”得善无恶缘，戒神常拥护。梵天说神策，吉祥不相误“四句。

[15] CBETA电子佛典2014，T21，p.528c。

[16] “占察经二卷。右一部二卷，检群录无目，而经首题云“菩提登在外国译”，似近代出，妄注。今诸藏内并写流传，而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二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开皇十三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具状奏闻。勅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勅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106c）。

[17] 有关圆光的事迹主要见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三、朝鲜的《海东高僧传》卷二和《三国遗事》卷七等。此外，有关真表的事迹主要见《宋高僧传》卷十四与《三国遗事》卷四等。

[18] CBETA电子佛典2014，T17，p.919a。

[19] 如宋代智聪《圆觉经心镜》中说“书二十五名于签上，于佛前诚心祷之，乞求冥力加被，勿起少疑心。祈祷忏悔已，至于三七日，诚心深固为之，即非造次。然后信手抽签，不宜简择“。参见CBETA电子佛典2014，X10，p.415a。

[20] 明代智旭《梵纲经合注》中亦说“又出家人欲决疑虑，自有圆觉经拈取标记法，占察经掷三轮相法，及大灌顶经梵天神策百首，可依用之”。参见CBETA电子佛典2014，X38，p.679b。

[21] 参看《宋史》卷264，中华书局，1985年，第9116-9120页。

[22] 见林国平《论灵签的产生与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第87页）。该文中提到道教编造的灵签有十二真人签、吴真人签、北极真圣签。佛教编造的天竺灵签、上天竺观音签、大士签、定光佛签等。民间神庙设置的灵签有护国嘉济江东王庙签、使君庙签、张亚子庙签等。不过，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说的天竺灵签、上天竺观音签、大士签实际上是一种签的不同称呼而已，并没有三种不同的签。

[23]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26册，明文书局，1980年1月，第30页-第43页。

[24] 有关“天竺香市”的盛况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七有详细记载，可参看。

[25] CBETA电子佛典2014，X75，p.298b。

[26] 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318c。此条记录后来也被清代的弘赞《观音慈林集》转引。

[27] 参见志磐《佛祖统纪》卷47载：“四月上驻跸于会稽，天旱，诏道法师祷于圆通（寺在城内），即日雨至”（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424b）。

[28] 《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第867页。

[29]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256页。

[30] 本签宋版《天竺灵签》脱落，此根据日本现存的《元三大师百签钞》（宝永年间刻本）补。

[31] 西湖文献集成《西湖百咏》，杭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2页。

[32] 同上。

[33] 有“髹漆经笥”“黑钿香盒”“古铜牌”“白铜军持”“香炉”“花瓶”“铜烛台”“铜报钟”“铁磬”“巨钟”“云板”“铜塔”等。

[34]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26册，明文书局，1980年1月，第233页。

[35] “文”，宋版《天竺灵签》作“云”。

[36] “遇福亨迁”，宋版《天竺灵签》作“亨禄自还”。

[37] “纶”，宋版《天竺灵签》作“轮”。

[38] “透”，宋版《天竺灵签》作“生”。

[39] “涧”，宋版《天竺灵签》作“濶”。

[40] “风”，宋版《天竺灵签》作“逢”。

[41] “鱼”，宋版《天竺灵签》作“鳌”。

[42] “山”，宋版《天竺灵签》作“江”。

[43] “黑”，宋版《天竺灵签》作“白”。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古城，就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这次重要讲话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内涵深刻、思想精深、论述精辟，为新时代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引航指路。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2014年9月，在一份关于中国建筑文化缺失的相关材料上，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让我们的城市建筑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

“要增强城市宜居性，引导调控城市规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保护历史文化遗产。”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指出。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16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2016年，著名考古学家宿白、谢辰生、黄景略、张忠培致信习近平总书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通州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2017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2017年7月，鼓浪屿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我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丰富历史画卷。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更多精神营养。要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让优秀文物世代相传。”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

“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指出：“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强调。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0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2020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长三角区域城市开发建设早、旧城区多，改造任务很重，这件事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同时，不能一律大拆大建，要注意保护好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避免‘千城一面、万楼一貌’。”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要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要制定‘先考古、后出让’的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使用。要深刻汲取国内外重大文物灾害事故教训，督察落实主体责任，强化隐患整治，增强历史文化遗产防护能力。要加强执法督察，规范举报流程，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越是这样越要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在加强保护的前提下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现代生活气息，让古老城市焕发新的活力。”2020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

2020年1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扬州是个好地方，依水而建、缘水而兴、因水而美，是国家重要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共识和呼声。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

“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出。

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之心、尊崇之心。”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成效显著，革命文物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热情的独特价值持续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到地方考察，都要瞻仰对中国共产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从党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每次都是怀着崇敬之心去，带着许多感悟回。”习近平总书记说。

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对我们来讲，每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每来一次，都能受到一次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教育，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陕甘宁革命老区在我们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调研时指出：“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指出。

2019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史料和文物收集、整理、保护，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留下历史记忆。要抓紧把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资料收集好、历史文物保护好。要加强对史料的分类整理和系统化研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和展示五四运动史料。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提高专业化能力，多出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这里是中央苏区，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我这次到赣南，就直奔于都来了。我来这里也是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不要忘了我们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中部地区革命老区多，原中央苏区和湘鄂赣、鄂豫皖、太行等都是我们党历史上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我们要继续着力推动老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加快发展，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9年5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

2019年9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这次考察第一站就是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目的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英灵。”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我每次到革命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19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上海要把这些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主题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切实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要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

2020年7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四战四平只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战役。我们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艰苦卓绝的长征、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是革命烈士的鲜血铸就了革命成功，我们一定要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要让14亿人民、9000多万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很好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必胜信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2020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铭记伟大胜利捍卫和平正义——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

2021年3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工作力度，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发挥好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信心百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2021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深入开展红色资源专项调查，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保护工作，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护和集群保护等。”

2021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深化党史学习教育，赓续红色血脉。”

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文物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保护、管理好文物的同时，也要加强研究和利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

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

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

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值得倍加珍视、更好传承发展。”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1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指出：“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

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多样共存、互鉴共进、合作共享，加强文化交流，倡导文化平等，保护文化遗产，推动文化创新，加强文化合作，让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造福更多民众，让世界更加美好。”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时指出：“中共六大会址是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旧址，也是中俄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重要象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共六大这段历史，也十分珍惜中俄两国人民相互支持的历史。我们建立中共六大纪念馆，是要铭记历史，是要继承和发扬中俄传统友谊，促进两国世代友好。”

“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20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把中国同欧亚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元多样的，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中国坚持以平等对话精神同各国开展各领域交流对话，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13年11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开展的贺信中强调。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中法两国博物馆展示着各自民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多彩风貌。加强中法博物馆交流在两国文化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五家博物馆合作，将10幅法国传世油画精品展现给中国观众，有助于人们从法国绘画精品及中法绘画艺术的比照中领略艺术的神奇力量和两国人民对人文精神的不懈探索。”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为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名馆·名家·名作——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特展”题写的序言中指出。

“中国人民在2000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中法分别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两国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夯实中法关系的民意基础，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和法兰西文化交相辉映，有利于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2014年10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为法国国立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汉风——中国汉代文物展”题写的序言中指出。

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一带一路’延伸之处，是人文交流聚集活跃之地。民心交融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2016年6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和“扎洪”通讯社网站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中乌友好新华章》中指出：“我们要精心打造中乌民心相通工程，通过深化文化、教育、旅游、考古、地方合作提升中乌作为丝绸之路古国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2016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100多年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16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向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们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让世界各国博物馆的丰富馆藏都活起来，为共同保护文化多样性、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我们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合作办学水平。要发挥智库作用，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在文化、体育、卫生领域，要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务实项目。要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旅游产品和遗产保护。”

“面向未来，我们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卫生、减贫等领域合作，推动文明互鉴，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

“中印都是有着璀璨历史文化的国家，两国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印两国应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交流，共同致力于东方文明复兴，共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2018年4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时指出。

2018年7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指出：“中阿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中阿两大民族虽相隔遥远，却亲如一家。我们在古丝绸之路上‘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并肩奋斗、患难与共，在各自国家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互利合作，谱写了合作共赢的灿烂篇章。”“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上，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今天，我们要更多向对方汲取智慧和营养。”

“中方建议举行金砖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联盟联合巡展等活动，加强文化创意产业、旅游、地方城市等领域合作，讲述更多精彩动人的金砖故事，不断增进五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2018年7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指出。

2018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向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致贺信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这次年会以‘文化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有助于各方增进沟通、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我们愿同意方密切人文交流。作为两个拥有最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国家，中意拥有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双方要加强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鼓励两国文化机构和个人互办高水平文物和艺术展，联合拍摄影视作品，加强语言教学，促进人员往来，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作出新贡献。”2019年3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意大利《晚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东西交往传佳话中意友谊续新篇》中指出。

2019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时指出：“希腊是欧洲国家同中国开展互利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的典范。我们愿同希方保持高层交往，互尊互信，充分挖掘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推动文明对话，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吸引我的就是韵味不同的文明，如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庙、新加坡的圣淘沙、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卫城等。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我们愿同吉方扩大人文交流。朋友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双方要提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青年、媒体、联合考古等领域合作水平，让两国人民心更近、情更深。”2019年6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和“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的署名文章《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中指出。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辟了伟大的丝绸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华美乐章。两国先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在中亚这片广袤土地上，大唐玄奘、明朝陈诚都留下了友好足迹，索莫尼、鲁达基等塔吉克斯坦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也在中华大地传颂，粟特人多姿的身影成为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主角。历经千百年积淀，两国人民友谊如同巍峨屹立的帕米尔高原，不因风云变幻而动摇，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2019年6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和“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表的署名文章《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中指出，“我们要推进民心相通，深化语言教学、名著互译、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影视制作等方面合作，让中塔两个悠久文明在交流融汇中更加多彩。”

“中尼山水相连，世代友好。1600多年前，中国高僧法显、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国家，合作翻译了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中国唐代时，尼泊尔尺尊公主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高僧玄奘到访释迦牟尼诞生地兰毗尼并留下珍贵文字记录。元代时，尼泊尔著名工艺家阿尼哥率工匠来华，主持修建了北京妙应寺白塔等宏伟建筑。这些友好佳话，激励着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相知相亲、携手前行。”2019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尼泊尔《廓尔喀日报》、《新兴尼泊尔报》和《坎蒂普尔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将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推向新高度》中指出。

2019年10月11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金奈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指出：“泰米尔纳德邦同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自古同中国海上贸易联系密切，是古丝绸之路的海上货物中转站。中印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交流互鉴绵延至今。两国先辈们克服重重障碍，开展广泛交流，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发展和传播，双方均受益良多。中印人文交流大有潜力可挖。双方要以明年中印建交70周年为契机，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共同倡导和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交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更加持久的推动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办好2021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加强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2019年11月6日，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时指出。

2019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希腊《每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让古老文明的智慧照鉴未来》中指出：“我们要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办好雅典孔子学院和雅典中国文化中心，持续扩大两国人员交往，从两国悠久的文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滋养，做文明对话的表率。”

“今天的参观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使我加深了对古希腊文明的了解，感受到历史的震撼，也进一步认识到中希作为两大古老文明之间的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再次感谢总统先生以及希腊政府和人民对我的盛情款待。这次对希腊的访问，我感触良多，一言难尽。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今，展望未来，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开辟更加美好的明天。双方尤其要加强人文交流，倡导文明对话，为推动不同文明和国家包容互鉴、和谐共处，为促进世界和平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2019年11月12日，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时指出。

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守正创新，开辟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文物事业必将在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更大作用，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张 毅 袁新文 张 贺 王 珏)

《人民日报》（ 2022年03月20日 01 版）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求签，或者抽签，是一种非常普及的宗教仪式。 它主要以竹签为占具，并附四言、五言或七言的签诗，来进行决疑，预兆运势，判定吉凶。 它作为中国传统占卜文化的形式之一，在我国传统信仰中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之初虽然受到印度传统占卜文化的影响[1]，但佛教教义的基本态度则是把占卜视为一种“邪命”行为，加以排斥[2]。 然而，自佛教东传之后，它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广大民众的需要，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理论、制度、还是仪式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调整，其中对占卜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当前佛教内部对于求签的行为，因寺院、地域的不同，其态度也不尽一致，既有排斥者，也有默认和提倡者。 但无论如何，回顾中国佛教历史，古代寺院的确有过求签的现象，而且灵签种类繁多，在佛教文化传播与教化民众等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佛教寺院纳入灵签信仰，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特徴之一，对于研究中国信仰层面的佛教而言，是颇值重视的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所要探讨的《天竺灵签》是我们知道现存最早的一部佛教类灵签文本。 这里的“天竺”并非指印度，而是指杭州上天竺寺。 该寺的灵签起源甚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宋初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3]。 同时我们还知道，《天竺灵签》不仅在中国，甚至传播到了东亚地区，尤其在东瀛日本产生过广泛而重要的影响[4]。 应该说《天竺灵签》一书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灵签历史，以及为研究中国佛教的信仰形态与文化传播等方面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不过，由于本书内容除了签诗、解说等文字之外，还附有相当精美的插图，因此长期以来大家更注重它在中国版画史上的价值。 至于《天竺灵签》作为一部佛教类灵签的文本，有关它的起源背景以及在历史上的传播与影响等情况，则鲜为人知。 有鉴于此，正好借助本次会议的发表机会，拟就《天竺灵签》的文本情况、信仰起源、传播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天竺灵签》的发现与文本结构

《天竺灵签》原为郑振铎（1898-1958）先生所藏。 郑先生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与古籍收藏家。 他一生酷爱版画，收集了大量相关材料，《天竺灵签》即是其一。 对于此书，郑先生于1958年1月17日写过一篇“天竺灵签跋”[5]，据该跋文得知，1930年左右郑先生在北京先后购买到明版与宋版两种《天竺灵签》[6]。 明版出自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佛像的腹内（佛脏），经折装，上图下文，粗厚黄纸，两面印刷，最后有牌记：“洪武乙□岁在仲冬吉日刊∕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印行”。 “乙”后残一字，张秀民先生推测应为“乙丑”[7]，即洪武十八年（1385）。 而宋版是当时北京一家药店——九经堂一位姓刘的书贾出售给他的。 郑先生认为，明版的插图极为简率，人物线条粗糙、拙陋[8]。 相比之下，后来购得的宋版，虽然没有刊记，但通过文本形态可以推断它应该是南宋晚期出于福建或者杭州的刻本，版画技术相当成熟，比明版高明得多，不仅图型大，而且人物形象也颇生动活泼。 遗憾的是，这部宋版的印刷较晚，甚至其中有几幅是元人或明人的补版。 由于总体上宋版要比明版精美，保持着高度的艺术性。 因此，郑先生以宋版为底本用珂罗版影印，收入他自己所编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之中，于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9]。 宋、明两种原版《天竺灵签》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由于明版当年没有影印，因此目前比较容易看到的祇有宋版。

《天竺灵签》全一册，共一百签，现存宋版框高17.5cm，宽10.2cm，首尾残缺，仅存八十六签，即第五签至第二十二签，第二十五签至第九十二签。 现存最前的八签与最后的两签，下半部分均残损严重，有些已经完全看不到签诗文字。 中间脱落了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两签，不知何故。 现存第五签的签题正下方有阳文行书“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朱印，最后一签左下方也有阳文篆书“长乐郑氏∕藏书之印”，表明确是郑先生所藏。

现存宋版大部分均标题作“天竺灵签第○○”，按序号排列，唯独其中有两签标题作“天竺观音第七十五签”与“天竺观音第七十六签”。 审视这两签的文面形态，与其它签明显不同，祇有上图下文两部分，它把其中以下我们要介绍的“标解”部分，接在了“解曰”后面，而且加题签共有十行文字，与其它签九行文字的版面也有差异。 同时，这两签的插图与其它签相比，线条表现比较生硬、粗糙。 可以肯定，这两签不可能是宋代的原版，而是郑先生所说的元人或明人的补版。 此外，从第八十五签至第九十二签也有可能是后人的补版，因为这八签在整体风格上虽然与宋版接近，但插图部分人物线条单一，拙劣草率，显然不可与宋版相媲美。 “一般而言，”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但在《天竺灵签》的版画雕刻技术上，宋版却优胜于后来的元版和明版。 可见文化艺术未必是一味的向前发展，有时也会出现倒退的现象。

《天竺灵签》影印本 （左）

宋版《天竺灵签》插图 （右）

有关宋版《天竺灵签》的文本结构，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标解”部分，除了以上介绍的第七十五与第七十六两签之外，这一部分其它每签都位于最上方，三字为一行，文字较小。 关于标解的内容，比如第十三签作“求官吉、求财遂、孕生男、婚成、蚕熟、病安、移徙利、出往吉、公事吉、行人至、失物在、谋事成”。 通过这一标解内容可以知道，本签是属于吉签。 同时，通过这些内容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中都有哪些方面的祈求。 再如，第二十六签的标解作“求官迟、公事宜和、求财无。 孕生女、婚不成、蚕损、忌移动、出往不利、行人未至、失脱、口舌“，本签显然是凶多吉少，除了”公事宜和“之外，所求均不顺。 因此，这一签属于凶签。

第二“插图”部分，位于每签的中间。 有人物、动物、房屋以及山川景物等图像，图像线条粗细不一，人物、景物虽然大多模糊，但艺术表现力极其丰富。 这一部分内容历来受到版画研究者的重视，本书之所以被收入《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盖基于此。 其实，这些插图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根据以下介绍的第三部分“签诗”与“解曰”内容而刻画的，部分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同时每幅插图都蕴含有一些寓意。 比如，第三十三签插图，有一只鹿朝着一位官人走去，背上馱着一个有盖的盒子，此盒与“合”字谐音，寓示着抽签当事者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合格。 同时，鹿又与“禄”字谐音，表明将来会得到贵人相助。 与此相反，在第二十八签的插图中看到一鹿身首作两段的图像，此暗示着不祥之兆。 此外，我们在第三十九签的插图中还可以看到断绌之琴与破损之币，这分别预示将会离别或破财的可能。 总之，每幅插图的体裁与以下介绍的第三部分文字紧密关联，图文结合，寓意深刻，力图使人们可以更形象化地了解签诗的内容。

第三“签诗”与“解曰”部分。 这一部分大体是九行文字，前四行为五言四句的签诗，第五行开头有“解曰”二字，接着以“此卦”领起对签诗内容以及插图的寓意进行解说。 比如，第三十九签的内容作：

望用方心腹，

家乡被火灾。

忧危三五度，

由损断头财。

解曰：此卦所事萦心，舍宅灾厄，须经三五度，重重破财，那更琴绌又断，乃离别之兆也。 切宜低（提）防，作福保之。

本签属于不吉之签，主要是提醒问事者住宅方面可能会遭遇火灾，而导致破产和离别，如果想避灾趋吉，除了事前提防之外，还要进行祈福。 另外，我们在第六十一签中还看到如下签诗与解说的内容：

旧衍何日解，

户内保婵娟。

更逢11口，

遇鼠过牛边。

解曰：此卦门户不宁，阴小不安，卦中香炉上有十一口，乃吉字也。 须作福祈之，必有其吉，须得子丑月井，子丑人用也。

本签属于不吉之签，签诗第三句“十一口”，如“解曰”所说乃是“吉”字，这是一种以字迷的方式隐晦地表达某种意思，同样的方式在本书其它签诗中也多有运用[10]。 有关以上签诗的最后一句“遇鼠过牛边”，鼠、牛在十二地支中分别为“子”与“丑”，意指如果想要化凶逢吉，除了作福祈求之外，须得遇到属鼠或者属牛的人，即“解曰”所说的“子丑人”。 对于签诗部分我们还注意到，在五言四句中，二、四两句的最后一字虽有押韵，但不太讲究平仄。 签诗内容偏重于说理叙事，旨在加强签诗本身所具有的缄言内涵，使问事者能进一步推论和引证所求的事项，以便作出预防性的措施。 因此，这些签诗除了文学艺术性之外，更具有宗教意义上的功用。

除了以上三个部分，有些签的左侧或右侧还可以看到“病向香火保”（第33签）、“病向溪河□（保？ ）“（第34签）、”病向庙司保“（第37签）、”病向伤亡保“（第38签）、”病向太山五道保“（第39签）”病向星辰保“（第42、45签）、”病向土地保“（第44签）、”病向 “病向佛前保”（第48签）、“病向香火旺神保”（第65签）、“病向佛前保”（第68、71、88签）、“病向家先伤亡保佑（佑）”（第75签）、“病向社司保” （第81签）等字样。 这些内容显然是针对疾病者所设，为他们提供一种宗教学意义上的治疗方式与建议。 也许是基于疾病的多样性，各自祈求的对象并不一致，呈现出多元化的信仰现象。 总之，从签本的整体内容看，主要是关注疾病、科举、婚姻、求子、求财、讼讼等当时社会生活普遍存在而且关乎民众的切身问题。

宋版《天竺灵签》的作者以及刊刻者不明，签文本身也没有透露出任何一种宗教倾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唯独“天竺观音第七十五签”与“天竺观音第七十六签”两签的签题比较特别。 尽管这两签可能是元代或明代的补版，但根据这一签题可知，《天竺灵签》也可名为《天竺观音灵签》。 这里所谓的“天竺观音”，并非指印度观音，而是指杭州上天竺寺观音。 如后所述，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始于五代时期，宋代开始流行观音灵签。 由此看来，《天竺灵签》不仅属于佛教类灵签，而且最早可能是在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 明版《天竺灵签》之所以刊刻于杭州，与上天竺寺以及杭州周边地区流行的签本也许不无关系。 同时，对于郑先生提出的宋版《天竺灵签》可能出于福建或者杭州的观点，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也就是说，宋版《天竺灵签》实际上就是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观音灵签”文本。

二、《天竺灵签》信仰溯源

作为我国传统占卜文化形式之一的灵签，具体起源于何时，卫绍生、林国平等先生曾经有过探讨[11]，可惜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我们知道，中国的占卜文化历史悠久，至少从商殷时期就开始使用“骨卜”或“龟卜”等方法。 到了周代便以一种蓍的灵草，与《周易》的爻辞结合，作为占卜之用，这即所谓的“易筮”占卜法。 此外，我们还在屈原《楚辞》中看到“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 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的记载。 这里的琼茅系一种灵草，筳是小竹片，楚人以结草折竹来占卜称为篿。 也许受到这种以琼茅和筵作为占具的影响，秦汉以后，又出现了诸如探简、探札、探策等各种占卜方法，占卜用途逐渐扩大。 应该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占卜方法不断的发生变化，并且逐渐趋向简易化。 比如，西汉时期焦赣所著的《焦氏易林》就是一种简化占卜法的产物，他对《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解说，其中自撰的四言四句繇辞与后世的签诗相似。

此外，《灵棋经》[12]中所记载的占卜方式也比较简便，他的具体做法是：将十二枚棋子分为三组，上、中、下三段各四个，随意抛掷，根据棋形来定卦，再根据卦文，以测吉凶。 其中的“象曰”相当于《周易》的卦辞，是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也类似于后世的签诗。 不难想象，这些书籍对后代灵签的起源有着一定的影响。

然而，从佛教类灵签的发展角度看，在《天竺灵签》成书之前，有些经典已经明确谈到了一些简易的占卜方法，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梵天神策经》。

《梵天神策经》现收在《佛说灌顶经》（卷十）之中。 《佛说灌顶经》共有十二卷，现题为东晋帛尸梨蜜多罗译，可是在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中将它归入了“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 根据近年伍小劼博士的研究，实际上它是刘宋时期秣陵鹿野寺沙门慧简编著的一部伪经[13]。 此经开头记载，一次佛在因沙崛山（即耆阙崛山，又名灵鹫山）与千二百五十比丘、三万菩萨，为天龙八部说法，说法完毕之后，“梵王从座而起，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 我于众生，有微因缘，多归依者。 又见人民悉受苦恼，心中疑惑，不能决了。 今欲承佛威神之力，出梵天结愿一百偈颂，以为神策。 惟愿世尊，许可此事...... 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说卜经一百偈颂，以示万姓，决了狐疑，知人吉凶。 今以偈颂，而说卦曰“。 接着以偈颂的方式演说了占卜的内容。 需要一提的是，我们知道，佛教偈颂一般是以四句为一首，现存大正藏本《梵天神策经》的偈颂部分共有七百九十六句的五言偈颂。 如果按四句一首计算，则有14首。 如果按八句一首计算，则有<>首半。 无论如何，它都与它自己前文所说的“一百偈颂”不符。 对此，我们怀疑现存大正藏本《梵天神梵经》的偈颂部分可能脱落了两句[<>]。 总之，梵天说了偈颂之后，经文卷末还提到了神策方法，如下文云：

若四辈弟子，欲为人行此神策法时，当以竹帛书此上偈，以五色彩作囊盛之。 若欲卜时，探取三策，至于七策，审定无疑。 澡漱口齿，莫食酒肉及噉五辛。 出策之法不得过七人，后设探者，众事不中，不护人也[15]。

上文指出，如果要神策，则须把这些偈颂分别写在竹帛上，并将它放入五色的绢囊之中，占卜时从中可探取三到七策，占卜之前还要漱口、禁食酒、肉、五辛等。 并且出策的次数不得超过七人，因为超过七人就不中了。 这种神策方法，显然是受到早期探策法的影响，只不过它是站在佛教的角度于占卜前后多了一些要求和限制而已。 有趣的是，其中偈颂部分，除了一些佛教所提倡的供养三宝、求生净土、获得正觉、祈求功德之外，有许多是求仕官、财宝、子孙、疾病等羸合世俗愿望的内容，甚至还有代表和合的凤凰、代表吉祥的麒麟等动物，经文内容上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

从《梵天神策经》的内容与性质来看，无疑它就是一部佛教占卜类的伪经，而且有着非常强的实用性。 通过这一经典，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佛教内部已经开始流行探策的占卜法。 值得注意的是，该经在“而说卦曰”之后梵天说了一百偈，这意味着它有一百签或者说有一百卦。 同时写在布帛之上用于占卜的偈颂，与本文所要讨论的《天竺灵签》等签谱中附有签诗的方式也极其相似。 此外，据广方锪先生告知，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图书馆藏有一卷敦煌遗书《梵天神策经》的写本，并附有图画。 该写本目前笔者未见，如果属实的话，《梵天神策经》则图文并茂，与《天竺灵签》的文本更有了着类似之处。 无论如何，我们从《梵天神策经》中可以找到一些中国灵签，尤其是佛教类灵签的源头。

继《梵天神策经》之后，隋代出现了一部题为菩提灯三藏翻译的《占察善恶业报经》，该经上下两卷，是宣扬地藏菩萨信仰的经典，其中提到的“木轮占察法”（或称“占轮相法”）也是一种佛教类的占卜法。 他的方法是：将直径不到一寸的八角形木轮举手向两边扔掷，以它所表现的字型来判断业的善恶与深浅，以及现世的苦乐与吉凶。 其中根据不同的占卜方式又可分为十轮法、六轮法、三轮法。 十轮法是将十个木轮每个两侧都各写十善名与十恶名，即杀生与不杀生等。 占卜之前，须先礼拜、供养十方诸佛并发愿称名，而后手执十轮投掷于净物之上，如果善名向上则善，如果恶名向上则恶。 如果是恶的话，就须于地藏菩萨前求哀忏悔，灭罪除障。 六转法是用六个木轮来占卜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善恶。 三轮法是用三个木轮占卜身、口、意三业的善恶。

《占察善恶业报经》在隋代相当流行，根据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十二的记载，广州有一僧人还依此经创造了一种“塔忏法”，即以皮为材料作成两枚帖子，一帖写善字，另一帖写恶字，让人抛掷，得善者吉，得恶者凶。 同时，为了忏悔灭罪，他又推行了一种五体投地式的“自扑法”，可惜这种“自扑法”因男女合杂，后来被人告发到广州官司，最终隋焬帝在徴得法经僧人的意见之后，勅令禁断，不予流行[16]。 因此之故，这种占察法几乎在汉地断绝。 不过，它后来反而由入唐求法的新罗高僧圆光、真表等人传到了朝鲜半岛[17]，在朝鲜半岛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降至唐代，佛陀多陀翻译的《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中还可以看到一种二十五轮标记法，其经文云“善男子！ 是名菩萨二十五轮，一切菩萨修行如是。 若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轮者，当持梵行，寂静思惟，求哀忏悔，经三七日。 于二十五轮各安标记，至心求哀，随手结取，依结开示，便知顿渐，一念疑悔，即不成就“[18]。 二十五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三轮，单修三观; 第二阶段三七二十一轮，互修三观; 第三阶段一轮，圆修三观。 显然，这些占卜法结合的修行理论，以单修、渐修、圆修（顿修）为次第，具体做法是将二十五轮的名字书于签上，并置佛前，经过二十一天的诚心祈祷忏悔，然后信手抽签，以决修行上的疑问[19]。

以上三种经典所提倡占卜法都是南北朝、隋唐时期佛部内部使用决疑方法[20]。 此后，唐末五代高僧永明延寿也曾实践过一种非常简易的占卜法。 据宋代宗晓《乐邦文类》卷三“永明智觉禅师传”记载，永明延寿早年在天台国清寺修行时，由于他对自己学净还是学禅的选择难以自决，为此他自己作了两个纸阄，一个写“一心禅定”，另一个写“万善生净土”。 最后通过七次占卜，得了“万善生净土”阄，于是决意专修净业。 这种拈阄法实际也是占卜法之一。 类似的这种方法，宋代以后佛教内部依然使用，有时还用于争讼事件以及选择寺院住持的争议当中。 这种方法虽然与灵签的文化意蕴相同，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但相对于灵签而言，方式太过简单，使用范围似乎不广。

那么在佛前或神前设签，并以签诗的方式进行决疑的作法到底始于何时呢？ 有关这一点，宋代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三中有一则记载：

卢多逊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携就云阳观，小学时与群儿诵书，废坛上有古签一筒，竞为袖取为戏，时多逊尚未识字，得一签，归示其父，词曰“身出中书堂，须因天水白。 登仙五十二，终为蓬莱客“。 父见颇喜，以为吉签。 迨后作相，及其败也。 始国遣堂吏赵白阴与秦王廷美边谋，事暴，遂南窜。 年五十二卒于朱崖。 签中之语，一字不差。

卢多逊，《宋史》卷二六四有传，为五代宋初时人，后周显德初举进士，累官至吏部侍郞、兵部尚书等。 后因遣堂吏赵白勾结秦王廷美之事暴露，举家被宋太宗流放到了崖州（今海南省），雍熙二年（985）卒于流所，年五十二[21]。 上述事迹与传记资料基本吻合，值得信从。 依上述有关抽签部分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从五代时期开始，已经有相当成熟而规范的灵签占卜方式，并采用了签筒，同时使用五言四句的签诗来解读吉凶。 当然，卢多逊具体所抽的是什么灵签我们不知道，但属于道教类的灵签是可以肯定的。

根据林国平先生的研究[22]，宋代灵签文本的种类比较丰富，签诗方面既有五言，也有七言，还是四言。 而且，灵签的信仰对象不仅限于孺妇小孩，甚至像苏东坡、陆游这样的大文豪也参与了抽签活动。 不过，宋代的灵签大多流行于道观或设在神庙的地方供人占取，像《天竺灵签》这样流行于佛教寺院的灵签则比较罕见。

如前所述，《天竺灵签》虽然又可名为《天竺观音灵签》，但从签本内容来看，与观音菩萨的相关经典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它为什么要冠以“观音灵签”之名呢？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观音菩萨像前设签占取，以祈得灵验的目的有关。 换句话说，也就是与观音信仰有关。 因此，要谈《天竺灵签》的起源背景，还必须了解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

杭州上天竺寺，又称法喜寺，与中天竺、下天竺又并称为三天竺寺。 该寺创建之初，就与观音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后晋天福四年（939）有高僧道翊于此结庐，突然看到西峰前涧中发光，挖掘之后得到一根奇木，高有数尺，便命当时名工孔仁谦根据木头的形质雕造了一尊观音大士像，雕成之后，妙相庄严，白光焕发。 此后，后汉干祐年间（954年）又有僧从勲从洛阳来，携带一颗古佛舍利，纳于观音大士顶相之间，随即顶相放心，感得灵异。 从此以后，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逐渐得到广大群众的崇信。 关于上天竺寺的观音灵感事迹，明代释广宾撰《杭州上天竺讲寺志》（共十五卷）卷一中专门辟有“灵感录”一门，按时代先后列举了不少典型的例子，可以参看[23]。 从其中所列的事迹来看，上天竺观音信仰最初多以托梦的形式来决断疑虑及预兆未来。 从北宋开始，除了梦兆之外，在“祈雨”或“祈晴”方面而感得灵异的事迹渐多。 故而到了宋嘉祐年间（1056-1063）把原来的“天竺看经院”改为了“灵感观音院”，进一步确定了上天竺观音的信仰地位。 降至南宋，上天竺寺作为圣节（皇帝生日）、祝圣、国忌、祈雨、祈晴、祈雪、祈蝗等各种国家祭祀的祈祷场所，受到南宋朝廷的极大拥护。 宋孝宗与宋理宗分别撰有“天竺灵感观音大士赞”，孝宗并下赐改院为寺，名曰“上天竺天台教寺”，理宗又御书其额，并建有“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殿”。 总的来说，宋室南迁之后，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上至朝廷，下到庶民，渗透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实际上，从两宋到明清，上天竺寺观音还通过“迎请”的方式，请到杭州城内的梵天寺、法惠寺、海会寺等寺院进行各种祈祷，病疫雨晴，祷之必应。 随着时代的推移，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越来越兴盛，以致后来出现了所谓“天竺香市”的朝山盛况[24]。

综上所述，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梵天神策经》、隋代出现的《占察善恶业报经》与《天竺灵签》之间虽然看不出有直接的关系，但中国佛教采用类似于后来灵签的方式来占人善恶、吉凶的方法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当然，《天竺灵签》之所以在杭州上天竺寺流行开来，除了受到中国传统占卜文化的影响之外，与杭州上天竺寺的观音信仰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况且，有宋一代各类灵签的占卜法已相当流行，佛教为了适应广大信众的需求，将灵签纳入佛教寺院，不啻是摄受信众的方便法门之一。

三、有关《天竺灵签》的史料记录

有关《天竺灵签》的记载散见于各种史料，最早见于佛教史籍的应该是宋代宗鉴集的《释门正统》，该书卷三“塔庙志”中记载：

又有菩萨一百签，及越之圆通一百三十签，以决群迷，吉凶祸福。 祷之诚者，纤毫不差。 叙其事者，谓是菩萨化身所撰。 理或然也，或依倣而作，则多名目。 但以菩萨迹示等觉、正遍知，不思议神力挟之，则或验，或不验，可见矣！ [25]

仅根据上述内容不太容易看出其中有提到《天竺灵签》，所幸这条材料后被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所转引，表述有所不同，请看下文：

大士签：天竺百签，越圆通百三十签，以决吉凶，其应如响，相传是大士化身所述（释门正统）。 [26]

根据志磐的转述，前文所说的“菩萨一百签”，实际上就是指《天竺灵签》。 因为此签相传是观音大士所述，故又称为“大士签”，同时称为“大士签”的还有越之圆通一百三士签。 越之圆通我们推测是绍兴圆通寺[27]，该寺名称即源于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表明该寺同样是观音信仰的道场。 以上两则材料告诉我们南宋时期流行的观音灵签至少有两种内容不同的版本，一种是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百签，即《天竺灵签》; 另一种是绍兴圆通寺使用的一百三十签。 可惜后者现已亡佚，具体内容不明。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在南宋禅僧物初大观文集《物初贲语》卷二十中看到一篇“化开观音签疏”，这里的“观音签”是否指《天竺灵签》不得而知，但观音签在南宋开板并流行是无庸质疑的。

除佛教史籍外，现存外典史料中最早谈到《天竺灵签》的可能是南宋洪迈的《夷坚志》，该书卷九十四“上竺观音”条云：

绍兴二年，两浙进士类试于临安，湖州谈谊与乡友七人谒上天竺观音祈梦，谊梦人以二楪贮六茄为馈，恶之。 惟徐扬梦食巨蟹甚美。 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语及海物黄甲者，扬问其状曰：视蝤蛑差小，而比螃蟹为大。 扬窃喜，乃以梦告人，以为必中黄甲之兆。 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扬独登科。 后二年，谊复与周元特操赴漕司举，又同诣寺，前一夕，周梦与诸人同登殿，谊先抽签，三反而三不吉，余以次请祷，周立于后曰：“所以来？ 唯欲求梦尔，何以签为？ “众强之，方诣笥下，遇妇人披发如新沐者，从佛背趋出，谓其贵家人，急避之，遂寤。 明晨入寺，谊所启三签，果不吉，余或吉或否。 周但焚香再拜，愿得梦，是夜梦乡人徐广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己为中等第一人，已而贺客四集，有道士在焉。 明年七月省试罢，还吴兴待牓，他日阏市，闻呼于后曰：“元特，奉贺！ 奉贺！” 回顾，乃徐广之也。 云：“适过郡门，见揭试贴司牓内一人，与君姓名同，聊相戏耳。 “周方谯责之，则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门入矣。 “遂相与散，周及家而报至。 次日，数客来贺，一道士俨然其中，周曰：“与君不相识，何以辱顾我？ “道士笑曰：”君岂忘之邪，去年君过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实然，故来贺，以印吾术，非有所求也。 “遽辞去，沉思其人，乃开元寺卖卜者。 始验昨梦，无少不合。 周果居中等，虽非首选，而于吴兴为第一人。 夫广之之戏谈，黄冠之旅贺，皆偶然细事也，而梦寐魄兆，已先见于旬月之前，人生万事不素定乎。 元特说。 [28]

上文主要讲述了湖州人谈谊与乡友徐扬、周元特等人为了事先知道科举考试的结果，于绍兴二年（1132）、绍兴四年（1134）先后到杭州上天竺寺祈梦与抽签的经过。 其中谈谊抽了三次签，三次都不吉，其他人或吉或凶。 上文的内容是由亲身经历者周元特口述的，应该说可信度较高。 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至少从南宋初开始上天竺寺就已经流行抽签，并且为科举考试者所占卜。 实际上，现存宋版《天竺灵签》中确实有一些是为求取功名而设的，即“标解”部分所说的“求官吉”与“求官迟”，比如第十二签、第二十签、第三十三签、第五十五签、第七十三签等都是求取功名的吉签，第七十三签还明确说“进士占之，必获文书之喜，必登第”。 相反，第六十六签、第七十七签、第八十三签、第八十八签等均属于求取功名方面的不利之签。 不过，面对同一签文由于解说者以及理解的角度不同，吉凶性质则截然有别，如宋代周密《癸辛杂识》“银瓶娘子签”条云：

太学忠文庙，相传为岳武穆王并祠所谓银瓶娘子者，其签文与天竺一同。 如“门里心肝卦”，私试得之必中，盖私试摘于中门内故也。 如“飞鸿落羽毛”，解试得之者必中，以鸿中箭则羽毛落。 [29]

上文所说的岳武穆王，即北宋末期的抗金名将岳飞，而银瓶娘子是岳飞最小的女儿。 因其父岳飞受诬死于狱中而她上书申冤无门，遂抱银瓶投井而死。 因此后人便在她的故宅旁边立祠纪念她。 根据上文，南宋临安的大学忠文庙内有武穆王祠，并祀银瓶娘子，而且还设有供那些科举人员占卜的灵签。 有趣的是，其签文与杭州上天竺寺的灵签相同，即与《天竺灵签》相同，并举例了两句签诗，一句是“门里心肝卦”，此句在《天竺灵签》中属于第二十四签，签诗全文是：

三女莫相逢，

盟言说未通。

门里心肝卦，

缟素子重重[30]。

“三女莫相逢”说的是“奸”字，“门里心肝卦”说的是“闷”字，本签在《天竺灵签》的解说中属于凶签。 此外，前文另引 “飞鸿落羽毛”一句是《天竺灵签》的第六十六签，签诗全文是：

水滞少波涛，

飞鸿落羽毛。

重忧心绪乱，

闲事惹风骚。

在《天竺灵签》中对于本签的解说与上签一样，也是劝导人们少与妇人交涉，免惹是非，且明确表示本签“于文书中约绞不利”，属于科举方面的凶签。 然而，上述两签在《癸辛杂识》中均解释成了吉签，对于“门里心肝卦”一句，暗示榜上有名。 对于“飞鸿落羽毛”一句，暗示可以中举，所谓飞鸿落毛必是中箭之故。 《癸辛杂识》对于这两句的解释也许是为了安抚考生的心理，而作了权宜之说，但无论如何，从《癸辛杂识》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南宋时期《天竺灵签》并不限于上天竺寺，也不限于寺院，甚至在一般神庙中也有流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此外，有关《天竺灵签》的记载也见于南宋诗歌，董嗣杲《西湖百咏》即有一首咏赞“天竺观音”的律诗，其词曰：

木异难侪众木淹，

刻成慈相孔仁谦。

真珠璎珞鸳鸯殿，

白玉屏风翡翠帘。

晴雨祷祈随感召，

香灯炽盛极庄严。

镇山寳聚田庐广，

灵贻弥彰一百簸。 [31]

本诗吟诵了上天竺观音信仰的来源以及它的感应事迹，诗文最后所说的“一百签”可以肯定就是指《天竺灵签》。 对于本诗明代陈贽和曾经也步韵一首，并录如下：

上竺来逰竟日淹，

南能留客礼尤谦。

香雕端妙龛中相，

珠结玲珑殿内帘。

士庶乞灵咸敬礼，

神天䕶法极威严。

少年早有青云志，

求得观音第一簸。 [32]

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陈贽和本人曾经去过上天竺寺，并求得观音第一签。 《天竺灵签》的第一签是以“七宝浮图塔”为首句，属于大吉之签。 陈贽和所抽的观音签，也可以肯定是《天竺灵签》。

宋代以后，直接与《天竺灵签》有关的记载不多，我们查阅了明代释广宾撰《杭州上天竺讲寺志》以及清代管庭芬所编的《天竺山志》等资料，只有在《杭州上天竺讲寺》中找到一条签筒的材料，即该书卷九“规制品·供具”一节中记载了灵感大士殿内备置的各种供具[33]，其中有“铜签筒一对（每约二百斤，太监刘舍，洪武十五年住持妙修承领，今废其一）”的记述[ 34]。 据此可知，明代上天竺寺灵感大士殿内曾有一对洪武十五年（1382）由姓刘的太监施舍的签筒，每个签筒重达两百斤，可惜在广宾撰述寺志时只剩下一个。 据前节所述可知，签筒的起源甚早，至少从五代时期开始就已经有了，它一般是供当事者抽签时所用。 上述明代上天竺寺灵感大士殿内所设的签筒重达两百斤，显然是一种作功德的供具或供品而已。 不过，通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直至明代上天竺寺的《天竺灵签》信仰还相当流行，以致宫内的宦官都布施签筒。

四、《天竺灵签》对后世观音灵签的影响

历史上具体流传过多少种观音灵签，迄今为止还没有统计过。 据笔者管见所及，现在流通和使用最广的观音灵签应该是以“开元开地作良缘”或“开天辟地作良缘”为首句的一百签，或者是以七言四句为主的六十签。 不过，这些观音灵签均与《天竺灵签》没有多大关系。 虽则如此，这并非意味着《天竺灵签》对后世的观音灵签没有产生过影响。 实际上，明代以后，《天竺灵签》依然继续流传，只是在文本形态与文本内容方面发生了一定变化。 以下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两种与《天竺灵签》有关的灵签加以介绍，以示《天竺灵签》在后世流传过程的文本演变与影响之一斑。

第一种是清代杭州上天竺寺使用的《观音灵签》刻本，该刻本是浙江上虞县一位私人藏品，现仅存七签，即从第五十三签至第五十九签。 每签仅有文字，没有图画。 先将现存的每签文字移录如下（△表示难以辩识之字）：

【第五十三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三签 大吉 信士 敬刊

久困渐能安，文[35]书降印权。

残花终结实，时遇福亨迁[36]。

注解：久困复苏，残花结实，主财源发达。

独守贫居数一年，如今跨马去朝天。

士人科举登金榜，应得声名四海传。 张良

家宅吉，住基安，交易有益，婚姻利，官事有△，求名利，求财利，成事成，散事散，出行大吉，置货有利，脱货有利，行人回，失物戌日，六畜阻，占孕生子，六甲△日，蚕花十分，迁移吉，文书动，田财十分，种作有利，起造兴，开店吉，走失见，占雨有，占晴晴，捕捉作急，养鱼有利，造船吉，医人有效，占坟吉，病人犯南方五道先祖不安外姓求食△之吉。

【第五十四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四签 下下 信女 敬刊

身同意不同，月蚀暗长空。

纶[37]虽常有手，鱼水未相逢。

注解：卦刀遇不遇之象，求名利者，宜改图勿守旧。

新而真人喜笑谈，谁知心地隔千山。

崧然尾犹欢娱处，花开花落两三番。 苏武

家宅不吉，住基平，交易不成，婚姻不成，官事破才，求名未遂，求财不利，成事不成，散事散，出行无益，置货不宜，脱货不脱，行人未至，六畜有损，失物急寻，占孕女，六甲十分，蚕花半收，迁移口舌，文书未，田财半收，种作有损，起造不好，开店无利，走失难见，占雨有，占晴未，捕捉不见，养鱼不利，船作不利，医人无效，占坟吹， 病人犯土神灶司旧愿未了祖先求食退寅午戌日吉。

【第五十五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五签 中平 信士 敬刊

云散月重明，天书得志诚。

虽然多阻滞，花发再重荣。

注解：月暗重明，忧散喜人之兆。 花发再荣，厚利之吉。

病者无妨不用忧，劝君切莫皱石头。

农人若问今年事，管理今年大丰收。 刘秀

家宅安，住基顺，交易人阻，婚姻难成，官事破财，求名迟好，求财迟好，成事难成，散事散，出行有阻，置货后利，脱货难脱，行人未回，失物东北，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月半，蚕花 半收，迁移有，文书动，田财半收，种作薄，起造后益，开店守旧，走失东北，占雨无，占晴晴，捕捉难见，养鱼无利，造船中，医人有效，占坟丁向，病人星辰不顺禳吉。

【第五十六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六签 大吉 信士 敬刊

透[38]涯喜复忧，未老先白头。

劳心千百度，方遇贵人留。

注解：先历艰辛而后得，享富贵也。

半凶半吉事堪嗟，莫道时乖运亦乖。

行到水穷山尽处，事方成就放宽怀。 苏东坡

家宅得财，住基顺，交易得贵，婚姻成，官事后吉，求名后吉，求财十分，成事成，散事散，出行吉，置货有利，脱货有利，行人即回，失物失，六畜防损，占孕子，六甲寅午，蚕花十分，迁移有喜，文书动，田财十分，种作有利，起造后吉，开店守，走失不失，占雨无，占晴未，捕捉见，养鱼有利，造船有益，医人有效，占坟戌向，病人犯南方伤才△谢之吉。

【第五十七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七签下下信士敬刊

欲渡长江涧[39]，波深未息流。

前津风[40]浪静，重整钓鱼[41]钏。

注解：乃有待而为之象，占此不可造次猛勇。

去个人儿进个人，求谋如是一天云。

多成多破却有成，破了重来却又成。 韩信

家宅防灾，住基不利，交易难成，婚姻重吉，官事无尾，求名难成，求财少成，成事难成，散事未散，出行欠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未，失物难寻，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有灾 ，蚕花半收，迁移迟，文书不动，田财半收，种作半收，起造宜过，开店无利，走失难守，占雨未，占晴△，捕捉难得，养鱼利少，造船宜迟，医人有效，占坟吉，病人犯水边伤亡谢吉。

【第五十八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八签下下信女 敬刊

有径山[42]河隔，车行峻岭危。

亦防多进退，犹恐小人亏。

注解：主有阻隔，并小人窥视之象。

劳心费力未成功，花正开时又遇风。

欲向外边成事业，番来复去一场空。 孙权

家宅不安，住基防灾，交易不成，婚姻不成，官事有鬼，求名不遂，求财少成，成事不成，散事不散，出行不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有阻，失物西方，六畜有损，占孕女，六甲有京，蚕花六分，迁移防灾，文书未，田财五分，种作半收，起造不利，开店附利，走失西方，占雨无，占晴有，捕捉难见，养鱼无利，造船不利，医人无效，占坟不吉， 病人犯东方血光伤亡宜保福吉。

【第五十九签】

上天竺

观音灵签第五十九签下下信士敬刊

去住心无定，行藏亦未宁。

一轮清皎洁，却被黑[43]云乘。

注解：主人心事不定，进退未决，忧滞之象也。

几番忧去几番来，怀抱如何得放开。

久病至今今未起，门前又见说官灾。 吕纯阳

家宅不安，住基欠利，交易不成，婚姻不合，官事不胜，求名不遂，求财难得，成事未定，散事未，出行不利，置货无利，脱货难脱，行人有信，失物难觅，六畜有损，占孕有失，六甲△，蚕花半收，迁移不好，文书有阻，田财无利，种作有损，起造不利，开店不好，走失不见，占雨有，占晴未，捕捉不见，养鱼无利，造船不美，医人无，占坟不好， 病人在△方水阳祖先求食宜△过申子日吉。

清代杭州上天竺寺版《观音灵签》

每签四周有边框，最上方均有横书“上天竺”三字，表明是上天竺寺的灵签。 “其余文字均从右到左书写，每签签题均作”观音灵签第○○签“，每签的签题下方有吉凶等级的判定，现存部分有”大吉“”中平“”下下“三等。 之后接着是出资刊刻灵签的信士、信女，不过没有写明姓氏。 随后根据内容大体可为分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五言四句签诗”。 这一部分基本上录自《天竺灵签》，不过，如脚注所示，个别文字与宋版签诗稍有不同。

第二“注解”。 这一部分相当与《天竺灵签》的“解曰”，只是清代刻本文字相对比较简练。

第三“七言四句签诗”，诗后分别还有“张良”“苏武”“刘秀”“苏东坡”“韩信”“孙权”“吕纯阳”等历史名人的名字，企图说明这些诗文是他们的作品。 实际上都是假托。 这一部分不见于《天竺灵签》，具体摘自何处，待考。

第四“吉凶解说”，这一部分相当于《天竺灵签》的“标解”，但比“标解”文字要详细和复杂得多，反映了当时人们生活的各种祈求内容。

这种《观音灵签》原来应有一百签，遗憾的是，现存内容不全。 不过，仅根据这现存的七签内容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杭州上天竺寺自明代以后依然有抽签，只是使用的签本已不是《天竺灵签》，而是根据《天竺灵签》改编的另一种观音签本。

第二种与《天竺灵签》有关的签本是笔者近期通过孔夫子旧书网在辽宁大连一家书店购得的[44]。 该签本是1995年由耿庆喜（不知何许人）整理，于1996年元月印制的。 现存内容完整，封面题有“西明寺 观世音灵箴”字样。 但它不是一百签，而是一百零八签。 有趣的是，至第一百签为止，内容大致与《天竺灵签》对应，为了方便说明，兹录以下三签加以对照。

从上表的对照可知，有关签诗两者之间除了第七十八签下线所示部分的显然差异之外，其余仅是个别文字不同而已。 至于两者的“解曰”部分，有些文字虽然表述不一，但内容大体可以对应。 而《观世音灵箴》的“圣意”即相当于《天竺灵签》的“标解”部分，两者内容大同小异。

通览《观世音灵箴》全文，除了从一百零一签至一百零八签来源不明之外，至一百签为止实际上是承袭《天竺灵签》而来，或者说是《天竺灵签》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演化出来的产物。 根据《观世音灵箴》整理者耿庆喜交待，该签本是“公元一九九五年正月重抄，几经传录，难免与原本有误，望猜测之”。 这里所说的原本不知何指，该签本封面所题的“西明寺”也不知指哪个地域的寺院。 不过，从该签本被东北大连一家书店所得来看，或许是流传于我国东北地区。 其实，郑先生原藏的宋版和明版《天竺灵签》也都购自北京，而且明版还是北京法源寺佛教内腹的藏品。 由此可知，《天竺灵签》虽然起源和刊刻于南方，但它的流传地域非常广泛。

此外，附带一提的是，笔者近日在收集灵签文本过程中，于孔夫子旧书网上还看到温州乐清一家书店藏有一部题为《琅山灵签》的签本，共一百签，网页附有第二签、第十七签、第八十签和第八十三签等四张签诗。 可惜订购之后，店主回复说，该签本已不知去向。 不过，从网上所附的几张图影可以知道，该签本的百签实际上就是《天竺灵签》的签诗，而它的“注曰”与“吉凶解说”部分与前面介绍的清代上天竺寺的《观音灵签》极其相似。 同时，该本卷前有两篇序言，其中一篇署名为“狼山麓逸人士谨识”，并且还录有“僧伽和尚欲入涅槃说六度经”的经文，卷末有抽签时应该注意的事项，最后署印制时间是“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为1936年印制的签本。 据店主告知，该签本从南京购得。 因此，其中所说的“狼山”，可能是指江苏南通狼山，甚至我们怀疑《琅山灵签》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狼山灵签》。 我们知道，江苏狼山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山上有广教寺，此灵签或许就是该寺院的签本。 总之，《狼山灵签》的存在说明了《天竺灵签》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虽然没有称之为观音灵签，但实际内容与《天竺灵签》密切相关。

当然，《天竺灵签》对后世签本的影响远不只以上所提到的部分，我们还应该注意它对道教类签本的交涉，比如，《玄真灵应宝签》第九签中有“十一口相扶，相承百事如”签诗，其中的“十一口”指的就是“吉”字，同样事例可见于《天竺灵签》的第六十一签。 还有《玄真灵应宝签》第十签中有“三女已消亡，忧情自渺茫”签诗，其中“三女”指的就是“奸”字，同样事例亦见于《天竺灵签》的第二十四签。 再者成书于南宋的《护国嘉济江东王灵签》，如第一签即有“功名遂、福禄全、讼得理、病即痊、桑麻熟、婚姻圆、孕生子、行人还”等字样，这与《天竺灵签》的“标解”几乎一致。 凡此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作比较研究。

附记：2014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上海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主办“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即为其参会论文。 会后，由于种种原因，该会议论文集迟迟未能出版，所以率先将本文收入我自己的论文集《佛教文献论稿》，并于2017年4月公开出版。 今年8月，上述会议论文集——侯冲主编《经典、仪式与民间信仰》，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本文内容即见于该书第183-204页。 如此一来，同样一文分别见于上述两书之中，特此说明，望诸者谅察！

此外，本文公开发表后，我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一部民国时期出版的《上天竺观音大士签》，其内容基本是承袭本文讨论的《天竺灵签》而来，但又有所增删，由此可知《天竺灵签》对后世的影响程度，实可补充说明本文最后讨论的一节内容。 但是，因时间关系，未及补入，故并记于此，期待今后能予以进一步考察。

注释 ：

[1] 古代印度的占卜术相当盛行，甚至还有一批专门以占相、占卜为职业的婆罗门。 此外，印度还有一种习俗，新生婴儿还要让婆罗门相师占相与取名字。 据说，悉达多太子刚出生时曾经也请过阿私陀仙人给他占相，当时就预言说，如果在家可以作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当成法轮圣王。

[2] 比如，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327卷“为净命故，不行咒术、医药、占卜诸邪命事”（见2014CBETA《大正藏》第6册，第674页中栏）。 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第35卷“菩萨住于正道，不行占卜，不取恶戒”（ 见2014CBETA《大正藏》第10册，第185页中栏）等。

[3] 笔者最早于2002年去过上天竺寺，寺内已经没有抽签了。 近年来，笔者又去过上天竺寺多次，询问该寺僧人，他们已不太了解甚至也不太关心本寺的灵签历史。

[4] 根据日本岩手县净法寺町天台寺所遗留下来的签筒铭文（该铭文见中村公一《一番大吉》，大修馆书店，1999年12月。 第218至219页），《天竺灵签》至少在日本应永十六年（1409）之前就已传到了日本。 此后，该签在日本流传甚广，尤其对比叡山元三大师的信仰产生过极大的影响，目前在日本流行的《元三大师百签》实际上依据的就是《天竺灵签》，《元三大师百签》也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出版的。 相关材料还有《元三大师百签抄》、《元三大师御阄钞大全》、《元三大师百签和解》、《元三大师御阄之记》、《元三大师御阄详解》、《元三大师御阄笺》、《元三大师御阄诸抄》等著作。 此外，日本还流传有《天竺灵感观音签颂百首》以及一些相关的《观音签注》。 另，日本奈良金刚山寺还收藏有附和解的《天竺灵签》江户刊本版片，（见《金刚山寺の版本》，元兴寺文化财研究所，2010年）。 笔者管见所及，目前日本京都比叡山延历寺、京都三千院、东京浅草寺等一些寺院流传的均是《天竺灵签》系统的签本，甚至有些神社也使用这种签本。 有关《天竺灵签》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情况，笔者将另文探讨。

[5] 本篇跋文，均附在影印文之后，全文可参见《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第一册，第301-3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

[6] 这两种《天竺灵签》，在《西谛藏书善本目录》中均有著录。

[7] 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68页。

[8] 郑先生在他的《西谛书话》中也说到：“余所藏洪武板天竺灵签，其插图刻工之幼稚，似较之唐五代为尤甚。 持以较宋刊原本，人物依稀犹是，而神情则全非矣“。

[9] 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之后，当年因郑先生出国途中不幸飞机失事，原定计划的编印工作遂告中辍。 1983年台湾广文书局作作“仙佛灵异丛书”之一影印了《天竺灵签》。 随后，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并增加了一些其它版画，分全四册印行，第一册中收入《天竺灵签》。

[10] 比如第二十四签，虽然宋版此签内容脱落，但据其它版本补遗可以知道，本签诗内容作“三女莫相逢，盟言说未通。 门里心肝挂，缟素子重重“。 此中的“三女”即“奸”字，“门里心肝挂”即“闷”字。 再如，第四十七签“更望身前立，何期在晚成。 若过重山去，财禄自相迎“，共中的”重山“即”出“字。 第七十四签“蛇虎正交罗，牛生二尾多。 交岁方成庆，上下不能和“，其中的”牛生二尾多“即”失“字。

[11] 参见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林国平《灵签渊源考》（《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论灵签的产生与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

[12] 本书在《四库四书》、《四部丛刊》以及《道藏》中均有收录。 据传本书的秦末汉初时期黄石公授于张良的作品，但据余嘉锡先生《四库会书总目提要辩正》考证，本书乃东晋法味道人所撰。

[13] 伍小劼《〈大灌顶经〉研究——以〈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4] 文本脱落的现象并不罕见，仅以《梵天神策经》而言，我们对敦煌遗书斯01322号《灌顶经》卷十写本与大正藏本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少了两处八句，即“是人福力多，每每获神护。 所求自如意，无不安稳度“四句与”得善无恶缘，戒神常拥护。 梵天说神策，吉祥不相误“四句。

[15] CBETA电子佛典2014，T21，p.528c。

[16] “占察经二卷。 右一部二卷，检群录无目，而经首题云“菩提登在外国译”，似近代出，妄注。 今诸藏内并写流传，而广州有一僧行塔忏法，以皮作二枚帖子，一书善字，一书恶字，令人掷之，得善者好，得恶者不好。 又行自扑法，以为灭罪。 而男女合杂，青州亦有一居士，同行此法。 开皇十三年，有人告广州官司云。 其是妖，官司推问，其人引证云：塔忏法依占察经，自扑法依诸经中五体投地，如太山崩。 广州司马郭谊来京，向岐州具状奏闻。 勅不信占察经道理，令内史侍郎李元操共郭谊，就宝昌寺问诸大德法经等。 报云：占察经目录无名及译处，塔忏法与众经复异，不可依行。 勅云：诸如此者不须流行“（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106c）。

[17] 有关圆光的事迹主要见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三、朝鲜的《海东高僧传》卷二和《三国遗事》卷七等。 此外，有关真表的事迹主要见《宋高僧传》卷十四与《三国遗事》卷四等。

[18] CBETA电子佛典2014，T17，p.919a。

[19] 如宋代智聪《圆觉经心镜》中说“书二十五名于签上，于佛前诚心祷之，乞求冥力加被，勿起少疑心。 祈祷忏悔已，至于三七日，诚心深固为之，即非造次。 然后信手抽签，不宜简择“。 参见CBETA电子佛典2014，X10，p.415a。

[20] 明代智旭《梵纲经合注》中亦说“又出家人欲决疑虑，自有圆觉经拈取标记法，占察经掷三轮相法，及大灌顶经梵天神策百首，可依用之”。 参见CBETA电子佛典2014，X38，p.679b。

[21] 参看《宋史》卷264，中华书局，1985年，第9116-9120页。

[22] 见林国平《论灵签的产生与演变》（《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4期，第87页）。 该文中提到道教编造的灵签有十二真人签、吴真人签、北极真圣签。 佛教编造的天竺灵签、上天竺观音签、大士签、定光佛签等。 民间神庙设置的灵签有护国嘉济江东王庙签、使君庙签、张亚子庙签等。 不过，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所说的天竺灵签、上天竺观音签、大士签实际上是一种签的不同称呼而已，并没有三种不同的签。

[23]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26册，明文书局，1980年1月，第30页-第43页。

[24] 有关“天竺香市”的盛况在明代张岱《陶庵梦忆》卷七有详细记载，可参看。

[25] CBETA电子佛典2014，X75，p.298b。

[26] 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318c。 此条记录后来也被清代的弘赞《观音慈林集》转引。

[27] 参见志磐《佛祖统纪》卷47载：“四月上驻跸于会稽，天旱，诏道法师祷于圆通（寺在城内），即日雨至”（CBETA电子佛典2014，T49，p.424b）。

[28] 《夷坚志》，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第867页。

[29]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1月，第256页。

[30] 本签宋版《天竺灵签》脱落，此根据日本现存的《元三大师百签钞》（宝永年间刻本）补。

[31] 西湖文献集成《西湖百咏》，杭州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32页。

[32] 同上。

[33] 有“髹漆经笥”“黑钿香盒”“古铜牌”“白铜军持”“香炉”“花瓶”“铜烛台”“铜报钟”“铁磬”“巨钟”“云板”“铜塔”等。

[34] 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26册，明文书局，1980年1月，第233页。

[35] “文”，宋版《天竺灵签》作“云”。

[36] “遇福亨迁”，宋版《天竺灵签》作“亨禄自还”。

[37] “纶”，宋版《天竺灵签》作“轮”。

[38] “透”，宋版《天竺灵签》作“生”。

[39] “涧”，宋版《天竺灵签》作“濶”。

[40] “风”，宋版《天竺灵签》作“逢”。

[41] “鱼”，宋版《天竺灵签》作“鳌”。

[42] “山”，宋版《天竺灵签》作“江”。

[43] “黑”，宋版《天竺灵签》作“白”。